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還記得中國外交界風雲人物冀朝鑄？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9月19日16:27:5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近日，在新澤西，見到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外交界的風雲人物冀朝鑄及其夫人汪向同。遺憾的是，我想當然地以為照相機的電池沒問題，事先沒有檢查並帶上備用電池，以致到要拍攝時才發現電能耗盡，許多有趣場景，失之交臂！這真是一個慘痛教訓！ 　　冀朝鑄今年83歲，他的夫人今年82歲。年過八旬的冀朝鑄，不僅異常謙和，初次相見，跟我握手竟都是雙手齊握使勁地上下搖動；而且他頗有童心，他告訴我，因為從小在美國長大，所以非常愛吃冰淇淋和巧克力，“從小養成的習慣，怎麼改得了呢！”儘管妻子一再勸阻，他仍然不停地偷吃蛋糕等甜食，還趁夫人和我不備，竟從我的咖啡杯里偷偷舀了一勺卡普奇諾！ 因為電池電力不足，我拍冀朝鑄夫婦的照片無法對準焦距。 　　知道冀朝鑄這個名字，是因為上個世紀中國重返世界之初，他的知名度實在太高：毛澤東與斯諾在天安門上聊天，他當翻譯；周恩來在機場與破冰之旅的尼克松握手，他當翻譯——這還鬧出一場將他的形象整個刪除的公案。 　　下面有關冀朝鑄的有關資料，是我從網上獲得，經當面向冀朝鑄夫婦求證而訂正—— 　　冀朝鑄1929年7月生於山西汾陽，其父冀貢泉曾任山西省司法廳和山西省教育廳廳長， 其哥冀朝鼎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董事長，被譽為“中國最幹練的經濟學家”——後來他策劃的金圓券，猛烈衝擊國民黨政府的金融，有人甚至說，是導致國民政府一敗塗地的最重要導因。不過，冀朝鑄的夫人汪向同卻對我們說，這言過其實了。 　　1938年為躲避日本侵華的戰火，剛九歲的冀朝鑄就跟隨父母去了紐約。在美國，冀朝鑄被送進私立學校，高中畢業之後，他向三所美國大學提出申請，這三所大學，正是延續至今的美國大學“前三甲”：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 　　1948年，冀朝鑄進入哈佛大學就讀。在他大學二年級時，朝鮮戰爭爆發，冀朝鑄毅然放棄了哈佛的學業，1950年10月回國。因為中文不夠好，於是就讀於清華大學化學系，並惡補中文。1952年4月，赴朝鮮開城，參加中國與聯合國軍的和談代表團工作。不過，他的夫人告訴我，因為中文還是不是那麼出色，於是不能充當正式翻譯，只是擔任記錄。 　　1954年4月回國在外交部工作，先後參加過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中國代表團的工作，親歷了中美建交和談、尼克松1972年訪華、中美發表上海公報談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曾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當過翻譯。 　　1973年3月，赴中國駐美國聯絡處工作，任參贊；1975年5月回國，擔任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1979年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1982年3月任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1985年任中國駐斐濟瓦努阿圖·基里巴斯大使；1987年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大使；1991年任聯合國副秘書長；1996—2005年擔任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 　　冀朝鑄，新中國外交舞台上的知名外交家，被譽為“中國紅牆第一翻譯”，為周恩來做了17年翻譯。 　　美國著名評論家福克斯·巴特菲爾德曾經在報紙上這樣評價冀朝鑄：“冀先生非常寶貴，因為美國政府沒有完全合格的從英文到中文的同聲翻譯。”連美國人都驚嘆找不到一個象冀朝鑄這樣優秀的翻譯。 　　談到他的成功，冀朝鑄說：“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做翻譯的難度極大，在會議現場，發言者與翻譯者之間只有0.1秒左右的時間差，容不得半點遲疑，因此翻譯不但反應要非常快，同時涉及面極廣，天底下古今中外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專業用語、專業名詞，這些都得熟悉，並知道對應的譯詞。在翻譯時碰到不懂的單詞怎麼辦？在會場上你是查不了詞典的，你必須隨時在瞬間進行閃電般的思維，這是人類語言學習與應用的最高境界。”儘管思維敏捷、博聞強記，但冀朝鑄無時無刻不在學習。他每天都要看英文報紙和雜誌，碰到新的詞語馬上拿出筆記本記下來。“我哪有什麼神奇的腦袋，我是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時間來學習才得來神奇的。” 　　冀朝鑄一生中的華彩樂章，無疑是參與、見證了中美關係的恢復。 　　1972年2月21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一起，共同打破了中美兩國關係的“堅冰”，成為20世紀影響國際關係格局的最深遠的事件之一。 冀朝鑄為周恩來做中文翻譯。 　　1971年7月9日，在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的安排下，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專機，將一位美國客人秘密送到了北京，他就是尼克松政府的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 　　基辛格北京之行的目的很明確——為尼克松訪問紅色中國鋪平道路。 　　當天下午，中國總理周恩來就接見了基辛格博士。冀朝鑄回憶說，會談剛開始，基辛格顯得有些緊張，他告訴周總理，非常高興來到神秘的中國。周總理回答說，只要美國加深對中國的了解，就會發現中國並不是一個神秘的國家。 　　與周恩來的初次會面，給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基辛格後來在回憶錄中描述說：“周恩來外弛內張的神情、鋼鐵般的自制力使舉座注目。” 　　7月11日上午，就在基辛格離開中國前幾個小時，中美雙方就尼克松訪華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兩天前，對北京之行能否有結果還感到忐忑不安的基辛格，最終鬆了口氣。 　　7月15日，中國和美國同時宣布了一個震驚世界的聲明——美國總統尼克松將於1972年5月前應邀訪問中國。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總統乘坐的“空軍一號”專機飛抵北京，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國旗首次在北京上空飄起。 　　周恩來總理為尼克松在首都機場南機坪舉行了歡迎儀式。在場的冀朝鑄還記得當時的每一個細節。他告訴記者，飛機艙門打開後，尼克松和夫人先行走下舷梯，在離地面還有三四級台階時，尼克松就身體前傾，向周總理伸出手說：“我非常高興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周總理意味深長地回答說：“你的手伸過了世界上最遼闊的海洋——我們25年沒有交往了！” 　　尼克松對中國的訪問為期7天。期間，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會見了他。 　　冀朝鑄的母語，應該說是英文。前幾年他寫過一本英文回憶錄《The Man on Mao's Right》（直譯為“毛澤東右側的人”，有人譯為“毛的右臂”），由美國藍登書屋出版。 但沒有完整地翻譯成中文，在中文世界中影響不夠大，我看過部分翻譯成中文的章節，很有意思。其夫人汪向同也寫過一本回憶錄，我還沒有來得及拜讀。 　　提到冀朝鑄，難以迴避他的形象被官方抹去的那段公案。例如，1972年周恩來與“破冰之旅”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握手照片，他被抹去；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時冀朝鑄擔任翻譯，照上他也竟被抹去…… 　　《三聯生活周刊》上刊登的李菁的文章回述說， 　　1972年2月21日的這一瞬間被無數鏡頭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來身後那位高大的翻譯——冀朝鑄幾乎出現在美國所有的報紙上。奇怪的是，在中方發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來的身後卻變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鑄的位置變成一小塊空白。冀朝鑄說，他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而若干年後，尼克松的女兒朱莉特地給他寄來了美國記者所拍的照片，冀朝鑄又“回”到了總理身旁。為此一直“耿耿於懷”的老人特地帶我到他的書房，看那張被掛在顯眼位置的照片，並叮囑我，一定要澄清此事。冀朝鑄並沒有詳細解釋個中原委，這個小插曲似乎也是那個時期國內複雜政治斗的微妙體現吧。 　　與冀朝鑄夫婦見面時，聽他們講述當年的故事，例如他們與唐聞生的關係，章含之拖累了喬冠華……等等，有時間了我當細細轉述。這裡先轉載一些照片和文章。 中為翻譯冀朝鑄。 冀朝鑄擔任周恩來的英文翻譯長達17年。這是他在周與尼克松會見時。 這是那張著名的照片，左四為冀朝鑄。 官方發布這張照片時，竟將冀朝鑄抹去。 冀朝鑄所撰英文回憶錄 冀朝鑄回憶錄：外交部的兩個女人 （以下內容出自冀朝鑄所撰英文回憶錄，譯者不詳） 　　短短的時間，發生了多麼大的變遷! 　　三年前當尼克松就任總統時，他站在白宮前的石階上宣稱，他的願望是看到這個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無論是大民族還是小民族，生活在憤怒的隔離中。”那時，《人民日報》即時作出反應，罵道：“尼克松的頭部已套在繩索中，竟然還有心思講將來的問題。他的一隻腳已踏進墳墓中，還在自我陶醉，講天堂的美夢。這是一個垂死的階級的呻吟和掙扎。” 　　三年之後，一隻腳踏進墳墓的，是毛澤東。那時政治鬥爭非常激烈，在決定他身後誰繼承他的大位的問題。有許多年，毛澤東總在談他的身後事，好像他的末日快將來臨一樣。我曾經為他在許多會見外國政要和名人的場合中作翻譯，這些人都希望和他談實質性的問題。但毛澤東認為自己是哲學家，而周恩來才是干實事的經理。對於他不想討論的問題，毛澤東慣用的手法，是擺擺手，說：“哦，我還要擔心什麼？老天爺正準備給我請帖呢!”暗示他患上不治之症，國家問題不受他控制了。 　　這是他的政治權術。確實，1971年年末，他真是好像收到了老天爺的請帖，而即使捱過了1971年，他的時日也好像不多了。可是，當尼克松訪華的日期愈來愈接近時，毛澤東竟然像打了強心針一樣，整個人振奮起來，就像一個過氣的、失去狀態的拳王要為爭標作最後的努力一樣。他的心情好了。他同意醫生治理他的肺炎和心臟病。他練習站高坐低，並在扶持之下走幾步。他對於能夠迎接尼克松的到來感覺愈來愈興奮，因為這又是歷史的契機，使他青史留名。像他研究過並加以模仿的古時帝王一樣，他的名字會地老天荒而不墮。 　　但是長時間的壓力和抽煙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他全身浮腫，想吐痰也沒有氣力。他對傳統醫術有戒心，並堅持認為對於患了癌症的人，最好不要讓他知道實況。毛說：“不要告訴這個病人病況，不要做手術，這樣他可以活得長一些，可以多幹活。”基本上，毛的侍從和黨的高級官員需要進行重大手術時，都要得到毛的批准。當康生，毛的老朋友和保安頭子，被診斷患上膀胱癌時，毛命令免除他接受手術“之苦”。不論毛此舉是出於好意還是意圖除掉康生，幾年之後，康生一命嗚呼了。康生死後，許多人控訴他以毛的名義犯下許多迫害無辜和殘害同志的事情。 　　正當這個時候，我也遇到很大的政治壓力。“文革”一開始的時候，我便已經靠邊站了。後來，姚登山衝擊外國使館以及文革中的其他的極左行為，使我得以平反，並升了職。跟我一起平反的，還有許多受盡紅衛兵凌辱的老幹部和老領導。即使毛澤東自己，也重新召回一些被錯誤下放或開除黨籍的高級官員。 　　但在外交部內，政治風雲仍在激盪，沒有平息。一些同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極端分子和嫉妒我的人，不斷批評我對反革命分子太過軟弱。可是，我跟我的其他同僚不同，我是不受控制的人，而且不容易被打倒，因為我得到周總理的全面信任。我在制定國家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日漸加重。在政府裡面，沒有那一個人像我那樣長時間參與周總理和外人的會談。我對周總理瞭如指掌，我熟悉他每一個手勢，我也知道什麼時候他臂彎的舊患又令他痛楚。此外，我還是政府內唯一可以和基辛格閒話家常的人，就像哈佛的學生在飯廳里閒談一樣，而周總理對此完全信任我。這使我成為一個不能缺少的人。還不止此，我成為周總理在外交部的耳目。他經常問我有什麼事情發生、誰在背後說誰的壞話、他的敵人現在有什麼動作、我們的外交政策現在是怎樣，等等。我時常給他提供消息，並且跟他說現在有什麼好人正受到攻擊而需要保護。 　　我在外交部的主要對頭人是唐聞生。 　　唐聞生現在直接替毛澤東工作，因此她屬於江青一夥，成為毛的內線的一員。這些人都恐怕毛死後周恩來成為他的繼承人。周總理背後抗拒毛的命令，保護一些政治上被打倒的人。而對於江青，他曾當面拒絕透露她要追尋的人的去向。江青攻擊周恩來架空毛主席，雖然她內心非常清楚，周恩來完全沒有在毛死後取代毛的位置的意思。毛是中國的嚴父，而周是中國的慈母。可是，周已經74歲，歲月的痕跡已開始在他身上出現。事實上，我和我的同僚已在擔心他的情況，因為他的身體日漸消瘦。 　　另一方面，唐聞生充當了江青在外交部的耳目，協助江青知悉外交部的情況，以及打探周總理一派的活動。（當然包括我在內） 　　到後來，唐聞生更發展了王海容——外交部禮賓司的負責人、毛澤東侄孫女。這兩人很快成為好朋友，經常對我的說話和行為雞蛋裡挑骨頭。她們兩人年紀都約30歲，在“文革”這場政治鬥爭中，竭力為毛、江、康生等人賣力。她倆是死死咬着我不放的可怕的敵人。 　　生活對我是複雜的，精神壓力也是很大的。我現在協助外交部長黃華、副外長喬冠華和周恩來的特別顧問章文晉準備尼克松訪華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環節——訪問後對外發表的聯合公報。（即後來的上海公報）這份公報是到現在為止的中美關係的起點和基礎，而其最初的草稿是由基辛格擬定的。 　　此時，毛澤東仍在鍛煉身體以便能夠站起來，及和尼克松進行會談，而周恩來則召集他的團隊做好準備，以使這個訪問成功。一天，他集合我們，就過去的中美關係給我們作一個長篇的演講。他說他認為中美兩國應該一開始便是天然的盟友，但是每一次機會到來的時候，總是發生了阻滯而讓機會溜走了。他希望這次走得正確。他提到美國的史迪威將軍和赫爾利將軍，這兩國將軍都曾經在戰前和戰爭期間服役於中國。史迪威將軍了解中國的情況，他對蔣介石的腐敗政權並無好感。赫爾利將軍是一個吹牛的人，他在沒有預先通告的情況下突然造訪延安。1945年，毛澤東、周恩來曾托赫爾利帶信息給羅斯福總統：他們願意在任何時間和地點和羅斯福總統會面。如果需要的話，他們也可以到華盛頓去。當時，史迪威正在生病，由赫爾利遞信是最方便的選擇。蘇聯那時靠不住，毛、周認為和美國結盟是平衡蘇聯一個恰當的做法。可是赫爾利強烈反共，他沒有轉告信息，而羅斯福不久也去世了。 　　周說，另一個失去的機會是1949年剛剛解放後。那時蘇聯大使隨同國民黨逃走，反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國家大使留下來。司徒雷登向毛、周轉告一個重要消息：美國願意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長期低息貸款20億美元。這數額對於一個貧窮國家例如中國來說，不啻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司徒雷登沒有親自轉述這個消息，而是委託一個中間人，一個可以接近毛、周的中國官員。正當這人動身啟程前往北京的當天，恰巧是中共建黨28周年紀念，毛澤東宣布與蘇聯結盟，蘇聯援助中國三億美元。因此，司徒雷登的信息從沒有遞交中國。他立即被召回美國，而杜魯門總統領導下的國務院因“失去”了中國而受到國內強烈的指責。接着是韓戰的悲劇，中美在戰場上交手。1954年的日內瓦和平談判，上演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和周總理握手的一幕，因而中美關係無法發展。 　　但這是過去的事了，變化即將出現，而這變化在1972年2月21日的一個灰暗陰冷的早上由美國飛機空軍一號降落北京機場而啟開序幕。在場的人不多，只包括十餘個我方人員和一群報館和電視台的記者和攝影師。然而，這情景全世界都透過電視即時觀看了。 　　尼克松抵達北京後，他沒有忘記一件事。較早的時候，基辛格曾就杜勒斯拒絕與周總理握手一事表示歉意，他也自然向尼克松提到這事。因此，尼克松着意創造一個帶有象徵意義的時刻。空軍一號降落後，緩緩駛往歡迎區。當門打開後，尼克松一個人出現在艙門，步下舷梯。他之前吩咐他的整個代表團，包括他的夫人在內，暫時留在機艙內，直至他和周總理握手為止。這個握手是熱烈的和經過刻意安排的。 　　我站在總理的身後右面。我記得尼克松說：“我這手是從太平洋另外一面伸過來，這是友誼之手。”尼克松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我們握手的時候，意味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總理回答說：“總統先生，中國歡迎你。”然後他詢問尼克松旅途是否愉快。接着是介紹第一夫人，此時尼克松的隨從魚貫而下走下舷梯。美國對中國的首次官方訪問正式開始。 　　第二天，全世界的報紙的頭版都報導這歷史性的時刻，並且登載着我俯身向總理耳邊說話的圖片。只有中國例外。在中國當時荒謬的政治氣氛下，國內所有報章所刊登的圖片，都把我抹掉了。而在我原先站着的地方，出現了王海容！ 　　外交部這兩個女人真是忙! 　　正如基辛格來訪一樣，我參加了所有總理和尼克松的會談，至於毛主席和尼克松的會面，則由唐聞生做翻譯。總理對這次尼克松的訪華，照料可稱無微不至，以確定這次外交活動的順利和成功。我們知道尼克松故意隔開他的國務卿羅傑斯，不讓他參加重要的會議。他讓羅傑斯出席一些無關宏旨的會議，或應酬觀光，而由他和基辛格出席和毛、周的會議。國務院和白宮不咬弦，這點羅傑斯也曾當着我的面前抱怨。如果讓羅傑斯這樣不開心返回美國，這對中國沒好處，這將會影響中美未來的關係。總理要改變這個情況，但這樣做的同時，又要避免開罪白宮。 　　在美國代表團到來之前，總理親自檢查尼克松和他的隨從下榻的地方。他不想重複上次基辛格的情況，那時美國人的房間內外，貼滿了反美標語。羅傑斯在上海逗留時，他的房間原是分配在一座飯店的13層樓，我告訴總理美國人對13認為不吉利：“許多大廈都沒有13樓。”總理於是吩咐立即給羅傑斯調換。他甚而特別私人邀請羅傑斯午飯，由我陪伴和翻譯。總理對待這位國務卿有如尊敬的朋友，並感謝他對促進中美相互了解的貢獻和致力於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成功。羅傑斯指出聯合公報最後草稿中的一個錯漏，讓我們得以及時改正。 　　尼克松訪華可稱成功落幕，此事可暫時告一段落。然而，過去幾年所發生的事情，對我的健康損耗甚大。雖然我看起來高大健碩，並且發育的時候在美國，營養豐富，但是我開始工作的時候卻體質欠佳，故此我有時擔心在一個不適當的時候倒下來。我因此從翻譯的位置上正式退下來，只做文件工作，為中美正式建交和中國返回聯合國作準備。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仍然以一個較為隱蔽的方式繼續着。那兩個女人—她們現在已成為毛主席其中幾個最受保護的人了—仍然在外交部工作，併集中火力對付我和其他跟她們不同路的人。她們的動機陰險、手段狡黠，擅於拉一派打一派。她們在總理的眼皮下胡作非為，其能夠如此，全賴江青給她們壯膽，而江青已被公認是頭腦發瘋、難以應付的人。 　　江青喜歡看西方電影，特別是莎莎嘉寶當主角的電影。當她看這些電影時，有時找我做翻譯。我坐在她沙發旁邊的一張小凳上，她完全不跟我打招呼或說話，除非批評我太大聲或太小聲。關於她的古怪、不正常的行為以及她待人的態度，已經有許多故事流傳。開罪她可不是好玩的，意味流放或坐牢，而外交部這兩個女人是她的幫凶。 　　我早已升了職，成為外交部翻譯部門的副主任。有一天，我被通知我需要接受農民的另一輪的教育。我知道誰在背後搞鬼。我將被下放到農村去“清除隱藏起來的反革命分子”，我唯一的希望是地點不要太過偏遠。結果，我被派往山西省——我原省籍——的五七幹校，那是很不錯的了。 　　我在五七幹校蹲了不太長的時間，又是周總理救了我。他來到外交部，問：“小冀到了哪裡？我要找他！”於是1972年的夏末，我又回到了北京。在返回北京的旅程中，我順道探訪汾陽的老家，那個我在1938年離開的鄉間。在汾陽，我受到了黨和機關的高級官員的熱烈歡迎。他們知道我為總理工作，也從報紙上看過我站在毛澤東右面的圖片。我在那家36年前逃離日寇之前住過的屋子過了一夜，感覺好像回到家裡一樣。我回家鄉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拜祭我的祖父。他在我們赴紐約前住在漢口時那一年逝世。我的哥哥返回中國後，幾經艱辛把祖父的骸骨從漢口遷回家鄉去，那是一個近着鎮市中心的務農區域。 　　當我向鳳陽縣的官員表達我的意向，要到墓地拜祭我的祖父時，他們漲紅了臉，抱歉地告訴我，我爺爺的墳墓在“文革”早期已給紅衛兵砸了。和其他地主的骸骨一起，我爺爺的遺骨被打碎，被風吹掉。他現在已屍骨無存，是“文革”的另一受害者。我抱着遺憾的心情返回北京。 　　雖然原則上我在翻譯的崗位上退下來，但我仍然繼續給周總理當英語翻譯。此外，我還是外交部翻譯部門主管的副手，協助整理重要文件。在此期間，基辛格多次造訪中國，為中美兩國的建交商討細節，包括各在對方首都設置大使館。周總理和基辛格兩人現在是老朋友了。周欣賞基辛格的智慧、幽默和客觀的做事方法。基辛格處事實際，不受意識形態所束縛。諷刺的是，基辛格的非美國背景使他成為一個好的美國代表。他的猶太父母逃離納粹德國，來到紐約，比我們為逃避日寇到達同一個城市早一年。我們三個人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開會的時候大家是客氣和誠懇的。我們沒有像韓戰的談判那樣，互相拍桌子漫罵。 　　1973年春季某一天，當我在一個慶祝婦女節酒會上為總理翻譯時，總理趁無人的時候告訴我一個好消息：他要派我到美國去，作為在華盛頓建立聯絡處的先頭部隊。我私下曾期望有這個機會，但這消息的到來確讓我雀躍萬分。經過了20年的分隔，我終能夠重回我另一個心愛的地方。更高興的是，毛主席同意我的妻子隨我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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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介紹冀朝鑄 - 水晶 09/20/12 (988) 　　冀朝鑄及其夫人汪向同定居在新州還是只是來訪？　　/無內容 - 檸檬蜜 09/20/12 (1226) 　　好像也不能說是同一張照片單純抹去，而是選用了不同時間的照片。 - 好啊好啊 09/20/12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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