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潘景寅當副駕駛時拉過幾次江青

    我是河南鞏義人，1959年8月，我讀高中三年級，很順利地通過了飛行員考試，那一年我20歲，接到通知書的時候，我還在地里幹活兒。當時全市的高中應屆生被挑中了3個，由於身體、技術等原因，最後只有我一個人飛了出來。正式入伍後，我被分到涿州的空軍第六飛行學院，當時叫第六航空學校，從初級教練機蘇制雅克-18飛機開始，學習駕駛殲擊機。
    1964年，4年的航校學習生涯結束，學員基本上被淘汰了一半，兩個班合成了一個班，被分到了空軍第34師，也就是唯一擔任國家專機任務的專機師。毛澤東建國後第一次坐飛機是1956年從北京飛廣州，當時就是專機師的蘇制里-2飛機擔任的。
    當年能被挑進專機師的，當然都是“根紅苗正”，我在學員班任班長，很快就被選拔出來學習飛相對先進的蘇制“伊爾-14”。經過一段集中訓練後，除了給老飛行員做副駕駛執行任務之外，我也可以自己擔任機長單獨執行任務。在我剛剛完成夜間的飛行訓練科目不久，我又被調到專機師的第100團。100團是專機師主力團，重要任務都是由100團來執行的，比如毛澤東1956年從北京飛廣州，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坐飛機，就是我們用蘇制的“里-2”專機送的。100團的主力機型是蘇制伊爾-18，這是當時最好、最大的專機。當時周總理出訪一般都用這個機型。因為執行中央領導一級的任務，在部隊裡多少有些優越感，感覺像“御林軍”一樣。
    1970年初，中國從巴基斯坦引進4架三叉戟飛機。當時負責去巴基斯坦交涉買飛機之事的，是34師副師長潘景寅。回來後，也由他牽頭組建了三叉戟中隊，他的副手是陳聯炳。那時我已是伊爾-18的中隊長，就成了我們班唯一被挑出來訓練飛三叉戟的人選。我們組成一個三叉戟空勤中隊，我任中隊長。我們一起到廣州白雲機場接受巴基斯坦方面的培訓。
    三叉戟的飛行性能比伊爾-18要好，它的飛行速度也不亞於現在的波音和空客，但缺點是耗油量過大，進入上世紀90年代就逐漸被淘汰。但在當時，因為三叉戟採用渦輪噴氣式發動機，而且位於飛機尾部，不但飛得快，噪音又小，江青很快就看上了三叉戟，成為第一批乘客。
    我給潘景寅當副駕駛拉過幾次江青。江青坐飛機有一個特殊要求：飛行起飛前不准在地面滑行，飛機只能停在跑道上待命。此刻，其他飛機一律不能起飛、落地。我記得有一次回北京落地後，同樣要停在跑道上。當時正趕上北京颳大風，我們從飛機的窗口往外看，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等人穿着軍大衣在跑道旁邊接機，凍得直跺腳。但江青還是不慌不忙在飛機上洗漱，大概過了20多分鐘才下了飛機。
    江青每次出行，要帶炊事員、醫生、衛士、護士等一大堆人，我們專機也有自己的服務員。有一次飛行結束後，我們的服務員告訴我們，在飛行上她看見江青的服務員沏好咖啡後，把手伸到咖啡杯里試溫度，她很驚訝地問為什麼，江青的服務員說：“咖啡熱了不行，冷了也不行，我又不能自己喝一下來嘗溫度，所以只能這樣。”還有一次江青想從廣州去上海，但上海下大雪，天氣條件不利於飛行，但江青堅持一定要去，最終驚動了周總理，總理不同意飛。江青說自己的衣服沒帶夠，又派專機從北京給她送了一趟衣服。
    最後一架，也就是第4架256三叉戟是在1971年夏天交付給我國的。是我帶領機組和機務人員去廣州負責交接。

  

    我以為9月12日派256號去北戴河，是接“林副統帥”回京參加國慶
    4架三叉戟飛機就全部到齊了，它們的號碼分別是250、252、254和 256。其中 250和252號算是一般的專機，254號是江青經常乘坐的專機，256是這4架飛機中設備與客艙改裝比較好的一架。
    三叉戟來之前，林彪冬季和夏季都來往於北京—揚州、北京—北戴河—山海關之間，坐的都是英國的“子爵號”，專機師有兩架“子爵號”。從1967年以後，為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中央決定不讓他坐飛機，因此，“林副統帥”的任務在專機的級別中就是最高的。所以，雖然沒人明說，但大家都知道，“林副統帥”肯定是這個專機的第一人選。
    每逢10月1日國慶盛典，林彪是必須參加的，所以在我的潛意識裡，1971年9月12日派256號去北戴河，是接“林副統帥”回京參加國慶的。此前，我從來沒有拉過林彪，但我做夢也不會預料到，這竟然是一次走向死亡的飛行……
    山海關機場原是海軍航空兵駐軍基地，飛行部隊及飛機已經撤走，只留下負責機場警衛、通訊調度、後勤保障等場站工作人員。當晚256號飛機落地後的一切工作，基本上是同海軍方面打交道。因為是重要專機，當晚海軍特別安排排以上幹部擔任飛機警衛。不僅如此，山海關場站還特意在停機坪的邊上臨時加裝一部場內分機電話。
    9月12日晚上，到達山海關機場後，一切都順利。我們在整理飛機的時候，那兩個年輕女兵突然又回到飛機上，各自拿了軍用挎包下去。晚上9點多，我們機組一起到食堂吃飯的時候，看到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兵也在食堂吃飯。程洪珍身邊放着一個特別精製的手提皮箱，兩位女兵左肩斜背着剛從飛機上拿下來的軍用挎包。因為互不認識，我們分坐在兩張桌子上開始就餐。那兩個女孩子顯得比較沉默。
    晚上我們就住在山海關機場的招待所里。潘景寅是師級幹部，被安排在單獨的高幹房間，服務員小魏和那兩個女兵住在一起。剩下我們7個人住在另一棟基本連在一起的平房裡。房間是我分的：最東邊第一間是我們西郊機場調度室主任李海彬，他本來應該在北京工作，後來只要林彪在北戴河，空軍就專門派他在山海關負責調度；第二間住的是程洪珍；第三個房間正好有3張床，我分給了3個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和張延奎；我與領航員李成昌住第四個房間；第五間是陳聯炳和陳松鶴。過了一會兒，潘景寅來了，我們機組9個人聚集在3個機械師的房間裡。按慣例，在飛行結束後有個講評會，潘景寅簡單地評了一下當天的飛行。小魏還檢討自己沒固定好用具，摔了個茶杯。關於第二天的飛行，我還插嘴問了句：“到現在航線還不知道，明天怎麼看天氣？”他說：“這就甭管了，空軍航行局都掌握呢，咱們聽他們的。”潘景寅最後交代：“明天6點起床，6點半吃飯，然後早些到機場準備飛機，待命。”
    睡覺的時候接近晚11點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戶的床上，我的窗離機械師們的房間不到1米遠。9月份的山海關夜晚已經有點寒意，臨睡前我還特地把窗戶關得嚴嚴的。睡得正香，突然聽見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李海彬在門外急呼：“首長到了！快起床！”接着又聽到猛敲隔壁房門的聲音。我一下子就爬起來了，打開電燈，李成昌也起來了，我們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當我穿第二隻皮鞋的時候，突然聽見很響的一聲“轟——”，這聲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發動機的轟鳴聲。我更着急了，沒顧上繫鞋帶，衣扣也沒扣好，提個包就往機場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