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最具爭議的“革命”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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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例：孫中山為尋求日本支持不計任何代價。

自1894年創辦興中會，孫中山就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有了明晰的認知。但即便如此，孫氏仍然多次選擇在日本侵略中國之際與之合作策劃發動起義。

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希望日本援助25000支步槍和1000支短槍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侵略中國。孫中山即決定利用清廷無暇他顧的機會，策划起義。1895年3月初，中日兩國硝煙正濃之際，孫中山多次前往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見領事中川恆次郎。據中川致日本外務省的信函稱，孫中山來訪的目的，是計劃在廣州起義，希望日本能為其提供25000支步槍和1000支短槍。中川還說，當時廣州已有日軍計划進攻廣東和孫中山在日人參與下打倒官吏的流言，華人對日本已頗露敵意，此可證孫中山求助日本的行為並不得民心。

這種不得人心，孫中山自己事後也是承認的。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如此說道：“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咀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

廣州起義的失敗，與孫氏未能獲得日本政府的支持有很大關係。中川恆次郎在其致外務省的信函中，並不贊同支持孫中山，理由有二：其一，孫中山等人力量、聲望、準備都不足，“舉事成功是難以置信的”；其二，戰事雖仍在進行，但清廷敗局已定，日本政府對從清廷手中攫取巨額賠款和領土割讓已頗具信心，沒必要再支持孫中山搞革命。不過，中川恆次郎也建議外務省，若清廷頑強抵抗，則也不妨支持孫中山：“若清國在北方聚集軍隊，堅決抵抗我方，則在南方讓彼等舉事。這不失為造成後顧之憂，以消其勢之一策。”

八國聯軍侵華，孫中山答應為日本製造侵占廈門的藉口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北方爆發，隨後，八國聯軍侵華，其中日軍兵力占了一半。孫中山認為發動革命的時機再度來臨了。9月25日，孫氏赴台會見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要求日方為其提供起義所需的武器彈藥。其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有意侵占廈門，將其勢力範圍擴展到福建，此前為製造出兵廈門的藉口，已製造了本原寺縱火事件。但因列強抗議，其占領廈門的計劃未能成功。孫氏的到來，再次為兒玉提供了機會。據孫氏自己1918年回憶：“時台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

兒玉當然不會真的只是對孫氏的革命感興趣。其答應援助孫氏是有條件的，據隨孫氏一同赴台的平山周回憶，兒玉提出的條件是：“若孫以己之勢力攪亂廈門，為（日本）製造（割讓）的藉口，使（日本）占領廈門，以後當可援助武器。”要怎樣才能給日本提供所需的“藉口”？後藤新平也考慮好了，他“建議”孫中山：惠州起義後揮軍北上，在香港和廈門之間的海、陸豐由日方援助武器，然後進攻廈門，奪取日本在廈門設立的台灣銀行分行——該銀行被搶，日軍就有了開進廈門的藉口了。

孫中山有沒有採納後藤新平的“建議”？據隨孫氏一同赴台的平山周的回憶，顯然是答應了：“孫之求於後藤新平在於武器援助。然而後藤新平以為，日本政府已改變占領廈門的意圖，故難以立刻應允孫的要求。……孫中山為了再造支那全國，不得不許諾割讓廈門一角，兩者合作於此成立。”孫氏實際上也是這麼做的，在和兒玉會談之後，孫氏向潛伏在惠州的鄭士良起義軍發出命令，要求其改變原來向廣州進軍的計劃，而改向廈門進軍。

孫中山對“二十一條”保持沉默，以換取日本支持自己反袁世凱1914年，日本趁一戰之機，向德國宣戰，占領膠州灣及膠濟鐵路，將山東半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出於反袁世凱的需要，孫中山選擇了對日本的這一侵略行為保持沉默。此一時期，孫氏在日本軍、政、經各界積極奔走，希望日本政府支持其“第三次革命”。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提出野心勃勃的“二十一條”，國內外輿論紛紛，無不痛斥日本包藏禍心，欲藉此滅亡中國。但孫中山寄望於日本支持自己反袁世凱，故在整個中日交涉“二十一條”期間，對“二十一條”不作任何評價，“默不一言”。革命同志柏文蔚曾面見孫氏，要求他就“二十一條”表態，孫氏的回答是：各同志可自行通電反對，他自己“另有對策”。在孫氏看來，推翻袁世凱，是比抵禦日本侵略更重要的事情，在美同志馬素等曾致函孫氏請示：可否暫停國內革命運動，實行一致禦侮？孫氏的回覆是：“袁世凱蓄意媚日賣國，非除去之，決不能保衛國權。”迫於各界要求自己表態的壓力，同時也為了混淆視聽，孫氏更多次通過《中華革命黨通告》，散布謠言稱“二十一條”是袁世凱主動提出，其目的旨在換取日本支持自己稱帝。孫氏在日本政界交友甚廣，自然不可能不知道“二十一條”是日本政府所提出，之所以還要如此說，無非是為了給自己堅持優先反袁的立場找一個解釋罷了。

孫氏的算盤，不管袁世凱是否接受“二十一條”，只要革命黨能維持與日本的友好關係，就肯定能從此事當中獲益。如革命黨人王統一分析，此次交涉有兩種可能：如果交涉不成功，中日兩國可能兵戎相見，袁政權必然崩潰；如果袁氏接受“二十一條”，則必然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浪潮。無論哪一種情況，對革命黨人而言都是奪取政權的好機會。顯然，王統一的分析，其實也正是孫中山的認知——在孫氏看來，此時此刻，不對“二十一條”表態，努力維持與日本政府的關係，才是至關重要的事情。若受輿論所迫必須表態，也須儘量將矛頭轉向袁世凱，而不能損害與日本政府的關係。

日本政府當然也有自己的算盤。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曾向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建議：如袁世凱不肯輕易應允要求條款時，“即煽動革命黨、宗社黨以顛覆袁政府之氣勢，加以威脅”；若能說服袁世凱允諾“二十一條”，“即保障袁大總統的地位及其身家之安全”，“嚴格取締革命黨及中國留學生等。”事實上，日本政府也確實是這麼做的。在整個交涉期間，日本政府不止一次將革命黨的起事計劃透露給袁世凱，以此迫使袁氏不斷做出讓步。換言之，孫氏對“二十一條”的沉默，成了日本政府攫取中國利益的有力工具。

日本侵占山東，孫中山獲日軍支持在其控制區發動“山東起義”1916年初，袁世凱稱帝，其一貫的支持者如梁啓超等也紛紛棄之而去，袁氏陷入眾叛親離的局面。日本政府隨之調整了自己的對華政策，認為“現在，採取讓袁徹底退出政治之手段，同時採用扶植我政治勢力之手段為有利”，開始反對袁世凱，轉向在東北扶植宗社黨、策劃滿蒙獨立運動；在南方支持反袁運動，資助岑春煊。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也是日本政府選定的扶植對象之一。

獲得日本政府的支援之後，孫氏很快選擇在山東舉兵起義。之所以選擇山東，主要是考慮到其屬於日本的勢力範圍，起義之後，袁世凱的部隊不敢進入日軍控制區討伐起義軍。據參加此次起義的辜仁發回憶道：

“1916年春，山東的武裝力量，組織工作已有成效。居正、吳大洲、薄子明、夏紹虞、鄧天已等於5月4日在膠濟鐵路沿線各縣發動起義，占領了濰縣、高密、周村，打起反袁旗幟。……這時山東半島已在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周村以東並無北洋軍。加以日軍的暗中支持，所以革命軍很容易地占領了各據點。……。革命軍起義後，由於在日軍勢力範圍內，北洋軍第五師不敢開到膠東來，因而革命軍很順利地占領了昌樂、益都、博山、鄒平、壽光、桓台等十餘縣。”

這樣一種在日軍卵翼下的“起義”，形同鬧劇——事實上，日軍並非“暗中支持”，約兩百餘名日軍直接參加了戰鬥。6月份，袁世凱突然去世，段祺瑞執政，日本政府調整其對華政策，孫中山再次被拋棄，這場鬧劇般的“起義”，也隨之夭折。

02 一點反思：革命若不擇手段，難免流毒無窮如上述四例所展示的那樣，孫中山革命一生，極少重視革命手段的正義性。即便到了晚年“聯俄容共”之際，孫氏仍敢於犧牲國家利益，以承認蘇俄在外蒙駐軍的合理性和願意在中東鐵路問題上朝着有利於蘇俄的方向妥協為代價，換取蘇俄對一黨革命之支持。

張君勱的批評：天下往往有主義甚正當，徒以手段之誤而流毒無窮孫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同時也是“為革命而不擇手段的一生”。本文所舉的四個例子，不過是孫氏為革命而不擇手段的諸多決策中的極小一部分罷了。終孫氏一生，始終認為只要革命的目的正確，手段是否正義並不重要。

這種不擇手段搞革命的風氣，自孫中山以來，在中國近代蔚然成風。1920年夏，推崇德國式社會民主主義的張君勱，曾遭到大批推崇蘇俄模式的知識分子的攻擊，被指責為“反對革命”、“反對社會主義”。其中一條至關重要的指責理由，就是張君勱倡導革命的手段必須正義。張君勱說：自己對俄、德革命的褒貶，並不針對其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僅僅針對其所採用的手段。蘇俄列寧式革命，在手段上違背了法律的民主、平等之義，所以自己不能贊成。他的批評者們卻不以為然且樂觀地反駁道：“事實的經過，有種種不滿人意的地方，只能認為手段錯誤，卻不能據為評價的根據，因為這種錯誤的手段，是非常容易消滅的，只要覺得不對，便可更正”，毫不理會張氏的慨嘆：“天下往往有主義甚正當，徒以手段之誤而流毒無窮；亦有主義雖不完滿，徒以手段不誤，反得和平中正之結果者。”

孫氏不擇手段以致流毒無窮的典型實例：隨意嫁接三民主義，使國民黨精神分裂孫中山晚年辦的最後一件大事，是包辦了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戰略，使得經歷陳炯民之變而瀕臨土崩瓦解的國民黨，迅速恢復了生機，並在隨後的北伐戰爭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也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國，終於在一種新的“黨治體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短期的正面效應，可謂相當可觀。但長期的負面效應，也就是張君勱所謂的“天下往往有主義甚正當，徒以手段之誤而流毒無窮”，則一直延續到1949年。

這種“以手段之誤而流毒無窮”，可以簡單概括為“國民黨的精神分裂”——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本來是祖自歐美的“三民主義”；出於“聯俄容共”的現實需要，孫中山毫無原則，強行將“三民主義”和祖自蘇俄的“共產主義”進行嫁接，更默許共產黨對“三民主義”作了許多傾向於“共產主義”的解釋。這種隨意的嫁接和解釋，直接導致了國民黨人對“三民主義”的認知混亂，進而導致“國民黨的精神分裂”，最後，終於搞到國民黨員人人談三民主義，人人都不信三民主義的地步，於是只好敗退台灣。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孫中山既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建構者，同時也是國民黨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

結語：韋慕廷教授在其著作《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中如此總結孫中山：

“孫博士認為，替手段的正確性作出辯護的，在於目的本身”。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既是中國近現代革命者的一種通病，更是中國近現代革命的一種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