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光頭領導抗戰的無能：讀離休幹部吳定成回憶錄節選

《永遠的戰士》——離休幹部吳定成回憶錄節選

(吳定成，1923年10月出生於福建省吉水縣（現建陽市）回龍鄉，1944年入伍，8月編入新一軍30師88團3營8連3排8班，參加緬北反擊戰二階段戰鬥，1948年10月遼瀋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後，即加入東北野戰軍，先後參加了平津戰役、解放宜昌的戰鬥和湘西剿匪。1951年2月參加抗美援朝，在鐵源阻擊戰中負傷，被評為三等甲級殘疾軍人。1955年7月轉業在水吉、小湖等地糧站工作，1982年光榮離休。從軍11年中榮立大小戰功4次，轉業後先後5次被評為各級先進，1959年被評為省勞模。排長左世想，連長趙生佗。吳老經歷其後人在去年已整理成書《永遠的戰士-吳定成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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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以來，中國國民政府的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敵人作戰，兵力損失很嚴重，每年都大量徵兵，據有關資料統計，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共徵兵1650多萬人，但實際到位兵員不足600萬。這一方面是國民黨政府不注重宣傳動員，沒有把抗日救國的道理說清說透，採取的是簡單粗暴的方法，強行派丁抓丁，被徵兵員大多中途逃脫。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抗戰的決心不徹底，蔣介石一直奉行攬外必須安內的政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以及社會各界的抗日武裝和力量進行打壓，國民黨及軍隊內部腐敗嚴重，對人民群眾疾苦不關心，軍隊與百姓多有結怨，使民眾對國民政府逐漸喪失信心。抗戰後期，幾乎沒有人自願從軍，國民黨政府採取了強行抓丁的方式來補充兵源。

當時，按規定我和哥哥吳天寶兄弟兩人必須有一人當兵。哥哥吳天寶任甲長，另外還有一個表哥叫劉運華當時擔任保長，他們算是當時的最基層的村官了，因為這種身份他們受到當時政府方面的壓力，要帶頭執行政策，所以，哥哥便幫我報了名。哥哥怕我不願意，沒有告訴我，而是以介紹我到水吉縣（按當時的區劃、水吉為縣，現是建陽市水吉鎮）的政干所做事為名，讓我到政干所上班，所謂政干所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培訓幹部的一個機構，我當時不知是幹什麼的機構，也不知道我這樣一個完全的文盲能做什麼事，聽說是到縣城裡做事，還是滿懷高興地去了，哥哥親自將我送到水吉，這天是農曆一九四四年的三月二十二日（陽曆4月15日），沒想到，第二天，我就被抓了壯丁，這時我才意識到這是個騙局。

尤如晴天霹靂，當時的我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我不斷地錘胸頓足，幾乎是想撕心裂肺，我感到被欺騙，被出賣，當時我對哥哥這種做法，無法理解，無法原諒，親情被現實顛履，化成了刺痛心靈的麻辣漬，深深地燒灼我的心，令我痛不欲生……在後來的相當一段時間裡，我一直記恨哥哥，甚至想到如我有解脫的一天，第一件事就是與哥哥拼命。

我們在水吉被集中訓練了一個星期，所謂集中訓練，其實就是變相的軟禁，我們已失去了自由，一同被抓來集訓的有六七人。

第二天，妻子滕蘭英步行三十里來看我，此情此景，難以語言描述，就象是生離死別，肝腸欲斷。我百感交集，想到過各種可能，更多的是想到可能此行一去不復返，可能中途逃脫，唯能沒想到此次一別，便是十年後的再相聚。

妻子身世很苦。她七歲喪父，為生計母親改嫁，十二歲那年，來到我家當童養媳，我十八歲時與她正式圓房（結婚），那年她十六歲。頭一年（1943年）10月生下大兒子吳雲農。此時，大兒子才五個月，還不會開口叫我爸爸。我這一走，妻子帶着五個月大的孩子將如何生活？這一切怎不令我心生憐憫，怎不讓我心憂，怎不叫我牽掛？此時此刻，七尺之軀的我是那樣的無奈無助！我不知妻子是如何懷看依戀和不舍轉身離去的，也不知道我是用怎樣的目光目送妻子離開，消失在我的視線里。長夜難眠，欲哭無淚。

第一次的生離死別，來得太突然了，讓我們都毫無心理準備，讓我們毫無應對的經驗，以至於我的思維近乎麻木，化成一個簡單信念——出逃，復仇！（這裡不得不提前說，後來我經歷了許多事情，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血與火的洗禮後，逐漸地原諒了哥哥，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哥哥的無奈。當十多年後我得以生還，回到家鄉時，同胞之情還是占據了我心靈的主導地位，打斷骨頭連着筋，哥哥還是我親哥哥，我把一雙軍鞋送給哥哥作為見面禮）。

在我短暫集訓即將結束時，妻子托人帶來了一雙布草鞋，受託的人是周水芹（周遠達的父親），人家叫他順哥仔，也是我在村裡的好朋友。所謂布草鞋就是在打草鞋時，夾帶打入一些廢舊的布條，以使草鞋更柔軟、舒適、也可使草鞋更耐用。

一雙布草鞋。飽含了妻子的多少深情？是祝福，是牽掛，是希望，是期盼。我們的家境我清楚，妻子不能給我金錢或其他更有價值的行裝，她只能把她的思念揉入草杆，編進鞋底，讓它伴我遠行，獨步天涯……
關於國共黨徵兵的問題，據原國民政府兵役部部長鹿鍾麟回憶：國民政府兵役部當時也曾制定了“壯丁登記”、“抽籤”等各種具體辦法，還下了嚴厲執行的命令，但實際辦理徵兵事宜無論什麼樣的好辦法，在這種腐敗政權之下，征一次兵，便是給那些縣、區、鄉、保、甲人員多一次魚肉人民的機會。

雖然規定辦理兵役人員遵法令、勤勞役政。但是當徵兵開始之後各地依然是“閭閻騷然，雞犬不寧”，貪污舞弊層出不窮。有的縣雖然在形式上辦理了“壯丁登記”，舉行了“抽籤”，但實際上“中籤”的都是窮苦人家的子弟，有錢有勢的地主豪紳不僅其子弟可以逃避兵役，甚至還可以包庇別家壯丁；有的縣連形式上的“壯丁登記”和“抽籤”也未舉辦，索性就是亂抓亂拉一通，甚至把行路的旅客和訪親拜友的人，都拉來充壯丁。在緊急的時候，竟鬧到路上行旅裹足，鄉與鄉之間斷絕了往來。

　　區、鄉、保、甲人員的“捉丁”，通常都是半夜破門或越牆而人，和捕捉強盜一樣。將壯丁捕獲後，便用繩索捆起來，禁閉在一所黑屋子裡。之後，再由鄉送區，區送縣，再由縣送師、團管區，或由師、團管區到各縣去接。層層機關，接到壯丁都居為奇貨，賣放頂替，大發其財。賣放或逃亡的缺額多了，便又隨時隨地拉人替補。這樣縱然有人控告，也難以查出一個結果。兵役部曾檢查過某師管區補充團所接收的某縣新兵名冊，併集合新兵點名，竟發現有半數以上不是該縣籍的壯丁！

至於壯丁的生活，自從他們被徵集後，便算落入了魔爪！首先是在層層輾轉送接途中，繩捆索綁，由帶槍的士兵前後左右監押着，如同解送囚犯一樣，毆打辱罵，更是家常便飯；其次是有的接送兵人員，“生財有道”，於往返途中辦貨物，做生意。這些壯丁便成了他們的義務腳夫，負荷着沉重的貨物，走得慢了，還要挨打挨罵。

　　由於送兵人員的剋扣貪污，新兵在長途跋涉中，吃不飽，穿不暖，又無醫藥，受着饑寒和疾病的折磨。患病的壯丁，輕的是在鞭答之下，被迫跟着踉蹌行進；重的則常常被遺棄在路途上；更有的接送兵人員，竟把呼吸未斷的重病號，挖坑活埋，以免累贅！

新兵入營後，補充團隊的軍官們，為了防止新兵逃亡，人夜後，有的把新兵住室的門窗鎖起來，有的把新兵一連串的拴系起來......真是花樣百出，無奇不有。總而言之，在當時，貧苦人家的青年子弟，一旦被捉去當壯丁，便意味着走向死亡！因此為逃避這一災難，富有一些的人家則傾其所有賄賂區、鄉、保、甲人員或是僱人頂替。有些窮苦人家子弟，除了逃亡他鄉之外，竟不惜自殘肢體——有人用毒草把右眼熏瞎（不能射擊瞄準），有人用刀斧把右手食指砍斷（不能扣槍機）......

　　面對以上諸種情況，國民黨方面卻束手無策。上層雖然作了些努力，依然到處碰壁，無法改善；除了兵役部直接控制的重慶、成都、昆明、梁山等幾個集訓營和空運指揮部還算是做到了新兵“吃得飽、穿得暖、病了有醫藥、行軍有車輛”之外，其他大部分師管區基本上沒有改變。

　　國民黨兵役部對於所屬的不法分子也曾想以嚴刑峻法，剷除積弊，卻遭到了各方面的阻撓，根本無法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