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先生杜撰了“大歷史”一詞（macro-history）並把其睿智的觀點歸功於早期西方的歷史學家。如果我們翻開一本西方的歷史學著作，（比如斯塔弗里阿諾斯的《世界通史》，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威爾斯的《世界史綱》）往往都會有同感。西方人敘述歷史的視野，為何如此宏大的來由，都歸功於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對人文學科的影響。比如我們總結西方近代哲學無論是康德還是尼采，你都能看到受到牛頓力學、電磁學的影響而產生的世界觀，如果我們把受到這樣的自然科學影響的哲學看作是物理哲學，我們馬上能推演出一個結論說無論古典的希臘（柏拉圖也好，亞里士多德也好）還是先秦的孔子及老子的哲學都來自從生活中提煉出的睿智，因而我們也就很容易地把它們都稱之為生活哲學。（請參考《現代世界史》第六章：科學的世界觀 美帕爾默等著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第十版）

       人類不斷擴大自己視野的發展到了20世紀的中期，湧現出了一大批的具有遠見卓識的生物學家侵入了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的範圍；出版了《自私的基因》、《槍炮、病菌和鋼鐵》、《裸猿三部曲》等可以做為代表的新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觀念。這些以達爾文的演化論為基礎的新的思想觀念和對人類本身的深刻洞察力，統統被愛德華奧斯本威爾遜歸納入了社會生物學，並稱之為一種新的綜合。在新的哲學系統闡述中，他出版的《契合與統一---知識的聯合》英文名《Consilience --- the Unity of Knowledge》，對新的生物哲學的世界觀，給以了開拓性的描述。無論我們送給威爾遜的敬佩的稱號顯得有多麼的溢美之意，昆蟲學家也好，社會生物學家也好，哲學家也好，這位二十世紀的偉人都是當之無愧的。社會生物學的觀點無論經過何種劇烈的論戰，我們都無法不承認如今的認知心理學、演化心理學、人類學都更注重了對相應生理學和生物學的研究；都更注重了“歷史事件是基因的演化實驗”的觀念。歷史學、政治學、文學等等做為生物科學的一門分支，必須對生物學、地質歷史和人類演化史有足夠的了解和應用。人類社會，無論如何脫離不開生態學的基本規律調控和限制。人類政治，無論如何都脫離不開動物行為的影子和分類學上把人類單獨做為一個物種的特殊性。（參見《黑猩猩的政治---猿類社會中的權力與性》）

       哲學的發展從國家這種社會組織形式趨於成熟開始，歷經生活哲學，物理哲學到如今的生物哲學觀點，做為這種大歷史觀下的中國史學，我們具體能借鑑到些什麼呢？

既然人是自然演化出來的一種動物；那麼作為人的集合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形態的演化也同樣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不但螞蟻、蜜蜂、狼群、獅群、黑猩猩的社會如此，我們人類的社會也是如此。（持社會生物學反方觀點的人們說對這樣的結論應該採取審慎的態度。）世界歷史是如此的樣子，我們中國的史學也自然離不開世界歷史的發生和發展所給以的衝擊和影響。即使中國的地理位置相對隔絕，被無際的大海，聳入天際的高山，死樣荒涼連綿的沙漠，寒風凜冽的凍土包圍，物質文化的交流比較中東所處地理位置來講，稍嫌費時費事，但這種交流也從來沒有停止過。任何一項技術的進步，對我們現代具有語言這樣有效交流工具的智人來講，不會超過幾個百年或者千年，就會產生相互滲透作用。（直立猿和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沒有這麼迅速的交流，乃是因為他們物種本身的通訊交流手段不足而造成。在地質歷史和人類演化歷史的視野下，百年、千年都是可以被忽略的時間段。）造紙印刷技術是這樣傳出去，金屬銅、青銅和鐵器的冶煉技術傳播也一定如此。

原始世界的歷史和其發生、發展的規律是以舊石器及新石器做為社會技術水平的標誌。技術水平既然決定了人類的生活方式，那麼生活方式自然也帶動了文化和行為、以及對世界認識水平的變遷；隨文化相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形態也就必然緊接着發生變遷。即使地理的因素對其有修飾作用（社會生物學上所謂的系統發育慣性），但比較起來，同一技術水平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有其許許多多相應的共同特徵。新石器的發生始於銅石並用並促成了農業的誕生（農業的起源並非僅是單一原因，但主要卻是由氣候轉暖和工具改革造成的結果）和酋邦制度生活的崛起、青銅的初級冶煉到成熟造就了國家制度的建立和完整，比如還處在青銅器初期的印加社會也剛剛處於國家的初創時期，中國的二里頭青銅器還處於冶煉的初期而正是夏的早期，龍山文化的末期。以後又有冷兵器時代（鐵器時代）、鋼鐵時代（工業化）和電子時代（知識大爆炸的知識經濟 ）。世界的歷史乃至中國的歷史，對應於這樣的每一個技術時代，都產生了隨這種技術水平的發展而相異的社會形態和組織結構。而當今世界由於傳播技術的發達進而出現了幾種技術並存於同一社會的現象，這就造成了社會結構的複雜和各種社會意識與價值觀的纏繞並存現象。比如農業社會的價值觀與工業社會的價值觀同時存在於一個社會人群；在非洲表現複雜的是採集狩獵的價值觀和農業社會的價值觀與工業社會的價值觀同時並存等（注釋1）。銅石並用預示着新石器時代的開始，亦即農業的萌芽和開始。青銅對應於國家這種最高級別的社會組織形式的產生從鬆散走向緊密，比如二里頭文化的青銅器到二里崗文化的青銅冶煉技術的進步。這也正好在新石器的早、中、晚分野中，對應了一個社會的農業萌芽、繁榮和成熟的發展時期。文明的出現顯然是農業經濟的產物，所以關於文明一詞的定義，我們完全可以依賴農業的出現做為文明的標緻。而不必用混亂的所謂大型建築、城市、文字等三大標誌。在農業的繁榮期（仰韶文化到河姆渡文化）本就在部落時期由薩滿、巫師創立並有所發展的大量文化、神話與信仰等意識形態的積累，使得膨脹而人心散亂的人口形成更大的社會凝聚力，因而國家得以形成。到了鐵器時代，隨着農業技術的成熟，中國也完成了從封建制度到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制度的過渡。用於凝聚力的文化和精神也就必須對之前的文化加以提煉和萃取；社會意識也就由萬物有靈論過度到多神論，最後是一神論。這種過渡歷程既是鐵器代替青銅器的轉換時期，又是泛自然力演化到超自然力，進一步又演化入獨裁神的過程。社會組織結構也最終分別經由舊石器時代的氏族制度（早舊石器），過度向村落制度（中舊石器的無親緣關係的聚落），通過形成凝聚文化的儀式到達部落制度（晚舊石器），接着才進入國家的形成期。(請參考Elman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本文作者並不完全同意Elman的描述，所以在這裡引入了靈長類動物社會結構的野外觀察成果，即靈長類動物普遍存在的幾個家庭組成一個家族clan;幾個家族形成一個隊bands；幾個隊組成一個群troops。靈長類的動物們是以這樣的一個舊石器早期的社會組織方式，那麼我們人類的早舊石器時代，自然也是同樣的組織方式，所以部落制度在舊石器末期已經完成，比如美洲印第安人的各個部落。中國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紅山文化統統可以歸結為由銅石並用而造就的酋邦時代)。國家的形成才開始經歷從初級到高級的最後階段。

       這種由技術的演化而帶來的社會制度變遷，用生態學的術語來描述，就是隨K值的提升而提高的社會人口水平。也即是說，社會制度的變遷是人口過剩的結果。如下列方程，

（d為死亡率；t為觀察時間；N為人口總數；r為人口增長率；K為環境所能容納的人口總數）。當技術提升時，K值增加，人口明顯開始增長。新增加的人口增加了區域密度。當人口總數趨近K值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摩擦增加。資源爭奪開始由生態學概念上的分攤競爭趨於更加殘酷的爭奪競爭（scramble competition vs. contest competition）。在這種爭奪中，戰爭又促進了文化和精神的發展。這一點，在我國的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時期，表現尤為突出。而文化與精神的發展，是否能提高K值，表現的卻是一個渾沌理論問題。蝴蝶效應的發生，是多重效應不斷積累的結果；而不斷積累的多重效應又源自細胞形態發生的自組織現象。這種自組織現象，在自然界中又有一種鮑里斯-別洛烏索夫混合物的震盪化學反應現象來詮釋。在大自然中，這種物種演化和社會形態結構的演化的“震盪”動力，來自於地震、火山爆發、奇寒或奇暖的天氣和大自然的這些震盪動力，對所處的地理位置的作用和影響。用植物界的演化來說明K值提高的生態學，就是植物從草本植物對水分、養分和光源的爭奪，爭取向高層發展而演化出灌木、小喬木、和木本植物的過程。植物界這種提高K值的演化動力源於大自然的震盪力量；而人類社會的演進，也同樣是這個道理。而地理位置對這種作用力的承受和適應，卻也是至關重要的因子。（參考《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第三章：社會進化的原動力）

春秋戰國的社會劇烈轉型，很明顯的是由於鐵器時代的來臨。鐵在商末周初就有記載和考古發現，到東周冶煉技術成熟並促成了社會的轉型和發展。這種轉型的發生從春秋開始，直到秦代畫上了句點。鑑於秦的存在時間太短，這種轉型的成熟果實，轉接給了漢代的種種文化與思想繼承。從漢代開始，中國算是真正進入了農業社會的成熟期。

全世界的農業社會都有一個同樣的特點，就是對人性的極端禁錮。這是社會發展必須把由人口增多後產生的爭奪競爭歸於平靜和協作的方法。亦即個體的人凝固在具有神聖權力的個體下邊所必須具備的意識形態。亦即金字塔的組織形式和意識形態。螞蟻、蜜蜂的社會在發展到極大蟲口的時候用以協作的社會組織方法是生理形態的分化，比如工蟻堅實粗大的下顎，切葉蟻專門分化出小體形以驅趕蒼蠅不在其它工蟻身上產卵的驅蟲蟻，而人類不同與他們的是精神方面的分化。在中國是開始了禮教普及；在歐洲開始了宗教和君主專制的中世紀黑暗時代，以霍布斯的哲學為標誌；在中東穆斯林的禮教更加嚴格。在南美洲和古埃及，做為太陽之子的皇權更是享有至高無上的神的權力。

農業社會這種精神層面的分化，也雷同於早期部落制度時薩滿巫師的職業分化對部落信仰與精神的影響；在中國，它強勢了中國文化對行為的影響。多子多福的生物學R策略是所有農業占據日常生活高百分比的社會共同享有的特點。它使得社會人口迅速膨脹。在接近K值點的時候，社會塔尖的智者也會有所感覺，有所觸動。雖然做過幾次努力，比如王莽的新政與王安石的變法，但最終都歸於失敗。原因就在於鐵器之後，中國還沒有發展出一種新的技術來提高K值。中國社會人為地重農輕商，不可能造就古希臘和近代西方的廣大產品需求市場；也就不可能造成對產品需求而刺激產品生產效率的工業化革命。加上中國農業社會的本質，追求多子多福，世代同堂，而人力已經能夠滿足中國初級的對產品生產效率的時候，更是不可能刺激機器化的革命，如後來西歐促進工業化開始的情形，由於市場需求而對產品製作效率的緊迫感而利用當時已經科學化了的文藝復興後的精神。甚至可以說連一些明顯的馬鐙效應（注）都沒有出現過。技術的無以為繼，不但不能促進社會的變革，反而對R-策略下的“改朝換代”的無奈，誘發了精神與文化的萎靡和病態發育（比如吃喝嫖賭、鬥雞走狗、戀足狎童、斷袖之癖），以為普天之道，不過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社會形態永遠保持同一狀態。如果更進一步仔細地、審慎地檢查今天西方何以在技術上領先我們的原因，我們所發現的最根本的、終極的因素還是如青銅時代的古希臘何以領先世界的同樣原因，那就是我們對商業的蔑視和他們繼承自採集漁獵時代的冒險獵奇的商業精神。農業社會的影響在西歐的持續時間不長，而他們的文化卻一直都是採集、漁獵、和農業的混合文化。他們仍然具備着採集狩獵人群的生活習性。而中國和中東的農業從1萬多年前就開始並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採集狩獵人群的文化和習性到漢唐過後基本已經肅清；而西歐，採集漁獵生活和文化的影響一直到今天仍然歷歷在目；比如對犬馬的喜愛，對處女和婦女貞潔的態度。

我們知道，採集漁獵社會，一直沿襲幾百萬年人類演化中發生的母系社會形態。女性是兩性關系的選擇者。性交權力完全取決於女性的選擇。比如大象或黑猩猩的母系社會。而女性選擇性交的對象，被生物學上一種叫花粉效應的現象決定。即女性接受的精液越多（群體效應），來自的不同個體越多（直感效應），將來生下的孩子越健康。所以今天有女性打出“我可以騷，你不可以擾”的口號，實際是女權進入工業社會後的價值觀念的回歸。我們中國和中東國家，進入農業社會時間很長，直到漢唐以後，男性才肅清女權觀念。比如在姓氏繼承上，把女子的姓和男子的氏混為一談。而西歐進入農業社會就很晚，所以西歐人，貞潔觀念就非常淡薄。至於處女效應，依據現代科學的研究，凡是男性，都有處女情結，不但人類，其它動物也不例外。就目前動物學家的研究，有幾十種動物都這樣。而且這個列表，正如對同性戀動物的研究一樣，一直在不斷擴大着。因而具有採集狩獵文化的西歐，根本就不在乎女性是否處女。只要稍稍有一點社會生物學知識，就不難理解這種獵食動物（漁獵文化）與草食動物（農業文化）的行為之大不同。中西方根本的不同，還在於商業的文化和商業的精神所造就的人格與思維方式。過去我們說的藍色文明針對內陸文明，我個人覺得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用商業精神和商業品格，更能區分兩種文化的性質。在中國是如此，在東歐與中歐對西歐的關係中，看到的也是如此。

今日西方的文化的源泉---古希臘的富足促進的文化發展，顯然得益於希臘文化圈內（沿着地中海的海岸一周）殖民地的數量和商業交換市場的龐大。暴利的商業促進了古希臘的富裕並帶動文化繁榮。近代無論老牌帝國主義也好，還是新生的帝國主義，促進工業化和工業革命的火種，都還肇因於新發現的美洲及太平洋島嶼上對鐵器製品的龐大市場需求結合了採集狩獵社會的精神。獵食動物與草食動物的不同，隨便舉例，可以使我們理解，比如獵食動物狼吞虎咽和長距離奔跑，並對自己的糞便會本能地精心處理（由於食物蛋白質含量多，排便而易傳染疾病）；草食動物的食物卻可隨手可得，遊走和遷徙頻繁，所以根本不需要精細的智慧也不需要花心思處理自己的排泄物。正是這種草食文化與獵食文化的差別，造就了中西方世界觀的不同。

我們回味與評析胡溫政府任期內中國做過的最光輝的一件事是什麼，一般民眾可能會認為是舉辦奧運或是進入世貿。其實不然，對一個演化生物學家來講，最光輝的一件事就是取消農業稅收。在大歷史的觀點下，其意義非凡，標誌着中國從此由一個農業國轉型跨入了工業國家的門檻。在這之前的1萬年，從廣東陽春獨石仔、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一期等遺址開始的從採集漁獵社會轉型為農業社會，歷經萌芽、繁榮和成熟的五六千年，歷經了部落社會的頻繁戰爭和對文化生成的刺激，到最後的一步步統一國家，再從夏商時期國家制度的初創到周的國家體制的成熟，從春秋戰國國家架構的轉型到漢代中央體制的建立，都伴隨了道德價值觀念的改變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更新。其在意識形態方面，也經歷了神話學研究所指出的軌跡，即兒童幻想與泛靈的舊石器早中期採集漁獵社會、到通靈與薩滿的晚舊石器部落社會；部落社會頻繁的戰爭，製造了歷史傳說並成熟了圖騰觀念，以後青銅社會國家的建立，需要對歷史傳說進行加工以製造社會凝聚力的神話。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是，中國社會在神話的初創時期被生態學的K值限制引發社會崩潰而改朝換代，因而神話無法進步並走向成熟（參考《中國歷史風雲錄》）人心和社會意識無法經歷從泛靈到半人半神，全人形的神，人性化的神這樣一個步驟。社會變革的要求常常被攔腰斬斷（K值無法突破），或是無疾而終。待進入鐵器社會，中央集權社會的意識形態，繼續沿着神話學昭示的路徑，在全人形的神話階段，不斷神化歷史上的英雄個人，使得社會學上的社會形象對人文、文化、藝術、宗教和信仰等的影響，離開真實的人性，相差深遠。一直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的同治中興時期，中國開始向鋼鐵時代轉型，雖歷經近200年的艱苦歷程，但畢竟比起社會演化夏商青銅時期和春秋戰國的鐵器時期，時間上還是不算很長。

在此我們必須感激美國這樣一個讓我們愛恨交加的國家。象幫助日本、亞洲四小龍一樣，在資金、技術、製造和市場開放上幫助我們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必須明白和回顧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在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泛濫的時代背景下（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爭鬥下）和由其造成的民族矛盾和適者生存思想意識如此強烈的驅動下，後起的工業化國家如德國、日本，為工業產品的市場銷路而進行一場毀滅性的廝殺。今天的美國自身創出一條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模式而把自己的市場和資金拱手投資給那些想要工業化的國家，做為大歷史觀下的現代人們，必須認清這個特點，承認這個特點和適應這個特點。

大歷史的中國如此昭示我們，我們看到的未來是什麼？後工業化的中國如何走向並完成它必經的歷程。擺在面前的艱巨任務，首先是如何完成工業產品的商業化提升，全民進入一個商業社會和商業精神，也就是使工業化的社會更加成熟，進而才能象美國一樣邁入知識創新為主的知識經濟時代。所謂中華民族的復興，也不過此。

這種大歷史的布局下的其它工業國的未來走向，仍然撲朔迷離。也許美國永遠成為科技創新的國家，其它國家只做些邊角工作、或者修修補補、充其量如日本只在模仿的道路上更加去粗取精，如美國發明汽車、飛機、家電產品，電腦和互聯網等的時候，日本人把汽車做得更好，家電做得更小巧方便，台灣和中國可以做為生產工廠銷往美日等和其它地區。如果我們甘於這樣的布局呢？也許可以，也許危險更深。

過去赫魯曉夫曾誇口說到80年代，蘇聯就能趕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工業大國。可是我們看到一個集權的政府，可以把一個國家從農業國轉向工業國，可以打敗另外一個獨裁者，可以集中全國的力量搞最頂尖的太空工業，但在優化工業結構、合理配置企業，優化產品組合的社會商業化轉型中，蘇聯一敗塗地而導致80年代的社會崩潰。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與蘇聯何其相似。我們如何走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商業時代並獲取商業時代的人們所必須具備的人格與精神？與蘇聯不同的是，我們中國人口眾多 ，假如發生蘇聯那樣的社會崩潰，其結果不言自明就是人口的再一次殺戮和減少。此一現實，不得不嚴謹對待。

工業化的社會結構必然帶來人們的生活意識更新，價值觀念的更新。當新來美國旅遊的中國人對美國的城市嗤之以鼻，只因沒有看到高樓建築，只有低矮破敗的老舊房屋，根本不像是一個超級大國的時候，我們就看清楚了農業意識和價值觀念在人們頭腦中如何根深蒂固，如何不能適應和理解工業社會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意識。他們無法認清許多城市的建築法規，不允許起第二層樓房以保護生態和道路不至於擁擠的知識時代的人們才密切注意到的各個學科的綜合研究成果。這樣的現象也發生在馬克思的《資本論》裡，馬克思做為一個剛從農業社會出來的“學者”，在資本論里透漏出了許多類似的落伍的觀念。所以他的理論也只有農業社會價值觀念的人才報以理解，而不知已經工業化的社會，會把其理論看做是另外一種不合時宜的價值觀念。所以接受共產主義理念的國家都是還未進入工業化的國家。

工業化的國家只需要一個農民種地，其它原來的9個人做什麼去？這就是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亦即社會的商業優化轉型時期。社會必須創造出機會由9個人中的一個人從事工業生產，一個人從事服務行業，一個人從事娛樂工業，這樣的社會分工不斷精細，一個人可以從事保險、另幾個人從事科研，再一個人可以從事律師。工業社會邁進商業社會不得不走的一步就是必須有這樣一個政府，用法律把人們的行為規範起來，把工業化的產品競爭規範起來，把各個行業規範起來，使他們不可以製造毒害百姓的產品，使他們不可以言不由衷、誇大產品功能。這種社會的分工與精細，靠的是進一步的大腦的知識與精神分化，正如同螞蟻、蜜蜂社會的身體分化來完成各自的職能和職業需求。而這種知識與精神如何分化，需要知識的創新和思想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即使從事自然科學，也不可能掌握創新科技所需要的世界觀和方法。所以民主的社會，是工業化以後無論如何跨不過去的門檻。

胡錦濤泰州行，也不忘向我們囑託這種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分配，也的確是英雄所見略同。但願我們的習總，能走好這步商業化的好棋，不致於象前蘇聯一樣，致使社會崩潰而國家分裂。

注釋1：如何理解非洲社會的多種價值觀並存現象，即採集狩獵文化、農業文化與工業文化多重疊合纏繞。有一個重要判斷標準就是這個文化的人群是否就是這種文化的製作者。如工業產品的製造者還是接受者，狩獵的人群自然完全接受鐵製的刀具，但其自己不去製造或無意製造，這就造成即使雜居的文化纏繞，但可以互不干擾同時並存。農業人口與工業人口的雜居及文化交流也是如此。

注釋2：馬蹬效應在人類學上指兩種文化發生衝突，有馬蹬的文化因為有了馬蹬可以任意踩着馬蹬站起來擊中敵人而贏得戰爭勝利進而傳播自己的文化，如讓原來沒有馬蹬的敵人學會使用馬蹬。其演化歷程是從使用光肚子馬匹對付不騎馬的文化贏得戰爭勝利而傳播馬文化、從騎光肚子馬到使用馬鞍，從有馬鞍無馬蹬，從有馬蹬到使用馬刺這樣一個技術的微小進步進而傳播文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