北宋司馬光所著之《資治通鑑》，共二百九十四卷，為編年體史書，以周紀『三家分晉』拉開全書的序幕。臣光實乃尊君之人，必以禮，分，名辯之，倡尊君重道之法，又以孔子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之。孰不知孔子雖倡周禮，亦有『侍明君而去暴君』之說，其一生鬱郁不得以仁義禮樂侍君，反以自身學說為權威而行天下。然韓非子有云：“儒以文亂法”，恐臣光不悅乎？

後追溯三家分晉前智氏之亡，亡在一才勝德之智瑤。初，智瑤求地於韓、魏，皆允之，是故『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多有欲擒故縱之意。後智瑤求地於趙不成，聯合韓、魏發兵伐趙。趙使離間之計，與韓、魏反殺智瑤，滅其族。

三家既盛，趙襄子以智瑤頭為飲具，令人髮指。智氏之臣豫讓行刺襄子不成，為不以二心侍君，乃漆身為癩，吞炭為啞，欲殺襄子，不成，遂被殺。然忠義之人多以喪告終。

後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三家分晉成矣，東周進入戰國時代。

三家分晉後，魏文侯魏斯廣納賢良之才，尊師重道，言而有信，以此聞名於四方。魏斯亦深得王道之術，以仁義安四方，使趙、韓兩國皆來朝拜。然而世間並無完人，魏文侯討伐中山成功後，問群臣：“我是怎樣的君王呢？”群臣皆曰：“仁君。”只有任座一人直言不諱，說道：“君得了中山，沒有封給自己的弟弟，卻封給自己的兒子，這算哪門子仁君啊？”此種說法可能不被現代人所理解，多數人不認為先封賞自己兒子有什麼錯，但在當時的戰國，長子繼承制和兄終弟及制度是並行的，各個諸侯國採用的方式不同，例如在《史記·刺客列傳》中有記載：“（吳王）諸樊知季子札（老三）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三個弟弟按長幼繼承），欲卒致國於季子札（希望最後能將王位傳到季子札手裡）。”這裡採用的就是兄終弟及制度，與魏文侯相距僅一百多年。

聽到此話的魏文侯大怒，將任座趕了出去，可見『為君者必驕，好巧言』——很多我們所熟知的賢君都是後世描繪出來的，行仁政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即使像後來王安石變法所提倡的“王道”，要求帝王和官員以履行自己的職責為先，不以維護自己的地位為主旨，也僅僅是一種維護統治的補救方式，並且在當時直到現在也是很難做到的。因為**制度的根本是統治階級具有特權，而民眾沒有任何的能力進行主導和干涉，沒有任何的約束是很難使人遠離驕與奢的，當今社會貧富差距的陡增，也是**制度下的必然。

趕走了任座，魏文侯又問翟橫自己到底怎麼樣，當然他還是想聽到“仁君”這個答案的，翟橫也是這麼說的，他的回答是巧妙的，甚至讓人覺得是有些狡猾的，但是之後當魏文侯進一步問為什麼的時候，從他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真正高明的為官之道。翟橫說：“我聽說君王仁德，他手下的大臣就敢直言，剛才任座如此耿直，於是我就知道了您是位仁君。”魏文侯聽後大喜，估計也在內心中反省了一下，於是又把任座請回來，親自下堂迎接，奉為上客。

這裡翟橫運用的談話藝術，與兩千多年後卡耐基在《人性的弱點》中所談到的不盡相同，當面指責別人的錯誤，必然招致反駁與不滿，更何況是如狼似虎且驕且奢的君王？為官之道不僅僅是直言進諫，以死相逼，如果方法運用不得當，君王聽不進去，反倒是愈演愈烈，豈不是火上澆油，害了自己的君王。《史記》中記載，周武王九年興師伐紂，八百諸侯會於盟津。武王覺得時機不成熟，乃還。兩年後，比干強諫，被殺，箕子進諫被囚，使得紂王最終眾叛親離，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覺得紂可伐，便有了後來牧野誓師滅商的故事。

紂王的驕奢淫逸固然是商朝滅亡的根源之一，但是比干和箕子明知紂王不會聽進去諫言，仍是以死強諫，最終他們是獲得了千秋美名，但卻加速了商朝的滅亡。我個人覺得這並不是一種高明的為官為臣之道。又好像後來，明朝的言官制度造成了大臣們沽名買直的風氣，以死相諫只為謀得美名與黨爭的利益，實在讓人瞠目結舌。

所以，當我們看到周圍的人有錯誤的行為時，閉口不談不加以阻止固然是不對的，那樣豈不是成了放任公子段等待其『多行不義必自斃』的鄭莊公？我們應該冷靜地去思考採取何種方式，以何種語言藝術才能成功的勸說別人放棄不義的錯誤行為。如果僅僅是為了體現自身的優越性，反倒成了添上一把火的罪魁禍首，又怎麼心安理得以仁義自居呢？

田子方，師於子貢，由魏成推薦，作了魏文侯的老師。一次，魏文侯在與田子方對飲時，突然說道：“編鐘的聲音好像不協調吧？左邊高了。”田子方笑而不答，文侯問道：“你笑什麼呢？”田子方對曰：“我聽說君王明白怎麼任用樂官，卻不必懂得音樂本身。現在國君您聽得懂音樂，我擔心您 ‘聾’於任用官員。”文侯聽罷，道：“你說得很對。”

為君之人，無須樣樣精通，而重在識人與用人，為將者需善於將兵，為君者需善於將將。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和民國的蔣介石先生就是兩個很好的反例。朱元璋為政，事必躬親，自恃精力與才識過人，覺得手下的大臣和開國元勛都很礙事，索性幾盡屠之，搞到最後，自己孫子朱允炆即位已無將可依。當時重用的黃子澄與齊泰乃一介儒士，自然不是久經沙場的燕王朱棣的對手。不僅令人興嘆：『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戰亂的年代，依靠儒士還是有些冒險的，不過也不是絕對的，明代後來的王陽明平定了寧王之亂，清代的曾國藩平定了太平天國，都是儒士將兵，其他的例子也有很多。

蔣公治軍也是親力親為，大的兵團作戰都是以手諭下達指示，參謀長之職形同虛設。曾任此職務的陳誠上將為此託病表達不滿，但其對蔣公的忠誠則是無可質疑的。此種**式的管理致使1945年之後的戰局紊亂。軍團作戰本應以“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為方針，根據實際情況變化作戰策略。蔣公在制定出大的作戰方略後，應將實地的指揮權下放至各軍區司令等，這樣對於戰局的發展才是有利的，其間蘊含着一種『無為而治』的意思。

我想田子方這裡所云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