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高崗因姦污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 還有所發展。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鬧紅，提着腦袋鬧革命，犧牲之事經常發生，不可能對部屬在情戀方面約束過緊。1933年5月18日，陶鑄在上海亭子 間被捕，下了南京大獄。其妻曾志（1911～1998）在閩東任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同時相好於宣傳部長葉飛（後為上將、福建省委書記）、游擊隊長任鐵峰， 遭組織處分，“當時我思想不通，為什麼要我負主要責任？！只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但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 戀愛是我的權利……我對葉飛是有好感的……當時，我與他們兩人關係較好，工作之餘較常來往……陶鑄來信說，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恢復自由遙遙無期。而那時我 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做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 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

高崗在西安看到省委領導逛妓院，起初很驚訝，後來理解了——環境險惡，說不定哪天就會掉腦袋，過一天算一天，還不該及時行樂麼？！1934年1月， 高崗因姦污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隨着權位日 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但“生活小節”並未影響高崗政治上一路走強，若 非毛澤東權衡利弊棄高保劉，高崗差點取代劉少奇成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戀很快成為“問題”。此時，無論性別比例還是擁擠的居住條件，都決定中共只能以獻身抗日之名行禁慾之實。1937年9月“黃克功事 件”以前，延安執行清教徒式的禁慾政策，抗大規定學習期間不准談戀愛不准結婚——全心意心撲在黨的事業上。黃克功死刑宣判大會上，張聞天結語中有“不談戀 愛自然是最好。”毛澤東專門到抗大作報告〈革命與戀愛問題〉，規定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自願的原則”，雖解“不准戀愛”之禁， 仍須“一切行動聽指揮”，戀愛可以自由，結婚必須批准，打胎則需要組織部介紹信。高崗在批准范元甄刮宮時說：“讓她刮吧，是個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 感激：“刮子宮一次兩次，黨一句話沒說地批准了兩次。”

紅小鬼陳丕顯（1916～1995）在皖南新四軍部工作期間，二十來歲，常有人介紹對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對這位“紅軍老幹部”有好感，但項英、陳毅 不同意，陳丕顯無法“繼續”。項陳首長後替他選了一位軍部女機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延安婚戀屬於標本式的“革命+戀愛”， 個體性愛與社會改造緊密結合，微觀行為綁縛宏觀價值，雅稱“一根扁擔挑兩頭”——一頭挑着未來道德、一頭挑着過去觀念，俗稱“同志+性”。

1941年，胡耀邦與李昭在延河邊“約愛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後才是生活伴侶；成家以後，不忘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大事業；要經受得住各種考驗，同 舟共濟始終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紅色情侶們對未來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義，又有民主建國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數相當高。但禍兮福所伏，既 然享受到革命的熱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嘗政治的苦澀。十分強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滲透延安生活，最個人化的婚戀問題上，他們接受的誡律也是政治訓令：

在這偉大的時代中，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問題，首先要遵從組織決定。我們對一個“愛人”的要求，也正像對任何同志的要求一 樣，脫離不了“階級尺度”。必須有堅定不移的“立場”，正確的“觀點”和良好的“作風”。男的對女的，女的對男的，也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正確的戀愛觀，必 須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與政治認識為基礎的！他所謂的“立場”是指“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是指“勞動觀點”（亦即所謂為工農兵服務的觀點），良好的“作 風”是指反對“自由主義作風”的意思。

25歲的李銳與21歲的妻子相約：“兩人關係以政治為主，時刻關心到政治。”夫婦幸福度取決於“進步速度”——組織信任與提拔速率。1950年4月 5日，范元甄家書：“我十年來對你感情要求之強烈，從來是伴隨着政治的……如果雙方不進步，是不可能有美滿的關係的。我有時決心要離婚就確是這樣想。”

趙超構記述：

被極力誇張的“同志愛”對於延安女性的戀愛與結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響。既然同志愛應該高於一切愛，那麼戀愛結婚也應該以同志為第一條件了。個人愛憎 的選擇也只能在同志之間運用了。這正如舊式婚姻以門第為第一條件，難道不會損傷到個人的戀愛自由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