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是禍害

毛 澤東說：“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存在決定意識，屁股 決定腦袋，階級地位決定階級立場。分析“文人”（“知識分子”）三要素決定的所有行為特徵，沒有一樣是有積極意義的，沒有一樣是有利於社會發展、民族凝 聚、國家強大的。這樣的人掌權絕對是中華民族的大禍害。

1．“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是中國科學技術長期停滯不前、落後挨打的根本原因

“文 人”（“知識分子”）要生存就必須當權。要當權就必須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要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就必須確保自己的軟權力至高無上。要確保自己的軟權力至高 無上就必須確保“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絕對神話。要確保“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絕對神話就不能容忍 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挑戰自己的絕對權威，尤其不能容忍創造財富的腦力勞動者哪怕跟自己平起平坐，更不用說高人一頭了——勞動神聖了，不勞而獲就可恥了；拉車 的受尊重了，蹭車白搭車的就受鄙視了；真才實學受欣賞了，“皇帝的新衣”就賣不掉了；用知識創造財富吃香了，用知識掠奪財富就吃不開了；錢學森、鄧稼先、 羅陽等受尊重崇拜了，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江平、陳有西們的神氣活現就不那麼靈了……這樣的利害關係決定“文人”（“知識分子”）不可能不想方設法貶 低腦力勞動者、千方百計壓制腦力勞動者的勞動以確保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注意：又是推銷“皇帝的新衣”那倆便子的那一套：用虛的頂替實的，用由他隨心所 欲信口開河發揮的東西取代實實在在客觀存在的東西。）這才是中國科學技術長期停滯不前、落後挨打的根本原因：

⑴． 製造摧毀科學研究積極性、扼殺科學人才的大環境——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用一切手段確立起“當官掌權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幾千年來無孔不入地向整 個社會灌輸“創造財富的低人一等、掌權統治別人的才是真本事”的意識：“學而優則仕”、“惟上智下愚不移”、“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肆無忌憚地歧 視、壓迫一切創造財富、發展科技的人：“遠小人、近君子”、“小人哉，樊須也”、“焉用稼”——誰研究科學技術誰就是“小人”，就必須根據“遠小人、近君 子”的原則將其一腳踢得遠遠的。這就導致只認權術，不認學術，權術即學術，學術即權術等崇拜權力、輕蔑勞動的觀念浸透整個社會，靠勞動創造財富謀生被視為 “無能”、“下等”，“讀書做官、考取功名”被視為“正道”，讀書做事搞科學則一概被斥為“不務正業”、“不求進取”、“奇技淫巧”、“玩物喪志”，在社 會上抬不起頭來，沒有任何地位，倒是燒丹鍊汞招搖撞騙的江湖騙子往往吃香。這反過來又促使人們把科學研究與江湖騙子混為一談。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凡經濟上 稍有一點條件的人家無不讓子孫以讀書考功名為正道，根本不允許他們搞什麼與當官掌權不相干的科學研究。（賈寶玉不愛讀四書五經只讀詩詞文學《西廂記》他爹 都不干，如果賈寶玉想一輩子不考功名而去琢磨幾何物理化學生物賈政還饒得了他？）而窮人謀生尚自顧不暇，當然不可能搞什麼科學研究。中國歷史悠久，卻幾乎 無人從事基礎性科學研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相形之下“讀書只為當官掌權”的價值觀在歐洲就沒有獲得如此長期如此徹底壓倒一切的絕對統治地位，搞科學研究 不至於遭到整個社會的歧視，這才會出現有一定經濟條件的人不求做官而出於對真理的追求和興趣愛好搞科學研究，才會出現牛頓、萊布尼茲、哥白尼、法拉第、拉 瓦錫、拉瓦爾、安培、歐文、歐姆、羅蒙諾索夫、門捷列夫、赫茲、笛卡爾、富立葉、台勞、高斯、齊奧爾科夫斯基、諾貝爾、達爾文、居里夫人、瓦特、焦爾、愛 迪生、達．芬奇等科學家——中國沒出現這樣的人並非中國人笨，而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創造出的千年社會大環境根本不允許中國人朝這個方向邁步， 敢向前邁的很快就被扼殺了。

⑵． 只繼承權術不繼承技術——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個持續的過程，離不開繼承性，離不開承前啟後繼承發揚，離不開社會性配合。把持着話語權、記載權、記述權的“文 人”（“知識分子”）從來只對皇帝達官貴人的起居注感興趣，對老百姓的一切都沒興趣，還整天“春秋筆法”、“隱惡揚善”、“為尊者諱”，凡不合胃口的東西 要麼一概刪除，要麼歪曲篡改；對搞科學研究的人根本不屑一顧，更不用說詳細記載記述科學研究的成果了。後代需要的、能反映中國歷代社會、經濟、生產、技 術、軍事、百姓生活、基本度量等方面實際情況的詳細資料、統計數據基本空白，有點鳳毛麟角也是語焉不詳、亂七八糟、自相矛盾，以至於現在要知道許多歷史真 相往往如同刑事破案，不但得反覆考證，而且要靠考古挖掘、靠高科技分析——電視片《復活的軍團》裡一再援引《史記》，也一再提到《史記》對當時社會生產力 的詳細情況、生產技術、軍事技術、軍隊編成裝備、戰略戰術、後勤供應等詳細情節等等毫無記載記敘，如果沒有發現兵馬俑，這些東西就永遠無從知道。不光《史 記》，中國“文人”（“知識分子”）記載的歷史無不如此：留下的連篇累牘全是帝王將相、文人士大夫的權術計謀、整人琢磨人算計人的學問和事跡以及歌功頌德 的馬屁廢話，有關科學技術生產研究的一幾乎片空白，即使拼命翻箱倒櫃大海撈針也寥寥無幾支離破碎，根本查不到多少有意義的資料，所以即便偶然有人從事科學 研究，其名字、事跡和成果也被“文人”（“知識分子”）們輕易埋沒泯滅，後人無從知道，更談不上繼承發揚——不信就使勁翻故紙堆，有造紙、活字印刷、羅 盤、火藥這四大發明的發明人的詳細資料嗎？有算盤發明人的詳細資料嗎？有與“中國”同名的“瓷器”發明人的詳細資料嗎？有絲綢發明人的詳細資料嗎？有茶葉 發明人的詳細資料嗎？有設計建造長城、北京城、故宮、十三陵等燦爛古建築的人的詳細資料嗎？有李春、李冰父子、黃道婆的詳細資料嗎？為今人所知的張衡、祖 沖之、萬虎等人的名字事跡一直被埋沒，只是到了近代中國人為了和洋人爭口氣才把他們從歷史垃圾堆中發掘出來。

毛 澤東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於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而中國老辣的“文人”（“知識分子”）呢？不 是“沒有來得及”，而是根本不肯干，甚至蓄意毀滅一切有關科學技術研究的“起碼材料”——“文人”（“知識分子”）只記載權術、不記載技術的結果是歷史上 中國人只能繼承權術，不能繼承技術：如今人們經常聽到這句話：“XX技術失傳了”。為什麼？（為什麼從沒聽說“XX權術失傳了”？）把持了文字話語權的 “文人”（“知識分子”）從來只記載權術不記載技術，所以有關權術陰謀的東西能一代又一代地繼承發揚，而有關科學技術的東西全靠當事人家庭一線單傳。這就 導致中國歷史上一切科學研究即便難得地偶然發生，也無不自生自滅，無從流傳，註定被埋沒，使後人根本不可能從中得到任何線索，想繼承科學技術研究此成果都 沒門，不得不重頭開始，不得不重複發明，不得不承受浪費。如此世世代代持續不斷地只繼承權術、不繼承技術、只拼命累積發揚光大權術、不斷地埋沒毀滅技術， 中國的科學技術怎麼可能不停滯不前？怎麼可能不落後挨打？誰必須對此負責？手握殺人筆、獨霸話語權的“文人”（“知識分子”）。

⑶．製造與科學研究格格不入的文風學風社會風氣——科學技術需要的是認真，是精確，是實事求是，“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文人”（“知識分子”）出於權術的需要，一切反其道而行之：

—— 堅持文言文，抵制白話文：科學研究必須有能清楚準確地傳遞信息的語言工具。對此文言文根本不能勝任。要搞科學研究必須使用白話文。中國古代早有白話文，幾 百年前就有了用白話文寫的《三國》、《水滸》、《西遊記》、《紅樓夢》等名著。但五四運動之前白話文一直受到“文人”（“知識分子”）的瘋狂抵制，始終不 能登大雅之堂，更談不上成為正式的官方語言。“文人”（“知識分子”）放着能準確傳遞信息的白話文不用，堅持文言文，根本原因是權術需要——文言文冷僻費 解，不容易學，便於把絕大多數人排斥在讀書識字者之外，確保自己的獨霸壟斷地位；文言文可以通過不同的斷句、一字多義給出完全不同的意思，便於玩弄權術； 文言文藝術性高於實用性，容通過排比烘托、起承轉合、引經據典、華詞麗藻把“表達信息”變成“賣弄學問”……“文人”（“知識分子”）幾百年堅持文言文、 抵制白話文，用藝術偷換技術，本質是為了權術，為了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的需要。

——樹立鄙視創造發明、鄙視實事求是、鄙視科學研究、崇拜權力、崇拜權術的智慧標準

科 技發達的社會認為人類最高智慧體現在對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與自然鬥爭”能力的大小，稱揭示自然法則的理論家、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發明家為有智 慧的人；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則認為人類最高智慧體現在對“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與人鬥爭”能力的大小，稱權術家陰謀家為“有智慧的 人”。按照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智慧標準，只有精於為人處世、老謀深算、隨機應變、討好上級、拉攏平級、利用下級才夠得上“聰明人”，不會做這 些的均被列入“老實”、“無能”、“書呆子”、“不識時務”、“不開竅”、“愚昧”之列。

科 技發達的社會以創造發明為智慧標準，以愛迪生、愛因斯坦等人為智慧人物的典型。中國“文人”（“知識分子”）以善於玩計謀、搞詐術為智慧標準，以諸葛亮為 智慧人物的典型。如果以創造發明為智慧標準，諸葛亮不過是一個擅長計謀的政治人物而已，沒有發明，沒有創造，沒有提出過任何理論，連個高等數學方程都解答 不了，豈有資格在愛迪生、愛因斯坦面前談智慧？陳景潤可以算是“智慧天才”，而擅長計謀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則沒有資格算“智慧天才”。而按中國‘文人” （“知識分子”）的“玩計謀、搞詐術才算智慧”的標準，諸葛亮、基辛格才算“智慧天才”，陳景潤、愛迪生、愛因斯坦不過幾個書呆子而已，遇到諸葛亮、基辛 格肯定被玩得團團轉，豈有資格在諸葛亮、基辛格面前談天才？陳景潤那樣不懂做人只懂做學問的人只能被視為怪人、弱智，生存都難——在科技發達的社會裡，做 事比做人更重要；在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天下，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中 國“文人”（“知識分子”）為了自己篡奪權力的需要，樹立了以推崇權術計謀為核心的智慧標準。這是一個歷史作用極壞的標準，它成了扼殺中國科學發展的無形 黑手——科技發達的社會把發明家當作民族智慧的驕傲，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把權術家計謀家當作民族智慧的結晶；科技發達的社會重視“與自然斗”， 因而能誕生一個又一個思想家發明家；中國“文人”（“知識分子”）重視“與人窩裡鬥”，結果出現一個又一個整人高手，使中國人不以發明創造為榮而以權術整 人為傲，還自鳴得意“深曉世故人情、隨機融通、機靈活絡、絕頂智慧”。這豈能不嚴重妨礙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今日中國只善於製造、仿造而不善於創造的狀 況的狀況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建立強制灌輸權術性思維方式、扼殺科學性創造性思維方式的教育考試體制

鼓 勵科學研究的教育考試體系注重科學化，注重檢驗、發掘、培養人的發想力、推理力和創造力，講求嚴格、嚴密、嚴謹、精確、實事求是、證據確鑿、邏輯推理和想 象創新能力，把文字變成能精確交流信息和思想的工具。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把持的科舉教育考試體系強制灌輸死記硬背、格守教條、推崇沒有客觀標 准、完全憑考官個人好惡的“文采”，用藝術取代學術、排斥技術，通過強調主觀誇張、華麗辭藻、藝術虛構、講究聲勢而排斥客觀真實和科學精確，把文字變成賣 弄學問、玩弄文字遊戲、耍弄權術的武器。這樣的教育考試體系培養的學風和思維方式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強制推銷“皇帝的新衣”的那一套：用虛的頂替實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隨意瞎吹的虛無縹緲的東西取代實實在在、必須實事求是認真對待的客觀具體的東西。

⑷．為了權術，鄙薄技術

為 什麼當年的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對馬爾嘎尼訪華時帶來的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科技成果不屑一顧？為了自己的權力和特權——一旦對外通商、對外開放，外 國的思想進來了，孔孟之道就不至高無上了，自己靠科舉獲得權力和特權的途徑就要受到威脅了。為了確保“文人”（“知識分子”）的權力和特權，必須禁絕一切 威脅到科舉體制的東西，因此必須禁絕一切挑戰孔孟之道的思想，必須閉關自守，必須輕蔑馬爾嘎尼帶來的科技成果，必須聲稱“跟天朝先進制度相比，西方科技成 果不值一提”——為了權術，鄙薄技術。

為 什麼如今的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時代的“兩彈一星”拼命貶低、冷嘲熱諷？為了自己的權力和特權——承認毛澤東時代的“兩彈一星”的成就， 就不得不承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公有制、社會主義道路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就不利於改旗易幟、用“多黨制”推翻共產黨、不利於“文人”（“知識分子”） 實現“用選舉獲得權力和特權”的根本大計。因此必須拼命貶低毛澤東時代的“兩彈一星”的成就，必須聲稱“跟外國先進制度相比，中國科技成果不值一提” 、“內心一片虛空，便只有把GDP數字、航天飛機、航空母艦等外在‘成就’當做惟一值得炫耀的資本”——為了權術，鄙薄技術。

魯迅在《隨感錄33》中說：

—— “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於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 個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羼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帶了妖氣”、“這簡直說是萬惡都由科學，道德全靠鬼話”。

——“從前的排斥外來學術和思想，大抵專靠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了，卻尋出一個‘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

——“其實中國自所謂維新以來，何嘗真有科學。現在儒道諸公，卻徑把歷史上一味搗鬼不治人事的惡果，都移到科學身上，也不問什麼叫道德，怎樣是科學，只是信口開河，造謠生事；使國人格外惑亂，社會上罩滿了妖氣。”

“法之魄”在《看看為什麼某些“知識分子”仇視開國領袖，歌頌民國好》中說：

——“北洋軍閥統治時代的中國各所大學裡，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極度不平衡——學習文法藝術的文科生獨占鰲頭，竟然達到了學生總數的90%以上！在大學裡攻讀工科、農科的學生卻寥寥無幾，連商科都沒啥人，講這些課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醫科稍微強一點，但也好得有限。”

—— “在當年北京的那些大學裡，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還是文科！除了醫學和外語之外，如果你還要想學一點實用的先進技術，就只能到國外去留學了。而且 在學成之後，也很難歸國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謀生——舊中國的工業實在是太落後，海歸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除非是自己辦廠創業，否則簡直是毫無用 武之地。”

——“總之，在民國前期的大學裡，理科的情況真是叫做一個悲劇！據說就連學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學工程技術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後以‘理科第一’而聞名全國的清華大學，當時的教學內容居然也還是以政法、文學和神學為主，每年的理科畢業生從來都不曾超過100人！”

——“到了抗戰前夕，國難當頭的時候，全中國還是有70%的大學生在讀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學生當中，大部分讀的又是醫科或商科。真正在現代戰爭中最能夠發揮用途，指導工人搞兵工廠、維修廠和建設戰備公路的專業工程師，卻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幾個……”

—— “在傳統上，中國就是一個由文官統治的國度。而所謂的文官，在很多時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國的古代歷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們無論是否出仕，總是 與統治階層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在封建科舉體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國子監’、‘太學’之類，其實就是高級官僚的專門培養機構。而北大的前身 ‘京師大學堂’，同樣也是如此。一定要做個類比的話，基本相當於如今的黨校。因此自然會更注重於政治、法律、財政乃至於傳統禮儀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 一些外語、國際政治和世界歷史之類的‘新式’內容進去，就已經算是符合時代潮流了。”

——“而當時的學生們之所以要去讀大學，大部分人的最終目標也跟過去封建社會的讀書人類似，就是為了當官——所以自然要學法律和行政，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學習跟仕途無關的理科。”

—— “至於西方人在中國開辦的大學，最初的目標是培養一批親近西方的中國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國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幾千名大學生，從英美教會和民間教育機 構在中國創辦的大學畢業，然後進入政府或工商業領域就業，而他們的政治觀點自然普遍傾向於親美、親英。為了適應這一需求，這些學校的課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學 為主——前者用於滲透上層建築，後者則向底層民眾傳播影響力——最多再辦一些醫科課程，卻並不怎麼願意為中國培養出工業和科技人才，從而為自己本國的企業 在中國市場上製造競爭對手。”

——“例如民國時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認為大學不應該開辦理科，只要有文科、醫科和藝術類的內容就已經足夠。至於理工之類的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工作，則應當由專科職業學校來承擔。”

—— “當文人墨客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發生嚴重對立的時候，社會上就會充斥着無數荒謬不經的奇談怪論。”“偏偏這些人又是最會揮筆寫文發表觀點的，所以隨着思想管 制的放鬆，社會上就開始出現奇怪的言論，例如說民國時代是被我黨宣傳部門妖魔化的，其實是多麼多麼的美好。而共產黨又是何等的罪惡滔天，把全部有骨氣的中 國人殺光，從精神上閹割，讓君子們欲做隱士而不可得……最後甚至說什麼：‘半個多世紀過去。民國的種種善，民國的禮義廉恥信，早被大規模玷污，大規模失傳 了……’”

—— “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里，這些霸占輿論話語權的文化人們，從來都是只敢在軟弱的皇帝面前表現得很有節操和骨氣；對中國人民則是趾高氣揚，作威作福；但是到 了軍閥和異族侵略者面前，卻是一個個奴顏婢膝、諂媚無比，什麼節操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譬如明末的東林黨，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衛……”

⑸．不擇手段歧視、迫害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等創造財富的腦力勞動者

文 人尚且相輕，搞自然科學的腦力勞動者如果比“文人”（“知識分子”）更有威信還得了？“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絕對神話豈能不受 威脅？“文人”（“知識分子”）利用“知識神”的絕對軟權力獲得硬權力的根本大計豈能不受危害？臥蹋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文人”（“知識分子”）面前豈容 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等創造財富的腦力勞動者平起平坐？就憑這，“文人”（“知識分子”）也非讓他們低人一等不可，非把他們踩到腳下不可——儘管“文人” （“知識分子”）從來只有臭名昭著（如朱熹、孫之獬、汪精衛、厲以寧、劉曉波）、從來沒有錢學森、鄧稼先、羅陽那樣的可歌可泣；儘管這些“皇帝的新衣專業 戶”一貫治國無能、治學無能、連常識都不及格（魯迅說：“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麼也不知道，於是 和四書上並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鴉片戰爭時英國軍艦打到家門口了還不知道“英吉利”是何方神聖、位於何方；還咬定“洋人腿不能打彎、竹 杆子一撥就倒下起不來”。祖宗無知，如今的也好不到哪裡去：不但不知彼，連自己老祖宗是誰都不知道了，硬把個德國盜版的梵文二手貨當“國學大師”供起來拜 ——“梵文”、“國學”鬧不清，爹媽祖宗是誰鬧不清，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卻狂妄自大自命不凡，堅持讀書做官的必須高於讀書做事的，用知識掠奪 財富的必須壓倒用知識創造財富的，搞權術的必須欺負搞技術的，一貫不擇手段歧視、迫害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等創造財富的腦力勞動者。

毛 澤東使中國大規模現代化、向科學進軍，科學家工程師等用知識創作財富的腦力勞動者倍受尊敬，“文人”（“知識分子”）這些“皇帝的新衣專業戶”吃不開了； 毛澤東在中國大陸普及了教育，掃除了文盲，讀書識字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不再神秘，不再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一貫靠壟斷讀書識字趾高氣揚擺臭架子 的“文人”（“知識分子”）再也神氣活現不起來了。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就一直習慣於高高在上“頂層設計”、支配別人、安排別人命運、狂妄自大慣 了、飛揚跋扈慣了、目空一切慣了的“文人”（“知識分子”）豈能咽下這口氣？——在“文人”（“知識分子”）心目中，自己與創作財富的人根本不是一個擋 次：自己是高於一切、優於一切的“造世主”、“天子門生”、“代聖賢立言”、“文曲星下凡”、“為帝者師”、“為王者師”、“以天下為己任”、“秀才不出 門，盡知天下事”、“料事如神”、“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耶？”那些出賣勞力的工農不過是卑賤的“會說話的工具”，而那些用知識創作財富的科 學家工程師不過是一群“高級工匠”，全靠辛辛苦苦掙幾個死工資吃飯，那象自己只要搬出“皇帝的新衣”就輕輕鬆鬆有權有勢？自己跟他們的關係支配與被支配的 關係、高等與低等的關係、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豈能相提並論平起平坐？就憑這也非把科學家工程師們重新踩到腳下不可。主要手法：

①．理論上否定、輿論上誣衊：

—— “文人的思維特徵是瞧不起工匠式技術思維，有問題喜歡向上走，走向雲端，引出一個統攝一切的本源，然後再俯瞰下來，向下作哲學的批判或文學的抒情……而工 匠式的經驗性思維就比較笨拙，總是貼着地面步行，就事論事，局部問題局部解決，甚至是技術性地解決，輕易不敢把很多不相關的問題攪在一個大局裡，然後發一 通宏觀議論了事”（朱學勤：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癢）

—— “工程師都是造機器的，造機器的方法怎麼能夠治理好國家？一個問題解決不了，他就拿榔頭來硬敲了。所以中國經濟運營硬着陸、軟着陸不斷。”“法政官僚治國 就是現在，正在開始。這樣說，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謙虛？沒有什麼好謙虛的。因為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必然規律。”（陳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學的演 講”2011-12-11）

—— “第一代領導人是開國元勛、革命家和軍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術專家……第三代則是職業的政治家，他們一般是法律、人文、經濟等專業出身。因為治國的本 質是對國家面臨的矛盾做出判斷，消除社會衝突，構建和諧社會，這就需要領導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學等專業的知識結構。”（朱學勤）

—— “世界缺少領袖不缺少工程師”、“世界根本不缺工程師，不缺能幹活幹得更好的人。缺的是能夠理順生產和消費關係的人。缺的是優秀的領導人。這些人或者從政 治文化上，或者從金融商務上，或者從產業發明上，能夠洞察預期常人所不能，從而調整打破關係，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這樣的人才永遠不是簡單的考試灌輸能夠培 養出來的。也不是能夠被輕易替代的。比如所謂好的理工生，很大程度上就是篩人而已。真的有大規模額外需求的話，難道稍微差一點的理工生就不能頂上來，甚至 把一些文科生重新培訓到雖然不很好但是也能用的程度，也要不了幾年，再從別處挖點也就齊了。但是想替代領導人才，就難得多的多，慢得多的多。”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676935.html）

——“終於到文科治國的時代了！386電機專業讓土鱉成了山寨大國，486兩位一個水利一個地質 土鱉大搞基礎建設，586……”（網絡摘抄）

——“治國的本質是對國家面臨的矛盾做出判斷，消除社會衝突，構建和諧社會，這就需要領導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學等專業的知識結構”

——“科學研究與行政管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人才，理工科博士不應被大批引入行政管理者隊伍。”

②．組織上打壓

—— “中國的人事組織正悄然發生‘革命’。”中國問題專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說。“現在履新的省級幹部大多是學文科出身的，他們有較強的人文主義色彩， 符合建設法治政府的時代要求。”胡星斗教授說。對此，中央黨校教授劉啟雲說，通常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多傾向於學理科的工程人員治國，到一定時期則變為學文 科的社會管理人員走上前台。”

——“具有人文、社科學歷背景，這與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強調革命資歷的‘革命官員’以及在改革開放初期較為倚重的‘技術官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越來越需要大量高層次、高素質的人才，選拔更多的學者型官員實在是大勢所趨”

——“遴選學者型官員具有普適性”、“學者型官員成政壇亮麗風景”

—— “在98名省級黨委領導幹部的簡歷中，全部是大專以上學歷。其中，擁有研究生學歷，包括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的人最多，達到了59人，所占比例為 60%。……七成為文科出身，72人明顯具有人文社科學歷背景，所占比例為73%。在大學期間，他們大多攻讀文史哲、法學、經濟、政治、新聞傳播等人文社 科類專業。”

——“中國博士數世界第一，半數在當公務員”。

③．經濟上刁難迫害

科 學家、工程師如果學以致用，肯定絕大多數在工廠企業單位。在“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的總是“文人”（“知識分子”）居多。“文人”（“知識分子”）通 過不斷拉開“企業單位”、“事業單位”、“國家機關”待遇，在整個社會掀起“公務員熱”，使人人爭考公務員。考公務員當然不會考理工科，當然對“文人” （“知識分子”）有利。結果“文人”（“知識分子”）的實際待遇與科學家工程師的實際待遇差距越來越大，“文人”（“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一下子就壓倒 了科學家工程師，輕而易舉就把科學家工程師重新踩到了腳下：

——“當科學技術人員不如當官，科研技術人員紛紛改行”；

—— “根據媒體統計，2009年每6名狀元中，至少就有1人選擇就讀經管專業。而教育部的公開數據則顯示，中國獲得工科學士學位數量占所有學士學位比例在持續 下降。2008年，這一比例從1998年的50%下降到35%。”“中國正處在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其最優秀的人才卻去學了金融等虛擬經濟範疇的專業”、 “傳統工科院系面臨着巨大挑戰，一個直觀的例子就是，第一志願報考人數常常低於錄取計劃人數。”“很多工科大學羞於承認自己是‘工程師搖籃’”（2012 年12月7日中國青年報“揭秘中國軍工人材現狀：需要喬布斯但需更多羅陽”）

——“中國中小學生理想調查顯示科學家排倒數第三”（《北京晚報》2009-04-07）

——“工程師——中國最可悲的職業”、“工廠里但凡是個小頭頭就比工程師拿的多”；

——“在中國社會裡技術不值錢，工程師不值錢，沒多大價值，或者嚴格地說是實現不了價值”；

—— “看看社會上，六十年代參加工作的工齡四十多年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地幹了一輩子的老工程師、高級工程師，每月拿五、六百元退休金艱難 度日晚景悽慘的有多少！而同等資歷的在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人員則是每月幾千元的退休金，高工老了連掃地的都不如！”

——英國廣播公司關於中國媒體對2007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舉行祝賀“2006影響世界華人”集會報道的題目是：“除了章子怡，他們是誰？”——諷刺中國媒體只認娛樂圈明星，而對為中國國力增強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不屑一顧，一無所知。

……

⑷．運用“逆向競爭”，專門打擊污衊有成就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蓄意迫害

“文 人”（“知識分子”）污衊別人“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自己呢？“造原子彈的不如胡扯蛋的”，“造航空母艦的不如搞房地產的、當買辦的、當貪官 的”，舞文弄墨的罵搞科學技術的，不幹事的罵幹事的，沒成就的罵有成就的，成就越大，被他們罵得越厲害：當年的兩彈元勛被他們大罵：“兩彈元勛：人類的敵 人，民族的罪人”、“他們為不適合掌管兩彈的人製造了兩彈”，如今的羅陽同樣被他們大罵——注意到沒有？羅陽的以身殉職感動全國，但不包括哪怕一個著名的 “文人”（“知識分子”）。這種不表態本身就是表態，“此時無聲勝有聲”。不那麼著名的“文人”（“知識分子”）們則連表面的裝模作樣都懶得裝，赤裸裸把 心裡的仇恨和幸災樂禍全捅了出來——有人在“貓眼看人”上轉載了一篇文章“頂尖科學家頻遭美特工黑手，殲15總師死因有蹊蹺”（西門大灌人5於 2012/11/30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808396），引 來主要跟貼如下：

——“喚叫”：如果真是這樣，感謝美特，功德無量！
——“sir”：如果真是，那要感謝。
——“喜歡說不”：早死早超生。
——“第二中心”：樓主：天意因素，你考慮過嗎？
——“西風寒劍”：天朝的頂尖科學家，呸！垃圾，還值人暗殺，可笑。
——“為愛寬容”：尼瑪，遼寧號一個人消耗食物的量是美軍一個人的6倍，這花人民血汗的傢伙，吃飽過頭，心臟無法負擔而引起的心臟病死掉，是報應啊！
——“風在海邊”：羅陽可能還算有點良知，看他們吹得太邪乎了心臟承受不住就掛了。
——“風在海邊”：少喝點茅台酒就行了
——“萌之魔王”：誰見過這種人會懂技術
——“氏民”：是酒鬼酒喝多了，被鬼塑了。
——“會搖尾巴的狼”：一個管技術的官僚而已，什麼時候成科學家了，還頂尖？
——“超越地平線”：尼瑪的，搞那麼多花姑娘放那不累死才怪呢？
——“輓歌”：就那些所謂的科學家 估計洛馬一抓一大把
——“甲申1944”：不是科技人員，是管理人員，高層管理人員。
——“CC9”9：總指揮一般不懂技術，屬書記一類，迎來送往，陪喝陪玩，簽加工合同，應酬太多
——“癟三”：山寨者不得好死，聽過沒？
——“風雲對”：你一個刷漆的，也值得謀殺？
——“ly20020820”：就把蘇33刷了一遍漆,也能叫頂尖科學家?
——“jilibas”：二流產品都研製不出來,人家謀殺你幹什麼.
——“hhjsx”：王淦昌是誰？不認識。
——“SeanHZN”：看看他的履歷，他就是一個政工幹部，多半是挖空心思想往上爬累死的！做組織工作這麼多年，他的專業知識還剩下幾毛？
——“mdcg43”：造假成功，徹夜狂歡，精盡人亡
——“淘淘貓4”：賞了幾個花姑娘，馬上風死了。
——“想愛國”：一個高政工精英，一個業務白痴，美國為何要謀殺。
——“chenlh2010”：喝酒喝死的還怪美的。你一個總經理、董事長都多少年不沾技術活了，還技術專家？
——“二八.二九”：和平年代死了1個油漆匠而已
——“卡卡龍2”：死就死了，那有那麼能扯的，我還懷疑是不是得知要升官了興奮過頭心臟病發作而死的

……

如 今說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實際科學家工程師的社會地位排名才倒數第三，排名倒數第一第二的是工人和農民——全是用勞動創造財富的人。從長遠來說， 一個勞動創造財富的人（不管是工人、農民還是科學家工程師）的地位如此低下的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怎麼可能不受到嚴重妨礙？

魯 迅說：“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孫傳芳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炮轟掉的，決不是革命文藝家做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 文章趕掉的。”“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麼？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 丁的華工！”——只有實踐的人才知道聯繫實際的重要，只有親身經歷戰場的人才知道武器的重要，只有親自參加創造財富的實踐的人才知道科學技術的重要，只有 關心國家命運的人才知道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的重要。文人從不上戰場，從不創造財富，從不親身實踐，對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更怕人們重視 ——學理工是學實幹，學文科是學扯蛋。人人都重實幹了，扯蛋的就吃不開了，人人都注重科學技術和實踐了，“皇帝的新衣”就賣不掉了，“文人”（“知識分 子”）至高無上的“知識神”的地位神就保不住了，“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的大戰略就吹了。這個利害關係決定他們只要當權就不可能不迫害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 員，就不可能不扼殺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是中國落後挨打的根本原因。

2．“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是中國人一盤散沙、內鬥文化的根本原因

“逆 向競爭”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獲得絕對軟權力的王牌法寶：要取得絕對軟權力就必須證明自己“高人一頭、一貫正確”，既然無法用事實證明自己，那 就必須用別人的“錯誤”證明自己，就必須用主觀的誇張證明別人“錯誤”、自己“正確”，就必須不斷地指責別人、吹捧自己——自古以來，中國“文人”（“知 識分子”）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其實只有兩條：指責別人，吹捧自己——只有宣揚世上無好人，才能掩飾自己是壞人；只有讓人們相信世界上人人都壞、根本沒有好 人，人們才會絕望，才會放棄對真善美的追求，看人時才會不看“人好人壞”而只看“聰明愚蠢”，只有臭名昭著而從無可歌可泣的“文人”（“知識分子”）才能 至高無上。

“逆 向競爭”意味着陰謀詭計、卑鄙無恥和同類相殘。自然界靠陰謀詭計生存的動物不少，但都是對付異類，很少見有靠陰謀詭計同類相殘的。而中國“文人”（“知識 分子”）的陰謀詭計只能用於同類相殘——異族人不認他們這個“知識神”，不吃他們的那一套，他們的“逆向競爭”只能關起門來呈在中國人中間逞威風。中國 “文人”（“知識分子”）以當權掌權為唯一奮鬥目標，一切圍繞權術轉。權術即內鬥術。手握話語權、記載權的“文人”（“知識分子”）只對記錄、整理、總結 整人、琢磨人、對付人的知識感興趣，對記錄、整理、總結創造物富的知識從來沒興趣，因此中國歷史上只有整人、琢磨人、對付人的知識能得到持續不斷的有系統 的記載、整理、總結、繼承和累積，而創造財富的知識始終被埋沒。這導致中國文化中的糟粕——內鬥文化、內鬥知識、經驗、規律得到了一代又一代的繼承發揚光 大，而精華部分——創造財富則自生自滅，不斷失傳。也就是說，只有內鬥文化能發揚光大，只有內鬥文化能代代相傳——沒有“文人”（“知識分子”）的繼承， 光憑每代個別人小聰明搞權術，怎麼可能積累成如此深厚的內鬥文化和技術大全？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當權使“逆向競爭”被他們用權力強加給全社 會，深入滲透到整個社會的每個角落。所謂“中國人好內鬥”是假，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必須“逆向競爭”是真。造成中國文化最大糟粕的不是普通中國 老百姓，而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是他們的“逆向競爭”。

說 把“內鬥文化”、“一盤散沙”是“中國人的劣根性”是卑鄙的誣衊。這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絕對不承擔責任”、“推卸責任、找替罪羊”的無賴本性 的又一例：自己用權力把“逆向競爭”強加給中國老百姓，再反咬一口污衊“內鬥文化、一盤散沙”是“中國人的劣根性”，把自己的歷史罪責全推到無辜的中國老 百姓頭上。

3．“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是中國市場經濟長期得不到發展的根本原因

⑴． 市場經濟的原則是等價交換。用權力強行推銷“皇帝的新衣”本身就不是等價交換——“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能財貨以事其上則誅”，等價嗎？等價交換的基礎是 雙方地位平等。“文人”（“知識分子”）絕對不容忍任何人與自己平起平坐，更不用說地位高過自己——要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就必須獲得壓倒一切的絕對軟權 力。要獲得壓倒一切的絕對軟權力就必須自我神化、成為“知識神”。要成為“知識神”就必須確保“‘文人’（‘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就 必須樹立“文人”（“知識分子”）精神上的絕對霸權。如果“文人”（“知識分子”）不能壓別人一頭，不能確保自己對別人的優越感、證明自己才是真正的老 大，“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威風還怎麼繼續？“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底氣還怎麼保證？“文人” （“知識分子”）“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還怎麼維持？還怎麼獲得絕對軟權力？還怎麼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就憑這，“文人”（“知識分子”）也絕不甘 心按照市場經濟等價交換的原則跟別人平起平坐，而非要證明“錢不是一切，有權才有一切”、“有了權就有一切，沒了權就喪失一切”、“你再有錢也不如老子有 權”不可。市場經濟發展意味着人、財、物的大交流，意味着衝破與世隔絕，意味着社會從靜態轉向動態。在一個動態社會中保持權力與控制當然難度要比靜態社會 大得多。這就對“文人”（“知識分子”）的權力與控制形成挑戰，當然要遭到“文人”（“知識分子”）本能的遏制：

——“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無商不奸，有賈皆貪”：從理論上把一切按照市場法則行事的人統統貶成了“小人”，按照“遠小人、近君子”的原則明目張胆予以歧視。

——“重農抑商”、“閉關鎖國”：通過決策權直接運用政權暴力妨礙市場經濟發展。

——權力崇拜：擠破腦袋當官、爭先恐後考公務員、“大吃大喝不算本事，公款大吃大喝才算本事”、“擁有房子車子不算本事，空手套白狼、憑權力不花錢擁有房子車子才算本事”……

⑵． 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自由競爭。“文人”（“知識分子”）從來不能容忍任何競爭——“改開”一上來先規定“沒有文憑的人不得當領導”，不由分說先把一切可 能的競爭對手一下子排斥出局，容忍競爭了嗎？遇到不同意見一概扣上罪名用權力打掉：“我不同無恥的人辯論”、“極左”、“腦殘”、“智障”、“文革余 孽”……容忍競爭了嗎？全部輿論工具都由他們一手把持，不贊同他們的報刊雜誌網站一概封閉，容忍競爭了嗎？從來不允許任何人與自己競爭，口口聲聲的“市場 經濟”純粹自欺欺人。

⑶． 市場經濟離不開信用。“文人”（“知識分子”）本性無賴，處處陰謀詭計，從來不講信用——“打左燈向右拐”、“能做不能說”、“到天津只說去廊坊”、“裹 挾他們向民主進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勸着他們、推着他們、哄着他們往前走，這是我們工作的一個方法”……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從無信用的“文人” （“知識分子”）當權的社會怎麼可能有信用？如今中國哪個靠有信用才能正常運轉的地方能正常運轉？政治？金融？股市？知識產權？貨真價實？

⑷． 市場經濟離不開規則。“文人”（“知識分子”） 從不受任何規則紀律的約束，從來是玩弄規則的高手，善於鑽空子、找漏洞，只用規則對付別人，從來不用來約束自己——如今中國為什麼假冒偽劣橫行、有毒有害 食品泛濫成災？“文人”（“知識分子”）的功勞：不管規定規則有多少嚴，人家總能找出名正言順的藉口“通融”、“例外”、“變通”、“靈活掌握”、“上有 政策下有對策”、“通達權變”、“從長計較”、“高抬貴手”、“下不為例”、“特別照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瞞上不瞞下”……最終把一切規則變成 一紙空文。

⑸． 市場經濟需要保護市場。“文人”（“知識分子”）一切只看自己私利需要，從來不顧其他，包括保護市場——把中國經濟主權拱手讓人，使中國買什麼什麼漲，賣 什麼什麼跌，這保護市場了嗎？叫嚷“市場換技術”，市場丟了，核心技術一項也沒換來，強迫中國老百姓給別人當小工出賣廉價勞動力，這保護市場了嗎？中國金 融市場規則形同虛設，內幕交易泛濫，股市不如賭市，這保護市場了嗎？把上萬億中國老百姓的血汗錢拿去買外國買白條，眼瞅着天天貶值，甚至人家明確宣布決不 償還時仍照買不誤，還向中國老百姓封鎖消息，這保護市場了嗎？

歷 史上“文人”（“知識分子”）強迫中國經濟停留在閉關自守的封建小農經濟，錯過了自主發展市場經濟的歷史時機。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統治全球的今天，中國已 無可能自主發展自己的市場經濟——別人制定“遊戲規則”，別人支配市場，別人實力雄厚，中國只要搞市場競爭，就必然按照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大魚吃小魚” 的規律變成被吃的“小魚”，被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全部吃光。“文人”（“知識分子”）不顧這一切叫囂“發展市場經濟”，實際上“發展市場經濟”是假，強迫中 國變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殖民地是真。

4．“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是中國歷史周期性動亂屠戮的根本原因

中 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把國家搞散搞垮搞崩潰搞得社會大動亂、大屠殺、好不容易再統一、再被“文人”（“知識分子”）通過“權力 交易”再當權、再把國家搞散搞垮搞崩潰搞得社會大動亂、大屠殺……如此重複重複再重複的歷史。戲法說穿了一文不值，窗戶紙捅破了一目了然。中國歷史周期性 動亂屠戮的根本原因戳穿了非常簡單——“文人”（“知識分子”）當權。

回顧一下本文分析的“文人”（“知識分子”）三要素決定的本質、本性和行為規律：

本質：文匪——不創造財富，只掠奪財富，“皇帝的新衣”專業戶。

本性：知識無賴。

行 為規律：極端自私自利、絕對不干實事、絕對不參加實踐、不勞而獲、巧取豪奪、只顧自己、只顧眼前、只顧表面、顧頭不顧腚、主觀武斷、理論至上、書本至上、 撒謊成性、傲慢蠻橫、絕不平等待人、毫無原則、不擇手段弄虛作假、寡廉鮮恥、毫無道德、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極端敵視人民群眾、沒有國家認同和民族認 同的需要、靠權力強行推銷“皇帝的新衣”、惟我獨尊、不承認任何其它權威、絕對自由主義、絕對自私自利、絕對不受任何規則紀律的制約、如蠅如鼠、毫無凝 聚、沒有任何組織能力、沒有任何組織性紀律性、沒有識別真假信息能力、沒有信息抗干擾能力、權力高於一切、權力就是一切、一切為了權力、一切為了高人一等 的特權、永遠跟着權力走、誰給奶誰就是娘、誰給權誰就是爹、以“‘文人’（‘知識分子’）是否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為標準衡量一切、為權力和特權不 擇任何手段、臉皮更厚、心更黑、空手套白狼、權力交易、瘋狂自我神化、絕對不承認錯誤、絕對不說實話、絕無誠信、絕對離不開陰謀詭計、絕對不接近人民群 眾、絕對不允許老百姓有自己的是非標準、絕對不容忍實事求是、絕對不容忍堅持原則、絕對不容忍來自老百姓的批評、絕對不承擔任何責任、絕對不做任何具體承 諾具體保證、顛倒黑白、文過飾非、推卸責任、編造罪名、誣陷無辜、殺人滅口、教唆煽動、借刀殺人、“逆向競爭”、剝奪別人的思維權和判斷權……

所有這些哪一條是正面的、積極的、有建設性的？哪一條是維繫一個社會存在所必須的？

“文 人”（“知識分子”）不勞而獲搶劫財富的寄生蟲本質決定他們天生就跟人民群眾你死我活，勢不兩立——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文人”（“知識分子”）提到人 民群眾時的態度永遠離不開三條：“蔑視”、“仇視”和“恐懼”（頂多有些時候有些人會大發慈悲地加上一條：“憐憫”）。這樣的存在決定只要“文人”（“知 識分子”）當權就必然堅持用權力搶劫老百姓，就必然造成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

“文 人”（“知識分子”）只會製造矛盾、加劇矛盾，不會解決矛盾；雖然偶爾個別人試圖緩解矛盾，但一則治標不治本，二則決不可能得到其它同夥的配合，到頭來無 不失敗。“文人”（“知識分子”）當權的過程永遠是不斷變本加厲掠奪老百姓的過程，是整個社會階級矛盾不斷激化的過程，是整個社會不斷分裂對立、最終走向 解體崩潰的過程。

“文 人”（“知識分子”）根本沒有治理國家的任何素質，沒有為國為民克己奉獻的任何意願，根本不具備凝聚、維繫一個社會生存所必須的起碼的素質，更不用說保護 社會發展、促進社會發展的素質了——連管理古代小農經濟的社會的素質都不具備，何況管理現代化的大工業社會？“文人”（“知識分子”）只有離心力，毫無凝 聚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說白了就是一群蒼蠅。蒼蠅能組成社會嗎？蒼蠅能管理社會嗎？“文人”（“知識分子”）當權即把社會交給蒼蠅管理。蒼蠅管理社 會，社會豈有不解體之理？蒼蠅治國，國家豈有不崩潰之理？“文人”（“知識分子”）不能當權卻硬要當權，那豈有不把國家搞垮之理？

⑴．“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永遠變本加厲掠奪老百姓、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①．“文人”（“知識分子”）當權必使社會寄生蟲無限制瘋狂增長，人民負擔無限增加

“文 人”（“知識分子”）當權，“不創造財富、只掠奪財富、靠當‘皇帝的新衣’專業戶”就能有權有勢名利雙收，這個事實存在本身就對整個社會產生巨大的衝擊 ——誰也不是傻子，既然苦幹實幹的不如花言巧語扯蛋的，那何必辛辛苦苦創造財富？又何必不削尖腦袋學“文人”（“知識分子”），也當個靠花言巧語騙吃騙喝 發大財的寄生蟲？其結果必然是人們紛紛學“文人”（“知識分子”）爭當寄生蟲，整個社會寄生蟲如癌變細胞，無限制瘋狂增長，最終吞噬光整個社會資源：

第一，拼命當官，當不了官就當吏，人人爭進體制吃皇糧，官僚機構無限制膨脹：

“文 人”（“知識分子”）當權的時代從來都是人人爭先恐後當官、當不了官就當吏的時代。人人爭先恐後吃皇糧的結果必然是官僚體制如癌細胞一樣無限制膨脹。古 代：除了學而優則仕，吃皇糧的道道還有：師爺、押司、捕快、皂吏、牢子、野牢子……如今：除了靠文憑當幹部，吃皇糧的道道還有：公務員、協警、實習生、見 習生、助理、借調……

第二，拼命當“皇帝的新衣”專業戶，靠花言巧語扯蛋發大財，不創造財富只掠奪財富：

古代：算命、測字、跳大神、看風水、販古董、賣假藥、訟棍、老鴇、拉皮條……
如今：“經濟學家”、“法律專家”、“律師”、“國學家”、“記者”、“歷史學家”……

“文人”（“知識分子”）身為寄生蟲又拒絕任何制約，只要當權當然要保護社會的寄生蟲不受任何制約。

癌細胞不受任何制約，無限制地自我膨脹，瘋狂地、貪婪地吞噬一切資源，手術、藥物、化療、放療之類任何外來作用的制約都無能為力：癌細胞源源不斷，割多少長多少、割得多長得更多、割得快長得更快。

“文人”（“知識分子”）當權使社會寄生蟲不受任何制約，象癌細胞一樣無限制地自我膨脹，瘋狂地、貪婪地吞噬一切資源，道德、黨紀、國法、一切監督實體（即便包括多黨制）之類任何外來作用的制約都無能為力：寄生蟲源源不斷，砍多少冒多少、砍得多冒得更多、砍得快冒得更快。

連 “文人”（“知識分子”）自己也無法否認這種瘋狂的社會性癌變：“為什麼我們的機構改革越改越龐大？改到現在，政府財政已經吞噬了國門生產總值的小半壁江 山，到40%了。官僚隊伍規模也越來越出奇，全國官員人數保守估計至少也是五千多萬，官民比例真可用史無前例形容：1979年的官民比例是1比70，也就 是70人養活一個官員；1995年是1比40，而現在是差不多20人就得養活一個官員，到了1比20多了。與傳統中國相比，我們的官僚隊伍規模比西漢高出 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與西方世界比，也普遍要高出36-40倍。在國民財富消耗方面，我們是近40%，而越南是5%，印度是6.3%，德國是 2.7%，加拿大是7.1%，俄羅斯是7.6%……”（鄧文初：“自己的民主”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0765780100s561.html）

地球再大、資源再多也是有限的，中國的資源就更有限。而不勞而獲的寄生蟲的發展是無限的。有限的資源面對無限的寄生蟲的掠奪，早晚有承受不住的一天，這也就是社會崩潰的一天——回顧中國歷史，哪個朝代不是被這種寄生蟲的無限瘋狂增長壓垮的？

要 避免這個結局，只有一個途徑：遏制寄生蟲的無限增長。然而這立刻就與“文人”（“知識分子”）“不受任何制約”、“絕對自由主義”的本性完全衝突。只要 “文人”（“知識分子”）當權，就休想遏這種瘋狂的社會性癌變——“精簡機構”，精簡得成嗎？“文人”（“知識分子”）有能力、有決心嗎？別看“文人” （“知識分子”）對付工人農民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破產倒閉”、“從頭再來”……但碰上“文人”（“知識分子”）同夥就立 刻不知所措了：歷來“精簡機構”哪次不是越“精簡”越臃腫？既然精簡不了，那就只能是“有限的資源，無限膨脹的官僚機構寄生蟲”，只能是社會性“癌變”， 只能是最終崩潰。

②．“文人”（“知識分子”）當權必使腐敗泛濫成災，對人民的壓榨敲骨吸髓變本加厲

第 一，“文人”（“知識分子”）必須靠腐敗凝聚同夥、建立權威——凝聚來自權威。權威來自作為，來自正確的行動。不作為者無權威，亂碰亂撞者無權威，扯蛋空 談者無權威。“文人”（“知識分子”）不勞而獲、不做實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一做就錯，永遠無法用創造的財富證明自己，無法用為創造財富的人提供的服 務證明自己，無法用踏踏實實的實際成就證明自己。要樹立“知識神”的絕對權威，除了靠主觀的誇張，就只剩下靠炫耀財勢了——利用人們的虛榮心、名利心獲得 仰慕崇拜，從而製造出自己“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絕對權威。而要如此，第一，自己必須財大氣粗，第二，必須在整個社會營造出追求虛榮、攀比奢侈、花天酒 地、嫌貧愛富、笑貧不笑娼的拜金主義粗俗勢利眼的歪風邪氣。在這樣的大環境裡，只要擺闊就能威風八面，說什麼是什麼。而只要“文人”（“知識分子”）當 權，就不愁推銷不掉“皇帝的新衣”，就不愁財大氣粗，就不愁憑財大氣粗獲得絕對軟權力。這樣的拜金主義泛濫的社會不可能不腐敗——豎觀歷史，凡“文人” （“知識分子”）當權的時代沒有不是窮奢極欲、紙醉金迷、物慾橫流、人們競相攀比奢侈、腐敗泛濫成災、社會腐朽透頂的時代。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中國人天 生好攀比腐朽的東西，而是“文人”（“知識分子”）當權的需要。

第 二，“文人”（“知識分子”）必須靠腐敗保護自己、排除異己——既然無法靠真理凝聚人心，無法靠實際成就建立威信，那就只能靠腐敗排除異己、拉攏同夥了。 人人皆腐敗，自己的腐敗就不起眼了；大家都不乾淨，自己就安全了。要保護自己就必須製造腐敗，誰不腐敗誰就危險：要上梁山就必須殺個人當“投命狀”，否則 就靠不住。要投靠“文人”（“知識分子”）就必須把腐敗當“投命狀”，否則就不是“自己人”，就是威脅，就不能留——你不貪，你的子女妻子三姑六婆的替你 貪，照樣防不勝防。你不貪，就堵了別人的財路，別人就害怕你、排擠你、你就站不住腳——如今要當貪官的“自己人”得一起洗過澡、一起嫖過娼，彼此光溜溜赤 裸裸光棍對光棍證明誰也沒帶竊聽器，誰都有見不得人的把柄，那才敢放心大膽說心裡話；要當“文人”（“知識分子”）的“自己人”得一起反共，一起賣國，一 起拿外國基金會的錢，彼此光溜溜赤裸裸光棍對光棍證明誰也沒給自己在國內留後路，那才敢放心大膽認同志。

第三，“文人”（“知識分子”）必須靠腐敗施展權術，用鼓吹腐敗教唆犯罪，拉人下水，篡奪權力：

——“1985年，中國的腐敗開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寬慰而不是擔憂。……中國必然要遇到調控和腐敗增加問題，出現得這麼快並不是什麼壞事。”——張五常

—— “腐敗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 購買。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 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張曙光

—— “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於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 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張維迎

“寧要腐敗也不要毛澤東”——朱學勤

第 四，“文人”（“知識分子”）必須靠腐敗才能合法謀私——“文人”（“知識化分子”）的專長是玩弄規章制度謀私利。玩弄規章制度需要腐敗的大環境。政治清 明，制度落實，“文人”（“知識分子”）就沒的混了。只有造出腐敗黑暗的大環境，“文人”（“知識分子”才能如魚得水——只要給錢，無惡不做的黑社會都能 給你弄成無罪，何況其它？

按照馬爾薩斯人口論，糧食以算數級術增長，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需要是無限的，而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總有地球承受不住的一天。

同 理，官員以算數級術增長，貪婪以幾何級數增長（從走私彩電到買賣批文到房地產投機到金融投機，從一撈上萬到上十萬到上百萬到上千萬到上億……這才多少年 啊？夠不夠幾何級數？這樣持權狂撈的在全國有多少？每年還要增加多少？每個人的胃口還會暴漲多少？）所有這些貪婪加在一起是無限的，中國社會再大、資源再 多、老百姓再能忍也是有限的，這就決定中國社會總有承受不住、轟然倒塌的一天。

⑵．“文人”（“知識分子”）從來不肯也不可能為任何政權的生存而制約自己。

第 一，“文人”（“知識分子”）向來有恃無恐：不管誰當皇帝，都要受“存在決定意識”規律的支配，都會產生同樣的意識：“文人沒本事造反，武將有，要鞏固統 治必須偃武修文”，都不得不靠自己獲得執政的合法性，都不得不籠落自己，都不得不跟自己做權力交易。自己篤定“空手套白狼”，實現“用軟權力篡奪硬權 力”。背水一戰才會“置之死地而後生”，沒有救生手段才會竭盡全力挽救船不沉。白來的東西不可惜，有後路的人不拼命——既然不管誰當政都得跟自己作權力交 易，自己都可以空手套白狼，那自己又有什麼必要為眼前的政權賣命拼命、委屈自己、犧牲自己呢？你垮了就垮了，反正我有後路，無非換個權力交易對象而已。既 然如此，何必在乎別人的死活？何必為別人委屈自己？

魯迅早就看透了“文人”（“知識化分子”）的這一套：

—— “二丑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 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 伙，這回可要倒楣哩！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 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余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看 看魯迅的辛辣揭露，就可以明白如今“文人”（“知識分子”）“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高調“政治改革”的喧鬧不過是二花臉的“最末一手”：“明 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余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第二，“文人”（“知識分子”）極端自私自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對任何人、任何政權都僅僅是利用，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絕對不肯為任何人犧牲自己、約束自己。

聶 紺弩記敘了一個例子：“我說，國家的現勢，可說是危亡無日，日本強盜隨時都準備吞併中國；中國的政治機構如果不改革，政治舞台上的人們如果還不覺悟，一定 無法抵抗，怎麼這一班老爺們還在為個人為家庭打算呢？”他說：“中國的政治這樣腐敗，決不能抵禦外侮，不是老早就有這麼一句話麼？‘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你說這話在那些官僚們中間引起了怎樣的反應？他們說，趁現在還未亡國的時候，多做幾天官，多弄幾個錢，多舒服幾天，日本人一來，就什麼都完了。”（聶紺弩 《失掉南京得到無窮》）

更近的例子發生在最近：

習近平說：“歷史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時的講話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30/c64094-19746089.html）

“文 人”（“知識分子”）說，不對，我個人好了國家才好得了，我不好國家好也不算好。覆巢之下有完卵，大廈崩潰了裡面的屋子不受影響，國家完蛋了個人的日子照 樣過：“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滿，以前我們總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其實，沒有千千萬萬條小河裡的水，大河的水哪裡來？”（陳有西：《落實憲政是中國唯一 出路》2012-11-13）

“文人”（“知識分子”）最膩味聽“有國才有家”，當然不會為任何政權委屈自己一分一毫。

第 三，“文人”（“知識分子”）蒼蠅本性，毫無凝聚，眼前能貪一時是一時，能撈一口是一口，這種本性從來無法改變，也不想改變：他們本性就是只顧自己不管別 人，只顧眼前不顧長遠，只要自己自由不要受人制約，怎麼可能委屈自己顧全大局？即使有個把頭腦清醒的試圖力挽狂瀾，其它文人”（“知識分子”）也絕對不干 ——歷史上的“清官”希望抑制住貪官的貪婪以挽救整個王朝，而貪官們卻從來不管那麼多，堅決抵制，決不配合。歷史上“清官”與貪官的爭鬥無不以貪官的勝利 而告終。如今也一樣，凡有利於“文人”（“知識分子”）私利的東西從來雷厲風行暢通無阻，如“私有化改制”、“ＭＢＯ”、“高薪養廉”、“下崗分流”、 “買斷工齡”、“專家專政”、“沒文憑不得當領導”，凡對“文人”（“知識分子”）有所制約的東西從來困難重重，頑強抵制，七折八扣，“政令不出中南 海”，如“官員財產公示”、“限制三公消費”、“禁止論文造假”、“不准造假帳”、“禁止把學生當廉價勞力”、“不准潛規則學生”……

第 四，“文人”（“知識分子”）從來急功近利，只顧眼前，根本不管將來的事——蒼蠅蚊子什麼時候考慮過如何過冬？“文人”（“知識分子”）什麼時候考慮過如 何應對將來？哪怕天下將亡大廈將傾也照樣為私利不顧一切。“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門前是與非”——這種話除了“文人”（“知識化分子”）沒人總結得出來 吧？“暖風吹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卞州”，有半分遠見嗎？南宋如此，明朝也如此。魯迅說：“只要看看明朝就夠。滿洲人早在窺伺了，國內卻是草菅民命，殺戮 清流”。不僅如此，直到滿清已經入關、已經占據北京、已經大兵進逼、滅頂之災已經近在眼前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文人”（“知識分子”）們仍然內鬥不休， 相互掐得你死我活，互相拆台，仍然歌舞歡宴紙醉金迷——有半點遠見嗎？從南宋到南明，“文人”（“知識分子”）簡直一脈相承。

古 代如此，如今的“文人”（“知識分子”）同樣如此：貧富分化登峰造極了，階級矛盾空前激化了，基尼係數世界第一了，仍然滿不在乎地宣布“如果把城市和農村 的基尼係數分別計算，中國的貧富分化並不嚴重”——有半點遠見嗎？可耕地急劇下降到逼近中華民族的生存線水平了，全國水系全部污染了，斷子絕孫的轉基因主 糧泛濫成災了，糧食種子要害命脈全掌握在外國人手裡了……不但不懸崖勒馬，而且變本加厲不惜一切保增長——有半點遠見嗎？

魯 迅說：“我看中國有許多智識分子，嘴裡用各種學說和道理，來粉飾自己的行為，其實卻只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 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只是一條排泄的糞。社會上這樣的東西一多，社會是要糟的。”“文人”（“知識分子”）跟白螞蟻一樣，只破壞，不建設； 對玩弄權術空手套白狼撈到的政權只利用，不養護，用破用爛再換一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這個“白蟻吃光一切”的過程不斷重複的歷史：新王朝建立——“文 人”（“知識分子”）靠權力交易當權——“用各種學說和道理，來粉飾自己的行為，其實卻只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 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只是一條排泄的糞”——“社會上這樣的東西一多，社會是要糟的”——社會蒼蠅化、社會癌變、寄生蟲無限制瘋狂增 長、腐敗泛濫成災，所有這些無限增長的負擔最終都要落在老百姓頭上，直至老百姓再也無法忍受，官逼民反——社會腐朽到極點，整個社會大廈轟然崩塌——天下 大動亂、人口大滅殺——新王朝建立——“文人”（“知識分子”）靠權力交易又一次當權——又一次開始新的“白蟻吃光一切”的過程。

中 國歷史幾千年，皇帝換了又換，朝代換了又換，唯一沒換的是“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治國。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治國的體制最悠久、最徹 底、最系統、最全面，結果就是中國朝代更迭最頻繁，內亂內戰外患最多，大規模自相殘殺死人最多，科學技術發展最緩慢。就憑這些歷史事實就可以說，必須對中 國動亂頻繁、社會長期停滯不前、科學技術落後、人民動不動被大規模屠戮、國家被動挨打負責的是貫穿始終的“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治國——“文人” （“知識分子”）跟任何政權都沒有不可割裂的關係，隨時隨地可以投靠別人，不需要顧忌政權的滅亡，是名副其實的亡國敗家專業戶，幾千年來亡了一朝又一朝， 敗了一家又一家，已經亡國亡慣了，敗家敗慣了，根本不在乎再來一次亡國、再來一次敗家。

“亡國敗家專業戶”的歷史存在決定了“文人”（“知識分子”）在政權更替過程中有一套典型的行為模式：

①．有恃無恐時：與魯迅揭露的“二花臉”一樣，肆無忌憚持權仗勢欺壓老百姓。

—— “二花臉”：“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 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兇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凶。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 氣的”

—— “文人”（“知識分子”）：以“學者”、“文人”、“精英”的身份出面當幫凶欺壓老百姓：“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 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 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私人產品腐敗 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

②．社會矛盾激化、形勢起變化時：象“二花臉”一樣改變腔調，拉開距離。

—— “二花臉”：“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他是 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余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 “文人”（“知識分子”）：翻過臉來義正詞嚴譴責當初自己大力提倡的腐敗：“承載着幾千年文明的中國鮮有像今天這樣沒有信仰、沒有是非、沒有道德勇氣、沒 有自我反省和淨化的能力，貪官污吏鮮有像今天這樣多如牛毛，空氣鮮有如此渾濁，食品鮮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鮮有萎縮得如此之快……”

③．社會危機四伏、山雨欲來風滿樓時：反咬一口，推卸責任，把自己教唆出來的罪行全部推卸到別人頭上，象耗子一樣爭先恐後拋棄沉船，另找靠山。

——“二花臉”：“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

—— “文人”（“知識分子”）：“無論是百年坎坷還是未來的兇險，都歸因於奴役人民的專制。”“如果執政者執迷不悟、拒絕改革，那麼不僅他們自己將玩火自焚， 而且整個中國社會都將陷入革命－暴政的惡性循環，中華民族將淪落到文明廢弛、腐敗橫行、資源浩劫、環境破壞、民不聊生的地步。”

④．風雲變幻、群雄並起、某力量看起來聲勢浩大有望成功時：“順天應時”、“良禽擇木而棲”，前往投機投靠。

⑤． 故技重施，玩弄權術，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得逞則立刻飛揚跋扈大肆清洗排斥異己，不得逞則裝老實，潛伏下來當“二花臉”等待新的機會。不管得逞與否都開始 新一輪“用各種學說和道理，來粉飾自己的行為”、新的“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只是一條排泄的糞”、新的“亡國敗家”過程。

—— “得逞則立刻飛揚跋扈大肆清洗排斥異己”的典型例子是王明、博古——王明1925年10月入黨，入黨僅僅一個月就不擇手段鑽營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學了 四年回國在上海乾宣傳，僅僅兩年（1931年1月）便從一個宣傳幹事一躍成了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入黨六年有四年是在國外上學，回國什麼 事實沒幹，僅僅賣了兩年的嘴皮子就一下子成了中共最高領導，憑什麼？“知識神”——“有理論”、懂洋文、善權術、利用洋人力量、拉攏了一幫“文人”（“知 識分子”）——“二十八個半”“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別看王明對內神氣活現牛氣沖天，碰到危險屁滾尿流跑得比誰都快——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後 中央受到大搜捕，王明嚇得跑進一個尼姑庵躲了幾個月還覺得不安全，乾脆臨陣脫逃找藉口跑到蘇聯當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去了，把中共中央負責人職務甩給 了自己的鐵杆博古。這個博古更牛，“博古”這個名字就是俄語“上帝”（Бог）的音譯——自比上帝，狂妄之極。他1925年入黨，1年後就跑到蘇聯留學， 加入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成了王明的鐵杆。博古在中共黨史上創下了兩項迄今未曾打破的“紀錄”：第一，什麼實事都沒幹過、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就被指 定為中共中央總負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第二，總負責中共中央時不過24歲。王明、博古這兩個“文人”（“知識分子”）要功勞沒功勞，要資歷沒資歷，光 憑“理論知識”和權術就一舉篡奪了中共中央最高權力，輕而易舉就完成了“用軟權力獲得硬權力”，一得手立刻大肆排斥毛澤東等久經考驗的領袖，到處“殘酷斗 爭、無情打擊”，到處瞎指揮，差點徹底毀滅了中國共產黨——白區力量損失100%，蘇區力量損失95％。幾十萬有勇有謀能征善戰的將士沒死在敵人手裡，卻 死在這些“文人”（“知識分子”）手裡，多少人千辛萬苦流血流汗好不容易獲得的奮鬥成果，被這幾個狗屁不懂、專門玩弄權術、專門賣弄“理論”、“知識”、 “洋文”的“文人”（“知識分子”）三下五除二就斷送了。“文人”（“知識分子”）當權禍害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 “不得逞則裝老實，潛伏下來當‘二花臉’等待新的機會”的典型例子是“民主個人主義者”：國民黨圍剿共產黨時他們坐山觀虎鬥，等國民黨大勢已去立刻投機投 靠共產黨。等共產黨建立了政權立刻開始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專家治國”、“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小知識分子不能領導大知識分子”……雖然五七年這套沒 得逞，但“改開”後“文人”（“知識分子”）又捲土重來了：“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共產黨交權”……所有的路數都一模一樣：自封“知識神”，用軟 權力篡奪硬權力，然後 “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只是一條排泄的糞”，開始新一輪的把中國搞散搞爛搞崩潰的歷史周期性動亂屠戮進程。

⑶．“文人”（“知識分子”）當權使一切法律規章制度失效廢弛、整個社會走向無政府狀態，最終崩潰。

因 為“文人”（“知識分子”）從來不肯也不可能為任何政權的生存而制約自己，其當權的結果必使社會走向無政府狀態：“文人”（“知識分子”）是蒼蠅本色，只 管自己，不管別人，絕對自由主義，絕對不受任何約束，善於玩弄文字遊戲，擅長玩弄規章制度，象蒼蠅一樣有空子就鑽，有縫就下蛋。任何規章法律一到“文人” （“知識分子”）手裡都會被弄得面目全非，只用來對付別人，決不用來制約自己——合乎自己胃口的雷厲風行，不合自己利益的堅決抵制，明的不行就來暗的，軟 磨硬抗反正叫你辦不成：“圓滑”、“世故”、“會做人”、“世事通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通融”、“靈活掌握”、“看着辦”、“變通”、“通達權 變”、“從長計較”、“高抬貴手”、“例外”、“下不為例”、“長點眼色”、“別太死心眼”、“別鑽牛角尖”、“別把事作絕”、“馬馬虎虎差不多就行”、 “大面上亮得過去”、“特別照顧”、“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留有餘地”、“給自己留條後路”、“載花不載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瞞上不瞞 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法不治眾”、“做事不能太絕”、“原則是死的，人是活的”、“縣官不如現管”、“留個面子”、“不為己甚”、“適可而 止”、“中庸之道”、“難得糊塗”……見過循規蹈矩不鑽空子的蒼蠅嗎？見過嚴以律己不按自己的私利需要解釋規章制度的“文人”（“知識分子”）嗎？

只 要“文人”（“知識分子”）當權，維繫社會存在的一切規章法律就必定被逐漸廢弛，直至徹底形同虛設——中國歷史上哪個朝代開國之際不制定一整套儘可能嚴密 的法律法規？又有哪個朝代的法律法規（不管如何嚴密）能避免逐漸廢弛、最後“禮崩樂壞”徹底崩潰的下場？中國“改開”以來制定的法律規定還少嗎？不說法律 法規，就說“四菜一湯”、“幹部家屬不得經商”、“政府官員不得通過親屬買賣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不造假帳”之類規定，有幾個能落實？

“文 人”（“知識分子”）惟我獨尊、不承認任何其它權威、絕對自由主義、絕對自私自利、絕對不受任何制約、如蠅如鼠、毫無凝聚的“獨立性”決定他們絕對不可能 遵守任何維繫社會存在的法律規章，一旦當權必定把這些法律規章變成只對付別人不約束自己的牟利工具。“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整個社會必然群起 效尤，其結果就是整個社會蒼蠅化——道德徹底崩潰，法紀蕩然無存，矛盾尖銳激化，維繫社會的軟權力全部瓦解，法律規章形同虛設。法律規章形同虛設等於“無 法無天”。“無法無天”等於“無政府”。“無政府”就必然社會崩潰。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反覆證明了這一點。

⑷．“文人”（“知識分子”）只會製造矛盾激化矛盾，不會解決矛盾緩和矛盾。

“文 人”（“知識分子”）要生存就必須維持自己“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神話，人人眼高於頂，個個“逆向競爭”專家，內心深處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對誰都瞧不 上：“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文人之間尚且相輕，何況其它老百姓？因此“文人”（“知識分子”）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與人為善”、“平等待人”，永遠以 高人一等的權威身份指手劃腳挑剔別人的一切，從不擺事實講道理。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使他們不肯也不可能解決社會矛盾，從來只打算投機取巧用一番高談闊論讓 人們忘掉矛盾（註：又是推銷“皇帝的新衣”那倆騙子的伎倆：用虛的頂替實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檢查的主觀誇張頂替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空談 扯蛋的欺負埋頭實幹的）。只要別人不上當，立刻惡言相向帽子亂飛人身攻擊人身侮辱：“腦殘”、“無知”、“愚昧”……因此“文人”（“知識分子”）永遠是 製造矛盾、激化矛盾的好手，永遠只善於把“自己人”變成敵人——許多右派就是被這樣被他們“改造”成了左派。連“文人”（“知識分子”）自己都承認“自己 人”實在不爭氣，內戰內行，外戰外行：“你們這些所謂的自由知識分子，又從來是各自為政，各說各話，不僅沒有形成共識，還為一些細枝末節爭論得起勁，力量 全內耗掉了。”“這個群體是分散的，甚至四分五裂、各不相救，有時還經常性內訌，互相攻擊得起勁。有些人，甚至比獨裁者更獨裁，即不能令，又不聽令，一些 基本共識都無法達成”（鄧文初：“自己的民主”）。海外“民運”內部的惡鬥就更臭名昭著了。“文人”（“知識分子”）從來只會使社會矛盾走向日益激化，而 從來不會使這一大方向得到任何扭轉。正如毛澤東描述的：“他們是那樣腐化，那樣充滿日益增多的無法解決的內部爭吵，那樣被人民唾棄而陷於完全的孤立，打了 那樣多的敗仗，因此他們就必不可免地走向滅亡。”

“文 人”（“知識分子”）只有離散性，沒有凝聚力；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只會投機，從不負責；整天脫離實際高高在上憑空想象瞎指揮，一決策就錯，一錯就推 卸責任、誣陷無辜、殺人滅口。只要“文人”（“知識分子”）當權，中國社會就不可避免地無限制地癌症化、墮落腐化、分裂對立、走向瓦解崩潰動亂。只要是私 有制，不管誰上台都不得不與壟斷了軟權力的“文人”（“知識分子”）做權力交易，讓“文人”（“知識分子”）重新用軟權力篡奪硬權力，重新開始把國家搞垮 搞崩潰的新周期循環。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仍然如此——“改開”以來“文人”（“知識分子”）掌管一切，“頂層設計”一切，結果呢？中國社會是越來越 凝聚，還是越來越分裂？是越來越和諧，還是越來越敵對？是走向穩定和諧，還是走向動亂衝突？中國歷史上周期性動亂屠戮的根本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文人” （“知識分子”）當權。把這一切歸咎於“中國人好內鬥”不過是“文人”（“知識分子”）的一貫原則：“絕對不承擔責任”、“推卸責任、編造罪名、誣陷無 辜、殺人滅口”。自己一手製造了罪惡，還要誣衊受害者——中國老百姓，這又一次體現了“文人”（“知識分子”）的本性：無賴。

5．“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是中國漢奸輩出的根本原因

“文 人”（“知識分子”）靠權力生存——權力高於一切，權力就是一切，一切為了權力，一切為了高人一等的特權，永遠跟着權力走，誰給奶誰就是娘，誰給權誰就是 爹，以“‘文人’（‘知識分子’）是否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為標準衡量一切。這個本質決定“文人”（“知識分子”）為了權力和特權不擇任何手段。一 旦無法從國內勢力獲得權力和特權，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向國外求援。一旦外來侵略勢力強大，只要肯給他們權力和特權，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妥協投降賣身投靠。在 “文人”（“知識分子”）的字典里根本就沒有“抵抗侵略”這個詞，他們也根本不以國家利益、民族存亡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和原則。他們唯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權 力和特權。 

“文 人”（“知識分子”）篡奪硬權力全靠軟權力。一旦碰到軟權力不起作用的硬權力，他們立刻束手無策，立刻嚇得滿褲襠拉稀、軟成爛泥、屁滾尿流、百依百順。中 國“文人”（“知識分子”）的軟權力只能對付中國人，對付不了外國人——人家根本不吃你那一套。這就決定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對外國勢力天生的沒 底氣，天生的矮一截，天生的不敢惹。這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對外軟弱妥協投降的胎里病。 

其 他人叛國當漢奸沒有象樣的理論，唯獨“文人”（“知識分子”）叛國當漢奸有完整的“理論根據”：“良禽擇木而棲”、“識時務者為俊傑”、“順天命”、“先 進文明”、“忍辱負重”、“權宜之計”、“曲線救國”、“尺蠖之曲，以求伸也”、“用心良苦”、“我不入火坑誰入火坑”……這樣的客觀存在、這樣的“理論 根據”和“靠權力生存”、“一切跟着權力走”這個本質決定“文人”（“知識分子”）只會忠於權力特權，不會忠於任何人，更會不忠於國家和民族，自古以來就 有背叛和出賣的傳統——從春秋戰國時代起跳槽換老闆就成了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們的家常便飯和司空見慣，誰給奶誰就是娘，誰給權誰就是爹，不需要 道理，不需要解釋，不需要任何顧忌，只要私慾不得滿足馬上背叛出賣，只要有權可圖立刻改換門庭，只要不得重用隨時叛變投降（所以會有成語“朝秦暮楚”）， 只要不得志立刻另找主人，陳有西爬不上去立刻竭力推翻共產黨：“裹挾他們向民主進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勸着他們、推着他們、哄着他們往前走”。“文人” （“知識分子”）沒有祖國，沒有民族，沒有是非，沒有正義，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張飛罵呂布是“三姓家 奴”，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呢？幾十姓都不止：幾千年來叛國叛慣了，賣國賣慣了，亡國亡慣了，換主子換慣了，根本不在乎再來一次叛國、再來一次賣 國、再來一次亡國、再換一次主子——別看在老百姓面前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在強權面前從來卑躬屈膝奴性十足，用拿破崙的話說，是“習慣於被所有人強姦的老牌 婊子”。（由這樣的“習慣於被所有人強姦的老牌婊子”治國，把國家也治成個“習慣於被所有人強姦的老牌婊子”一點也不奇怪——看如今隨便哪個阿貓阿狗都吃 准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色厲內荏外強中乾，都敢隨便找個“理由”“制裁”你，這難道不象“習慣於被所有人強姦的老牌婊子”？）“習慣於被所有人 強姦的老牌婊子”當然不會把被強姦當成什麼大不了的事，習慣於叛國賣國亡國換主子的“文人”（“知識分子”）當然不會把當漢奸當成什麼奇恥大辱，當然不會 用把持的話語權培養愛國主義，而只會向整個社會教唆“識時務者為俊節”。自古以來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原則從來是只認“正統”不認國家民族—— 誰“正統”就投靠誰，哪怕是異國異族。“國家”、“民族”是客觀具體不能改變的東西，“正統”不“正統”卻是憑主觀任意發揮隨意改變的東西。這樣一來實際 就不存在“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的問題，只有“擁戴某個‘正統’的政權”的問題，輕而易舉就把“愛國主義”取消了。（注意：又是推銷“皇帝的新衣”那 倆騙子的伎倆：用虛的頂替實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把持、自己檢查的東西頂替實實在在的客觀具體的東西，空談扯蛋的欺負埋頭實幹的）。“文人”（“知識 分子”）幾千年來一直憑話語權用這種“只認權力特權不認國家”的意識摧毀中國人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這樣的大環境當然有利於漢奸思潮橫行。 

（如今世界上猶太人拼命復國，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拼命賣國——沒國家的人想國家，有國家的人毀國家；缺什麼想什麼，有什麼忘什麼。“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世 界上所有國家中唯有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提出的賣國理論最完整最徹底。其中最要害、最毒辣、最卑鄙、最無恥、最惡毒的一條就是不僅把侵略合法 化，而且居然從受害者的角度把侵略正義化，使侵略不但不再是罪行，而且成了理直氣壯的正義之舉，從最根本的道義上徹底剝奪了受害者反抗侵略的合理性和合法 性。 

常識不 需要定義證明。凡試圖用故弄玄虛的主觀發揮取代常識的必是騙子——譬如把“皇帝穿沒穿衣服”這樣一個一目了然的常識問題故弄玄虛成一個只有少數人才能定義 的莫測高深。正常人都知道凡侵犯別國、掠奪別國資源、屠殺別國人民的就是侵略。換句話說，判斷“侵略”的標準是跑到別國“掠奪財富”、“掠奪生命”。“文 人”（“知識分子”）跑出來說，不對，判斷是不是“侵略”不看是否掠奪財富和生命，而看是否“先進”——只要是“先進文明”、“先進科技”、“先進生產 力”，那跑到別國殺人放火掠奪財富就不是“侵略”，而是“傳播先進文明”，是“先進文明徵服野蠻文明”，是“正義之舉”。而被掠奪、被屠殺的國家如果抵 抗，那就是“野蠻對抗文明”、“落後抵制先進”。征服美洲、滅絕印第安人不是侵略，而是“先進文明徵服野蠻落後”——用虛無飄渺、可以主觀任意發揮的的判 斷標準取代實實在在、確切具體的判斷標準（注意：又是推銷“皇帝的新衣”那倆騙子的那一套：用虛的取代實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把持、自己檢查的可以隨 心所欲信口開河的花麗胡哨虛玩意取代實實在在客觀存在的東西，空談扯蛋的欺負埋頭實幹的）；輕輕鬆鬆一句“先進文明”就把掠奪財富、屠戮生命等無數具體殘 酷的現實一筆勾銷了：入侵非洲、販賣黑奴不是侵略，而是“傳播先進文明”；打進中國火燒圓明園、燒殺搶掠、逼中國割地賠款不是侵略，而是“送來先進文 明”……如此一來，世界上實際就不再有侵略了：沒點實力、沒點先進玩意能打到別國去嗎？既然有比受害者更先進的東西，那就完全可以根據這個“理論”把問題 定性為“傳播先進文明”，就不算侵略——這如同規定誰拳頭大誰可以隨便打人，因為拳頭大就是“先進”，打人就是“先進征服落後”。這樣難道不是專門幫助拳 頭大的人欺負人的“理論”？難道不是不僅把侵略合法化，而且把侵略正義化的“理論”？根據這樣的“理論”，只要宣布外國勢力代表“先進文明”，“文人” （“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勾結外國勢力屠殺中國老百姓、出賣中國資源，自己不但不是漢奸賣國賊，而且是“先進文明代表”。孔孟之道還 不否定民族主義。“普世價值”、“先進文明”則把民族主義否定得連影子都沒了。掌握了如此先進的“賣國理論”的“文人”（“知識分子”）當權，賣國當漢奸 豈能不大行其道？世界上除了中國“文人”（“知識分子”），還有哪個國家的人想得出“愛國賊”這個罪名？還有哪個國家的知識界會對愛國主義如此反感、連篇 累牘咒罵不休？還有哪個國家的人會如此積極美化賣國叛國的內奸、甚至提出禁止使用“漢奸”一詞？ 

“文 人”（“知識分子”）不勞而獲，不創造財富，不參加實踐，沒有任何正當謀生技能，一旦實現不了用軟權力換取硬權力立刻生活無着，此時只要有外敵招募自然投 靠。抗戰時期很多漢奸都說自己當漢奸是因為“生活所迫”——說白了就是無一技之長謀生。為什麼不學一技之長？早都幹什麼去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 高”、“學而優則仕”、“焉用稼”……說到底是“文人”（“知識分子”）那一套不勞而獲的理論造的孽。 

把這一切歸咎於“中國人劣等，盛產漢奸”不過是“文人”（“知識分子”）無賴本性的又一例：“絕對不承擔責任”、“推卸責任、編造罪名、誣陷無辜、殺人滅口”。

6．“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是中國長期專制獨裁的根本原因

民主的基礎是平等。獨裁的基礎是不平等。沒有平等就沒有民主而只有專制獨裁——奴隸有資格跟主人平起平坐嗎？牛馬有資格跟主人討價還價嗎？沒資格，那還談什麼民主？當然只有專制獨裁。

“文 人”（“知識分子”）的生存三要素決定他們絕對離不開專制獨裁——能允許別人質疑“皇帝的新衣”嗎？能允許不相信“皇帝的新衣”的人掌握權力嗎？能允許對 “皇帝的新衣”的揭露批判被多數人認同嗎？——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文人”（“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在政治上一直橫行霸道，狂妄自大慣了， 飛揚跋扈慣了，目空一切慣了，精神貴族的意識根深蒂固浸入骨髓，自成一家，自命不凡，高於一切，優於一切，目空一切，眼高於頂，鼻孔朝天，眼睛比眉毛還 高，處處以“造世主”自居，自命與其它任何人的關係都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高等與低等的關係、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以天下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學而優則仕”、“惟上智下愚不移”、“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無冕皇帝”、 “社會中堅”、“知識分子的使命感”、“頂層設計”、“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既然一心要“頂層設計”、支配別人、安排別人命運，那怎麼可能允許任 何人挑戰“文人”（“知識分子”）至高無上的權威？怎麼可能允許任何人與“文人”（“知識分子”）平起平坐？這個底線決定“文人”（“知識分子”）從內心 深處從來就不承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歷史上他們從來也沒民主過，從來用“上智下愚”把自己變成人上人：自己是“上智”，別人都是“下愚”，絕對不 平等。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換了一個又一個，延續傳承封建專制體系、專制習慣的不是哪個王朝，而是“文人”（“知識分子”）——“文人”（“知識分子”）當 權才是中國長期專制獨裁的根本原因。 

“存 在決定意識”。只要“文人”（“知識分子”）客觀存在的三要素不變，他們本質上就要追求獨裁，自己要支配一切。儘管如今他們起勁地天花亂墜“人權”、“平 等”、“民主”、“自由”、“普世價值”，那也全是假的，全有貓膩，全有折扣，實際仍然絕對不允許別人與自己平等。一大表現就是一切以“上智”與“下愚” 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一言不合就罵別人“腦殘”、“智障”、“反智”。 

如 今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搞獨裁有兩大花樣，一是直截了當以“法律”的方式搞——“憲政社會”，名義上法律支配一切，實際是“文人”（“知識分 子”）支配法律——就個人而言是個人聽法律的，但就整體而言是法律聽“文人”（“知識分子”）的：由“文人”（“知識分子”）“頂層設計”、一手包辦、絕 對操縱——制定法律、解釋法律、執行法律全由“文人”（“知識分子”）獨霸，其它任何人都休想過問（注意：又是推銷“皇帝的新衣”那倆騙子的伎倆：用虛的 頂替實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審查的任憑自己主觀誇張的花麗胡哨的虛玩意頂替看得見摸得着的具體可觀的東西）——工人擺弄工具跟玩似的。農民 擺弄農具跟玩似的。軍人擺弄武器跟玩似的。“文人”（“知識分子”）擺弄規章制度跟玩似的。但工人、農民、軍人沒有強求整個社會跟着自己的工具、農具、武 器轉，唯獨“文人”（“知識分子”）強求整個社會跟着自己獨霸的規章制度轉，實際要求整個社會跟着“文人”（“知識分子”）轉，由此實現“文人”（“知識 分子”）的獨裁。 

另 一大花樣就是叫嚷“憲政民主”、“多黨制”、“一人一票”、“自由選舉”……只是說得天花亂墜，實際處處搗鬼：“民主”可以，“民粹”不行——共產黨說話 是“獨裁”，老百姓說話是“民粹”，只有“文人”（“知識分子”）說話是“民主”。掐頭去尾七折八扣把別人全踢開，就剩了自己一家，說是“民主”，實際就 是“文人”（“知識分子”）獨裁。這場漏洞百出的“憲政民主”滑稽戲讓人想起了《共產黨宣言》描述的“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輓歌，半是謗文；半是過 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 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鬨而散。”“文人”（“知識分子”）鼓吹的“憲政民主”也淨是這個味兒： 

⑴．“半是輓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

—— “半是輓歌” 、“半是過去的回音”——民國是“色彩斑斕的時代”、“民主受尊重的時代”、“民國教授的高薪生活：有房有車有地位”、“大學教授是民國期間一個非常體面 的職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大學教授們過着非常優越的物質生活，當時的政府哪怕財政捉襟見肘，也不曾虧欠這些學者們的薪水，他們 的幸福生活常常讓後人感嘆不已”、“民國雖是政治上的亂世，卻是文化上的盛世”…… 

—— “半是謗文” 、“半是未來的恫嚇”——“如果執政者執迷不悟、拒絕改革，那麼不僅他們自己將玩火自焚，而且整個中國社會都將陷入革命－暴政的惡性循環，中華民族將淪落 到文明廢弛、腐敗橫行、資源浩劫、環境破壞、民不聊生的地步。”（張千帆：“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我估計三年就差不多，天下肯定要亂的，這是必然的。 十八大報告，我們聽了非常失望”（陳有西：落實憲政是中國唯一出路，2012-11-13） 

⑵．“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鬨而散。”

—— “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承載着幾千年文明的中國鮮有像今天這樣沒有信仰、沒有是非、沒有道德勇氣、沒有自我反省 和淨化的能力，貪官污吏鮮有像今天這樣多如牛毛，空氣鮮有如此渾濁，食品鮮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鮮有萎縮得如此之快……”（張千帆：“辛亥革命與中國 憲政”） 

——“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

“中國的老百姓在大多數時間是煳塗的，不懂得民主法治的重要性，很容易被野心家愚弄和欺騙”“所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中國新青年”2012/12/7凱迪社區>貓眼看人） 

“中國人現在的思維是不正常的，很容易產生極端的心理，一點點小火星就會讓他們變得瘋狂，這是長期不正常思想掛念和洗腦的病態結果“

“老百姓不是政治家，有那樣的高瞻遠矚，他們也不是經濟學家，有那樣的遠見卓識，他們更不是法學家，有那樣的獨具慧眼，他們的感情很樸素，因為他們的確看到了當時眼前的利益，但他們也確實看不透陰謀家內在的野心，但你還不能說他們覺悟低，”——李莊 

“群眾不會去考慮長期和全局。”——陳有西：反思重慶現象的國家樣本意義

“必 須堅持初級階段，破除民粹主義”、“一般性談論維護多數人利益，否定保護少數人利益的必要性或為多數人利益犧牲少數人利益，本身是一種階級鬥爭思維，不是 執政思維、民主思維。它相對於民主思維而言，就是民粹思維。”“所謂“大多數人”、“老百姓”到底是哪些人，誰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滿意”，也從來不 是經過調查統計拿出的結論。”——童之偉：“重慶逆流及其教訓” 

“朱學勤曾經說過一句蠻經典的話，他說民主也許需要中產階級，但中產階級並不需要民主。”——鄧文初：“自己的民主”

“這 個群體是分散的，甚至四分五裂、各不相救，有時還經常性內訌，互相攻擊得起勁。有些人，甚至比獨裁者更獨裁，即不能令，又不聽令，一些基本共識都無法達 成”、“真正心儀民主的知識分子也許不少，但為之奮鬥、且身體力行的確乎太少。對於民主，大多停留在口頭與理論的言說。”——鄧文初：“自己的民主” 

“很多國民，不僅僅是愚昧，簡直就是賤。”（張鳴說史，2012-12-10）

“我還是堅持精英選舉，不能一人一票。”——柳傳志

“正確觀點不需要投票”——張維迎

“我不同無恥的人辯論”——張維迎

“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茅于軾

“民主了就爆你菊花”（《南方都市報》城市雜誌中心記者閆濤）

……

“文人”（“知識分子”）滿屁股的這些專制獨裁紋章他們滿嘴的“民主”徹底變了味兒，當然也讓看到這一屁股專制獨裁的老百姓“哈哈大笑，一鬨而散”，再也不會讓他們牽着鼻子走。

民 主與“精英”根本對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文人”（“知識分子”）堅持“上智下愚”，堅持自己是“精英”，那就根本談不 上平等。堅持專制的“文人”（“知識分子”）當權是中國長期專制獨裁的根本原因。把中國的長期專制歸咎於“中國人素質低”還是“文人”（“知識分子”）無 賴本性發作的結果：“絕對不查承擔責任”、“推卸責任、編造罪名、誣陷無辜、殺人滅口”。 

7．“文人”（“知識分子”）為權力和特權需要毀滅中國和中華民族

⑴．中國愚昧無知四分五裂落後挨打，“文人”（“知識分子”）才能用軟權力獲得硬權力高人一等。

“文人”（“知識分子”）的生存離不開硬權力，但自己建立不起硬權力，必須用軟權力換取硬權力。

—— 中國落後、老百姓愚昧，“文人”（“知識分子”）才能擁有絕對軟權力：越落後，生產技術越簡單，就越不需要文化知識，老百姓中文盲就越多。當中國文盲充斥 的時候，老百姓寫封信讀封信都得求“文人”（“知識分子”）賞臉。那時老百姓對讀書人雖然也時有嘲笑，但更多的是迷信：“識文斷字”、“有學問”、“有本 事”、“能幹大事”、“文曲星冒犯不得”……“文人”（“知識分子”）在老百姓面前神氣得很，天下大事他們說什麼老百姓就信什麼，難得有人敢跟他們頂撞爭 辯——即便土匪山大王也往往得對“讀書人”另眼相看。那種被奉若神明、可以說一不二的滋味讓“文人”（“知識分子”）在老百姓面前自我感覺好得不得了，當 然自己“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絕對軟權力也就鞏固了。 

—— 中國四分五裂、軍閥割據，“文人”（“知識分子”）才有身價——各路軍閥為爭天下都盡力籠絡“文人”（“知識分子”），即便不“三顧茅廬”也要保住個“保 護國粹”、“愛惜人才”、“尊重知識分子”的名聲，至少整體上不敢得罪這幫善於呼風喚雨製造輿論的大爺：“北洋政府的那些軍閥們，雖然外表看起來頗為粗野 魯莽，彼此之間總是打來殺去的，但對知識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氣。哪怕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也從來不曾虧欠這些專家學者們的薪水。”“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 動盪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中國越軍閥混戰天下大亂，“文人”（“知識分子”）用軟權力換取欺負老百姓的硬權力就越有保障。 

—— 中國滅亡成了殖民地，“文人”（“知識分子”）獲得欺負老百姓的特權更容易、更有保障——外國主子要奴役統治中國老百姓就離不開中國走狗，就必須賦予中國 走狗欺負中國老百姓的特權，而只有“文人”（“知識分子”）才是最理想最有用的走狗。“文人”（“知識分子”）永遠跟着權力走，誰給奶誰就是娘，誰給權誰 就是爹，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管中國主子外國主子，給自己權力就是好主子。一旦中國成了殖民地，“文人”（“知識分子”）輕而易舉就能從侵 略者手中獲得欺負老百姓的特權。侵略中國的外國人從來特別優待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日本鬼子對中國老百姓燒殺搶掠“三光政策”，對“文人” （“知識分子”）卻十分“禮遇”，只要不抗日，總是格外照顧——據“鳳凰衛視”的節目披露，日本人規定“滿洲國”的中國人只准吃雜糧，但對上日本人控制的 學校的學生例外。美國的“人權援助”更是從來只給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魯訊說：“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 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着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 “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 在盡‘寵犬’的職分的。”——“文人”（“知識分子”）幾千年來叛國叛慣了，賣國賣慣了，亡國亡慣了，換主子換慣了，早成了“習慣於被所有人強姦的老牌婊 子”，根本不在乎再來一次叛國、再來一次賣國、再來一次亡國、再換一次主子。 

——中國強盛、發展、現代化、不挨打，“文人”（“知識分子”）就混不下去：

魯 迅說：“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文人）也跟着不尊嚴了。”毛澤東在中國大陸普及了教育，掃除了文盲，讀書識字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不 再神秘，不再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老百姓再也不是睜眼瞎了，用不着看封信都求爺爺告奶奶了，人人都有文化，自己也能讀書看報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 文字信息來源渠道，自然也就有了相應的判斷而不再一切全由別人說了算。一貫壟斷讀書識字和文字信息來源、在老百姓面前趾高氣揚擺臭架子的“文人”（“知識 分子”）“星宿下凡”的神話破滅了，再也不能象過去那樣神氣活現一手遮天了。高人一等的架子掉下來一大截，不可能不失落。 

毛 澤東領導中國從一個農業古國一下子跨入現代社會，迅速施行大規模工業化、現代化、“向科學進軍”，這一切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要的是實實在在的真才實學而 不是花麗胡哨虛無縹緲的“皇帝的新衣”。這種大環境使科學家工程師等用知識創作財富的腦力勞動者如魚得水倍受尊敬，而“文人”（“知識分子”）這些“皇帝 的新衣專業戶”則毫無用武之地。這一下讓“文人”（“知識分子”）的真正斤兩一下子暴露無疑，讓老百姓發現這些千百年來一直牛氣沖天讓老百姓自慚形穢的 “文化人”其實不過是群只會放放嘴炮的窩囊廢，根本不是冒犯不得的神仙、菩薩、文曲星。千百年來，老百姓第一次通過事實感到自己跟“文人”（“知識分 子”）是平等的，不再盲目迷信，不但不再把“文人”（“知識分子”）的話當成必須遵從的聖旨教條，而且敢於評頭論足、覺得不對就批評了。這對“文人” （“知識分子”）是最致命的打擊：老百姓不迷信了，自己“高人一等、一貫正確”的“知識神”的地位就破產了。不能高人一等就不能騎到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不 勞而獲了。這是“文人”（“知識分子”）絕對不能容忍的。 

“文 人”（“知識分子”）當權使中國落後挨打，面臨亡國。在已經落後、已經喪失戰略先機、已經沒有戰略主動地位的情況下改變亡國的命運就必須做出異乎尋常的努 力、付出異乎尋常的代價、採取異乎尋常的措施。要迎頭趕上就必須全民動員。要全民動員就必須有凝聚。要凝聚全民就必須靠公有制——老百姓只會認同為全民族 的生存拼命奮鬥犧牲，但決不會認同為某些個人的私利拼命奮鬥犧牲。要急起直追就必須採取非常措施奮發圖強跑步前進，象西方國家那樣靠個人主義個人奮鬥自由 發展成資本主義來改變國家的歷史環境已不復存在，四平八穩按部就班照常辦事放任自流已行不通。行得通的只能是舉國一致全民動員目標導向的集體主義，是正確 權威的集中統一。恩格斯說：“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最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裡，在危險關頭，要拯救大家的生命， 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處於落後挨打亡國危機中的中國跟汪洋大海中遇到颶風的航船一樣，“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 服從一個人的意志”。這就容不得自由主義——驚濤駭浪中的航船上沒有七嘴八舌的條件，你死我活的戰場上沒有民意投票的餘地。曹操為什麼殺孔融？魯迅的評論 是：“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藉故把他殺了。”曹操殺楊修也是同理：軍旅 之中，死生之地，只允許一個聲音，只允許一個命令，豈能容忍任何人不負責任整天信口開河說風涼話？凡需要做實事的地方都容不得只會空談的整天搗亂。實行大 規模現代化工業化的新中國的大環境與“文人”（“知識分子”）不負責任信口開河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主義無賴本性完全格格不入，更不用說讓他們故伎重演，用 軟權力獲得硬權力不勞而獲了。這當然使“文人”（“知識分子”）恨透了使中國強大的毛澤東的新中國，無限懷念他們擁有特權的中國四分五裂落後挨打的時代。 

“中國落後 挨打四分五裂滅亡當殖民地”不但不妨礙“文人”（“知識分子”）的根本利益，而且最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軍閥割據要籠絡“文人”（“知識分子”），外國 侵略要籠絡“文人”（“知識分子”）。就憑這，“文人”（“知識分子”）的特權地位就有了保障。中國越亂，老百姓地位就越低；老百姓地位越低，“文人” （“知識分子”）的地位就越高——天下大亂、軍閥混戰，中國的經濟必受毀滅性打擊，必無力抵禦外國壟斷資本，中國的經濟命脈必被外國壟斷資本一掃而光。外 國壟斷資本控制中國後中國人只能給外國人當廉價勞動力，凡高科技的東西必全部被外國人壟斷，中國的科學家工程師必無出路，地位必一落千丈，“文人”（“知 識分子”）必能恢復獨霸“知識分子”、至高無上的地位。“文人”（“知識分子”）通過“教育產業化”已經把中國普通教育分成三六九等，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只 能上教育質量最沒保證、聊勝於無的最低等的學校，教的無心好好教，學的無心好好學，蓄意讓普通老百姓從切身經歷中產生“教育不能改變命運”的讀書無用論。 一旦中國四分五裂天下大亂，“文人”（“知識分子”）的特權地位有保證，死的只能是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如今只能受聊勝於無的教育的老百姓。內戰必中斷教 育，下一代的老百姓連最低等的教育也指望不上，只能大批變成文盲。那時就有希望回復舊中國老百姓寫信念信都得求人的狀況，“文人”（“知識分子”）被奉若 神明可以說一不二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就又回來了——別看“文人”（“知識分子”）干實事不行，搞起陰謀詭計來絕對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人家心中清楚着呢：自己 的利益與老百姓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絕對衝突，勢不兩立。老百姓地位高了，平起平坐了，“文人”（“知識分子”）就無法高人一等了。不能高人一等就無法騎到 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不勞而獲，就無法生存。“文人”（“知識分子”）要生存就必須把老百姓打下去。要使“中國強大統一不挨打、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不 能容忍“文人”（“知識分子”）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就威脅了他們的生存。因此“文人”（“知識分子”）的根本利益使其不能容忍中國從挨打變為不挨 打，不能容忍中國不當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在現代國際大環境下，“文人”（“知識分子”）要當權就必須不准中國強盛不挨打，就必須賣國，就必須把中國變成外 國壟本的殖民地，就必須使中國四分五裂崩潰內戰。毛澤東的革命打掉了“文人”（“知識分子”）至高無上趾高氣揚的地位，他們不可能不對毛澤東恨之入骨，不 可能不對中國革命咬牙切齒。要恢復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就必須把毛澤東從老百姓心目中抹掉，讓老百姓重新變成文盲。做不到，寧可毀滅中華民族。這是“文人” （“知識分子”）的根本利益需要，是其經濟存在決定的，是其不勞而獲的本性使然，是經過周密的理性思考得出的結論，絕不是一時糊塗算不過來帳。 

“中 國落後挨打四分五裂滅亡當殖民地”必然導致普通老百姓大批死亡。這對老百姓是災難，但對“文人”（“知識分子”）是好事——人吃人是犯罪，吃雞鴨豬羊不是 犯罪，因為雞鴨豬羊不是人的同類。過節大吃大喝，對雞鴨豬羊是喪事，但對人類來說是喜事。由此可見人對不屬於同類的生物的死活是不當回事的，只要不屬於同 類，那殺了吃了就不算犯罪（反過來說，如果人們對某些生物的死活不當回事，那實際上就並沒有把他們當同類）。如果“證明”某些人不屬於同類呢？那等於宣布 殺了人白殺。因此任何旨在“證明”人與人不平等的“理論”本質上都是鼓吹大屠殺或變相的大屠殺。“文人”（“知識分子”）的“精英論”的核心正是“證明” 人與人不平等。普通老百姓從來都想當然地以為自己和“文人”（“知識分子”）是同類，都是人，從來沒意識到在“文人”（“知識分子”）心目中普通老百姓根 本不是“文人”（“知識分子”）的同類，根本不是人，考慮一切問題時根本就不把普通老百姓當人對待——“文人”（“知識分子”）自命“精英”、“上智下 愚”、“知識人”，動不動就指責別人“反智”。既然自己是“知識人”，那其它人自然是“無知人”了；既然反自己就是“反智”，那“反智”的人自然是“無 智”了。這就把人一分為二：“有智人”與“無智人”。而人類與其它動物的根本區別就是人類智慧超越其它動物。否定了某人“有智”，就等於否定此人是“人 類”，就等於將其算為雞鴨豬羊牛馬一類——雖然“能做不能說”，不直截了當說老百姓不是人，但一碰到具體問題就不知不覺露了餡： 

比 如俞可平說1949年以後的中國“沒有了人道主義”、“沒有了以人為本”、“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曲”……普通人會很奇怪：中國1949年以 前四分五裂戰亂不斷，“亂世人命不如狗”，動不動就死人成百上千萬、光花園口決堤一次就導致上千萬死亡，老百姓生命毫無保障。毛澤東1949年建立新中國 成立後中國大陸就再也沒發生過戰爭，老百姓再也沒受過戰亂之苦，怎麼而戰亂不斷死人無數的“1949年以前”反而有人道主義、做到了以人為本，人們的正常 情理和心態沒有受到嚴重的扭曲；而沒有戰爭的“1949年以後”反而“沒有了人道主義”、“沒有了以人為本”、“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曲”？ 沒有戰爭、不死人的和平年代反而不如死人不斷的戰爭年代有人道主義，這怎麼說得通呢？道理很簡單：在“文人”（“知識分子”）心目中老百姓根本不是人。既 然不屬於人類，當然不管死多少都不算“沒有人道主義”、“沒有以人為本”。而中國只有“文人”（“知識分子”）才算人，他們不滿意的年代才算“沒有人道主 義”、“沒有以人為本”——“四個凡是”：凡是讓“文人”（“知識分子”）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的人就是好人，不好也必須說好；凡是不讓“文人” （“知識分子”）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的人就是壞蛋，不壞也必須說壞；凡是“文人”（“知識分子”）能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的時代就是好時代，不 好也必須說好；凡是“文人”（“知識分子”）不能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的時代就是壞時代，不壞也必須說壞。根據這“四個凡是”，“中國落後挨打四分五 裂滅亡當殖民地”是“文人”（“知識分子”）能掌權和擁有高人一等的特權的好時代：“色彩斑斕的時代”、“民主受尊重的時代”、“民國范兒”、“民國雖是 政治上的亂世卻是文化上的盛世”…… 

又 比如“迫害知識分子罪”——沒有“迫害工人罪”，沒有“迫害農民罪”，沒有“迫害軍人罪”，唯獨有“迫害知識分子罪”。換句話說，迫害工人無罪，迫害農民 無罪，迫害軍人無罪，唯獨“迫害”知識分子有罪。更確切地說，欺負工農兵都可以，就是不是准得罪“文人”（“知識分子”）。只許“文人”（“知識分子”） 欺負壓迫工農兵，不許工農兵反抗欺負壓迫；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幾個黑社會頭子被判刑，“文人”（“知識分子”）成群結夥大聲疾呼奔走呼號開會 演講連篇累牘義正詞嚴“伸張正義”，幾億老百姓無緣無故突然一下子被打成“改革代價”置於死地——“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為了達 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 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買斷工齡、上不起學、看不起病、養不起老……“文人”（“知識分子”）個個拍手叫好，為黑社會頭子 伸長正義的慷慨激昂不知扔哪兒去了。道理很簡單：“文人”（“知識分子”）心目中只有“文人”（“知識分子”）才算人，所以要特別設立“迫害知識分子 罪”；只要能給自己帶來好處，黑社會頭子可以立刻屬於“人類”，所以要保護他們的“人權”；而工農兵、老百姓不管有多少億都不算人，所以決沒有“迫害工農 兵罪”，決不保護他們的人權——老百姓的命不是命，只是數字和符號，可以愛怎麼抹就怎麼抹，愛怎麼欺負就怎麼欺負。 

“文 人”（“知識分子”）雖然滿嘴仁義道德、“人道主義”、“普世價值”，實際上滿肚子男盜女娼、殺人越貨、置人於死地，內心之陰狠歹毒絕對超過普通人的想 象。魯迅說：“讀書人的心裡大抵含着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上海之所謂‘文人’，有些真是壞到出於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 至於此，而居然搖筆作文，大發議論，不以為恥，社會上亦往往視為平常，真大怪事也。”“智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 以為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他受不住，又即刻變化，甚而至於賣朋友作為倒過去的見面禮。這大約是各國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國較甚，真不是好現 象。”“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闆，但是比純粹商人更刻薄，更凶。”“高超的文學家便自己定了一條規則，將不懂他的‘文學’的人們，都推出‘人類’之 外，以保持其普遍性。”只有明白這點才能明白“文人”（“知識分子”）真的存心搞垮中國——中國愚昧無知四分五裂落後挨打，“文人”（“知識分子”）才能 用軟權力獲得硬權力高人一等。 

⑵．“文人”（“知識分子”）為推卸歷史責任需要搞垮中國、毀滅中華民族

如 今“文人”（“知識分子”）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危機四伏、問題嚴重：“承載着幾千年文明的中國鮮有像今天這樣沒有信仰、沒有是非、沒有道德勇氣、沒有自 我反省和淨化的能力，貪官污吏鮮有像今天這樣多如牛毛，空氣鮮有如此渾濁，食品鮮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鮮有萎縮得如此之快……”（張千帆：“辛亥革命 與中國憲政”） 

然 而這一切是誰造成的？“文人”（“知識分子”）。“改開”之前這一切問題根本不存在。整個“改開”從一開始就處於“文人”（“知識分子”）的絕對把持之 下，對一切決策老百姓根本知都不知道，更不用說參與決策了，而且一切決策全是極少數“文人”（“知識分子”）一拍腦袋就決定了，連個形式上的論證爭辯都沒 有——比如“全國農村城鎮化”，誰提出來的？經過什麼樣的論證？誰批準的？經過人大討論過沒有？這麼大的事連個正式手續都沒有，偷偷摸摸就成了國策。“文 人”（“知識分子”）把持了“改開”的一切，一切後果當然是他們的責任。中國社會現在的一切問題都是“文人”（“知識分子”）決策不擇手段、不顧老百姓死 活、不顧一切後果、犧牲環境、道德、信譽、社會安定而搞“改開”的必然結果——張曙光不是聲稱“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 嗎？張維迎不是拍胸脯保證“腐敗是次優”、“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嗎？如今“抓總量增加”了，“發展到一定程 度了”，“一切問題”都沒有解決，對此“文人”（“知識分子”）不負責誰負責？ 

如 今“文人”（“知識分子”）把一切責任都歸咎於毛澤東、共產黨，歸咎於“政治改革不徹底”、鼓吹“普世價值”、“多黨制”、“共產黨與歷史徹底切割”，這 一點都不奇怪：“文人”（“知識分子”）的無賴本性故伎重施——“絕對不承擔責任”、“絕對不承認錯誤”、“推卸責任、誣陷無辜、殺人滅口”。 

“文 人”（“知識分子”）三要素決定他們只會高高在上脫離實際紙上談兵拍腦袋瞎指揮，一決策就出錯，一出錯就賴帳。一部“改開”的歷史就是“文人”（“知識分 子”）瞎指揮——出問題——“絕對不承擔責任”、“絕對不承認錯誤”、“推卸責任、陷害無辜、殺人滅口”的原則把責任推給別人、嫁禍於人，抓替罪羊、殺替 罪羊——再瞎指揮——再出問題——再抓替罪羊……的公式不斷循環的歷史。 

回 顧“國企改革”：先是“一包就靈”，結果一把手變“一霸手”，頭頭腦腦隨意占有公有財產、國營企業內鬼猖獗、損失慘重。“文人”（“知識分子”）馬上把責 任推給“體制僵硬”，鼓吹“開放搞活”、“政府放權”，結果走私泛濫、賄賂回扣成風、全民倒爺、全民經商、全民炒股、全民造假、靠正當經營的國營企業產品 難以銷售、收入下降。兩樣加一起的後果就是國營企業大面積虧損——“一包就靈”不靈，“開放搞活”搞亂。“文人”（“知識分子”）立刻再推卸責任找出新的 替罪羊：“大鍋飯養懶漢”、“砸碎鐵鐵飯碗”、“鐵面鐵腕砸三鐵”、“破產保護”、“下崗分流”、“減員增效”、“買斷工齡”、……輕輕鬆鬆一句話就把自 己瞎指揮造成的損失全部轉嫁到廣大工人身上，眼都不眨就把幾千萬老工人變成了“改革代價”。“下崗分流”、“減員增效”還不解決問題，“文人”（“知識分 子”）乾脆把責任全部推給了公有制：“產權不明晰”、“政府干預”、“公有制本來就沒生命力”、“破產重組”、“企業改制”、“減政放權”、“私有化”、 “ＭＢＯ”……以“改善國企”開始，以“消滅國企”告終，中間每一步都是“文人”（“知識分子”）瞎拍腦袋，每個餿主意都越弄越糟，每次都是找出個新替罪 羊消滅掉，然後一切再來一遍，最後整個國企、整個公有制都成了“文人”（“知識化分子”）的替罪羊消滅掉完事——以“增強國企活力”為理由搞改革，結果卻 是消滅國企。國企都不存在了還有什麼活力可言？這等同於號稱包醫百病的江湖騙子給人看病：先說吃補藥，不靈就吃瀉藥，還不靈就飢餓療法，再不靈就掐皮扎針 拔火罐、扶乩拜佛跳大神，最後說，沒救了，是妖仙附體，只有連人帶妖一起亂棍打死拉出去燒掉才能保合家平安：不是我沒本事看病，而是這人本來就該死——以 “治病”的名義開始，以病人活該死亡告終，寧可把人弄死，也絕不肯承認自己不懂裝懂，更不肯承擔責任。 

對 “國企改革”的徹底失敗使“文人”（“知識分子”）學精了：只要是計劃經濟公有制，自己就非原形畢露不可，垮台不可——公有制的計劃經濟只有有真才實學的 人才玩得轉：不了解國情不行，不懂生產不行，只會引經據典瞎拍腦袋不行，不懂得綜合平衡不行，不會均衡協調不行，對國家整體發展需求長遠趨向胸中無數不 行，對國際經濟形勢走向一腦袋槳糊不行……計劃經濟使中國人的經濟活動如同蜜蜂，有組織，有分工，有協調，有共同目標，分工協作，井然有序，局部與整體的 關係服從系統工程的要求，明確而協調。更重要的是，公有制的計劃經濟考慮的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你不可能計劃讓中國對外交往吃多少虧、國內發展污染多少地 方。在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系中，想大規模出賣國家利益、侵占國有資產是不可能的。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下官員必須做事，必須負責：計劃、生產、調度、銷售、 質量、科研、設備、安全、成本、外協、……哪一環出了問題負責那一環的官員就有壓力，就不得不時時下基層了解情況解決問題，就不得不逼着自己學習業務、熟 悉情況。不懂行又不學習的官員很難混——又要做事，又要精通業務，又沒油水，還得負責。而“文人”（“知識分子）自己心裡有數：自己只會賣弄文章招搖撞 騙，當真具體管經濟一上手立刻醜態百出（別的不說，“主流經濟學家”們預言股市、預言樓市、預言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本事大家都領教夠了）。按照“絕對不干實 事”、“絕對不承擔責任”、“絕對不承認錯誤”、“推卸責任、陷害無辜、殺人滅口”的原則，必須把一切問題責任都推到計劃經濟公有制頭上，代之以私有制。 

“文人” （“知識分子”）鼓吹的私有制實際是“包工頭原理”：把一切具體事都包給資本家，讓“民營企業家”變成包工頭，老百姓都給包工頭當包身工，自己只跟“包工 頭”打交道，確保“文人”（“知識分子”）對“包工頭”的絕對權威。作為交換，允許“包工頭”對手下的“包身工”有絕對權威，愛怎麼着就怎麼着，“黑貓白 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樣一來“文人”（“知識分子”）省事多了：沒有真才實學、不懂經濟、不懂生產、不會做事、不屑做事、不敢做事、只會憑“文 憑”、“理論”招搖撞騙都沒關係，都能如魚得水：政府部門跟企業的經營完全脫鈎，自己只需做官，不需做事，更不需負責，一切實際事物實際責任全推給了“民 營企業家”、外資、關係戶，自己可以平平安安躲在後面，不費吹灰之力高高在上吆五喝六發號施令；可以持權搶劫把肥缺包給自己的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關係 戶，自己拿乾股、吃回扣，什麼都不干還大發橫財；出了問題可以一推六二五：老闆的責任、市場的問題……總之自己毫無責任。一切需要張牙舞爪、窮凶極惡、敲 骨吸髓直接激起民憤的得罪人的具體事全讓“民營企業家”兜着，自己賴得乾乾淨淨裝好人。狗屁不懂、什麼本事都沒有也可以象什麼都懂似的裝模作樣。做官不做 事，“持權搶劫”如魚得水：每天除了利用權力撈外快，就是吃吃喝喝拉關係，有權有勢還不用做事、光憑信口開河就能白拿錢還不用負責，只要有權就能撈得盆滿 缽溢，比計劃經濟體制下不知強多少倍——這讓“文人”（“知識分子”）們怎麼可能不堅決擁護私有化，怎麼可能不拼命賣光國企、解散人民公社？ 

雖 然“文人”（“知識分子”）為了讓老百姓接受他們的“改開”拍胸脯保證“先富帶後富”、“改革出現的問題要靠深化改革解決”，但無情的現實戳破了所有的肥 皂泡：有了“文人”（“知識分子”）的上方寶劍，資本家“包工頭”當然肆無忌憚想怎麼着就怎麼着，隨心所欲橫行無忌，整個中國社會一下子無所不用其極：貧 富懸殊、貪污腐化、行賄受賄、假冒偽劣、弄虛作假、坑蒙拐騙、污染破壞、拖欠工資、強制拆遷……“文人”（“知識分子”）許的空願總是一個又一個地被證明 是空話，但他們總是立刻找出一個又一個的藉口把責任賴得一乾二淨，然後再提一個新的餿點子。每次“文人”（“知識分子”）都拍胸脯保證說：只要採取這一 着，一切問題立刻迎刃而解（但每次都絕對不說如果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辦，由誰來負責），每次結果都是問題更加惡化，每次“文人”（“知識分子”）又都再找出 個新替罪羊，然後一切又重來一次：“一包就靈”、“一活就靈”、“一砸三鐵就靈”、“一私就靈”、“私有制入憲”、“物權法”、“產權明晰”、“人間正道 私有化”、“簡政放權”、“健全法制”、“黨政分開”、“政治改革”、“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的根本改革”、“普世價值”、“改旗易 幟”、“多黨制”、“自由化選舉”、“共產黨下台”……“文人”（“知識分子”）已經把能想到的替罪羊全想到、全消滅掉了：公有制、國企、社會福利、教 育、醫療、社會保障、社會誠信、環境……然而中國社會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嚴重。如今越來越多的老百姓看透了“文人”（“知識分子”）的鬼把 戲：原來根本就是一場騙局——“打左燈向右拐”、“能做不能說”（張維迎語）、“裹挾他們”“勸着他們、推着他們、哄着他們往前走”（陳有西語）。 

過 去人們弄不清楚舊中國的貧富差距、階級對立、社會危機等種種問題究竟是誰造成的，因為各種因素混雜在一起，分辨不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歷史遺留……個個都有份，個個都似乎是主要因素。而如今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改開”開始時中國社會人人平等，社會風氣樸實純潔，沒有帝國主義，沒有封建 地主，沒有官僚資本主義，沒有國際壟斷資本，幹部清廉，沒有貪污腐化，沒有環境污染，沒有假冒偽劣，沒有貧富分化，沒有社會對立。而如今中國的社會問題堆 積如山，階級矛盾空前激化，貧富懸殊舉世無雙，生態環境慘不忍睹，老百姓的不滿憤怒空前激烈，社會危機迫在眉睫……所有這些問題全發生在“改開”以來。 “改開”開始時所有中國人的地位都差不多，也就是說處於同一條起跑線，這就排除了歷史因素，證明今日中國巨大的貧富差距不是因為繼承祖先遺產造成的。“改 開”期間沒有外敵入侵，這就排除了外來因素，證明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全部是內部原因造成的。短短三十多年，中國的社會問題就從零發展到登峰造極，腐朽墮落 破了歷史記錄，而這三十多年中百分之百是“改開”的“文人”（“知識分子”）在把持一切決策，這就排除了一切其它因素，證明中國社會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文 人”（“知識分子”）當權造成的。這也順便證明了歷史上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長期停滯不前、落後挨打、幾乎亡國、內亂內鬥……也全是“文人”（“知識分 子”）當權的責任。中國老百姓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對“文人”（“知識分子”）的無賴本質看得這樣透，也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對“文人”（“知識分子”）充滿 仇恨。對此“文人”（“知識分子”）自己心知肚明：“知識分子聲譽從來沒有這麼低過”（鄧文初：“自己的民主”）。“文人”（“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指望 這一代的中國老百姓會承認他們是“高人一頭、一貫正確”的“知識神”，也根本不敢指望這一代的中國老百姓一旦有機會選擇會給他們好果子吃，因此必須把他們 全部除掉——根據“絕對不承擔責任”、“絕對不承認錯誤”、“推卸責任、誣陷無辜、殺人滅口”的原則，“文人”（“知識分子”）要確保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就 必須把整個中國和知道他們底細的這一代中國老百姓全部消滅掉，絕對不允許他們有機會生存下來：只要中國不垮，只要中國想存在，就必然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 就必然找原因，就必然追究“文人”（“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而他們怎麼肯承擔如此巨大的歷史責任？怎麼肯承認錯誤？怎麼敢面對如此龐大的受害者——那 些被搞垮的國企、那些貧病交加默默消失在世界上的下崗工人及其親屬、那些環境污染有毒有害食品藥品的受害者、那些強制拆遷的受害者、那些看不起病、上部起 學、養不起老的受害者？所有這一切令“文人”（“知識分子”）想起來就膽顫心驚，不顧一切要把整個國家搞垮——國家崩潰了，天下大亂了，人人自顧不暇了， 自然沒辦法追究“文人”（“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了。天下大亂必伴隨人口大滅殺，死的首先是普通老百姓，這就能大規模除掉知道“文人”（“知識分子”） 老底的這一代中國人。後代中國人只能通過書本媒體言談等間接信息了解歷史，而把持了話語權的“文人”（“知識分子”）按照自己的需要編造間接信息易如反 掌。這就徹底實現了“殺人滅口”。“文人”（“知識分子”）並不在乎國家崩潰：亡國亡慣了，再亡一次也不多。反正自己有退路，不在乎。 

普 通老百姓總是對“文人”（“知識分子”）的心腸歹毒估計不足，想象不出他們為了私利會如何滅絕人性——人家輕輕鬆鬆一句話就能把整整一代人變成“改革代 價”、一句“優勝劣汰”就能把十幾億人變成“劣等人”，怎麼會在乎為了推卸自己的歷史責任而毀滅中國和中華民族？總結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最大教訓就是千萬 別對“文人”（“知識分子”）抱有任何幻想。如今“文人”（“知識分子”）為推卸歷史責任需要搞垮中國、毀滅中華民族，對此他們決不會有任何猶豫。 

⑶．中國照抄“普世價值”、“憲政民主”、“言論自由”、“多黨制”必崩潰

“文人”（“知識分子”）鼓吹“普世價值”、“憲政民主”、“言論自由”、“多黨制”最得意、最振振有詞的根據就是：西方國家不都是這樣干的嗎？台灣不也這樣幹了嗎？
為什麼中國大陸就不能有樣學樣、照葫蘆畫瓢？

西 方的“民主制度”是“政客跟着選票走，選票跟着輿論走，輿論跟着媒體走，媒體跟着資本走，資本跟着利潤走”，歸根到底是誰有錢誰說了算，是大資本家說了 算。爭論如此“民主”有幾分公平沒什麼用，因為不管你如何揭露，“文人”（“知識分子”）都能說，那又怎麼着？人家不是活得好好的沒崩潰嗎？憑什麼說中國 一搞那套就必然崩潰？ 

好，那就且不爭論公平不公平，只看中國照抄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憲政民主”、“言論自由”、“多黨制”將會如何。

“文人”（“知識分子”）那麼起勁地鼓搗這些其實要的就一樣：“多黨制自由選舉”，說穿了就是權——過去是靠科舉掌權，如今要靠選舉掌權。

“自由選舉”有前提。不滿足這些前提，“自由選舉”就毫無意義。

第一，不能是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交戰雙方——道理不用多說，你能讓殺紅了眼的各方放下武器靠選票來決定誰生誰死誰贏誰輸嗎？換句話說，“自由選舉”不能用於解決敵我矛盾。一旦你死我活，甭指望“自由選舉”能解決問題，否則世界上怎麼還會有戰爭？ 

第 二，選舉結果必須絕大多數人都能接受——可以不滿意，但不能誓死不同意。換句話說就是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管誰當選都差不多，沒什麼本質區別，即使不滿意也 還能湊合着認了。只有這樣才能不對抗選舉結果，不對抗當選人的管束。如果對相當多數的人來說張三當選與李四當選有天壤之別、生死之別，那就休想指望他們認 同選舉結果，不僅會陽奉陰違，而且會打起來。這就意味着“自由選舉”只能用於維持現有社會體系，不能徹底改變現有社會體系。換句話說，只有社會體系已經基 本定型了才談得上“自由選舉”。當社會大變動時“自由選舉”毫無用處，選了白選。 

第三，選舉必須不受選民以外的力量影響操縱，否則就不是選民在選舉，而是選民以外的人在耍人。

第四，所有參選的人必須有個共同底線：選舉是為了讓把國家搞好而不是把國家搞垮，一切言行以不違反這個底線為準。

按照這四點前提，中國當然可以照抄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憲政民主”、“言論自由”、“多黨制”，只要能滿足以下條件：

①．象西方國家那樣通過自己建立的全球性壟斷資本體系把國內矛盾轉嫁到第三世界，使國內階級矛盾相對緩和，而不是尖銳激烈你死我活，甚至“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②．體制定型，絕大多數人認同現有社會體系，認同官員的信用，讓老百姓覺得不管選誰都一樣，都能接受。

③． 象西方國家那樣，確保選舉不受任何外來影響——美國大選，你中國報刊媒體政客跑去影響影響試試？人家肯定馬上同仇敵愾迎頭痛擊，要追根究底問罪：“干涉內 政”、“政治獻金”……最後效果必定適得其反。這說明了什麼？第一，必須有政治上文化上意識形態上的自信自主自豪自尊和成熟老練，只許自己干涉別人，不許 別人干涉自己；第二，擁有輿論戰信息戰的壓倒優勢，我能操縱你，你操縱不了我。 

西 方國家的“自由選舉”雖然是“政客跟着選票走，選票跟着輿論走，輿論跟着媒體走，媒體跟着資本走，資本跟着利潤走”，但還有一條：這個資本是“本國資本” 為主，不允許外國資本勢力的影響摻和進來，如果發現摻和立即轟出去。這就需要本國資本的力量大過外國資本的力量，使外國資本勢力的影響有也被壓得抬不起頭 來——這就如同在大庭廣眾吵架辯論，誰嗓門大誰的聲音就能被別人聽到。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嘴巴的爭不過有麥克風的，麥克風小的爭不過大的。你沒人家那麼大功 率的麥克風就別跟人家在這種場合比嗓門，否則跟啞巴沒什麼區別，只能白挨罵，非一敗塗地不可。毛澤東從來不跟占優勢的敵人直接拼實力拼消耗，薩達姆跟美國 人玩現代戰爭連褲子都輸光，塔利班如果用現代化戰爭的那一套跟美國人對抗早完蛋了。沒有制電磁權，就玩不了導彈雷達飛機之類現代化；沒有制信息權，就玩不 了信息戰；沒有意識形態的自信自主，就玩不了輿論戰；沒有“制輿論權”、沒有實力確保本國輿論媒體不受外國資本左右就別跟輿論優勢的人玩“選票跟着輿論 走，輿論跟着媒體走”——硬要玩，誰知道“輿論”是誰在操縱？誰知道是中國人在選舉還是外國人在替中國人選舉？——誰規定的民意必須由少數人把持的媒體通 過大轟大嗡的輿論鼓譟來反映？這跟規定要辯論只能大庭廣眾之下比嗓門比麥克風功率其實是一回事，就是讓有大功率的麥克風的人穩贏。 

中 國要照抄西方“自由選舉”，可以呀，先把“讓本國資本比國際壟斷資本更強”這一條抄到手再說，先使“中國的媒體比西方的媒體更權威、更有影響”再說，先讓 “中國媒體輿論能影響西方而西方媒體輿論影響不了中國”再說——能做到這一步，中國也許可以象西方國家那樣玩“政客跟着選票走，選票跟着輿論走，輿論跟着 媒體走，媒體跟着資本走，資本跟着利潤走”了。沒這本事之前就別痴人說夢異想天開攬這瓷器活。 

④． 象西方國家那樣，有“選舉是為了把國家搞好而不是把國家搞垮”這條底線，凡超越這條底線的言行都能自動受到普遍抵制，決不允許把選舉變成叛亂動亂。要如 此，就得有人家那樣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起過非常進步的作用”（《共產黨宣言》），至少實業資本家是參與生產實踐的，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認同 實事求是，至少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政權之後沒有周期性亡國的經歷，沒有“叛國叛慣了，賣國賣慣了，亡國亡慣了，換主子換慣了，根本不在乎再來一次叛國、 再來一次賣國、再來一次亡國、再換一次主子”的傳統。中國要不折不扣不走樣地照抄西方“自由選舉”，沒問題，先讓中國把持輿論話語權的“文人”（“知識分 子”）證明他們跟西方國家的“精英”一樣，也有“在歷史上曾起過非常進步的作用”的歷史，證明自己已經去掉了“叛國叛慣了，賣國賣慣了，亡國亡慣了，換主 子換慣了，根本不在乎再來一次叛國、再來一次賣國、再來一次亡國、再換一次主子”的劣根性——你用兩千多年的歷史證明自己有這“光榮傳統”，如今打個折 扣，只用一千年來證明自己已經改邪歸正行不行？（實在不行可以再退一步，用三百年來證明自己總可以了吧？）做到了這些，就能證明你“選舉是為了把國家搞好 而不是把國家搞垮”，否則就憑你的前科，憑什麼相信你？——沒人家那樣歷史就別指望有人家那樣的信用，空口白牙誰知道你鬧選舉是為了把國家搞好還是搞垮？ 

那麼台灣的“民主選舉”呢？

第一，台灣就那麼大，要分裂也沒的可分了。

第 二，西方國家沒打算干預——不是不能干預，而是不是打算干預：專門給中國設的“自由選舉”樣板，就是讓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有個理由把這一套往大 陸搬。只要台灣不挑戰美國利益底線，美國當然不會把台灣搞亂。但如果台灣的“自由選舉”嚴重違背美國意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回歸大陸”的主張在 台灣占了上風，你看美國管不管？獅子並不一定見了兔子就追着吃，如果獅子不到餓極了的地步的話。 

如果上述四條做不到還非生搬硬套“普世價值”、“憲政民主”、“言論自由”、“多黨制”、“政客跟着選票走，選票跟着輿論走，輿論跟着媒體走，媒體跟着資本走，資本跟着利潤走”不可，那結果只有一個：國家崩潰。

如 今“文人”（“知識分子”）已經把持了中國所有的媒體，所有左派刊物早已全部取締，如今又封了所有左派網站，老百姓根本沒說話的地方，如今中國境內只有 “文人”（“知識分子”）能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老百姓不聽都不行。就這樣“文人”（“知識分子”）還不滿足，還在鬧“憲政民主”，大喊大叫說“沒有言論自 由”。其實他們的“言論自由”早自由得沒邊了——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允許報刊媒體沒完沒了連篇累牘地污衊開國領袖、污衊自己的民族“劣等”、文化“劣 等”、大罵“愛國賊”、美化漢奸、主張國家分裂？“文人”（“知識分子”）要的不是“言論自由”，而是“言論專政”——誰敢對他們說半個不字就專誰的政。 只要做到這條，“文人”（“知識分子”）就獲得了絕對軟權力，就能利用絕對軟權力製造出有組織、成體系的大規模排山倒海壓倒一切的傾向性輿論狂潮，就能用 這種狂潮發動信息戰、超限戰，一舉把中國搞垮。 

從 中國1957年和1989年的經歷看，只要放任自流，大規模軟暴力大約用2到3個月就足以開始引發社會動盪動亂。從前蘇聯和南斯拉夫的下場看，在軟暴力較 量全面失敗情況下，一旦取消用硬暴力控制的最後防線，不管三七二十一，沒有西方國家那樣的條件卻硬照搬照抄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憲政民主”、“言論 自由”、“多黨制”，大規模軟暴力大約用一年就足以基本摧毀國家政權對硬暴力的控制，對上層建築製造出毀滅性共振，導致國家的分裂瓦解： 

—— 南斯拉夫1990年7月通過《政治結社法》，正式實行多黨制。據此可以推算，南斯拉夫至少在1990年7月就沒有了新聞審查制度，也就是說，取消了對大規 模軟暴力的控制。結果：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就是‘斯洛 文尼亞屬於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於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於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 個接一個的共和國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面爆發。從“絕對言論自由”、“多黨制”到國家崩潰只需要一年多的時間。

—— 前蘇聯1990年6月通過《新聞出版法》取消了新聞審查制度。妖魔化蘇聯的一切的選擇性輿論狂潮立刻泛濫成災，再也無法遏制。到了1991年夏天，前蘇共 “保黨派”們如夢方醒，想通過8．19政變挽救前蘇聯。然而為時已晚：四面楚歌，人心渙散，將士抗命，部隊倒戈，政變徹底失敗。足夠毀滅世界多少次的超級 大國的大規模硬暴力在大規模軟暴力面前束手無策，一敗塗地，結果：蘇聯瓦解，國家分崩離析。從“絕對言論自由”、“多黨制”到國家崩潰也只用一年多的時 間。 

其實 “文人”（“知識分子”）自己也對這樣的後果一清二楚：“就算在中國推行民主，你能保證中國不出現動盪局面？以目前思想界如此水火不容，以目前社會階層分 化如此厲害，貧富差距如此巨大，群體事件如此眾多，誰敢驟然推行民主？誰能保證其結果不是下一個文革，是軍閥割據、戰亂叢生？到時，中國未受民主之福，反 先遭民主之禍，這個責任誰來承擔？”（鄧文初：“自己的民主”） 

“文 人”（“知識分子”）明明看到前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前車之鑑，明明知道生搬硬套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憲政民主”、“言論自由”、“多黨制”國家非分裂 動亂不可，卻仍然不管不顧一意孤行逼中國人一條道走到黑，原因只有一個：鐵了心要把中國搞垮。對此時他們自己都直言不諱（見附錄五：“文人”［“知識分 子”］煽動分裂中國滅亡中國的選擇性輿論狂潮舉例）。 

⑷．分裂中國僅僅是開始

對中國老百姓來說，中國分裂崩潰僅僅是災難的開始。

“文 人”（“知識分子”）當初許諾：只要私有化、消滅公有制，中國的一切問題必迎刃而解（但他們絕口不說如果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辦，誰來負責）。如今中國私有化 了，基本消滅公有制了，中國的問題不但沒解決，反而越發嚴重了。“文人”（“知識分子”）又象當初許諾消滅公有制那樣給出新許諾：只要多黨制、消滅一黨 制，中國的一切問題必迎刃而解（同樣，他們絕口不說如果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辦，誰來負責）。不難想象，當多黨制、消滅一黨制導致中國分裂動亂之後，飽受戰亂 之苦的中國老百姓會對導致這一切的“文人”（“知識分子”）如何咬牙切齒。對此“文人”（“知識分子”）豈能不知？豈能允許中國老百姓有機會緩過氣來擺脫 分裂動亂回頭找自己算賬？豈能不想方設法趕盡殺絕，讓中國老百姓永遠沒機會復仇？ 

如何趕盡殺絕？容易得很：

第一，讓中國陷入內戰、讓中國人自相殘殺——“文人”（“知識分子”）不是早就在製造輿論嗎？河南人如何如何、東北人如何如何、上海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西藏人如何如何、廣東人如何如何……（你看，多深謀遠慮，早就做好準備了。） 

第二，根據“人權高於主權”，勇當“帶路黨”，請外國軍隊到中國“人道主義干預”、“國際維和”、設立“禁飛區”、“隔離牆”、“安全區”……

第 三，破除“秦漢以來的大一統的陳舊觀念”，實行“民族自決”、“區域自治”、“七塊論”，“台灣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內蒙獨立”、“香 港獨立”、“廣東獨立”……不用說，馬上得到“國際承認”、“尊重民意”、“締結區域性安全保障條約聯盟”、“請外國軍隊來駐紮”（不用說，隨之而來的將 是天文數字的占領費，“羊毛出在羊身上”，買單的當然是普通老百姓）…… 

（難 怪“文人”[“知識分子”]要鼓譟“中國人都被秦始皇洗腦洗壞了。老是追求大一統”、“大一統使得國家內部失去前進變革的動力，趨於腐朽”，難怪鄧文初的 祖師爺要咬牙切齒：“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難怪俞可平說中國要“大規模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原來分裂中國早有預謀。） 

第 四，那時既然中國已“不復存在”，那麼為了“防止核擴散”，必須“銷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國必須解除武裝，必須摧毀中國一切核武器、核工業、軍事工 業、在全中國（不，在“前中國境內”）收繳一切散落在各地的“進攻性武器”，無情消滅一切可能的“民粹暴力”，飛機炸、軍隊圍剿…… 

第五，如果這還不能解決問題，那足以證明中國人“低劣”，不配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必須“三百年殖民地——劉曉波等“民運鬥士”多有先見之明啊！

第六，如果當了殖民地還不老實，那足以證明中國人“劣等”、“垃圾人口”，應該用轉基因主糧之類高科技徹底淘汰消滅。

其 實“文人”（“知識分子”）早就開始造輿論了。他們把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毛澤東本身就意味着對中華民族起了殺機：既然一切問題都是毛澤東造成的，那除 非毛澤東不曾存在，否則問題就解決不了。而毛澤東的存在是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無法改變。能改變的只有一條：殺光親身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知道毛澤東時代實 際的人，這就等效於“毛澤東不曾存在”。厲以寧宣布要“犧牲一代人”，其實就有這個含義。而“若是日本侵略成功，中華大家庭也就是多個少數民族日本族而 已”之類說法更令人毛骨悚然——歷史上哪次所謂的“民族大融合”不伴隨着大規模屠殺？把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當權造成的惡果（科技長期落後、內鬥 成風、市場經濟發展不起來、歷史上周期性動亂殺戮、漢奸輩出）全部歸咎於中國人“文化劣等”、“劣根性”則絕對不懷好意：既然“劣根性”，那就不可救藥， 根據“優勝劣汰”，自然應該滅絕“劣根性”的中國人。 

當 然，這一切還是比較委婉的表示，直截了當赤裸裸的就更多了：“一個頭腦簡單的劣等垃圾民族只配的上薄熙來，毛澤東和希特勒，這種民族不會誕生戴高樂，華盛 頓和傑弗遜這種人，牛逼民族出文明政府，二逼落後民族看到有個人給老百姓做點事情，給點甜頭，就跪下來喊萬歲，不去思考為什麼會有個陌生人為他們這些吊絲 做好事！”“這個世界就是希特勒所說的底層蠢蛋多，多到你無法相信的地步，你又能如何？所以就定期會有這些蠢蛋吊絲選擇的君主，發動戰爭或者饑荒，反過來 消滅掉幾千萬這種底層蠢蛋，達到一種自然界的平衡。”…… 

所 有這一切足以證明“文人”（“知識分子”）確實要滅絕中華民族。因為只有如此“文人”（“知識分子”）才能安心，才能推卸掉一切歷史責任，才不怕遭到中國 老百姓的清算——什麼叫“一不做、二不休”？這就是。這是“文人”（“知識分子”）本性發展的必然結果。許多事一旦開了頭，後續的發展就不由自主了：如何 發動戰爭由得你，如何結束戰爭就由不得你了；如何觸發雪崩由得你，如何停止雪崩就由不得你了……總之事物非按照自身的規律發展到底不可。這就叫“不以人們 的主觀意志為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