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識網 2012-09-26 摘自楊奎松：《革命》 | 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開始，在全世界就開始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對斯大林草菅人命、殘酷鎮壓的大膽揭露，本來是俄國人自己開始的。但奇怪的是，直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初，圍繞着要不要取消天安門廣場高高矗立着的斯大林的巨幅畫像，最高領導層里還頗多猶豫和爭論。結果，在世界共產黨國家中，中國是最後一個在公共場合摘掉斯大林畫像的，也是最後一個停止公開為斯大林進行辯護的。而當初決定這樣做的，竟然都是毛澤東。
與斯大林有過如此多積怨的毛澤東，為什麼會在斯大林死後高舉斯大林的旗幟，甚至至死不渝地捍衛斯大林？比較一下同樣與斯大林有過相當深的積怨，同樣是共產黨領導人的鐵托，在蘇共“二十大”後對斯大林的種種嚴厲批判，毛澤東的態度確實令人有點難以理解。於是，各種猜測紛至沓來。有人估計，毛澤東當時就已經在考慮自己的身後事了，為斯大林辯護不過是想以此來防止自己死後中國會出現同樣的局面。而更多的人則相信，毛澤東同情、理解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思想體系與斯大林頗多接近，兩人在對馬克思主義主要觀點的理解上，幾乎是一脈相承的。
那麼，究竟應當怎樣理解這個問題呢？
蘇共“二十大”風波驟起，毛澤東拒絕摘掉斯大林的像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幾乎是迅速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道路。蘇聯的非斯大林化之所以來得如此突然：一是斯大林的專制、多疑和由此而生的頻繁的政治清洗，在其周圍的領導人當中造成了極度的恐懼心理，幾乎沒有人希望看到突然出現腦溢血的斯大林從昏迷中重新甦醒過來，自然，也沒有人希望再出現一個新的斯大林繼續這種恐怖政治二是斯大林的國際國內政策無法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導致戰後蘇聯不僅沒有從緊張的狀態下解脫出來，反而陷入到新的緊張狀態之中，而過度重視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生產的畸形發展，使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社會上特別是高級幹部當中普遍存在着希望變革的心理。斯大林剛剛去世，蘇共中央政治局對外馬上就要求中朝兩黨馬上結束朝鮮戰爭，對內則迅速公開平反在斯大林主持下造成的冤假錯案，甚至在黨內公開檢討斯大林時代的各種問題，包括個人崇拜所造成的惡果，都很實在地反映了這種情況。
斯大林死後發生在蘇聯黨自身的這種政策調整，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權力鬥爭的明顯痕跡。而在蘇聯黨內爭奪權力的這場角力當中，能否取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其他大黨的支持，對新一代黨的領導人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正因為存在着這樣一種十分特殊的背景，再加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斯大林過去的一些做法始終耿耿於懷，因此，這種情況不僅沒有使中蘇兩黨兩國關係變得疏遠，反倒是使它們一度變得更加接近起來了。
1954年10月，剛剛在蘇共黨內權力鬥爭中占據了優勢地位的新領導人赫魯曉夫，為了取得共產黨國家中最大的執政黨中國黨的認可與支持，做了極大的努力。他不僅親自率團來華參加新中國五周年國慶紀念，而且不顧黨內的反對意見，堅持要向中國提供規模宏大的援建項目，幫助中國從長期落後的經濟狀況中擺脫出來因此，他此行與中國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增加援助的重要協定，並取消了過去斯大林強加給毛澤東的一些明顯不平等的協定。最直接地推動了中國基礎工業建設的156個項目的援建計劃，就是在這次訪問期間正式承諾並簽署下來的。不難想象，赫魯曉夫此舉給毛澤東留下了較好的印象，雙方的關係一度變得相當密切。中蘇兩國在印度支那戰爭問題上的密切合作，直接促成了越南停戰和柬埔寨、老撾，乃至於東南亞各國共產黨人放棄了武裝鬥爭的方針。而毛澤東也參照蘇共對斯大林問題的初步檢討，嘗試着從許多方面對中國照搬斯大林的經濟建設模式進行了研討，甚至主動提出了不搞個人崇拜的問題。
讓中蘇兩黨都沒有想到是，不過兩年之後，即1956年，由於蘇共召開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竟使得他們之間剛剛建立起來的信任關係開始蒙上了一層陰影。
為祝賀蘇共“二十大”的召開，中共中央特派朱德率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等，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前往莫斯科。朱德一行是1956年2月4日抵達莫斯科的。14日，他們應邀出席了蘇共“二十大”開幕式，聽取了赫魯曉夫所做的報告。讓他們感到有些詫異的是，在赫魯曉夫當天的報告中，不僅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斯大林，而且不止一次地暗示斯大林破壞了蘇維埃的民主與法制。這在多少年來已經習慣於在各種正式場合頌揚斯大林的中國共產黨人來看，自然是不同尋常的。因此，朱德在第二天大會上的致辭就顯得格外突出，因為他宣讀的毛澤東的致辭仍舊繼續稱頌斯大林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導師。根據當時與會者的日記，朱德突然引人注目地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時，“全場爆發出一陣掌聲。
十天之後，即大會進行到幾乎最後一天的時候，人們終於知道蘇共中央在大會期間對斯大林的態度為何如此冷漠了。
赫魯曉夫從24日深夜起一直到25日凌晨，向蘇共代表們做了一個極端秘密的報告，並嚴肅地告誡與會者說：“我們不能把這個問題弄到黨外去，尤其不能捅到報刊上去。”但是，會後，同樣是根據赫魯曉夫的主張，蘇共中央分別向幾個大黨的代表團的負責人提交了這一秘密報告的副本。這是一個多少有些致命的決定。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讓所有共產黨人深感震驚。
秘密報告詳細地說明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如何導致了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的破壞，如何導致了個人專斷獨裁，直至產生了完全無視民主與法制的駭人聽聞的大規模鎮壓和恐怖行為。報告暗示，列寧格勒州黨委第一書記基洛夫1934年被暗殺可能與斯大林有關，而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事件，通過刑訊逼供，製造了大批假案錯案，並大開殺戒。僅1934年參加聯共（布）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1966名代表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被指控為“反革命”而被捕，或流放或被殺；這一屆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就有70％因為同樣的罪名被逮捕並槍決。僅在1937—1938年兩年時間裡，經斯大林親手批准捕殺的名單就有383份，幾乎都是黨、政、軍、團乃至文藝界的重要幹部，人數竟達到4.5萬。
自從列寧死後，斯大林早已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和象徵，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代言人。突然之間，斯大林變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獨裁者和嗜血成性的暴君，這不可避免地會嚴重打擊共產黨人的形象，給西方世界提供最有力的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武器。然而，做事一向容易情緒化的赫魯曉夫絲毫沒有考慮到這種嚴重的後果。他明明知道“我們不能將武器交給敵人，不能在他們面前暴露我們的膿瘡”，但卻相信“大會代表們會正確理解和評價這一切措施的”
如果赫魯曉夫真的只是在蘇聯黨的代表大會上做這個秘密報告，而不讓各國黨知道，事情也許會是另外一種結果。至少，秘密可能會保持得更長久一些，它對各國共產黨，包括對中蘇關係的影響也可能小得多。但是，即使如此嚴重的報告已經被黨代會的代表們所知道了，要想封鎖住消息只會在蘇共黨內乃至整個蘇聯內部引起無端的猜疑和分歧。因此，會議剛剛結束，赫魯曉夫的報告文本就被下發到各級黨組織，傳達到全體黨團員和普通工人、職員、集體農莊莊員當中去了。很快，各國黨也都知道了這個報告的內容。它自然會造成一連串的震動和風波。
還在大會期間，當發現蘇共中央有批評斯大林的意圖之後，中共代表團就急忙去電北京，詢問應付辦法。中共中央當時的答覆是：會議照常參加。
28日，赫魯曉夫特別約見了中共代表團團長朱德等。他在與朱德的會談中就秘密報告產生的經過及其揭露斯大林錯誤的必要性等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說明。按照赫魯曉夫的說法，斯大林的錯誤還遠不止報告所揭露的那些。尤其是在對待農民的問題上，斯大林過分依靠鎮壓和剝奪的方法，對蘇聯的農業生產以及工農聯盟都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後果。朱德按照代表團商定的意見，沒有表示明確的態度。不過，朱德在私下還是對蘇聯方面講過：斯大林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他不僅屬於蘇聯共產黨，也屬於各國共產黨，你們對他進行如此尖銳的批評，卻不同其他黨商量，這不合適。
在得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副本之後，鄧小平很快就帶回北京，並譯成中文大字本，分別提交給毛澤東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其他有關方面的負責人。中共中央書記處3月17日即開會討論秘密報告，交換看法。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敢於揭蓋子、破除迷信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同時，與會者也擔心赫魯曉夫此舉過於草率，如此不全面地談論斯大林的功過問題，側重於強調斯大林專制殘暴的一面，一旦消息泄漏就很可能會給資產階級提供攻擊共產黨人的口實。此即毛澤東後來所說的，當時他對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毛澤東的“喜”是可想而知的。毛澤東始終認為自己是在抵制了斯大林的錯誤干預的情況下，引導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因此，他對斯大林不僅早就沒有多少敬畏之心，而且並不把斯大林看做是真理的化身。如今赫魯曉夫自己打碎了籠罩在斯大林頭頂上的層層光環，暴露出了其醜陋的一面，這自然會讓毛澤東在心理上感到某種滿足。但是，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做法卻頗感擔心。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的幾乎同一天，即美國時間的3月16日，《紐約時報》駐東歐國家的記者就發出報道，披露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報告的消息。18日，毛澤東剛一得到新華社的通報，就緊急召集書記處成員開會，商量對策。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接連兩次召開會議，討論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並研究應當如何表態等問題。很顯然，無論國內還是國際，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都造成了極大的政治衝擊，特別是在共產黨國家的黨員幹部和群眾當中，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對此，毛澤東看得很清楚。他明確認為，必須針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寫文章，進行補救。即要從正面講清楚，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錯誤是共產黨人勇於解剖自己、改正錯誤的表現；而犯錯誤總是難免的，故不論斯大林犯過多麼嚴重的錯誤，也不能否認斯大林是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否認領導了蘇聯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三十多年的斯大林，事實上就等於否認自己。
基於這樣一種態度，毛澤東與剛剛從莫斯科參加完蘇共“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蘇聯大使尤金有了一番頗能反映其對赫魯曉夫報告真實看法的談話。31日，在與尤金的寒暄幾句之後，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表示，他已經看過了鄧小平、王稼祥從莫斯科帶回來的報告的副本。他說：在批評斯大林的問題上，中國人不好先說話，因此，問題由蘇聯黨自己揭露出來，是件好事。隨後，他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講述了他對斯大林由來已久的不滿。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斯大林從1926年起，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就犯了不少錯誤，包括1926年過高估計國民黨；30年代不考慮中共的意見，對王明偏聽偏信，通過共產國際發出大量不正確的指示；1945年抗戰結束時堅持要中共同蔣介石罷戰言和；直到中國革命勝利，仍舊懷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認為毛澤東是中國的鐵托；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斯大林甚至拒絕與他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後來勉強同意簽約，仍極不光彩地討價還價，堅持要了兩塊勢力範圍和四個合營公司，如此等等。
毛澤東最後將斯大林的主要錯誤歸納為七條，即：一、目無法紀的肅反；二、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對農民的政策給工農聯盟帶來重大危害；四、非法遷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體領導原則，過分聽信諂媚；六、獨斷專行；七、對南斯拉夫等國的外交政策有嚴重問題。
他特別提到了“逼供信”的問題，並顯然記起了他在江西時期的“富田事變”和延安整風期間發生的“搶救運動”。“富田事變”和“搶救運動”與斯大林的目無法紀的肅反幾乎如出一轍，也是用“逼供信”的辦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前者造成了紅二十軍從班長、排長直至軍一級領導人幾乎全部被殺的慘劇；後者同樣使大批黨的幹部被誣為特務內奸，好在因各方面反應強烈，毛澤東及時覺悟干預，半途剎車，幸未釀成嚴重慘禍。
從這時起至少有兩年多的時間，毛澤東在許多場合下都直截了當地批評斯大林，有時還批評得相當尖銳。許多歷史舊賬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來，並且歸因於斯大林。但是，即使在毛澤東與蘇聯大使最初的這次談話當中，他也沒有忘記強調：“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優秀忠誠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問題上，而是在個別問題上犯有錯誤”。因此，當蘇聯大使隨後通知中共中央說，蘇聯已決定不再掛斯大林的像，遊行時只拿列寧和其他活着的蘇聯黨領導人的像時，毛澤東明確表示：“不掛斯大林像不行”，因為“我們人民不滿意”。他堅決反對跟“風”轉。他在內部明確批評說：“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到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不能跟着轉。中共中央經過討論最後決定，五一國際勞動節遊行時，活着的領導人的像一概不掛不舉，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以及其他兄弟黨領袖的像統統取消，而斯大林的像則不能摘。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天安門前的那“五個死人——馬、恩、列、斯、孫——的像，和一個活人——他叫毛澤東——的像還掛着。掛就掛吧”。
很顯然，毛澤東與莫斯科圍繞着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存在着明顯的意見分歧。
毛澤東認定斯大林是好心犯錯誤，是認識上的問題
毛澤東與莫斯科之間圍繞着斯大林的評價問題，究竟分歧何在呢？嚴格說來，赫魯曉夫即使在秘密報告當中，也並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他開篇即明確肯定了“斯大林在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國內戰爭中以及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在各國共產黨就報告未能對斯大林做出總體的科學評價這一點表示出不滿之後，蘇共中央更是進一步在文章和決議中肯定斯大林“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強調他是一個理論家和大組織家，領導了黨反對各種敵人的鬥爭，“獲得了巨大的威信和聲望。
毛澤東與莫斯科之間圍繞着斯大林評價問題的分歧，說到底是因為對斯大林錯誤性質及其程度的看法有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雖然提到了斯大林的幾方面問題，但給人印象最深和引起世人震驚的，是他肆無忌憚地濫殺自己的同志。可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強調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毛澤東，並不認為是特別嚴重的問題。
毛澤東估計，斯大林不過殺了一百萬人，其中一定還有不少真的反革命。也就是說，斯大林的錯誤僅僅是個肅反擴大化問題。從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角度，不殺掉那些罪大惡極的“東霸天、西霸天”，人民就抬不起頭來。至於肅反擴大化，不僅蘇聯有，就是中共歷史上也有過，它是共產黨人為了革命的目的，在認識上和政策上出現失誤的結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饒恕的罪過。 | 既然斯大林的錯誤僅僅是個認識問題，那麼，無論是對赫魯曉夫過分強調斯大林的殘暴，還是對他把斯大林的錯誤歸因於個人崇拜，毛澤東都不以為然。從3月31日與蘇聯大使的談話當中，毛澤東一句沒有提到個人崇拜的問題，就可以看出，他並不同意莫斯科關於斯大林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個人崇拜的觀點幾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與會者顯然都同意毛澤東的看法，認為：“斯大林的錯誤不能統統歸結為個人崇拜，從根本上說還是主觀不符合客觀，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是思想方法問題。這也正是為什麼，雖然中共中央形式上也強調應當反對個人崇拜，但在懸掛領袖畫像的問題上，其他活着的領袖畫像都被取掉了，毛澤東卻欣然同意自己的畫像“掛就掛吧！”
根據這一精神起草，經毛澤東親筆修改，並由中央政治局成員討論通過的這篇“《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對莫斯科所強調的個人崇拜問題只是從理論上作了某種分析，整篇文章的重點，放在了毛澤東所再三強調的錯誤“難免論”上，強調共產黨所從事的事業前無古人，不可能不犯錯誤。說斯大林犯錯誤，主要是因為“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里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面性”，再加上接受和鼓勵個人迷信，實行個人專斷，這才“對於某些重大問題做出了錯誤的決定，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但無產階級專政優越於資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就在於，無產階級能夠自己發現錯誤和改正錯誤，而資產階級的錯誤“是無法克服的”。據此，毛澤東特別加寫了一段充分肯定斯大林的話，稱“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斷定斯大林犯錯誤的主要原因第一是難免，第二是認識偏差，毫無疑問是基於斯大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個最基本的判斷。按照毛澤東的邏輯，只要斯大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麼，不論他犯有多大的錯誤，也終究不過是些錯誤而已，並且肯定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為了革命的目的所犯的錯誤。那麼，何以判斷犯有如此大錯的斯大林仍然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呢？在毛澤東看來，問題很明顯，因為在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仍舊是共產黨的天下，仍舊堅持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制度。這才是評價斯大林問題的最大的是非。
不過，無論是叫斯大林的錯誤，還是叫斯大林的暴行，這裡面最讓共產黨人感到尷尬和困惑的，也正是這個制度問題。共產黨通過革命取得政權，運用階級獨裁的方式鞏固政權，本來就備受崇尚所謂“民主與自由”的資本主義各國輿論的攻擊。赫魯曉夫等人極力把斯大林的錯誤同個人崇拜現象聯繫起來，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生怕人們會由此聯想到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上去，生怕人們會提出質問：如果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為什麼斯大林在世時，你們不僅不能糾正這些殘暴行為，而且人人自危，不得不推波助瀾？
秘密報告泄露後，蘇聯黨並未能逃脫來自西方世界的強大的輿論壓力，甚至就連多數歐洲國家的共產黨人，也不能不批評赫魯曉夫不應僅僅用個人崇拜和斯大林的性格缺點來解釋問題。意大利共產黨領袖陶里亞蒂發明了一個詞，叫做民主的“退化”，得到歐洲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響應。那意思是說，列寧在世時和蘇聯建國初期，其黨和國家還是比較民主的，斯大林獨裁之後，蘇聯的民主明顯地“退化”了
斯大林的問題究竟是個人崇拜造成的呢，還是因為民主“退化”了呢？根據隨後一步步披露出來的材料，斯大林問題的嚴重性要遠遠超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談到的內容。用“退化”這個詞未必能確切地說明問題的根源。
據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與聯共（布）黨內當時還存在着的某種民主形式有關。比如，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當時代表們可以進行不記名投票，而不是舉手表決。比如，基洛夫還可以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不贊成斯大林的意見。但正因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數百票。但這樣一點民主並不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結果，更不能阻止對基洛夫的刺殺。參加這次投票的大會代表和新選出來的這一屆中央委員，乃至各地黨政基層領導人之所以隨後大部分均被鎮壓，原因也顯而易見。
經過調查，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98人被害，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1108人被害。報告沒有提到的各加盟共和國的黨政負責人以及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羅斯聯邦州黨委和執委成員90％被鎮壓，多數市、地方和區黨委均被摧毀。蘇聯紅軍及海軍中的高級將領也沒能逃出厄運。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聯五個元帥中的三個，四個一級指揮員中的三個，以及所有的集團軍軍長、幾乎所有的師長和旅長、半數的團長、絕大部分政治委員，多達約五萬重要的軍事政治幹部被殺，更多的幹部遭到清洗。戰爭爆發時，只剩下7％的軍官受過高等軍事教育，75％的軍官擔任他們的職務不到半年時間。僅1936—1939年間，蘇聯因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殺害的人數有數百萬人之多，遠遠超過毛澤東估計的100萬何況，這些人也並不是毛澤東所說的那些社會上的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東霸天、西霸天”，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們無辜的家屬！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僅被囚禁和被流放的人數，也已超過1000萬人，這更是遠遠超過當時中國關管的200多萬人。最為令人震驚的是，所有這些屠殺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親自批準的。據已經公開的檔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親手批准槍決了所謂“人民敵人”及其家屬735人；當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親手批准槍決的軍事幹部及其家屬更是創記錄地達到3167人。尤其令人髮指的是，他還大量殺害共產國際領導人和東歐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波蘭、德國、匈牙利、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意大利、英國、法國、比利時、西班牙、芬蘭、荷蘭、土耳其等國共產黨在蘇聯的大批幹部，幾乎都被殺害。相反，那些被本國政府逮捕關押的共產黨人卻大都活了下來。斯大林還使用各種暗殺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敵，如暗殺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鐵托等。在斯大林指揮下尤為觸目驚心的一次集體屠殺外國人的行動，是已經眾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繼解散波蘭共產黨，殺害了其在蘇聯及歐洲的幾乎所有黨的幹部以後，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槍殺了兩萬多名被俘的波蘭軍官和在押的其他波蘭人
採取這樣一種幾近病態的野蠻屠殺來對付自己的同志，能夠被說成是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或其他革命的目的，在認識上出現偏差而犯的“不自覺”的“錯誤”嗎？能夠簡單地用斯大林個人品質不好或什麼個人崇拜之類的理由來加以解釋嗎？甚至，單純用民主發生“退化”的說法也不能說得清楚。因為，假定蘇聯黨和國家真的曾經有過比資本主義國家略為完善些的民主體制，很難想象斯大林能夠如此容易地取得獨裁者的地位和對自己人大開殺戒。
應該說，毛澤東這時並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問題存在着另一個方面的教訓。用毛澤東政治秘書胡喬木當時的說法就是：“蘇聯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最暴虐的統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
毛澤東當時曾講過這樣的話，說斯大林如此嚴重地破壞法制，這在英、法、美這些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美國發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學習之處。我們反對它，只是反對它的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看來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他並且說過：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義的精神實質帶進了共產主義運動中，他所推行的那種政治方法是以在黨內進行間諜活動為基礎的，不僅造成了一系列無端的懷疑與不信任，迫使同志們干出許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然而，他顯然是贊同蘇共中央關於在革命的條件下，必須對民主進行某種程度限制的說法的。他雖然認識到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鑑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現象生長的某些長處，卻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樣的問題，用不着對自己進行監督和限制。過分的自信，使他明顯地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視那種建立在嚴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會監督體制。因此，他堅決反對任何企圖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學習的想法
不知道是因為受到太多傳統思維模式的束縛，還是為了共產黨的利益不得不盡力維護社會主義的聲譽，即使是歐洲國家的共產黨當時也沒有人公開指責蘇聯的“社會主義”太過專制。當然，多數歐洲國家的共產黨，包括少數黨內分歧較大的東歐國家執政黨，由於斯大林問題的暴露受到強大的輿論壓力，不得不增加關於民主與自由的話題，甚至開始公開主張社會主義的不同模式。但對於像蘇聯這樣一些牢牢地掌握着統治權的共產黨來說，從自身制度和體制的嚴重缺陷上來考慮問題的必要性，似乎並不被看得特別緊要。甚至就連“退化”這樣的字眼兒，莫斯科聽起來也極不舒服。
7月初，蘇共中央就專門發表聲明，堅持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蘇維埃民主，是當今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不僅今天如此，就是斯大林時代也是如此，否則就不能解釋，何以蘇聯能夠在空前短的時間內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實現農業集體化，並且粉碎了世界上最兇惡的德日兩大法西斯戰爭機器。它堅持認為，絕對不能從制度方面去尋找原因。聲明強調，蘇維埃被迫對民主做過一些限制，這在資本主義世界包圍下是不得已的，它並不能成為產生斯大林殘暴行為的一個原因。斯大林的問題，還是因為斯大林性格太過粗暴，因為有貝利亞這樣的壞人控制着國家安全機關，特別是由於存在着嚴重的個人崇拜，才使得任何反對他的行為成為不可能。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對他的任何反對都會為人民所不理解。
幾方面的意見比較起來，歐洲黨認為斯大林問題有民主“退化”的背景，蘇共中央強調個人品質和個人崇拜，毛澤東則認定是好心犯錯誤，屬於認識問題，共產黨陣營內部已是各唱各的調了。
毛澤東說：“對波匈，蘇軍可以撤出，讓它們獨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中，除了毛澤東因為對米高揚在致辭中不提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貢獻不滿，負氣沒有出席米高揚致辭的那次會議，並在飯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蘇聯黨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絲毫也沒有表現出與蘇共中央之間存在着意見分歧。不僅如此，無論是在劉少奇的政治報告當中，還是在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當中，都對蘇共“二十大”做了積極的評價，並特別肯定了“二十大”反對個人神化的“重要功績”。只不過，鄧小平在報告中特別強調說，我們黨其實早就反對突出個人和歌功頌德的做法了，並且長期以來就是由集體而不由個人來決定重大的問題的。
據當年為蘇中兩國領導人做過翻譯的一位俄國人回憶，還在斯大林去世後不久，中共領導人就曾明確地講過：斯大林去世後，國際革命運動的領袖就屬毛澤東了不論這種說法是否準確，1956年斯大林問題暴露後，中國共產黨人心理上確實出現了某種優越感。他們明顯地認為，自己在許多方面，比如理論聯繫實際、黨的領導體制、黨群關係以及肅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蘇聯好。既然如此，誰還會去對照檢查自己的問題呢？毛澤東早就認定，斯大林有許多錯誤。但在斯大林還處於一種神話地位的時候，無論是對斯大林，還是對蘇聯，像毛澤東說過的那樣，中國共產黨人除了公開崇拜以外，完全沒有批評的可能。因此，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抱有一種十分複雜的心態，他不滿意報告打倒一切的調子，卻不止一次地高度評價赫魯曉夫的做法，說赫魯曉夫勇敢地揭開了蓋子，從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來，斯大林問題的揭露至少證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蘇聯的經驗並不都那麼令人羨慕。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問題不顧後果並且是明顯偏激的做法，更讓毛澤東看不起蘇聯黨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治能力。這也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上對米高揚致辭中沒有提到中國共產黨人的獨特經驗與理論貢獻這件事會生那麼大的氣。
如果說這時的斯大林問題曾經給毛澤東帶來過一些積極的思考的話，那麼，大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如何認識社會主要矛盾這個問題了。毛澤東這時明顯地贊同蘇共對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愈前進階級鬥爭就愈尖銳這一錯誤公式的批評，這在一向強調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毛澤東來說，幾乎可以說是一段很特殊的現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疾風暴雨式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逐漸轉變為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與此不無關聯。畢竟，這一年裡，農民實現了集體化，城市工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中，過去意義上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即將不復存在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再搞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確實也沒有必要了。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職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於對外的。從這一點出發，當年處於同樣情況下的斯大林，確實沒有必要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放生產力了。毛澤東明確講，斯大林那時之所以仍舊到處尋找鬥爭對象，到處捉人殺人，繼續進行階級鬥爭，根本上是認識沒有跟上形勢的發展，不相信群眾，所以天天恐慌。當國家只有一個黨專政的時候，更應該注意聽取反面的意見。比如，民主黨派不也是天天罵我們嗎？只要不登在報紙上，聽聽也沒有什麼不好。
然而，滿足於中國現實政治的成功與經驗，滿足於自己的理念與睿智，並不能使毛澤東從斯大林的悲劇中看到自己的問題和真正吸取教訓。隨着波匈事件的發生，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化了。
由於對斯大林暴行的揭露，從1956年春天開始，東歐各國黨已經不得不開始為那些因為同樣原因而被鎮壓的共產黨人恢復名譽。僅波蘭政府4月27日宣布的，必須恢復名譽的共產黨人，就有八萬人之多6月28日，波蘭爆發了有名的波茲南事件，事件最初純粹是由於經濟原因而起的。但波蘭當時面臨的經濟危機和人們對政府的普遍不滿，使得一家機械工廠工人的抗議活動引發了對政府機關的衝擊，而波蘭地方軍警的鎮壓又造成了數十人死亡和數百人受傷，結果發生了嚴重的政治事件。
波茲南事件發生後，波蘭黨7月18—28日召開了中央全會，蘇共中央派代表團參加，企圖要波蘭黨公開承認騷亂是一起有敵對勢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蘭黨堅持把事件限制在局部的和經濟的範圍之內，堅持認為工人對生活狀況的不滿是主要原因，並且在隨後完全違背蘇聯人的意願，宣布將恢復因主張獨立自主而被開除出黨和遭到關押的前第一書記哥穆爾卡的職務，並有意解除從蘇聯回來擔任政治局委員和國防部長要職的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職務。 |
波蘭出現的情況使莫斯科大為驚慌和惱怒，擔心波蘭可能脫離華沙條約組織，轉向西方。赫魯曉夫因此下令派兵對華沙取包圍態勢。與此同時，赫魯曉夫、莫洛托夫、米高揚等飛往華沙，準備強行干預波蘭黨10月19日準備召開的黨的中央全會的選舉結果。在19—20日的會談中，兩黨領導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但在波蘭黨領導人再三保證沒有脫離華沙條約的意圖，並願意努力使羅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內之後，赫魯曉夫也做了讓步，同意不干預哥穆爾卡的當選，並將部隊撤回基地。
讓赫魯曉夫更加手足失措的是，波蘭這邊還未平息，匈牙利那邊又發生了連鎖反應。在波蘭為哥穆爾卡恢復黨籍之後，匈牙利輿論強烈要求為一年前被解除部長會議主席職務並被開除黨籍的納吉平反。匈牙利共產黨迫於輿論壓力，於10月14日宣布為這位因為反對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和主張政治上更加寬容的納吉恢復黨籍。哥穆爾卡在赫魯曉夫代表團飛往華沙干預之後仍然當選第一書記，更進一步激起了匈牙利社會輿論的強烈反響，群眾開始大量集會遊行，要求納吉上台、自由選舉，甚至高呼撤走蘇軍的口號。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格羅沒有採取安撫的政策，更不打算讓納吉復職，而是發表了態度強硬的演說，與群眾形成了嚴重的對立10月23日，示威群眾企圖衝進廣播大廈，保安警察被迫開槍，結果引發了一場騷亂。據當天夜裡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報告說，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已陷入混亂，警察無力應付，調入國防軍一個營試圖恢復秩序，反而被群眾繳械，匈牙利國防部長明確表示希望蘇軍干涉。
還在10月21日，即哥穆爾卡當選波蘭黨第一書記的當天，中共中央接到了尤金送來的蘇共中央來信，通知中共說波蘭情況嚴重，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的危險，希望中共中央派代表團到莫斯科去緊急磋商。毛澤東當晚召開會議，確定同意派劉少奇率團去莫斯科，並很快約見了尤金，告知了他這一情況。談話中，毛澤東明顯地認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引發事件起了不好的作用。他特別強調：“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們有不同意見。還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
第二天，毛澤東通過新華社得知赫魯曉夫率團前往波蘭，並派兵包圍華沙的情況。當晚毛澤東再度召集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毛傾向於反對出動蘇軍去干涉波蘭黨內部事務。經過討論，與會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23日凌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再度會見尤金，通知他說，中共中央認為波蘭問題雖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動，但有廣大群眾參加，看來不像馬上要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倒向西方。波蘭黨要改組，是波蘭黨內部事務，不能用強迫的辦法阻止其改組。通過適當的讓步和平等的合作，是可能使波蘭黨繼續留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的。會見後，劉少奇即率團啟程飛往莫斯科。
23日晚，當劉少奇一行到達莫斯科時，才知道蘇軍事實上並沒有進入華沙，赫魯曉夫到華沙後已發現原來的懷疑有誤，因此，波蘭危機的信號已經基本解除。蘇方已不反對波蘭改組和哥穆爾卡當第一書記。但就在赫魯曉夫向劉少奇等通報波蘭情況時，他接到蘇軍元帥朱可夫的電話，得知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出現嚴重騷亂，匈國防部長要求駐匈蘇軍開進布達佩斯，幫助恢復那裡的秩序。劉少奇隨後打電話給毛澤東，毛澤東認為情況不明，不宜表態，但內心明顯地是不贊同的。
24日，劉少奇、鄧小平等應邀出席了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參加討論波匈事件，得知蘇軍已經開進布達佩斯。劉少奇在發言中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明確認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是蘇聯過去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強加於人的政策在兩國積怨過深，造成了群眾對蘇聯的普遍不滿。因此，他要求蘇方從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訓，深刻檢討他們處理國家關係以及黨的關係時所犯的錯誤。
在劉少奇一行留在莫斯科期間，格羅被迫下台，剛剛得到平反的卡達爾擔任了匈牙利共產黨第一書記，納吉成為政府總理。對此，蘇聯方面明確地表示了支持的態度。但是，由於匈牙利軍隊和警察已經分崩離析，蘇軍只是幫助首都布達佩斯維持秩序性質，所派軍隊人數過少，匈牙利國內各地的騷亂迅速漫延，形成嚴重的無政府局面。再加上西方自由電台極力煽動，邊境開放，反蘇的民族情緒得到充分釋放，各黨派拒不加入新政府，致使新政府毫無權威性可言，全國形勢更趨混亂。
27日，納吉政府宣布在蘇軍的援助下，已經肅清了反革命暴亂。第二天，為遷就國內因蘇軍干涉而難以平息的激進情緒，納吉等在與蘇共中央代表米高揚等協商後，又公開宣布，不僅蘇軍將會儘快撤離布達佩斯，並逐步撤出匈牙利，而且曾經參與過鎮壓行動的國家保安警察部隊也將予以解散。
在蘇軍開始準備撤離布達佩斯的29日，赫魯曉夫等會見了劉少奇，說明波蘭、匈牙利等都提出了要蘇聯撤退在兩國國土上的蘇軍的要求，他們擔心整個華沙條約組織將會因此而崩潰，從而便利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破壞。劉少奇明確表示蘇軍最好不要退出，有必要保持華沙條約組織的存在。但毛澤東得到消息後卻堅持認為，有必要給予東歐各國以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地位。他在當天的電話中說，蘇聯對東歐國家應該更開放些，駐軍也可以撤離，華沙條約也可以和它們商量，滿足它們獨立自主的要求。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進一步與赫魯曉夫進行了會談，但赫魯曉夫對此表示懷疑。劉少奇因此問赫魯曉夫：如果蘇方不讓步，不撤軍，人家退出華沙條約怎麼辦？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華沙條約的政府得到群眾的擁護，你們怎麼辦？反覆討論的結果，赫魯曉夫也深感問題棘手，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意見。
30日上午，蘇方將米高揚關於匈牙利全國局勢發展的進一步的報告送交給中共代表團看。報告稱，匈牙利反蘇反共的氣氛已難以控制，各地都有不少共產黨人被殺，蘇軍撤離，匈牙利必然倒向西方，因此，必須考慮根本方針問題。中共代表團看後頗感吃驚，討論了一天，也沒有能夠得出統一的意見。劉少奇晚上通過電話再度請示毛。毛澤東表示：把撤出和進攻的兩種辦法都向蘇聯同志提出來，跟他們商量。他的意見是最好讓反革命多暴露一些
當天晚上，根據中共代表團的建議，中蘇雙方舉行了緊急會議。劉少奇、鄧小平等開始力主蘇軍重新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去，堅決維護共產黨政權。赫魯曉夫則強調說，現在的形勢，已經不是單純把蘇軍開回布達佩斯所能解決的了。要出兵，就意味着必須要冒對匈牙利實行全國占領的巨大風險。這很可能會引起西方世界的強烈反應，引發國際干預，必須十分慎重。會議未能就此達成一致意見。
31日，形勢發生重要變化。一是納吉正式宣布匈牙利準備退出華沙條約組織，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已經決心脫離社會主義陣營；二是傳來英法兩國為爭奪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向埃及政府提出了最後通牒，正準備出兵埃及的消息，美國大使秘向蘇聯尋求協商，西方國家利用蘇軍出兵匈牙利共同向蘇聯發難的可能性當不存在。注意到這種情況，赫魯曉夫的腰杆兒又硬了起來。蘇共中央主席團經過一天的討論，做出了出兵的決定。
第二天，蘇軍大舉出兵匈牙利，很快平息了那裡持續了一周之久的全國性騷亂，重新建立了一個以卡達爾為首的親蘇的匈牙利共產黨政府。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此頗感滿意，他們不止一次地提到這件事，說這是我們勸說蘇聯同志的結果。
毛澤東引用列寧的話說：“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從毛澤東隨後的歷次談話中可以看出，對波匈事件，他印象最深的大概有兩點：
第一是認為東歐一些國家反革命殺得太少了，因此稍有風吹草動，敵人才會有那麼大的力量興風作浪。在11月中旬舉行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此有明確說法。他指出：我們殺了七十多萬人，東歐就是沒有大張旗鼓地殺人。革命嘛！階級鬥爭不搞徹底怎麼行。“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
第二是開始認定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就是要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同一次會上，他講：我們共產黨人只有兩把對付敵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丟掉了”；“你有多少資本呢？無非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丟了，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這很危險”。
關於中蘇之間圍繞着斯大林問題所產生的意見分歧，此前還只是政治局一級的領導人了解。波匈事件後，毛澤東以極度不滿的口吻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體中央委員講了這番話，事實上是把兩黨之間的分歧在內部公開化了。毛澤東在講話中甚至使用了“裡通外國”的提法，警告“我們的高級幹部、中級幹部中，還有個別的人（不多）裡通外國”，即“背着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他告誡他們：“這樣的事就不要幹了”，並且要求“送過情報的講出來就完了，不講，就要查，查出來就給適當的處分”。這裡講的“外國”，指的就是蘇聯。很顯然，毛澤東對蘇聯的看法，正在發生某種複雜而微妙的變化。
波匈事件還明顯地使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不像以往那麼樂觀了。一個多月前的那種興奮和滿足感消失了。當時他高興地告訴蘇聯同志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從前我是睡不着覺的。我曾經跟尤金同志說過，一切都還不上軌道，窮得很，人總是不高興。去年下半年以來，我開始高興了，工作比較上軌道了，黨內問題也比較上軌道了。”他甚至開始考慮“辭掉主席職務，想幹個名譽主席”，“準備後事”了但如今，他又開始憂心忡忡了。他公開表示，過去說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經消亡了，看來問題還不那麼簡單。社會主義國家出了一個貝利亞，大家就吃了一驚；後來又出了一個高崗，又吃了一驚；現在匈牙利出了那麼多反革命，這就教育了我們。也就是說，像我們這樣的人，也可能還會犯錯誤，如果斗不贏，就會被別人推下台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抬出來，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把哥穆爾卡上台同出現貝利亞、高崗、饒漱石相提並論，這反映出毛澤東內心深處對黨內鬥爭導致政權易手的問題，已開始予以高度的重視。
這個時候的毛澤東還沒有把赫魯曉夫與哥穆爾卡相提並論，但他對赫魯曉夫的印象變得極差。他再三說，赫魯曉夫這些人不僅不講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缺乏革命道德。“你從前那麼擁護，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這個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麼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從來就是不擁護斯大林的，其實從前是很擁護的”，這怎麼行
1957年1月周恩來訪問蘇聯、波蘭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魯曉夫談話時，根據毛澤東關於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問題的指示，周直截了當地向赫魯曉夫等提出，在斯大林問題上，蘇共領導人應當主動做自我批評，承擔必要的責任，不能把問題都歸結到斯大林一個人身上去。在1月17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舉行的宴會當中，周恩來又當面逼問赫魯曉夫：你們二十年來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難道對助長斯大林個人專斷、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錯誤的發展沒有責任？如果不怕殺頭的話，你們至少也可以少作些助長斯大林錯誤發展，多做些約束斯大林錯誤的事情嘛！為什麼你們絲毫不做自我批評呢？但米高揚當場表示：當時的情況下，除非像對付貝利亞一樣，把斯大林捉起來，否則別無辦法。而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則異口同聲地說：斯大林獨斷獨行，根本沒有可能進言。如果密議捉斯大林，那麼被捉的將不是斯大林，一定是我們自己。在還沒有廬山會議以及“文革”那樣慘痛經歷的情況下，周恩來對赫魯曉夫等人的解釋顯得很難理解
可以想象的是，毛澤東這時雖然談到過“準備後事”的問題，但他顯然認為他距離自己的“後事”還遠。因此，他這時最關心的，其實還是中國不要出哥穆爾卡這樣的人物。好在他對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基本上還是信任的，他雖然提到黨內有少數動搖分子，形容他們像刮颱風前的螞蟻一樣，鼻子靈得很，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他們就動搖了。但他這時提到的這種動搖分子，級別最高也就是“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說是他們受了波匈事件的鼓舞，“主張要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毛澤東形容他們是“牆上一蔸草，風吹兩邊倒。搖過來不是本心，搖過去才是本心”。最厲害的話是下面這麼幾句，即“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着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
相信階級鬥爭出現新動向，這是隨着波匈事件的發生，特別是國內個別地區出現少數人鬧事後毛澤東產生的新的聯想。用他的話來說：“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舉的例子是石家莊一個學校有部分學生鬧事，說是“少數反革命分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台，宣布來一個‘匈牙利’”。“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
根據歷次運動的經驗，這幾個極端例子的具體事實如何，頗值得懷疑。毛澤東隨後舉過一個“典型的反革命”的例子，說的是一個支部書記公開貼出小字報，反對蘇聯出兵匈牙利。反對出兵干預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就算“反革命”，這即使在當時也顯得有些牽強。包括毛澤東所舉的那“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其實不過是新華社國際部的一兩位幹部，所主張也不過是在毛澤東派人徵求他們看法時，私下提出來的一些希望黨和國家吸取斯大林問題的教訓，從制度上加強制約機制，政治上更加民主化的建議，本意並非就是要搞西方那一套。對此毛澤東也未必不清楚但抓住幾個極端的例子，聯繫階級成分或出身，進而把問題上綱上線，藉機闡發自己的觀點，這是毛澤東講話的一向風格。而他這時想要強調的，就是階級鬥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的觀點。講學生鬧事，他說根子在高等院校的學生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背後又有那些“老於世故”的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民主黨派；講動搖分子，他說背景是因為他們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講到我們相當一部分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和省一級的幹部，之所以在農業合作化以及統購統銷等問題上表現右傾保守，他還是着眼於階級出身和階級成分，認定問題還是出在這些幹部出身於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家庭，那些心懷不滿的家裡人講了一些壞話，如此等等結果，所有的意見，不論提出的方式正當不正當，也不論善意惡意，只要在毛澤東看來有問題，就不可避免地被歸結為社會上階級鬥爭的反映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