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並不如煙--1960年 | |||||||||||||||||||||||||||||||||||||||||||||||||||||||||||||||||||||||||||||||||||||||||||||||||||||||||||||||||||||||||||||||||||||||||||||||||||||||||||||||||||||||||||||||||||||||||||||||||||||||||||||||||||||||||||||||||||||||||||||||||||||||||||||||||||||||||||||||||||||||||||||||||||||||||||||||||||||||||||||||||||||||||||||||||||||||||||||||||||||||||||||||||||||||||||||||||||||||||||||||||||||||||||||||||||||||||||||||||||||||||||||||||||||||||||||||||||||||||||||||||||||||||||||||||||||||||||||||||||||
| 送交者: 漢章 2012年09月18日00:19:2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
往事並不如煙--1960年漢章按：毛主席在1964年一首《讀史》的詩中說“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說的是人類最初的生產活動。有人經過簡單的計算發現，人類前250萬年所創造的財富，只占人類總財富的3%，而工業革命以來250年所創造的財富，則達到97%。其實人這個動物天生並不占有優勢，奧林匹克一百米跑再快，也跑不過獅子。所以最初的生產必須是一大群人集體去打獵，因為一個人的話，自己就被獵物吃掉了。獅子先生麼們雖然也捕獵，但到現在也還是這麼個狀態。可是人有一點，就是腦筋比獅子強。於是打獵的工具先進了，獵物一下吃不了，一部分人需要留在家裡處理肉，沒有貯藏肉的材料也不行，所以這些去造儲器也有可能，一部分人則繼續出去打獵。留在家裡的不僅吃好肉，日後還掌握了資料的分配權。階級社會因此不可避免的產生了。可是真正打獵吃不上好肉，甚至可能乾脆吃不上肉的人到一定程度就不幹了。記得中學有篇古文，說的是方臘先生準備起義，殺牛備酒召集戰友們說：如果有一家人只有弟弟一個人幹活，父兄不僅不幹活，還要在稍不如意的情況下折磨弟弟，換了你們，能同意嗎？皆曰：不能（方臘椎牛釃酒，召百餘人會飲，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盪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方臘於是就拉起了杆子，因為包括方臘先生在內的窮苦小民在宋徽宗先生做家長的時候就是那個可憐的弟弟，他老兄一個人就生了65個孩子（皇帝裡邊也是第一），所以老婆不會是三個五個，而他的弟弟們則賣兒賣女。革命可不是請客吃飯，方臘起義自然也不例外，據載當時凡是被抓住的官員，都被剝皮掛肚。這些平常老實巴交的農民變得如此瘋狂，實在是趙宋王朝官員們對他們平日十倍的壓榨所逼出來的，這就是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被消滅了，人類的文明史如此而已。馬克思主義看待歷史就是這樣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殘酷而現實。我自己看歷史，總覺得不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就顯得膚淺。例如《史記》一類的中國史書，總把歷史寫成聖人的的歷史：什麼劉邦小兒生下來腿上有72顆痣啦，韓信鑽過褲襠後，下一步就要當元帥，上將都不干。粟裕將軍看到這段不知是啥感受。李斯先生出場就感嘆老鼠，所以他一定貪圖富貴。宋太祖生在洛陽甲馬營中，紅關滿室，異香經宿不散，等等。這實際上就是看不清歷史的本來面目而產生的神秘主義，雖然司馬遷先生已經是他那個時代的先進代表了。可是仔細想想，夫戰爭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劉邦先生再豁達，也不能把江山，其實當時主要還是性命貿然交給一個他只聽說鑽過褲襠的人手上呀？李斯先生如果沒有好好讀書，那千古雄文《諫逐客書》又從何而來？柏楊先生寫《中國人史綱》，就把歷史的運轉說成是昏君賢君的更替，熱鬧是熱鬧了，但卻沒有說到點子上：其實李世民先生的個人品德一點也不比隋煬帝好：李世民生了25個孩子，隋煬帝不過6個。李世民親手射死了弟弟元吉，令部下殺死了大唐的當然繼承人，自己的哥哥建成，而隋煬帝弒父卻僅僅是個猜測。李世民51歲死於丹藥，隋煬帝49歲只是死於兵變。
中國在1949年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5億人口中90%以上就是4.5億人口是斗大的字不識一個的文盲。父親告訴我說，過年寫好對聯必須囑咐求寫對聯的人上下左右，不然對聯就被貼顛倒了。直到我在中學的時候，有一次在農村看春聯，有家門口上的對聯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說是你寫的不大合適，回答是毛主席詩詞不可能有錯。如果再往上推，民國二十八年的1939年中國文盲率高達95%。有人說民國出了清華四大導師不錯，可是也出了95%的文盲！《彭德懷自述》裡有一段說的是他們一家大年初一，祖母分配他們兄弟的不是砍柴就是要飯。台灣作家柏楊先生因為偽造中學學歷被識破後，自行的離開上了一個月的蘭州大學，搭其當兵同學的軍車西出玉門，發現全家一條破褲子的比比皆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飢餓。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當然我對這些數據也表示懷疑）。解放前上海灘的某一個寒風刺骨的早上，環衛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餓殍來。斯諾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諾的中國》一書中提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 可是另一方面，南京的四大家族在美國還有美元賬戶的巨額存款。有人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藏張嘉（曾任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總裁）檔案中，發現一份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之秘密調查報告，名為《登集團特報丙第一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摘引於下： 蔣介石 6639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 809萬美元。下同）， 宋美齡 3094萬元（377萬美元） 宋子文 5230萬元（637萬美元） 孔祥熙 5214萬元（635萬美元）， 宋靄齡 1200萬元（146萬美元）， 陳立夫 2400萬元（292萬美元）， 宋子良 550萬元（67萬美元）， 張靜江 3750萬元（457萬美元）， 孫科 2832萬元（345萬美元）， 張群2750萬元（335萬美元） 何應欽 2600萬元（317萬美元） 閻錫山2800萬元（341萬美元）， 何鍵 2000萬元（244萬美元）， 陳濟棠 6550萬元（798萬美元）… 老舍先生《茶館》裡有段掌柜的說詞說到民國：今天張大帥打王大帥，明天王大帥打吳大帥，打仗、打仗、天天打仗，你說打他媽的什麼仗呢？自古以來，革命不會無緣無故的成功。毛澤東思想當然指導了中國革命，可是如果沒有中國革命，哪裡來的毛澤東思想？閣下如果不信，現在就試試，幾個警察老爺就能把你解決掉。
1949年中國實現的這一次政權變革無論你信還是不信，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新政權聲稱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上到國家領導人，下到基層的官吏被稱為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不僅不能享受，還要吃苦在先。其領導人毛澤東主席自己就帶頭，一件睡衣竟然有60幾個補丁。對比幾千年的帝制（皇帝受命於天因此是人民的君父，可以世世代代統治人民）和軍閥割據（幾個人幾十條槍就可以公開的打家劫舍）來說，說成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件，一點也不為過。從理論上講，如果這樣的政權還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合理的口號。有人把毛主席說成是現代皇帝，可是縱觀毛主席一生，他一輩子造的正是封建殘餘，帝王將相的反。“為人民服務”正是他而不是別人提出來的。
新政權到1956年幾年間就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人類文明以來的幾千年的私有制幾乎被徹底的消滅。一大二公是那時候的基本特徵。可是這個轉變着實有點太快了。比如說吧，洒家在異地他鄉想和老婆孩子吃點好的，退一步說只是想喝一碗家鄉的風味老酒，這總不為過吧？可是看着看着這也不行了。1957年，在生產資料公有化後開始了大躍進，目的是儘快的實現產業結構，即工業化，因為中國那時90%全是傳統的農民，跟秦始皇時代區別不大。中國的第一塊自製手錶，是7個南京手工藝人用錘子和小車床手工敲打出來的，名為“七一”牌，曾一度轟動中國。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12輛解放牌汽車第一次在中國出場。殘酷的現實背景，使得新政權的領導人，其實還有人民都有點急。抱怨毛時代沒有一輛私人汽車，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茅于軾先生就是想坐小汽車，也他媽的輪不到他呀？
由此看出的基本事實是，公共食堂起於群眾，領導肯定，但首先並非毛主席，但毛主席後來贊成也是事實。毛主席不贊成當然辦不成，你現在一小小小的系主任不同意，系裡的事也辦不成。現在有人批評毛主席特別的容易，可是眼看着系主任多拿了錢卻不發一聲。以前我推薦一位青年教師到香港讀研究生，到學校人事處辦手續，回來說，人事處說校長有個講話精神，香港留學的一律不辦。我說有文件否？回答說沒有。我說你不會說：校長他媽的那天晚上喝多了，第二天胡說八道，毛主席說話還有許多錯話，校長算老幾？校長算老大，真到校長老爺哪裡，我也只能說校長說的是對的，香港的事不能辦。為啥不能辦呢？ 因為校長說不能辦。 走進大饑荒的中心地帶 ——與辛子陵大校對談“大躍進” 端陽生撰文 （一） 首先亮出發言權 2011年2月10日，國防大學的一位大校軍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該校某次座談會上發言稱：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搞的“大躍進”，活活餓死3755萬人。毛澤東和他推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罪魁禍首。毛澤東倒“三七開”才對。 關於“大躍進”的講話、文章、專著，伴着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腳步，層出不窮，可謂鋪天蓋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這個餓死人數字，和對毛澤東的有罪指控，我還是頭一次遇到。 他對“大躍進”的發言權（資格）和招引力，無非就是他在網上亮出的諸多金字招牌：國防大學、解放軍大校、共產黨員、著名學者、傳記文學作家等等，可謂光華四射，居高臨下。更有“廬山會議專業戶”李銳先生的推崇呼應，一夜之間在網上走紅，成為時政領域的明星。 至於老漢我，筆名端陽生，真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個八路軍小兵，轉業後依次在河南青年報、潢川報、山西四清報、雁北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法制日報從事新聞報道工作的無名記者，名片的含金量遠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單就“大躍進”這個話題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發言權。理由如下：首先，我想問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躍進”的發源地在什麼地方嗎？我來告訴你： “大躍進”既不是發源於我的故鄉山西省，或你的故鄉河北省，也不是發源於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發源於一位名叫吳芝圃的故鄉河南省。證據如下：（1）新中國的第一個公社，誕生於河南省信陽地區遂平縣嵯岈山鄉，它的創始人不是毛澤東，而是大名鼎鼎的譚震林（毛澤東戲稱“譚老闆”）；（2）“人民公社”這個響亮的名冠創始人，也不是毛澤東，而是河南省新鄉地區七里營鄉政府的徐秘書（大學生）；（3）第一個為“大躍進”作總結的哲學家、政治經濟學者，也不是毛澤東，而是時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的吳芝圃，他是“杞人憂天”的杞人（河南省杞縣人）。1959年秋天，他撰寫的宏偉論著《躍進的哲學與哲學的躍進》，占了《人民日報》的4個版，占了《紅旗》雜誌（某期）的全部頁碼。這是新中國新聞出版史上罕見的，也可能是空前絕後的。上述有關“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軼事，都發生在河南省，都發生在我的身邊。因為我當時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經歷了“大躍進”的全過程。難道沒有資格和你對談一下“大躍進”嗎？ 再者，我想再問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躍進”時期餓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裡嗎？我告訴你： 災情最嚴重、餓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廣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餓死人最多的地區，是信陽專區（18個縣）。在18個縣裡，餓死人最多的縣是光山、潢川縣。我在潢川縣餓過肚子，，患過浮腫病。 你不是說餓死了3755萬人嗎？那我就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了。所幸我沒有死，要是死在那個年代，不論是因為什麼原因死的，你都會把我統計到餓死人的數字裡去的。因為多統計一個，你就能給毛澤東、共產黨多增加一份罪責。今天，我這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要和你理論一番“大躍進”，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 身歷“大躍進”全過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躍進”的發源地河南省，親身經歷了“大躍進”的全過程。運動初，我擔任過信陽地區“衛星”報告團團長，帶領十幾位科學種田能手，到全區18個縣巡迴宣講過“放衛星”，也算是個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調到省城鄭州市，以《河南青年報》記者的身份，先後在豫南固始、商城、新縣一帶採訪過青年試驗田；在豫西伏牛山魯山一帶，採訪過青年煉鐵廠；又在豫北源陽、滑縣、新鄉一帶採訪過若幹個人民公社。我撰寫的經濟調查報告《七里營人民公社一周年》，編輯部用一個整版的篇幅予以發表，鼓吹“大躍進”不能說不賣力氣。 然而，黨和毛澤東主席對我的一貫教導，八路軍、解放軍的優良傳統，沒讓我的頭腦發昏。尤其是毛主席對黨的高層領導表現的浮誇之風，及其潛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後在武昌會議、鄭州會議、上海會議討論和印發文件，制止“共產風”外，他還打破常規，於1959年4月29日，以他個人的名義，向全國農村黨支部、生產隊、生產小隊長寫信，印發《黨內通訊》，號召基層幹部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理直氣壯地抵制來自省級、地級、縣級、社級的高指標、瞎指揮。（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後面——端陽生注）這裡，我先摘錄其中的3段： 毛主席寫道：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干，閒時半乾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據後來黨的高層會議（1962年中央7000人大會）簡報披露，毛澤東同志的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壓，沒有發到基層，只發到縣級。《河南青年報》總編輯崔澤東、副總編胡煒同志（已故），認為不能對新聞工作者封鎖消息，才得以在全體採編人員中傳達。聽了毛主席關於“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導和警示，壓在我心內的“老實話”一躍而發。我在多種場合冒然發言： “你們河南人盡會吹牛”、“《河南日報》、《人民日報》也搞虛假報道”、“西平縣畝產小麥7320斤是顆假‘衛星’”，“魯山縣馬樓鄉根本沒有鋼鐵書記，讓我空跑兩趟，丁ⅹ副總編指責我沒完成任務，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試辦，但不該‘化’”、“在全省我只見過一個公社辦得不錯（指七里營人民公社），其餘的都差勁，有的還不如退回高級社，退回初級社”、“把潘復生同志、楊珏同志、王庭洞同志畫成狐狸和狼，是混淆兩類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論，終於引來災禍。1959年深秋，黨內“反右”運動開始，我們的崔總編被指令下鄉搞調查，副總編胡煒送黨校學習（體面過關）。我被共青團省委指控為惡毒攻擊“三面紅旗”，批鬥會整整持續了半年之久。黨小組決定“開除黨籍”，支部決定“留黨察看”，省直黨委決定：“思想嚴重右傾，免於處分，下放勞動。”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機關500多名“右”字牌幹部，被發配到信陽地區勞動改造，這大概是由於信陽地區“三面紅旗”舉得最高，有利于震懾、改造我們這些“反對派”的緣故吧！（官僚主義者沒有想到，正是由於把我們發配到這個地區，他們吃了大虧） 當我們“右傾”同志到達勞動改造地潢川縣不幾天，就發現此地不大對勁，好像經歷過一場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當地干群自我描述）。群眾見了我們不搭話，只喊：“媽吆！”我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幹部接到通知，緊急回縣城開會，傳達毛主席的指令： “信陽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壞人和死官僚掌權，要向他們奪權！” 這真是晴天霹靂，在省城和“當權派”們爭論了大半年的“形勢問題”豁然開朗，我們“右”字號幹部該翻身了。但誰也不敢猜測，翻身的那一天何時到來。沒幾天又接到通知回縣城開會，傳達中共南方局的決定： 省委書記吳芝圃到重災區光山、潢川等縣，向人民群眾當面請罪；原中共信陽地委，除副書記、專員（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樹藩同志官復原職，其餘11名常委（包括地委書記路憲文）統統請進臨時看守所接受審查。全區地、縣、社（鄉）、隊（村）四級政權、四級黨組織全部一鍋端，讓所有下放到當地的“右”字號幹部，一律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參加奪權鬥爭。下放幹部（右字號）張時遇同志（原省農業廳副廳長）被指定為臨時縣委書記。我跟隨張時遇同志到幾個公社（鄉），召開群眾大會，把原公社（鄉）隊（村）幹部，由武裝戰士從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眾面對面的審查。主要追究餓死人的責任。根據群眾檢舉揭發事實，徵得群眾的同意，當場作出決定：或繼續關押，進一步審查，或當場解禁，官復原職。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陽事件”引發的全國“5個月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也可以說是，調查“大躍進”中餓死人事件。 (三)“黨代會”擺功追過 1961年小麥上場的時候，潢川縣召開了“黨代會”。想起張時遇同志向全縣新選出的黨代表作報告的盛況，至今都讓我熱血沸騰，熱淚盈眶。他在講話過程中，每宣讀完一個數字後，都會引發出熱烈的掌聲。 “同志們！我們總共清查出XX個土改時漏網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為非作歹的壞分子！（熱烈鼓掌） 我們撤職查辦了以梁XX為首的一夥死官僚分子！（熱烈鼓掌） 全縣生產和社會秩序得到恢復，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熱烈鼓掌） 我們有XX個婦女有了月經，有XX個婦女懷了孕！（眼淚、嗚咽，經久不息的掌聲）” “同志們！有一個數字大家都很關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幾個數字自相矛盾，不好確定哪一個數字比較準確，這很讓我作難…… 去年一秋一冬，由於死官僚主義者好大喜功，謊報豐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沒給群眾留足口糧，我們潢川縣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饑荒，發生了餓死人的嚴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為完全斷糧餓死，又有多少人是因為供應短缺，營養不良，對疾病的抵抗力不強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縣委辦公室的同志，一起到醫院請教過幾位醫生。醫生們說：要弄清這個數字，需要對每一個具體對象做死前健康調查，和死後屍體解剖。而這是我們無力辦到的。因此這個數字只好暫時懸着…… 同志們！我多次說過：不要因為自己曾對某鄉某村餓死人負有責任，而有意縮小這個數字；也不要因為自己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鬥，受過委屈，為了出氣，為了給梁德柱同志（前縣委書記）、路憲文同志（前信陽地委書記）、吳芝圃同志（前省委書記）加重責任，而有意擴大這個數字。我們一定要記住毛主席的教導：‘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結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梁德柱同志就是因為沒講真話，向黨和人民講了假話，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省直機關在反右傾中被下放的幹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飯店。我們主要以撰寫文章的形式，向大會、向中共南方局、向黨中央，傾訴自己受到的迫害，檢舉揭發以吳芝圃為代表的“當權派”所犯的錯誤和罪行。我們的文章不限長短，不限篇數，只要本人願意登《會議簡報》，就能以大號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總書記鄧小平和陶鑄、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頭。 這次平反會議開得很民主、很輕鬆，甚至很舒服。兩人住一間客房，寫字檯上擺着筆墨紙張，還有象棋撲克牌，伙食有特供補助，省軍區開倉庫送來了蚊帳，每晚都有電影或豫劇招待。為時一個月的馬拉松會議期間，只開過3次大會，審聽吳芝圃同志的檢討。就在這一次會議上，我們500多名“右”字號幹部全部獲得平反。 (四)回望“大躍進” 回望遠去的“大躍進”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萬勤勞樸實的農民和基層幹部，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滿足城市用糧、工業用糧，向國家多賣商品糧，他們不辭勞苦、勒緊褲帶，忍飢受餓的情景，我的心裡就不是滋味。 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幹部，在熱情與自信的燃燒中，沒把毛澤東同志向他們敲響的警鐘（《黨內通訊》）當一回事，以致一年以後，由他們種植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帶進了大饑荒的困境。他們有錯、有罪，應該受到懲罰。而且當時就受到了懲罰。就因此該把“大躍進”當作共產黨的惡行、當作毛澤東的罪行，沒完沒了地聲討下去嗎？ 我至今認為：“大躍進”用哲學的觀點審視，是科學的（孫定國、艾思奇兩位哲學家親自到鄭州市、登封縣論證過）；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審視，它是革命的、激進的；再用實踐檢驗，也是成功的。不“躍進”，就沒有新中國；不“躍進”，新中國就立不住；不“躍進”，新中國會永久失去擁有原子彈、氫彈的機會；不“躍進”，就沒有大慶油田，也不會有昆成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不“躍進”，就會被帝國主義擺布蹂躪。現在當政的領導人，不也說過“要跨越式發展”嗎？ 總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發起，被毛澤東認可、推廣的“大躍進”，不是愚人的盲動，而是歷史所迫，是毛澤東的英明選擇。否則，我們中國人沒有資格站在國際舞台上講話，我們的藝術家沒有底氣高歌《我是中國人》！ 我願以原河南省普通幹部的身份向歷史作證：河南人、信陽人、潢川人，在他們父兄的墳頭上，在“5個月的民主革命補課”中，沒有人控訴共產黨，沒有人控訴社會主義制度，更沒有人控訴過毛澤東。恰恰相反，他們感謝共產黨、毛澤東及時把飢餓的人群，從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和壞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來。他們面對面地質問吳芝圃、路憲文、梁德柱，為什麼不傳達、不執行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親自撰寫的《黨內通訊》（一封信）。 我，一個在“大躍進”中挨過批鬥、餓過肚子、患過浮腫病的老兵堅信：“大躍進”是新中國歷史畫卷上很悲壯、也很亮麗的一頁。我有幸經歷“大躍進”的洗禮，感到十分自豪！ 辛子陵這類人，他們既要享受“大躍進”的成果，又要嘲弄、漫罵、詛咒“大躍進”，我對他們這種不道德行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說：“你們是狗咬呂洞賓！” 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最省力氣的辦法，是在3755萬後再加一個“0”。 （正文完） ============================================================================ 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親自撰寫的《黨內通訊》（一封信）如下：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干，閒時半乾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大後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裡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 澤 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徹底揭露“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謠言 孫經先
目錄 §1 “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謠言的來龍去脈 §2 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的重大矛盾和問題 §3 被忽視的關鍵問題 §4 我國20世紀50到70年代人口異常變化的理論分析 §5 我國20世紀50到70年代人口異常變化的社會原因 §6 關於科爾研究中的重大錯誤 §7 關於蔣正華先生研究中的重大錯誤 §8 關於金輝“研究”中的重大錯誤 §9 1954年到1961年期間死亡率的調整 §10 破解1960年戶籍人口減少1000萬的歷史之謎
§1 “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謠言的來龍去脈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關於我國在1960年前後有“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謠言就開始出現。下面我們首先簡要的回顧一下這個謠言的來龍去脈。 1983年國家統計局將1949年—1982年期間我國經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據予以公布。這一數據表明，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國出現了人口大幅度異常減少的情況，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我國人口總數比1959年減少1000萬人。 這些數據公布以後，在國內外引起重大反響，西方幾十個通訊社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公布後，在國外以國際著名人口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為代表的一些人開始研究我國這一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科爾公開出版了專著《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在書中他估算我國1958至1963年期間超線性死亡人口約為2680萬。 由於科爾是國際著名人口學家，他的研究在國際和我國國內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以國外學者的上述研究為依據，國外歷史學界開始宣傳中國大躍進期間餓死了數千萬人。 我國在1985年下達國家研究課題，研究困難時期死亡率和出生率問題。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先生承擔了這項課題。他“計算”出我國這一時期“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1987年蔣正華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蔣正華的研究被我國某些官方部門正式認可，並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官方某些部門認可蔣正華的這一研究後，以胡繩先生《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為代表，一批有官方色彩的著作宣布1960年我國人口減少1000萬，在困難時期我國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隨後，在我國國內又出現了以金輝、曹樹基、王維志、楊繼繩等人為代表的一些“研究”，把非正常死亡人數擴大為3000萬、4000萬，甚至更多。 在各種原因的綜合作用下，這一重大謠言在我國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傳播。2011年，黨史二卷出版。書中稱“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這在實際上正式認可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說法。 另一方面，在我國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民間，都有許多人對這一謠言提出了強烈的質疑。 在1960年前後的一個時期內，我國是否有數千萬人口非正常死亡，這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件重大的歷史公案。這一歷史事件過去已經整整半個世紀了，這一事件的真相應當在當代解決，我們不應當把它留給歷史，留給後人。
§2 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的重大矛盾和問題 從以上敘述可以看出，為了徹底揭露“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謠言，就必須對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作出科學的解釋。 我們首先利用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個這一期間我國人口異常變動的情況做一個初步的分析。由於這一時期我國國際移民人數極少，所以在本文中我們處處不考慮國際移民的影響。 從理論上講，在不考慮國際移民的情況下，
在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中出現了令人難以解釋的重大矛盾。這一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間中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差異。 我們要探討的正是產生這一重大矛盾的真正原因。這一探討對於揭露“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謠言，起着關鍵的作用。正是出於這一考慮，我們把按照下述公式計算得到的數字稱為某一年的人口異常變化數：
人口異常變化數大於0，表示人口異常增加，人口異常變化數小於0，表示人口異常減少。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我們把1957—1982年期間人口異常變化數列表如下,其中絕對值超過100萬的，我們用紅色標出：
從整體上看，我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口異常變動問題，實際上包括以下三個問題： 1．1957—1959年期間我國人口連續三年大幅度異常增加的原因是什麼？ 2．1960—1964年期間我國人口連續五年大幅度異常減少的原因是什麼？ 3．1968—1979年期間我國人口連續大幅度異常增加的原因是什麼？ 此外，從以上三個時期人口異常變化的數字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我國人口在1957年—1959年期間異常增加合計1093萬人，1965年——1979年期間異常增加合計1534萬人，共計異常增加2627萬人。這個數字與我國人口在1960年—1964年期間異常減少的2654萬人，是令人驚異的高度吻合在一起的。 我們無法用巧合來解釋這種高度的吻合。所以產生了第四個問題： 4． 這種高度吻合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事實上，上述第四個問題所揭露的事實，已經揭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這就是：1960年—1964年期間我國人口大幅度異常減少2654萬人的真正原因，應當到1957年—1959年期間和1968年—1979年期間我國人口大幅度異常增加的原因中去尋找。
§3 被忽視的關鍵問題 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所以要根據這些數據研究我國這時期的人口變動問題，就必須從“戶籍登記”這個最基本的環節入手。 實際人口數，指某時刻我國真實生存的人口總數。戶籍人口數，指某時刻我國通過戶籍登記的方法匯總而得到的人口總數。 在理想的情況下，戶籍人口數＝實際人口數。但是在實踐中的情況卻往往不是這樣的。 例子 假定1960年年底我國某城市一個工廠停辦，其來自農村的職工一萬人被精簡返回農村。他們都在當年12月下旬辦理了城市戶口遷出手續，又都在1961年1月初返回原籍，並在農村原籍辦理了戶口遷入手續。 顯然，這一萬人在1960年年底（12月31日24時）是沒有戶籍的，所以他們不會被計入到1960年年底的我國戶籍人口總數中。這樣我國1960年年底的戶籍人口總數就會因此減少一萬人，從而導致這一年我國人口異常減少一萬人！ 在這個例子中，完全不涉及任何實際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但戶籍人口卻減少了一萬人。 由這一例子我們可以知道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中顯示的人口減少，是指“戶籍登記的人口”減少，它是統計數據的減少，正像例1所顯示的那樣，這種減少可能只是“字面”上的“數字”減少，這並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實際人口的真正減少。而這正是人們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普遍存在的一個重大的盲區。 為了使大家更好的理解這一點，我們再看下面的事實。1960年過去半個世紀以後的2010年，另一件類似的事情發生了。2009年國民經濟年報顯示，我國0～14歲的人口總數為2.58億。但是，在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中，我國0～14歲的人口總數卻變成了2.22億。換句話說，我國2010年0～14歲的人口總數比2009年減少了3600萬！！！ 本文作者看到這一消息，感慨萬分。幸虧這件事情發生在2010年。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1960年，那麼這3600萬人絕對會被一些人全部計入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之中。 1960年我國戶籍人口減少1000萬，就引發“餓死”數千萬的謠言；那麼按照這些人的邏輯，2010年我國0～14歲人口減少3600萬，豈不要引發更大的謠言？！ 不會有人認為2010年0～14歲人口比2009年減少3600萬，是由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那麼為什麼有人就非要把1960年戶籍人口比1959年減少1000萬，一定要認定為是由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呢？！ 由此可以看出，那種把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簡單的認定為真實人口減少的看法，是多麼的荒唐可笑。 我們再回到原先的問題上來。按照我國法規規定，戶籍登記與人口數有關的內容是：出生登記，死亡登記，遷出登記和遷入登記。所以，為了研究我國這一時期人口變動問題，就必須討論遷移漏報、重報（虛報）、死亡漏報和出生漏報對人口異常變化數的影響。 利用數學方法，我們可以證明了如下極其重要的結論： 基本結論 人口異常變化數隻取決於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和遷移重報虛報行為（及其對這些行為的改正），與出生和死亡的漏報行為（及其對這些行為的改正）無關。 這一結論表明，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中所出現的我國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人口的異常減少（指由人口異常變化數所反映的減少），不可能是由人口的死亡漏報引起的。事實上，從戶籍登記的角度講，這一論斷是非常顯然的。假定1960年有一萬人死亡，但他們沒有在當年進行死亡登記。那麼，他們已經死亡的事實就不可能在由戶籍登記所產生的統計數據中體現出來，也就不會對人口異常變化數產生影響。 上述基本結論表明，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中所出現的那些“令人難以解釋的重大矛盾”都可以，也只能用戶籍遷移運動中的漏報、重報和虛報行為(以及對這些行為的糾正)解釋。 國內外人口學界（包括蔣正華先生和科爾先生在內），在研究我國這一時期人口變動問題時，普遍採取了以下兩個基本假定： 一． 國內戶籍遷移對人口變動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二． 人口異常減少是由死亡漏報引起的。 我們的上述結論，完全推翻了這兩個基本假定。 這兩個假定，是以科爾和蔣正華為代表的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中的所普遍存在着的兩個致命的重大誤區。由於存在着這兩個重大誤區，這就決定了這些研究，沒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國這一時期人口變化的真實情況。
§4 我國20世紀50到70年代人口異常變化的理論分析 下面我們利用以上觀點對我國20世紀50到7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從數學上進行理論分析。 首先我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計算出1954年—1982年期間每一年度的人口異常變化數和每年年底的人口異常變化累計數，這裡每年年底的人口異常變化累計數是指從1954年年底起，到這一年年底期間的每年人口異常變化數之代數和（以1954年年底為零基準）。
按照上表，我們把1954年至1982年期間每年年底的人口異常變化累計數繪製成下圖，圖中的曲線稱為“人口異常變化曲線”，這條曲線反映了這一期間人口異常變化的情況。 利用數學方法解讀這條曲線，我們得到如下結論： 推斷1. 1956年—1959年出現了人口大遷移運動，在遷移中產生重報虛報戶籍人口數合計1144萬人。這導致了這一期間我國戶籍人口的大幅度異常增加1144萬人。 推斷2. 1960年—1964年期間，上述1144萬重報虛報戶籍的人口的戶籍被註銷。 推斷3. 1960年—1964年出現了人口大遷移運動，在遷移中產生漏報戶籍人口數合計1510萬人。 推斷4. 在1965年—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間，上述1510萬人中的絕大多數重新登記了戶籍。這導致了這一期間我國戶籍人口的大幅度異常增加。 由推斷2和推斷3可以知道，我國在1960年—1964年期間，由於戶籍遷移的原因，造成我國戶籍統計人口異常減少2654萬，這是我國這一期間戶籍統計人口異常減少的真正原因，這一原因與人口死亡沒有任何關係。 以上我們是從理論的角度討論這一問題的，沒有涉及產生這些變動的社會原因。
§5 我國20世紀50到70年代人口異常變化的社會原因 實踐是檢驗人們主觀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我們上面由理論分析得到的結論，必須通過實踐來檢驗。 下面我們將以我國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會和經濟情況為背景，論述這一時期我國人口產生巨大數量的異常變動的社會原因。這些社會原因產生的作用，正好與我們上面從理論角度推導出來的結論，高度吻合在一起。 1. 1956年—1959年戶籍人口異常增加的社會原因 1956年—1960年上半年期間，由於我國工業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大躍進運動的出現，使得大批農民從農村遷移到市鎮，成為工業戰線的職工。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家屬形成了數量巨大的從農村到市鎮的人口遷移大軍。下面我們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提供的數字，對上述戶籍遷移情況，做一個分析。 1956年—1959年市鎮人口變化情況（單位：萬人）
1956年—1959年農村人口變化情況（單位：萬人）
1956年—1959年市鎮與農村之間遷移情況（單位：萬人）
由上述表格可知，1956—1959四年中，我國市鎮人口增加合計4086萬，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產生的增加）為1076萬，這兩個數之差3010萬，這就是這幾年由農村遷入到市鎮並且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的人口數。這與當時我國確實出現的大批農村人口遷入市鎮的歷史事實是高度相符的。 另一方面我們又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國從 上面出現的1072萬人的差額，說明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在這四年中有1072萬人從農村遷移到市鎮並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原籍辦理戶籍遷出手續。 這一時期我國戶籍管理制度正處在建立之中，戶籍管理中的法規漏洞，為這一情況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法規上的漏洞加上重報戶籍會帶來的各種經濟利益的驅使，使得這一時期我國出現了大量的重報戶籍的現象。 以上是農村與市鎮之間的戶籍遷移造成重報戶籍的情況，由於市鎮與市鎮之間、農村與農村之間的戶籍遷移也可以造成重報戶籍的現象，所以這一期間全國產生的重報戶籍的人數要大於1072萬人。這與§4推斷1中這一期間重報虛報戶籍的人數為1144萬人，是高度相符的。這就論證了§4推斷1。 這一事實表明，國內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可以造成數額巨大的戶籍人口異常變動。這正是國內外幾乎所有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中所忽視的一個重大的盲區。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1956年至1959年期間，全國共有3010萬農村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市鎮，這樣就造成了農村人口減少3010萬。這些人口的去向本來是很清楚的，他們從農村來到了市鎮，並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但是一些專著和文獻在研究我國這一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時，卻毫不負責任的把這些人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解釋為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了，這顯然是極其荒謬的。 2. 1960年—1964年戶籍人口異常減少的社會原因 由於我國經濟狀況1960年下半年開始出現重大困難，從1960年9月起，我國大規模精簡職工和市鎮人口的工作開始啟動。1961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為了解決當時出現的經濟困難，會議作出了大幅度精簡市鎮人口的重大決策。明確提出在三年內減少市鎮人口2000萬以上。全國規模的精簡職工、減少市鎮人口的工作全面展開。據有關統計，從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兩年半的時間裡，全國市鎮人口共計減少了2600萬人。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大量漏報戶籍的現象。 我國大規模精簡職工、減少市鎮人口的工作始於1960年9月，基本結束於1964年，其中主要是在1961—1963年這三年進行的。我們先看這三年的情況。下面我們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提供的數字，對上述戶籍遷移情況，做一個分析。 1961—1963年市鎮人口變化情況（單位：萬人）
1961—1963年農村人口變化情況（單位：萬人）
1961—1963年市鎮與農村之間遷移情況（單位：萬人）
由這些表格可知，在1961年—1963年這三年因為精簡市鎮人口而遷出市鎮並辦理了遷出手續的人口數合計2325萬人。這與當時我國確實出現的大批市鎮人口遷移到農村的歷史事實是高度相符的。但是同期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的人口合計卻只有948萬人。這兩個數據出現了1377萬人的差額。這個差額及其產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國50—70年代人口異常變動之謎的第二個關鍵。 上面出現的差額1377萬人，說明了一個基本的事實：有1377萬人在這三年中已經遷出市鎮並辦理了戶籍遷出手續，但並沒有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 這僅僅是1961—1963年這三年從市鎮到農村戶籍遷移的情況，如果考慮到1960年和1964年這兩年的數字，這五年中共有1510萬人漏報戶籍，就應該說是已經得到論證了。這就論證了上一節的推斷3。 我們已經指出，1956年—1959年期間出現了遷移重報（含虛報）戶籍人口1144萬人。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這一條例在全國得到真正實行要有一個過程,這一條例的真正落實是在1960年。落實這一條例的過程相當於一次戶籍整頓，隨着這一條例1960年在全國的落實，上述遷移重報（含虛報）戶籍的1144萬人的雙重戶籍之一（或虛假戶籍）在1960年及其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就要被註銷，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在1960年到1964年期間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的工作中，精簡的重點就是1956年—1959年期間從農村遷移到市鎮的人口。隨着這些人員返回農村，這些人中那些重報虛報戶籍的人員，他們的雙重（虛假）戶籍問題即使沒有在落實戶口登記條例的過程中被解決，也會隨着他們返回原籍而被自動解決。這就論證了§4的推斷2。 1960年—1964年期間，既出現了大量漏報戶籍的現象（漏報戶籍人口總數1510萬人），又出現了大量的重報虛報戶籍現象被逐步消除的過程（被消除的戶籍人口總數1144萬），這兩方面合計2654萬人。正是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這一時期我國戶籍人口大規模的異常減少！這就是這一時期我國戶籍統計人口大量異常減少的真正原因。這一原因與人口死亡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一些專著和文獻在研究我國這一時期人口異常變動時，卻毫不負責任的把這些由於戶籍遷移原因造成的戶籍統計人口減少解釋為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了，這顯然是極其荒謬的。 3. 1970年—1979年戶籍人口異常增加的社會原因 1964年，雖然我國戶籍人口大遷移運動基本結束，卻留下了1510萬漏報了戶籍的人口，他們雖然從市鎮遷移到農村，卻並沒有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 隨着我國經濟的恢復和進一步發展，工業戰線和市鎮其他部門又需要補充大量的職工。在1960年到1964年期間精簡到農村並且漏報了戶籍的1510萬人口中的大多數也要求重返市鎮。這樣在1965年—1979年（主要是在1970年—1979年）這一漫長的時間內，各級政府部門拿出很大的精力解決這一個重大歷史遺留問題。隨着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這1510萬人口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都在1970年到1979年期間返回了市鎮，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其餘的人也由於種種需要在農村辦理了戶籍手續。這就造成了1970年到1979年期間我國戶籍人口出現了連續較大幅度異常增加的現象。就這論證了上一節的推斷4。 1965年—1979年期間我國人口異常增加合計1534萬，這個數字與上一節推斷3中的1510萬是高度吻合的。而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再次論證了在1960年—1964年期間確實有1510萬人漏報了戶籍。 1979年以後，每年的戶籍人口再也沒有出現過大幅度異常增加或減少的情況，這表明從1956年開始的戶籍人口大幅度異常增加或減少的情況到1979年基本結束。
§6 關於科爾研究中的重大錯誤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國際著名人口學家科爾先生關於我國超線性死亡2680萬人的研究，在國際和我國國內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支持“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說法的兩個主要學術研究之一（另一個研究是蔣正華先生的研究）。 科爾是一位美國人口學家，他不了解中國的具體國情，不了解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及其變化情況，不了解我國在20世紀50—60年代出現的空前的人口大遷移運動。這就導致了他的研究出現了重大錯誤。 科爾的第一個重大錯誤在於：他在研究中使用了一個基本假定：國內戶籍遷移對戶籍人口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這一基本假定是完全錯誤的。 他的第二個重大錯誤在於：他利用死亡漏報解釋我國戶籍人口的異常減少。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這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 為了指出科爾研究中的另外兩個重大錯誤，我們需要把科爾研究的基本思路介紹如下： 科爾首先依據我國1982年進行的1‰生育率抽樣調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計算出1953年到1964年期間我國各年的出生人數，然後根據公式
計算出同一期間死亡人口總數，然後估算出我國1958至1963年超線性死亡人口約為2680萬。 這一思路在理論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一思路的基本前提是要求我國1982年進行的1‰生育率抽樣調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必須是準確的。 我國1982年進行的1‰生育率抽樣調查，通過對30萬餘名15—67歲的婦女生育史進行回顧性調查，獲取了1940年到1981年共四十二個年度不同年齡婦女的生育率。 我們利用數理統計學的基本原則對這次抽樣調查的方案進行了分析，發現這一方案存在重大的缺陷。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另外的文章中予以評述。 利用1982年抽樣調查的結果，我們可以計算出1981年育齡婦女按年齡的生育情況，並把它和1982年同時進行的全國人口普查得到的數據比較一下。 1981年育齡婦女生育嬰兒個數
由此可以知道，如果以1982年人口普查數據為基準，這次抽樣調查所獲得的婦女按年齡的生育率，在15—19、20—24、30—34、45—49這些年齡段中，其誤差都超過了20%，最高達到92%。而在25—29、25—39、40—44這些年齡段中，誤差也達到了10%左右。這樣高的誤差無論如何也是無法讓人滿意的。 這是在1982年，通過30萬名余育齡婦女對上一年的生育情況進行回顧性調查得到的誤差。那麼通過同一批婦女對二三十年以前的生育情況進行回顧性調查得到的誤差顯然會大大高於上述數字。 利用誤差這樣高的生育率數據，顯然無法準確的計算出1953年到1964年的出生人數。我們可以指出，生育率數據每差10%，按照科爾的方法計算出的死亡人數，就會差2600萬人！這樣高的誤差顯然是令人無法接受的。這是科爾的第三個重大錯誤。 按照我們前面的研究結果，我國在1960年至1964年期間出現的人口大遷移中有1510萬人漏報了戶籍。由於這些人口漏報戶籍，他們就沒有被計入到1964年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中，這就導致了1964年的戶籍統計人口總數減少了1510萬。換句話說，我國1964年的真實人口總數，應當比統計數據多1510萬。由上面科爾所使用的公式可以看出，由於這一原因，科爾把我國1953至 1964年期間的死亡人數多計算了大約1500萬。這是科爾的第四個重大錯誤。 由於上述這些重大錯誤。這一研究都沒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國這一時期人口變動的真實情況。 還是法國人口學家卡洛說的比較客觀，他說：中國的問題最好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
§7 關於蔣正華先生研究中的重大錯誤 蔣正華先生關於我國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的研究，是我國唯一被某些官方部門正式認可的研究。他的這一研究，和科爾先生的研究一起，是支持“我國在困難時期有1700萬到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說法的兩個主要的學術研究。 蔣正華這一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數學方法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然後利用這一數學模型“計算出”我國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 我們作為專職的數學工作者，對蔣正華所建立的數學模型進行了仔細分析。正像我們在《蔣正華先生關於“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研究中的重大學術錯誤》中所指出那樣：他所建立的數學模型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學術錯誤和問題。由於這些錯誤，他根據這一數學模型所得到的我國“在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1700萬人”的結論，是沒有任何學術依據的。 我們必須指出，蔣正華先生的上述學術錯誤不是偶然的個別的錯誤，而是系統的、全面的錯誤。利用他的模型，根本無法得到我國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真實情況。由於說明這一點需要較多的數學專業知識，這裡就不進一步說明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一下我們的上述文章。 蔣正華是利用數學方法“計算出”我國困難時期的死亡率、出生率和“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結論的。但是，他沒有在學術刊物上公布他賴以計算的原始數據和計算過程。據他本人講，直到2005年10月17為止，他關於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這一重要結論的“許多計算結果都壓在手稿等資料堆中，”還要待他“有機會再來整理”。對於這樣一個直到2005年還沒有整理，更沒有公布其計算過程的 “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的結論”，在1987年就被我國某些官方部門認可，並產生了重大影響。從學術的角度講，這是一個極其反常的現象。 我們從學術的角度，對蔣正華先生的研究進行了公開的學術批評。我們的批評已經公開幾個月了，但是蔣正華先生並沒有對我們的批評做出回應。我國在困難時期是否有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歷史公案。蔣正華先生本人也承認，這是一件應當在歷史上講清的問題。我們希望蔣正華先生能夠本着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對我們的學術批評作出公開的回應，並且講清這一件應當在歷史上講清楚的重大問題。 科爾先生和蔣正華先生的研究，是支持“1700萬人到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說法的兩個主要的學術研究，這兩個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我們上面的敘述說明了這兩個研究都是錯誤的。
§8 關於金輝“研究”中的重大錯誤 在我國還有其他一些“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所謂“研究”，其中主要有金輝、曹樹基、王維志、丁抒、楊繼繩、彭西哲、李若建等。 下面我們以金輝為例，說明這些研究的荒謬性。 金輝既不是人口學家，也不是數學工作者，他只是一位作家。從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連人口統計學的基本知識都沒有。但是他卻利用“不超出小學程度的數學知識”（這是他的原話）“推導出了”中國1959年到1961年期間非正常死亡（餓死）的人數為4060萬人，成為“餓死數千萬人”這一重大謠言的主要來源之一。 我們仔細分析了金輝的所謂“研究”，發現金輝所說的我國在1959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060萬人的數字中，包含了以下數字： 1． 1960年由於戶籍遷移原因造成的戶籍統計人口減少的695萬人； 2． 1961年由於戶籍遷移原因造成的戶籍統計人口減少的348萬人（實際減少598萬，金輝少計算了250萬）； 3． 1960年由於新生嬰兒漏報出生造成的戶籍統計人口減少的305萬人； 4． 1962年到1964年由於戶籍遷移原因造成的戶籍統計人口減少的1270萬人（實際減少1361萬，金輝少計算了91萬。）儘管這些減少是在1962年到1964年發生的，但是金輝仍然把他們計入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之中； 以上共計減少2618萬，這些減少沒有一個是因為死亡原因造成的。 5． 1953年到1958年期間已經正常死亡，但因為戶籍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沒有在當時進行死亡登記，而在1959年—1961年被註銷戶籍的人口，這一人數估計至少在500萬以上（參見本文下一節）。 以上大約3100萬人根本與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死亡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卻都被金輝列入了1959年到1961年餓死的人數之中。 金輝以上“計算”餓死人數的“方法”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一些人是如何把由於其他各種原因造成的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都“計算”成為我國那一時期餓死人的人數的。 在去掉以上人數之後，金輝的所謂餓死4060萬人，就只剩下大約900萬人了。 金輝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計算餓死人口的計算公式。對於這一公式的荒謬性，我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仔細評述。由於這一公式的荒謬性，上述這900萬人也是缺乏依據的。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金輝的“研究”是完全錯誤的。 對於其他人的研究，限於本文的篇幅，我們就不再一一評述了。
§9 1954年到1961年期間死亡率的調整 為了搞清這一時期我國人口死亡的真實情況. 我們需要對這一時期的戶籍人口死亡率進行調整。 從戶籍管理的角度講，由於1958年以前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口在農村)戶籍管理制度並沒有建立起來，許多人特別是廣大農村人口，戶籍登記的觀念是非常淡薄的。在這種情況下，從1953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間，就會出現一定數量的人口已經死亡而沒有到及時到戶籍管理部門申報死亡登記。隨着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發布和真正落實（這一條例的真正落實是在1960年前後），這些漏報死亡人口的戶籍在1960年前後被註銷，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這種情況對1959年—1961年，特別是1960年的戶籍死亡率呈偏高態勢，起着不容忽視的作用。這一點，被幾乎所有的關於這一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所忽視。 按照上述原則，我們暫且以1953年—1958年期間死亡漏報率為12%，調整這些年的人口死亡率，並認為這些死亡漏報的人口的戶籍是在1960年前後落實《戶口登記條例》的過程中被註銷的，就可以給出了1954年—1961年期間我國人口死亡率的初步估計值如下：
以調整以後的1954年到1958年期間的平均死亡率(13.55‰)為基準，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超線性死亡人數為400萬人左右。 我們認為關於這一期間的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線性死亡人數還應該繼續進行調整，但由上表可以看出，可供繼續調整的空間是已經不大了。因此可以初步認為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線性死亡人數比較接近於這一時期我國人口變動的真實情況。 作為專業的數學工作者，我們必須向讀者指出，超線性死亡是利用數學方法研究人口死亡問題時的一個專門的人口統計學的學術術語，它有着特定的數學含義（向專業之外的人講清這一概念的準確含義是不容易的）。超線性死亡人數不表示非正常死亡人數，更不表示餓死人數。 楊繼繩、金輝（他們都不是人口學家，更不是數學工作者）等一些人在“研究”中，把超線性死亡人數錯誤的解釋為非正常死亡人數，又把非正常死亡人數荒謬的解釋為“餓死”的人數，在這一問題上製造了極大的混亂。如果他們懂得超線性死亡的真正含義，他們這樣做就只能說明他們是蓄意欺騙；如果他們不懂得超線性死亡的真正含義，他們這樣做就只能說明他們在數學和人口統計學上的無知。 在1960年前後幾年中，我國遇到重大的經濟困難，同時又遭遇到嚴重的自然災害。在這種情況下，人口死亡率比正常年景偏高一些，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上面我們所說的這幾年人口超線性死亡400萬人，正是這種死亡率偏高的反映，它並不代表這幾年有400萬人非正常死亡了。在這400萬人中，屬於非正常死亡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而“餓死”的人數，又只能是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一部分。 有比較才有鑑別，讓我們做幾個比較。 與我國1950年至1953年期間比較：我國1950年至1953年期間的死亡率為14‰—18‰。從上表可以看出，我國在1958年—1961年期間的人口死亡情況大致與1950年到1953年相當。 與民國時期比較：在我國整個民國時期的平均死亡率為25‰—35‰。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國在1958年到1961年期間的人口死亡率遠遠低於民國時期的最低水平。 與同期發展中國家比較：1950—1955期間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死亡率平均為24.2‰左右。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國在1958年到1961年期間的人口死亡率遠遠低於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與二十一世紀的俄羅斯比較：2002年到2005年期間俄羅斯的人口死亡率為16‰—16.4‰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國在1958年到1961年期間的人口死亡率與俄羅斯在2002年—2005年的死亡率基本相當。 在上表所顯示的死亡率下，是不可能出現數百萬人以上的餓死人的現象的。 國家統計局，國家民政部編寫的《中國災情報告》曾經指出：我國1959年—1961年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04萬，其中1959年1.8萬人，1960年37.5萬，1961年64.7萬。該書特別說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凍、餓、自殺等死亡的，1960年以後多是腫病死亡的。 這一數據可供關心這一問題的讀者們參考。
§10 破解1960年戶籍人口減少1000萬的歷史之謎 在我國六十年代人口變動問題上，1960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這一年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淨減1000萬人。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1960年的人口異常變化數為－695萬人。 正像我們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 這一人數的減少是由於戶籍遷移原因造成的，與人口死亡無關。 在扣除了人口異常變化數之後，1960年戶籍人口比1959年的減少的數目只有305萬。我們還必須考慮出生漏報和死亡漏報的影響。 先討論出生漏報的影響。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6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計算，1960年我國戶籍出生人數為1392萬人。但是按照我國200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我國1960年出生並且2000年仍然生存在國內的人數為1468萬。這表明1960年有嚴重的出生漏報現象。按照有關數據可以初步估計出1960年漏報出生人數為420萬。如果考慮到這一影響，那麼我國1960年人口數比1959年就不是減少305萬，而是增加了115萬！ 我們在前面對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進行了初步調整。按照這一調整，1960年的死亡人數應該減少500萬左右。如果考慮到這一因素，那麼我國1960年實際人口數比1959年要增加大約600萬左右。 當然，這只是一個初步的估計數，更準確的數字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
附註：本文是作者在烏有之鄉舉辦的《關於我國六十年代人口變動的真相研討會》上的講稿。這次發表前又做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這次研討會的視頻見：戳穿一個政治大謊言——關於我國六十年代人口變動的真相研討會,主講人：孫經先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10/268526.html
關於本文§2到§5所述內容的更詳細的討論，見 孫經先（筆名孫景澤）：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關於我國六十年代人口變動問題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3/224127.html 孫經先; 關於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6期。該文可在以下網址下載 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STUD201106010.html
關於本文§6所述內容，作者將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詳細論述。
關於本文§7所述內容的更詳細的討論，見 孫經先：蔣正華先生關於“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研究中的重大學術錯誤 http://www.wyzxsx.com/ebook/1700.htm 孫經先，關於“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與蔣正華先生商榷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58.html 也可見 齊景潤：蔣正華在國家重大研究課題中的中小學生錯誤 http://www.wyzxsx.com/ebook/jzh.htm 齊景潤：六千五百萬中國人是怎樣“被死亡”的？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9/259395.html 齊勁松：蔣正華的一段話揭開一個重大秘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1972.html 齊勁松：蔣正華的“非正常死亡1700萬”與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8/252324.html 關於蔣正華研究的原文，可見 蔣正華 李南：《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64.html
關於本文§8所述內容，作者將在另一篇文章中詳細論述。也見 齊景潤：幾千萬中國人是怎樣“被”金輝“餓死”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6787.html
關於本文§9和§10所述內容，見 孫經先; 關於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6期。該文可在以下網址下載 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STUD201106010.html 此外，作者將在另一篇文章中對這一問題予以更詳細論述。
關於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更多的文章，可見 專題：60年代人口變動真相，見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sqwhy/Index.html 野叟論史：綜述最近熱炒的“餓死三千萬”事件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0/268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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