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觀之，中共近年來的文宣大致集中於三大類。一曰顛倒是非。這個本來是老狗們的老把戲。遠如郭沫若郭文忠公為秦始皇焚書坑儒翻案，為殷紂王翻案， 為李自成翻案（《甲申三百年祭》明明就是為匪張目之作），為曹操翻案，為武則天翻案（作為反例，吳晗不願意將生性疑忌險刻的朱元璋改寫成開明的農民起義領 袖而得罪了毛澤東）；如范文瀾把孫權比作”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蔣介石，把胡狄入侵中原屠殺漢人稱為”民族融合”；如胡繩、范文瀾、翦伯贊、戚本禹等 人把義和拳稱為”反帝愛國運動”。近則有二月河之流謳歌康熙雍正明君盛世云云。其實最早把康熙塑造成明君的是金庸，因着要回敬文革紅衛兵對香港”英國殖民 主義”的攻擊，憑空虛構了一個”勤政愛民”故而”統治有理”的異族聖主。八十年代金庸賣身投靠，當上基本法草委會要人後，中共文宣便全盤接收了他這套政治 寓言，只是將寓言的對象英國人改為中共自身，現政權就此與滿清的韃子朝廷劃上等號了。

二曰革命變成反革命。中共僭政以來，一直奉革命話語如圭臬。明明蔣中正是三民主義革命者，偏要說他是”反動派”。毛澤東明明是個朱元璋式 的忌刻的帝皇權術家，失勢時還偏要說自己最革命，號召”革命小將”起來打倒掌權的”走資派”劉少奇。即使文革後，”革命”的角色還沒完全轉換過來，仍沿 用”現行反革命”之類罪名對付獨立思想者。但八九之後，這副畫皮便被撕破了。不再有人相信一個用坦克機槍殘酷屠殺人民的政權是”革命”的。即使像毛澤東那 樣的權術家，在面對四五天安門運動時，也不敢赤裸裸出動軍隊鎮壓，只是派”工人糾察隊”拿着大棒去驅趕抓捕。毛獨夫起碼還顧及”革命”的臉皮，但鄧殘賊肆 無忌憚，竟口出”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太平”的狂言。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人民爆發革命，槍決齊奧塞斯庫。更使鄧殘賊們對革命話語驚懼不安，深怕有人振臂一呼，打出革命的旗幟推翻共產僭政。但拋棄革命 話語，需要有新的理論依據裝點門面以惑人視聽。於是便有李澤厚劉再復之類的文棍聞風而動，起而為鎮壓人民、不事悔改的反革命政權背書，拐彎抹角去讚頌老佛 爺慈禧和一幫”改良主義”滿清貴族。為了否定革命的正當性，不惜從根子上作文章，連辛亥革命也否定了，要”告別革命”。

當然，這套所謂”保守主義”理論原非文棍們所能自創，而是余英時所發明，藉以暗諷八十年代“河殤”式的全盤西化思潮。余英時在台灣在美國在火星講新 儒家保守主義沒什麼不好，偏偏在1988年的中國語境上批五四、下貶河殤，鼓吹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可謂迂腐到極，只能起到最負面的作用：令改革派無所適 從，向反動的當權血債派慷慨提供了理論資源。八九之後，文棍們自然毫不客氣就披起這件新畫皮，為革命寫上休止符：一切革命都是激進的、罔顧民生的，孫中山 是壞的，慈禧是開明的，當權血債派總頭子鄧小平的坦克車鎮壓是為萬世開太平，穩定壓倒一切，以經濟剝削為綱，誰敢革當權派的命誰就是人民公敵。

這套反革命理論在九十年代愈吹愈紅愈演愈烈，蔚然成主流顯學，被無數學者文人視同救世福音。指揮棒下的走狗文棍心領神會自不必說，所謂改革派陣營的跟班們眼看毛及其”革命”被否定，亦不禁竊喜而從、聞歌而舞，以為黨這回確乎”與時俱進”了。

直到二千年代，這種”告別革命”、”革命原罪”論依然甚囂塵上，方興未艾。南方報系捧出來的一堆爛人中，有個老叫獸袁偉時因鼓吹”狼奶說”導致“冰 點”停刊而爆紅。天涯貓眼乃至全網右派集體叫好，一致覺得”教科書給青少年餵狼奶”點中了當局的死穴。其實這幫鴰噪蠢蛋根本不明白”狼奶說”的真義。袁老 叫獸在一次演講中明言，”狼奶”指的是辛亥革命。他說，孫中山自己狼子野心才會去煽動推翻清朝，晚清的統治十分開明，經濟上改革開放，政治上有民選的咨政 局，還可以結社和辦報，新聞自由很充分。北洋比晚清壞，民國又比北洋壞，現在正逐步重回改良的正路。他還說，中共血腥革命也是迫不得已，被蔣介石”四一 二”清黨逼的，罪果還是在孫、蔣處。他又說，蔣介石不是好東西，蔣經國也不是好東西。小蔣與財政廳長任顯群爭奪名伶顧正秋，用情治手段栽贓陷害任顯群下 獄，但顧正秋堅貞不屈，每天給任送飯云云。袁叫獸就拿這些謠言當歷史，忽悠80後。就連任顯群的小女兒任治平都承認，其父因吳國禎案被牽連，與顧正秋毫無 關係。事實真相是，台灣情治部門發現台電總經理劉晉鈺是共諜並將其逮捕。劉與台灣省主席吳國禎是同學，吳國禎遂與任顯群闖到官邸當面咆哮蔣介石是封建統 治，情治部門是東廠錦衣衛。吳國禎因其言行無狀被迫辭職，任顯群後來則因貪污下獄。蔣經國與顧正秋素無來往，根本與此事無關（谷正文“中共台灣省工委覆滅 記”）。袁老叫獸的演講，不知道是拾人牙慧，還是故意傳謠誤人子弟。

不但半隻腳踏入棺材的老文棍老叫獸口口聲聲”告別革命”，就連寫得一手別字的草包”青年意見領袖”韓寒也加入合唱。一個明顯患有認知及閱讀障礙的低 能兒，人云亦云信口胡柴幾句”告別革命”、”莫談民主”，竟然既滿足了文宣部門利益交換的要求，又如願晉身臭公知行列，更成為紐約時報等若干弱智外媒的關 注焦點。這種一箭三雕的神跡，也只會在雞巴支那國這塊盛產低能兒的土地上發生。

三曰天下烏鴉一般黑。中共的計劃經濟時代，因物資匱乏而致民不聊生，文宣部門的重要職責便是每天編造謠言，訛稱”台灣兒童餐風露宿，備受蔣幫摧 殘”、”美國黑人兒童連續六天吃不上東西，極度營養不良”，力圖讓讀者相信，反共國家的人民過得跟你們一樣悽慘，你們就別抱幻想了，老老實實接受半死不活 的命運吧。

八十年代胡趙的政治”小陽春”，使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真相浮出水面，形成了知識界乃至全社會的關注。但在八九之後，中共檢討歷史真實的勇 氣蕩然無存，又重回六七十年代造謠惑眾的老路。除了有一撥御用文棍不要臉地到處叫囂沒有大饑荒也沒有餓死人，全是敵特的惡攻之外，更富於創意的是，居然翻 出來民國的”河南大饑荒”。你說新中國餓死三千萬，我就說舊中國一個省就餓死了三百萬，五十步笑一百步，誰都不是好貨。這簡直就把”天下烏鴉”手法用得花 樣翻新別出心裁，叫人嘆為觀止。

仿佛是為了要將謠造得更才情橫溢，文宣部門這次沒有讓新華社、參考消息之類黨報黨刊官方喉舌赤膊上陣，而是交託一位青年小說家擔綱，幕前跳梁，主演新一輪”民國高級黑”。

這位青年小說家叫劉震雲，不久前剛搭着胡趙文藝小陽春的末班車在文學雜誌上走紅，雖比不上殘雪、莫言諸人，也算小有名氣。90年代初，所有80年代 的所謂”先鋒”們集體轉向，幾乎都成了黨的守門員、看家犬了。劉震雲也不例外，從”批判現實主義”變成了”批判歷史主義”。當然，他要批判的是民國的歷 史。黨的看家犬一貫以來都有較高待遇。據劉震雲自己說，是”一位朋友”賞賜兩隻豬蹄，請他游遍豫晉秦三省寫作“溫故1942”的。

說句題外話，因為中國作家都得靠邀寵混豬蹄吃，所以他們寫作技巧雖爛，但智商奇高。譬如另一個以前只能混到麵條吃的作家莫言，開始學意識流沒學好， 跟着學馬爾克斯學得差，後來篇篇都學福克納搞什麼第一人稱第二人稱。從野合加剝皮、看守所吮雞巴舔地喝尿、女市長激情嫖男妓，到猛男七天七夜坐樁而死邊死 邊肏女主角，篇篇都是無底線超下限遠勝維多利亞加潘金蓮的小說，卻能安造出抗日、地下黨、揭黑反貪腐、義和團英雄勇斗德國鬼子及賣國賊的種種名目，實屬文 壇奇葩。此朵奇葩一面與大江健三郎高談闊論與馬悅然臭味相投，一面依仗中共與瑞典皇家學院那幫老逼們的台底交易，篡獲諾文獎之後，洋洋自得對媒體說自己文 學素質高，希望劉曉波儘快獲釋。”獲釋”云云，顯系共酋於十八大前故意釋出的”善意”，莫言氏既給共酋傳了話，又在友邦媒體處博取了”敢言”的名聲，其狡 猾多智可見一斑。

文人為虎作倀不是什麼新鮮事。參與中共政治宣傳的搖筆桿者，上有周揚郭文忠公之輩，下有孔慶東韓小齡童之流，劉震雲夾在中間，絕不顯眼。但是，像郭 文忠公“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一望即知是免費發行的政治宣傳品，像韓小齡童“反革命，愛獨裁”，一望即知是披着改良偽裝的悔過書（內部消息稱，當局收 買”公知”的起步價大約是月薪二萬，不要求他們明面上做事情，只須暗中通風報信。韓小齡童寧可不要臉皮也要寫出三篇找罵的弱智博文，想必報酬在起步價的百 倍以上）。老實說，撰文反駁這些破玩意，也只有閒得蛋疼的微博V們和方肘子這種多面孔人士才會幹。

比較起來，劉震雲“溫故1942”的智力程度就高得多了。而且裡面牽涉到諸多關鍵問題，如中原板蕩神州陸沉的真正原因，共黨之偽造歷史，官辦”純文 學”里的假影射，美式民主對全球民主化的負面影響...索爾仁尼琴曾說，文學有力量幫助人們去識破並抵制陰謀家們的謊言，但當這個謊言是有無數個謊言交織 而成時，要識破並抵制之，便極具難度了。郭文忠公的頌歌、韓小齡童的逢迎，僅表面的補丁矣，惟劉氏震雲的“1942”，因其“溫故”，故具有歷史的縱深 性，倒是一個非常好的範本，可供我們鞭辟剖析，以識破謊言，以還原真實。

這篇號稱走遍三省、具有”笨拙的精神”、採訪了許多當事人、”沒有虛構，基本上是真實的史料”、超越了報告文學的”調查體”作品（劉氏震雲不承認它 是小說）“溫故1942”，講的是抗日戰爭期間的1942年底，河南大旱，”水旱蝗湯”肆虐，湯恩伯是壞人，戰區司令官蔣鼎文更壞，蔣介石（史迪威口中 的”花生米”）尤其壞，不願意救助災民，餓死了三百萬人。這時日本反而是慈善家，”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發放軍糧救助，”這救了我的鄉親 們的命。我們吃了皇軍的軍糧，生命得以維持和壯大”。老百姓與日本侵略者同心同德，於是在一九四四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時，策應皇軍攻勢，”用獵槍、大 刀和鐵耙”整連整連地解除了五萬國軍的武裝，三十萬國軍一觸即潰。劉震雲還總結道，行將餓死的災民在”是寧肯餓死當中國鬼呢？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的 問題面前，選擇了後者。

這種所謂的賣國主義、殖民主義、漢奸主義的論調對知識青年有相當強的蠱惑性。部分人甚至把“溫故”當作政治寓言看，以為”餓死三百萬”是對”餓死三 千萬”的影射。從劉震雲本人的“故鄉”系列作品看，也頗有”饑荒題材”的意思。但當”作家良心”依憑於一堆精心挑選的偽劣資料時，那結果只能是為中共的謠 言背書，充當假見證；這顆”良心”也與莫言的”敢言”一樣，無異婊子的牌坊。

文藝娼妓撒的第一個謊，就是”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餓死了三百萬人”。沒有人懷疑這兩年河南乃至中原發生大旱，隨後引發蝗災和饑荒，但”餓死三百萬”這個數字實在太過駭人聽聞、出離常識了。

據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3250萬）及其成因》所列的數據，河南在大躍進饑荒之前，災前人口為4805.8萬，非正常死亡 人數為293.9萬。這裡面包括了重災區信陽餓死的150萬人。當時的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積極追隨吳芝圃，搞”反瞞產”，用刑訊拷打逼農民交出口糧。為了 隱瞞災情，路憲文命令各縣派民兵設關卡封鎖村莊，”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丁抒，“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 ”）。逃到城市的以”流竄罪”抓起來遣回原籍，不肯回去的押送勞改。（顧准日記，信陽以機槍封路阻止農民出逃。）農民失去逃荒討飯活命之途，這才導致信陽 地區825萬人里餓死了150萬人，占了河南餓死總人數的一半有餘。

按照“中國人口史”，河南在國府時代人口總數約為三千萬左右（比59年的四千八百萬少近兩千萬），要餓死十分之一（比大躍進饑荒還多幾萬），那除了 災情極其嚴重之外，還必須日軍、中共、國軍三方都封鎖受災地區，不讓老百姓逃荒。我們知道，情況絕非如此。根據外國左翼記者和中共機關報的報道，當時有大 量民眾通過爬火車、步行方式進入鄭州、洛陽等大城市，或向東逃難到日占區，或向北闖關東，或向西進入陝西，沿途賣兒鬻女。這種境況固然很慘，但至少大部分 人可以靠此活命，不像大躍進時期信陽那樣，全體農民只能困在災區活活餓死。再者，根據一些回憶資料，逃荒者並不都是手持飯碗沿街行乞，有父親將女兒送入收 容學校後，曾拿出錢對介紹者表示感謝。

大公報記者張高峰報道河南饑荒的長篇通訊《豫災實錄》發表於1943年2月1日《大公報》重慶版，形容”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着那可憐的生命”，籲請政府加大賑災力度。該通訊並未提及餓死人數。

”餓死三百萬”這個離奇的數字最早出自美國人白修德筆下。白修德在與賈安娜合着“中國的驚雷”一書中寫道，”我們以我們認為最可靠的訪問和數字為基 礎，粗粗地估計了一下。河南三千萬人民中，逃出了該省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飢餓和疾病的也有兩三百萬。這是中國戰爭中最大的災難之一，世界最大的災荒 之一。”迄今沒人知道白修德”兩三百萬人”數據是如何”粗粗地估計”出來的。難以想像一個不懂中文的美國人可以自由暢行國統區、匪化區和日占區，僅靠翻譯 就能了解到河南全境百餘縣的死亡情況。我們只能猜測，他是把“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報道摘抄了一遍，再”合理地推算”而得的結論。正如劉震雲後來極 其不負責任地質問他那早已把五十年前旱災忘得一乾二淨的姥娘而得出結論一樣------”'是不是死了很多人？'她想了想：'有個幾十口吧。'這就對了。 一個村幾十口，全省算起來，也就三百萬了。”當時中共匪化區喉舌們比姥娘和劉作家震雲要負責任許多，對災難的報導可謂不遺餘力。譬如 1943年7月17日《解放日報》說：“全河南110縣，3000萬災民，都掙扎在死亡線上。……從河南洛陽最近寄來一篇一個青年記者多方調查之後，寫成 的災情報告，這裡只抄錄其中令人不忍卒讀的數字：廣武縣，從去年11月到今年3月，飢餓致死者有8，372人，逃亡外出者33，188人，全縣各村落，只 剩2萬多饑民。……災荒期間，新鄭全縣逃出者凡47，633人，死亡者1，38．5人，合計占全縣人口的四分之一。滎陽逃亡人數，要占三分之一強，還有 10萬多人口，伸着待救的手。遠在去年11月上旬，汜水汜濟鄉一個鄉，棄嬰的總數是144名，餓死283名。……鄭州，這河南大都會，最近3月間兩周內餓 死人口1700名”美國記者白修德大概就是抄了這篇報道中的最大值，一個縣既然餓死了八千多人，十個縣就是八萬多人，一百個縣就是八十多萬人，再順手乘以 三。這就對了，也就”餓死三百萬”了。但，匪化喉舌的報道疑點甚多。所謂”青年記者”無名無姓，究竟確有其人抑或喉舌虛構，不得而知。廣武、新鄭、鄭州屬 國統區，該”記者”用什麼辦法查悉準確到個位的死亡人數？難道他單人匹馬去當地收屍，或者逐個停屍房去數屍體？至於逃亡人數，連國民政府也只能約略統計， 該”記者”卻言之鑿鑿。至於說全河南”3000萬災民都掙扎在死亡線上”，更是匪夷所思。這篇缺乏信源、近乎杜撰的喉舌報道，實在不必當真。

查“中國人口史”（趙文林，謝淑君着）援引“國民政府年鑑”的數據，1944年全河南人口為30805621，只比1939年少一百萬人。這少了的一百萬人，除了因42、43年災荒亡故的，還得算上因抗戰兵荒馬亂而背井離鄉的，因災荒而逃難至於別省的。

“暸望東方周刊”引用1946年河南省社會處《河南災情實況》”河南省各行政區人口受災損失統計表”附註中數據，也稱此次旱災死亡人數300萬。國 共內戰方酣之際，這個“人口受災損失統計表”不知道怎麼做出來的。而且，我們已經知道，抗日兵荒難民四逸之中，是不可能準確統計所謂”損失人口”的。再 說，這個1946年統計的”300萬”，竟然與白修德1943年報道的一模一樣，令人懷疑它只不過是照抄了白記者的數字。白記者修德1943年刊於“時 代”周刊的”等待收成”一文先說餓死了五百萬，後來在“中國的驚雷”里調整為”餓死三百萬”，據說晚年又調整為”餓死五百萬”（ http://www.lwdf.cn/wwwroot/dfzk/society/256383.shtml ），他要再活幾年，該把河南人民全餓死了。

案，根據地下黨員“前鋒報”記者李蕤的說法，河南人口三千萬，淪陷區一千二百萬，國統區一千八百萬。餓死五百萬，接近人口總數三分一（我們不能想象 白修德調查了淪陷區的死亡人數，因為日本不會同意交戰國記者自由採訪），那就不是旱災，而是通古斯大爆炸了，殺傷力堪比熱核武器。

劉震雲在這篇”調查體”作品裡，除了不加求證地引用白修德之類共黨同路人的謠言外，自己也肆意以小說家手法胡編亂造許多細節。此在錢江晚報的採訪中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10-30/3423771.shtml ）略見一斑：”和劉震雲對話的那位老人，就是這幾百萬災民中的一個。十多年前（1993年），劉震雲遇見她的時候，老人已經90歲了，她的名字叫劉和平。 老太太跟劉震雲說了很多觸目驚心的事。'她說在逃荒的路上，她父親給她的親妹妹尋了個買主，她母親知道之後，急了，舉起扁擔就掄，人販子以為要打他，就 跑，就躲，實際上萬沒想到，她的母親掄起扁擔是拍死自己要賣出去的孩子，她寧可把這個孩子拍死，也不能把她賣了。'劉震雲說，這段往事讓他沉默了好長時 間，後來他把這件事寫到《溫故一九四二》裡，'我覺得這些細節非常有力量。'”

一個1993年已經90歲的老太婆，在1943年是40歲，她的妹妹再小也得30歲了。在那個年代，30歲的女人早就出嫁生孩子了，自己賣孩子還差 不多，要賣她，也得她老公賣，如何輪到她父親把她當小孩賣給人販子？劉作家之滿嘴跑火車如此。要不就是他的調查對象記憶力衰退，誤把光緒咸豐年間事挪到民 國了。　

錢江晚報的採訪里還提供了這麼個令人咋舌的細節，”'但是實際上我知道，作為一個河南災民的後代，劉震雲對這300萬人是非常有感情的。我也知道震 雲的母親，就是他的外祖母在逃荒的路上收養的。震雲跟我說過，他的老母親在飢餓的時候，就不斷地舔他外祖母的手腕，一直舔到白骨森森。'因此，馮小剛認為 劉震雲自己的經歷，就是這段歷史。”劉作家令堂之舌莫非如獅子鬣狗，長滿了倒刺？如若不然，能把人手舔出骨頭，難度確乎有點大。

另，劉作家在自己老家河南延津縣所作”旱情調查”整個是大笑話。他缺乏起碼的歷史常識，竟然不知當時延津是日占區，那些姥娘舅舅口中的”官府”是偽當局。劉作家操起汪精衛和皇軍的屎盆子扣到蔣介石頭上，把破綻當絕招賣弄不休，當真令人絕倒。

現如今”史料”述及河南大旱，總要提到湯恩伯，說他本人魚肉百姓，部屬軍紀敗壞，以至於激起民變，助日軍將國軍繳械。不過，中共的”史料”跟“人民 日報”一樣，得倒過來讀。它說畝產十萬斤形勢大好時，實際上餓殍遍野；它說共軍平息了反革命暴亂，實際上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屠殺。同理，它說湯恩伯頭頂生 瘡腳底流膿，那湯恩伯必然是個好人。
1944年前後中共大肆造湯恩伯的謠。白修德“中國的驚雷”則大幫其腔”（河南農民）他們譏刺道：'河南有兩害：黃河和湯恩伯'。”白記者不諳中文，譯文很不如意。原話是”水旱蝗湯，河南四荒”。拿中共資料吃飯的”治史”者一直將”水旱蝗湯”的”湯”與湯恩伯掛鈎。

近年此類謗文的代表作是“1942：河南大饑荒”。作者宋致新（當年豫災的造謠記者之一、左聯分子李蕤之女。李蕤後來官至河南文聯副主席、武漢作協 主席，曾參加”赴朝寫作團”，以寫《快打美國狼》之類玩意為樂事，極無節操）曾對多維記者言道：”大災中，湯恩伯大肆擴軍，在重災區拉夫抓丁，橫徵暴斂， 在副司令長官部所在地葉縣大興土木，驅使災民修築黃河新堤，累死餓死的民工不計其數。湯恩伯還利用職務之便，參與經商走私，大發國難財。老百姓把他列為造 成河南大災的'四害'之一”。

“我所知道的湯恩伯”（文思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一書就更加噁心，可謂集共匪所有謊言之大成。光看目錄頁”第六章 縱兵擾民 上演'湯災' 湯恩伯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橫徵暴斂，中原地區民不聊生，時人稱此地為'漿糊湯'，暗指蔣鼎文、胡宗南、湯恩伯三人”即是誹謗型偽史學的奇葩。內文細列 了湯恩伯部種種罪狀，曰官兵占住民房、強姦民婦，曰強拉壯丁、謀財害命，曰苛捐雜稅加重人民負擔，曰吃空額糧餉、貪污腐化，曰不務軍備專事投機買賣，曰不 顧災民死活搜刮口糧，曰囤積居奇不發軍糧救災等等，真是無惡不作罄竹難書，讀之讓人義憤填膺。

這種由湯部”投誠”的原將官撰寫的抹黑文，不但誤導了缺乏辨析能力的讀者，還誤導了不少資深歷史編輯。騰訊歷史頻道做了一個意在批駁劉震雲史實錯誤 的”河南老百姓沒幫日軍打國軍——抗戰史系列(3)”（ http://view.news.qq.com/zt2012/gjbjx/index.htm ）專題，竟然也引用了“我所知道的湯恩伯”書中原第13軍第89師第266團團長方耀的回憶：“5月初在登封作戰時...有些老百姓牽着牲口帶着貴重物品 上山躲避，部隊搜山時一旦發現，就強行拉走牲口以作軍用，並搶走貴重物品。我們行至嵩縣以南、內鄉以北的山區時，起初還有一些老百姓為部隊送開水，以示慰 問。我親眼看到，官兵們喝完水後非但無感謝之意，反而將茶碗摔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