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莫洛托夫回憶：“有一次在內戰中，當鄧尼金逼近莫斯科時，（無政府主義領導人）馬赫諾（插圖）攻擊鄧尼金的側翼，意外地解救了蘇維埃共和國。鄧尼金不得不撤回他的軍隊對付馬赫諾的進攻。你看，連馬赫諾也是有用處的。那時的情況是如此危險，列寧召集我們大家說：‘完了。蘇維埃政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黨又得轉入地下。’我們接到文件和秘密聯絡地址……”[1]。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到：鄧尼金如果能攻占莫斯科，別的與布爾什維克作戰的武裝會服從鄧尼金的指揮，統一起來打敗布爾什維克剛組建的紅軍[2]，改寫二十世紀俄國和世界歷史。從莫洛托夫的回憶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布爾什維克為了權力這個唯一目的，多麼地不擇手段，連俄羅斯革命的另一大潮流（無政府主義）也斬盡殺絕。

今年夏天，我首次造訪在奧克蘭的著名無政府主義據點AK Press。奧克蘭是美國黑人激進運動的大本營，在六十年代民權運動高漲時期，這裡的黑豹黨與聯邦警察展開巷戰，被鎮壓取締，但由此也迫使美國政府轉而支持馬丁·路德·金的和平抗議運動。在“9•11”以後小布什當局的“你不站在我這一邊就是我的敵人”的國家恐怖主義氣氛下，只有奧克蘭選區的黑人女議員芭芭拉·李一人投票反對小布什的阿富汗戰爭政策。在這樣的環境中坐落的紅磚建築AK出版社陳舊陰森，讓人望而止步。我叫了幾次門鈴，才被放入緊閉的鐵門。這裡更象一個雜亂的大倉庫，好在我對那些書刊都比較熟悉。當我一眼看見散落在地上的彼得·阿西諾夫著《馬赫諾運動史》[3]，馬上掏錢購買時，那位跟着我的青年女子放下戒心（或好奇感），知道我也是屬於這個運動的同志，任我獨自漫尋。我知道，AK出版社本身就是按照無政府主義的原則組織運營的，沒有上司老闆，八、九個員工都是白人，包括伯克利大學的學生。

阿西諾夫1887年出身於烏克蘭南部的一個工人家庭，很小開始做工並成為社會主義者，幾次遭到監禁和流放。這個經歷與馬赫諾相似，使他成為馬赫諾的同志和戰友，在1919-1921年期間到烏克蘭幫助馬赫諾從事文化和教育活動，成為馬赫諾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由他為馬赫諾運動記錄歷史，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在馬赫諾運動基本上被鎮壓下去的1921年，阿西諾夫回到莫斯科，躲過尚沒有完全確立起來的布爾什維克警察系統，寫下了這部寶貴的記錄。1922年他逃到德國，在柏林組織那裡的流亡俄羅斯無政府主義活動，並於1923年出版了本書。需要指出的是，阿西諾夫在發表了擁護蘇聯的文章後與馬赫諾等分道揚鑣於1932年返回莫斯科，從事編校工作。馬赫諾1934年死於巴黎，阿西諾夫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以無政府主義罪名槍決。

作為歷史記錄，阿西諾夫多次承認此書簡單粗糙，並希望以後有條件時重寫。他保存的原始文件已經遺失，所幸此英文譯本中加入了十一份收錄在意大利無政府主義文庫Ugo Fedeli（現存於阿姆斯特丹的社會運動國際研究所）中馬赫諾運動1920年1月到6月的文告，從中可以明確知道馬赫諾運動的無政府主義性質。與任何主觀記述一樣，阿西諾夫在此書中對馬赫諾本人及馬赫諾運動的軍事勝利（或失敗）描述不一定全面，但這無損於此書的無可替代的價值，從中可以了解馬赫諾運動的主體（烏克蘭南部最貧窮、革命的工人農民）以及他們為什麼拿起武器反抗企圖支配烏克蘭的所有資本和專制權力：奧-德帝國、沙皇、白衛軍、烏克蘭民族資本·地主階級，以及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制。雖然馬赫諾運動沒有條件在他們控制的城鄉實施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政策，但他們廢除監獄，廢除資本剝削，公告新聞、言論、政黨自由（禁止一黨專制），把包括教育、稅收等一切權力都歸還給民眾。應該說，馬赫諾運動比同樣在危機中誕生但更短暫生存的巴黎公社更具有新社會的雛形。

阿西諾夫通過此書告誡後人的要點是：俄羅斯革命從二十世紀以來，沿着兩條路線展開：無政府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前者宣揚社會革命，後者強調政治活動並最終歸結到國家政權這個唯一的目標。阿西諾夫告訴我們：那些聚集在國家社會主義旗號下的各個派別，不管是社會民主黨（後分為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兩派）還是社會革命黨，都是夢想取代過時的沙皇體制下優越地位的知識階層，他們之間的爭吵沒有價值。實際上，他們也容易被制服、吸引到列寧的一黨專政的新權貴體系中。作為政治變遷的“十月革命”，只不過是變換了一個政權，沒有什麼社會的進步。而無政府主義才是革命的精髓，在革命倒退的關頭，堅持反抗政治專制和經濟剝削的革命理念，不惜以微弱的軍事鬥爭手段堅持“把工廠交給工人！把土地還給農民！”的旗幟。

本書印證了莫洛托夫這個最典型的布爾什維克（一黨專制的列寧—斯大林主義者）如何為了奪取政權利用無政府主義者的表白。作為“外來勢力”的布爾什維克在烏克蘭本來沒有什麼影響，當他們1920年10月逃出烏克蘭時，被迫與唯一的同盟馬赫諾運動簽訂協議，包括釋放所有無政府主義者、實行新聞、政黨自由。但他們在《真理報》上只登載將馬赫諾運動編入紅軍的條款，一旦馬赫諾運動幫助布爾什維克擊敗鄧尼金和弗蘭格爾後，布爾什維克馬上命令這支以烏克蘭南部農民為主的民兵組織開赴到波蘭邊界去鎮壓別的反叛。這當然不可能。作為軍事鬥爭的馬赫諾運動就這樣被早已調來的亞洲高加索紅軍部隊（還有中國士兵）鎮壓下去了。在這3、4年的英勇鬥爭中，馬赫諾運動高舉被壓迫民眾的無政府主義旗幟，在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援助的困難條件下從未妥協。1921年8月28日，身負6處槍傷的馬赫諾在昏迷中被他的戰友們用馬車護送出俄羅斯邊境，結束了這場以他名字命名的運動。阿西諾夫估計總共有20-30萬馬赫諾運動的子弟獻出了生命。

本書的序者、在英文世界中較有名氣的俄羅斯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沃林[4]也提到他本人的經歷（本書第29頁）：當他在監獄中譴責布爾什維克出賣了馬赫諾時，審訊他的秘密警察頭目哈哈大笑：“你說這是背信棄義？這正好證明我們是高明的政治家！當我們需要馬赫諾時，我們知道如何利用他；當我們不需要他時，我們就消滅他。”不過，我們也知道，絕大多數秘密警察頭目，以及絕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頭目（包括“十月革命”的實際指揮者和“紅軍創始人”托洛茨基），都沒有逃脫一黨專制的魔掌。據載，布爾什維克的五大創始人之一的季洛維也夫在被槍決前，絕望地哀求秘密警察：“看在上帝的份上，請允許我給斯大林同志撥一個電話吧！”而斯大林最欣賞他的衛隊長表演季洛維也夫的這個臨終絕唱。那麼，我們怎能不理解成千上萬的對俄羅斯革命抱有熱情的正義人士最終拋棄了被一黨專制玷污了的蘇聯“社會主義”呢？

馬赫諾運動的歷史意義就在於此：只有同時反抗任何形式的資本支配和政治強權的無政府主義才是俄羅斯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真正精神。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在總結巴黎公社的教訓時說，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公社死了，公社萬歲！我們說：烏克蘭的巴黎公社被鎮壓了，馬赫諾運動萬歲！

[2007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期間 美國聖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