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說過“（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的話嗎？

毛說過“（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的話嗎？(二）

接上兩篇。

第一篇除了提出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毛澤東有沒有說過：如果（魯迅）還活着的話，“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外，主要羅列了魯迅之子周海嬰和著名作家黃宗英的兩遍文章。是他們在文章中指出，毛澤東曾經說過以上的話。周海嬰是間接耳聞，黃宗英則是親身經歷。可是，即便是親身經歷的歷史，仍被人質疑。
在第二篇里，出現了一位官方人士，陳晉。網上資料顯示，陳晉武漢大學77級中文系，武漢大學文學碩士，研究員，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官方人士也是人，也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他的文章《“魯迅活着會怎樣”？---羅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澤東“秘密對話”質疑》。陳晉的文章估計發表於2002年第四季度左右。他是針對周海嬰於2001年9月發表的《魯迅與我七十年》。

陳晉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重點議題是：“羅稷南有沒有可能在1957年反右時當面向毛澤東提出“魯迅活着會怎樣”的話題。”陳晉研究結果顯示：“由此可以確認：雲南籍的羅稷南不可能以“同鄉”和“湖南老友”身份參加毛澤東1957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座談。”因為“按《我與魯迅七十 年》的敘述，羅稷南正是有了同毛澤東“同鄉”且為“湖南老友”的身份，才有機會參加毛澤東1957年在上海邀約的聊天，才可能“直率”地當面“向毛主席提 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 ”

陳晉雖然是個官方人士，但他還是很專業地說：“當然，不能因為羅稷南不是毛澤東的“同鄉”和“湖南老友”，就可以推斷他和毛澤東沒有密切交往。 ”陳晉根據研究資料，發現1957年7月7日，“據正式記載，這次會見恰恰有羅稷南在場。一共有陳銘珊、漆琪生、談家楨、趙丹等36位各界人士。7月9日的《文匯報》以《毛澤東主席 在上海接見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並進行親切交談兩小時》為題報道了此事，並詳列了參加這次座談的具體名單，但沒有周谷城。顯然，這次也不屬於《我與魯迅七十年》所述的那場毛澤東同周谷城、羅稷南等具有聊天性質的座談。 ”

陳晉就因為正式記載中具體名單中沒有周谷城，而周海嬰的《我與魯迅七十年》中寫明有周谷城在座，就下了此座談不等於彼座談的最後結論。

陳晉的文章雖然還沒有完，雖然他還說“於是頓生一個假設：有沒有可能毛澤東確實在這次座談中回答過羅稷南關於 “魯迅活着會怎樣”的提問，而只是羅稷南生前把這次座談誤記成了一個小型座談，抑或羅的學生誤聽、進而使周海嬰誤傳為毛澤東是在與同鄉的聊天座談中回答羅 稷南的提問的？”但他後來的一系列推理猜測，無論正確與否，已經不重要了。

陳晉文重要的關鍵點是，根據周谷城在1957年7月7日毛接見上海文教工商界人士座談會的名單與否，陳晉就果斷作了否定結論，是否太輕率了？

爭論並未因此落幕。

周海嬰黃宗英兩文發表十年之後，2011年，“另一匹黑馬殺出。他以筆名秋石，歷時七年左右，49次自費前往上海原發地調查考證，三次赴京與相關學者商榷，完成了25萬字的《追尋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與魯迅》。

秋石是誰？

秋石，原名賀金祥。1947年出生。浙江紹興人。1966年中專畢業。1968年因故被迫赴北大荒務農，後長期從事新聞採編工作。1979年起研究淪陷區文學和現代文學、左翼文學，近十年以魯迅研究為主。200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散文隨筆集《白樺無悔》，文學評論集《聚訟紛紜說蕭軍》、《為魯迅、茅盾辯護》，長篇傳記《蕭紅與蕭軍》，曠代的呼喊——獻給蕭紅百年》（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長篇評傳《兩個倔強的靈魂》，編注巴金與黃源通信錄《我們都是魯迅的學生》等，在《人民日報》、《求是》雜誌、《文藝報》、《文匯報》等報刊發表各類作品350萬字。

根據秋石在共識網2011-05-14發表的《關於“毛羅對話”及其他》一文中的自我介紹，我們可以對作者秋石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也可以從中了解25萬字的《追尋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與魯迅》中的重點之重點。

建議讀者在閱讀秋石《關於“毛羅對話”及其他》和《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一文時關注兩個重點：一是秋石此文矛頭向誰同時誤傷了誰？二是《追尋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與魯迅》一文的出版受到哪個官方機構的幫助？當然，我也不反對讀者發現第三個重點。

懸案遠未平息，批駁陳晉的有，批駁秋石的也有。

隨後轉貼《關於“毛羅對話”及其他》刪節，和《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刪節版。
感謝XYZ2012網友對本文的支持。
請繼續關注《毛說過“（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的話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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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石：《關於“毛羅對話”及其他》
【南鐵：
　　你好！新春愉快！
　　2007年以來，你們給予了我很多理解與支持，甚為感謝。
　　在學術界，可能我是一個學歷最低的人，1966年的化工中專畢業生，“文革”中兩度因文字遭受磨難。1979年後有幸與蕭軍、黃源兩位魯迅學生及30餘位30年代文藝前輩相識，走上了文學、學術之路，大部分是以不打不相識成諍友的，尤其是與蕭軍的交往。現在，除延安文藝前輩陳明（丁玲老伴），基本上都逝世了。他們給予了我很大一筆財富，得以使我在學術領域中蹚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路，自費研究，這麼多年投入了20萬元。現有兩本新著出版在即：
（何岸泉註：為篇幅故，此處省略無關本文主題的一個自然段）
　　　　與此同時，我歷時七年左右，49次自費前往上海原發地調查考證，三次赴京與相關學者商榷，完成了25萬字的《追尋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與魯迅》一書的寫作。2001年12月，先是由魯迅之子周海嬰在其錯訛百出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拋出了所謂毛澤東在1957年同周谷城老友的“秘密對話”；相隔一年後的2002年12月，著名電影演員黃宗英又以親聆者的身份與之相呼應，強勢拋出了由她一手精心杜撰的所謂《我親聆毛澤東同羅稷南對話》的“紀實”，謂之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澤東確實說過類似假如魯迅活着，會坐入共產黨監獄的話。據此，我進行了長達近七年的實地考證，大量史實表明，毛澤東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黃宗英的這篇3400字的所謂“親聆”文章，2700字左右涉嫌造假。1.被黃宗英信誓旦旦指認的照片中“右下角一為羅稷南”，純為指鹿為馬。原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社會學家xxx，以及真正“右下角一”的至愛親朋確認：此人為原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漆琪生（出席會議的36人中確有其人，xxx系漆琪生教授學生，2004—2006年他在多處公開場合，包括全國政協、上海政協等場所同一些學者指證了此事）。這樣。直接攻破了黃宗英在同《南方周末》兩位取稿人員（見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c22版所刊方進玉、齊簡：《聽黃宗英說往事》）的談話中強調的“那我要拿出證據，證明我所處的位置確實能夠聽到、聽清楚毛羅之間的這段對話”的表述。2.黃宗英寫道，除她以外，所有出席過當年座談會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此為2002年12月5日廣州《南方周末》用語，一天后，上海出版發行的且標明為“黃宗英授權本報與《炎黃春秋》同步首發”的《文匯讀書周報》，則給改成了“如今大多不在人世”的用語），經我一次又一次實地尋訪追蹤覆核，在她撰寫及發表此文時，尚有8-9人健在，包括世界著名橋梁力學專家、原上海市政協主席、前同濟大學校長李國豪，國際著名生物學家談家楨教授，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奠基人蔣學模教授，另有三位民族資本家，我同其中一位有過某種途徑的聯繫與印證。更令人難以理喻、氣憤的是，還有兩位德藝雙馨的健在者是她曾經朝夕相處的同行，一位是引導她走上銀幕並成名的導師、著名電影導演陳鯉庭（今年101歲，仍健在，去年4月，他頭腦清晰地接受了上海電視台採訪，且還能步行），另一位是被她呼之為大姐的著名電影編劇、同為上海作協駐會專業作家的王元美（今年96歲，仍健在。而且，令人尊敬的王元美前輩，多年來，堅持以一個月向組織遞交一封入黨申請書的執着追求，於2006年91歲高齡時，也就是在黃宗英轟轟烈烈拋出《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的第四個年頭，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的親密導師、大姐，在同一座城市長期居住、生活，在同一個部門領取離休工資，在同一所高等級醫院（華東醫院）療病，九年前（黃文發表時）活得好好的，九年後的今天依然健在，成稿時何以不向近在咫尺的他和她求證一字半句，又何以將他們納入疑似“不在世”的行列？
　　在這荒唐演繹的背後，其實質就是封大眾的口，不讓人們去尋找健在的知情者們核證。令人詫異，且與全世界新聞行業必須遵循的通行原則相違背的是，刊登轉引自1957年7月11日首都《光明日報》頭版報眼，由家喻戶曉的紅牆攝影師侯波前輩拍攝的現場照片的《南方周末》，竟然將新華社原發稿中的“毛主席和上海各界代表人士親切交談”的說明文字（1957年7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頭版則明確指出為“毛澤東主席七日晚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了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擅自改成了狹義範圍的“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與上海文藝界人士座談”的用詞。這樣的改動，顯然是為了迎合、突出這位疑似唯一活着的“親聆者”獨具的文學、藝術的雙重身份，藉以強化由其一手杜撰的那個“親聆”內容的“真實性”。3.黃文說趙丹在1957年如何風雨飄搖，如何險些入右派泥沼，等等。實際上大相徑庭。1957年趙丹兩次出席與毛澤東會面的小範圍座談會，而且這兩次毛澤東都與趙丹親切地進行了互動式對話，並勉勵趙丹演更多更好的電影角色。在上影，趙丹帶頭揭發右派言行（有1957年12月《文匯報》所刊趙丹署名揭發“大右派”石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膽敢污衊我們的偉大領袖”言行的6000字長文），並在上影廠舉行的批判大會上，帶頭揭髮帶頭高呼打倒右派的口號並動粗，致使話劇皇帝、金牌導演石揮後來再也無法忍受屈辱，被迫選擇以跳海自殺的方式了結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趙丹以反右突出表現在反右後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4.我查閱了1957年7月12日黃宗英在《文匯報》暢談“收到毛主席親切接見”的文字：“我和趙丹見過毛主席後，第二天一清早，就把這件大喜事告訴了我們的孩子，孩子也高興極了……毛主席的召見，對我們將永遠是最有力的鼓舞，最嚴格的督促。”查到了1981年她同香港《大公報》記者倪振良五次長時間敘談中關於1957年7月7日晚毛澤東座談會的相關內容，包括毛同她、她同阿丹的對話。特別是在根本沒有人施壓的情況下，回到家後，黃宗英冒着7月酷暑揮汗如雨連夜趕寫緊跟的表態文章，以及夫婦二人以毛澤東接見為榮，倍感振奮相互勉勵，乃至已入黨一年多的黃宗英極力督促丈夫趙丹加快加入中國共產黨步伐的一系列激動幸福的言行舉止。這就從根本上攻破了所謂她在會上聽了“毛羅對話”後“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以及為保胎“我請假休息了三四天”的謊言。這可以從她出席毛澤東接見第三天參加《文匯報》座談會侃侃而談同毛澤東會面的幸福感受，以及發表在五天后，亦即1957年7月12日《文匯報》上的那篇感恩表態發言中得到確鑿無誤的印證。而且20世紀80年代並沒有哪個人向她施加壓力，純系她為了配合撰寫《趙丹傳》、《黃宗英傳》而放開談的。5.黃宗英在其文中捏造了所謂“毛羅對話”的內容，我從有關人員的回憶中獲得了毛澤東與羅稷南的真實對話，包括毛澤東代表中共感謝羅稷南翻譯出版了弗.梅林的《馬克思傳》的第一個中文版本。6.據一位現場親歷者講，確實談到了魯迅——也確實是由羅稷南說起。毛除了重申四個月前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四次有關魯迅、魯迅雜文的認識與論述，他的原話是：“依我看，魯迅的性格，即使住進了班房他還是要說，要寫的……”
　　而且，更加令人難以理喻的是，被“親聆者”黃宗英對外信誓旦旦宣稱的“完全一致”，在僅相隔一天刊出的《南方周末》與《文匯讀書周報》所刊同一標題同一內容的《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紀實”中，對於同一件事情同一場景的描述，竟然出現了二十來處的不同文字描述，包括那些由她本人加了引號的對話內容，也是如此。
　　由於我從沒享受過任何經費，這近七年尋訪“毛羅對話”真相的調查考證我共耗去了5萬元，全是從我的工資及退休金中擠出的。每次去上海都是當天往返，而去北京則都住地下室，但這也有一大好處：我是獨立完成這個調查的，不聽命於哪一級組織或派別，因而有一定的公信力和權威度。我的態度和立場是，無論是誰，無論是在什麼時候，對歷史進行歪曲或製造莫須有，我就會不惜一切代價，盡最大努力，弄個水落石出，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我認為，無論是對人還是對歷史，都要力求一個實事求是。今天我們對蔣介石還讚賞、肯定他到台灣後一直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對毛澤東更應當實事求是了，他沒有做過的事沒有說過的話，決不能因為他發動反右和開展“文化大革命”，犯了“天大的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往他身上潑莫須有的污水，決不能！搞清“毛羅對話”真相，就是為歷史做一份真實的證詞，向歷史虛無主義和另一種錯誤傾向以及學術不端，大聲地說一個“不”字!
　（何岸泉註：為篇幅故，此處省略無關本文主題的六個自然段）
　　《追尋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與魯迅》，約與3月上中旬正式出版。此書已於去年11月由中央文獻研究室審定。由於怕各個環節延擱（現在一本按規定報審的書，周期是一至三年），去年9月我攜書稿赴京（此前聽出版社說已報審二個月）。為此，中共中央文獻室會同新聞出版總署開闢了綠色通道，組成了一個專門的審讀小組，不足兩個月審畢，僅改動80餘錯別字及病句，沒有史實、情節出入，辦成了鐵案，也趕在了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前出版。而且，此書稿進行了出版史上創紀錄的九校。本書共分兩大部分：一是針對“毛羅對話”的調查考證及辯誣，約八萬字，題為《追蹤“毛羅對話”的歷史真相》；二是紀實《毛澤東與魯迅》，完整地記錄了自1936年—1976年四十年間毛澤東與魯迅心相通的這一心路歷程，計十七萬字，有大量史料作證，也有過去歲月中多位30年代前輩同我敘說印證的內容。書出版後，我會寄給你的，如開研討會，也想邀請你出席。
　　我迄今沒有學會電腦打字，都是找的打印社。
　　此致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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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秋石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本文有刪節）
　　 在2002年“北京的7月4日晚也是狂風大作，電閃雷鳴”的驚恐氣候中，黃宗英女士一氣呵成的《親聆》一文這樣寫道：
　　 在去年（2001年）中國電影資料館為慶祝黨的誕辰80周年攝影圖片展覽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趙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邊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動筆前查找到《光明日報》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報》1957年7月9日刊載新華社通稿及會場全景照片，趙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後，照片右角背影是羅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對面，據此我依稀記起，在“毛羅對話”後，趙丹和我曾經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們還見到一些經常在重大聚會時見面的各界朋友（根據當時報紙記載共36人），上海市領導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也來了。
　　 讀着黃宗英的這段追述文字，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黃女士為撰寫《親聆》一文，事先是做了不少準備，下了一番工夫的。這其中，既有在“此番動筆前查找到《光明日報》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報》1957年7月9日刊載新華社通稿及會場全景照片”的勞頓舉止，也有看到中國電影資料館展出“趙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邊的中景照片”的回憶。與此同時，黃宗英在提及當年那個中蘇友好大廈座談會“我們還見到一些經常在重大聚會時見面的各界朋友”時，專門給加注了一個括弧：“根據當時報紙記載共36人”――這就令人深感詫異了：其一，既然黃宗英女士以77歲高齡花費了如此之多的勞頓尋找實景資料，同時又“到處求助”，為何惟獨不去查詢一下仍然健在的“經常在重大聚會時見面的各界朋友”，不查詢不說，卻又武斷地和律師共同認定“當時在場的人如今多已不在人世了”；其二，她為《南方周末》親自選定的兩幀照片，其文字說明被界定為“毛主席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與上海文藝界人士座談”，卻又不願引述更為精確的由權威的新華社所發的照片文字中的36人名單，是嫌落筆麻煩呢，還是顧忌到讀者特別是上海的讀者、36位與會者中的健在者及其至愛親朋會站出來說：“黃宗英女士，你這樣說不對！我還活着！”或“我的老師還健在！”或“我的父親還健在！”如果真有這等事情發生，由黃女士一口所說的“親聆”內容，其真實性和分量就要打折扣了……
　　 黃宗英在其《親聆》一文中，着重寫了以下這麼一段話：
　　 言歸正傳。1957年7月7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接見我們。“反右”已風起雲湧，我忐忑不安想請假不出席，怕的是會被點名發言。阿丹說：“宗英你怎麼啦，虛汗淋淋的。”當時我預產期將到，我答：“孕婦可能特別敏感，我害怕……”
　　 黃宗英的這段回憶文字十分生動，色彩濃郁，玄奧、恐懼，而且還冒着危及肚子裡尚未出生的下一代的危險，藉以襯托隨後展開並加以發揮的由“毛羅對話”引發的“嚴重惡果”。可惜，這恐怕是黃宗英的杜撰，並不真實。
　　 何以見得？且聽後來擔任過全國民建中央名譽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陳銘珊先生早年寫的文章中的一段話吧！陳銘珊說：
　　 市委統戰部電話通知我馬上去中蘇友好大廈的咖啡廳。我不知道什麼事情，趕到那裡一看，只見燈火輝煌，已經有好多人坐着。一進門就看到毛澤東主席站在那裡講話，使我驚喜不已。我悄悄地坐在後面……
　　 其他也有人證實：市委統戰部通知到他們時，只說是有一個座談會，並沒有點明是毛澤東和他們會面並座談，這也符合以前類似會議的一貫做法，黃宗英何以神通廣大，能事先知道是毛澤東邀請座談？
　　 由此，黃所謂在會前怕“被點名發言”，並“虛汗淋淋”之言，恐怕是子虛烏有。
　　 黃宗英在其《親聆》中，還提出了令人莫名驚詫的“讓座”說。黃宗英如此寫道――
　　 ……在“毛羅對話”後，趙丹和我曾經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這也是合乎情理的。
　　 黃宗英的這個說法是否“合乎情理”，暫且不論，因為“情理”不能取代事實。
　　 當時現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黃宗英此說是否又是類同周海嬰先生於同一個話題中的“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或“秘密對話”或“臨終託付”那些個不着邊際的“內容”呢？這是因為，黃宗英並沒有告訴讀者，她和趙丹為什麼“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他們是怎麼讓開的？給誰讓開的？讓開後他們又坐到了哪一桌上（因為每個桌上都坐了足夠的人數）等等。她一個字兒也沒有提及。姑且存疑。
　　 我們不妨先來分析一下黃宗英在其《親聆》一文中的相關文字。這段文字，與她渲染的“合乎情理”的舉止之描寫，同屬一個部分，而且在文章的前面。黃宗英寫道：
　　 及至我們被領進一間不太大的會場（秋石註：應為中蘇友好大廈的咖啡廳），只見一張張小圓桌散散落落，一派隨意祥和氣氛。我們電影界的人扎堆坐在了迎中門方向的兩三張小圓桌邊。……我回憶不起毛主席是怎樣坐到電影桌邊的……
　　 對此，一些座談會的參加者，在親述回憶中作出了明白無誤的回答。
　　 黃宗英發表《親聆》一文時仍然健在的陳銘珊先生，曾這樣告訴我們：
　　 ……咖啡廳里是分團桌坐的，毛主席講話後，還是坐過來同大家交談。當他坐到我所在的一桌時，有人介紹到我說：“這是陳銘珊。”毛主席說，“噢！上海有個陳銘珊，北京有個陳銘德嘛！”當時反右運動已經開始，北京陳銘德已被劃為右派。我聽後心中很是吃驚，不知這話是什麼意思。毛主席與我們交談了一會，臨離開之前補充了句：“我剛才說北京有個陳銘德，是為了便於記憶。”他這一解釋，才使我如釋重負。
　　 同樣是“驚”，卻有着區別。
　　 黃宗英有驚，是先入為主地驚，未卜先知地驚，人為製造的驚，而且是讓所有人都無法考證、探究其一二的驚――她在家中同丈夫趙丹之間的談話中顯露出來的“驚”。黃宗英的這一驚一咋之間，是為了給讀者製造緊張氣氛，人為地設置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懸念。
　　 陳銘珊先生也有驚，是在與毛澤東幽默式對話後，同前期反右運動中一些人的命運聯想被動的驚，但在毛澤東“臨離開之前補充了一句”之後，又很快地“如釋重負”了，符合當時的場景，十分自然，順乎情理。
　　 從陳銘珊先生數十年前的回憶文字看，除他因遲到“悄悄地坐在後面”外，其他都是事先作了安排的，黃宗英自己也是“被領進”去的。顯然並不存在她所說“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這回事。如若說坐在毛澤東身邊就意味着這是一席“顯赫位置”，那豈不是36位各界人士都享受到了“顯赫位置”的榮耀，因為毛澤東是一個團桌一個團桌地與大家座談的，而且與每位人士都談了話。
　　二
　　 黃宗英還在《親聆》一文中寫下了這樣的一筆：
　　 毛主席對照名單掃視會場，欣賞地發現了羅稷南，羅稷南迎上一步與主席握手，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倆一個湘音一個滇腔，我聽出有“蘇區一別”的意思。
　　 無論是陳銘珊先生、別的一些歷史現場見證人的回憶親述，還是黃宗英時而這時而那的“說明”文字，無不證明了1957年7月7日晚發生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咖啡廳內的事實：毛澤東在作完開場白後，是一個小圓桌（或者叫做團桌）一個小圓桌地與各界人士座談的。比照黃宗英的這段文字，我們不清楚毛澤東是坐在哪一桌上，羅稷南又是從哪一桌上站起來“迎上一步與主席握手”的。一般說來，毛澤東坐在哪一桌，就會同那一桌的人士談天說地――陳銘珊先生在其回憶中已經向我們解析得很清楚了，又怎麼會冒出黃宗英的如此說法呢？抑或是為呼應周海嬰先生的那個“秘密對話”？儘管上世紀50年代中期，還不像今天，每個桌子上放上事先打印好的與會者姓名的紙殼牌牌，但毛澤東每到一桌，都會有陪同的人員介紹這一桌每個人的姓名及其身份的。陳銘珊先生就是這樣被人介紹同毛澤東認識並交談的。這是事實，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都證實了這一點，與黃宗英的說法迥異。至於“他倆一個湘音一個滇腔”的說法，更與史實相悖。無疑，這又是一個周海嬰說法的翻版。只不過，周海嬰自說自話地把羅稷南給框進了毛澤東“湖南老鄉聚會”的小範圍，同時冠之以“秘密對話”“臨終託付”等詞眼，着意渲染了一番。而黃宗英基於已經有人批評周海嬰說法靠不住，於是便以“親聆者”身份臆造出“一個湘音一個滇腔”。
　　 就在刊發黃宗英《親聆》一文的《南方周末》同日同版的右側，刊登了曾於上世紀90年代向周海嬰先生提供“毛羅對話”第一個版本的作者的更正文章《“孤證”提供人的發言》。這位作者是羅稷南先生的學生賀聖模教授。筆者曾與賀教授有過交往，那是在2003年9月25日由上海魯迅紀念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舉辦的馮雪峰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上。次日由上海到浙江義烏馮雪峰故鄉的大巴車上，我有幸與賀聖模先生坐在了一起，一路相談甚歡。彼此觀點的不同，並不影響我們之間的關係，既沒有形成對立，也沒有產生隔閡。學術討論也好，史實探究、考證也好，有分歧都是很正常的。就我個人的認識，賀聖模教授，無論為文，還是為人，皆正派實在。有一說一，說一不二，聽恩師說就是聽說，決不摻雜任何私假水分，而且對造假行為深惡痛極。
　　 鑑於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出版後，在讀者中引發了長時間的爭議――因為他是魯迅先生唯一的兒子，故而誰也不會相信周海嬰先生的書中有什麼不妥、不實，乃至有造假之處。於是，境內外各路媒體給大大炒作了一番，轉載、連載不亦樂乎，一時洛陽紙貴。然而，不久便出現了問題，不同的聲音紛至沓來。這裡，且不說其書中出現了那麼多的史實、史料錯訛：人名、地名，紅軍長征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領導人進入延安的日期，其父原著日記記載，對馮雪峰的不實指責等……都被其弄了個面目全非；也不說他在二十年前有關宋慶齡重金資助魯迅喪葬問題上“親歷親見”“敬愛的宋媽媽”對他們周家無微不至關懷和巨大金錢投入的親撰，以及對所謂魯迅被謀害說的認真表態，二十年後又在其書中不加任何說明地來了個全盤推翻；光就其一時心血來潮海闊天空整合出來的那個特設的《再說幾句》章節中“湖南老鄉小聚秘密級”的“毛羅對話”，不少學者一下就考證出了幾十處錯訛――小至替羅稷南先生更改籍貫和出生地、工作單位、死亡時間等等，更甚的是將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周谷城先生，從正在出席一次重要會議的北京會場，給生拉硬拽地塞進由他一手編織而成的上海一個不知什麼場所舉行的“秘密對話”中來……由於他在文章中明確點出他的這個說法，系由羅稷南先生的學生轉告，於是，外界又有不少人開始尋找起羅稷南先生的這位弟子，以探究“秘密對話”之一二。
　　 於是，為正視聽，賀聖模教授適時地站了出來。
　　 先說明一下，據了解，賀聖模先生的這篇題為《“孤證”提供人的發言》的更正文字，發表在與刊登黃宗英《親聆》一文同日同版的《南方周末》上。這，也許是一個巧合――因為早在一年前的2001年歲末，賀先生就將此文發給了《南方周末》，以期引起各界人士注意他的這一實事求是的舉措。但不知為什麼，該版編輯竟然將其壓了一年多。而且，《南方周末》卻並非是此文的“首發”媒體：距此一年多前的2001年11月2日的《寧波教育報》、11月6日的《寧波晚報》，以及2001年第48期上海的《新民周刊》均予刊載過。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南方周末》在刊登時作了一些刪節。刪節最為嚴重也頗為關鍵的一處，亦是原文對周海嬰編撰水分頗大表示強烈不滿的一處（系賀聖模教授當面向筆者提及――秋石注）。文字如下：
　　 三、我最不能同意的地方是，毛澤東講話之後。“羅稷南驚出了一身冷汗”。羅稷南的性格，耿直倔強，與在座的人相比，輩分高，資歷長。他若會“出冷汗”就不會問這個問題；他敢於問這個問題，他就決不會“出冷汗”。那是一種“情景想像”了。
　　 這之後，筆者在上海魯迅紀念館主辦的馮雪峰（2003年9月）、黃源（2006年5月）百年誕辰紀念研討會上，還有紹興舉行的首屆（2005年10月）、二屆（2007年9月）魯迅文化節上，曾不止一次聽人提及：對賀聖模先生的這個更正性說明，周海嬰在多個場合表示過強烈的不滿。這是因為，賀先生的更正文字一經公開發表，人們的眼睛頓時亮堂了許多：有關內容究竟是不是在造假，誰在造假，讀者讀後，自可一目了然。
　　 在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出版一年後，面對紛紛揚揚爭論不休的“毛羅對話”“秘密對話”說，作為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咖啡廳小團桌前落座的“親聆者”黃宗英女士發話了，由於是“親聆”，她的表態份量自然是非同小可。
　　 黃宗英女士回憶“親聆”的經過，傳神形象，儘管是在時光流逝了四十五年後，偉大領袖和“偉岸挺拔”的大翻譯之間，其舉手投足，彼此間用鄉音對話，竟是如此清晰，栩栩如生。
　　 好一個出神入化的“他倆一個湘音一個滇腔”！
　　 鑑於此前有了周海嬰先生在“聽說”基礎上摻雜有眾多水分戲說“毛羅對話”的前車之鑑，黃宗英女士老成持重多了，云：“一個湘音一個滇腔。”
　　 這“滇腔”的說法，等於是黃女士在告訴讀者諸君，我在這裡追述的，可沒有像周海嬰那樣替羅稷南更改籍貫和鄉音呀，在我的筆下，羅稷南可是地地道道的雲南人呀！
　　 然而，黃宗英在“逼真”地繪出“一個湘音一個滇腔”人物嗓音素描的時候，和羅稷南幾乎沒有攀談過的她，卻忘記了一個事實：羅稷南說話口音的事實。
　　 感謝《南方周末》的編輯將壓了整整一年多的賀聖模先生的那篇《“孤證”提供人的發言》，恰到好處地刊登在了黃宗英大作的同一日同一個版面上。在該文中，賀聖模這樣明白地告訴我們：
　　 二、……海嬰書中說羅……“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聲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聽懂。……”也不準確。羅老在北大讀書六年，以後又在哈爾濱工作過，他的普通話是說得很不錯的，聲音洪亮，口齒清晰。
　　 看了賀聖模先生的這個更正，黃宗英在《親聆》中“一個湘音一個滇腔”的說法是真是假，讀者當能自辨。
　　 不僅是曾與羅稷南先生有過較為密切來往的賀聖模先生如此說，而且，在過去的五六年間，筆者數十次前往上海調查時，一些熟悉羅稷南先生的前輩，與羅稷南先生有過往來的文化人，也是這樣介紹的：在上海，於一些公開場合與人談話時，羅稷南先生操的是一口通順流暢的普通話，更不用說是在同久違了的操一口濃重湘音（人所共知！惟此一點，不用加工或偽造）的毛澤東會面交談的那種正式場合了。
　　 至於黃宗英女士為什麼會如此這般向讀者描述，筆者認為，一切都是為她的“親聆”之說服務的。這只能說明，黃宗英女士在向後人追述往事時，不曾想過要遵循歷史的本來面目。之所以可以這樣說，還在於我們還掌握了也頗為關鍵的證據，那就是：在1957年7月7日晚的那個特定場合，時為電影演員的黃宗英根本就聽不懂“滇腔”為何“腔”何物。
　　 這，又是一個由她自己親口提供的證據，證明黃宗英文中所云的“滇腔”純屬虛構。請看黃宗英女士對《南方周末》兩位取稿人員談話時的舉動（仍見同日同版《南方周末》刊登的《聽黃宗英說往事》一文）：
　　 黃阿姨朗誦頗深，通篇稿件的基礎部分，她都用普通話來讀，碰到她和趙丹對話，她會用上海話讀，碰到毛主席講話，她會用湖南方言讀；碰到羅稷南說話，她又盡力模仿雲南口音，她說：“雲南話我學不像，只是為寫聞一多電影劇本去昆明，接觸過一些從雲南過來的朋友，跟他們學了幾句。”她一邊朗讀文章，還一邊給我們作解釋。
　　 “寫聞一多電影劇本”，跟“從雲南過來的朋友”“學了幾句”，僅此而已！而且，這“學不像”的雲南話，是在距所謂“毛羅對話”過去了22年之後――1979年，她為趙丹“量身定做”寫《聞一多》電影劇本的時候！那麼她黃宗英於1957年7月7日晚，又是如何能分辨出羅稷南先生的“滇腔”的？還有緊隨“他倆一個湘音一個滇腔”之後的那個“我聽出有‘蘇區一別’的意思”……
　　 顯然，有關“蘇區一別”的說法，又是一股空穴來風。
　　 很清楚，擅長報告文學筆法的作家黃宗英，在這裡犯了一個大忌：行文缺乏前後連貫的縝密。
　　 1957年7月7日晚置身於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咖啡廳內的青年電影演員黃宗英，並不知曉――也可以說是一點兒也不知曉二十多年前羅稷南與毛澤東之間有什麼特殊的交往經歷。這是因為，在同一篇文章中，於“蘇區一別”文字的下一行，黃宗英向讀者不自覺地托出了她是相隔四十五年之後才知道的歷史上毛澤東與羅稷南之間確實有過這麼一段交往的。黃宗英寫道（筆者完全相信，以下這段文字才是黃宗英《親聆》一文中最坦誠也最真實的表白了）：
　　 還是此番寫此稿查資料時我方得知，羅稷南（原名陳小航）曾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的秘書，在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籌建“革命政府”時，他曾被派赴瑞金，與紅軍將領張雲逸簽訂共同反蔣抗日協定，並向被封鎖的蘇區供應急需的布匹、食鹽、醫療設備和藥品，當年毛澤東曾設宴款待過陳小航。羅稷南有這番軍旅經歷，怪不得我以前總感覺到這位勤於筆耕的翻譯家身上有一股軍人的英武陽剛之氣。
　　 黃宗英的筆，真不愧是一枝神來之筆。
　　 2002年7月“此番寫此稿查資料時我方得知”羅稷南與毛澤東於1933年有過交往，可她硬是將這個相隔四十五年後才查閱到的資料，放入到了1957年7月7日“親聆”場景中那個並不出現過的“滇腔”之口，雲“蘇區一別”。
　　 熟悉那段歷史的人們知道，羅稷南先生的“軍旅經歷”，並不單單在福建事變時。早在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倡導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前的北伐時，羅稷南就已經投筆從戎，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1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以後還任過第三軍第28師師部秘書等職。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前後，他已經是十九路軍總指揮、抗日名將蔡廷鍇的秘書了。
　　 令讀者大跌眼鏡的是，黃宗英在抄錄網上資料時，竟然將原“1932年5月，在上海抗擊日軍的十九路軍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從事反共內戰。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反蔣派，在福州成立反蔣抗日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在蔣介石進攻下失敗”一說，荒唐可笑地演變成了“在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籌建‘革命政府’……”
　　 蔣介石竟然如此豁達大度：把異己軍閥“調到福建”去“籌建”與自己分庭抗禮的政權。這真是民國史上的聞所未聞的奇聞！
　　三
　　 作為演員、作家，黃宗英充沛的想像力在其《親聆》一文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寫到“毛羅對話”甫一落地，黃宗英用了“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卻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諸如這般驚恐萬分的語句之後，又絲毫也不顧會場的真實情景，如此寫道：
　　 記不清遠一點兒的圓桌旁的哪一位站起來又說些什麼，也記不起座談會是怎麼繼續的，我只偷空兒悄悄問坐在身邊不遠處的應雲衛：“應家伯伯，儂阿聽清爽要關勒監牢裡？”應雲衛對我滑頭滑腦笑：“清爽勿清爽，當伊嘸介事。”他嘻嘻哈哈跟別桌的老朋友搭訕去了，滿堂賓客他仿佛沒有不認得的。
　　 在結束這段文字時，黃宗英給她心儀的“應家伯伯”做了一個長長的註腳，強調指出：“直到1979年徹底平反時，電影圈內的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單線發展的中共秘密黨員。”筆者在此不得不再強調一遍：據多位現場見證人的回憶講述，毛澤東在作完開場白之後，是一個小團桌一個小團桌與各界人士座談的。換言之，大家都是坐着發言及與之平等地對話的。這是因為發言者或緊挨着（如由黃宗英本人向《南方周末》提供的照片中明示的她自己那樣），或面對面（如在新華社配發的照片中被她指鹿為馬為羅稷南先生而實為漆琪生教授那樣）地與毛澤東坐在一起，無須站立起來向全場作演說性的發言。那麼，黃宗英又為什麼要這麼寫？是“個案”嗎？還是為了烘托“毛羅對話”後所產生的被黃宗英視之為異常驚恐的氣氛？
　　 不過，我們還需要探究明白的是，既是氣氛如此驚恐，驚恐得連“肚裡的娃娃兒險些蹦出來”，那麼，又何來下文的輕鬆自如和自由散漫？一是“我只有偷空兒悄悄問坐在身邊不遠處的應雲衛……”請問黃宗英女士，怎麼個“偷空”法？又怎麼個“問”法？“不遠處”，不遠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是隔着人？還是隔着桌？顯然不是緊挨着坐在一起。那處在“驚恐萬狀”中的你，又是怎麼向你的“應家伯伯”問的話？倘若真的問話，又如何能“悄悄”呢？你是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當年――上世紀60年代初的一篇《小丫扛大旗》，時為初中二年級學生的筆者見證了你的文學功力、文字風采，用字用詞造句是分外講究的，現在又怎麼變得如此天馬行空不着邊際了呢？其二，按照你給“應家伯伯”下的註腳：早在1935年應雲衛就是“單線發展的中共秘密黨員”了。具有22年秘密黨齡的地下黨員，按理說，其城府是相當深相當深的。處驚不變，以不變應萬變，是任何一位秘密黨員必備的心理素質。何況，其時正處在反右的非常氣候中，處在有毛澤東和上海市領導人物到場座談對話的場合中，應雲衛居然會無所顧忌地隔着人乃至隔着桌子“對我滑頭滑腦笑”和說話？即使你們不把這個會場應有的氣氛和紀律當作一回事，那麼別人呢？別人又是如何看待你黃宗英滿臉驚恐萬狀探頭探腦地向“不遠處”的應雲衛隨意發問與對話？黃宗英女士這般如此的描述，稍加思索，就令人疑竇叢生。其三，“秘密黨員”出身的名導演應雲衛，在回答完黃宗英隔着人或隔着桌子的問話後，居然還能夠旁若無人地“嘻嘻哈哈跟別桌的老朋友搭訕去了”。不僅如此，居然“滿堂的賓客他仿佛沒有不認識的”。也許他還能隨意地走到毛澤東跟前，中斷毛澤東正在與他人的對話，插科打諢地說上幾句呢！
　　 須知，座談會不是聯誼會、聯歡會、團拜會，何況還是領袖毛澤東到場唱主角的小範圍座談會，除電影界人士外，還有科學、教育、文學與工商界的人士呢！且不說敢不敢、能不能人來瘋似的“滿堂”亂竄，會場的氣氛還是要顧及的吧，會場的紀律總還是要遵守的吧，旁人在對話，也還是要尊重的吧！可在黃宗英的筆下，有着22年秘密黨齡的應雲衛先生，竟然能夠“嘻嘻哈哈”地在會場裡隨處走動、與人搭訕，竟然能夠隔着桌子也不怕別人“告密”揭發說些不咸不甜滿不在乎且對偉大領袖大為不恭的話？這種氣氛顯然“和諧”得有點離譜了。
　　 在“毛羅對話”這個話題上，黃宗英下的功夫可真是到位的。《親聆》一文在渲染之餘，屢屢扯到律師扯到法律，以示自己“親聆”的內容可靠可信。但依筆者之拙見，黃女士不談法律猶可，而當她莊重地談起法律，就會令人們，特別是從上世紀80年代的萬花筒世界走過來的一代人，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令整個華人世界都沸沸揚揚的一樁官司。這就是已故著名演員周璇遺產案。在辨別了黃宗英“親聆”一說的那麼多的疑點之後，再回過頭來探究一下周璇遺產案，似乎有着特別的意義。
　　 周璇遺產案的被告，正是黃宗英。作為1957年9月22日去世的周璇臨終託孤承擔起養母責任的黃宗英，由於沒有處理好同養子周偉的關係，由於面對事實仍然為之一意孤行，最終被養子告上了法庭。事實終歸是事實，無論你怎樣辯護說：沒有這回事，忘記了，或者說是記不清了……可最終法庭經過審理，很快梳理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在確認周偉確係周璇親生之子的前提下，並在扣除黃宗英給付另一養子周民六年生活費人民幣14083.99元之後，判決黃宗英歸還養子周偉人民幣72426.30元。與此同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法庭還駁回了黃宗英等人的其他上訴請求――“不予支持。”
　　 可見，當事人有時的所作所為也會不牢靠。當事人的“親聆”與回憶，也會派生出摻假的成分。這樣的當事人說的話自然是不可信，到了法庭上，法庭也是不予採信的。現在看來，黃宗英的“親聆”內容，由於經不起推敲而破綻百出，同樣難以令人相信。
　　 於是，便有了底氣嚴重不足的作者與其律師對話中那種對歷史對後人極不嚴肅極不負責任的“正因為當時在場的人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之類的輕飄飄說法。
　　四
　　 作為黃女士《親聆》一文的讀者，作為在“親聆”一說上持懷疑態度的筆者，同許多心存諸多納悶但又異常關心此說的人一樣，尤其關注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亦是黃宗英女士在《親聆》一文中紋絲不曾觸及的內容：即當毛澤東來到你們落座的那個團桌時，毛澤東和你們說了些什麼？你們又回答了些什麼？提問了些什麼？總不會一句話、一個字兒也沒有吧！哪怕是簡單的互致問候也中。但黃宗英女士卻在這個問題上惜墨如金，顯得十分吝嗇，一字半句都不曾講述。這跟她好向媒體撰文爆料的作風不相符合。
　　 這個問題是個要害，是和“親聆”之說大相徑庭的要害！所以才會在黃宗英筆下衍生出一個“趙丹和我曾經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的根本站不住腳的說法。
　　 筆者此前已經論證過了，其實，在當時的現場，於情於理，都不會出現如此高風亮節眾目睽睽下的舉動――有黃宗英自己提供的現場照片為證。
　　 從上世紀90年代出版的《雁南飛――黃宗英傳》，到2005年8月出自於同一作者手筆的全新修訂、增補本《黃宗英畫傳――屬雲的人》，據作者於其書後記中介紹道，在增添了190多張照片的同時，還增補了不少“新穎”的內容。統覽全書後，筆者以為，畫傳中，頗為引人注目的有三大部分。其一，實錄了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為整個華人世界熱議，長達四年之久的周璇遺產案的全部審理過程；其二，是黃宗英女士與她的“二哥”、著名作家馮亦代先生之間的黃昏熱戀；其三，是黃宗英心中的那座西藏高原的小木屋情結。
　　 上述三部分，第三宗，多年來為人們稱頌。第二宗，從其多年來不斷公開的兩人來往信件，人們早已有所了解。而論及第一宗，由於涉及名人官司，又系養子養母對簿公堂，其影響力遠比後兩宗要大得多。
　　 然而，令讀者詫異的是，於2005年8月出版的這部315頁的畫傳中，卻鮮見發生在1957年，同樣涉及黃宗英女士，遠比周璇遺產案還要轟動的有關“毛羅對話”的歷史事件。不僅如此，這部畫傳呈跳躍式的，竟然越過了誰也不能忘卻的1957年，幾近一個字的描寫也沒有！
　　 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遺忘了，還是另有隱衷？
　　 距《黃宗英畫傳》出版兩年零九個月前的2002年的12月，黃宗英寫了一篇題為《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紀實”，一時間，令整個媒體為之躁動，成千上萬篇為之呼應、評說、論戰的各類文章應運而生。乃至該文發表八九年後的今天，仍有一些精英學者拿此文說事解文，評點江山。試想，如此一段呼風喚雨的歷史，怎麼可能在專為“紀念中國電影誕生一百周年”之際隆重推出的這部畫傳中杳無蹤影呢？“毛羅對話”如此，還有發生在1957年的特殊歲月里，令黃宗英女士等引以為傲的她的阿丹特邀赴京出席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近距離地與趙丹作互動；趙丹黃宗英夫婦雙雙被特邀出席與毛主席擁坐在一起的零距離座談與對話；作為共產黨員和黨的積極分子，趙丹黃宗英夫婦積極投身於反右鬥爭前列，猛揭痛批身邊的“大右派”、“極右派”，以及趙丹在這之後不久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等諸多事情。
　　 上述這一切在這部《畫傳》中竟無一個字的介紹，令人們在迷惘、遺憾之餘，不禁要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整部《畫傳》，有關1957年的歷史，僅僅剩下了傳主本人一臉欣喜地與夫君趙丹一道擁坐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邊的照片。
　　 從《親聆》一文的見報，到《黃宗英畫傳――屬雲的人》一書的出版，前後不過三年左右的時間，但1957年的有關“毛羅對話”的那段歷史，《畫傳》中隱去了。抹去1957年發生的一切，意味着什麼呢？
　　 難不成，那個曾經在普天下人面前一再信誓旦旦“我親聆”的內容有誤？
　　 抑或，《親聆》中透露的所謂“毛羅對話”，在失卻市場青睞的同時，遭到了知情者，特別是被其無端宣判為“多已去世”，而今又“活”了過來的歷史現場親歷者的質疑？
　　 《黃宗英畫傳》在論及傳主丈夫趙丹先生“文革”中遭專政機關囚禁一事時，引述（重複）了三四十年前坊間流傳的一些說法，即江青與趙丹之間在上世紀30年代舊上海有染之類（見該書第113頁及115頁）的所謂“緋聞”。既然，諸如此類極易越傳越糊塗、越傳越離奇，而且源自於小市民口中的說法，《畫傳》都毫不加避諱地引述了，駁斥了，那麼，於兩年多前引發全國上下一片熱議的《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為什麼就不讓其在書中占有一席之地呢？哪怕是一個篇名，一個說明也中。
　　 也許有人會說，涉及偉人言行的記述，是要報審的，但同樣是在這部《畫傳》中，卻有不少涉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和新中國領導人的言談舉止，例如毛澤東為趙丹、黃宗英他們參演的民營電影《烏鴉與麻雀》公開鳴不平；毛澤東、周恩來聯手干預電影評獎，將《烏鴉與麻雀》一片由原評獎級二等（銀質）擢提為一等（金質）；周恩來總理在表彰獎勵大會上的講話與說明，還有隨後毛澤東在接見獲獎電影工作者時的講話，等等（見該書第53-54頁）。
　　 更有甚者，《畫傳》中自第65頁至第70頁，用了7000字的篇幅，評述了絲毫也不亞於所謂“毛羅對話”內容社會效果的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風波。其中，多處引用了毛澤東的批判言詞，以及趙丹（波及其妻黃宗英）、孫瑜等人的極度不理解與異常驚恐的心理：“啊，多麼驚心動魄的抨擊，多麼令人膽寒的結論。黃宗英和趙丹讀了《人民日報》社論，完全驚愕了。仿佛是在晴朗的天空下，突然遭到了暴風雨的襲擊，變得矇頭轉向了。”（該書第66頁）
　　 顯然，在《畫傳》中，讓寫什麼，不讓寫什麼，黃宗英女士是很清醒的。她雖然沒有告訴讀者，但讀者作這樣的推測想來也不會大錯，那就是：批判《武訓傳》等內容是因為傳主本人心中沒有什麼可懼的――是歷史的真實存在。而所謂“毛羅對話”的內容，卻經受不起歷史的考驗，因為它是虛假的。這大概才是所謂“毛羅對話”――兩年八個月前轟轟烈烈登場至今餘震仍在，卻不予放入《畫傳》的原因所在。
　　 而有關1957年那些與傳主及其丈夫息息相關的歷史事件，之所以不予放入這部《畫傳》，恐怕還有另外的重要也是令傳主本人尷尬的因素，在牢牢地鉗制着她，使其不能也無法再隨心所欲地說什麼了。否則的話，那些健在而又正直的歷史見證人們就要站出來說話了。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在《親聆》一文中黃宗英隻字不提趙丹與她同毛澤東之間的交談內容，哪怕是一個簡單的問候也中。而且，令人深感詫異的是，毛澤東與羅稷南之間的對話，在她的筆下，似乎成了只有一個簡短的問候，一個關乎“魯迅假如活着”的話題了。事實究竟如何，在其筆下，既沒有“且聽下回分解”之類的託辭，也沒有我們不可得知的當事人“爛在肚裡”的事兒。在此，筆者向《文匯讀書周報》的編輯們深深道上一個謝：如同刊發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時，沒有採用黃宗英於提供的照片下方撰寫的所謂“毛主席……與上海文藝界人士座談”（見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C22版）的照片說明，而是原封不動採用當年《光明日報》所刊原圖片之說明文字：“毛主席……接見了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黃宗英之所以將其照片說明限定在“上海文藝界人士”這般狹窄的範圍，是因為有關魯迅的話題，對於科學、教育、工商界代表人士來說，是很難有多大興趣的，尤其是在難得與毛澤東面對面座談的場合中。他們更不會提出死去21年的魯迅是否還能活過來，而“假如活着”，又是否會和新的執政黨及其領袖分庭抗禮等等話題的。
　　 於《南方周末》首發的前一周，亦即2002年的11月29日，頭版標註有“黃宗英授權本報與《炎黃春秋》同步首發――”字樣的《文匯讀書周報》，還於第十六版同步推出了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倪墨炎先生撰寫的《翻譯家羅稷南》一文。倪先生行文嚴謹，考證精細，故而向我們提供的史料也比較真實、可信。據其在文中介紹，他在撰寫《翻譯家羅稷南》一文時，還特地向那些熟悉羅稷南並有過來往的文藝界、出版界、翻譯界的多位人士了解過有關羅稷南先生的一些情況。倪先生在文中這樣告訴我們：“據說1957年毛澤東與羅稷南見面時，毛澤東就為他翻譯出版這部傳記（指德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的弗•梅林所著的《馬克思傳》全譯本。羅稷南先生的這個譯本，也是《馬克思傳》在中國的第一個全譯本，上海駱駝書店1945、1946年出版――秋石）表示感謝。”
　　 讀畢倪墨炎先生的《翻譯家羅稷南》一文，回過頭來，再來拜讀黃宗英女士的《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不由得讓人又生出一個疑問來：既然這不是一個僅限“假如活着的魯迅”的話題的“毛羅對話”，其內容也自然還有一些其他方面，此為一。其二，毛羅晤面相談，又系相隔二十多年後的老朋友重逢，處在這樣一個其樂融融極具親和力的場合中（見1957年7月12日《文匯報》第二、三版所刊包括黃宗英、羅稷南等人在內的7月7日晚座談會親歷者回憶暢談文字），說到“假如活着的魯迅”的話題，毛澤東會“異常激動”得一下子拔高說話的聲浪，有這個必要嗎？甭說毛澤東這樣的領袖了，就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士也不會這樣做的呀！那麼，又何以只有黃宗英“親聆”中的獨一個“假如魯迅活着”的話題呢？有其他對話內容與之相映成輝，豈不更佳？！遺憾的是，黃宗英女士向我們刻意隱去了“毛羅對話”中的其他內容，如同她刻意隱瞞（而且是隻字不提！）毛澤東蒞臨她和趙丹所坐的團桌時，與她、與趙丹相談甚歡的內容，尤其是對他們問寒噓暖、關懷備至的那些話語！
　　 偏信則暗，兼聽則明。感謝《文匯讀書周報》的編輯們在刊發黃宗英女士這篇文章的同時，也刊登了倪墨炎先生經考證撰寫而成的文章，從而為我們進一步明辨是非真偽提供了有力可信的佐證。
　　 話一千，道一萬，黃宗英再怎麼繞，也繞不開這些事實：即毛澤東對他們夫婦可以說是關懷備至的。在1957年的春夏之際，正是由於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干預，先是讓《烏鴉與麻雀》獎級提升，趙丹、黃宗英雙雙榮獲個人一等獎；接着，在36位有幸與毛澤東握手並座談的上海名流中，作為唯一的一對夫婦，得以雙雙出席這個於非常時期召開的座談會――出席這個得以與毛澤東平等對話的座談會，這就無疑有了一個堅硬如鐵的保護殼：直到反右最終結束，36位“親聆者”無一成為右派！試想，當毛澤東主席來到他們就座的團桌時，能對他們視而不見嗎？能不和他們親切握手嗎？能不對他們暖人心腸地問候上幾句嗎：從《烏鴉與麻雀》中的出色表演，到影片拍攝結束後兩人收穫新的一份愛情組建起新的家庭，到日常生活……這也是人之常情嘛！可黃宗英女士卻對此緘口默語，堅不吐露一個字。要知道，你和趙丹先生與毛澤東之間的對話，遠比你們坐在毛澤東羅稷南的大後方聽那個“假如魯迅活着”的對話要清晰真切得多，應當不會跑調走樣了！
　　 問題的要害，在於一旦將毛澤東對他們夫婦倆的關懷與勉勵的對話內容公諸於天下，那麼，由她在《親聆》文中營造那種恐怖驚竦氣氛，即刻就會在讀者眼中煙消雲散！
　　五
　　 行文至此，相信廣大讀者心中所想的，就是急於弄明白兩個問題：第一，當毛澤東依次來到趙丹黃宗英夫婦落座的這張團桌時，究竟講了些什麼？包括同這對全場唯一明星夫婦的對話內容。當時的氣氛是人人自危的恐怖呢？還是“一派隨意祥和氣氛”（有關這個“一派隨意祥和氣氛”八個字的表述，是黃宗英女士發表於2002年12月5日廣州出版的《南方周末》C22版上的《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之第九小節用語。而刊登在次日由上海出版的《文匯讀書周報》第5版上同一標題的文章，則為其中第七小節用語。附帶在這裡向讀者們作一個說明：兩報所刊同一文的結構有所不同。文字及字數也有所不同――相對《南方周末》所刊，《文匯讀書周報》字數大約要少二百餘字左右。其他，如語句、標點符號的使用，以及加了引號的人物對話內容等，如前述黃宗英女士同她“信得過”的那位律師之間表態、斟酌，等等，總共有七八十處不盡相同――秋石注）？第二，在與毛澤東當面座談回到家中，及至這以後的數日內，趙丹與黃宗英夫婦之間，進行了哪些對話？是真的如同相隔四十五年後黃宗英回憶中反覆提及的那般驚嚇得連“肚裡的娃娃兒險些蹦出來”呢？還是真實地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幸福中――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她、對她的阿丹施之以無微不至的關懷與厚愛的幸福之中，並且從內心深處將此化為前進的動力，積極、全身心地投入到本單位以揭發、批判他人“右派言行”的鬥爭中去？！
　　 對此，另一位與黃宗英有過多次深入長談的記者型作家，向我們提供了由當事人向他講述的那一段真實歷史。
　　 這位記者型作家名叫倪振良。據其簡歷介紹，他“先後在國家教委《人民教育》社、中國《民主與法制》社、香港《大公報》社、《中國老年報》社、香港《文匯報》社等供職。”曾於1985年出版了《趙丹傳》，2008年1月，又在團結出版社出版了32萬字的修訂本《趙丹傳》。其在《後記》中這樣寫道：“……在蛇口荔園，在京中賓館、在我家斗室，宗英先後與我傾談了5次，向我提供了大量珍貴素材。”
　　 倪振良先生是在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初始萌生並着手收集資料撰寫這部傳記作品的。其時，趙丹先生已於一年前逝世。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以下引用的文字，特別是有關1957年7月7日晚上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咖啡廳毛澤東的講話，以及在家中黃宗英同趙丹之間的對話、親熱嬉戲的話語與相關動作，均出自於黃宗英本人的親口講述。
　　 需要在這裡作一個說明。為什麼2005年版8月浙江版《黃宗英畫傳――屬雲的人》，跳躍式地越過了風雲突變的1957年歷史，而且連一個字的記述也沒有，更甭說那個連她“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的“毛羅對話”了，其真實原因在於這本書是寫她黃宗英本人的。由於底氣不足，更可能是由於質疑的聲音紛至沓來――尤其是那些健在者的不滿情緒，使她愧對於人。於是，便來了一個能避則避，一舍了罷。故而，對於相隔十來年後出修訂版的黃宗英傳記，顯然，處於同城的作者是與黃宗英本人仔細商量過的――這可以從其《後記》中窺出一二。對1957年的歷史尤其是石破天驚的那個“毛羅對話”，傳主本人採取了忍痛割愛的態度――大概是基於上述原因。
　　 而，2008年1月版團結版的《趙丹傳》則另當別論了。作者與黃宗英會面懇談的時間是在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初葉。從其後記看，所作的文字――即書中涉及的重要的人和事，其出處也均出自於那時懇談的原始記錄。到了新世紀他不曾再與黃宗英懇談，他可以完全不顧忌此時黃宗英的心裡在想些什麼，自然也不用忌諱些什麼，此為其一。其二，這本書寫的是趙丹，作者落筆的重點也是放在趙丹身上。又何況2002年12月黃宗英的宏文是如此之石破天驚。這麼一樁大事如若不寫進書中（或者叫做“拾遺補缺”也可），實在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於是，作者仍然沿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葉同黃宗英會面時由黃宗英本人提供的原始說法。這，足以說明：至少，當年毛澤東是無微不至關懷趙丹黃宗英和全體與會36位各界人士的。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
　　 至此，筆者深感有必要再一次提醒一下黃宗英女士，同時也藉此提醒一下所有關注“毛羅對話”的廣大讀者，無論是黃宗英在其《親聆》一文中向我們介紹的，還有其他出席者幾十年前加以撰文說明的，一個不容任何人更改的歷史真實場景是：1957年7月7日晚於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咖啡廳舉行的這個座談會，毛澤東是在作完開場白之後，一個小團桌一個小團桌地與36位各界人士座談的。這也就是說，毛澤東落座後，無論是毛澤東本人，還是與之對話的各界人士，以及陪同的上海黨政負責人，都無須大聲說話，更無須趾高氣揚或誠惶誠恐地站立起來問話或答話。如果64歲的毛澤東每到一桌，都要大聲地與在座的人問話與答話，那豈不是太累太累了呀！何況，作為領袖的毛澤東大聲說話，那又豈不是全場所有桌子坐着的人都得鴉雀無聲、洗耳恭聽了？那豈不是壓根不存在所謂“毛羅對話”之後電影演員黃宗英“悄悄問”隔人或隔桌她的當電影導演的“應家伯伯”，以及“應家伯伯”不識時務的“清爽不清爽，當伊嘸介事”的“滑頭滑腦”的回話了？……整個會場氣氛祥和、活躍而又隨意，在毛澤東與他落座的這一桌子人士談話時，其餘各桌的人也都在隨意敘談着。因此，人們很難想像出：當毛澤東與其所落座的這一桌人談話聊天時，其他各桌坐着的人能夠聽得見，或者能夠聽清楚毛澤東與某位人士之間的具體對話內容。
　　 這裡，還有一個必須要弄明白的關鍵問題，即黃宗英提供的這個“毛羅對話”內容，其真實程度究竟有多少？是不是真的如她信誓旦旦所說的那樣，純粹系她本人親耳聽到並且聽清楚了，而決非事後乃至幾十年後為迎合他人的需要憑想像杜撰而致。
　　 首先是一個有關《光明日報》所刊照片及黃宗英確切指認羅稷南座席的問題。
　　 在方進玉、齊簡二位撰寫的《聽黃宗英說往事》一文中，有那麼一段直錄的黃宗英口述文字：
　　 第三是辯駁關，就是說，我要能回答其他人的質疑，假如有人說：“你那天站的位置，不可能聽見毛主席和羅稷南對話！”那我要拿出證據，證明我所處的位置確實能夠聽到、聽清楚毛羅之間的這段對話。
　　 黃宗英女士的這段表述，很有力量，意在表明她的敘述是經得起任何人的質疑的，也等於在說，她的敘述是可信的。
　　 黃宗英之所以能夠理直氣壯地向二位媒體記者說出上述一番話，因為她找到了賴以支持自己“親聆”一說的“證據”。這個“證據”，就是刊登在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右上角那幅《毛主席與上海各界人士親切交談》的大幅照片。
　　 在刊發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的同時，《南方周末》配發了經掃描移植的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右上角的那幅大照片。並且，經黃宗英本人指認，重新作了一段文字說明。這段文字說明是這樣寫的：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與上海文藝界人士座談（這裡也許是為了突出黃宗英及其“親聆”一說而這麼寫，這顯然是失實，真實的說明應為“上海市文教工商界人士”。參加1957年7月7日中蘇友好大廈座談會的36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並非是“文藝界人士”，如漆琪生、談家楨、李國豪、陳銘珊等人，都是滬上著名的各界人士，而且當時他們的知名度都在黃宗英之上――秋石注）。毛主席身後左一為黃宗英，左二為趙丹，左四為應雲衛。照片右下角一為羅稷南。原刊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報》。侯波攝。
　　 之所以黃宗英選擇這幅照片及作新的文字說明，目的十分明確，這裡有一個“位置”問題，就如黃宗英本人口述的那樣：“那我就要拿出證據，證明我所處的位置確實能夠聽到、聽清楚毛羅之間的這段對話。”
　　 真的如黃宗英指認的，該“照片右下角一為羅稷南”嗎？
　　 黃宗英女士有沒有認錯？
　　 看來，要通過這個“辯駁關”，黃宗英女士有點兒玄。
　　 先說一句，36人中，戴眼鏡、上歲數的人並不在少數。
　　 這些年來，有人經過仔細辨認，認為這“照片右下角一”不是羅稷南。
　　 至今，這個辨認更加確切了。
　　 那麼，這個“右下角一”又是誰呢？
　　 他的名字叫漆琪生，位列1957年7月9日《解放日報》頭版所刊《毛主席接見本市文教工商界人士》新華社特供稿所列36人名單之尊。
　　 漆琪生為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時任復旦大學經濟系教授。湊巧的是，於24年前的1933年11月，風華正茂滿懷一腔報國熱血的他，與羅稷南先生一道參加了由國民黨愛國將領發起成立的抗日聯共倒蔣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這個仔細辨認，是曾與漆先生長期朝夕相處的學生所作出的。
　　 還有另一些人，也多次指出黃宗英女士這個指證的失誤。
　　 而恰恰是這張照片，是黃宗英女士用來“證明我所處的位置確實能夠聽到、聽清楚毛羅之間的這段對話”。
　　 請問黃宗英女士，面對漆琪生教授學生（他是我國著名社會學家）的指認，這還能“證明”什麼？此外，在重新撰寫的照片文字中，關於“毛主席身後左一為黃宗英，左二為趙丹”的說法，也不甚準確，應該是：“毛主席身後第二排左一為黃宗英……”
　　 如今，被你指認的“照片右下角一”已經“替換”了角色，“替換”到了本來的角色，你“所處的位置確實能夠聽到”的又是些什麼呢？漆琪生教授可並沒有和毛澤東進行過類似的對話！
　　 當然，羅稷南先生確實到了會，和其他35位出席者一樣，他和毛澤東也對了話的。
　　 關於毛澤東和羅稷南之間的對話內容，早在1957年9月12日出版的《文匯報》上有所發表。但是，有一點是必須明確的，這就是他們之間有關魯迅的話題，黃宗英不是清楚不清楚的問題，而是壓根兒沒有聽着！這是因為你在當年現場中“所處的位置”，只能夠依稀“聽見”漆琪生教授與毛澤東之間的並非魯迅話題的對話內容，僅此而已！
　　 據此，我們可以這麼認為，當周海嬰先生以魯迅唯一兒子的特定身份，公布摻雜有很多水分的那個所謂“毛羅對話”而備受各方質疑時，黃宗英便“適時”地站了出來。因為她確實是出席了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咖啡廳舉行的與毛澤東近距離或零距離談笑風生對話的36位各界人士的座談會。在讀者的心目中，黃宗英以當事人的身份所作的“證明”應該是可信的。可惜，正是這位現場當事人，令許許多多不明真相但又無法去考證的讀者走入“信以為真”的誤區。
　　 至於黃宗英在“懵懂中瞥見羅稷南與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的場景，看來，這是一個電影鏡頭中常用的蒙太奇手法。這裡，且不說，黃宗英和趙丹坐在毛澤東身後第二排，也且不論那個“照片右下角一”是羅稷南還是漆琪生，這個“右下角一”若要和趙丹對一個眼神兒，卻是很困難很困難的，其障礙何其之大！大就大在趙丹的前面、“照片右下角一”的對面，綿亙着兩個高大的身軀：左一為毛澤東，左二疑為柯慶施。你說說看，這個“照片右下角一”怎麼和毛澤東、柯慶施背後的趙丹對眼神兒？而且，從照片上看，趙丹比你傾前大半個身子，你又是怎麼“瞥見羅稷南與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不僅如此，在趙丹背後半個身子的你，又怎麼將他倆的眼神兒辨析得如此清晰：“他倆倒坦然理解了……”真是玄之又玄了！
　　（選自《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秋石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