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井純一
1996年12月17日,日本在秘魯大使館招待秘魯政府官員、各國駐秘魯外交使節、日本駐秘魯企業主管等,召開盛大的慶祝日皇誕生宴會,遭到MRTA游擊隊的奇襲,被一網打盡,全部成為俘虜。整個事件持續了127天,直到第二年4月22日MRTA全員遭到槍殺為止。
那是整個日本新聞界為之關注的事件,此書的作者小倉英敬當時作為日本駐秘魯大使館一等(政治)秘書也成為人質。與眾不同的是,小倉雖然是外務省職員,但同時又是秘魯現代史、現代思想史研究者,他利用這次事件,在占領期間與MRTA隊員不斷交流,對支配MRTA運動的思想意識、今日拉丁美洲的社會矛盾及其解決展望,都有了特別的理解。大概沒有別人比小倉更能對此事件“實事求是”了吧!
首先,與日本媒介讚美藤森的大合唱相反,小倉對秘魯藤森政權的軍事“解決”行為進行徹底批判。第一,藤森政權面對許多外國政府、紅十字會、羅馬教廳等國際社會的和平努力,正式接受加拿大(其駐秘魯大使本身成為俘虜但也得到釋放)等第三國際機構的調停,但實際上只是以此欺騙國際社會的視聽;第二、日本政府事先也沒有得到通告,其駐秘魯大使館遭到秘魯軍隊的奇襲,是又一次“主權侵犯”;第三、秘魯軍隊對於毫無反抗準備、已經被解除武裝的MRTA隊員十四人全部現場格殺,是犯罪行為。這不由得使讀者再次回憶起MRTA游擊隊的革命人道立場:他們當場釋放了婦女、兒童以及普通職員;對於俘虜人質,也沒有任何虐待和殺害。唯一的不足是藤森本人當晚沒有出席宴會。
過去日本政府在處理日本赤軍劫機事件時,表現出尊重人質安全“一人性命重於地球”的口號,但這一次除了“全面擁護藤森總統與秘魯政府的決斷”外,一氣展開了“強化危機管理”、“自衛隊與警察特殊部隊海外派遣”的論調。如果與同時進行的美日防務指南修訂關連法案的制定等聯繫起來,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反對恐怖主義”、“痞子國家”主權限制論等旗號下迅速展開的帝國主義性質全球化特徵。MRTA事件是繼墨西哥薩巴提斯原住民抵抗運動後,反抗全球化進程的第二個政治性典型事件。[1]
作者把秘魯的全球化與五百年來的歐洲征服聯繫起來,指出秘魯社會的抵抗階層主要由原住民以及下層混血人種構成。他們從農村流入都市,在原住民與寡頭支配層之間,正形成新的Nation(民族)文化、思想、運動。這一點,與墨西哥薩巴提斯民族解放軍(EZLN)具有同質性:在那裡,以原住民為主體的運動最先以武裝鬥爭的形式抵抗全球化的征服。
作者也指出:EZLN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溶入原住民生活中,形成獨特的思想文化,但MRTA卻僵硬地搬用馬克思、列寧的教條,以純粹軍事冒險的手段把理想加於現實。作者聲稱MRTA的人質期間,在理解MRTA運動的同時,苦口婆心地試圖說服MRTA指揮官放棄這種手段,而應該在秘魯現實中形成適應社會的左翼進步勢力。讀到這段珍貴的經歷,譯者也不知道到底是秘魯MRTA還是這位日本外務省政治秘書更理解秘魯社會了。[2]
總之,這是一本引人深思的難得之作,值得向大家推薦。
[趙京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梁》周刊2000年10月9日第1653號]
[1]參見前文隅谷優“作為帝國主義滲透手段的日本對秘魯經濟援助”《海燕》1997年2月23日第619號。筆者譯文發表於《中國與世界》1997年11月號。
[2]譯者那時剛從日本逃抵美國,連護照也沒有,只好打消了去秘魯幫助MRTA的可能念頭。美國等西方社會的“進步勢力”或“左翼力量”缺乏理解,幫助第三世界民眾的認識和決心,而日本國會級別的“唯一的反對勢力”日本共產黨對此事件上的態度比日本政府更“愛國”(實質上,那些日本人俘虜都是政府官僚和大企業主管,普通職員都已經得到釋放),只有“社會主義勞動者黨”等微弱勢力表達了“拍手喝彩”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