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amtwwamtw

　　隨着朝鮮戰爭的繼續，毛向斯大林索要軍事工業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一封電報長達八頁紙。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新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Dwight Eisenhower)在國事演說中暗示他可能對中國使用原子彈。毛立刻就向斯大林要原子彈技術。

　　艾森豪威爾威爾以為他的話會嚇住毛，殊不知這正是毛迫不及待想聽到的。第一顆原子彈扔下以後，毛外表上作出一副輕蔑的樣子，說原子彈不過是“紙老虎”。實際上，他迷上了這個大規模殺人武器。一九五零訪蘇時，他看了蘇聯原子彈試驗的紀錄片，回去後說：“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艾森豪威爾威爾提到美國可能使用原子彈後，毛派核專家錢三強趕赴蘇聯去見斯大林，要這個夢寐以求的寶貝：你要是不想跟美國打核戰爭，你就得讓我擁有原子彈。

　　這一招將了斯大林的軍，因為蘇聯同中國有同盟條約，一方挨打，另一方也得卷進去保護它。斯大林不想讓毛擁有原子彈，但他怕艾森豪威爾威爾真會扔原子彈。這促使斯大林決心結束朝鮮戰爭。根據看到了俄羅斯最高機密檔案的蘇聯沃克戈洛夫將軍(Dmitri Volkogonov)的披露，斯大林在二月二十八日決定結束戰爭，告訴蘇共領導人他第二天將採取行動。就在當天晚上，他突然腦溢血，幾天后的三月五日死去。

　　三月二十一日，以馬林科夫為首的蘇共新領導人與周開了一夜的會，對周說他們決定結束朝鮮戰爭，要是毛合作的話，他們願意賣給毛九十一座大型軍工企業。這些都是斯大林迄今拒絕出售的。蘇共新領導人不像斯大林把毛看成是對他個人的威脅，他們認為軍事上強大的中國對共產主義陣營是件好事。

　　但毛不停戰。他想要的一樣東西還沒得到：原子彈。周參加斯大林葬禮時，曾再次提出這個要求。此時仍在蘇聯的錢三強代表團一再請求核技術轉讓，都被莫斯科拒絕。錢三強等人在蘇聯“賴”了三個月，這三個月正是毛拒絕停止朝鮮戰爭的三個月。五月，蘇共新領導人給毛髮了“最後通牒”。

　　蘇共新領導人一心要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毛知道他得不到原子彈了。他召回錢三強，接受了軍工項目。他通知停戰談判代表接受美國方面堅持了十八個月之久的自願遣返戰俘的方案。

　　一九五三年，以軍工為核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周曾把計劃草案呈報斯大林，斯大林看到軍工在預算中占的比例時，說：“這個比例太不平衡了，即使在戰爭時期，我們的軍事開支也沒有這樣高。”“問題是我們能不能生產出這麼多的設備。”從中國官方公開的數字看“一五”時期，軍事開支和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的重工業投資，占總開支的百分之六十一。真實的數字更大，以後越來越大。而國家花在教育、文化、醫療衛生上的全部錢加在一起，也不過是可憐的百分之八點二。

　　中國從蘇聯進口的企業稱為“蘇聯援建項目”，給人的印象是這些項目都是蘇聯送的。其實每一顆螺絲釘都是中國人花錢買的，而付款方式大多是出口食品和其它農產品。周在國務院說：“我們同蘇聯的貿易是賣出農產品，換回機器”。根據官方的《當代中國對外貿易》，整個五十年代，“出口商品主要仍是大米、大豆、植物油、豬鬃、腸衣、生絲、豬肉、羊絨、茶葉、蛋品等”。毛曾對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Achmed Sukarno)說：“說老實話，我們沒有好多東西[出口]，無非是一些蘋果、花生、豬鬃、大豆。”

　　一九五三年十月，CCP中央指示外貿部：糧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擠出來，以供出口。”次年七月，又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類，應該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保證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葉和各種小土產，應儘先出口，多餘的再供國內市場銷售。

　　在“擠”、“壓”政策下，受害最重的是農民。毛政權用嚴格定量的辦法，保證城市人口有基本食品，而農民就沒有保障了。為了限制城市人口，農民不准搬進城裡，不准進城找工作。他們被終身釘死在自己的村子裡，子孫後代難有出頭之日。傳統上，中國農民享有充分的遷徙自由，可以通過本事發財致富，可以通過讀書出人頭地。毛政權對農民的限制和壓迫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

　　在如此可憐的條件下從事生產的農民，不但要償付毛從蘇聯、東歐進口的大量軍工設備，還要支付毛為了擴大勢力範圍而有求必應的慷慨贈送。中國不但把北朝鮮、北越等窮國養起來，還對比它富得多的歐洲國家也大給特給。羅馬尼亞舉辦青年節，毛一口氣就捐贈了三千噸植物油。而中國產油地區的農民這時一年一人只許留用一公斤，除了做飯還要點燈。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後，儘管匈牙利的富裕程度與中國比有天壤之別，毛大筆一揮，贈送了價值三千萬盧布的食品，外帶三百五十萬英鎊的“貸款”。毛的“貸款”，他反覆說，是不需要償還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東德人民鬧事。毛馬上送給東德的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政權價值五千萬盧布的食品。東德還想多要，要求用機器償付。這些機器當時在中國沒用，外貿部決定不要。但是毛下令接受，說什麼“他們比我們苦得多，我們不能不管。”毛還在這些荒唐的話下面加圈加點，以示強調。正是中國的食品，使東德得以取消定量配給制度。

　　毛的慷慨解囊，中國人民是沒有資格過問的。享受滿足感的只有毛。毛送了東西便以老師自居，要東德在“鎮壓反革命”上搞徹底，還建議他們學習中國建長城，把“法西斯”關在外面。幾年後，柏林圍牆還真的修起來了。

　　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對外援助，也極少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千分之五，美國在二十世紀末的外援遠低於萬分之一。可是在毛時代，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國家，外援居然曾達到財政支出的百分之六點九二(一九七三年)！毛很清楚農民在餓飯。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一份報告上寫道：“全國大約有百分之十的農戶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糧，甚至斷炊”這種狀況“年年如此”。

　　在這樣的狀況下出口食品，必然導致農民大批餓死。毛的第一副手劉少奇不希望有這樣的後果。他也想中國工業化，但他希望步子走得緩一些，先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建立適當的經濟基礎。劉在高層反覆講了他的設想，強調“不可以先發展重工業”。所謂重工業，在毛時代就是以軍工為核心的工業。劉解釋說：“重工業積壓資金很厲害，需要大批資金才能建立……我們沒有別的辦法籌錢，只有一個辦法，靠人民節省……現在人民生活很苦，”劉說：“農民要穿新衣服，要買襪子，要穿鞋子，要“梅蘭芳”的鏡子，要肥皂，要毛巾。他們需要各種東西，他們的孩子要讀書。”劉的看法是應該先滿足這些要求。而毛從來沒有說過這類具體的關心人民生活的話。

　　為了擠出農產品以供出口，毛政權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統籌統銷”政策。CCP宣傳說這是為了糧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積居奇。還說國家只是購買餘糧，農民會有基本口糧留下。這一政策實際上是把農民的產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維持生存和再生產的部分。

　　毛政權定了個人均“口糧”標準，依據的是傳統南方農村“不飢不飽”的水準：四百斤“貿易糧”。但這個標準很少達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糧僅為三百八十一斤。對農民的口糧，毛說：“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糧食就夠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糧食”。

　　民盟中央的周鯨文下鄉調查，問起北京西郊一位老農民收穫的情形。老農說：“收成還不錯，那有什麼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飽。”“土改分地以後，我分了這塊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幾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糧叫政府號下了。先交公糧，然後統購，給你剩下的糧食簡直不夠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個月的糧，全家是吃稀粥，煮點野菜，雜七雜八混吃一頓。統購賣糧所得的那點錢，還不夠完雜稅，和各樣官派的開銷，什麼冬學費、清潔費、村公所辦公費、報紙費、買公債等等，這些費用是說不完的。你想賣點餘糧的錢能夠用嗎？

　　對農民挨餓，毛的答覆是要農民用餵豬的“薯葉填補”，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農民吃少點，吃稀一點，國家則要儘可能減少銷售，以免在一般農民有糧季節吃得過多”。

　　薄一波後來說：“國家徵購過頭糧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民生產的糧食，大多都給收購上去了，所剩無幾。”他還說：統購中“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象都發生過”。這樣的暴力早在毛預料之中，他和徵購政策的策畫人陳會計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特地討論過這項政策的嚴酷後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征糧是打仗：“一面對付出糧的，一面對付吃糧的”。毛要以農民為敵，特別說：“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陳會計接着向各省管糧食的傳達毛的指示，要他們準備全國一百萬個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萬個村子，出現“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陳會計叫在座的放心，這是不會危及共產黨統治的，他舉例說：滿洲國也搞過嚴厲的強行徵購，“但就是這樣，如果蘇聯紅軍不出，滿洲國還不倒。”換言之，CCP是垮不了台的，不管它怎樣對農民巧取豪奪。

　　征糧制度實行一年之後，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國已是一片天怒人怨。無數報告飛向毛的案頭，報告說農民如何“吃樹皮、草皮”，如何“賣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CCP設有若干從基層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這個大國，必須隨時了解真實情況。中央警衛團戰士回家探親，毛要他們寫報告，講村子裡的情況。他們筆下出現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圖畫。有的說：“缺糧戶達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沒有東西吃，只好吃樹葉。”有的說：“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兩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為了便於征糧，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國農村實行合作化。沒有合作化，個體農民是先收穫，再上繳給國家。這就使農民可能藏糧。中國農民有幾億，要挨個檢查談何容易。合作化後，收成從田野里直接到國家手裡，再由國家分發給農民，國家對收穫全盤控制。

　　一九五六年初，毛說：“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霾滿天”，“到處罵我們，黨內黨外都說我們不行，就是為幾顆糧食，下半年不罵了。下半年有幾件喜事，豐收和合作化是兩件大喜事，還有肅反也是喜事。”

　　毛沒有提的，對他也許是最大的喜事，是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原子彈技術。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就曾用拖着朝鮮戰爭不停戰的辦法，想要蘇聯人給他核技術。但蘇聯人不點頭，毛只好停戰。一九五四年七月，毛作出一副要打台灣的樣子，利用蘇聯擔心被拖下水，來實現他的目標。台灣與朝鮮不一樣，打不打由他說了算。周被派赴莫斯科告訴蘇共領導人，毛決心要“解放台灣”。

　　九月三日，CCP軍隊向民國政府控制的金門島開炮，引發了第一次台海危機。炮打金門不久，蘇聯頭號人物赫魯曉夫來北京參加CCP建國五周年慶典，還帶來好些蘇共領導人，這在斯大林時期是不可思議的。赫魯曉夫想消除兩國間的芥蒂，主動提出取消斯大林同毛簽訂的條約中損害中國利益的秘密附件。他還答應除現有的一百四十一個項目外，再賣給中國十五個大型企業，同時給中國一筆五億二千萬盧布的新貸款。

　　毛就勢提出要赫魯曉夫幫他造原子彈，說是為了抵禦美國人。赫魯曉夫問他美國為什麼要朝中國扔原子彈，毛說因為“台灣危機”。赫魯曉夫沒有勸毛不要因台灣問題而引發核大戰，他在回憶錄里寫道：“原因是；我們認為統一中國領土的舉動是無可非議的。”赫魯曉夫只勸毛不要造原子彈，說：我們這個大家庭有核保護傘就行了，無須大家都來搞。須知那東西既費錢費力，又不能吃，不能用。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國的全部電力集中用在這方面是否足夠，還很難說。那麼其它各項生產事業怎麼辦？國計民生怎麼辦？

　　赫魯曉夫走了以後，毛加緊了對民國政府控制的沿海島嶼的轟炸，導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毛繼續攻占沿海的一系列島嶼，扯開架式準備進攻金門、馬祖，給人他不惜一切要打台灣的印象。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艾森豪威爾威爾暗示他可能使用核武器，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為什麼不能像用子彈或者別的什麼彈一樣使用原子彈。赫魯曉夫不想捲入跟美國的核武對抗，將來也不想卷進去。他答應向毛提供核技術。毛的目的達到了，台海危機結束了。

　　這原子彈毛也有了原料。這時蘇聯專家剛在廣西省發現了鈾礦。毛興奮已極，把它稱作“福音”。

　　四月，蘇聯正式簽約幫助中國搞兩個發展原子彈的必需之物：一座重水反應爐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國成為核大國就此起步。一組組中國科學家立即赴蘇受訓。十二月，在蘇聯科學家協助下，一九五六年至一力，六七年十二年發展核工業的大綱訂出毛的喜悅就不用說了。他對秘書說：他很高興，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時都沒有這樣高興。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巔，氣概沖天地說要“把地球管起來！”

　　要實現核工業的十二年計劃，毛需要更多的農產品來償付。他制定了個有關農業的十二年計劃，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綱要》要求農民到一九六七年時年產一萬億斤糧食。這個數字是毛根據十二年中需要多少農產品出口推算出來的，比歷史最高年產量一九三六年的三千億斤，高出兩倍多。

　　這個指標完全不切實際，遭到幾乎整個政治局的反對。出聲最高的是負責編制國民經濟計劃的周，為他撐腰的是劉少奇。大家都很清楚，如按《綱要》征糧，已經在餓飯的千百萬農民就得餓死。毛被迫暫時退讓，軍工項目減少，一九五六年人民吃糧水準是毛二十七年統治下最高的：四百一十斤。一九五七年，經毛點頭，軍工投資繼續下降百分之二十一。

　　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幾個月不到就遇到了麻煩。一九五六年六月和十月，波蘭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繼發生。一九五七年，共產主義世界空前的最高級會議即將於“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時在莫斯科召開，赫魯曉夫生怕毛拆他的台。

　　毛表示可以參加這次會議，但有一個條件，蘇聯要保證轉讓製造原子武器以及運載手段的材料、模型。莫斯科反應積極。十月十五日，最高級會議開幕前三個星期，中國核武器製造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國防新技術協定”在莫斯科簽字。蘇聯給中國一個原子彈模型。蘇聯各部接到的指示是：“提供中方一切東西使他們能夠自己造原子彈。”大批導彈(飛彈)專家調往中國。據一位專家說，連蘇聯自己的導彈項目也受到影響，造成“混亂”。中國原子彈、導彈的試驗場也是蘇聯專家幫助定下的。

　　不顧蘇聯“原子彈之父”庫爾恰托夫(Igor Kurchatov)的強烈反對，赫魯曉夫派最好的核專家弗洛比約夫(Yevgenii Vorobyov)到中國幫助策劃原子彈製造。弗洛比約夫在華期間，中國核科研人員從六十名增加到六千名。周在CCP高層說：蘇聯“把整個藍圖給我們”，凡是它一種定型的東西，包括原子彈、導彈這些東西，都願意給我們。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赫魯曉夫後來說：“我們給了他們不少東西。”米高揚插話說：“是我們幫中國建的核工廠。”

　　蘇聯的技術轉讓大大加速了中國原子彈的建造。中方談判代表報告毛，有蘇聯這些“極慷慨”的援助，中國的軍事力量將在五年內“躍進”到一個嶄新的水平。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在太空技術上超過了西方。毛立刻迷上了衛星，他說：“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我們要拋就要拋大的。要干就要干一二萬公斤的。也許要從較小的拋起，但我們也要從一兩千公斤開始。”(蘇聯的衛星重八十三點六公斤。)毛的衛星技術從哪裡來？還得向赫魯曉夫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毛飛去莫斯科開共產黨陣營最高級會議。毛談到核戰爭：“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在場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勞(Pietro

　　lngrao)對我們（《毛：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作者）說：大廳里聽眾感到震驚、生氣，感到“人”對毛無非是數字，死人他滿不在乎，核戰爭他毫不介意，還挺歡迎。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爾聽毛講完後想：“再清楚不過了，毛想要戰爭。”就連信仰斯大林主義的法國共產黨也很反感。

　　毛反駁了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傾向，說：“有人說窮是壞事，我看窮是好事。越窮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時代是不堪設想的……熱卡太多了，人就要長兩個腦袋四條腿了。”他的觀點跟斯大林死後CP世界不希望戰爭，更在乎生活水準的風氣背道而馳。

　　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毛對蘇聯的購貨單又添加了一項：當代武庫中的王牌核潛艇。一九五八年六月，周寫信給赫魯曉夫要求提供生產核潛艇的技術、設備，此外還要航空母艦和其它軍艦。

　　這一次赫魯曉夫沒有照單發貨。他建議中、蘇建立一支共同艦隊，越南也參加。這樣中國既有了核潛艇，蘇聯也可以借用中國直通太平洋的海岸線。蘇聯大使尤金七月二十一日向毛提出合作的建議。

　　毛當然不會同意，他要的是建造和擁有自己的核潛艇。但他抓住蘇方建議借題發揮。第二天他把尤金叫來，當着其它CCP領導人的面大發雷霆，說：“你們昨天把我氣得一宿沒有睡覺。”他把合作建議上升到民族感情、主權問題：“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發火之餘，毛露出他的真實目的：“你們幫助我們建設海軍嘛！”“我們打算搞二三百艘這種潛艇。”最後毛要求：“請赫魯曉夫同志來北京。”

　　赫魯曉夫按毛的要求於七月三十一日飛來北京。毛板着臉到機場去接他，沒有紅地毯，沒有儀仗隊。落座後，赫魯曉夫不斷解釋，說他根本沒有想控制中國的想法。毛仍然表現得好像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了莫大傷害，站起來指着赫魯曉夫的鼻子聲色俱厲地說：“我問你，什麼叫聯合艦隊！”他還裝作賭氣地說：要是“我們沒有核潛艇艦隊，將來索性把海岸都交給你們，你們去打好了。”毛的表演把赫魯曉夫蒙住了，許諾幫助中國在黃河或其它河流邊“建立一個製造潛水艇的大工廠，大量生產潛水艇”。

　　赫魯曉夫走後不久，八月二十三日，毛突然炮轟金門，一口氣朝這個海島，發射了三萬枚蘇制炮彈，引發了第二次台海危機。美國又以為毛要打台灣。沒人知道的是，毛在故伎重施，以迫使蘇聯人給他核潛艇和其它最新的軍事技術。

　　美國艦隊駛入台灣海峽，九月四日，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宣布美國不但堅決保衛台灣，而且也要保衛金門，威脅要轟炸大陸。赫魯曉夫緊張了，怕蘇聯被拖進與美國的軍事衝突中去，第二天派外交部長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來中國。毛要葛羅米柯放心，說：當前我們不會打台灣，也不會打美國，不至於引起世界大戰。但毛又讓蘇聯人感到，他將來和美國必有一戰。

　　毛接着嚇唬蘇聯人，對葛羅米柯說，他希望同赫魯曉大交換意見，看核戰爭爆發了怎麼個打法。他暗示蘇聯屆時將被整個毀掉，問葛羅米柯：這樣一場世界大戰之後，“我們應當在哪裡建立社會主義世界的首都呢？”言外之意是莫斯科那時不復存在。毛建議在太平洋上人造一座小島，作為社會主義世界的新首都。葛羅米柯聽得毛骨悚然，不想把這些話寫在發回莫斯科的電報里，但想想還是寫了，起草電報的助手說毛的這番話引起了莫斯科的特別注意。

　　嚇唬了葛羅米柯後，毛給他吃定心丸：我們的方針是我們自己來承擔這個戰爭的全部責任。我們同美國周旋，我們不要你們參加這個戰爭。我們不會拖蘇聯下水。當然，前提是，你們得幫我們，使我們能獨自對付美國。

　　赫魯曉夫九月二十七日給毛寫信說：“感謝您願意獨自承受打擊，而不把蘇聯卷進去。”赫魯曉夫同意幫助毛，使毛有能力對抗美國。毛的要求得到滿足，他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寫了一紙聲明，宣布暫停炮擊金門。第二次台海危機解除。

　　十月十四日，毛給赫魯曉夫寫信說，他十分樂意讓中國獨自承受美國的核武打擊：“為了最後勝利，滅掉帝國主義，我們願意承擔第一個打擊，無非是死一大堆人”。當然，毛自稱的“我們”，準備“死一大堆”的中國人民，是沒有被徵求意見的。

　　這次台海危機帶給毛的是：赫魯曉夫批准轉讓一系列尖端技術，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簽訂了驚人的“新技術援助協定”，規定蘇聯幫助中國建造整套先進武器、軍艦，包括常規動力導彈潛艇、潛對地彈道導彈等。第一次台海危機使毛從莫斯科挖出了原子彈的秘密，四年後的第二次，使他所得更豐。

　　有了精心培植的個人崇拜，有了CCP領導的集體就範，有了反右造成的萬馬齊喑，毛終於得以加速他的軍事工業化進程。一九五三年他首次推出這個綱領時，曾把實現的時間定為“十年到十五年”，現在他把期限縮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這個過程他叫作“大躍進”，於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會議拉開序幕。

　　大躍進的主要內容是大規模地從蘇聯和東歐進口以軍工為核心的重工業項目。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當毛要赫魯曉夫賣昂貴的核潛艇技術設備時，赫魯曉夫問毛怎樣付費，毛的答覆是：蘇聯要多少食品，中國就可以出口多少。為了名正言順地從農民手中奪糧，毛硬說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話般的大豐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領導紛紛宣布各自省內的糧食產量將會激增。比如，毛最喜歡的柯慶施聲稱，他管轄下的華東地區這年的產量將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書記吳芝圃，也提出高於通常產量幾倍的收穫數字，被毛封為頭號模範。

　　六月是夏收時節。在各省領導給特別聽話的基層幹部打招呼後，這些基層幹部便宣稱他們那裡有了奇蹟般的收成。毛的宣傳機器接着鼓吹一連串“高產典型”，把它們叫作“放衛星”。六月十二日，《日人民報》報導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小麥每畝產量達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於實際產量，被稱作“衛星田”。很快全國出現了不少“衛星田” ，通常是把幾塊田的莊稼移到一起。這些弄虛作假的典型不是給上級、不是給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邊安排來給下邊的人看的。各地農村的基層幹部被組織起來參觀，讓他們回去也編造同樣的高產。那些不肯睜眼說瞎話的基層幹部被批判撤職，讓位給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數字般的高產充斥全國報刊。但在“衛星田” 完成了使命後，上面就不讓幹了。誰都知道它們糟蹋糧食，影響收穫。

　　到了七月底，《人民日報》社論正式宣布：“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生產出多少糧食來。”毛於八月四日公開指示：“應該考慮到生產了這麼多糧食怎麼辦的問題。”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說：“中國地大物博，只有那麼一點田，但是人口多。沒有飯吃怎麼辦？無非少吃一點。”“吃那麼多把肚子脹那麼大幹啥，像漫畫上外國資本家那樣。”毛的話翻雲覆雨，為的都是從農民那裡把糧食擠出來。九月，《人民日報》報導了最高紀錄的“水稻衛星”，廣西省環江縣畝產十三萬斤！這顆衛星是野心勃勃的縣委書記逼着放的，結果這一年環江縣上報的糧食產量是實際數字的三倍多，國家下達的征糧任務是上一年的四點八倍。

　　這是無論如何也交不出來的。在環江，在全國，政府以高壓手段強迫農民交糧。八月十九日，毛親自對省委書記下令說：“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調東西調不出來要強迫命令。”“強迫命令”在CCP的語彙中是動武行兇的意思。全國鄉村到處是“逼糧會”，到處是捆、打、吊。為了使暴力師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責農民和基層幹部“瞞產私分”。他反覆說：“生產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農民“白天吃蘿蔔纓，晚上吃大米”。毛還用鄙夷的口氣說：“瞞產私分，名譽很壞，共產主義風格哪裡去了！農民還是農民，農民只有如此。”

　　毛清楚得很，農民沒有糧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雲南省向毛報告省里因腫病而大批死人。腫病就是吃不飽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級做替罪羊：“雲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於縣級幹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組文件，報告半個中國缺糧，他為文件擬了個標題：“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但他的反應是做戲。他指示把文件用“飛機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毛既不說明如何處理，更沒有鬆口要他們少征糧食。

　　毛一方面需要農業增產，一方面又不肯給農業投資。他的宗旨是不花錢，或少花錢，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躍進靠的是奴役勞動。水利是發展農業的關鍵，毛就叫農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錢不給，美其名曰“大搞群眾運動”。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內，一億農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壩、水庫、水渠工程里，移動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條蘇彝士運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鋤頭、榔頭、鐵鏟之類，靠農民自帶。勞作時吃的東西得自己出，經常還得在露天搭起棚帳，權作棲身之地。

　　安全無從談起，工傷事故如家常便飯，醫療也基本上沒有。死亡率高到什麼程度呢？毛談到修水利時，常把挖的土方數和死人數連在一起。

　　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談水利工程，表揚了兩個省：吳芝圃的河南和曾希聖的安徽。毛說：“吳芝圃講搞三百億方，我看得死三萬人；曾希聖講搞兩百億方，我看得死兩萬人”。甘肅省副省長等幹部把這樣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換來的”。這批幹部被打成“右派反黨集團”。

　　對水利工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見影，他推崇“三邊”式：邊測量、邊設計、邊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序被當作陳規舊習推翻，“三邊”很快成了“四邊”多了個“邊修改”。如甘肅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條長達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餘座山嶺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黃土高原。參加施工的十七萬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臥，下工後在山裡采野菜合着自帶的乾糧充飢。他們先挖了幾個月的隧道，發現不行，上面決定劈山修明渠。幹了幾個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過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兩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馬了，官方自己承認：一畝地也沒澆上。

　　像“引洮上山”一樣，大躍進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費。許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億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庫，開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後就減掉了兩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還在世時就坍塌了。其中有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壩慘案，發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幾小時內，板橋與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數十座中小型水庫的一整套水庫群，在一場大暴雨中相繼潰決，淹死人數達二十四萬。(官方說法是八萬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沒垮的，在他死後繼續遺禍於人。一九九九年，有三萬三千座水利工程被列為危險建築，隨時可能給下游地區帶來滅頂之災。

　　毛的增產辦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戰術，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個辦法是密植。這需要多施肥料 -- 要增產無論用什麼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後期反而決定“不走化肥的道路”，“進口化肥也要減少。”毛不願意花錢，要求“搞得中國除了人之外就是一個豬國”，“養豬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產糧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換鋼鐵，外匯就多。”可是靠什麼養豬呢？毛沒有行得通的辦法。事實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國的豬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為了肥料，中國農民祖祖輩輩絞盡了腦汁，能夠想到的肥源都已經用上了。在增產指標壓力下，人們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燒飯的油煙不是滲進草屋頂了嗎？還有那土壘的牆，那也有肥力啊！百萬農民的家就這樣毀掉了，沉進了“屎湖尿海”。

　　增產之外還得省糧，毛的心思轉到圍殲那些吃糧食的麻雀身上。全國老少遵命揮舞竹竿掃帚，敲打鐵鍋鋁盆，要嚇破麻雀的膽子，使它們不得停下歇息，最後筋疲力盡墮地被捉。殊不知，別的鳥兒跟着玉石俱焚，以鳥為天敵的莊稼害蟲橫行霸道。昆蟲學家痛陳利害的上書被置之不理。毛曾慫恿北朝鮮的金日成仿效中國的打麻雀運動。金為了敷衍毛也訂了一個“懲罰麻雀的三年計劃”。但他按兵不動，等到毛的運動不了了之，他的計劃也就束之高閣。

　　大躍進中還有一場災難：大煉鋼鐵。毛規定一九五八年中國鋼鐵產量為一千零七十萬噸。這個指標是這樣來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問冶金部長：“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長迎合說：“好吧！”正規的鋼鐵廠受命“多裝快煉”，日夜加班連軸轉。但“洋爐子”不管怎樣被濫用，還是遠不能完成毛的指標。毛叫全國人民造“土爐子”。被“強制性”(毛的話)卷進土法煉鋼的人起碼有九千萬。

　　煉鋼需要廢鐵，人們家裡的鐵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沒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門上的鐵環，做飯的鐵鍋鐵鏟，婦女頭上的鐵髮夾。寶貴的農具也填進了怎麼也填不滿的土高爐。當時有這樣的口號：“交一把钁頭就是消滅一個帝國主義，藏一個鐵釘就是藏一個反革命。”為了大煉鋼鐵需要的燃料，長滿森林的山被砍禿，農民的草房被扒掉。人們一天二十四小時圍着土高爐轉。收穫季節到了，收莊稼只剩下婦女兒童，大片莊稼爛在地里。

　　毛一心惦記着他的“一千零七十萬噸”，每次見到管經濟的人，他都要拿手指頭當計算器，一根根扳着算時間：今年還剩多少天？“鋼鐵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到年底，《人民日報》終於以套紅標題報導指標達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認的：“只有四成是好的。”這四成實際上是正規鋼廠煉出來的。土高爐出產的最多不過是生鐵，大多連生鐵也夠不上，是些毫無用處的“牛屎疙瘩”。赫魯曉夫挖苦地把土高爐叫做俄國“茶炊”。連幾船從蘇聯高價買來的高質合金鋼，也被地方幹部偷偷扣下來送進了“茶炊”，成了廢物。毛後來自己也說：“我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國上馬修建的大型企業高達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產。多數成了“鬍子工程”，半途而廢的比比皆是。被浪費掉的設備不少是花巨資從蘇聯買來的，因為沒有基礎設施而閒置一旁，任其生鏽報廢。

　　毛不惜一切代價的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軍事大國夢更加遙遠。生產出來的飛機、坦克、軍艦一直受到質量問題的困擾。毛要送給胡志明一架直升飛機，飛機倒是運到邊界了，但工廠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機毀人亡。

　　四年大躍進是一場對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費，在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毛式浪費與別的浪費資源、效率低下的國家不一樣，沒有任何人像他那樣先強迫本國人民拚命幹活到筋疲力盡，再把他們辛勞的結晶無度地揮霍掉。

　　波及全國的大饑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續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0年為最烈。這一年，根據CCP自己的統計數字，人均熱卡吸收量僅達一千五百三十四點八。城市家庭婦女的熱卡量，據一向為CCP代言的作家韓素音說，最高不過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納粹集中營奧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熱卡量還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鄉村三十年》記載：安徽省鳳陽縣僅一九六0年春就“出現了人吃人的殘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對夫婦，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鳳陽或許還不算最壞的，在大饑荒中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肅省通渭縣，吃人相當普遍。一個公社書記後來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家那個村里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從新強回來找女兒，村里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里吃過人肉的不少。那時人們餓急了，餓瘋了，提着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蹲在那裡曬太陽的人，他們中就有一些是吃過人肉的。

　　在所有這一切發生的同時，中國的倉庫里囤滿了等待出口的糧食和其它食品，由軍隊或民兵把守。波蘭學生羅文斯基親眼看見“水果成噸的爛掉”。可是上面有規定：“餓死不開倉。”

　　糧食還被大量用來提煉高純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宣布中國糧食太多吃不完後，在最高國務會上說要給糧食“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我們所知的導彈試驗，每一枚消耗一千萬公斤糧食。

　　為時四年的大躍進使大約三千八百萬中國人餓死、累死。這個數字是這樣算出來的。根據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國人口學家楊子慧等編着的《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國人口死亡率分別為：百分之一點二，百分之一點四五，百分之四點三四，百分之二點八三。在它們前後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點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點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這四年的中國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共三千七百六十七萬。

　　這個數字被劉少奇證實：他在大饑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訴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經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這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饑荒，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饑荒。而這完全是人為的，是蓄意的。中國的糧食出口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兩年就高達七百萬噸，可以為三千八百萬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熱卡。這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沒有出口，中國人一個人也不會餓死。

　　當數千萬中國人餓死之後，東德烏布利希政權仍繼續向毛要食品。一九六一年三月，周約見東歐各國駐華使節，說明中國農產品出口困難，希望減少貿易額，推遲和撤銷一些訂貨。波蘭表示合作，但東德拒絕考慮，派人來中國要求中國履行合同，繼續供應大豆、大米、油脂等。周生氣地說他們是“德意志高於一切”，但還是給了東德兩萬三千噸大豆。

　　大躍進一開頭，毛就告誡CCP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在為大躍進揭幕的CCP“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大談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確實是喜事。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講辯證法，又不贊成死亡，是形而上學。”“[莊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確的”，“人死應開慶祝會”。

　　乍一聽來，毛好像是信口開河講哲理。但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個公社黨委書記被帶去看餓死的人堆時，幾乎是在重複毛的話：“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個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區規定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帶孝”。

　　毛甚至還大講死人的實用價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對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據《鄉村三十年》記載，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裡，上面種上莊稼。

　　毛多次說過為了他的目標，他準備以無數中國人的生命作代價。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對蘇聯領導人說：“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他從漢武帝說到宋朝，都是幾千萬幾千萬地死人。“原子仗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躍進，中國會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對CCP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碳、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毛明白這樣說話太露骨了，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說：“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但他沒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責任推給他們：“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克里姆林宮一九五九年二月簽約幫助毛建造核潛艇等先進武器，是蘇聯軍事技術轉讓的高峰。但就在協議的醞釀過程中，赫魯曉夫心裡已經打退堂鼓了。促使赫魯曉夫改變主意的有這樣一件事。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枚美國最新式的“響尾蛇(Sidewinder)”空對空導彈從一架台灣飛機上完整未爆地落在中國國土上。赫魯曉夫緊急要求中方讓蘇聯專家研究這枚導彈，但中方聲稱他們找不到導彈。赫魯曉夫的兒子、本人也是導彈專家的謝爾蓋(Sergei Khrushchev)回憶道：“第一次，父親感到“兄弟般的友誼”上有着很深的裂痕。第一次，他思索到底該不該向中國提供最新軍事技術，教他們怎麼造導彈和核彈頭。”

　　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魯曉夫決定施加壓力，“他按下R-12導彈的技術說明不發。這下問題解決了，“響尾蛇”馬上就找到了。”“響尾蛇”已被中方拆開，關鍵的導向系統不見了。赫魯曉夫在回憶錄里寫道：“我們認為這是無理的，是侮辱我們。任何人處在我們的地位都會感到痛苦。我們對他們沒有秘密，什麼都給了他們。而他們得了件寶貝，卻不讓我們分享。”赫魯曉夫得出結論，毛只是利用蘇聯為他的私利服務，心裡想的不是共產主義陣營的利益，毛“急不可耐地要統治世界”。他下令拖延核技術轉讓。六月二十日，他停止供應中國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

　　這對中國不是致命打擊，因為中國此時已經掌握了製造原子彈的基本技術。但毛明白，以後赫魯曉夫就靠不住了。但毛眼下還不能和赫魯曉夫徹底分手。蘇聯的軍事技術轉讓，雖然有了限制，但沒有停止，一九六0年轉讓的設計圖紙達一千零十份，比一九五八年還多。毛想抓緊時間先把蘇聯技術拿到手，“中國將在八年內相當強大起來。”毛浮想聯翩。八年之後，赫魯曉夫“將完全破產”。

　　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一日，赫魯曉夫對聚集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五十一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講話，強烈抨擊毛關於世界要靠戰爭進入社會主義的斷言。“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戰，”他說。“只有瘋子和狂人現在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戰。”那只會使“數百萬人民在戰爭的巨焰中死去”，“就是在共產主義的死敵中，有理性的人還是占大多數。”這些話不啻說毛是個瘋子，跟他結盟還不如同西方共處。赫魯曉夫在會外用更尖銳的語言對CCP代表彭真說：“你們想支配一切人，你們想支配世界。”“你們既然那麼愛斯大林，你們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他對其它蘇聯領導人說：“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樣。一個模子裡澆出來的。”

　　就在同一年，赫魯曉夫宣布把蘇聯在華的一千多名專家全部撤走，同時停止幫助中國建設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個項目。毛後來把大饑荒說成是蘇聯“撕合同、撤專家”的結果。直到今天很多中國人還相信他。事實上，赫魯曉夫取消軍工項目只會有助於緩解饑荒，因為用來買這些軍工項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但是，食品出口絲毫未減。毛堅持要用它們來提前還清欠蘇聯的債。本來欠蘇聯的債按中蘇協定應該十六年還清，但毛決定五年還清，要老百姓“勒緊腰帶”。就在這一年，中國人餓死兩千兩百萬.毛把提前還債說成是他“要爭這口氣”。實際上，毛的政策從來不建築在“爭氣”的基礎上。毛要的是蘇聯繼續依賴中國食品(蘇聯從中國進口的食品占總進口的三分之二)，這樣毛就可能誘使赫魯曉夫繼續賣給他軍工項目。

　　蘇聯當時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告訴我們，蘇聯人很清楚中國屍橫遍野的饑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調查，只需要駕車從北京飛機場進城就知道了。樹上都沒有葉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絕中國的出口食品，有時候載糧食的船隻被蘇聯人謝絕接受。中國方面非給不可。有一次，中方對蘇聯主動提出增加肉類出口，蘇聯人問怎麼可能增加？答覆是：“不關你的事！”

　　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而且還減輕了中國的債務。他重新調整了盧布對人民幣的兌換率，使中方得益。據蘇聯計算，這一調整把中國欠的債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點五。一九六一年二月，赫魯曉夫主動向毛提出借給中國一百萬噸糧食和五十萬噸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但婉拒了糧食。這並非出於“爭氣”。就在此時，赫魯曉夫表示願意向中國轉讓米格-2l戰鬥機的製造權，毛二話不說馬上就要。

　　大饑荒過去了，經濟復生了。在容忍劉少奇等人經濟政策的同時，毛逐步把他念念不舍的一些項目重新扶上馬去，如人造衛星和核潛艇。當他聽說現代武庫中有一種新的很厲害的殺人武器叫“死光”(激光)時，毛當即拍板，說：“死光，搞一批人專搞，叫他們吃飯不做別的。”

　　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還是集中在搞原子彈。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專門委員會”成立，周當主任，指揮數十萬人的龐大協作體系，保證兩年內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無數次的轟爆試驗，每一次，全國通訊線路都有將近一半被占用，整個國家，工業也好，民生也好，不斷地停電停水，交通停運。

　　毛害怕美國或蘇聯轟炸他的整個軍事工業系統。因為這些工廠大多擺在一覽無遺的平原上，毛要把它們搬進內地的大山里。這些內地的崇山峻岭被稱為“三線”，沿海地區叫“一線”，中國其它地區為“二線”。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下令，為了應付“原子彈時期”，全國來個工業大“搬家”，把一線的重要工廠、科研機構，全部或部分搬遷到三線。一千一百多個主要企業於是被大動干戈地拆掉，千里迢迢地搬進山溝里。有的企業鑽進掏空的巨大山脈，有的隱蔽在一劈兩半的山間。一切從零開始，基本設施如鋼鐵、電力工廠全都重新建立。有的核設施甚至一式兩份，以備萬一。這一場大折騰歷時十年，最高峰時至少吞噬了全國投資的三分之二，造成的浪費比大躍進還大。

　　三線的絕大部分企業都完全依賴陸地交通，路一斷許多連水也沒有。用油這時主要依靠遠在千里之外的東北平原上的大慶。大搬家根本不能有效地保護中國軍工。由於毛一如既往地堅持要快，三線工廠的建設往往來不及做必要的地質勘探。僅選址不當就使建築費加倍。匆促建成的廠房禁不住洪水、地震、危岩、泥石流的危害，不得不經常停工，有時甚至整個車間被埋。許多昂貴的如坦克、船舶製造廠，大興土木卻永遠建不成。有一份研究報告說：或許最大的失敗是甘肅的酒泉鋼廠，整整花了二十七年才出鋼。

　　浪費的人力和無謂的犧牲更是無法計算。參加三線建設的有四百萬人，修工廠、鋪鐵路、開礦藏，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極其艱苦。山洞裡的廠房通風透氣設備極差，人在裡面待一會兒就噁心窒息。許多任務廠建在當地人早已搬走的放射性污染帶，使職工中癌症和異常病發病率特別高。水和其它生活用品都嚴重缺乏。死人的事經常發生。由於搬遷，無數家庭被拆散達二十年之久。只是在毛死了以後，一九八四年，當局才開始解決“職工夫妻兩地分居問題”，照顧“年滿四十歲、工齡滿二十年，在三線艱苦地區工作滿八年以上的幹部和工人”。

　　在毛把中國投入這樣的瘋狂中去時，不管是劉少奇還是其它CCP領導人，都未置一詞。毛一開頭就對他們說他的主意已定：“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毛示意這次誰也不會餓死累死，說“不要鬧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三線雖然在經濟上是荒唐的，但不涉及政治迫害。這就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在羅布泊上空爆炸成功。隨後，中國到處都組織了慶祝活動。人們以為造原子彈靠的是“自力更生”，蘇聯起的決定性作用被隱瞞下來。

　　大饑荒不過是兩三年前的事，有人心裡在嘀咕製造原子彈花了多少錢。為了平息不滿，周特地在內部說這顆原子彈只花了幾十億人民幣。據專家估算，事實上花的錢是四十一億美元(按一九五七年的價)。這些錢要是用在國際市場上買小麥，可以給全國人民在兩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熱卡，可以使大饑荒中餓死的三千八百萬人一個都不會死。也就是說，為了毛的第一顆原子彈而死的中國人，是美國在日本扔下的兩顆原子彈合起來炸死的人的一百倍。

　　某元帥曾經說過“當掉褲子也要搞出原子彈”和“有了原子彈之後，我的腰杆就硬了”之類不顧百姓死活的混帳話。但在實際上，毛在蘑菇雲升起之後不但沒有先進的運載工具，後來還因玩火而險些燒身。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國在本土進行了一次攜帶核彈頭的導彈試驗。沒有任何一個核國家敢這樣做，因為稍有偏差就等於自己往自己人民頭上扔下一顆原子彈。這枚核導彈在中國西北部穿行八百公里，飛行軌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鎮。這種類型的導彈在不攜帶核彈頭的冷試驗中，曾屢出差錯。三天前，毛指示做這次試驗時說：“這次可能打勝仗，也可能打敗仗，失敗了也不要緊。”他不在乎原子彈掉在自己人民頭上。

　　參加試驗的人都準備一死。發射團的人寫了遺書，交到毛的桌上。落彈區基地司令員把他的指揮部設在一座山頂上，他說：“一旦導彈出現偏差，如果落在前面，我們可隱蔽在山後：如果在山後爆炸，我們可隱蔽在山前。山頂成了我們進退依託的屏障。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自我安慰。”

　　幸好發射成功。這當然是“毛思想的偉大勝利”。但成功是僥倖的。負責導彈研究的七機部一院副院長說：該導彈進入小批生產階段時，“問題接踵而來。”“故障表現非常相似，都是在起飛不久即向前翻滾，所不同的只是時間早晚而已。其中的一枚剛起飛二十二秒，就向前翻滾在空中墜毀。”官方懷疑“階級敵人破壞”，科學家有的被迫害致死。在這樣的高壓氣候下，毫不奇怪，毛生前未能擁有他嚮往的洲際導彈。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那次成功，也許有個外來因素。納粹德國的一名主要導彈專家皮爾茲(Wolfgang Pilz)當時秘密在中國工作，一位印度外交宮在北京看到他跟三名德國同事一起。皮爾茲來中國前曾在埃及主持核武器研製工作，但中國用高薪和更好的技術條件把他引誘了來。中國也曾努力引誘別的德國核專家，可是美國出更大的價錢把他們弄到美國去了。

　　十月試驗成功後，毛十分樂觀。十二月十一日，周在主管核武器製造的“中央專委”會上說：各種導彈，包括洲際導彈，要“全部在這四年內解決”。但是中國的第一枚洲際導彈要到一九八0年才發射成功，那時毛已死了好幾年。

　　毛聲稱搞文革是為了阻止蘇聯式的“修正主義”在中國出現。開“九大”之前，他決定在中蘇邊境來一場小規模的、可以控制的衝突，打一場勝仗，以體現對蘇聯的勝利。中蘇邊境長達七千公里，自雙方交惡後摩擦不斷。毛選擇打仗的地方是烏蘇里江上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叫珍寶島。這個地點選得很妙，因為珍寶島位於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靠中國一側，蘇聯對該島的主權要求沒什麼理由。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方用經過專門訓練的部隊伏擊了蘇聯巡邏隊，打死三十二名蘇聯軍人，中方的傷亡也在五十到一百人之間。蘇聯立即運來重炮和坦克，在十四日深夜打響了一場大得多的戰爭，蘇聯導彈射入中國領土二十公里。死亡人數蘇聯是六十，中國八百。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照片專家說，烏蘇里江的中國一岸“被蘇聯大炮轟得密密麻麻儘是彈坑，好似月亮的表面”。蘇聯人顯然是認了真了。

　　蘇聯反擊之狠使毛吃了一驚。他擔心蘇聯會入侵，在上層內部講到蘇聯“打進來”的可能性。他立即下令“不要打了”。就連蘇軍隨後對珍寶島進行狂轟濫炸，中方也沒有反擊。一個星期後，中蘇間從前的熱線出乎意外地響了，蘇聯總理柯西金(A1ekseiKosygin)要找毛或周講話。這時的中、蘇兩國已經有三年幾乎連外交關係也沒有，接線員不知所措，只能拒絕接通。柯西金的翻譯試了三次，第四次被接線員臭罵一頓。毛考慮到此舉會進一步激怒克里姆林宮，第二天，當中方發現蘇軍往珍寶島方面移動時，他立刻要外交部通報蘇聯，中方“準備進行外交談判”，言外之意就是中國不想打仗。毛最怕的是蘇聯在他開“九大”時來個突然襲擊，“九大”還有十天就要在北京開幕了，他不能不出席。

　　“九大”直到結束才對外宣布，其保密狀態前所未有。一千五百名代表和幾百名工作人員就像被監禁在住地，大門緊閉，一律不許外出，電話全部撤銷，臨街的窗戶不得打開，還要拉上窗簾。去人民大會堂會場時，代表們坐的車在市區里先兜一個大圈子，再從側門分散開進院內，人隱蔽地從便門進入會場。四月一日開幕那天，天安門廣場上人民大會堂的正門，像平常一樣空空蕩蕩，好像沒事一般。會堂向外的門窗被厚厚的窗簾遮得嚴嚴實實，使人影，燈光透不出去。

　　毛的提防不是沒有道理。幾個月後的八月十三日，蘇聯選擇了對它有利的新疆鐵列克提地區，派大批坦克、裝甲車深入到中國境內，把一支中國邊防部隊包圍起來後全部殲滅。

　　莫斯科也還考慮過用原子彈襲擊中國的核設施，為此探詢了美國政府的態度。憂心忡忡的毛打破自己定的不同蘇聯高層來往的方針，同意柯西金一九六九年九月在河內參加完胡志明的葬禮後，歸國途中來北京。蘇聯總理被限於待在飛機場。去機場跟他會面的周開門見山就提蘇聯對中國核基地施行核打擊的問題。但他沒能從柯西金那裡得到蘇聯不會動手的保證。一周后，周再次給柯西金寫信，請他確認中蘇雙方同意互不使用核力量進攻對方。蘇聯總理的回信有意不確認周所說的“默契”。

　　這時一家倫敦報紙刊登了有克格勃背景的蘇聯記者維克多·路易斯(VictorLouis)的文章。路易斯前不久剛訪問了台灣，是人們所知道的第一個蘇聯派赴台灣的使者。路易斯文章里說克里姆林宮討論了空襲中國核基地的問題，同時還有計劃幫CCP換領導人。

　　毛緊張萬分。十月十八日，蘇聯邊界談判代表團要來北京進行邊界談判。毛和CCP核心怕飛機載來的不是談判者，而是往下扔的原子彈。毛跟林彪在蘇聯飛機到來前便遠走高飛。毛十五日去了武漢，林十七日去了蘇州。十八日那天，林彪平常的午休也不休了，自始至終跟蹤蘇聯飛機的航程，直到北京報告看到蘇聯人從飛機上走下來，他才放心地去睡午覺。周留在北京堅守陣地，搬進了市郊西山防原子彈的軍事指揮中心。他在那裡待到一九七0年二月。

　　在這一場持續近四個月的戰爭風險中，整個中國軍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疏散了九十四萬多人、四千一百架飛機和六百多艘艦艇。全軍重新開始了自文革以來處於停滯狀況的軍事訓練。

　　中南海被挖了個底朝天，建造了一個巨大的可防原子彈的防空洞，這個洞由一條可並行四輛汽車的絕密通道跟天安門、人民大會堂、林彪住宅毛家灣、專為毛和其他領導人設立的三0五醫院(儘管毛一次也沒進去過)連接起來，一直通往西山的秘密軍事中心。全國老百姓也被組織起來在城市裡大挖防空洞，耗資之巨，就不必說了。毛因打錯算盤帶來的這場戰爭風險，讓中國人又一次大受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