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戴笠

　　六國飯店的槍聲

　　1933年5月7日上午，一個打扮闊氣的商人帶着一個年輕、幹練的隨從住進了北平六國飯店。

　　這兩個人別的房間不要，偏要住三樓。他們住下後，年輕人不時地在走廊上走來走去，並假裝不在意地向走廊兩側的窗子外看，時刻注意着各種動向。

　　中午12點剛過，年輕人緊張地回到房間，對中年商人說：“對面房間衛生間的窗戶開了，裡面有一男一女，男的五十多歲，高高的個子，下巴上有一綹長鬚。不知是不是?”中年人聽後，假裝有事，到那裡走過一趟，回來後說：“不錯，就是他。”“那我就幹了。”年輕人說着，從包里取出手槍，張開機頭，並下意識地瞄了瞄，然後，放下大褂的袖子遮住槍，就想往外走。

　　“你等一等，我下樓安排好汽車。”說着，商人急匆匆地走下樓去。

　　過了兩三分鐘，年輕人看看差不多了，便袖着手槍來到走廊上。從窗口看去，那個女的正在給老頭系扣子。說時遲，那時快，他迅速端起手槍，屏住呼吸，“砰!砰!”對準那男的後心就是兩槍。眼看着老頭子倒在地上，女人撕心裂肺地叫起來，他轉身就奔向樓梯口。

　　槍聲震驚了人們，一群人迎面跑過來。年輕人一揮手槍，咬着牙喊道：“閃開!我在殺漢奸，沒你們事。”乘那些人發愣的當口，飛快地跑下樓。這時，商人早把汽車停在門口，並打開車門等着他。

　　年輕人三步並作兩步衝上汽車，車門沒等關好，汽車已“嗚”的一聲，一溜煙開跑了。

　　“怎麼樣?”商人問。

　　“眼看他倒了下去。”年輕人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說。

　　“打了幾槍?”

　　“記不清了，大概是兩槍。”

　　原來，這兩個人便是力行社特務處派去刺殺張敬堯的人。中年商人叫王天木，是特務處天津站站長。年輕人叫白世維，年方二十四歲，也是軍校畢業，先後任撫寧縣黨務宣傳員，兼臨榆、撫寧民團教練官，後又任東北義勇軍第二十七支隊司令。他本不是特務處成員，但因與特務處北平站站長陳恭澍關係密切，便推薦給華北區區長鄭介民，執行這項任務。而鄭介民又是受何應欽之命，布置這次暗殺的。

　　1933年，正是長城抗戰後中日關係至為緊張的時期。自1933年1月以來，日軍先後對熱河、長城各口發動進攻，國民黨軍雖經激烈抵抗，但仍失陷熱河和長城各口，日軍並覬覦冀東。這時，新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的何應欽得到情報，說日本侵略者準備利用孫傳芳在天津、張敬堯在北平建立傀儡政權。這兩個人，孫傳芳做過五省聯軍總司令，張敬堯當過湖南督軍，舊屬較多，影響很大，一旦建立傀儡政權，對國民黨威脅太大。於是，何應欽命令特務處華北區區長鄭介民，找一個“忠實”的黃埔學生，暗殺張敬堯。這樣，幾經挑選，最後選中了白世維。

　　白世維受命後，即開始準備行動，鄭介民還把自己的手槍摘給他，以示信任與鼓勵。經過了解，得知張敬堯化名常石谷，住在東郊民巷六國飯店三樓。東郊民巷是使館區，其治安由各帝國主義輪流值年負責。當年正是日本值年，所以張敬堯認為住在這裡極為安全。他找了個女人陪伴，每天要睡到中午12點起床，他的四個保鏢下午一點到這裡，保護他活動。這就給王天木、白世維造成了可乘之機，在張起身後、保鏢來前動了手。

　　王天木、白世維乘車脫身後，換了衣服，埋好手槍，才向鄭介民匯報。鄭介民讓陳恭澍派人去探聽消息，得知張敬堯被擊中要害，生命垂危。

　　當天晚上，報紙登出六國飯店常住客人常石谷被刺消息。次日，各報紛紛報道：在六國飯店被刺身死的常石谷，就是前湖南督軍張敬堯。據說，張敬堯被刺時，孫傳芳由天津剛到六國飯店，聽到槍聲，知道不妙，跳窗逃入日本兵營，很長時間不敢出來活動。後來，他被俠女施劍翹刺殺。

　　有人以為，白世維刺殺張敬堯與戴笠無關。其實，關於張敬堯投靠日本人之事，就是戴笠命部下刺探得來的，而鄭介民雖受何應欽之命布置，也必須經請示戴笠批准後才可行動。在刺殺重要人物上，戴笠是不敢自作主張的，他必然要請示蔣介石。而且，日本拉攏張敬堯，對蔣介石的統治影響甚大，所以，可以推斷，刺殺張敬堯之事，也是蔣介石指使戴笠布置的工作之一。

　　楊杏佛喋血

　　1933年6月18日，距六國飯店張敬堯被刺僅一個多月，上海又發生了楊杏佛被亂槍打死的事件。

　　楊杏佛名銓，字杏佛，1893年生。江西玉山人。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曾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時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蔣介石之所以殺他，是因為對“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仇視。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採取各種恐怖手段，對抗日活動變本加厲地予以鎮壓。“抑制輿論與非法逮捕殺戮之記載，幾為報章所習見。”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人權保障同盟”成立了。

　　1932年底，宋慶齡、蔡元培等人發起成立了同盟。同盟宣布自己的任務是：“(一)為國內###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而奮鬥，本同盟願首先致力於大多數無名與不為社會注意之獄囚;(二)予國內###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並調查監獄狀況，刊布關於國內壓迫民權之事實以喚起社會之公意;(三)協助為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諸民權努力之一切奮鬥。”公開豎起了人權的大旗，與國民黨法西斯統治做鬥爭。

　　同盟成立後，以宋慶齡為總會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楊杏佛為總幹事，並在上海、北平設分會，積極開展有關活動。在鬥爭中，幾件事引起蔣介石的極端仇視：

　　一是劉煜生被殺事。劉煜生是鎮江《江聲報》經理兼主編，因在該報副刊上登載愛國文章，被國民黨當局以“鼓動###”的罪名逮捕，並由江蘇省主席顧祝同下令封閉《江聲報》，1933年1月，將劉煜生槍斃。同盟得知此消息後，即開會發表宣言，指出，“此種蹂躪人權、破壞法紀、黑暗暴行，已明白證明顧祝同與實質上北洋軍閥毫無二致，也即為我全國人民之公敵。”並有力地揭露當局破壞民權的暴行。

　　二是營救###問題。1933年3月，共產黨人陳賡、羅登賢、余文化、廖承志等被捕，為了營救他們，同盟曾組織營救###委員會，由宋慶齡、楊杏佛等人赴南京探望陳賡，要求釋放，並揭露國民黨法西斯罪惡。同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特務秘密綁架，同盟組織了“丁、潘保障委員會”，進行營救。

　　這期間，楊杏佛身為同盟總幹事，積極奔走各地，做了大量工作。

　　同盟的活動情況由特務部門源源不斷地匯集到蔣介石那裡。這不是專門和我作對嗎?蔣介石恨得咬牙切齒，決定殺一儆百，以恐怖行動制止同盟的活動。但殺誰好?這卻是個頗費躊躇的問題。殺小了吧，起不到恫嚇作用;殺大了吧，宋慶齡是孫中山###，蔡元培是國民黨###，殺了他們，我老蔣就別想有好日子過，莫說全國人民不答應，就是國民黨黨員就會把我吃了，何況，還有那麼多反對派無時不在找我的縫隙下蛆呢?對，就殺楊杏佛。他是同盟總幹事，除了宋、蔡，就是他大，而且他十分活躍，在國民黨內有一定資歷和影響，殺了他，可以起到恐嚇宋慶齡、蔡元培的作用，又不會翻了自己的船。於是，1933年4、5月間，蔣介石對戴笠下達了“制裁”楊杏佛的指令。

　　戴笠受命後，即布置手下特務對楊的一切活動進行監視調查，並印發了楊的照片三百張，供特務們確認，以備隨時動手。

　　楊杏佛當時住在法租界亞爾培路331號中央研究院樓上，愛好騎馬，在大西路僱人養了兩匹好馬，常常在閒暇時去大西路、中山路騎着蹓玩。戴笠得到這些情報後，即準備在大西路狙殺他，並命手下擬出了具體的行動方案，報給蔣介石。但蔣介石不同意，認為把他殺在租界以外，對居住在法租界內的宋慶齡起不到威嚇的目的，還容易引起各方指責，為政府增加麻煩。命戴笠一定要在法租界寓所附近進行，這樣，對宋慶齡的威脅更大。

　　戴笠對蔣介石的命令，向來是不折不扣執行的。接到指示後，即親往上海布置。執行這次暗殺的是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他糾集了六個暗殺高手，對着蔣介石的像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當即自殺，絕不泄露秘密。

　　1933年6月18日這天，天清氣爽，又是周日。早晨8時剛過，楊杏佛身着騎馬眼，頭戴灰呢帽，與十五歲的兒子楊小佛步出庭院，準備乘汽車到大西路，再乘駿馬出遊。

　　這時，埋伏在楊家附近的特務們立刻緊張起來，只見趙理君打了一個手勢，幾個人便裝作漫不經意地向中央研究院門口湊去。

　　中央研究院為楊杏佛備有兩輛車，一輛是道奇牌轎車，一輛是納喜牌篷車。監視的特務見楊杏佛攜着兒子的手，邊走邊說什麼，走近了轎車，立刻暗示特務們準備動手。可楊氏父子上車後又下來了。監視的特務以為楊杏佛察覺了，不再出遊，剛想發信號，讓特務們衝進去動手，卻見楊杏佛領着兒子上了篷車。原來轎車司機不在，只好改乘敞篷車。

　　車子終於發動了。聽到馬達聲，特務們都在大門外各自的位置上做好了準備。汽車剛出大門，暴徒們突然竄出，四支手槍同時從車的兩側向車上猛射，子彈雨點般飛到車上。

　　楊杏佛一聽槍聲、馬上反應到有人要殺他。因為早在一個多月前，他就收到過恐嚇信和子彈。如今到了生死關頭，他自知難保，立刻將身體伏在楊小佛身上，用自己的身體護住兒子。

　　特務們打了一氣，見目的已達，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車狂奔。這時，那輛汽車早已發動好了等着，特務們先後搶上，揚長而去。但一個特務慌亂中跑錯了方向，等拐回來時，車已開出了一段距離。他一面追，一面喊：“等等我，等等我!”趙理君一看他還有好幾丈遠，而四面警笛狂鳴，租界警方馬上就會趕到，已等不及這個特務上車了，又怕這個特務被抓泄密，便抬手給了他一槍，倉皇中未中要害，車已開足馬力逃跑了。

　　卻說那個特務完成任務，沒想到反挨了自己人一槍，眼看巡捕包圍過來，絕望中舉槍自殺，結果負傷未死，被巡捕抓住，與楊氏父子一起送到醫院。楊杏佛到了醫院，便停止了呼吸。醫生檢查屍體，發現中了三槍，其中一槍打在心臟上。楊小佛腿上中了一彈，沒有大礙。

　　那個受傷的特務被醫生搶救過來後，向租界警方供稱叫高德臣，是山東人，訪友路過此地，在亂槍交射時被流彈打傷。戴笠聽到這個消息後，十分驚怕，一旦供出實情，不用說我小小的處長，就連蔣委員長也脫不了干係，馬上密派在法租界捕房任職的特務，帶上毒藥上醫院。當天晚上，這個特務便“重傷不治”身死。20日晚上，戴笠春風得意地回南京，向蔣介石復命。

　　蔣介石暗殺楊杏佛，其目的是要恐嚇宋慶齡、蔡元培等人，但結果卻不盡然。事件發生後，蔡元培立即在中央研究院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向法院起訴，並致電南京政府，要求“急於飭屬緝兇，以維法紀”。6月20日，同盟在萬國殯儀館舉行楊杏佛先生入殮儀式。儘管特務們揚言在這一天要暗殺同盟其他領導人，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人還是親赴殯儀館為楊送殮。宋慶齡在為楊杏佛被害發表的聲明中憤怒指出：敵人“以為單靠暴力、綁架、酷刑和暗殺就可以把自由的最微弱的鬥爭扼殺”，“我們非但沒有被嚇倒，楊銓為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反而使我們更堅決地鬥爭下去，再接再勵，直到我們應達到的目的。”

　　然而，同盟還是停止了活動。從這一點來說，蔣介石運用戴笠這隻黑手，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目的。

　　暗殺史量才

　　史量才，原名家修，1879年生於上海附近的泗汀鎮。年輕時曾辦過女子蠶桑學校，積極參加保路運動。中華民國成立，被任命為松江鹽務局總監。史量才早年任過《時報》主筆，1912年買進《申報》，致力經營，迅速發展，使其成為全國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報紙，並增加了《申報月刊》、《申報年鑑》，儼然成為一報業托拉斯。以後，他憑藉在新聞界的地位和實力，積極創辦實業，成為很有影響的人物。

　　本來，史量才在1927年後，一度曾擁護南京政府。但“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置民族利益於不顧，一心要撲滅共產黨，統一各地方實力派，並對人民的反抗採取恐怖手段進行鎮壓，在文化上實行法西斯統治政策，促使《申報》的態度迅速轉向。他抨擊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聘請愛國進步人士參加《申報》工作。如任用李公朴主持補習學校和流通圖書館，黃炎培主持設計部，並大量刊登魯迅、陶行知、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文章。

　　考諸《申報》言論和史量才的活動，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引起蔣介石的忌恨：

　　抨擊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民眾抗日救亡運動。“九?一八”事變後，《申報》連續發表《國人乎速猛醒奮起》、《抗日救國運動中軍人之責任》、《正告政府與國民》等一系列文章，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野心，抨擊南京政府的妥協，指出：“我退至山海關，日人亦逼至山海關，設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節節進逼，我其將始終退讓毫不抵抗耶?”“毫不抵抗，一真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此種現象，實為我國家我民族之大恥!”“自今以後，國人亟應翻然覺悟，與其依賴政府，毋寧依賴自身，唯人民自身之力量，乃最真實乃最偉大，救國自救，最為有效。”“一?二八”抗戰後，言論更加激烈。尖銳批評南京政府的“忍辱負重，暫時屈服”是“一片謊言”，“甚是別有用心”，揭露國民黨“所謂共赴國難，亦正如放煙幕彈，使人民被籠罩於雲里霧中”。

　　揭露國民黨統治的腐敗，主張取消官僚政治、軍人政治，主張憲政和廉潔政治、民主政治，並直言不諱地指出：“國民黨主政，迄今五年，……國事日非，民生愈困，迄至今日，更岌岌不可終朝，則負此誤國之責者，應為整個國民黨。”

　　抨擊國民黨的“剿共”政策。1932年，國民黨蔣介石正對紅軍進行圍剿，《申報》卻發表評論說：“今日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勞苦之同胞，何莫非饑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槍口不以對外而以這剿殺因政治經濟兩重壓迫鋌而走險之人民。”“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注地獄，是正即所謂官逼民變。官逼民變，民安得不變?既逼民變，復從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於此!”“故今日剿匪為揚湯止沸。”“共產主義，今已成為一種根深蒂固之學說，”“吾人認為今日之‘匪’絕非‘剿’所可‘滅’……”而“綏靖之道，如其有之，應亦不過殘民以逞耳!”

　　此外，《申報》還支持“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鬥爭。

　　開初，國民黨蔣介石為了拉攏史量才，曾給了他許多頭銜，如：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董事、紅十字會名譽會長、上海臨時參議會議長等，但仍未改變《申報》的傾向。終因“中大風潮”事，矛盾激化。

　　1930年，國民黨任命其重要人物朱家驊為中央大學校長，其間，積欠經費達半年之久，師生積怨甚深。1932年，朱家驊調任南京政府###部長，委任段錫朋為校長。段到任後，與學生發生衝突，被學生打傷。《申報》將中大風潮內幕揭露，說是因“經費積久拖欠，學校當局索討無着”而致，其矛頭已指向###和南京政府。朱家驊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潘公展就分別給蔣介石寫了長信和報告，將《申報》的種種進步言行上報，蔣介石即用紅色鉛筆批上“申報禁止郵遞”六個大字，由上海警備司令部執行。1932年8月，除上海租界外，《申報》在全國各地被截留。史量才通過種種關係疏通，蔣介石則要求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員指導，遭到史量才的拒絕。此事當時在輿論界影響很大，為了做出姿態，蔣介石在壓迫史量才做出一些讓步後，不得不允許《申報》恢復郵遞，同時，準備擺布史量才本人。1934年夏秋之間，終於發出了暗殺史量才的命令。這一任務又責無旁貸地交給了戴笠。

　　戴笠受命後，即親自前往上海，組織上海的特務對史量才進行監視和跟蹤，弄清史量才的行動規律。後來，通過幫會的關係，從史量才司機的嘴裡探聽出史量才經常到杭州去，每次都住在自己的別墅秋水山莊。戴笠想，在上海動手，人口密集，警員眾多;在租界行動，怕又要發生有特務跑不脫被抓住的事。便想到杭州，趁史量才到杭州時在秋水山莊附近狙擊。但轉念一想，還是不行。因為杭州是戴笠搞警察實驗的地方，浙江省會警察局局長趙龍文是他自己的人，各級警察機關幾乎都控制在特務處的人手中。發生了大命案，破了就會找到自己人頭上，破不了杭州警察局就會落個偵破無能的罪名，也會受到攻擊。最後還是決定在滬杭公路上動手。

　　戴笠得到史量才已去杭州的消息後，即率趙理君等特務去杭州布置，並將特務們經常搞綁架用的一輛別克牌汽車開到杭州，停在浙江警官學校的車庫內，當時準備了兩個車牌照，一個是仿製的京字72號，另一個是杭州警察局的試車牌照，並選看了動手地點，探聽好史返滬日期。

　　13日這天，史量才乘自己的防彈汽車由杭州駛返上海。全車共六人：史量才的兒子史詠賡、詠賡的同學鄧祖詢與司機坐在前排，史量才夫婦和一個親戚周女士坐在後邊。

　　下午3時許，車開到翁家埠站北約二華里處，見一輛京字72號車停在路上，五六個人圍在車旁，有的在修車，有的正在四處張望。史量才的車開到離此車一丈遠時，忽聽一聲呼哨，這些人一齊拔出槍來，向史的車射擊。司機一着急，“吱”的一聲剎住車，恰好停在這幾人身前。一時間子彈橫飛，槍聲震耳。史詠賡急忙啟門外逃，受傷後跑到翁家埠站呼救。史量才夫婦與周女士亦跳下汽車奔逃。有兩個特務見史量才跑了，急忙持槍追擊。史量才跑出半里遠，鑽到一個農民家裡，穿堂而過。追擊的特務一看，兩人一打招呼，一個追蹤入內，另一個繞到後邊堵截。史量才剛衝出後門，被特務一槍打在腳上，趔趄着跑到一個乾涸的池塘旁邊，倒在地上。兩個特務追上去，向史量才頭上連開兩槍，一槍從口入腦，另一槍由左耳打入，俱中要害，當即死亡。司機黃有才、詠賡的同學鄧祖詢也被打死。

　　特務們見目的達到，飛車逃走，中途將車牌換了，半夜開回雞鵝巷53號。槍聲停下半小時後，史詠賡才從附近找來一些人趕到出事地點，並向航空學校借了一輛卡車，將三具屍體運回杭州。

　　史量才被暗殺後，全國震驚，紛紛聲討，要求政府緝拿兇手。蔣介石也故作姿態，表面上，一面電令浙江省、滬杭兩市“緝兇”，並懸賞一萬元;一面以國民政府名義致電史量才的家屬表示慰問。背地裡，卻發給行動特務五千元進行犒賞。同時，壓迫《申報》順應國民黨，停出“自由談”副刊和《申報月刊》，並迫使《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與《申報》脫離，獨立經營。

　　就這樣，戴笠又幫助蔣介石“擺平”了一個對手。

　　盟兄之死

　　1936年11月30日，《中央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職業殺手王亞樵在梧州被刺身死。實際上，王亞樵是被戴笠派人刺殺的。

　　王亞樵本是戴笠的金蘭換帖的兄弟，早年還資助過戴笠。入黃埔前，戴笠在###會中混事，曾到安徽在上海的同鄉會館拜會王亞樵。當時，王亞樵正是安徽會館的首領。戴笠正在上海流浪，無衣無食，經人介紹，結識了王亞樵。王便將其列為幫會兄弟，支一份生活費給他，戴笠便在王的手下東跑西顛，幫些小忙。後來，戴笠回鄉組織自衛團，維持家鄉治安。王亞樵恰於其時被浙江督軍盧永祥任命為浙江別動隊司令，在湖州招兵買馬，組建部隊，便寫信給戴笠，請他來協助。

　　戴笠到湖州後，在王亞樵那裡又遇到了胡宗南和胡抱一，四個人便結為兄弟，以王亞樵年紀最長，成為三人的盟兄，王亞樵即任命三人為縱隊長。當時戴笠正為籌建自衛團時欠下的很多債務而發愁，聽王亞樵答應幫助歸還，便也興高采烈地接受任命，並追隨王亞樵參加了直皖戰爭，以為就此發展，可作晉身之階。不料，戰爭結果，盧永祥被孫傳芳打敗，通電下野，王亞樵等人也作鳥獸散，各奔他鄉。

　　後來，戴笠受蔣介石之命執掌特務處，曾想羅致王亞樵，但因為蔣介石訓斥而未進行。而王亞樵這時也因政見問題走入反蔣的行列。但他不加入任何派系，只靠幫會關係，籠絡住自己的一套人馬，進行各種活動，在江湖上有職業殺手之名。

　　據說，戴笠這時曾托人帶信給王亞樵，意謂：你如反對蔣總司令，我必殺你。王亞樵也表示：“我對你沒有話講，委員長禮賢下士，你就和顏悅色，委員長疾言厲色，你就嫉惡如仇……”

　　這對盟兄把弟困反蔣、擁蔣問題而走到了敵對的立場。但戴笠布置刺殺王亞樵，還是因為汪精衛被刺案。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中央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中央黨部舉行。會後全體與會人員合影時，一位記者突然從攝影機中抽出一把手槍，對準居中的汪精衛連放三槍，將汪擊成重傷。行刺者本人亦被當場打倒，第二天即死去。經查，此人是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

　　汪精衛被刺後，一時在國民黨內攪起了軒然大波，恰恰這天蔣介石又沒有參加攝影，人們便懷疑是蔣介石所為。閻錫山、馮玉祥當即向蔣介石發難，李宗仁、白崇禧也致電蔣介石：話中有音的責問：“會場森嚴，仍來暴徒，亟應嚴辦，以懲凶頑。”身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汪精衛老婆陳璧君也當面指責蔣介石： “你不想用汪先生就說話嘛，何必下此毒手?”

　　蔣介石亦深為震怒，馬上召見戴笠，訓斥說：“人家打到了中央黨部，你還不知道。每月花上幾十萬元，就讓出這種事嗎?限你三天之內破獲此案，否則要你的腦袋。”

　　戴笠回到特務處，把手下的人也依樣畫葫蘆地臭罵一頓，並親自率人組織破案。經過多方偵測調查，抓到晨光通訊社的編輯主任賀坡光和孫鳳鳴的妻子等多人，嚴刑審問出是王亞樵、華克之等人主使，經報蔣介石後，決定逮捕王亞樵等人。但這時王亞樵已去香港，戴笠就親赴香港抓人。

　　但戴笠在香港一下飛機，就被香港當局以非法攜帶槍支為名扣壓，關了三天后，才由南京政府交涉放出，這更增加了戴笠對王亞樵的仇恨。

　　經過多方審訊和部下的偵查，得知王亞樵已躲往廣西梧州。而這時的廣西正在桂系的掌握中，無法公開逮捕，加之王亞樵黨羽甚多，不知會發生什麼情況。於是，戴笠就密派特務，前往梧州刺殺王亞樵。一天晚上，趁王亞樵拜訪一女人時，隱藏的特務們一擁而上，將王亞樵刺殺身死。

　　斧砍唐紹儀

　　唐紹儀字少川，1860年生，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曾在清政府內任職。辛亥革命後，被袁世凱任命為南北議和全權代表，為袁世凱任大總統時的第一任國務總理。後加入同盟會，參加廣東護法軍政府，為七總裁之一。1931年，參加廣東的反蔣政府。“九?一八”事變後，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就是這樣一個官場上不倒的“三朝元老”，1938年被戴笠派人刺殺於上海。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日軍進攻上海，國民黨蔣介石先後調動七十三個師在上海與日軍展開決戰。淞滬抗戰打了三個月，到11月，日軍進駐上海，國民黨全線撤退。不久，南京失守，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先撤武漢，後遷重慶。

　　此時，國民黨在上海的黨政要員紛紛外逃香港，並派人多次勸說唐紹儀離滬赴港，但唐紹儀遲遲不動。這時，日本侵略者急於在其占領區內尋找一個有聲望、有資歷的中國政客出面組織政權，以實現“以華治華”的策略，便看上了唐紹儀，派出一個專使拜訪唐紹儀，動員他出面組織政權。但唐紹儀並沒有答應。

　　日本人拉攏唐紹儀的活動卻為戴笠的特務所偵悉。國民黨從上海撤退後，戴笠留下了大批潛伏特務，一方面搜集日方情報，同時也監視各方人員動向，而唐紹儀在上海遲遲不肯動身，便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他電令上海特區區長周偉龍嚴密監視。

　　周偉龍手下有個特務叫謝志磐，他常利用與唐紹儀的親戚關係去唐家偵探情況，便知道了日本人去過唐家，但與唐紹儀談的情況並不知道。由於戴笠催得緊，謝志磐只好把從唐家一些人口中聽到的一句半句添油加醋地報告周偉龍，周偉龍為了邀功，再加上一點水分。到了戴笠那裡，就成了日本與唐紹儀勾結的情報了。後來，戴笠又請在香港的杜月笙給唐紹儀寫信，找人持信去上海見唐紹儀，勸唐立刻動身離滬，唐紹儀表示決不會當漢奸，一定要去香港，卻沒有馬上動身的意思。杜月笙得到回信後，即告訴戴笠，說唐暫時不會離開上海。於是，戴笠一面向蔣介石匯報情況，一面布置暗殺行動。他綜合周偉龍的報告和杜月笙的回信，認定唐紹儀會應日本人之請搞維持會。

　　1938年9月30日這天，謝志磐先與唐紹儀約好，說有古董商人要出賣古董。將一個仿古花瓶用盒子裝好，內藏一把小鋼斧，由趙理君扮成古董商人，另一個特務李阿大扮成夥計帶着它，乘車前往唐紹儀家。

　　唐紹儀平生喜愛古董，恰此戰亂時期，可以買到便宜貨，便到客廳會見。趙理君進客廳時，乘人不備，將香煙盤上的四盒火柴都裝入自己兜里，見唐紹儀來到，便假裝抽煙找火柴，客廳里沒有，唐紹儀便讓傭人去找。傭人離開後，趙理君便請唐紹儀看花瓶，趁唐低頭觀看的剎那，“夥計”抽出事先準備好的斧頭，狠狠地劈下去。可憐唐紹儀這個“三朝元老”，連哼都沒哼出一聲，便喪生在這兩個特務的手下。

　　兩個特務得手後，急忙走出來上車，還煞有介事地回身打了個招呼“老太爺不必送了，請仔細看看，我們馬上再送幾件來。”說罷，車子就在保鏢的眼皮底下開走了。

　　那個傭人取來火柴，一見老太爺倒在地上，流了一地的鮮血、腦漿，大喊了一聲：“抓強盜!”便與保鏢追了出去。這時，車已經開得飛快，拐個彎就不見了。他們記下了車號，趕緊報告租界警方，等發現汽車時，車內早就沒人了。

　　唐紹儀死後，全國輿論譁然，國民黨內的一些###知道是軍統所為，紛紛向蔣介石表示不滿，認為沒有確鑿證據，不該隨便殺人。蔣介石沒有辦法，一邊致電唐紹儀家屬表示慰問，並寄去五千元錢治喪;一邊以國民政府名義，明令褒揚，將生平事跡宣付史館，以昭功績。

　　一面殺人，一面慰問，這是蔣介石的慣用手法。而這一套手法除了寥寥幾人知道外，芸芸眾生都被瞞住了。這就是運用特務的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