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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陽: 文人無賴。文人當權是禍害(2)
送交者: ZT_ 2012年12月31日16:00:1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文人無賴。文人當權是禍害——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19周年(2)

黎陽

2012.12.23.


(四).“文人”(“知識分子”)的三要素決定的主要行為規律

1.“不勞而獲”(不創造財富、只掠奪財富、“皇帝的新衣專業戶”)決定的主要行為規律

勞 動創造財富。創造財富是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特點是一切都是客觀的、實實在在的:目標是實實在在的創造財富,途徑是實實在在的改造客觀世界、改變客觀存在 的實幹,必須遵循的規則是實實在在的客觀世界的變化規律,衡量標準是實實在在的實乾結果。不干不行,不干不出財富,不會天上自動掉餡餅。幹得不客觀、不實 在同樣得不到期望的創造財富的結果。一切以符合客觀世界的規律的實幹為原則,要害在“實幹”、“客觀”、“規律”。 

這一切決定了創造財富者和為創造財富服務者的行為規律:

⑴. 實幹,做事,對事不對人——創造財富必須靠實實在在的行動干出來,不干出不來。因此創造財富的一切的出發點、落腳點和核心都是“實幹”、“做事”,以做事 的成果——創造出的財富來衡量一切。只要有利於“把事辦好”創造出財富,需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只要不利於“把事辦好”,需要怎麼改就怎麼改;對事不對人, 涉及人是為了把事做好的需要,一切從“做事”出發,從“如何做事”角度考慮問題。 

⑵. 實事求是——因為創造財富是改變客觀世界的實踐,客觀世界變化有自己的規律,客觀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因此要改變客觀世界創造財富就需要認同老老 實實按客觀世界的變化規律辦事,認同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認同實事求是、實打實、硬碰硬、一是一、二是二、對就是對、錯就是錯,認同精密精確、嚴肅嚴格、 一絲不苟、認真負責,認同有錯必認、有錯必改——道理很簡單:“錯”就是脫離實際、違背客觀規律,不認錯、不改錯就是堅持脫離實際、堅持違背客觀規律,就 妨害創造財富這個總目標。因此發現錯誤、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是自然而然的事——許多軟件公司新產品上市前要專門雇電腦高手給自己的產品挑毛病、找漏洞;即 使產品已上市,一旦發現毛病也立即發布“補丁”,這就是認錯改錯。從改造客觀世界創造財富的需要角度看,這完全是對事不對人,不但不是跟誰過不去,而且是 一片好意,當事人實際是受益人,因為這是在幫自己更好更有效地創造財富,所以不但不惱火,而且求之不得,不但認為是這很自然的事,而且是很愉快的事——找 到了毛病、發現了隱患、排除了故障、解決了問題、改進了工藝、提高了效率……人們實現這些時是會感到高興還是沮喪?是當成好事還是當成壞事?按客觀需要認 錯改錯,就會以客觀需要為標準,不會單憑主觀想象無限上綱,就不會把認錯改錯弄變人人自危的恐怖。 

⑶. 承認權威,承認分工協作、集體配合、承認組織性紀律性——恩格斯說:“大工廠里的自動機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資本家要專制的多。至少就勞動時間而言,可 以在這些工廠的大門上寫上這樣一句話:進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如果說人們靠科學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 使它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聯合活動,互相依賴的工作過程的複雜化,正在取代各個人的獨立活動。但是,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 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再拿鐵路做例子。這裡,無數人的合作也是絕對必要的;為了避免不幸事故,這種合作必須依照準確規定的時間來進行。在這裡,活動 的首要條件也是要有一個能處理一切所屬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論體現這個意志的是一個代表,還是一個負責執行有關的大多數人的決議的委員會,都是 一樣。不論在哪一種場合,都要碰到一個表現得很明顯的權威。不僅如此,假如鐵路員工對乘客先生們的權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開出的列車會發生什麼事情 呢?但是,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最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裡,在危險關頭,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 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由此可見,因為社會性的創造財富是社會性群體行為,越是現代化大生產越需要分工協作相互配合步調一致,所以就需要參與協作配合的方 方面面認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共同努力,認同全局觀念,認同同心協力,認同凝聚力,認同集體主義(“團隊精神”)共同努力, 認同局部服從全局,認同紀律規則,認同時間觀念,認同必要的自我約束,認同統籌兼顧,認同計劃周詳,認同相互尊重配合,認同不能不管不顧別人自行其是,認 同彼此說實話不說假話、說話需要簡明扼要不易誤解以避免混亂,妨礙協作配合一致。 

⑷. 辯證觀念——因為客觀事物是相互聯繫的,牽一髮而動全身,這就迫使改造客觀世界創造財富的實踐學者避免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而學會看到各個方面的相互聯 系、相互影響、相互轉換,學會辯證地、動態地、相互聯繫地看問題。比如看到農業與林業的關係,農藥與環境、益鳥益蟲的關係,等等。 

⑸.長遠觀點——因為現代化大生產是一個長期的集體行為,所以需要認同長遠打算、計劃性、前瞻性,認同基礎性工作的必要性,認同未雨綢繆、豐不忘荒、防患於未然。

⑹. 認同愛國——因為財富是創造財富的人通過自己的辛勞創造出來的,所以決不甘心自己的勞動果實被人白白侵占,所以認同不勞動者不得食,認同創造財富的勞動者 有保衛自己勞動成果的權利,認同必須保護創造財富所必須的條件——國家主權、民族主權、國家安全,認同為保護國家主權安全而付代價作犧牲。 

⑺. 認同平等待人、以誠待人——因為社會性分工協作創造財富需要等價交換,而等價交換的關鍵是“等價”,等價的前提是“平等”——交換雙方權利平等,交換產品 的定價原則平等,只認“等價”不認人,不能以身份地位等價外之物強行定價強買強賣搞不等價交換。這就需要讓創造財富的人讓別人對自己提供的財富的性質性能 用途價值一清二楚,因此需要認同明碼實價、貨真價實,認同想方設法提供便利讓人明白,惟恐別人不了解自己提供的東西;也需要用知識為創造財富的人服務的人 同樣認同說實話、說真話、簡明扼要、具體準確。(我寫任何東西時最在意的有兩條:第一,必須實事求是,實話實說,決不攙假;第二,必須通俗易懂,惟恐人家 不明白,極力確保具有中學文化程度的人一看就明白,不需要查閱任何工具書、參考書、輔助材料,不會產生任何誤解。必要時寧可被認為太羅唆,也要把證據說 夠,道理講透,決不含糊其詞模稜兩可。凡用知識為創造財富的人服務的人無不努力如此。) 

⑻.有凝聚——“通過勞動改造客觀世界創造財富”是一個共同的目標。有共同的目標就有共同的存在,就有共同的意識,就有共同的語言,就有凝聚。

上述任何一種行為規律,就整個群體而言,“文人”(“知識分子”)一樣也沒有。因為不創造財富、只掠奪財富、靠“皇帝的新衣”不勞而獲,所以他們不需要、不可能也不願意養成創造財富和為創造財富服務所必須的任何素質,而必然具備如下品質和行為特徵: 

⑴. 極端自私自利——掠奪財富的人當然決不可能在乎別人的死活,決不可能替別人着想。不勞而獲、靠巧取豪奪別人勞動血汗為生這個根本性存在決定“文人”(“知 識分子”)徹底的自私自利,只認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對他們來說損人利己天經地義,“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絕對 不關心別人死活和國家的興亡,絕對不在乎為一己之私而禍國殃民。 

⑵. 空談扯蛋的欺負埋頭實幹的,用虛的搶實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檢查、任憑自己隨意瞎吹的虛無縹緲的東西頂替別人實實在在、必須實事求是認真對 待的客觀具體的東西——“皇帝的新衣”是虛的,任憑自己主觀隨意發揮的東西。“文人”(“知識分子”)只有靠“用虛的搶實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 自己隨意瞎吹的虛無縹緲的東西取代實實在在、必須實事求是認真對待的客觀具體的東西”,才能把自己“皇帝的新衣”這虛玩藝強加於人,換取別人用實實在在的 勞動此成果。注意:“文人”(“知識分子”)的這一特色貫穿其一切活動的始終。

⑶. 絕對不干實事,絕對不參加實踐,絕對不負責任,不勞而獲,巧取豪奪,只顧自己,只顧眼前,只顧表面,顧頭不顧腚——創造財富是個過程,掠奪財富只是一瞬間 的動作。創造財富必須付出,必須遵循創造財富的客觀規律,必須從頭到尾顧及全過程,必須統籌兼顧通盤考慮。掠奪財富則不需要遵循任何創造財富才需要遵循的 任何規律。不勞而獲、極端自私自利的本性決定“文人”(“知識分子”)絕對不肯吃虧,絕對不肯吃苦,絕對不擔風險,絕對不擔責任,絕對不干需要付出艱苦努 力的事,絕對不參加實踐、絕對不認同客觀規律、絕對不干基礎性工作,絕對不干不能迅速贏利的事,只肯坐享其成吃現成飯。他們不能也不願意從事任何需要嚴肅 認真、實事求是、埋頭實幹、吃苦耐勞、任勞任怨、顧全大局、高瞻遠矚、全盤考慮、密切配合、精確準時、高度負責、承擔後果的事,任何不能立竿見影迅速見效 名利雙收的事,任何必須勤勤懇懇踏踏實實打基礎、堅持不懈長期見效的事。至於什麼預見性、前瞻性、計劃性、科學性……跟他們八竿子都打不着。說到底一句 話:“文人”(“知識分子”)象小偷強盜一樣,只有搶劫現成財富所必須的一切品質,沒有付出勞動創造財富所必須的任何品質——有經驗的警察如何從人群中發 現小偷強盜?首先看眼睛往哪兒盯。正常人的眼睛總盯着自己的事,小偷強盜的眼睛總是盯着別人的財富。“文人”(“知識分子”)的眼睛跟小偷強盜一樣,也是 整天盯別人東西:他們沒有自己的正經事,唯一的“正經事”就是整天琢磨別人創造的財富——工人整天忙的是做工、農民整天忙的是種田、軍人整天忙的是保衛國 家、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整天忙的是科研、教師整天忙的是教學,“文人”(“知識分子”)整天忙的是什麼?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代表先進文明”、“社 會必須由‘精英’治理”……跟小偷強盜一樣,整天琢磨的不是如何創造財富,而如何掠奪財富。只不過小偷強盜是用手腳搶劫盜竊財富,“文人”(“知識分 子”)是用筆墨嘴巴搶劫盜竊財富;小偷強盜搶劫盜竊財富的法子是明的,“文人”(“知識分子”)搶劫財富盜竊法子是暗的;小偷強盜們念念不忘提高搶劫盜竊 效率的“技術”,“文人”(“知識分子”)們念念不忘提高搶劫盜竊效率的“學問”。二者有個共同之處:都從來不會研究創造財富的學問——狼會琢磨如何給羊 接生嗎?虎會學習如何給牛擠奶嗎?蝗蟲有耐性研究如何改良作物嗎?蒼蠅有興趣研究如何採集花蜜嗎? 

⑷. 主觀武斷,理論至上,書本至上——既然不參與客觀實踐就能不勞而獲,那自然只需要主觀誇張,不需要遵循客觀規律,不需要接受實踐的任何檢驗,不需要做任何 艱苦細緻的實事,只靠信口開河、引經據典背誦書本教條就足以應付一切。這樣的可觀存在決定“文人”(“知識分子”)不但徹底理論脫離實際、紙上談兵、教條 主義,而且徹底書本至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大千界”、“書中自有聖賢道”、“書中自有 顏如玉”…… 

⑸. 吹牛造假,撒謊成性——創造財富的人必須也能夠用創造出的財富證明自己,如工人、農民和錢學森那樣的科學家。為創造財富服務的人必須也能夠用創造財富的人 的廣泛認同來證明自己,如軍人、普通教師和魯迅、孔慶東、張宏良那樣的腦力勞動者。“文人”(“知識分子”)不勞而獲,既不創造財富也不為創造財富的人服 務,既拿不出具體的成果來證明自己,也拿不出工農兵大眾和科學技術人員的廣泛認同來證明自己,就只能學那倆騙子,靠主觀的誇張和權力的強制來推銷自己版的 “皇帝的新衣”——“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精英”的價值只有“精英”看得見,誰看不見就證明誰“腦殘”、“智障”、“無知”、“劣等”……“一靠 偽裝二靠吹,三靠權力和權威”。只要偽裝和吹牛失靈,就必然搬出少數“權威”或權力的力量來強行宣布他們有“貢獻”,應該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拿特等收 入。例如季羨林,只見他搞過古梵文,不見他在國學方面如甲骨金篆、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岐黃本草、兵法戰策、五行八卦、諸子百家、六韜五略、九流三教、天 文地理、太極武當、吐納導引、堪輿相卜有任何建樹,卻硬被權力封為“國學大師”,隨之而來的是驚人的財富——光收藏品價值就高達數億,再加上現金、存款、 房子、車子等等就更不知有多少,以至於惹得至愛親朋們爭紅了眼,象烏眼雞那樣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季羨林剛咽氣還沒發喪就打成了一鍋粥。如此巨額財 富哪兒來的?不靠權力敕封獲得了特權地位,就憑研究那點發霉的古梵文能換回這許多“勞動所得”嗎?又如吳敬璉,當被問到為什麼當“獨立董事”拿外快時,他 氣急敗壞地回答“這是國家規定”——無法用具體的事實證明自己做了什麼什麼貢獻,只好搬出了權威,而且是國家權威。(你不是“改革家”嗎?“改革”不就是 改“國家規定”嗎?怎麼這個時候這種“國家規定”就不在改革之列了?就搬出來當自己享有“獨立董事”特權的根據了?)可見“文人”(“知識分子”)們的 “貢獻”全是吹出來的,全部來自自己的主觀誇張和互相的主觀吹捧,最後必定靠搬出某某權威的結論或權力的規定來強行保駕——因為不勞而獲,所以不需要也決 不肯參加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創造財富的人一切從“做事”出發,掠奪財富的人一切從“整人”出發,永遠只空談,不做事,耍嘴皮子光說不煉,“狗掀帘子—— 全憑一張嘴”,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耍嘴皮子”,用英文說就是“Lip service”、“Cheap talking”。(當然也有例外。雖然“文人”(“知識分子”)只空談而不實幹,卻發明了“愛是做出來的,春不是叫出來的”。)光說不干,自然言行徹底 脫節,最後結果必然是處處演戲:用言論代替行動,用言論掩蓋不作為,說一套做一套,說的全是假的。 

⑹. 決不認錯,決不容忍任何批評——既然不創造任何財富、全靠把自己憑空吹出來的“皇帝的新衣”強加於人、硬把廢紙廢話按黃金價換取別人的勞動果實而不勞而 獲,那麼要使這種不等價交換長期持續,就決不能讓受害者知道底細——如果受害者發現“文人”(“知識分子”)用來強行換走自己勞動血汗的“皇帝的新衣”原 來不過是一堆垃圾,豈有不奮起反抗之理?這就決定“文人”(“知識分子”)必須也必然盡一切努力防止人們知道自己的“貢獻”究竟是什麼。王牌手段是一靠偽 裝二靠吹,三靠權力和權威。一靠偽裝:用吹牛撒謊、假話空話、文字遊戲、概念陷阱、暗語黑話、繁瑣哲學等詐騙手段把廢紙廢話包裝成無價之寶。二靠吹:用自 吹自擂、相互吹捧、譁眾取寵、虛張聲勢等一切主觀誇張的手段讓受害者把自己的廢紙廢話當成無價之寶。三靠權力和權威:用軟權力和硬權力把自己的廢紙廢話當 無價之寶強加於人——既然生存與否的關鍵在於不說實話,這就決定“文人”(“知識分子”)第一,撒謊成性,整個人都是謊話堆出來的,不可能有實話。指望 “文人”(“知識分子”)有實話無異於水中撈月、狗嘴裡找象牙。第二,陰陽怪氣,繁瑣哲學,空話連篇,天花亂墜、閃爍其辭、模稜兩可、曲里拐彎,不但“鴨 子水面翻跟頭——賣弄花花屁股”,拼命賣弄術語外語、文字遊戲、古人洋人、冷僻典故,而且又臭又長,以顯得莫測高深讓人們不懂為原則。第三,不允許任何批 評。任何批評都等於挖人家祖墳、斷人家生計,都會對“文人”(“知識分子”)的生命線形成天大的威脅。這就決定“文人”(“知識分子”)絕對容不得批評, 絕對不認錯,絕對“老虎屁股——摸不得”,誰摸跟誰急,非糾集同夥圍攻不可,非想方設法通過權力報復不可,非糾纏一輩子沒完沒了不可。 

⑺. 傲慢蠻橫,絕不平等待人——“文人”(“知識分子”)靠權力和權威的力量把自己樹為高高在上的“精英”、“知識神”才能高人一等不勞而獲,因此絕對不能承 認老百姓跟自己平等,必須確保對普通老百姓居高臨下的優越地位,必須確保自己“是非裁判”的特權,必須確保自己能以高人一等的權威身份指手劃腳挑剔別人的 一切,絕對不能擺事實講道理——關係平等的人之間才談得上擺事實講道理。關係不平等,跟你擺事實講道理豈不是“掉份”、顯不出自己高你一頭的優越了?因此 “文人”(“知識分子”)跟人從沒有實事求是的推理爭辯,從來只有主觀誇張的權威論斷:根據某某著名權威,你錯——誰官大誰的表准,誰權大誰的屁香,誰 “權威”誰的結論正確。這個邏輯更常被逆向運用:你錯,因為你不是權威而我是,所以你錯我對。更進一步的推廣就是“證明”對方“劣等”:你沒文憑,你腦 殘,所以你無知。既然無知,自然不是權威,既然不是權威,自然你錯,既然你錯,那我自然正確。這個邏輯的具體化就是開口就罵人——只要誰有不同意見,立刻 惡言相向帽子亂飛,而且必定跟“腦殘”、“無知”、“愚昧”等人身攻擊、人身污辱有關。按客觀規律辦事的人開口只分對錯,不合乎事實即錯,認理不認人,對 錯標準是一貫的,因此“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文人”(“知識分子”)開口只分貴賤,貴者對,賤者錯,認人不認理,對錯標準是混亂的。“存 在決定意識”,“文人”(“知識分子”)靠權力把自己樹為高高在上的精神貴族“知識神”的這個存在決定了這一切,決定了“文人”(“知識分子”)處處以 “造世主”自居,自命與其它任何人的關係都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高等與低等的關係、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天子門生”、“代聖賢立言”、“為帝者 師”、“為王者師”、“文曲星下凡”、“以天下為己任”、“秀才不出門,盡知天下事”、“料事如神”、“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耶?”、“傲視 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狂放”、“天縱其才”、“天生我才必有用”、“持才傲物”、“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惟上智下愚不移”、“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無冕皇帝”、“社會中堅”、“知識分子的使命感”、“頂層設計”、 “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這使他們不可能知道什麼叫“與人為善”“平等待人”,而是內心深處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對誰都瞧不上:“位卑則足羞,官 盛則近諛”。文人之間尚且相輕,何況其它老百姓?韓愈弄不明白:“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吾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有什麼可奇怪的? “文人”(“知識分子”)“知識神”的需要決定的,地位決定的。白占了別人的勞動血汗還要得了便宜又賣乖:誰讓你無能的?這種心理其實跟小偷沒什麼兩樣: 你讓他得逞,他瞧不起你,覺得你蠢;你不讓他得逞,他恨死了你,覺得你壞——死活都不落好。這種輕視、蔑視、敵視人民群眾的心態使“文人”(“知識分 子”)不可能不飛揚跋扈、徹底孤立,不可能有任何凝聚。 

⑻. 毫無原則——不創造財富、不參加實踐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把任何客觀規律當回事,自然就沒有任何必須堅持遵循、不可逾越放棄的底線。只要自己眼前利益需要,什 麼都可以扔到一邊。換句話說就是沒有任何原則。這就決定“文人”(“知識分子”)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則性,自己的眼前需要就是一切。只要需要,可以毫 不猶豫地放棄一切、出賣一切。只要對自己有用就是好,絕對的好,立刻誇得渾身好得沒屁眼;只要對自己不利,那就是壞,絕對的壞,立刻罵得渾身上下都流湯。 

⑼.不擇手 段,弄虛作假——既然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不按客觀規律辦事就能不勞而獲,那就不需要也不可能關心如何“做事”、研究並遵循“做事”的規律——講科學、講實 事求是、實打實、硬碰硬、一是一、二是二、對就是對、錯就是錯、精密精確、嚴肅嚴格、一絲不苟、認真負責等等。相反,必須也必然的是“不說假話辦不成大 事”、“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擇手段、憑空想象、招搖撞騙、弄虛作假。因此指望“文人”(“知識分子”)實事求是講科學講客觀規律等於指 望太陽從西邊出來。這樣的存在導致“文人”(“知識分子”)普遍心胸狹隘、心理陰暗、心機險惡、斤斤計較、小肚雞腸;只有陰陽怪氣,沒有推心置腹;只有爾 虞我詐,沒有襟懷坦白,只有聲名狼藉,沒有可歌可泣。 

⑽. 寡廉鮮恥,毫無道德——極端自私自利、毫無原則、不擇手段的必然結果只能是寡廉鮮恥,毫無道德。因此厚顏無恥、反覆無常、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出爾反爾、 當眾抵賴、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信口開河、憑空捏造、造謠中傷、誣陷誹謗、叛變出賣等等全套的卑鄙行徑是“文人”(“知識分子”)的家常便飯,絲毫不足為 奇。 

⑾.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不勞而獲”這個本質排斥掉了一切建設性必不可少的本質,這就決定“文人”(“知識分子”)只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只有破壞性,從無建設性。

⑿. 極端敵視人民群眾——“文人”(“知識分子”)不勞而獲,靠“精英論”壓迫老百姓、巧取豪奪老百姓的血汗才能生存。他們不貶低老百姓就不能證明自己是“精 英”,不能證明自己是“精英”就不能高人一等,不能高人一等就不能騎到老百姓頭上欺負老百姓,不能欺負老百姓就不能生存。這樣的客觀存在和利益關係決定他 們與人民群眾的關係不可能不是敵對關係,不可能不對人民群眾的一切有天然的敵視,不可能不本能地、無孔不入地抓住一切機會貶低誣衊人民群眾。其咬牙切齒和 猖狂跋扈讓普通的善良的老百姓簡直無法想象: 

—— “一般而言,世襲的‘肉食者’,也仍然比貧賤者,更優秀,更能‘遠謀’。因為,其一,一般而言,‘肉食者’總是能優先娶到優秀的女人做老婆,而優秀的女人 也總是優先嫁給‘肉食者’。除非女人改了習性,優先嫁往貧賤人家,否則,一般而言,貧賤人家總是只能娶到次等的女人做老婆。‘肉食者’是一代一代地提純復 壯;貧賤者是一代一代地退化。所以,統計而言,世襲的‘肉食者’,天生就比貧賤者更優秀。這是個自然現象。你可以不喜歡這樣的現象,但是你不能否認這樣的 現象的客觀存在,更不能逆自然規律而行,否則,那是自取滅亡。”“‘肉食者’總是能受到比貧賤者更多、更好的教育。所以,先天與後天的因素都必然導致:統 計而言,‘肉食者’比貧賤者更優秀、更有能力、更有可能‘遠謀’。”“弱勢族群,是因為無能才變得弱勢;強勢族群,是因為能力強才變得強勢。毛澤東時代的 政策,廢強取弱,劣勝優汰,這是毛澤東時代,國家、民族日益衰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朱雨心:“論曹劌論 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804b90100as0m.html 

—— “弱勢族群,不但在能力上低劣,在道德上也同樣低劣。富人的道德應該高於窮人。工人中的壞人遠遠多於資本家中的壞人;貧下中農中的壞人遠遠多於地主中的壞 人。無產階級中壞人最多,越是無產,壞人越多。這些都是自然現象。同樣的道理,女人的道德,只會比男人更差,不會比男人更好。人道主義主張同情和照顧弱勢 族群,不是因為弱勢族群有什麼美德。共產黨為弱勢族群着想,這本是一種人道主義精神,是一種美德,然而,用美化弱勢族群、或醜化強勢族群,來證明同情和照 顧弱勢族群的正當性,恰恰與人道主義精神完全相反。”(朱雨心:“人口論:從小老婆說起”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a4804b90100jib6.html 

——“很多國民,不僅僅是愚昧,簡直就是賤。”(張鳴說史,2012-12-10)

——“爸爸恥於做個中國人,這是讀過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這不需要避諱,已經招徠無數謾罵,繼續增加也無所謂。爸爸認為中國人是劣等種族”(蕭瀚)

—— “漢族才是劣等種族——一個不會唱不會跳,不會親吻不會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樣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連像樣的愛情故事都沒幾個的民族,一個陌生人之間 互相投毒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還基本上不知自由為何物、民主為何物、法治為何物的民族……我覺得,怎麼看都是個劣等民族”(蕭瀚) 

——“以歷史的後見之明,當年要是日本占領中國就好了”(蕭瀚)

——“中國人可能是地球上多餘的人”、“中國是沒有文化的民族,語言是全世界最低級的!”(凱迪網絡:飛龍在半天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387989)

——“偉大的中國人民是極幼稚與太不成熟的人民”(宣昶瑋)

—— “漢語是一種低級語言”、“漢語是易於觸發人們不良情緒的病毒性落後語言”、 “‘保衛漢語’=狙擊中華民族進步”、“扼制華人獲得若貝爾獎的罪魁禍首--漢語漢字”、“現實就是,要麼進化,要麼淘汰!!!那些叫囂‘要保護漢語的純 潔性’的人,不是愚蠢就是別有用心!”(凱迪論壇:靜虛散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 amp;boardid=1&id=7941548) 

—— “一般而言,必定是:窮人中的壞人,遠遠多於富人中的壞人。那些偷盜搶劫,殺人放火的事,富人沒有必要去做,通常只有窮人才會去做。富人受教育的程度,遠 遠高於窮人。因受教育而變得更好的人,應該遠遠多於因受教育而變得更壞的人。所以,富人既沒有必要,也更不願意去做壞事。地主受教育的程度,遠遠高於貧下 中農;由此推論:地主的道德,遠遠高於貧下中農。所以,工人中的壞人遠遠多於資本家中的壞人;貧下中農中的壞人遠遠多於地主中的壞人。無產階級中壞人最 多,越是無產,壞人越多。這些都是自然現象。偽道德的基本特徵就是:否認自然現象。否認自然現象,並不顯示偽道德的追求者的道德高尚與‘思想先進’,而是 恰恰反映出了偽道德的追求者的內心的陰暗與愚昧。人道主義主張同情和照顧弱勢族群,不是因為弱勢族群有什麼美德。社會下層的人,不僅僅能力最差,道德也同 樣是最差的。因為兩個極端的相互轉化,社會上層的人的道德是其次的差;而上層的人中,道德的差異(即,道德水平的變化範圍,例如:方差)最大。社會中層, 最安分守己,道德最好,道德的差異也最小。”“有人說:現在的中國壞人特別多。那是完全可能的。因為,無產階級中壞人最多呀。既然全體都成了無產階級了, 那壞人當然就特別多囉。” “所以,必須要考察三代。如果連續三代都是富人,那麼,前面講的統計規律就能比較準確地適用了。現在的中國,只有從剛從無產階級爆發來的半代富人、一代富 人,前面講的統計規律雖然適用,但是可信度比較低。現在的社會亂,壞人多,是必然的,是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從根本上解決的。這就叫: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客觀規律。現在只有爭取熬過兩代人。等富了三代後,他自然就會不喜歡做那些亡命之徒做的事了。類似的,等窮了三代後,他就認命了,也自然就會不喜歡做那些 亡命之徒做的事了。那時,富人與窮人,都會比現在的更安分,也更快樂,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只需稍加教化,自然便是‘民風淳厚,禮儀之邦’。”(朱雨心: “論曹劌論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804b90100b70e.html 

—— “醫藥是會使人類退化的。”“使用醫藥是出於親情和人道主義。不僅僅是醫藥,文明造成了許多導致人類退化的因素,幾乎沒有什麽辦法能阻止人類走向毀滅。因 為,所有能消除導致人類退化的因素的方法,幾乎都是與人道主義不相容的。唯一能夠抵消種種導致人類退化的因素,而同時又與人性、文明,和人道主義不相衝突 的,就是:優秀的人儘可能多的繁殖。”“一夫一妻制,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必須要廢除!我只反對一夫一妻制。我不反對一夫一妻。你若認為一夫一妻好,你自己 只娶一個老婆就是了,或是你自己不嫁一夫多妻的老公就是了。廢除了一夫一妻制,不妨礙你一夫一妻。至於別人願意怎麼過日子,關你什麼事?你為什麼需要政府 出面用國家機器強制別人按你的審美觀生活?”(朱雨心:“與文學城網友論一夫多妻”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a4804b90100o12g.html 

—— “社會地位高和富有,是一個人優秀的最主要的兩項標誌。若用女人來做參照,那就更明白了:凡是女人搶着要嫁的,那就是優秀的。女人搶着要嫁的,通常也就是 地位高和富有的,或是有這種潛力的。”“‘優秀的女人’的定義更簡單:就是能生出健康、聰明的小孩的女人。‘哈佛女孩’,通常是聰明的,只是上哈佛未免浪 費人才了,應該待在家裡多生小孩才對,才是對自己的優秀的最好的利用,也是對父母、老公、家庭、社會、民族、國家、乃至人類所能作的最大的貢獻。當然,女 人首先要嫁個好老公。”(朱雨心:“‘優秀的女人’的定義”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a4804b90100vb8v.html 

—— “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里,凡是包含‘人民’的東西,無一不是愚昧、反動、黑暗、與罪惡的東西。‘人民’不是個好東西!”“我們要將‘人民’ 這種極其愚昧、反動、黑暗、罪惡的東西,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朱雨心:“人民不是個好東 西”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804b9010137ic.html) 

—— “‘窮而無德’遠比‘為富不仁’更加邪惡!社會可能不公,可‘無產階級’一旦革命得勢,更可怖!”、“社會可能不公平,可一旦‘無產階級’革命得勢,就更 加是生靈塗炭、民不聊生! ”(凱迪社區1dlts1:“誰再在中國煽動暴力革命,誰就是千古罪人!” 2012/11/13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 id=8770020 

——“造反派、納粹黨、法西斯……都是無產階級團伙”、“因為一無所有,所以啥都想要。因為啥都想要,所以窮凶極惡。”“要想肅清文革遺毒,首先就要肅清“無產階級是先進階級”的極左謬論!”(凱迪社區1dlts1)

—— “作為高層次的民主派,我認為:人分三六九等,當然有‘階級’!”“要想爭取民主,首先就要了解‘資產階級是推動民主進程的主力軍’的歷史規律。”“你們 無產階級不是宣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嗎?咋還寄生蟲般希望別人帶你們致富?所以樓上網友說的對,無產階級大多是無腦階級。”(凱迪社區 1dlts1) 

—— “老祖宗說的好,窮凶極惡,啥意思?一個窮到極點的人,會毫無廉恥,毫無道德底線,什麼壞事都可以干的出來。翻身奴才,往往窮凶極惡,不僅要殺地主,搶地 主的財產,也會搶地主的女人。那些鼓吹暴力革命的人,要麼是些反社會的心理陰暗者,要麼是些窮鬼。你窮,是因為你沒本事,好吃懶做,遊手好閒,缺乏競爭 力。”(凱迪社區結廬) 

——“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厲以寧) 

⒀. 沒有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需要——創造財富必須有創造財富的大環境,需要國家強大,需要民族興盛,否則就無法保護自己創造的財富不被外來侵略搶走。“文 人”(“知識分子”) 不勞而獲、不創造財富,沒有集體生存的需要和共識,因此不需要國家、民族這些對創造財富必不可少的大環境。他們的生存與國家強大民族興盛沒有必然聯繫。即 便中國不存在了,變成殖民地了,他們仍然可以靠依附外來權力繼續過不勞而獲的日子。這樣的存在決定“文人”(“知識分子”)作為整體並不在乎國家主權、民 族主權和國家安全,也不認同為保護國家主權安全而付代價作犧牲。所以魯迅說:“二十四史不現在麼?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節婦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歷 史上裝不下去了;那麼,去翻專夸本地人物的府縣誌書去。我可以說,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節烈的婦女的名冊卻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幾卷。孔子之徒的 經,真不知讀到那裡去了;倒是不識字的婦女們能實踐。” 

⒁. 靠權力強行推銷“皇帝的新衣”——靠詐騙宣傳推銷“皇帝的新衣”屬於“正向推銷”,如果受害者不上當就無可奈何。“文人”(“知識分子”)真正拼命製造的 理想狀態是“反向推銷”、“被迫購買”,即讓受害者不得不買,明知上當也沒辦法。比如,你不想打官司?我製造出個遍地法律陷阱、讓你根本不知道如何措手足 的環境(比如規定家長懲罰孩子違法、情緒激動高聲爭辯屬於“對社會有威脅”,也違法、禁止警察參與處理糾紛,逼人們不可能通過調解解決矛盾,必須打官 司),逼你不管幹什麼都非找律師不可,否則舉手投足一舉一動都犯法,都得吃官司,一吃官司就得傾家蕩產——只要出現這種局面,你想不上當都不行,明知要被 律師宰也得捏着鼻子主動登門求援。如何製造?“法制天下”,以“法律”的動聽名義橫掃一切,讓人們動不動就犯法,律師自然生意興隆。 

為 什麼如今律師好些都是學語言出身改了行?(如陳有西、楊金柱……)仔細一想就明白了:都是玩語言文字吃飯,靠老老實實碼字得求人買,而且眾口難調,想賣出 去不容易。給當官的當秘書當師爺只要拍少數人的馬屁就賣得出去了,比求多數人滿意容易得多。當律師則不用求人,而是別人來求你,這多自在。不僅如此,同樣 是賣語言文字,老老實實碼字能賺多少?給當官的當秘書當師爺能撈多少?靠玩弄語言文字當官能撈多少?當律師用語言文字玩弄法律能撈多少?只要跟權力掛上 鈎,語言文字立刻身價百倍,別人不買也得買,不愁沒銷路。“文人”(“知識分子”)為什麼那麼起勁叫嚷“法制天下”、“法律高於一切”、“律師是正義代言 人”?生意需要,用權力強行推銷“皇帝的新衣”的生意經的需要——空談扯蛋的欺負埋頭實幹的。 

⒂. 惟我獨尊,不承認任何其它權威,絕對自由主義,絕對自私自利,絕對不受任何規則紀律的制約——“文人”(“知識分子”)不勞而獲,搶劫財富也是搶劫個體 戶,不象狼群、獅群那樣講究集群作業,永遠個人匹馬單槍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單打獨鬥,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爹死娘嫁人,各人管各人,人人自己鑽營自己的一攤 子,根本不可能共同努力謀生。他們雖然可以臭味相投,可以蛇鼠一窩沆瀣一氣,可以搖旗吶喊鼓譟幫腔,但永遠只同夥,不同心,不協力,不賣力,更不為別人冒 險犧牲,沒有也不可能有互協調行動密切配合。得手了,一切都是自己的,只署自己的名字,還要趕緊用版權之類保護起來,決不許別人染指;失手了,誰也指望不 上,只會遭到恥笑。這種一切靠個體鑽營的謀生方式決定他們只能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絕對自私自利,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眼中只有自己,沒有全局;自己就是全 局,全局就是自己,不需要也不可能替別人着想,別人的一切都跟自己毫無關係。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不惜一切,不顧一切,決不替別人考慮,決不在乎別人的死 活;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集體主義、集體生存、集體安全、相互聯繫、相互配合、有機整體、全局觀念、局部服從整體、少數服從多數、為全局需要而約束自己等 概念,浸透骨髓的是絕對的自由主義,一切服從自己的眼前需要,想怎麼着就怎麼着,絕對自由,絕對不受約束,決不肯真心受任何紀律規定的制約——既然生存不 靠合作,自然不需要任何權威、不承認任何權威,永遠惟我獨尊,永遠絕對自由主義,永遠絕對不肯受任何規則紀律的約束(所以整天叫囂“知識子的獨立性”)。 “文人”(“知識分子”)個個都是玩弄規則的老手,雖然整天引經據典搬出一個又一個的“權威”嚇唬人,但那完全是實用主義,僅僅用來加強自己的權威,對任 何不合自己的需要權威馬上就扔到九霄雲外;雖然整天“程序在正義”、“法製法規”,但那僅僅用來對付別人,決不用來約束自己,對任何不合自己胃口的規則總 有辦法找藉口繞開、廢除或束之高閣——如今中國為什麼會貪污猖獗、污染橫行、有毒有害食品泛濫成災?“文人”(“知識分子”)的功勞:不管是黨紀國法還是 生產工藝,不管規定規則有多少嚴,人家總能找出名正言順的藉口“通融”、“例外”、“變通”、“靈活掌握”、“上有政策,下游對策”……任何規則在“文 人”(“知識分子”)手中遲早變成一紙空文。 

⒃. 如蠅如鼠,毫無凝聚,沒有任何組織能力,沒有任何組織性紀律性——“惟我獨尊,不承認任何其它權威,絕對自由主義,絕對自私自利,絕對不受任何紀律規則制 約”這樣的存在決定“文人”(“知識分子”)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任何責任感:既然這個世界上除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外其它一切都等於不存在,那就根本用不着多 余操那份閒心,滿足自己的眼前需要就是一切,因此沒有任何組織能力和任何紀律性,即便同類之間也不需要更不可能做到有組織有紀律統一行動步調一致——恩格 斯說:“聯合活動,互相依賴的工作過程的複雜化,正在取代各個人的獨立活動。但是,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文人”(“知識 分子”)不承認任何權威,當然不能組織起來,不可能有任何組織性紀律性。 

“文 人”(“知識分子”)的這種以極端自我、不勞而獲、到處打劫、專吃現成飯、不受任何制約、不承認任何權威、沒有任何組織性紀律性的絕對自由主義行為方式用 “一盤散沙”來描述都不夠用——“一盤散沙”的沙子雖散,但至少還是被動的,不會自己主動亂飛亂鑽,到哪裡就在那裡躺着不動而不會去主動搶劫破壞幹壞事。 只有蒼蠅的行為方式才與此一模一樣:不勞而獲,到處搶劫,自己的需要就是一切,哪裡有甜頭就往哪裡跑,不受任何制約,隨心所欲到處亂飛,極善鑽營,有空子 就鑽,有便宜就占,撈一把就走,什麼後果也不管,絕對的自由主義,不受任何規則制約,有好處死皮賴拼命叮住不放,趕都趕不走,哪怕派人寸步不離地盯着、見 了就往死了打都攔不住。除非當場打死,否則雖然會立即逃之夭夭,但那不過是在搞游擊戰捉迷藏,趁人不注意一轉身還要轉回來繼續占便宜,死乞百賴不達目的決 不罷休,讓人防不勝防;唯利是圖只顧眼前,眼前的蠅頭小利就是整個世界,其它一切都不存在,都不在乎,都敢糟蹋,都敢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只要自己看中, 不管是糞坑還是國宴,撲上去就搶,吃飽喝足還要再拉上一泡蠅屎,見縫就下蛆,然後一走了之,什麼責任都不負;一切立足於眼前利益,得過且過得樂且樂,從來 沒有什麼長遠打算、計劃性、前瞻性、打基礎、未雨綢繆、豐不忘荒、防患於未然等等;徹底的“動口不動手”——整天沒完沒了地嗡嗡嗡長篇大論,實際上什麼也 不干;雖然數量驚人,彼此之間卻毫無聯繫,更不用說配合協調步調一致齊心協力了,永遠是烏合之眾,只能成群結夥,不能成幫成派,一哄而起,一鬨而散,只有 聚合,沒有配合,見甜頭則紛紛聚集,見苦頭則紛紛逃亡,遇驚濤駭浪嚴寒冰霜立刻銷聲匿跡,待風平浪靜春暖花開馬上現身猖狂;絕對“非暴力”,不造反,不鬧 事,不蜇人、不咬人、不傷人,儘管數量驚人聲勢浩大,卻人人得而欺之——隨便誰都可以如入“無蠅之境”任意打、任意殺、任意驅趕、任意欺負;不管打死多 少,其餘的一概若無其事,絕對不抵抗,除了四散奔逃之外只會口頭嗡嗡一番了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極其“和平”、“和諧”、“善良”、“無害”,實際上到處 散布致人死命的細菌病毒,專門暗中害人,殺人不見血,殺人不用刀,殺人於無形。中國老百姓把“文人”(“知識分子”)稱為“精蠅”,實在是最準確、最生 動、最維妙維肖的概括總結。 

“文 人”(“知識分子”)與蒼蠅的行為特徵如此高度一致,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規律:把“文人”(“知識分子”)推崇的價值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 私自利、唯利是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只顧眼前、排斥集體、不負責任、毫無原則等全部具體化落實到某個生物個體中,結果只能是蒼蠅——只有蒼蠅的行為特 徵才充分體現、完美符合“文人”(“知識分子”)上述的一切價值觀,嚴絲合縫,分毫不差。 

(這 個規律完全可以用仿生學的實驗予以證明。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用電腦模擬——簡單說就是編個遊戲軟件,通過編程在屏幕上創造出一個數量龐大的光點,每個光點都 有充分的活動自由,完全按照“文人”(“知識分子”)的趨利避害、不擇手段、只顧自己、不管別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只顧眼前、排 斥集體、烏合之眾、不負責任、不受制約等原則行事,充分體現出“文人”(“知識分子”)如茅于軾主張的“道德能值多少錢?”“我不贊成犧牲自己造福別 人”、“社會整體來看損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損人很少而利己極大,此種行為就有利於社會”、“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每個人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死 活”、“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於我何干呢?”等價值規。通過電腦模擬,看屏幕上的各個光點在遊戲操縱者隨機投放的代表數量不等的“利”和“害”的信號之 後會如何動作,看其運動軌跡跟蒼蠅是否相似。如果更進一步,還可以調整群體中每個光點的活動能力參數:又小又能飛而可以到處鑽的,不太小不能飛而只能在地 上爬的……前者模擬蒼蠅,後者模擬老鼠,結果必定很能說明問題:把“文人”(“知識分子”)推崇的價值觀具體化到某個個體中,如果給定的邊界條件是能飛, 得到的行為規律就如同蒼蠅;如果如果給定的邊界條件是不能飛只能爬,得到的行為規律就如同老鼠。這就雄辯地證明了“文人”(“知識分子”)的行為規律與蒼 蠅老鼠的關係。這不是憑空謾罵,而是仿生學科學實驗,因為一切結果都可重複,可度量,可預測,可摸擬——不但可以模擬出“文人”(“知識分子”)自身的行 為特徵,而且可以模擬出“文人”(“知識分子”)掌權後整個社會隨“蒼蠅化”程度不斷加深而走向解體的進程。) 

明 白了“文人”(“知識分子”)和蒼蠅(還有老鼠)的關係,就可以:第一精確,模擬、預測“文人”(“知識分子”)們的行動——想知道他們將如何動作?看看 蒼蠅碰到這種事會如何動作就行了:有利可圖必定蜂擁而至趕都趕不走;無利可圖必定避之不及請都請不來;稍有風險必定一鬨而散任人宰割絕對不抵抗;永遠只會 嗡嗡嗡出一些只有自己懂、別人都不懂的“大道理”來證明自的“高明”,絕對不會做哪怕一件實事;相互之間必定成群結夥追腥逐臭彼此吹捧比翼齊飛;對其它人 必定整天專門使壞挑毛病找空子下蛆;對自己必定沒完沒了在人們面前晃來晃去翩翩起舞嗡嗡嗡自吹自擂,以至於人們從來也看不見哪只蒼蠅有任何缺陷……第二, 對他們當權的後果一目了然:比如他們大肆鼓吹的“普世價值”——蒼蠅選舉,老鼠民主,能選出個什麼來?不管選出的是誰,發號施令有人買帳嗎?(不,有 “蠅”買帳嗎?)誰見過蒼蠅王、老鼠王?又有誰見過蒼蠅老鼠遵紀守法、民主集中制?就憑“文人”(“知識分子”)拒絕任何約束、絕對自由主義的蒼蠅本性和 文人相輕的秉性,即便“民主化”了,就能避免“政令不出中南海”?蒼蠅老鼠治國,國家豈有不散之理?所以魯迅說:“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⒄. 沒有識別真假信息能力,沒有信息抗干擾能力——因為不勞而獲、脫離群眾、脫離實踐,“文人”(“知識分子”)不可能獲得任何真知灼見。他們即便想實事求是 也做不到,因為他們的知識結構完全崎形,只有造假能力,沒有辨假能力,沒有任何抗干擾能力,無法分辨真假信息和真假知識。(詳見附錄四:為什麼脫離客觀實 踐就必然沒有辨假能力?) 

2.“靠權力生存”決定的主要行為規律

⑴. 權力高於一切,權力就是一切,一切為了權力,一切為了高人一等的特權

韓 愈憑什麼那麼大口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能財貨以事其上則誅”?權力。權力是“文人”(“知識分子”)的生命線。沒了權力,“文人”(“知識分子”) 就沒了“精英”特權,就玩不轉“不創造財富、只掠奪財富、‘皇帝的新衣’專業戶”,就無法生存。這個最核心的本質決定“文人”(“知識分子”)的生存一刻 也離不開權力和特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了權就沒了一切;有了權就不可一世,沒了權就狗屁不是。權力和特權對於“文人”(“知識分子”)來說是如同布帛 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是一個生存的法寶,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法寶。有權無權不是窮富問題,而是生死問題。 

“存 在決定意識”。對權力和特權地位的絕對依賴決定“文人”(“知識分子”)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權力和特權——所擁護的必定有利於“文人”(“知識分子”)奪 取權力和特權,不管看上去如何冠冕堂皇天花亂墜,毫無例外都是藉口,都是偽裝,都是糊弄人——鼓吹“孔孟之道”,是為了通過科舉獲得權力和特權;鼓吹“普 世價值”,是為了通過選舉獲得權力和特權;鼓吹“人權”,是為了獲得“精英”特權;鼓吹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輿論自由”是為 了獲得可以任意製造出能操縱一切的選擇性輿論狂潮的絕對軟權力;鼓吹“民主選舉”,是為了利用任意製造出選擇性輿論狂潮控制的絕對軟權力輕而易舉獲得硬權 力;鼓吹“民權民意”、“減政放權”、“小政府大社會”是直截了當伸手要權(所以陳有西、張千帆會明目張胆要共產黨把權交出來:“共產黨承擔了太多社會責 任”、“管得越多,死得越快”、“最高領導人要有改革的意願,要放棄一些不適當的權力”);鼓吹“司法獨立”、“司法獨立必須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是法官 個人的獨立。院長、庭長都不能干預法官獨立判案”是讓“文人”(“知識分子”)從司法這個要害部門直接打開突破口,抓住司法刀把子橫掃一切,一舉奪取上層 建築領域的一切權力;鼓吹“政改”、“政黨輪替”,是為了發動政變“顏色革命”直接搶權……所反對的必定不利於自己的權力和特權,不管聽起來如何理直氣壯 義正詞嚴,同樣毫無例外都是藉口,都是偽裝,都是糊弄人——恰如魯迅所說:“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 極其公正而且堂皇”。毛澤東說:“世界上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着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反革命的拼死與革命勢力鬥爭,也完全是為着維持他們的政權。”同樣, “文人”(“知識分子”)拼死所做的一切:言談舉止、喜怒哀樂、狂熱吹、惡毒詛咒……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獲得權力、鞏固權力、獲得特 權、鞏固特權——“文人”(“知識分子”)的權力和特權。 

只有明白這點才能明白如下的一切為什麼會發生在中國:

——“官本位”思想深入骨髓、人們普遍把當官掌權作為成功與否的衡量標準;

—— 魯迅:“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 腔,打官話。頂着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中國的國魂里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 

——中國民盟中央副主席索麗生:“上世紀60年代,能力強的教師都不願意當官,覺得專業學術是比較崇高的,但現在風氣不一樣了,學校里中層幹部崗位競聘,教授們趨之若鶩,這個現象很不正常”;

—— 人大張鳴:“高校已經成為一個官場”、“現在中國高校體制行政化、管理官僚化衙門化,已經到了讓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在學校里,當官的不僅握有行政資 源,還有學術資源”、“現在官大學術大!你只要當了官你就掌握各種評審的權力,那麼別人的晉升、評獎、拿項目以及學校的什麼各種碩士點、博士點、一級學 科、重點學科、學科基地的評審就掌握在你手裡了”、“你要不聽我的,職稱評不上,課題沒有你的,獎金自然沒有了,甚至你的補貼也會沒有”、“所有東西都認 官不認學,這是中國學界的一個特點”。 

——“人才就業意向根據頻率高低依次為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壟斷性企業、金融保險和競爭性企業等。”

——“有‘國考’之稱的國家公務員網上報名將於今天24時截止。截至昨晚,不少職位的通過審查人數已超過千人,農業部一熱門職位供需比已經突破3000比1。”(2007年11月02日《北京晨報》)

——“國家公務員網報24日結束3千人爭搶一職位”(2008年10月23日《羊城晚報》)

——“國家公務員招考:七千人爭搶五個熱門職位”“地方公安系統暫居熱門榜首”(2008年10月22日南昌新聞網)

——“百萬人報考國家公務員”(2008年10月26日中國新聞網)

——“4723比1!2009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出現史上最‘慘烈’的一次競爭”(2008年10月27日《北京晨報》)

——“北大教授稱大學越來越象官場極少人能心止如水”(2007年10月12日《新快報》)

——“中國博士數量達到世界第一竟然一半是公務員”(國務院學位辦主任楊玉良院士,2008年9月4日)

——“當官真好:15博士向湖南省委書記求官9人被錄用”“這9人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範大學等幾所北京高校和科研機構”“目前他們都擔任副處級職務,享受正處級待遇”(2007年4月19日《南方周末》記者鞠靖) 

——“65個博士爭當副縣長”(2008年09月21日新華網主頁-新華網評)

——“廣東40教授爭一處長職位”(2008年9月5日《新快報》)

⑵.永遠跟着權力走,誰給奶誰就是娘,誰給權誰就是爹

蒼 蠅逐臭狗覓屎,“文人”(“知識分子”)追着權力和特權打轉轉——從孔孟周遊列國到今天,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滿世界跑官要權的傳統一脈相承,原 則也一脈相承:誰能給自己帶來權力和特權就認誰是正統正宗,就搶着去投靠效忠當走狗,否則立刻翻臉不認人——李世民興科舉,雖然他殺兄戮弟逼父篡位,“文 人”(“知識分子”)照樣吹捧他是“有道明君”;秦始皇焚書坑儒,雖然他統一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照樣詛咒他是“無道暴君”;看到崇禎皇帝大勢 已去沒辦法再給自己權力特權了,雖然他是正宗皇帝也照樣不買帳——李自成大軍壓境,崇禎皇帝親自鳴鐘召集文武百官,卻“無一至者”;看到滿清能給帶來自己 權力特權,雖然是孔子門生也照樣把祖師爺孔老二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華夏之無也”之類扔到九霄雲外,搶着去效忠套近乎(所以魯迅說:“但據老例,則應說是 愛新覺羅氏之先,原是軒轅黃帝第几子之苗裔,唏於朔方,厚澤深仁,遂有天下,總而言之,咱們原是一家子云”)。當能靠科舉當官掌權時“文人”(“知識分 子”)就滿嘴“祖宗之法不可棄”、“國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愛國”是假,保護科舉這“文人”(“知識分子”)當官掌權的特權是真。一旦沒法 子再靠科舉當官掌權,“文人”(“知識分子”)立刻把中國的一切全當成糟粕垃圾“劣等文化”一筆勾銷,拼命鼓吹“全盤西化”、“普世價值”——“國際接 軌”、“先進文明”是假,利用軟權力操縱選舉當官掌權是真。從“尊孔忠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搖身一變為“全盤西化”、“普世價值”,看起來是從一 個極端跳到另外一個極端,其實“萬變不離其宗”,目標都一樣:“文人”(“知識分子”)當官掌權。 

魯 迅說:“二十四史不現在麼?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節婦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歷史上裝不下去了;那麼,去翻專夸本地人物的府縣誌書去。我可以說,可惜 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節烈的婦女的名冊卻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幾卷。孔子之徒的經,真不知讀到那裡去了;倒是不識字的婦女們能實踐。”——中國歷史幾 千年,“文人”(“知識分子”)不計其數,關鍵時刻當張褰、蘇武、文天祥、夏完淳、史可法的是極少數,背叛投降的是絕大多數。為什麼?“永遠跟着權力走, 誰給奶誰就是娘,誰給權誰就是爹”的鐵規律。《三國演義》裡的魯肅說得明白極了:“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 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面稱孤哉!眾人之意,各自為己,不可聽也”——人家的賬算得一清二楚:抵抗侵略對自己只有風險而 沒有好處——抵抗失敗自己就什麼都沒了;抵抗成功自己卻撈不到什麼便宜——既然“文人”(“知識分子”)從來不干實事、從不肯冒險拼命,那要抵抗也是別人 的事,成功了功勞是別人的,沒自己什麼份兒;而投降對“文人”(“知識分子”)從來有益無害:背叛投降也不是人人都有資格的。無名小卒“大老粗”想背叛投 降對方都不一定稀罕,唯獨“文人”(“知識分子”)從來不怕沒有背叛投降的資格:“精英”級走狗的需要總是有的,“文人”(“知識分子”)投降了不愁沒出 路,起碼能當上高水平的“精英”級走狗,用魯迅的話說是“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所謂‘文藝家’的許多 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因此“文人”(“知識分子”)永遠比普通人多條後路,不愁投降沒官當、沒特權。既然自己反正穩賺不賠、倒霉的永遠是別 人,那當然抵抗不如投降。難怪自古以來中國遇到強敵入侵時“文人”(“知識分子”)總是主張求和投降——曹操大兵壓境,東吳的“文人”(“知識分子”)鼓 吹求和投降;金兵入侵,宋朝的“文人”(“知識分子”)鼓吹求和投降;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們拼命咒罵義和團的抵抗是“野蠻抗拒 文明”,從而直接導致了九.一八時的“絕對不抵抗”。毛澤東牢記了這個歷史教訓,毅然決策抗美援朝,“文人”(“知識分子”)對此暴跳如雷破口大罵,變本 加厲拼命鼓吹對外來侵略求和投降,咒罵老百姓保衛釣魚島是“義和團式的愛國”、“暴民”、“愛國賊”、“強迫他人仇日的邏輯很危險”、“不要任何事都與主 權混為一談”…… 

遇 到強敵入侵時妥協投降只是保住權力和特權的消極辦法。“文人”(“知識分子”)追求起權力和特權來要遠比這積極主動:“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 上”——不等人家打上門來刀架到脖子上,自己就主動投靠要權要地位,主動叛國,主動積極給對方出謀劃策消滅自己的國家——且不算春秋戰國時代朝三暮四的說 客謀臣縱橫家,後代比較有名的有:漢代的中行悅、明代的范文程、民國的汪精衛、如今的劉曉波、焦國標……別人當漢奸還可能是生活所迫,“文人”(“知識分 子”)當漢奸則完全是因為權力得不到滿足;別人當漢奸還可能是被動的、不得已的,“文人”(“知識分子”)當漢奸則從來是主動的、自覺自愿的;別人當漢奸 還可能消極應付留有餘地,“文人”(“知識分子”)當漢奸則必定積極主動窮凶極惡。消極被動當漢奸的干起壞事來往往壞也有限,積極主動當漢奸的“文人” (“知識分子”)干起壞事來從來斬盡殺絕不留餘地——替元朝滅亡南宋漢人政權的,是漢人的“文人”(“知識分子”)張宏范;為滿清滅亡明朝漢人政權出了大 力的,是漢人的“文人”(“知識分子”)洪承疇;替滿清出主意逼漢人“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是漢人的“文人”(“知識分子”)孫之獬(而具體搞 “楊州十日”、“嘉定三屠”大屠殺的主力也都是從漢人);替日本出謀劃策征服中國人靈魂的,是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胡適;主動投靠日本成立漢奸 傀儡政府的,是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汪精衛;如今主張“三百年殖民地”、“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把中國老闆的億萬血汗換成外國白條、幫助西方國 家用轉基因武器滅絕中華民族的,是今日中國各路“文人”(“知識分子”)“精英”…… 

“文 人”(“知識分子”)是中國人中最不可靠、最不可信、最背叛成性、最賣國上癮、最有條件叛國當漢奸的一群。別人想叛國當漢奸也不一定有機會有資格,唯獨 “文人”(“知識分子”)從來不怕沒有叛國當漢奸的機會和資格,從來不愁找不到主子,當起漢奸來永遠比其他人得天獨厚、近水樓台、多條後路,因此當漢奸的 積極性永遠比別人高一大截。其他人叛國當漢奸沒有象樣的理論,唯獨“文人”(“知識分子”)叛國當漢奸有完整的“理論根據”:“良禽擇木而棲”、“識時務 者為俊傑”、“順天命”、“先進文明”、“忍辱負重”、“權宜之計”、“曲線救國”、“尺蠖之曲,以求伸也”、“用心良苦”、“我不入火坑誰入火坑”…… 這樣的客觀存在、這樣的“理論根據”和“靠權力生存”、“一切跟着權力走”這個本質決定“文人”(“知識分子”)只會忠於權力特權,不會忠於任何人,更會 不忠於國家和民族,自古以來就有背叛和出賣的傳統——從春秋戰國時代起跳槽換老闆就成了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們的家常便飯和司空見慣,誰給奶誰就 是娘,誰給權誰就是爹,不需要道理,不需要解釋,不需要任何顧忌,只要私慾不得滿足馬上背叛出賣,只要有權可圖立刻改換門庭,只要不得重用隨時叛變投降 (所以會有成語“朝秦暮楚”)。“文人”(“知識分子”)沒有祖國,沒有民族,沒有是非,沒有正義,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因此“文人”(“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叛國叛慣了,賣國賣慣了,亡國亡慣了,反覆無常反覆慣了,根本不在乎再來一次叛國、再來一次賣 國、再來一次亡國、再來一次反覆無常。 

⑶.以“‘文人’(‘知識分子’)是否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為標準衡量一切

“文 人”(“知識分子”)判斷一切的唯一原則就是是否有利於自己掌權和確保特權。這個原則決定“文人”(“知識分子”)判斷是非曲直標準非常簡單明確——“四 個凡是”:凡是讓“文人”(“知識分子”)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的人就是好人,不好也必須說好;凡是不讓“文人”(“知識分子”)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 的特權的人就是壞蛋,不壞也必須說壞;凡是“文人”(“知識分子”)能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的時代就是好時代,不好也必須說好;凡是“文人”(“知識 分子”)不能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的時代就是壞時代,不壞也必須說壞。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不管黑道白道,讓“文人”(“知識分子”) 獲得權力和特權的就是正道;不管是誰,誰給“文人”(“知識分子”)權力和特權誰就是“正統”、“仁政”“、“得天命”、“先進文明”,誰妨礙“文人” (“知識分子”)獲得權力和特權誰就是“無道”、“逆天”、“反文明”、“野蠻專制”。 

為 何如此?利益需要,生存需要——“文人”(“知識分子”)不抬高自己、不貶低老百姓就不能證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英”,不能證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 英”就無法篡奪權力獲得特權,不篡奪權力獲得特權就不能騎到老百姓頭上欺負老百姓,不能騎到老百姓頭上欺負老百姓就當不成吸血鬼、寄生蟲,就不能生存。這 種天然的敵對關係使他們必須敵視人民群眾的一切,必須無孔不入地吹捧抬高自己、誣衊貶低人民群眾——歸根到底一句話:自己壓迫別人有理。 

明白了這個利害關係,對“文人”(“知識分子”)的種種行徑立刻一目了然:

—— 必須妖魔化毛澤東——“文人”(“知識分子”)堅持“精英論”、堅持“精英創造歷史”,毛澤東堅持“人民創造歷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人” (“知識分子”)堅持“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毛澤東堅持“人民當家作主”;“文人”(“知識分子”)堅持“壓迫有理”、“剝削有理”、“只許我壓 迫,不許你反抗”,毛澤東堅持“造反有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只要老百姓知道世界上有個毛澤東,“文人”(“知識分子”)的天堂就受到威 脅,因此必須從老百姓心目中抹掉毛澤東,必須徹底妖魔化毛澤東。這是“文人”(“知識分子”)的生存需要,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 必須妖魔化一切革命群眾運動,尤其必須妖魔化義和團運動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中國革命運動——如果承認群眾運動有任何積極性、尤其是承認義和團運動使中 國避免了被瓜分的命運、承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挽救了中國,那就等於承認“人民創造歷史”,“精英創造歷史”的神話就要破滅,“社會必須由‘精英’治 理”的“理論”就占不住腳,“文人”(“知識分子”)掌權享特權的根本目標就無法實現。 

—— 必須美化秦檜、李鴻章、曾國藩、胡適、汪精衛等“文人”(“知識分子”),不管他們幹了什麼壞事都必須美化,因為承認他們是壞蛋既有損於“‘文人’(‘知 識分子’)一貫正確”的神話,也妨礙自己有樣學樣根據“永遠跟着權力走,誰給奶誰就是娘,誰給權誰就是爹”的原則賣國當漢奸。 

——必須把狼牙山五壯士、董存瑞、黃繼光、雷鋒、陳永貴、王進喜等一切工農兵英雄都從青少年頭腦中抹掉,因為他們不是“文人”(“知識分子”)。承認他們是英雄就等於承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就危害了“精英創造歷史”,危害了“文人”(“知識分子”)掌權享特權。 

——必須把魯迅趕走,因為魯迅的文字是匕首投槍,把“文人”(“知識分子”)的一切畫皮偽裝都戳了個稀爛,讓“文人”(“知識分子”)渾身不自在,提起來就咬牙切齒。

—— 必須把“1949年以前”的“民國時代”乃至滿清時代(甚至包括“滿洲國”時代)說成世外桃源無比和諧,因為那是“文人”(“知識分子”)作威作福當官掌 權高人一等的時代。根據“四個凡是”,那樣的時代必須美化——儘管那時的中國不斷挨打、四分五裂、軍閥混戰、天下大亂;儘管那時到處都是橫行肆虐的軍閥和 土匪橫行霸道(僅河南一省除了各路軍閥之外光土匪就有40萬);儘管那時“自古未聞屎有稅,如今只剩屁無捐”,強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苛捐雜稅不動就幾十種層 出不窮:青苗捐、煙捐、衛生捐、青山費、馬路費、招待費、人口稅、花燈稅……四川某些地方農稅居然“預征”到了民國一百年(2012年)以後;儘管那時中 國每年餓死的人不計其數——1920到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亡1000多萬人,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連續大旱,蝗、風、雪、雹、水、 疫並發赤地千里,倒斃的餓殍起碼1000萬,1942年中原爆發大饑荒,1000萬人口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做流民,人口瞬間削減三 分之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經統計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飢餓,整個民國時代更是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的人口;儘管 那個時代國民黨蔣介石曾一殺人就上千萬——1938年蔣介石下令扒開花園口黃河大堤一下子就淹死2500萬人,因饑荒、瘟疫造成的死亡在4000萬以上 (蔣介石藉口軍事機密事先嚴密封鎖消息,根本不通知老百姓疏散遷移,導致老百姓毫無防範而突遭滅頂之災,而日軍有具可查的溺斃只有4人);儘管那時中國人 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而1979年中國人均壽命是68歲)……所有這一切必須概不認帳,必須千方百計把那個時代描繪成人間天堂:“色彩斑斕的時代”、 “民主受尊重的時代”、“民國教授的高薪生活:有房有車有地位”、“大學教授是民國期間一個非常體面的職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 大學教授們過着非常優越的物質生活,當時的政府哪怕財政捉襟見肘,也不曾虧欠這些學者們的薪水,他們的幸福生活常常讓後人感嘆不已”、“民國雖是政治上的 亂世,卻是文化上的盛世”、“民國北京房價:工薪階層攢幾年錢輕鬆買小院”、“資本家感覺,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戰亂,沒有什麼人干涉他們。教授和學生感覺 也好”、“1927年的武漢紡織女工月薪30多塊大洋,可買6000~9000個雞蛋,養活一家四口毫無壓力”、“舊社會學徒工待遇遠比現代血汗工廠優 厚,每年帶薪休假72天”、“民國時期的‘溫飽’早已不是問題,‘員工福利’大大超過新中國的任何時期”、“新中國60年,中產階級收入水平還沒有達到民 國貧困線”……不撒下如此彌天大謊,怎麼能讓人們認同“文人”(“知識分子”)必須掌權有特權? 

—— 必須把毛澤東時代說成慘無人道的人間地獄,因為那是“文人”(“知識分子”)不能為所欲為高人一等欺負老百姓的時代。根據“四個凡是”,這樣的時代必須妖 魔化——儘管“1949年”以後中國再也不挨打、再也沒有遭受戰亂、再也沒有土匪軍閥橫行霸道、再也沒有苛捐雜稅、再也沒有軍閥割據、再也沒有外敵入侵、 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人命危淺、朝不保夕、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增長到1949年的68歲、中國大規模實行了工業化現代化、在一個一窮二 白的農業古國里從無到有建立起完整獨立的工業基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了兩彈一星為代表的現代國防力量,讓世界上一切強國對中國從輕蔑藐視、動不動久 打、“兵端不難屢興”到肅然起敬、“不要入侵中國”、“不要在中國大陸跟中國軍隊較量”、徹底結束了中國鴉片戰爭以來百年挨打、百年屈辱的歷史……不一筆 勾銷這一切,怎麼能讓人們得出“‘文人’(‘知識分子’)不掌權、沒有特權就必然天下大亂國將不國”的結論? 

——所以“文人”(“知識分子”)要不遺餘力編造“餓死三千萬”(而對國民黨花園口決堤一次就淹死四千萬的確鑿罪行則隻字不提拼命掩蓋)、“廣西大規模吃人肉”、“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之類聳人聽聞的彌天大謊; 

—— 所以“文人”(“知識分子”)俞可平要聲稱“1949年以後”的毛澤東時代“沒有了人道主義”、“沒有了以人為本”、“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 曲”——“1949年以前”的中國內戰不斷,“1949年以後”的中國再也沒發生過大規模內戰。“亂世人命不如狗”、戰亂不斷、動輒死人成百上千萬、光花 園口決堤一次就導致四千萬死亡的“1949年以前”反而是“人道主義”、“以人為本”;不打仗不死人的“1949年以後”反而不是“人道主義”、不“以人 為本”。邏輯:“戰亂死人=人道主義、以人為本”,“不戰亂不死人=沒了人道主義、不以人為本”; 

—— 所以“文人”(“知識分子”)要大罵“兩彈一星”的功臣科學家:“《兩彈元勛:人類的敵人,民族的罪人》。為什麼?因為他們為不適合掌管兩彈的人製造了兩 彈。”“毛澤東鄧小平們幾十年來一直拒絕世界民主大潮,拒絕對人民下放權力,憑什麼?憑他們手中的兩彈威脅。對中國人民這幾十年蒙受的災難,錢學森,鄧稼 先們難辭其咎!”“如果沒有核武的話,天朝早就變成民主國家了!”(《南方都市報》創始人、新京報前總編輯程益中) 

—— 所以“文人”(“知識分子”)們要徹底否定中國革命、大肆宣揚“今不如昔”:“上個月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不知道有什麼值得紀念的。我們一檔一檔的 退回去,退到清末,應該還是清末最好。這100年的暴力、腥風血雨的結果,江河日下”、“63年沒有暴力革命的時期不見得比前面40年好呀,比如新聞自 由,即使抗戰時期的上海也比今天的上海寬鬆吧”、“清國的時候就有民間報紙了,現在有嗎?”、“就輿論自由來說,現在不如晚清,不如北洋時代,也不是國民 黨時代”、“現在的人大不是如晚清的諮議局有代表性和實權”、“不要忽悠老百姓,即使當奴隸還是活着的,一旦當了炮灰死了什麼也不知道了,20世紀前半期 證明這點,當然不暴力也會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豈不聞好死不如賴活嗎?” 

……

所 有這些顛倒黑白不是發熱昏胡說八道,而是“文人”(“知識分子”)“四個凡是”的需要:為了“文人”(“知識分子”)掌權有特權,必須不擇任何手段。只有 明白了“文人”(“知識分子”)判斷是非的“四個凡事”才不至於白費氣力跟“文人”(“知識分子”)瞎耽誤工夫辯論是非澄清真相:不管你如何證明屎臭也休 想說服狗不吃屎,不管你如何擺實事講道理也休想說服“文人”(“知識分子”)實事求是——人家的一切都是利益需要,決非言詞所能動。 

⑷.為權力和特權不擇任何手段,《厚黑學》專家,臉皮更厚,心更黑

根 據李宗吾的《厚黑學》,靠權術吃飯的人臉皮必須厚,心必須黑。古今中外圍繞着“權”發生的驚心動魄和慘無人道不知道有多少。權力使人殘忍。權力使人卑鄙。 權力使父子相殘、夫妻反目、兄弟敵對、人成野獸。古往今來只有“文人”(“知識分子”)才有資格當官掌權,因此“官員”跟“文人”(“知識分子”)實際是 一碼事。小說《儒林外史》實際是“官員外史”,《官場現形記》實際是“‘文人’(‘知識分子’)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實際是“二十年目睹‘文 人’(‘知識分子’)之怪現狀”。今日所謂“無官不貪”實際是“無‘文人’(‘知識分子’)不貪”。中國只有毛澤東時代破除了非“文人”(“知識分子”) 不能當官的規矩,而毛澤東時代的幹部從來沒有沒那麼多醜聞。這從反面證實貪官跟“文人”(“知識分子”)是“一個東西,兩塊牌子”。官場黑暗就是“文人” (“知識分子”)場黑暗,官員醜聞就是“文人”(“知識分子”)醜聞,官員的一切醜陋本性就是“文人”(“知識分子”)的醜陋本性。“文人”(“知識分 子”)因為“有文化”、“有理論”、“有知識”,弄起權來比“沒文化”、“沒理論”、“沒知識”的人臉皮更厚,心更黑: 

臉皮更厚——馬屁大王、裙帶官兒、“洗鳥御史”、“狗叫侍郎”、“鵝鴨諫議”、“蛤蟆給事”、“舔痔貴人”、“吮癰舐痔”……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這些“創舉”在普通老百姓里見過嗎?外國人比得上嗎?

心 更黑——同樣是殘酷無情,“沒文化”、“沒理論”、“沒知識”的土老帽跟“有文化”、“有理論”、“有知識”的“文人”(“知識分子”)相比水平差得可不 是一個數量級:一個憑自發衝動,一個憑“理性思維”;一個全靠個人摸索自學累積經驗,充其量不過一個人一輩子幾十年的活動範圍所能接觸到的人和事,終歸有 限,一個充分吸取前人的一切成果,不斷總結經驗推陳出新,遠遠超出一個人一輩子能想得出來的一切幹壞事的主意——比如中國古代殺人折磨人的刑罰,什麼墨、 劓、剕、宮、大辟、笞、杖、徒、流放、株連、刺配、凌遲、滿門抄斬、滅九族……如此豐富多彩狠毒殘忍成龍配套,“沒文化”、“沒理論”、“沒知識”的土老 帽一個人自己摸索一輩子能弄出多少?這些東西能出現,全靠多少代人的不斷實踐、總結經驗、不斷累積、記錄在冊、傳之後人。這除了讀書識字能從書本上汲取前 人經驗的“文人”(“知識分子”)誰幹得了?更不用說發揚光大推陳出新了。比如最殘酷的凌遲之刑就發明於“文人”(“知識分子”)最吃香的宋朝,不用說這 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一大傑作。“沒文化”、“沒理論”、“沒知識”的土老帽土匪強盜那有這種本事?他們再殘忍也是按直覺殺人、“激情殺 人”,哪象“文人”(“知識分子”)是按理論殺人、“理性殺人”,比如“治亂世用重典”、“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對刁民不能手軟”、“老百姓算個 屁”……按直覺殺人、“激情殺人”不免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想到哪兒干到哪兒,逮着誰算誰,必然有漏洞,受害者還有僥倖逃過的機會;而按理論殺人、“理性殺 人”則能避免盲目性、隨機性、偶然性,做到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有標準、有監督,完全徹底,一殺就是一大片一大批,殺人不見血,殺人不用刀,殺人不用 自己動手,而是“君子遠庖櫥”,一動嘴巴一動筆就輕鬆愉快完成了殺人動作,根本不存在因見了受害者的血淋淋的慘不忍睹而感到良心不安的可能,被他們盯上了 躲都無處躲,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不斬盡殺絕不罷休。“文人”(“知識分子”)為了權不惜一切,為了權殺人整人殘酷程度也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人——中國古 往今來殺人整人最狠最徹底的全是“文人”(“知識分子”),而且“學問”越大,殺人整人越狠越徹底越毒辣。僅舉幾例: 

第一,朱熹:號稱“理學大師”,帶頭男盜女娼不算,還專門用“理”殺人——一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謬論把全中國的婦女一下子都變成徹底的奴隸,更下了一層地獄,流毒幾百年,害人遠遠超過了一朝一代。

第 二,孫之獬:滿清“留髮不留頭、留髮不留頭”的剃髮令是怎麼來的?漢人山東進士(孔老二的門徒兼老鄉!)孫之獬上書提議的。本來滿清建立之初仍准漢人官員 穿漢服。孫之獬為了討好滿清統治者首先剃髮改穿滿裝——這個孫之獬為向上爬從來不擇手段,宦官魏忠賢當權時他拼命巴結魏忠賢,魏忠賢倒台了他不吃香了,滿 清一來立刻就積極投靠滿清,重新使出巴結魏忠賢的拍馬屁手段,帶頭與全家一起剃頭留了辮子換上滿裝,果然立刻當了滿清的禮部侍郎。但他這個穿滿人服裝的漢 人卻到處碰壁——滿族官員不准他站在滿族官員行列里,說他是漢人;漢族官員不准他站在漢族官員行列里,說他穿的是滿服。孫之獬惱羞成怒,立刻上疏提議下令 漢人剃髮留辮,上綱上線道:“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這下子立即打動了滿清決策者,於 是有了“留髮不留頭、留髮不留頭”的嚴厲決策,有了“楊州十日”、“嘉定三屠”,有了“江南百萬生靈,盡膏草野,皆之獬一言激之也”——為了自己的權位, 不惜殺人百萬,不惜毀滅漢族千古以來的風俗習慣——如此狠辣歹毒的事,普通老百姓想都想不出來,只有為了權力的“文人”(“知識分子”)才不但想得出來, 而且幹得出來,幹得還毫不猶豫眼都不眨一眨。(不知北京知名金融高管劉志勤口口聲聲“至於那些少數知識分子的失當行為,相信會得到自我修復,不足為慮” 時,是否把孫之獬的這種勾當也算成“少數知識分子的失當行為”、“相信會得到自我修復”“不足為慮”?) 

第 三,曾國藩:既是“理學大師”、“道學家”、“儒家標杆”、“中興名臣”、“湖湘學派大老”、“文正公”、“知人善任”、“中國傳統文化捍衛者”、“中國 傳統文化持家教子最成功者”、“中國傳統文化人格精神典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樣板”、“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又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曾剃 頭”、“曾屠夫”、“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為悔”、“開就地正法之先河”、“不分主從,一律剖腹挖心,剜目凌遲”、“聞‘曾剃頭’之名,小兒不敢夜 啼”、“金陵之役,伏屍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這兩個身份一點也不矛盾。“文人”(“知識分子”)的“理學”、“道學”說穿了就是確保 “文人”(“知識分子”)“自己人”享受特權的秩序,維護“理學”、“道學”就是維護“文人”(“知識分子”)的權力和特權。既然“文人”(“知識分 子”)的權力和特權高於一切,那為了這個高於一切的權力和特權當然不惜一切,對膽敢冒犯“上等人”秩序的老百姓決不會客氣,殺起人來決不手軟。“文人” (“知識分子”)的“理論”越多、“學問”越大,殺人的本事也越大,殺起人來越凶越徹底。所以毛澤東說“路線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 

第 四,蔡元培、吳稚暉:在今日“文人”(“知識分子”)口中筆下,這兩個人都是不得了的大牌學者、“民主人士”——蔡元培:“教育家”、“革新北大,開‘學 術’與‘自由’之風”、“提倡學術研究,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實行教授治校”、“五四運動中支持學生愛國行動,多方營救被捕學生”、“容納異己的 雅量”、“為我國教育、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富有開創性的貢獻”;吳稚暉:“教育家”、“中國學術界一顆光芒四射的慧星”、“聖賢傳人、理學衛道 者”、“唯一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授予‘世界文化學術名人’稱號的中國人”……然而根據“玉表”的文章“民國很黑,大家不要萌他”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6170),這兩個“大牌學者”殺起人來一點 都不含糊: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清黨,這個“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長蔡元培就是幕後主謀之一。他與吳稚暉以國民黨監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黨的決定, 領銜發出了清黨通電,之後又親自主持江浙地區的清黨工作,把浙江國民黨的基層幹部一掃而空,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頗有當年“曾剃頭” ——曾國藩的風采。蔡元培從一開始就在蔣介石的上海龍華司令部積極策劃清黨方案,連日商討羅列需要抓捕的人選名單,之後又一次次地公開宣言,要對共黨和左 傾分子斬草除根,堅決不肯停止清黨,最極端的時候甚至把自己的得意門生柳亞子(同樣是國民黨監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緝的黑名單——大牌“學者”一翻臉就 成了殺氣騰騰的冷血屠夫,什麼“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開‘學術’與‘自由’之風”,早扔到九霄雲外去了。吳稚暉更是公然說過:“……(中共)留在世界 上是禍水,送監獄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殺了省事”——可見讀書人的“文質彬彬”、“兼容並包”等只適用於“文人”(“知識分子”)這類對“自己人”,對老百 姓絕無半分“兼容”,而是心狠手辣,殺起人來從來不手軟。 

根據“玉表”的“民國很黑,大家不要萌他”:

—— “1927年4月清黨前,國民黨擁有約65萬普通黨員(在海外和軍隊內還有近30萬),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漢‘7.15’之後約 一年,國民黨員人數已經銳減到了22萬!也意味着國民黨這次清黨最起碼自己清掉了38萬國民黨黨員,超過全部普通黨員的一半還多!” 

—— “因為在國共合作之初,共黨在國民黨內的組織活動是秘密的,除少數中共要員外,絕大多數黨員的身份並未公開,所以清黨最大的困難就是分不清誰是共產黨。於 是,蔣介石和汪精衛索性就來了個一鍋端,清黨的軍隊一到地方,就立即將當地縣、鄉或區的國民黨部人員集體關押或殺害,根本不分什麼國、共—— 這才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這句口號的真正含義!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體國民黨基層黨員和‘疑似共產黨員’統統殺光!” 

——“中共肅反雖然同樣冤案頗多,但也從來沒有哪次會一下子殺掉過半黨員的……”

今 日“文人”(“知識分子”)拼命宣揚“共產黨專殺自己人”——人大教授張鳴在微博宣稱“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這已經成了普遍的現象。當年蘇共,死在自己內 部肅反手裡的自己人,比死在白軍手裡的多。同樣,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死在自己人手裡的共產黨人,也比死在國民黨手裡的多。紅色革命,就是這樣,對自己人的 殘忍,成了革命性的標誌”(張鳴說史2012-11-11)(http://t.163.com/zmbaohu/column /-2704171376052591951)。看了上述歷史事實就可以知道“文人”(“知識分子”)筆下的“歷史”是何等信口開河。 

中 共內部確實發生過借肅反亂殺人的情況,但這全發生在中共中央由“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時期,尤其是王明、博古為首的“二十八個半”莫斯科中山大學的 “洋海歸”等大牌“文人”(知識分子”)當權的時期——王明、博古提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看誰不順眼,扣上頂帽子就殺。尤其是“二十八個半”中的夏 曦,簡直窮凶極惡喪心病狂。他1930年自蘇聯回國擔任湘鄂西分局書記,立即以“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自居,大搞肅反擴大化:“肅反”、“清黨”、抓 “改組派”、打“AB團”……稍有不同意見就“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澤東詩詞“蝶戀花”中“我失驕楊君失柳”的“柳”(柳直荀)就是因有不同意見而 被夏曦扣上“國民黨改組派”的罪名下令逮捕殺害的。夏曦在洪湖呆了幾個月,只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閩西蘇維埃政府35名執委和候補執委中半數以上 被殺害,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會民主黨分子”1670人,其中700餘人被處決。紅四軍主力4個師12個團的幹部中,僅倪志亮、王樹聲倖免, 余皆被殺;僅30團被殺的幹部就有500人之多。(“文人”(“知識分子”)出身的張國濤肅反殺人同樣不手軟,而且專殺讀過書的。如今的“文人”[“知識 分子”]從來不提“文人”[“知識分子”]出身的張國滔專殺知識分子,只捏造毛澤東“專門迫害知識分子”)。“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產黨員比死在國民黨手中 的共產黨員多得多”全都發生在這些“文人”(“知識分子”)當權的時期。制止了這種野蠻罪行的是毛澤東——毛澤東提出的“實事求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 言權”、“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嘉勉”、“團 結—批評—團結”等等一整套方針政策就是針對王明、博古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毛澤東當權時期的肅反雖有冤案,但絕無濫殺。說“中國的蘇維埃運動, 死在自己人手裡的共產黨人,也比死在國民黨手裡的多。紅色革命,就是這樣,對自己人的殘忍”用來描述中共由“文人”(“知識分子”)、尤其是王明、博古等 大牌“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時期還可,用來描述中共由毛澤東當權時期則純粹是污衊。真正濫殺無辜的是混入共產黨內篡奪了大權的“文人”(“知識分 子”);制止濫殺無辜的是被當年的“文人”(“知識分子”)罵為“右傾”、被如今的“文人”(“知識分子”)罵為“極左”的毛澤東。 

死 於王明、博古瞎指揮的共產黨人比死於他們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共產黨人多得多:白區力量損失100%,蘇區力量損失95%——30萬紅軍只剩下不到 3萬,幾十萬人都被“文人”(“知識分子”)的當權弄死了。這就是說,毛澤東當權前加入共產黨的人絕大多數都活不成,毛澤東當權之後加入共產黨的人絕大多 數才有生存的希望。因此歷史的事實不是“死在自己人手裡的共產黨人比死在國民黨手裡的多”,而是“死在內部‘文人’[‘知識分子’]手裡的人從來都比死在 外部敵人手裡的多”——“文人”(“知識分子”)從來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專門窩裡鬥,專門欺負“自己人”,不管是共產黨內的、國民黨內的還是封建王朝內 的“文人”(“知識分子”)都如此——今日的“文人”(“知識分子”)不是整天叫囂“殺左族毛”嗎?權還沒完全到手已經如此殺氣騰騰,大權在握還得了?從 古到今都一樣,“文人”(“知識分子”)最擅長的就是對“自己人”下毒手,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 

第 五,厲以寧:輕輕鬆鬆一句“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 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一下子就把幾千萬工人、幾億農民變成了“改革代價”——認識都用不認識,見面都不用見 面,隨隨便便一句話就剝奪了幾億人的生存之道,只能自生自滅,死了活該,殺人不見血,殺人不用刀,置幾億人於死地還振振有詞:“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 均等是不可能的”“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麼窮,因為他們都有 仇富心理”——“文人”(“知識分子”)對老百姓的殘酷無情兇狠歹毒在此體現得淋漓盡致。 

第 六,劉曉波和“民運精英”:輕輕鬆鬆一句“三百年殖民地”一下子就把整個中華民族一筆勾銷了——美洲當了“三百年殖民地”是什麼後果?印地安人基本滅絕。 讓中國當殖民地,當一代兩代還不夠,還非跟美洲一樣當足三百年不可,不是要中華民族跟“三百年殖民地”的印地安人一樣下場又是什麼?不是蓄意滅絕中華民族 又是什麼?——不是消滅一兩個人、一兩代人,不是消滅一兩地區一兩個省的人,而是整個中國整個中華民族子孫後代全要幹掉。如今中國人口十三億,正常情況下 三百年繁衍累積將會有多少?象美洲印地安人那樣經過“三百年殖民地”基本滅絕,殺人數字會是多少?起碼成百上千億。相形之下希特勒的毒氣室算老幾?編造的 聳人聽聞的“餓死三千萬”也立刻顯得蒼白無力——如此歹毒、如此兇殘的圖謀,普通老百姓想得出來嗎?“文人”(“知識分子”)不但想得出來,而且滿不在乎 地公布了出來,而且不是劉曉波一個人如此主張——“民運精英”在“三百年殖民地論”出籠後仍然堅決支持劉曉波,證明他們完全志同道合,一致主張經過“三百 年殖民地”滅絕中華民族。為什麼如此?為了權,為了劉曉波代表的“文人”(“知識分子”)能獨霸政權。這證明當代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為權力和特 權不擇任何手段,其惡毒殘暴遠遠超過古往今來一切最兇狠的殺人惡魔。 

3.“靠軟權力篡奪硬權力”決定的主要行為規律

⑴.空手套白狼,權力交易

豬 的理想是天下人都信回教(如果豬有理想的話)。“文人”(“知識分子”)的理想是天下人都信自己是諸葛亮(如果“文人”[“知識分子”]有理想的話)—— 閉門家中坐,權力天上來,天上掉下頂烏紗帽,使勁摘都摘不掉,自己什麼都不用干,手指頭都不用動一動,甚至吭都不用吭一聲,就有人主動上門急着把官帽子往 自己懷裡塞,自己還愛搭不理擺臭架子躲着不見面,非等對方三顧茅廬、陪笑臉、三鞠躬、小心翼翼、低聲下氣地求自己、讓自己出足了風頭之後才肯賞臉,而且一 上來就“劍印伺候”、全權相授,從此言聽計從、百依百順、大權在握、獨斷專行——連“臨終託孤”都額外開恩:“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天下還有 比這更理想的美事嗎?“文人”(“知識分子”)沒完沒了地宣揚神化諸葛亮是虛,真正的賣點是權:快拜我為諸葛亮,顧我的茅廬,把權力交給我! 

如 此白日夢美則美矣,只是有一點讓人想不通:諸葛亮那麼大本事,為什麼自己不當老闆,卻非得給個窩囊廢打工、消極被動地等着別人來雇自己?——後來的“文 人”(“知識分子”)們拼命宣揚“三顧茅廬”無非是要老闆重視自己、重用自己。然而老闆再禮賢下士也是老闆,你架子再大也是個打工的。真有本事,為什麼是 他來用你而不是你去用他?既然那麼離不開政權,那為什麼不自己創建一個?這不比求爺爺告奶奶乞人重用更可靠更直接? 

問題在於,歷史上任何新政權最初都是從零開始,要當一把手就不免白手起家從頭干起,從最基礎的東西干起。

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對歷史上的開國之君起家的記述從來都是神話,充滿了“天生異象”、“天降祥瑞”、“神仙顯靈”、“高人相助”之類故事新編,根本看不出歷史真相。只有從《毛澤東選集》中可以知道毛澤東當年是如何“從最基礎的東西干起”的: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怎樣分析農村階級》;

——《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 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和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烏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 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 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該縣的一個小獄吏。興國調查和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和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 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 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夠。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 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 能得到起碼的知識。”“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於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 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 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 

這 一切,自命不凡的“文人”(“知識分子”)們怎麼可能做到?他們怎麼肯承認“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怎麼肯 “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怎麼肯“滿腔的熱忱”、“眼睛向下的決心”、“求知的渴望”、“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怎麼肯承認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他們所作所為恰恰相反: 

“作 為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博古,對於軍事問題一竅不通,完全依賴於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而李德對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情況又一無所知,且作風惡劣,專橫 跋扈,主觀武斷,他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一躍成為中共臨時中央的‘太上皇’。他一人躲在房子裡,完全憑着地圖指揮戰鬥。可是,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 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準確,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圖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問是山路還是平路,也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 間,敵情、氣候和自然條件等等困難都不考慮,只憑比例尺量地圖上的距離來推算路程,定下到達和投入戰鬥的時間,又常常不留餘地,這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 了很大的困難,有些困難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隊不能按時投入戰鬥,以致連吃敗仗。這本來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處 分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得反對意見。紅一方面軍由於在博占、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下,苦戰近兩個月,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節節失利,根據地日蹙而 無法恢復。”《中國工農紅軍長徵實景記錄》 

看 看扎紮實實一步一個腳印的毛澤東,再看看高高在上專橫跋扈的“文人”(“知識分子”),光憑這就可以知道“文人”(“知識分子”)根本不具備獨當一面打天 下建立政權的素質——而前面已經說了,“文人”(“知識分子”)的行為特徵是不干實事,不負責任,不勞而獲,如蠅如鼠,毫無凝聚——文人之間尚且相輕,何 況他人?沒能耐打基礎,沒本事凝聚人,就憑這,“文人”(“知識分子”)根本成不了大器,“秀才造反,永世不成”。難怪中國歷史上那麼多朝代,開國之君沒 一個是“文人”(“知識分子”)。 

這 還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對“文人”(“知識分子”)來說,直接建立政權絕對不合算,是個賠本的買賣:“亂世英雄起四方”、“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爭天下的無數,成功者只能有一人,其他的都得死。如果自己參與其中,失敗死亡的概率超過90%。與其當個中流砥柱以命相賭,不如順 水推舟見風使舵,等別人打下了天下再去投靠,然後“空手套白狼”,把現成的權力篡奪到手,什麼風險也不擔就能吃現成飯坐享其成,這不比流血拼命合算得多? 

“文人”(“知識分子”)為什麼那麼篤定自己能“空手套白狼”、不參與建立政權卻有把握後來居上篡奪大權?

訣 竅就在於“權力交易”——用“文人”(“知識分子”)手裡的軟權力跟掌握了硬權力打天下的人做交易:你重用我“文人”(“知識分子”)當官,我就幫你當皇 帝——皇帝由你做,官吏由我做。我不跟你爭最高權力,但必須爭壓榨老百姓的權力,爭能欺負老百姓的特權。交換條件是用軟權力幫你建立政權鞏固——歷史充滿 了這類故事:天下大亂,群雄並起,誰尊孔即同意給“文人”(“知識分子”)特權、讓他們“學而優則仕”,“文人”(“知識分子”)就吹捧誰“真命天子”、 “得天命”、“順人心”、“眾望所歸”、“人心所向”……“軟權力交換硬權力”的交易基礎就此奠定。所謂“傳檄而定”、“往風歸降”不過是“軟權力交換硬 權力”的具體成果:用“傳檄”、“望風”這些軟權力獲得“而定”、“歸降”等本來靠硬權力才能獲得的成果。 

更 大的權力交易是在新政權建立之後:“文人”(“知識分子”)鼓吹必須重用自己的最大王牌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開國元勛功臣宿將手握大 權對皇帝后代很危險,保不定說反就反了,還是“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樣的窩囊廢安全:既不中用又一盤散沙,離不開權力自己又建立不起來權力,成不了氣候,有 賊心沒賊膽,不敢造反,想反也沒那個能耐——跟尾大不掉擁兵自重造反爭權軍閥割據相比,“文人”(“知識分子”)的貪污腐化不干實事只能算小意思。“兩害 相衡取其輕”,要保住家天下,必須重用這樣的窩囊廢……這才是“馬上得天下,馬上不能治天下”的真正原因,是“文人”(“知識分子”)得以“空手套白狼” 的真正利益基礎:決策讓你掌權不是因為你能幹,而是因為你無能。當然,如此權力交易的前提是私有制,是以權謀私——謀求天下為公、不允許把天下當私產子子 孫孫傳下去的人不會決策“用奴才不用人才”,不會制定用“文人”(“知識分子”)維持統治的戰略決策,不會出現這種權力交易。而以天下為私產的人則根本無 法拒絕這種權力交易:要維持家天下除了靠武將就只有靠文臣,此外別無選擇。靠武將太危險,算來算去只有靠“文人”(“知識分子”)為害小點,儘管長遠看後 患無窮,但實在顧不了那麼多了。“文人”(“知識分子”)吃準的就是這一點——他們的生存絕對離不開權力,但自己又絕對建立不起來權力,只能“空手套白 狼”把別人建立起來的權力篡為己有,靠權力交實現“軟權力篡奪硬權力”。這一切的前提是私有制。沒有私有制,“文人”(“知識分子”)的權力交易就玩不 轉。因此“文人”(“知識分子”)必須不惜一切實施私有制,實施權力私有化。 

“文 人”(“知識分子”)心中有數:只要立國為私,只要為自己謀利益,只要是私有制,不管掌握硬權力的是誰,為了自己的權力早晚都不得不與自己達成“權力交 易”,用硬權力交換自己的軟權力,靠“文人”(“知識分子”)建立政權、鞏固政權——開國皇帝必須籠絡文人造輿論取得政權的合法性以收服人心獲得統治的軟 權力打江山:“得天命”、“順人心”、“真命天子”、“王者之師”、“眾望所歸”、“傳檄而定”、“望風歸降”……守成皇帝必須籠絡文人造輿論取得自己執 政的合法性以收服人心獲得統治的軟權力坐江山,一登基就得“開恩科”籠絡“天下士子之心”。封建社會裡名義上是皇帝支配一切,實際上是“文人”(“知識分 子”)支配皇帝——就個人而言是皇帝挑選“文人”(“知識分子”),就整體而言是“文人”(“知識分子”)挑選皇帝。中國“文人”(“知識分子”)一心要 建立的“民主社會”、“憲政社會”里名義上是法律支配一切,實際上是“文人”(“知識分子”)支配法律——就個人而言是個人聽法律的,但就整體而言是法律 聽“文人”(“知識分子”)的:由“文人”(“知識分子”)“頂層設計”、一手包辦、絕對操縱——制定法律、解釋法律、執行法律全由“文人”(“知識分 子”)獨霸,其它任何人都休想過問。不管是哪個社會都得由“文人”(“知識分子”)說了算。這樣的客觀存在決定“文人”(“知識分子”)處處以“造世主” 自居,自以為“文人”(“知識分子”)自成一家,高於一切,優於一切,自命與其它任何人的關係都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高等與低等的關係、統治與被統治的 關係——“天子門生”、“代聖賢立言”、“為帝者師”、“為王者師”、“文曲星下凡”、“以天下為己任”、“秀才不出門,盡知天下事”、“料事如神”、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耶?”、“傲視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狂放”、“天縱其才”、 “天生我才必有用”、“持才傲物”、“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惟上智下愚不移”、“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無冕皇帝”、 “社會中堅”、“知識分子的使命感”、“頂層設計”、“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中國“文人”(“知識分子”)作為一 個群體在政治上就一直橫行霸道,從來沒人敢惹——不管哪朝哪代,誰敢不買“文人”(“知識分子”)的帳,其權力的合法性就立刻遭到無所不用其極的挑戰: “秦始皇是被人調了包的野雜種”、“雍正是靠陰謀詭計篡奪了皇位的無賴”、“朱元璋叫花子出身,血統低賤,所以明朝皇帝個個無能”、“毛澤東比希特勒還殘 暴”……任何人只要掌權為私,其權力的基礎就不是廣大人民群眾,就招架不住“文人”(“知識分子”)的沒完沒了的軟刀子割頭,就必定被搞得焦頭爛額,就迫 使後來的當權者不得不吸取教訓:對讀書人這個群體只能攏絡,不敢得罪。這使幾千年來“文人”(“知識分子”)就群體而言狂妄自大慣了,飛揚跋扈慣了,目空 一切慣了,精神貴族的意識根深蒂固、浸入骨髓,眼高於頂,目空一切,鼻孔朝天,眼睛比眉毛還高,只容許他們“頂層設計”、支配別人、安排別人命運,不允許 任何人質疑挑戰他們至高無上的權威,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行為規律: 

⑵.瘋狂自我神化

—— 確保“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絕對神話:“文人”(“知識分子”)要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就必須獲得壓倒一切的絕對軟權力。要獲得 壓倒一切的絕對軟權力就必須自我神化、創立“知識教”、成為“知識神”。要成為“知識神”就必須確保“‘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 話,絕對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損害這個神話。 

—— 絕對不承認錯誤:“靠實踐證明自己”允許犯錯誤,因為實踐的結果從來有兩種:成功或失敗。只要成功多於失敗、成績大於錯誤、功大於過就能站得住腳。“靠理 論證明自己”、“靠‘知識神’的神話證明自己”不允許犯任何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能讓整個理論破產,讓“知識神”的神話破產——只要承認會犯錯、犯了錯, “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立刻就要破產,“知識教”的整個理論體系立刻就要破產,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的整個戰略立刻就要破 產。因此“文人”(“知識分子”)永遠、永遠是“煮熟的鴨子——肉爛嘴硬”,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絕對不承認自己會犯錯誤,更不承認自己犯了錯誤——隨 便看看哪個“文人”(“知識分子”),什麼時候承認過自己有錯?即使闖下塌天大禍也必定矢口否認、文過飾非、推諉於人,絕對不會承認自己有過失。 

—— 絕對不干實事:維護“‘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神話最簡單的辦法是不干實事:“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只要一干實事,立刻就 成了實打實、硬碰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規律立刻就要發揮作用,是騾子是馬人們立刻一目了然,天花亂墜的“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立刻就 要破產。不幹事就無破綻可尋,別人就挑不出毛病,就能“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向不出其技,虎雖勇,疑畏,卒不敢取”,就能維持住“高人一頭、一貫 正確”的神話。知道這個奧妙就能知道“文人”(“知識分子”)永遠只說空話,別指望他們干任何實事(除了給自己撈好處)。(注意:推銷“皇帝的新衣”那倆 騙子的那一套:用虛的頂替實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隨意瞎吹的虛無縹緲的東西取代實實在在、必須實事求是認真對待的客觀具體的東西。總之是空 談扯蛋的欺負埋頭實幹的。) 

—— 絕對不說實話:“‘皇帝的新衣’專業戶”本身就不可能說實話。維持“‘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神話就加倍地不可能說實話——不干 實事只能不讓人從行動上看破“‘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神話,但人們仍然可以從言論上看破這個神話。要堵住這個漏洞,就絕對不能 說實話:只要一說實話,別人就有了判斷是非的參照和根據,就能據此做出自己的判斷,就能用來對照檢驗“文人”(“知識分子”)的言行。這本身就是對“文 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的直接挑戰——一旦被人發現自相矛盾,整個神話都要破產。要讓人迷路就決不能提供任何可供判斷方向的參 照,要讓人迷信就決不能提供任何可供判斷是非的參照,包括實話。這就決定“文人”(“知識分子”)必然永遠模稜兩可含糊其詞,從來不說實話,從來要用假 話、大話、空話、謊話、廢話的雲山霧罩把真正目標隱藏起來,讓老百姓無從判斷是非。 

為 什麼“主流媒體鋪天蓋地叫喊改革,可就是從來不說要改革什麼”、“改革是全體人民的事情,為什麼不告訴人民要改革什麼,而是把改革內容藏起來只叫喊‘改 革’口號 ”?道理非常簡單:就是不能讓老百姓知道“文人”(“知識分子”)的真正目的。一旦知道了,馬上就有了自己的判斷,“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 一貫正確”的神話不就破產了?所以絕對不能說實話。(注意:又是“皇帝的新衣”專業戶的那一套:用虛的頂替實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隨意瞎吹 的虛無縹緲的東西取代實實在在、必須實事求是認真對待的客觀具體的東西。)

—— 絕無誠信,絕對離不開陰謀詭計:譬如,自己鬧鬼自己又拼命抓鬼,自己教唆犯罪自己又叫嚷懲治犯罪,自己製造腐敗自己又聲討腐敗——腐敗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社會雖然也存在,但一直得到有效的遏制,無從泛濫。“改開”一開始,把一切反對“不擇手段求發展”的人全部打成“極左”,使腐敗如黃河決堤一泄千里。等中 國社會性腐敗泛濫成災,“文人”(“知識分子”)立刻反過來比誰都積極聲討腐敗,並聲稱“共產黨專製造成腐敗”: 

①. “腐敗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得到有效的遏制”:如今的反毛新星資中筠不久前說:“現在,各行各業都腐敗”、“這就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我們在座 的至少40歲以上的上學的時候還不是這樣,還有公平、正義的觀念”(資中筠:“余欲無言卻待言”2012-12-3)資中筠這番話道出了一個事實:“40 歲以上的上學的時候還不是這樣,還有公平、正義的觀念”——資中筠1930年生,那麼今年82歲。跟她濟濟一堂說得上話的人起碼年齡也得相去不遠,都是 70到80歲的人了。取個平均值,假定這些人今年75歲,那麼他們“40歲”的時候正是35年前,也就是1977年——正是毛澤東時代剛結束的時候。可見 大力反毛的資中筠自己也無意中說走了嘴,不知不覺地承認毛澤東時代教育出來的人“有公平、正義的觀念”,承認“各行各業都腐敗”、“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 掉”是35年“改開”的“新生事物”。 

②.“‘文人’(‘知識分子’)拼命提倡腐敗、製造腐敗、保護腐敗”:

“1985年,中國的腐敗開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寬慰而不是擔憂。……中國必然要遇到調控和腐敗增加問題,出現得這麼快並不是什麼壞事。”——張五常

“腐 敗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 買。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 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張曙光 

“在 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於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 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張維迎 

“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張維迎

“寧要腐敗也不要毛澤東”——朱學勤

③. “等中國社會性腐敗泛濫成災,‘文人’(‘知識分子’)立刻反過來比誰都積極聲討腐敗,並聲稱‘共產黨專製造成腐敗’”:“承載着幾千年文明的中國鮮有像 今天這樣沒有信仰、沒有是非、沒有道德勇氣、沒有自我反省和淨化的能力,貪官污吏鮮有像今天這樣多如牛毛,空氣鮮有如此渾濁,食品鮮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 湖泊鮮有萎縮得如此之快……”“無論是百年坎坷還是未來的兇險,都歸因於奴役人民的專制。”“如果執政者執迷不悟、拒絕改革,那麼不僅他們自己將玩火自 焚,而且整個中國社會都將陷入革命-暴政的惡性循環,中華民族將淪落到文明廢弛、腐敗橫行、資源浩劫、環境破壞、民不聊生的地步。”(張千帆北大演講:辛 亥革命與中國憲政2012-12-5) 

(註: 張千帆明明說“中央放鬆管制”造成了腐敗,明明承認改革“徹底瓦解了全體官民對正統意識形態的最後一點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敗、墮落、庸俗和拜金主 義”、“極大透支了中國的自然資源並破壞了生態環境,破壞的速度超過發展的速度”,明明承認成腐敗的原因不是專制,而是放鬆了專制,卻自相矛盾地把一切歸 咎於“共產黨專制”:“無論是百年坎坷還是未來的兇險,都歸因於奴役人民的專制”、“如果執政者執迷不悟、拒絕改革,那麼不僅他們自己將玩火自焚,而且整 個中國社會都將陷入革命-暴政的惡性循環”——簡直莫明其妙,邏輯如此混亂還居然若無其事。) 

為 什麼“成也蕭何、敗也蕭和”、一手又造鬼又抓鬼、又教唆犯罪又懲治犯罪、又製造腐敗又聲討腐敗?陰謀詭計。“模範黨員律師”陳有西得意忘形地介紹自己對付 共產黨的經驗是:“跟體制保持一種對話,合理合法的保護自己,然後再裹挾他們向民主進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勸着他們、推着他們、哄着他們往前走,這是我們工 作的一個方法。”(陳有西:落實憲政是中國唯一出路,2012-11-13) 

注 意這些用詞:“裹挾”、“勸着他們、推着他們、哄着他們”——先鼓吹“腐敗有理”,教唆犯罪,通過“勸着他們、推着他們、哄着他們”腐敗,“裹挾”共產黨 內意志不堅定者下水腐敗。等你腐敗了,有把柄了,這時立刻翻臉“反腐敗”了,要名正言順地以“反腐敗”名義幹掉共產黨了。如果要幹掉以共產黨名義搞腐敗的 傢伙當然是好事,然而“文人”(“知識分子”)根本是在賊喊捉賊——“文人”(“知識分子”)早就規定只有“文人”(“知識分子”)可以當官。如今貪污盜 竊搞腐敗的哪個不是“文人”(“知識分子”)?不是“文人”(“知識分子”)根本沒資格當貪官——更進一步講,中國歷史上凡是“文人”(“知識分子”)當 權的時代,無不是貪污盛行、腐敗泛濫、糜爛透頂、墮落到家的時代。唯一清正廉明正氣凜然的時代是“文人”(“知識分子”)當不了權的毛澤東時代。“文人” (“知識分子”)便來了這麼一出先教唆犯罪再栽贓的把戲。這是“文人”(“知識分子”)無賴本性造就的拿手好戲,跟“打左燈向右拐”、“能做不能說”、 “到天津只說去廊坊”一樣,“是我們工作的一個方法”——絕無誠信,處處陰謀詭計。 

—— 絕對不接近人民群眾:第一,“文人”(“知識分子”)必須高人一等,一旦接近人民群眾就得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就顯不出自己高高在上的優越,就掉了價。 第二,不是“距離產生美”,而是“距離產生神秘感”——臭架子十足高高在上才能顯得“神龍見首不見尾”、神秘十足,讓誰也不摸底細,只能憑傳聞想象。魯迅 說:“略一揭開,便又趕忙裝進緞子盒裡去,雖然可以使人疑是鑽石,也可以猜作糞土”。只要零距離接觸,神秘感立刻開始消失,人們立刻能通過親身感受知道原 來你也是凡人,也分高矮胖瘦、敏捷遲鈍,也食人間煙火,也有喜怒哀樂七情六慾,也有長處短處,也有不能的時候……只要在老百姓眼裡不神秘了,“高人一頭、 一貫正確”的神話就不神了。第三,老百姓只要有機會直接接觸,就有可能直接問話,就可能問到自己答覆不了的問題或不願意如實回答的問題。總而言之接近人民 群眾對維持“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有害無益,非避免不可。 

—— 絕對不允許老百姓有自己的是非標準:或者說,絕對不允許老百姓心目中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絕對不允許老百姓崇拜英雄和仇恨漢奸。“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 貨”,老百姓知道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就意味着有了評判好壞的標準,有了標準就會用來對照“文人”(“知識分子”)。只要一對照,“文人”(“知識分 子”)的“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立刻就會破產——見過錢學森、鄧稼先、羅陽等人以身許國,見過厲以寧、吳敬璉、陳有西、江平這些“文人”(“知識分 子”)“以身許國”嗎?只要老百姓對錢學森、鄧稼先、羅陽等人肅然起敬,那他們對厲以寧、吳敬璉、陳有西、江平這些從不言報國的“文人”(“知識分子”) 還崇拜得起來嗎?只要老百姓對汪精衛的“曲線救國”咬牙切齒,對用同樣邏輯鼓吹“外國侵略中國不是侵略,而是先進文明取代落後文明”的“文人”(“知識分 子”)豈能奉若神明?對於“文人”(“知識分子”)來說,最理想的情況是讓老百姓以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好人,也根本沒有壞人,只有聰明人和笨蛋——既然根 本沒有好人,那自然用不着追求當好人,用不着用好人標準要求“文人”(“知識分子”);既然根本沒有壞人,那自然用不着搞什麼跟壞人做鬥爭,用不着在乎 “文人”(“知識分子”)所作所為有多壞。既然世界上只有聰明人和笨蛋,那自然必須崇拜聰明人、蔑視笨蛋。因此“文人”(“知識分子”)永遠堅持“好人不 好、壞人不壞”——對一切英雄人物必定橫挑鼻子豎挑眼,非從雞蛋裡挑出大骨頭不可,非證明英雄人物不英雄不可;對一切漢奸惡霸賣國賊必定百般辯解袒護開 脫,非從狗屎堆里挖出個金元寶不可,非證明漢奸惡霸賣國賊有人性講人情不可。同樣,“文人”(“知識分子”)永遠只按“優等”“劣等”、“聰明”“愚昧” 分是非,動不動就罵“腦殘”、“智障”、“愚昧”、“無知”……在“文人”(“知識分子”)的價值體系中,“愚昧”“劣等”屬於罵人最重最狠的用語,真正 的意思是對方屬於“劣等人”,應該按照“優勝劣汰”的原則弄死——表面上只是說聰明不聰明,實際的意思是要把對方判死刑。所有這些的真正起因只有一個:維 持“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 

—— 絕對不容忍實事求是,絕對不容忍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堅持原則”本身就挑戰了“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既然“文 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那還要用事實檢驗個什麼?“以事實為準”本身就意味着“不以‘文人’(‘知識分子’)的斷言為準”,“堅持 原則”本身就意味着“文人”(“知識分子”)的話不是金科玉律。從古到今“文人”(“知識分子”)對老百姓不厭其煩孜孜不倦教誨的從來都是不要實事求是、 不要堅持原則:“聽話”、“圓滑”、“世故”、“會做人”、“世事通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通融”、“靈活掌握”、“看着辦”、“變通”、“通達 權變”、“從長計較”、“高抬貴手”、“例外”、“下不為例”、“長點眼色”、“別太死心眼”、“別鑽牛角尖”、“馬馬虎虎差不多就行”、“大面上亮得過 去”、“特別照顧”、“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留有餘地”、“給自己留條後路”、“載花不載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瞞上不瞞下”、“上有政策下 有對策”、“法不治眾”、“做事不能太絕”、“原則是死的,人是活的”、“縣官不如現管”、“留個面子”、“不為己甚”、“適可而止”、“中庸之道”、 “難得糊塗”…… (注意:又是推銷“皇帝的新衣”那倆騙子的那一套:用虛的頂替實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隨意瞎吹的虛無縹緲的東西取代實實在在、必須實事求是 認真對待的客觀具體的東西,總之是空談扯蛋的欺負埋頭實幹的。) 

——絕對不容忍來自老百姓的批評:任何來自老百姓的批評本身就是對“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神話的挑戰,對“絕對不允許老百姓有自己的是非標準”的挑戰,當然不可容忍。

—— 絕對不承擔任何責任:“不勞而獲”、“‘皇帝的新衣’專業戶”這樣的客觀存在決定的行為規律沒有一樣是能成事的東西——不干實事、不負責任、不勞而獲、巧 取豪奪、只顧自己、只顧眼前、只顧表面、顧頭不顧腚、主觀武斷、理論至上、書本至上、吹牛造假、撒謊成性、絕對不參加實踐、絕對不認同客觀規律、絕對不干 基礎性工作、傲慢蠻橫、絕不平等待人、毫無原則、不擇手段、弄虛作假、沒有任何組織能力和組織紀律性、如蠅如鼠、毫無凝聚……因此不管任何事“文人” (“知識分子”)只要一參與,必定出亂子。但“文人”(“知識分子”)又必須維持住自己“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這就決定“文人”(“知識分子”) 絕對不承擔任何責任——雖然永遠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永遠把責任全部推卸得一乾二淨。主要手法: 

第 一:絕對不做任何具體承諾、具體保證——拼命宣揚“一包就靈”、“一私就靈”、“先富帶後富”、“一民主化就靈”……但絕對不說如果不靈了怎麼辦、先富起 來的自己跑了不帶別人後富怎麼辦。這就如同拼命拍胸脯保證:你把腦袋割下來由我清洗一番,你的頭痛病准好,我准能給你把腦袋再接回去……拼命保證了半天, 就是不說如果接不回去怎麼辦,誰來負責,怎麼負責。如果你當真信他的,只能是白白掉腦袋——人家根本就沒做任何具體承諾、具體保證,你相信他的空口白牙自 己割了腦袋,那還不是自己找死、死了活該?(誰說世界上沒有要求別人自己割腦袋的荒唐事?辛子棱不就宣布“分裂共產黨就能夠挽救共產黨”嗎?信誓旦旦拼命 保證了半天,卻絕對不說如果分裂了卻不能挽救該怎麼辦,誰來承擔後果,怎麼承擔。這跟要人自己割掉腦袋有什麼區別?如果共產黨真信了他的真分裂了,那就真 該死了。而這不正是人家的本來目標嗎?) 

第二:封鎖消息,矢口否認——根本不承認有問題,當然就不存在“承擔責任”的問題。

第三:顛倒黑白,文過飾非——把問題說成功勞,當然就不存在“承擔責任”的問題。

第四:推卸責任、編造罪名、誣陷無辜、殺人滅口——一旦問題蓋不住賴不掉,不但必定諉過於人、把一切責任推給別人,而且必定編造罪名、誣陷無辜、殺人滅口,置受害者於死地,絕不允許替罪羊有任何機會證明自己無辜。 

比 如,“文人”(“知識分子”)說國有企業“效率低”,拍胸脯保證“一包就靈”,不靈了就“下崗分流”、“減員增效”、“買斷工齡”,再不靈了就“引進競爭 機制”,還不靈,立刻編造罪名、陷人於罪、殺人滅口:“公有制本身就沒效率”、“人間正道私有化”……治不好病人,就說病人該死,用弄死病人的方法推卸自 己的責任;搞砸了國有企業,就宣布“國有企業不該存在、必須私有化”,用消滅國有企業的辦法推卸自己瞎指揮的責任,不折不扣“殺人滅口”。 

又 比如,當初“文人”(“知識分子”)是如何天花亂墜許諾“改開”的?“先富帶後富”。等中國社會兩極極端分化、再也沒法維持“先富帶後富”的神話之後, “文人”(“知識分子”)是如何推卸責任的?“窮是因為懶”、“窮是因為無能”、“自己沒本事發財,還眼紅別人成功”、“全是共產黨大鍋飯的遺毒”……搶 劫了老百姓,還要反咬一口,給受害者扣上個罪名,把自己的責任賴得一乾二淨。 

再 比如,當初“文人”(“知識分子”)如張維迎之流信誓旦旦“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如今中國兩極分化嚴重,社 會矛盾日益激化尖銳,“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中國“文人”(“知識分子”)豈肯承認這是自己堅持“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造成 的惡果?立刻編造罪名、陷人於罪、殺人滅口——一口咬定一切都是政治體制的責任、毛澤東的責任、共產黨鬧暴力革命的責任、中華文明的責任、中國老百姓素質 低的責任:“毛澤東的暴力革命毀滅了中國的道德傳統”、“中國世風敗壞也是始於紅衛兵這一代。文革將‘信任’之火徹底澆滅,讓‘舍義取利’、‘背信棄義’ 成為常態,從此人心江河日下”、“無論是百年坎坷還是未來的兇險,都歸因於奴役人民的專制”,吳敬璉更徹底,宣布一切問題都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帶來的“大災難和大倒退”,推卸責任推到了一百多年前,不光推卸到了共產主義老祖宗頭上, 連法國大革命也賴上了。這一切絲毫不奇怪——“絕對不承擔任何責任”、“推卸責任、編造罪名、陷人於罪、殺人滅口”等原則的具體運用。 

“文 人”(“知識分子”)推卸責任的手腕永遠無賴本性十足——人家給出的“原因”都是你無論如何也解決不了的。比如“中國人素質低”——怎麼提高?怎麼算提 高?不管你如何折騰,人家也永遠可以說“中國人素質低”。既然永遠可以說“中國人素質”,那造成問題的原因就永遠存在,就永遠沒法追究“文人”(“知識分 子”)的責任。又比如說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靠“普世價值”——“普世價值”的確切定義誰也說不出來,而且說出來也沒辦法行得通:你無論如何也沒辦法把中 國變得跟西方一模一樣。而只要不一樣,“文人”(“知識分子”)就可以說你“普世價值”得不徹底,所以問題解決不了怪不得他們。再比如說造成如今中國問題 的罪魁禍首是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文化大革命……反正這些革命已經發生了,無論如何也不能弄出一個從未發生過革命的世界來了。既然永遠改變不 了“發生過革命”這個既成事實,那“文人”(“知識分子”)就永遠可以說,問題解決不了不是我的責任——說“文人”(“知識分子”)本性無賴,真是一點不 假。 

“文人”(“知識分子”)推卸責任找替罪羊是他們的日常生存需要,持續不斷,決非不是一時一事偶爾為之,從來只認需要不認人。不管是對立的還是一夥的,只要需要,隨時隨地都會變成他們“推卸責任、編造罪名、陷人於罪、殺人滅口”的原則的犧牲品。 

第五:教唆煽動,借刀殺人——真正想做的事自己不干,而是拼命煽動教唆別人去干,自己卻同時又假惺惺宣布不贊成這樣干,事先就把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

比 如:被“民主憲政大喇叭”李悔之譽為“民主理念的推廣者和當之無愧的民主啟蒙家”、號稱“非暴力主義者”的楊恆均大肆宣揚煽動必須“用暴力獲得民主”—— “民主的獲得往往必須經過陣痛、甚至經過暴力”、“除了有些個例之外,人民最終看來還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來,幾乎都多少伴隨着某種程度的暴 力”、“民主轉型,包括最和平的蘇聯東歐,以及南韓、中國的台灣,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隨時訴諸暴力的仁人志士”……然後來了一 句:“為避免引起誤會,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張非暴力滴”——斬釘截鐵要“民主”;斬釘截鐵鼓吹“暴力民主”:“必須經過陣痛、甚至經過暴力”、“不得不 使用暴力”、“都多少伴隨着某種程度的暴力”、“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隨時訴諸暴力的仁人志士”;斬釘截鐵教唆別人當“隨時訴諸暴力 的仁人志士”去殺人放火搞政變“顏色革命”;然後輕鬆一句話就把一切責任推了個精光:“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張非暴力滴”——讓別人流血拼命,自己舒舒服 服袖手旁觀:成功了,功勞是自己的;失敗了,掉腦袋的是別人。“文人”(“知識分子”)不僅欺騙別人,而且欺騙“自己人”,即使是同夥,相互之間也決沒有 同仇敵愾,沒有志同道合,沒有同心協力,而只有爾虞我詐、狗咬狗、黑吃黑、“自己人”算計“自己人”。當真相信他們的教唆、死心塌地跟他們跑的人遲早要當 他們的替死鬼。這是“文人”(“知識分子”)極端自私自利的本性決定的,是維持“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神話需要決定的,是“絕對 不承擔任何責任”這一行為規律決定的。 

⑶.“逆向競爭”

“逆 向競爭”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最了不起的“發明”——絕大多數人一說“競爭”從來只想到“正向競爭”:要當賽跑冠軍就得比別人跑得快;要高大就 得長得比別人高;要證明自己正確就不能出差錯;要證明自己比別人能幹就得做出別人做不出得成就……“正向競爭”要成功就得老老實實下大力氣憑真本事動真格 的,而且能否成功沒有保證,即使一時成功還可能很快被別人超越,就象沒有永遠的體育冠軍一樣。 

就 憑自己不干實事、不負責任、不勞而獲、巧取豪奪、只顧自己、只顧眼前、只顧表面、顧頭不顧腚、主觀武斷、理論至上、書本至上、吹牛造假、撒謊成性、絕對不 參加實踐、絕對不認同客觀規律、絕對不干基礎性工作、傲慢蠻橫、絕不平等待人、毫無原則、不擇手段、弄虛作假、沒有任何組織能力和組織紀律性、如蠅如鼠、 毫無凝聚……等行為特徵,“文人”(“知識分子”)絕對不可能靠“正向競爭”製造出“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但要通過軟權力篡奪硬權力,這個神話又 必須製造出來。這促使“文人”(“知識分子”)發明出了中國特色的“逆向競爭”——不是靠使自己比別人強而優勝,而是靠使別人比自己差而優勝:只要設法扯 後腿讓別人跑不動,烏龜也保證是賽跑冠軍;只要把別人都弄跪下扒下,“三寸丁、谷樹皮”的矮矬子也保證成為“高大魁梧”的“巨人”;只要證明別人“錯 誤”,不費吹灰之力就證明了自己高明;只要讓別人幹不成事,不費吹灰之力就證明了自己“能幹”……“文人”(“知識分子”)製造“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神 話的訣竅不是當真靠自己“高人一頭、一貫正確”,而是“證明”別人“矮人一等、一貫錯誤”。 

別 以為相對論只是自然科學的東西,別以為世界上只有個“愛因斯坦相對論”,中國還有個“‘文人’(‘知識分子’)相對論”——“逆向競爭”:拼搏向上不如 “水落石出”。只要讓水落下去,石頭根本用不着動窩、啥都不干就實現了高高在上——我才不費那個傻力氣用實實在在的實幹成績證明自己優等呢。如何證明我 “優等”?“證明”別人都“劣等”就行了。別人都“低劣”了,我自然就“優等”了;把別人都按倒打趴下了,我自然就高大了;劈頭蓋臉給別人都澆上一頭大糞 水,我自然就顯得乾淨了;別人都“錯誤”、都“有罪”了,我自然就正確了;別人都妖魔化了,我自然就成了神了……全部戰略不是證明自己比別人強,而是“證 明”別人比自己差;不是拼命做出成績來,而是拼命專門挑別人毛病、拆別人的台、挖別人的牆角、把別人搞垮搞臭,自己不費吹灰之力就有絕對把握“高人一頭、 一貫正確”。這才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製造“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神話的真正訣竅。仔細觀察總結一下就可以發現“文人”(“知識分子”)永遠是 職業蒼蠅,整天嗡嗡嗡自吹自擂卻永遠拿不出自己的事跡和成果,永遠整天什麼事也不干專門挑剔別人、貶低別人、鑽別人的空子下蛆;永遠如同整天街長里短搬嘴 弄舌的長嘴婆娘,專門撥弄是非,專門說別人壞話,誰干實事挑誰的毛病。所不同的是長嘴婆娘雖然搬嘴弄舌說別人壞話往往只是為了逞一時之快而不是有目的地以 此證明自己比別人都高明,更談不上政治目的;而“文人”(“知識分子”)這些“長嘴婆娘潑婦罵街黨”搬嘴弄舌說別人壞話卻是蓄意而為,就是為了“逆向競 爭”把別人打下去,自己好踩着別人往上爬;完全是製造“‘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神話的政治需要。“文人”(“知識分子”)越集中, “逆向競爭”越激烈,權術鬥爭越兇險,人事關係越複雜,勾心鬥角互相使壞越肆無忌憚,陰謀詭計陷阱圈套水平越高。 

許 多人判斷是非往往憑想當然——想當然地以為高喊抓賊的人必定不是賊;想當然地以為證明別人錯誤的人必定正確。“文人”(“知識分子”)就是專門利用人們的 這一思維盲區搞“逆向競爭”——我“證明”了別人都“錯”,我自然就“對”了;我“證明”別人是魔鬼,我自然就是上帝。其實仔細一分析就不難看出破綻:整 天光見你挑別人的毛病說這個錯那個錯,怎麼從來不見你做過什麼?自己什麼都沒做的人有什麼資格整天說別人錯?要自己正確不正確不能靠指責別人來證明,而要 靠拿出自己做出來的貨真價實的成績來證明。凡事自己什麼都不干、什麼成績都沒有、整天光罵別人的人必定在搞“逆向競爭”,必定不是好東西——“文人” (“知識分子”)整天罵毛澤東這錯那錯,好象就他正確,但從來不見他做過什麼貢獻——你凝聚組織起中國人民了?你抗日了?你結束了中國四分五裂、軍閥割 據、土匪橫行、內戰不斷、整天挨打的狀況了?你在中國消滅了土匪娼妓貪官了?你使中國全民掃盲了?你使中國人平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1979 年的68歲了?你使中國工業化了?你使中國強大了?你讓中國從任人侵略變為無人敢犯、從戰亂不斷變為再無戰爭了?……所有這些“文人”(“知識分子”)參 與過幾樣?有過多少貢獻?什麼也沒幹,無尺寸之功,無舉手之勞,整天光罵,這就能證明他們“高人一頭、一貫正確”?只要這樣一對比,馬上可以看穿“文人” (“知識分子”)“逆向競爭”的卑劣無恥。所以說“文人”(“知識分子”)從來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 

要 避免上“逆向競爭”的當就必須樹立起一個原則:沒幹過實事的沒資格指責干實事的,不勞動的沒資格指責勞動的。不創造財富的沒資格指責創造財富的。不參加戰 斗的沒資格指責參加戰鬥的,不實踐的沒資格指責實踐的——總而言之扯蛋的沒資格指責實幹的。是否尊重別人的勞動成果和鬥爭成果是分辨好人壞人的一大標準。 凡不尊重別人的勞動成果、鬥爭成果、實踐成果的人決不是好人。對整天指責別人的實踐的人必須先看看此人都參加過什麼實踐。如果從來沒幹過實事、除了空話連 篇舞文弄墨外什麼都沒有,卻整天對別人干出的實事橫加指責全盤否定,這樣的人決非好人。任何人,只要玩弄“皇帝的新衣”專業戶的那一套——用虛的頂替實 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隨意瞎吹的虛無縹緲的東西取代實實在在、必須實事求是認真對待的客觀具體的東西,總之是空談扯蛋的欺負埋頭實幹的,那 就必定是騙子。 

⑷.剝奪別人的思維權和判斷權

只 要剝奪掉別人的思維權和判斷權,自己獨霸思維和判斷,“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立刻輕而易舉。如何剝奪?以“學術”、“專家”的名義——只要把一切需要思維 和判斷的事儘可能“學術化”、“專業化”,規定只有“學者”、“專家”這些“文人”(“知識分子”)才有資格判斷就大功告成。例如:物價高不高、工資低不 低、“地溝油”有害無害、兩極分化嚴重不嚴重、老百姓幸福不幸福……一切都是“專業問題”,必須聽“專家見解”,一下子就把老百姓的思維權和判斷權剝了個 精光。最新發展:警察不得參與處理糾紛,一切必須法律裁決。這一下子連警察的是非判斷權也給剝奪了,任何糾紛都只有“法律黨”才有資格解決了。再進一步: 你是不是瘋子你說了不算,必須精神病專家說了算,律師說了算……最後結果:老百姓成了行屍走肉,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思維判斷,有也沒有,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都得由“文人”(“知識分子”)判斷處理。到了這一步,“文人”(“知識分子”)根本不需要“黨政輪替”就已經徹底控制了整個社會的全部實權。 

⑸.專當教唆犯,專害年輕一代,日積月累,潛移默化,量變引起質變

“用 軟權力篡奪硬權力”是“文人”(“知識分子”)獲得硬權力的唯一手段。這是一個“量變引起質變”的長期見效過程——只要沒遇到有效對抗,雖然往往短期看不 到什麼成果,但時間一長效果就顯現出來了,而且越到後來效果越明顯,如同洪水決堤。這個“長期”往往超過一代人到兩代人的時間,至少十幾年到幾十年。道理 並不複雜:“文人”(“知識分子”)的強項是軟權力。軟權力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是上層建築尤其是宣傳和教育——全是間接信息的天下。根據本文附錄四(為什 麼脫離客觀實踐就必然沒有辨假能力?),任何間接信息都可以用間接信息摧毀,建立在間接信息基礎之上的任何虛擬世界都可以用另外的虛擬世界取代。直接信息 不能遺傳,直接經驗不能遺傳。再正確的切身經驗對後代來說也是間接的,要受“任何間接信息都可以用間接信息摧毀,建立在間接信息基礎之上的任何虛擬世界都 可以用另外的虛擬世界取代”規律的支配,理論上可以用間接信息予以摧毀。建立硬權力的第一代人對執掌硬權力的原則來自直接經驗,可能無法用間接信息摧毀, 但其後代的原則來只能自間接信息,可以用虛假的間接信息予以改變和摧毀,從而把硬權力篡奪到手。這種干擾和摧毀的本質是信息戰、超限戰。“文人”(“知識 分子”)專門利用這個原理,專當教唆犯,專害年輕一代,着眼於長遠,圖的是日積月累、潛移默化、量變引起質變。 

如 前所述,“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暴力只能用暴力來抵禦,輿論 只能用輿論來對付,系統只能用系統來對抗,系統性軟暴力輿論狂潮只能用系統性軟暴力輿論狂潮來抗衡,信息戰、超限戰只能用信息戰、超限戰來反擊。“文人” (“知識分子”)的信息戰、超限戰在有組織的反信息戰、反超限戰面前不堪一擊,但如果沒有遇到反措施,那就所向無敵——繩鋸斧斷,水滴石穿,鍥而不捨,金 石可鏤,再高的山也經受不住移山愚公的子子孫孫挖山不止,再強的壩也經受不住源源不斷的老鼠沒完沒了打地洞。“文人”(“知識分子”)別的能耐沒有,死皮 賴臉軟磨硬泡的功夫舉世無雙,罵秦始皇罵了兩千多年還沒罵夠呢,瞄準年輕一代大腦的信息戰、超限戰的軔勁更淵遠流長。日積月累,潛移默化,量變引起質變, 只要沒認清問題的性質是信息戰、超限戰,就不會有效反擊,就永遠處於被動挨打地位,長遠來看必敗無疑,“文人”(“知識分子”)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的戰略 目標必實現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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