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工人協會的精神和基本原則

關於國際工人協會（也被簡稱為國際，即國際歌中的“英特納雄耐爾”）[1]，幾乎所有的中文文獻和引用都持同一論調，來源於為列寧主義政治目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馬克思教義（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除了直接參與者馬克思以及後期為了排擠巴枯寧派進入國際的恩格斯、拉法格（馬克思的女婿）的文章，別的翻譯成中文的資料，例如，根據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譯出的《第一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文件資料）》[2]，都宣示出對國際中所有非馬克思派、特別是馬克思以外的各社會主義潮流的敵視，曲解了國際的精神和基本原則。

1863年7月22日，主要受歐文派社會主義和憲章派市民階級[3]民主主義影響的英國工人聯合會召開大會，抗議俄國沙皇鎮壓波蘭起義。受蒲魯東影響的法國安那祺主義工人代表團也參加大會，開始就兩國勞工階級的合作交換意見，產生了同年11月10日的《英國工人致法國工人》呼籲書。1864年 9月28日，英國工聯在倫敦聖馬丁教堂召開大會，歡迎來訪的法國工人代表團。出席大會的還有德國流亡者和為獨立而戰的意大利、波蘭、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民主人士[4]。國際就在這樣的共同聲援弱小民族的勞動民眾的背景下誕生。不過，民族主義本身不是國際的精神，大會沒有採用具有崇高威望和政治影響的馬志尼意大利民族主義派的現成章程。

國際的精神和基本原則主要體現在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度的歐文式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最先進、豐富的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發祥地法國的蒲魯東式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5]，被後來者正確地稱為anarcho-syndicalism安那祺-工聯主義[6]，也多少帶有對被資產階級出賣的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7]的嚮往。如恩格斯承認的那樣，正是因為“有一個不致把英國工聯派，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拒之於門外的綱領”[8]。由馬克思等 9人組成的秘書小組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協會臨時章程》，1866年 9月在日內瓦代表大會討論通過，成為《國際工人協會章程》。這雖然不是“能使一切黨派都滿意的綱領”[9]，但反映了當時大多數工人願望、得到各國勞工團體的廣泛呼應。順帶指出，這個章程被收入馬克思的著作，大概是因為恩格斯後來聲稱“馬克思起草了這個能使一切黨派都滿意的綱領”，對於國際和馬克思都不公平。馬克思可能具體執筆記錄下9人小組討論的草案，但章程的內容（所謂版權）是國際的集體共識，與馬克思本人關於國際的運營（主要是領導權爭奪[10]）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說教相距甚遠。

據編輯馬克思的有關國際的文獻的Saul Padover回憶：國際成立時，馬克思是一個相對無名的難民記者（a relatively obscure refugee journalist）[11]，馬克思與英國的激進派或勞工活動家之間沒有密切聯繫，他過着政治上被隔離的、沒有融入當地社會的來自歐洲大陸的難民生活（Marx had no close connection with English radicals or laborites, and vice versa. His led the politically isolated life of an unassimilated continental refugee）。馬克思在大會前一周對會議毫無所聞，一個30歲的流亡倫敦的法國激進共和派 人士Victor Le Lubez邀請馬克思作為德國的代表參加大會， 馬克思又叫上另一個德國人Johann Georg Eccarius同往。可見國際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樣本，歡迎一切認同國際原則的人士加入。國際的誕生改變了他的一切（The International was to change all this）。當然，正如歐文（非常成功的大工廠主）、葛德文（社會幻想家）、聖西門（舊貴族幻想家）、傅立葉（小店主）、蒲魯東（印刷工）、巴貝夫（平等派密謀家）、布朗基（政治囚徒）、拉薩爾（猶太富有律師）這些出身於各種社會階層的先進人士對社會主義理論和運動做出的獨特貢獻（以及不可避免的缺欠）一樣，非工人出身的馬克思（和後來的恩格斯）加入勞工運動，只要他們不把自己凌駕於國際之上（所謂工人階級乃至人類的“導師”），都是令人歡迎的。直到今天，國際的自由社會主義者們雖然沒有忘記馬克思派操縱國際、在無法操縱時竟然解散國際的“原罪”，但像巴枯寧當初那樣，即使“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仍然把馬克思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戰友對待，不會把嬰孩與髒水一同潑掉。

讓我們仔細回省一下在《國際工人協會章程》中體現的基本原則：[12]

That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13] must be conquered by the working classes themselves, that 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eans not a struggle for class privileges and monopolies, but for equal rights and duties, 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勞工各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勞工各階級自己去爭取，勞工各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地位，而是要爭得人人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廢除所有的階級統治”；That the economical subjection of the man of labour to the monopoliser of the means of labour, 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 lies at the bottom of servitude in all its forms, of all social misery, mental degradation, and political dependence；Tha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s therefore the great end to which every political movement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as a means“勞動者在經濟上受獨占勞動工具（生活源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形式——所有社會悲慘、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此，勞工各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目標，而作為一種手段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服從於這個偉大目標”。

上述原則非常簡明，沒有必要用什麼黑格爾哲學或李嘉圖經濟學來複雜解釋，因為它們與國際沒有什麼關聯。例如，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對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的批判，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對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的嘲諷，顯示了馬克思的好鬥風格，在學術功底上略占上風[14]，可以理解相對無名的新手對已經成名的大家的嫉妒。而相對無名的馬克思以“科學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在國際取代安那祺-工聯主義，除了猶太法律學生馬克思的知識和計謀勝過歐文和蒲魯東的樸素勞工信徒等人為因素外，主要是沾了社會主義的共敵俾斯麥的光：普法戰爭後，巴黎公社的失敗[15]迫使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具有多樣性社會主義傳統的勞工運動轉入低潮或地下[16]，缺少社會主義傳統和經驗的後進德國工人階級，登上了國際工人運動的舞台開始唱主角[17]。由拉薩爾開創、控制和影響的德國工人運動，從一開始就擺脫不了普魯士型“國家”的緊箍咒。馬克思不敢在拉薩爾生前批判他[18]，但在拉薩爾決鬥身亡後，馬克思不遺餘力地排除拉薩爾的影響，通過沒有多少理論知識的工人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獲得很大成功。

《國際工人協會章程》也聲明：That all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 adhering to it will acknowledge truth, justice, and morality as the basis of their conduct toward each other and toward all men, without regard to color, creed, or nationality; “擁護國際的所有社團和個人將承認真理、公正和道德是他們不分膚色、信條和國籍彼此相處以及對待一切人的準則”。特別地，作為國際運作的原則，《國際工人協會章程》也具體地規定：1. This Association is established to afford a central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workingmen's societies exist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iming at the same end; viz., the protection, advancement, and 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第一條　本協會設立一個各國現有勞工團體之間聯絡與合作的中心媒體，實現保護、推動和完全解放勞工各階級的共同目標”。3. There shall annually meet a General Working Men's Congress, consisting of delegates of the branches of the Association.“第三條　協會的各支部代表組成勞工總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5. The General Council[19] shall consist of workingmen from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t shall, from its own members, elect the officers necessary for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such as a treasurer, a general secretary, corresponding secretaries for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etc. “第五條　總協議會由國際協會成員國的工人組成，從它的成員中選出必要的職員如會計、總秘書[20]、各國聯絡秘書等，從事業務交流”。６．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form an international agency between the different and local groups of the Association, so that the workingmen in one country be consistently informed of the movements of their class in every other country;…… To facilitate the communications, 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publish periodical reports. “第六條　總協議會在協會各地和當地團體之間組成一個國際機構，以便使一國工人經常得知另一國工人階級的運動。．．．．．為便於聯繫，總協議會發表定期公報。”11. While united in a perpetual bond of fraternal co-operation, the workingmen's societies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will preserve their existent organizations intact.“第十一條　靠友愛合作的永久聯結團結起來加入國際協會的各勞工團體，將保留自己原有的組織不變”。

這樣對國際的運作的明確規定，接近於國際的名稱，實際上就是federalism。這個詞用在美國、瑞士、加拿大等國家體制，可以譯為“聯邦制”；用在社團組織或個人，是指保持加入成員原有性質、形式、人事、財務等資源不變的前提下共同締結同盟條約、義務、合同等，可以譯為自治／自由聯盟，與今天的歐盟的形式接近，排除了任何個人“掌握”協會、“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集中制”乃至“集體領導”的含糊可能。1869年在巴塞爾召開的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實際上是國際最後一次各派代表參加的合法代表大會。代表比利時自由聯盟Belgian Federation的Eugene Hins提出了得到西班牙、瑞士汝拉聯盟和很多法國代表贊同的“勞工評議會labor  councils”提案，被大會採納[21]：“代表大會宣布所有勞工都應該努力在他們的行業建立抵抗協會。一旦一個行業組合[22]成立，就應該通知同一行業的別的組合，這樣就可以形成各產業的全國性同盟。這些同盟負責收集所有產業資料、建議要採取的公共措施並確保執行，最終由自由生產者的聯盟Federation取代現有的工資制度。代表大會責成總協議會提供對所有國家的行會組合的聯盟的支持。”“行業和產業組織的協議會將取代現存的政府，這種勞工代表制將一勞永逸地趕走歷史上存在過的政府”。這種取代政府的勞工協議會制度，就是安那祺-工聯主義的精髓：要實現完全社會革命，就必須同時消滅財產和權力的壟斷。按照這個國際的精神展開的拉丁語系和斯拉夫語系國家的勞工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道路卻背棄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1918年，戰敗的德國把政權交給了社會民主黨，他們把德國引向社會主義了嗎？1933年納粹上台後解散議會，社會民主黨毫無招架之力，被希特勒不費一槍一彈徹底肢解了。另一方面，當1936年西班牙軍人和王黨發動叛亂時，儘管被長期壓制，國際的中流砥柱西班牙安那祺／自由社會主義者（全國勞工同盟CNT）力挽狂瀾，自發地拯救了共和，並在艱難的國際環境[23]中堅持了三年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鬥爭，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更進一步，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轉型證明了國家社會主義必然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24]。

如果自由社會主義派（僅僅列出以下的著名代表就夠了：吉約姆James Guilaume[25], Adhemar Schwitzgubel, Enugene Varlin, Louis Pindy, Cesar De Paepe, Eugene Hins, Hector Denis, Guilaume De Greef, Victor Arnould, R. Farga Pellicer, G. Sentinon, Anselmo Lorenzo）在巴塞爾會議上也不擇手段謀求政治權力，可以在巴枯寧本人出席會議、馬克思本人沒有到會、恩格斯還沒有資格出席會議的有利條件下，通過由貝克爾提議的按語系自由聯合的方案。那樣的話，由馬克思控制的倫敦總協議會就會“化為烏有”，而被在歐洲大陸的法語、拉丁（西班牙和意大利）語、斯拉夫語、德語協議會中心所取代[26]，國際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看看馬克思在國際內的職稱（總協議會委員、德國聯絡秘書、荷蘭臨時聯絡秘書、俄國聯絡秘書）和後期（1870年10月4日）進入國際的恩格斯的頭銜（總協議會委員，西班牙聯絡秘書、比利時聯絡秘書、意大利聯絡秘書），與“馬克思領導國際發動了巴黎公社”的神話一樣可笑。巴枯寧並不是不懂陰謀權術，但在事關社會主義運動的緊要關頭，寧願“被宰”而不願宰割國際的同志。“既然國際的組織的目標不是建立新的國家或專制而是激進地消滅每一個主權，國際必須有與國家組織完全不同的性質。國家是何等地對人的興趣和本性的自然發展的權威、人為、暴力、疏遠和敵對，國際的組織就應該同等地是自由、自然，以及在任何方面都符合人的興趣和天性”[27]。在既存的社會裡，博愛是博愛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王牌，但國際正是要以新的的精神和原則建立新的社會，不容許真正的自由社會主義者玩弄任何權力達到自己的目的。正如以人民的名義實行恐怖的雅各賓主義最後變質為一小撮人對大眾的專政一樣，以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以及人為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名義的專制／獨裁不僅不是社會主義（雖然有極個別的倡導者如巴貝夫、布朗基本人是社會主義殉道者），而且是國際勞工運動里的毒瘤。

巴塞爾會議加劇了馬克思派的恐懼和除掉巴枯寧的決心[28]。恩格斯加入國際總協議會後，具體策劃、參加並導演了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不僅違背國際的精神，也直接違反了國際的“真理、公正和道德”準則和相關組織條例。汝拉聯盟立即發表了Sonvillier的歷史記錄，抗議倫敦總協議會的傲慢和虛偽。但是，馬克思派變本加厲，在1872年的海牙國際代表大會上偽造多數代表的身份、阻礙反對派代表赴會，操縱大會，把自由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者巴枯寧和吉約姆開除出國際，同時出賣了國際的廢除國家的使命，把國際變成他們的投票機器，去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真正的國際在海牙會議上被埋葬了[29]。

海牙會議後，國際的重要的聯盟成員在St. Immier召開會議，推翻了海牙會議的所有決議，恢復了國際的原初精神和原則[30]。世界勞工階級的根本地位沒有變化，國際的旗幟也不能因為馬克思或任何派別的政治目的而倒下。實際上，雖然自此以後在所有國家政權的壓迫下，國際連作為一個聯絡中心的功能也無法發揮，我們在馬赫諾運動、喀琅施塔得起義[31]、西班牙內戰到以天安門民主運動為標誌的中國民權運動、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32]、世界社會論壇、阿拉伯之春、互聯網自由人權等各種社會運動中都看到對國際的自由社會主義精神和基本原則的繼承和發揮。現代社會高度分化、國家機能高度複雜，社會主義運動也豐富多彩[33]，不必、也不可能拘泥於一種教義、組織、名稱、形式。當然，我們的具體工作也隨時代而變化，例如，八小時工作制在一個多世紀前已經基本實現，目前的目標應該轉移到以四小時工作制為口號的完全雇用[34]。面對全球化浪潮，2001年創立的“自由國際連帶”Libertari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包括了西班牙的CNT、烏拉圭安那祺主義聯盟以及法國、阿根廷、巴西、意大利、美國、墨西哥、南非等國際的組織，也歡迎不知道國際豐富歷史的各種爭取自由、人權、平等的團體。例如，面對資本主義金融危機，西班牙失業民眾從安那祺主義的互助原理，學會拋棄歐元、自行組織“時間銀行”，平等交換勞動時間（律師和清潔工的相同勞動時間創造相同交換價值），廢除了利潤等金融投機的可能[35]。

比名稱和組織的正統性之爭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記、曲解國際的原則：

“勞工各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勞工各階級自己去爭取，勞工各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地位，而是要爭得人人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廢除所有的階級統治；”

“勞工各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目標，而作為一種手段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服從於這個偉大目標；”

“真理、公正和道德是不分膚色、信條和國籍彼此相處以及對待一切人的準則。”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2年９月３日 美國勞工紀念日]

[14] 馬克思在蒲魯東去世時還不忘攻擊蒲魯東：“《什麼是財產？》就是以所有這些激動了讀者，並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在嚴格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史中，這本書幾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這種聳人聽聞的著作在科學中也像在小說文學中一樣起着自己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16卷第28—36頁，“論蒲魯東”（給約•巴•施韋澤的信），1865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