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78年中國給了越南多少援助？

一、毛澤東時代中國到底給了越南多少援助？1、1950-1978年中國共援越200多億美元，兌換成黃金現在價值約五萬多億元人民幣從1950年胡志明向中方求助開始，到1978年兩國交惡中方完全撤出援助止，中國對越南的援助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950-1954年援越抗法，期間以軍事援助為主；1954-1964年援助越南獨立後的建設；1965-1973年援越抗美，提供全面而巨額的援助；1973-1978年助其戰後重建。在這近30年中，中方對越南的援助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A、外交承認和支持：1950年1月18日，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率先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為此，中方不惜得罪法國，據劉少奇在北京接見黃文歡時說：“中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相信法國會延緩承認中國，但我們不怕。”而在1964年美越進入全面戰爭前後，中方支持越南的態度更加堅決，比如1964年6月24日，毛澤東在接見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長文進勇時明確表態說：“用不着怕美國干涉，無非就是再來一次朝鮮戰爭。中國軍隊己經做好了準備，如果美國冒險打到北越，中國軍隊就開過去。我們的軍隊想打仗了。美國人要想想，中國人不是沒有腿的，美國人能出兵，中國就不會出嗎？我們去你們那裡，跨一步就到了。我們應該無條件地加入到反對共同敵人的戰鬥中去。”也正是在這種思路下，中國明確表示 “中國人民將給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質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戰物資。”援助的原則是“你們不請，我們不去。你們請我們哪一部分，我們哪一部分去。這主動權完全掌握在你們手裡”。

B、物資上的援助。從1950-1978年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和幫助其重建，中國共向越南提供的各種援助總額為203.6845億元（人民幣）。其中：一般物資援助金額為100.6742億元，約占援助總額的50%，包括糧食500萬噸、石油200萬噸、汽車3.5萬輛、船隻600多艘；軍事援助金額為49.6679億元，占援助總額的24%，包括槍213.8萬支（挺），炮7萬餘門，槍彈12.4億發，炮彈1807萬發，艦艇176艘，中型和水陸坦克552輛，裝甲輸送車320艘，飛機170餘架，炸藥1.824萬噸，有線電機6.5萬部，無線電機3.5萬部，軍服1117萬套……可以裝備200萬人，約合人民幣42.6億元。成套項目援助為36.2619億元，占援助總額的18%，建設項目為450項，己完成339項，包括輕重工業工廠、醫院、研究所的成套設備；援助美元現匯6.35億元，占總額的8%。特別是，中國在外匯緊缺的情況下還援助了幾億美元外匯供越南機動使用。

C、派兵入越參與後勤保障和作戰。1965年5月16日，胡志明與毛澤東在長沙進行會談，胡志明告訴毛澤東越南政府已經決定從後方抽調更多的兵力到前線，這樣一來，後方後勤保障工作就要受到影響。他向毛澤東提出請求：中國方面能不能把越南後方一些地區的後勤保障工作包下來，這樣越南就可以調動兵力上前線。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1965年6月9日，根據越方的要求，中國陸續派出了防空、工程、鐵道、後勤等部隊入越執行軍事任務，至1968年3月止，先後入越的部隊共23個支隊、95個大隊另83個小隊，計32萬餘人，最高年份為17萬餘人。中國支援部隊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其中防空作戰部隊共對空作戰2150餘次，擊落敵機1707架，擊傷敵機1608架。工程保障部隊修築坑道2.56萬餘米、各種工事300餘個；新建、改建公路7條，長1206公里；新建鐵路117公里，改建鐵路362公里，搶建便線便橋98公里；修建機場1個，修建飛機洞庫2個，架設陸地通信線路330杆公里；鋪設海底通信電纜90餘公里。

D、免費幫越南運輸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援助。越南抗美戰爭期間，通過中國鐵路轉運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越物資達179列火車5750個車皮，共63萬噸，中方免收運費（過境）8300萬元人民幣。

據統計核算，中國向越南直接提供的物資和中國部隊赴越的軍費開支，按當時國際價格計算，總額在200億美元以上，如果按照當時的價格兌換成黃金，現在價值5萬多億元人民幣（編者註：1971年之前美元兌黃金價格為35美元/盎司黃金，72-78年美元與黃金脫鈎後按200元/盎司黃金換算，現在的價格是1600美元/盎司黃金。當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1美元=6.2人民幣元）。在上述援助總額中，除無息貸款約14億元人民幣外，其他均為無償援助。即便是有償的援助和貸款，中方也是能減免的就減免，以減輕越方的負擔。比如1965年7月中越簽訂《中國給予越南經濟技術援助的協定》時，中國將1963年借給越南糧食10萬噸和1963-1965年為越南代購糧食19萬6500噸、化肥88600噸，除己歸還糧食3400噸、化肥18600噸以外的其餘部分，全部贈送給越南，金額為人民幣1.06億元。

2、中國還把夜鶯島秘密“移交”給了越南，成了越南的白龍尾島中國不僅對越南進行物資和軍事援助，還將作為物資中轉站和雷達站的中國領土夜鶯島 “秘密移交”給了北越，成了後來的白龍尾島。據當時作為中方代表，前往夜鶯島（浮水洲島）與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手續的原海南軍分區副司令馬白山將軍回憶說：“1955年解放軍解放了浮水洲島（即夜鶯島）。解放軍駐此島上，島上有工事。部隊一個連隊駐守島上，也管理老百姓。……1957年3月，上級指派我為代表，把浮水洲島移交給越南……移交時，部隊撤，老百姓不動。有的老百姓不高興。說我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變成越南人。……移交給越南，主要是當時兩國關係好，我們與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誼，反正是兄弟嘛，該島又稍近越南一點，就通過一個儀式移交給它。”

“夜鶯島”成為“白龍尾島”歸入越南後，中國利益損失嚴重。比如李德潮在《白龍尾正名》中談到：“越南在北部灣依託白龍尾島，對北部灣大面積海域和大陸架，提出主權要求，抓扣我漁民，破壞我數十萬漁民的生計。”葛劍雄說的更明白：“對北部灣的漁業糾紛，我國的態度似乎不軟不硬，越南人還在那裡巡邏，我們好像一點辦法都沒有……白龍尾島離海南島遠，離越南近，本來我們跟它劃界，可以劃在白龍尾島和越南大陸之間。但現在這個島是它的，界線要劃在白龍尾島與海南島之間，北部灣歷史上傳統的中國的漁場就要歸越南，數十萬漁民都將失業；談判劃界時雙方是有默契的，傳統的漁場如何劃分，應該另外通過淡判來解決，但現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來控制這些漁場了。”

02 二、毛澤東周恩來為援助越南操碎了心中國對越南援助的物資之多、種類之廣、力度之大，對當時的中國而言可謂已經盡心竭力了。而為了保證援越工作的正常進行，中方將工作做到了細緻入微。

1、軍事上：把中國最先進的武器給越南，甚至抽調現役裝備轉給越南在軍事援助方面優先保證越南的需要，中方可謂是竭盡全力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甚至不惜犧牲自己軍隊的裝備。這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A、很多大型武器，供應給越南的比補充給中國軍隊自己的還多，比如中國共向越南提供了122毫米榴彈炮280門，57毫米高射炮960門，各型迫擊炮2.02萬門。而1961-1972年的11年間，人民解放軍軍以上幾種裝備僅分別增加了約200門、2000餘門和1.7萬門。B、許多新型裝備研製成功後中國軍隊沒有配備使用，就優先大量向越南提供，比如1968年之前中國生產63式電台3000餘部，其中絕大多數支援越南南方，自己僅留下少數樣機試用。C、對于越南繼續的物資，中方哪怕自己停止使用，也要優先供應越南。比如當越南急需鋪設輸油管道時，中國政府決定推遲國內在建的輸油管工程，把油管優先供給越南使用，保證了越南近千公里輸油管道系統在1971年安裝完畢。以前越南的油料運輸主要是用油罐車，“而美國飛機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轟炸，使越南運輸車損失多達4000輛。由於使用了輸油管道，同期運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

而當越南提出的援助需求超過中國的生產能力時，人民解放軍不僅動用庫存，甚至抽調現役裝備滿足越南的急需。比如1968年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當時中國已停止生產老型號的這種火箭炮，但為了滿足越南的要求，人中方將庫存的該型火箭炮全部給了越南。1972年底中國軍隊的戰略儲備為炮2萬餘門，車輛3000餘台，工程機械260部，而在這一年中國援助越南火炮9166門，車輛8558台，工程機械380部。類似這種情況移交的裝備還有：飛機1百架，紅旗2號地空導彈3個營的地面設備及導彈180枚，警戒雷達2部，水陸坦克20輛。

而對於中方沒有研製也沒有裝備的武器，一旦越方提出要求，中國就馬上投入研製，成功後便大批供應越南。比如援越防彈衣，當時中國從未研製過，也沒有裝備過，越方提出這類要求後，中國有關軍事部門和科研單位立即組織研製，經過20多個軍用和民用工廠試製後，製造了10萬件提供給越南。再如磁性水雷，中國過去從未生產和使用過，為了保證越方的需要，中國有關部門迅速調集專家攻關，並指定專人負責，定人定時定廠研製，在很短時間內，研製出了體積小、分量輕、攜帶安全方便的磁性水雷，提供給越南，為越南南方解放陣線游擊隊特工人員生產一種武器，叫燃燒手榴彈、鋼珠手榴彈，每生產一枚彈，從取材到製造成功、出廠，要經過300多道工序。

2、生活上，毛澤東親自指示為越南戰士研製專門的壓縮乾糧、蚊帳、吊床和軍鞋對于越南士兵的生活所需，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可謂操碎了心。比如1966年8月，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黨政代表團時談道：“南越解放軍在森林裡頭沒有帳子，睡不好覺，雨衣缺少，食品不夠，藥品不夠，我看了那個情報很着急。”他要求說：“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們有可能辦到，就一定滿足。有些我們有的，也能辦到，越方沒有想到，我們要主動提出。”同時，毛澤東指示食品部門要給越南戰士研製壓縮乾糧，他強調壓縮乾糧分量要輕，營養要豐富。食品部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很快研製出“壓縮乾糧”，這種壓縮乾糧比蛋糕薄，比餅乾厚，營養豐富，輕便耐飢。為了保質保量供應，商業部專門把上海一家民用食品廠改為壓縮乾糧工廠。毛澤東還對周恩來說，越南南方氣候炎熱潮濕，蛟子、蟲蟻多，囑咐他一定要為越南戰士研製攜帶和使用方便的蚊帳。軍需部門根據指示很快研製出了輕便柔軟、結實的吊床和蚊帳，吊床和紋帳輕軟的都可一把抓口戰士在樹林宿營，只要在兩棵樹上把吊床一綁，吊上蚊帳就可睡覺。另外，輕工部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研製出一種高幫膠底輕便軍鞋。周恩來在召集援越供應部門的負責人開會時說，要想方設法減輕越南戰士的負荷，戰士背包的重量不能超過20公斤。周恩來還說，越南擔負運輸任務的主要是婦女，她們習慣用頭頂或肩扛，為便於婦女搬運，援越物資的包裝，每件重量不得超過20公斤。

在中方竭盡全力的援助下，越南士兵的待遇如何呢？以昆明軍分區的援助任務為例。根據1967年6月11日兩軍總參謀部簽署的物資供應問題會談紀要，中國在1967年內要向越軍某部2200名戰士提供的裝備物資達687項，保證每個戰士每年有3套衣服3雙鞋，每天800克大米、30克鹽、80克肉、30克魚、30克豆子、30克芝麻花生、30克豬油、10克醬油、30克白糖等。此外還應提供的日用品為：牙刷8000把，留蘭香牙膏11100瓶，長條肥皂24700條，香皂10600塊，金沙江牌香煙74000包，春城牌香煙35000包，以及乒乓球、排球、口琴、撲克、大頭針、鋼筆水、縫衣針、青菜蘿蔔種籽等。這些遠遠超過了當時一般中國人的生活標準。不僅如此，中方提供的物資中甚至還出現了珠子項鍊、鍍銀手鐲、小孩穿的涼鞋、婦女用的花邊等項目。在中國援助的關照下，越南士兵的生活還是很不錯的。

中方提供的生活物資之多，甚至出現了這種情況：“某些設備堆放在北越公路旁，有的蓋上油布，有的連油布都沒蓋，任憑風吹雨淋，生鏽變質……中國供給越軍大量的壓縮餅乾和大米，越軍根本吃不完，便拿到市場上賣。

3、生產上，優先保證援越物資，不惜停止犧牲國內的正常生產生活而為了保證援越物資按時定量運達，中方在一切程序上都開綠燈，首先保證這一任務的完成。1965年中共領導層認為援助越南在戰略上具有極大重要性，為此甚至讓國內的經濟建設為援越任務讓路。比如為了給越南南方游擊隊的婦女生產一種她們最喜愛穿的花布，中國江南好幾家工廠，奉命停止生產國內需要的紡織品，改為生產各種款式的花布，提供越南。還有上海等食品廠生產的壓縮乾糧一直源源不斷，越方要多少就結多少，平均每年都要供給上千萬公斤，最多的一年為2000萬公斤，從來是不誤一天，不少一兩。

文革中，國內生產建設幾乎陷入停頓，大量增加的援越任務使國內各種原材料極為緊缺。為了保證對越供應，中央要求各生產企業“主要靠努力降低消耗，開展清倉查庫，互相調劑利用來解決”，對於生產能力不足“要採取技術革新、增加班次、提高生產效率等辦法加以解決”，同時明確要求援越產品必須優先安排，“援越任務生產用電，要求給地區在計劃用電、節約用電的原則下，保證優先用電”。不僅如此，如果國內生產不足，中方還會從國外進口以供應越南，比如1975年中國向越南提供的一百多萬噸援助物資中，就有從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等國買來的小麥、玉米，還有從日本買來的化肥和從西德買來的機器設備。

4、貿易上，故意吃虧以支持越南此外，中國還“寓援助於貿易之中”，在中越貿易中對越南予以適當照顧。1950年12月16日，劉少奇在為中央起草致雲南省委並告西南局的電文中明確指出，中越貿易應“以解決越方經濟困難為主要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在某些貿易行為中自覺地賠一點錢，也是應該作的。”中方在貿易中“能得利若干更好，不能得利的生意亦應作，以便藉此援助他們。”1966年雲南省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中也顯示了這種狀況，越南供應雲南的磷礦石為每噸36元，而國內21.11元，水泥每噸90元，比雲南省內價格高出80％左右。

03 三、為什麼如此慷慨的援助仍無法避免中越衝突？中方下這麼大的力氣出這麼多的物資來支援越南，為什麼中越關係會在70年代末走向分裂甚至軍事對抗呢？說越南背信棄義沒良心只是一種道義上的譴責，應該看到，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還在於中方在處理中越兩國國家利益的博弈中有不當之處。

1、中國想利用援助對越南的內外政策施加影響，讓越南心生反感中方之所以大力援助越南，固然有意識形態和推動世界革命的因素在其中，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所需。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A、地緣政治上越南不安全就直接威脅中國的安全和穩定。1949年11月初周恩來就說“一旦越南全部陷於法國之手，會威脅新中國的安全。有人把越南比喻為中國的下領，現在下領有危險，頭部就不完全。”1950年劉少奇也說：“如果我們不去幫助越南，讓敵人呆在那裡，我們的困難就會更大，麻煩也就更大。”這一決策邏輯與朝鮮戰爭時的決策邏輯相同。B、中國援助越南這一時間段，正是中國左傾的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發展到極致的時候，通過經濟援助外交這個槓桿和工具，中國試圖對越南內外政策施加影響。特別是中蘇關係破裂後毛澤東希望得到越南的支持，來制衡蘇聯。也正是由於同樣的原因，中國才會冒着得罪越南的危險與美國和解。

這兩個方面因素導致中國大力援助越南的同時又埋下了開罪越南的禍根：

A、中方將對越援助當作制衡越南的工具，要求其贊成自己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判斷，服從自己對越戰進程的安排。比如中國一直希望越方接受“反帝必反修（即蘇聯）”的路線，甚至有人在大使館舉行的宴會上也問越方：“敢不敢反修？要反修，咱就乾杯。”弄得氣氛極為緊張。越南既需要來自中國，也需要來自蘇聯更先進技術裝備的援助，因此多數時候越方都是左右逢源，態度模糊。而一旦中方發現越南與蘇聯走近，就會在援助方面對越方有所“懲戒”，比如1968年蘇聯對越南開始大力援助，蘇越關係親密，這就引起了中方的不滿，因此在10月初越南為要求派代表團來華時，周恩來答覆說“中國黨政負責人在10月因國內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黨政代表團”，1969年中國更是向越南強調不能過分依賴其他國家的軍事援助，應當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看來你們有豐富的人力資源，供給部隊武器也不困難，而與此同時中國卻存在一些問題。因此，我們希望你們考慮如何更好地、更適當地使用你們自己的人力資源。”同期，蘇聯情報部門報告說：“中共九大以後，越南試圖獲得中國更為有效的援助，但未獲成功。越中簽訂的1969年援助協議，中國人在半年裡僅完成了31.4%。他們還建議越南的船隻離開中國的港口。

B、中美和解讓越南則覺得被“出賣了”，並覺得中方與美國談越南問題是對越南主權的侵犯。比如1971年，周恩來在會見越南南方外長阮氏萍時說：“基辛格訪華剛走，我就立即去河內，把情況告訴親近的兄弟黨，等於我把心都掏出來了。新中國成立22年來，美國仍不承認中國，中美談判16年也沒成果，現在基辛格、尼克松主動到中國來談判，就等於他們承認了錯誤。赫魯曉夫可以去美國談判，但我周恩來並未去華盛頓，你們可以去巴黎同美國談判，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在北京同美國談判，我們僅要求美國儘快撤軍，我們並未出賣朋友。”但是，當時的越南領導人不相信周恩來的解釋，堅決反對中國與美國改善關係。在《黎筍談越中關係的報告》中顯示，當周恩來告訴越南領導人尼克松將要訪華並且也要是討論越南問題時，黎筍的回答聽來聲色俱厲：“同志，你願意說什麼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會跟從，同志，你是中國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國家；決不是你的，你沒有權力談論我們越南的事務。”而正是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怨氣，1971-1973年中國向越南提供了更多的援助，援助協定金額達90億人民幣，單就軍事援助來說，近兩年的援助物資即超過以往20年的總和。但越南此時已不再相信中國，這就促使越南決心親蘇制華。

2、中方援助過多過快超出了自身的技術和經濟能力，援助中問題不斷，讓越南有些失望受制於整體經濟實力偏弱、技術落後、援助過分追求速度等因素，中國對越援助存在諸多問題。這些超出了自身能力技術和經濟水平的援助不但無益於鞏固中越關係，反而導致了兩國齟齬不斷。

首先，中國援助越南的材料和設備存在一定的質量問題，這並不是個別情況。1961年，廣西在對越南省份進行對口支援時就提出，援建諒山回朝水電站兩台發電機質量甚差，水輪機出力不足（製造工藝也差），估計發電機壽命最多可使用兩年左右；援建的高平伏和糖廠是半手工操作半機械化的工廠，使用勞動力多，體力勞動過重，廢氣未能利用，木柴消耗大（一噸甘蔗半噸柴），成本高（據1963年了解，每噸糖虧本250元）；送給越方的拖拉機性能、質量缺陷較多，主要部件高壓油泵、軸瓦質量未過關。自送給越方以來，零件經常磨損，經常替換，甚至有的成台拖拉機零件都已拆散，不能使用。中國援建的太原鋼鐵廠在1962年安裝的設備共1806台件，有質量問題的有226台件，“不僅拖延了工期，增加了越南修理費用，也造成了不良影響”。同時，中國援助的設備在設計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如太原高爐煤氣管理室由於設計錯誤，在竣工後不得不返工；河內紡織廠印染車間由於設計錯誤太多，一改再改，影響施工並造成大量浪費。

其次，由於國內運動不斷，導致援越物資延遲或無法交付。比如大躍進令國內基礎建設攤子過大，以致本國生產和建設都無法正常進行，這種狀況直接影響到對越援助的生產和交付工作，以至“對某些項目的材料、設備和設計的交付不夠及時；還有少數設備沒有訂貨，個別設備解決不了，還要求越南向其他國家進口解決”，這個問題“引起越南同志不少的議論。”

再者，由於中國對越援助承諾過多，超除了自身的建設能力，導致中國援建項目的完成情況並不算好。比如1968年李強在同越方商談援越成套設備問題時曾說到：“回顧一下從1950年以來所承擔的項目為273項之多，但一般地說完成的不多，現已移交和即將移交的約100項多點，尚未完成的占多數。”也就是說，中國援越項目還未完成過半，這種工程進度很難滿足越方需求。

此外，對於技術含量高的設備，中方無法提供，引起了越南的失望。比如1973年黎筍在和周恩來的會談中提出，“越南非常需要年產量為300萬噸的多功能精煉設備，這樣就能生產汽油、光纖、塑料等的基礎材料，希望中國提供”。但周恩來拒絕了這一要求，因為“中國由於技術原因無法提供此套設備”，讓越南甚為失望。

最後，國力不濟也讓中國的援助後續乏力。比如1975年周恩來在重病中曾對越南領導人說：“在戰爭期間，你們最困難的時候，有很多東西，我們是從部隊中抽調給你們的。為了支援你們，我們盡了很大努力。現在在援外方面，援越總金額仍占第一位。你們應該讓我們緩一口氣，養一養。”1976年11月越南總理范文同致信中國，提交了一份對越援助的巨額清單。中方無力滿足越方的要求。對此，1977年2月李先念向越南外交部副部長阮箏解釋說：過去我們已答應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至今還有20多億人民幣的金額尚未使用，有100多個成套項目尚待建設，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我們還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所以實在無力向越南提供新的援助。

而正是中國的援助和技術乏力和不足，才導致中國對越南的援助有很強的可替代性，一旦蘇聯提供更多援助和更先進技術設備，則越南自然向蘇聯靠攏。

3、越方本來對中國就心存芥蒂，中方熱衷輸出革命讓越南更加警惕儘管在援助越南時中方已經非常注意避免給越南留下干涉其內政操縱其外交的印象，比如毛澤東要求援越軍事人員“只當顧問，不當指揮員”“不要有大國的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勝利者自居，不要盛氣凌人”，但由於歷史、地緣等因素，越方對中國的一舉一動都相當敏感。比如1965年中國部隊進入越南後發現越南對他們的行動十分敏感，想法設法限制他們和老百姓接觸；當中國醫療隊要幫助越南老百姓治病時，越方設置障礙；越方阻攔中國部隊向村民散發宣傳中國經濟建設成就的材料，禁止越南人民接受和佩帶毛主席像章。同時，越南的《歷史研究》等刊物連續刊登關於歷史上中國入侵越南、越南反抗中國的文章。中方對此很十分不滿。1966年鄧小平質問黎筍：“由於我們如此的熱心，越南懷疑中國了吧？中國人是不是想要控制越南？我們願意坦率地告訴你們，我們根本沒有這種意圖。”

但隨後中方在國內發起了文革並試圖將這種“革命熱情”和“鬥爭經驗”傳到其他國家，這與正在全力進行抗美鬥爭的越南格格不入，因此引起了越方的高度警惕，據中國駐越南大使李家忠回憶：“當時越南需要中國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擔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內部嚴加防範和抵制。如規定所有訪華的越南代表團，一律不得接受關於‘文革’的宣傳品。有的越南人一時礙於情面，不便回絕，便暫時收下，乘無人注意時，再悄悄將其丟棄。中國大使館有時一天能發放上千本《人民畫報》，但物質條件極度困難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墊抽屜，包書皮。在越南海防市舉行中國國慶電影周時，有一次放映‘鋼琴伴唱紅燈記’專場，結果到場的觀眾只有5個人。……當時中國媒體整天宣傳‘形勢一片大好’、‘到處鶯歌燕舞’，但越南人清楚地看到中國的形勢是每況愈下，因此越南領導人自始至終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支持或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話。”

而文革也讓中國元氣大傷，以致越南在中國和蘇聯之間進行選擇時，中國在實力上已處下風，喪失了吸引力。隨着越南迫害華僑、在南沙尋釁、入侵柬埔寨等，中越開始由合作走向衝突。1978年，越南加入蘇聯的經互會，同年11月，蘇聯和越南簽署《越蘇友好合作條約》，雙方建立軍事同盟關係。中國隨即結束對越援助，而兩國也在不久之後便發生了軍事衝突。

結語正如學者翟強所說：“不僅是美國輸掉了越南戰爭，在越南，中國也同樣失敗了。中國人在越南拋灑熱血，花費了大量物資，但沒有得到越南的感激……沒有加強南部邊境的安全。”可見，對外援助若缺乏雄厚國家實力支撐，便很難滿足受援國的需求，也很難實現既定目標，有時還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