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悄然興起的漢語熱 2012年9月25日
 五名日本學生學習中文目的不同，課程熱度似乎與中日經濟熱度關聯更多。
在東京中心部文京區的飯田橋車站附近，有個叫“後樂園”的寂靜公園。這個占地近7.1萬平方米的中國式庭園創始於1629年日本江戶時代。設計時吸取客居日本的明朝儒學家朱舜水（中國名朱之瑜）的意見，建設了中國河、山、湖、田園等深山幽谷景趣。 “後樂園”從此成為東京的中國文化發祥地，1951年在“後樂園”附近開設了日本第一所漢語學校“倉石中國語講習會”，後易名並發展成短期大學（相當於大專）的“日中學院”。 “後樂園”這個名詞現在無論對東京的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都已不是指這個被人淡忘的公園，而是指日中友好會館傘下、座落在附近的幾個對中國友好設施構成了的中日友好發祥地，“日中學院”是其一。 熱門外語 隨着中國經濟發展、中日經濟交往增加，日本流行起學漢語，現在被廣泛相信是繼英語之後最熱門的外語，東京漢語學校林立，就連英語學校近年也陸續增設漢語班。日本漢語檢定協會1981年起也開始了漢語檢定製度，每年三次在全國測試，目前年約五萬人參加。 文部科學省答覆BBC中文網記者的諮詢說，政府只統計公立和私立大學外語係數目，到2009年底除英語外，漢語是繼法、德、西班牙後的第四多外語系。
 石田照代是日中學院日間班學生中家庭婦女為主的學生之一。 記者九月走訪了日中學院，校長小池敏明也說：“是沒確切統計，一般是根據NHK(官方電視台)販賣外語教材的數量來估計。” 經濟還是政治？ 日中學院現在是日本最大規模的漢語學校，分作日間班、晚間班、文化班、本科班和日語班五學科，還有派教師到校外為企業等訓練漢語的業務。除了日語是招收中國留學生外，其它都是面向日本人。 小池說，近年他們向外派遣教師的業務有顯著增長，但其它班的學生數並不盡人意。“當然現在漢語學校多也是一個原因”，他說。 小池向記者展示了1972年至2011年的學生統計圖表。令人意外的是，學生人數持續增加的是以家庭婦女為主就讀的日間班， 學生從1972年的146人到去年2093人；以打工仔為主的夜間班、專攻漢語的文化班和本科班學生的增減起伏與40年來中日政治關係完全無關，取決於中日經濟關係和交往的走勢，以及其它意想不到的因素。 例如，2003年中日關係因靖國神社糾紛惡化中，夜間班學生人數達到最高峰，全年1822人。而從日本財務省1972年以來的中日貿易統計表來看，2002年中日貿易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說明經濟熱與漢語熱的關係。 原因各異 小池說，學漢語的理由各種各樣，有的只因與中國人交朋友而學。每種班有些特點，例如日間班家庭婦女較多，當然也有小學生和一名94歲的老先生；晚間班最多是打工仔，因工作需要或自己覺得未來需要而來；本科生則多是年青人等。
 不到20歲的波形駿太學漢語是因為對中國文化有興趣。 正說着話，下課時間到了。在日間班學了一年多的石田照代用漢語向BBC記者介紹自己，並努力嘗試用漢語回答記者的提問。她說：“很喜歡學外語，因為通過學會外語、和外國人溝通才能真正了解外國人在想什麼，她已學過英語、德語、法語、韓語等，有些是自學的，但漢語發音很難，所以來學校學。”她說，學了外語旅遊也方便、有趣很多。 記者也在日本網絡上看到翻譯中文的價格，每400個字3000日元（約38美元），也說明家庭婦女學漢語可能也不失為一種合適的賺錢手段。 在校門外拍了石田的照片，又迎來一撥像衝出羊圈的羊群的青年學生，其中五個男生接受了記者採訪，他們都是學了一年多的本科班學生。 中川宜是的母親是台灣人，荻原健斗的父親長期駐台灣工作，兩人漢語能力明顯較流暢，但學漢語的目的卻不同。中川是想多門語言，母親也支持；但荻原就非常明確地說，學漢語是為了將來容易找工作。 而波形駿太、達宮將瑛和中村新3人學漢語是因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等。 記者採訪日中學院時，正值中國反日示威期間，但學校內外氣氛看來都毫無影響。 BBC中文網記者早已聽老一代學漢語的日本人說，中日建交前，在倉石中國語講習會學漢語時被警察跟蹤、調查的遭遇，小池也證實了這段歷史。 當記者走出日中學院，看着座落在寧靜道路旁的學校和匯入行人的各種年齡、各種身份的漢語學生，覺得現在日本學漢語的成熟環境不僅是因為中日有了40年外交關係，而且是日本已成民主的寬容社會，只要法律容許，任何人有充分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並尊重別人的想法。
（四）：經濟果實能否保住？
2012年9月27日
 中日領土爭端加劇，波及在華日本企業，多家汽車公司減產。 1972年9月中日建交後，中日經濟40年來經歷了包括日本對中國的開發援助（ODA）和兩國貿易、投資、市場、少量技術轉讓的關係。 儘管中國政府沒說清、日本政府不承認，但中日兩國民間都心照不宣地把日本的援助視為變相的戰爭賠償。 從1978年兩國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後開始到2007年日本結束援助為止，日本共援助了中國3.6313萬億日元（約465億美元），其中日元低息貸款最多，為3.3164萬億日元（約425億美元）。 BBC中文網記者9月21日走訪了日本政府貿易振興機構的亞洲經濟研究所新領域研究中心主任大西康雄，他說：“日本的援助強化了中國產業基礎，也援助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急需的外匯”。 投資中國
 片寄浩紀身旁的景泰藍花瓶還是中國前總理朱鎔基送贈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的禮物。 貿易方面，1972年中日貿易額只有11億美元，2010年中日貿易額已高達3018.87億美元，是1972年時的274倍。2011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日本則是中國第四大貿易夥伴。 投資方面，二十世紀80年代前日本基本沒投資中國。從事中日貿易40年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顧問片寄浩紀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說，40年來，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78年10月起，中國機械工業代表團訪日3個月，參觀了所有日本大型製造業工廠。片寄當時給代表團團長、現任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的父親周建南當翻譯。 片寄說：“周建南說‘請到中國來投資吧！’我嚇一跳，以為聽錯了，再聽，他是這麼說的。我就翻譯給日方聽，所有人聽了都吃驚。‘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怎麼能接受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的錢呢’？！後來才開始投資中國”。 到1986年日本對中國投資只有0.94億美元，2011年已增長67倍，為63.3億美元。進入21世紀，中國開始收購日本企業等對日投資行動，儘管案例不多、金額不大。 非對稱理論 大西說：“約到二十世紀末，日本在中國的投資戰略基本是‘帶走型’，即中國是大工場，日企產品或返銷日本、或轉銷第三國。二十一世紀後，情況大不同了。” “對日本來說，中日企業競爭從中國市場到國際市場，以至於日本社會蔓延‘中國威脅論’；對中國來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全球投資湧進，日資存在感開始降低，去年日本只是繼香港之後對中國的第三大投資國，而日本的投資額已到頂，這就會令日本的地位日益降低，影響中國對日外交政 策。”
 大西康雄2008年起曾駐上海日本貿易振興機構辦事處三年。他說：“現在回想起來，那三年可能是中日經濟關係最好的時期”。 大西提出了“日中經濟關係重要性非對稱”理論。指出，中日40年的經濟關係是從初期日本單向對中國的垂直型轉換成雙方競爭的平行型，由於以中國城市為主的反日示威現象，令投資風險迅速增加。 他舉例說，七月日本王子製紙江蘇工廠遭到反對建排污管示威，中國民眾比日本民眾更敏感環保問題，而且常參與激烈行動，並有利用示威發泄對現狀不滿的政治化傾向。 不冷不熱 比起政治關係，中日經濟關係40年相對安穩發展。21世紀初還曾有“政冷經熱”時期，日中友好會館理事長武田勝年和片寄先後都對BBC中文網形容現在中日經濟不冷不熱，貿易、投資額雖增加，但過去日商一說投資海外，馬上想到去中國。現在不是，考慮的還有印度、越南、柬埔寨等成本更低的亞洲國家。 不過大西分析貿易振興機構的統計說：“比起印度、越南等亞洲國家，中國的投資環境仍有優勢，鈴木汽車印度工廠的遭遇警示了印度複雜的投資風險；越南曾被形容成本便宜，但限制加班等社會主義制度令經營成本結果比中國更貴；緬甸電力不足，五年內難以期待”。 不容樂觀 21世紀後，日本對中國有少量能源、鐵路等技術轉讓，但中國保護知識產權政策形同虛設，讓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技術發達國家對中國卻步。 大西認為中國高齡社會的到來可能令中國建立新的經濟增長戰略，日本在這一領域的產業很先進，進入中國市場有優勢。此外，中國建立海外資產持有國的體制、中國企業投資海外都急需人民幣國際化，這方面日本也有經驗，能提供協作，有利擴大亞洲貨幣合作，對兩國都有利。 不過大西說，中國產品質量日趨提升，對日本產品貿易和市場競爭力構成挑戰。中國民眾頻繁抗議示威也都是新的投資風險。 “我本來還是樂觀看待中日經濟關係的前景，只是過去一周來中國政府前所未有地對日本態度強硬，這種新添的高政治風險，令我現在對前景開始悲觀”。
（五）：“四十不惑”的拐點 2012年9月28日
 中日圍繞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的爭端加劇，波及建交40周年紀念活動。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無非揭示了人無恆質、事無常態，發展變化，乃為規律。 在迎來邦交正常化40年的前夜，中日力量的消長，以2010年中國的GDP超過日本為標誌，實現了逆轉。這一所謂“拐點”，其實也是引發今日“釣魚島危機”的要素之一。 40年前在釣魚釣問題上中日達成的“擱置爭議”的默契，其實是有“心理前提”的。也即中國是一個大國，邦交正常化帶來的巨大政治經濟紅利是釣魚島不能比擬的，而那時的日本正處在強勁的上升期，經濟實力遠超中國，對釣魚島的未來不用擔心什麼。 現在時移勢易，“拐點”的到來不僅意味着中日一大一強——實力的相對平衡被打破，原來的“心理平衡”也被打破。對日本來說，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力量相對日本會更加走強，那麼就意味釣魚島的未來的不確定增加。現在借美國重返東亞平衡中國的這一可能是“時不再來”的唯一機會解決釣魚島問題，也就成為日本的“當務之急”和不二選項。 並未失控
 中國多個城市民眾舉行反日遊行，中日關係再次陷入僵局。 “購島鬧劇”的真實意圖在於從法理上宣示釣魚島為日本所“實效控制”。作為針鋒相對的反制措施，中國在第一時間公布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點基線，又密集公布了地理坐標，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等相關法律，並報送聯合國。這些舉措，不言而喻一是宣示主權，二是為以後在釣魚島執法提供法律依據。 這是完全由日本的挑釁而造成的，那麼接下來雙方的公務船在釣魚島海域執法時引發的衝突，就成為危機加劇的導火線。這是為人們普遍關注和擔心的。 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雖然存在由此引發衝突升級的危險，但從中日美三方的實際考量來看，還暫不會形成局面失控的地步。 首先中國的態度是回到“原點”，也即回到“擱置爭議”的共識，這就給日本留出了解決問題的空間。而日本在中國的海監船進入釣魚島12海里時，採取的是尾隨而非強行驅離的舉措。 美國的重返東亞再平衡戰略尚具一定模糊性，它也還沒有最終下定採取包括不惜訴諸武力阻礙中國和平崛起的決心，所以現在因釣魚島而引發失控的中日關係，從目前來說未必符合美國的利益，因而它會做出“協調”的姿態。 到頭來，釣魚島危機對日本來說是“引火燒身”，如不及時剎車，只能是“玩火自焚”。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所謂“四十不惑”，本來應該成為中日關係走向成熟的標誌年份，但遺憾的是現今是中日關係40年來的最低潮。撫今追昔，引起我們深長思之的應該是：中日美到底應該怎樣認識和對應變化了的對方，中日美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何在，答案是歷史可以告訴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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