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幾個因素把我帶到了聖誕節前夜的墨西哥。

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最南部的最貧窮省恰巴斯Chiapas（此處發掘出最豐富的瑪雅文明遺物）爆發了第一聲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原住民武裝暴動。對薩巴蒂斯塔Zapatista民族解放軍原住民運動的支援成了我們義不容辭的明確目標。我曾經翻譯了一篇美國反戰人士的報告，一直很希望自己也能親身到恰巴斯去。

二00四年十一月，年過八旬的恰巴斯原主教Ruiz訪問加州，我們參與接待了他。我向Ruiz表示希望能對他們有所幫助。他在主教任職期間獲得原住民信任，調解薩巴蒂斯塔民族解放軍與墨西哥政府之間的談判，被認為“偏向”原住民。墨西哥政府連續三年迫使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放棄授獎給Ruiz，聲稱那對墨西哥是恥辱的，並威脅如果Ruiz獲獎，將撤毀對原住民的承諾。

我任書記的Human Agenda正同與恰巴斯鄰近的Oaxaca省的一個修女主持的當地經濟自助項目合作，帶領了一些美國大學生同行。我因為沒有護照，沒有按時申請到難民旅行證，只好打消隨行的念頭，由HA執行主任Hobbs領隊。Hobbs律師作為縣移民聯絡處主任，在墨西哥大學留學五年研究中南美政治，成為了馬克思的信徒。當他知道我在日本留學期間成為Anarchist時，彼此開懷大笑，可謂“殊途同歸”、“志同道合”。他為我選定了去墨西哥城（首都）的必到之處。

聖誕節當天，我們到市中心廣場的天主教大教堂，領略到昔日西班牙帝國的榮光並感受到天主教在南美社會的權威。隨即參觀同在廣場側面的國立宮殿。此宮殿是原Aztec皇帝的宮廷，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墨西哥最偉大的畫家Diego Rivera用二十五年完成的巨幅歷史壁畫系列。最後一幅壁畫的上方中央畫的是馬克思指引方向，勞動者們手捧《資本論》與墨西哥警察、資本家、教會和華爾街投機家等戰鬥的情景。Rivera是墨共黨員，在三十年代托洛茨基走投無路時，曾發動墨西哥各界歡迎托氏到墨西哥定居。在Rivera妻子Frida Kahlo的故居展覽館中，我注意到她畫的托洛茨基像和由杭州針織廠一九五一年匯織的馬恩列斯毛的頭像。墨西哥沒有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其憲法中規定了“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免費教育”、“機場、石油國營”等條款。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WTO的條款下，墨西哥憲法和主權正受到美國跨國公司的挑戰。

次日，我們乘地鐵趕到南部Coyoacan小城鎮，它由西班牙征服者Cortes於1521年建立，並成為西班牙西半球新帝國的第三次政府所在地。在地鐵出口，我們看見醒目的托洛茨基展覽館的指示牌。經過市政廳前的廣場，在雜亂的小攤中，飄揚着一面薩巴蒂斯塔民族解放軍的旗子，真是分外親切。展覽館址是主人公最後幾年生活的故居和遇難地。它最近剛得以改建，比想象的堂皇不少。第四國際日本支部的友人尾形夫妻專程從南部的另一個城市趕來見面。尾形自一九九一年就到了墨西哥，二OO五年三月即將返回日本。他介紹了一些墨西哥政局的發展，最後承認：墨西哥政治太難理解，而日本的有關文獻都很膚淺。

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旅行。我在旅墨期間讀完了隨身攜帶的托洛茨基的《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小冊子，是一九二O年托氏在他的紅軍總司令部鐵甲列車上與白衛軍進行生死激戰時寫成的反駁“叛徒”考茨基的文章。我加深了理解列寧、托洛茨基的立場，也知道他們的局限性。這次墨西哥之行，確認了我對托洛茨基主義、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等重大理論問題的思考。正如耶穌把大衛王視為自己的先祖一樣，我很幸運能繼承這麼豐富的政治思想遺產，進而超越它們。

[趙京，二OO五年元旦  美國聖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