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長的故事

  文革時期最後一任北京公安局長劉傳新，在‘四人幫’垮台後，於1977年1月被免職，5月19日批判劉傳新群眾大會前自殺。劉傳新如果不是自行了斷，也決沒有好下場。據當事人撰文透露，‘文革’後，在上層政界積怨甚多的北京市公安局，有17名看守員、審判員因為在‘文革’中濫施肉刑、體罰，被秘密處決，王震親自到場監斬。17人的家屬均被告知‘因公殉職’。
劉傳新原是部隊幹部，文革期間北京市公安局的負責人。他在文革期間幹了不少遭人恨的事情。上述文章作者的意思是，如果他不自殺，可能也活不了。而對17名幹警遭“秘密處決”，覺得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80年4月，當時以清理‘三種人’為理由，秘密槍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24名科級到處級的幹部。而且是以辦讀書班為名，騙到雲南大理秘密槍決。原因是他們掌握有鄧小平及家族的一些證據。其中包括鄧榕和其他的高幹聯動成員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兇手的證據。當然，還有人也掌握了聯動成員於66年8月在北京大興縣殺死大批所謂的“黑五類”人員的證據等。

                                                                 ——參見楊尚昆、劉英的回憶文章

活體醫學試驗

高華著作 《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階段發展：審幹、反奸與搶救運動”提及：

康生機關審訊案犯的常規方法就是動用肉刑逼供、誘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電話線通電等種種刑罰。然而對於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許已不能滿足其虐殺心理的需要，他還需要更尖端的虐殺才能填補其靈魂的空虛。也正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肅托」演出了令人髮指的一幕。據原社會部成員、任弼時政治秘書師哲揭發：1940--1941年間，師哲與陳郁參觀延安柳樹甸和平醫院，曾被一女護士長帶到一間大廳，發現一個大槽內用福爾馬林浸泡着一具年約三十歲的男屍。護士長介紹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一概不知道」。師哲、陳郁聽了頗覺詫異，便詢問他們被送來時是否是活人，女護士長回答，「當然，以醫療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

——內容摘自 師秋朗（師哲之女）：〈《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被刪部分補正〉，載《炎黃春秋》，1992年第6期。師哲所寫的（我所知道的康生）刊載於《炎黃春秋》也92年第5期，但該文曾被《炎黃春秋》大量刪節，且所刪某些內容又恰是康生最陰暗的部分。師秋朗為此向《炎黃春秋》表示意見，《炎黃春秋》在同年第6期補發了師哲被刪文章的部分內容。另參見師哲：〈我所了解的的康生〉，載《峰與谷——師哲回憶錄》，頁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