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教授韋慕庭和陳公博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組圖)

中 共一大的召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恆久的里程碑。但在中國近代史和中共創建史上最具劃時代意義的中共一大，從沒有發表過會議文件；後來，會議的主持者和參與 者都認為，會議召開期間，因被告密，被迫轉移，會議文件都銷毀或遺失了。真的是這樣嗎？幾十年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現了中共一大的全部文件！這些文件是 真的嗎，它們的可信程度如何？它們是怎麼在美國出現的？這就不能不說說美國教授韋慕庭和陳公博的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了。

中共一大所有的文件都丟失了

陳 公博出身仕宦之家，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後來又留學世界名校哥倫比亞大學，受過典型的中國士大夫式教育，又受過嚴格的西方紳士訓練。按理，他應是個儒雅閒 逸的讀書人。但縱觀其一生，卻是個仗劍去國、性如烈火的匹夫。他是讀書人中的一個異數，是個危險的同盟者。他可以大奸大邪、大凶大惡、欺天害地、禍國殃 民，卻不屑偷雞摸狗、煽風點火、諂上媚下、見風使舵等壯夫不為的勾當。正因為這，他是撒旦，不是山魈樹魅，也不是精細鬼、伶俐蟲，是貽害世間的鬼雄。性格 即命運。陳公博是悲劇性格。正是這，決定了他後來的人生道路。早歲的“革命”生涯，使得陳公博過早地染上了江湖俠義的強梁之風。辛亥革命成功，其父出獄， 小小年紀的陳公博即被擁為縣參議長和軍隊的高參。趾高氣揚之際，其父嚴峻斥責並逼他洗去虛榮鉛華去求學。這樣，陳公博轉赴北京大學，在京經歷了五四運動， 得識陳獨秀、李大釗等風雲人物。陳公博畢業後回廣東一面執教，一面籌辦《廣東群報》警醒民眾。1920年，陳獨秀等人慾籌建中國共產黨。同年底，陳獨秀應廣東軍閥陳炯明之邀主政廣東教育，與陳公博頗多過從。

1921年 夏天中共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陳公博被推舉為廣東的黨代表，興沖沖赴會，又氣急敗壞逃回，他對共產黨產生了不滿。據他的回憶，他不滿的主要原因 是，當時的大會主席張國燾氣焰囂張，處處仰俄國人鼻息。中共一大由於被法租界的特務發覺並搜捕而被迫中斷。大家被迫轉移，而素來喜好俠義願意鋌而走險的陳 公博，偏偏留下來陪同屋主（也是共產黨一大代表的李漢俊）等待結果，結果為法國警官和中國便探拘獲。他這樣做的原因，據說是因為痛恨張國燾的小人伎倆。當 初議定為了安全，會議每日須更換地點。但因張國燾跟李漢俊有嫌隙，故意不更換地點一直在李家開會，拿同志們的身家性命當兒戲，目的是給李漢俊加壓和難堪。 等危險真的一來，張國燾首先跑了……由於倉皇出走，又銷毀了大部分文件，中共一大移到嘉興南湖一條船上繼續召開；同時又因為對一大的綱領和文件有了激烈的 爭議，當時決定不能發表其文件，一切決定須經由當時黨的總書記陳獨秀的授權。據說陳獨秀看了一大綱領和文獻後亦決定不發表，於是中共一大的文件就只僅存手 稿，而這份手稿也就在動盪中不可思議地迷失了。中共不斷發展壯大，後來者一再呼喚要找尋這第一次大會的秘密文件。可是事過境遷，又是在那極端危難的情況 下，中共一大代表們後來投奔到了幾大陣營，又更兼那白色恐怖，即使是當事人，對這種無望的尋找也死了心，張國燾、陳潭秋、周佛海、董必武等，都不無遺憾地 表示“這次會議所有的文件都丟失了”。

韋慕庭細讀《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

一九六○年，坐落在紐約的美國排名第七號的哥倫比亞大學，一位名叫韋慕庭(C.Martin Wilbur,按照音譯，應譯為C.馬丁•維爾巴，而他卻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式名字“韋慕庭”)的美國人，處於極度興奮和極度忙碌之中。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史教授，曾和夏連蔭編過《關於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及在華蘇聯顧問文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頗有研究。

霍華德•林頓先生告訴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哥倫比亞圖書館最近在整理資料時，從塵封已久的故紙堆里，發現一篇一九二四年一月該校的碩士論文。論文是用英文打字機打印。作者署名為“Chen Kung�玻穑铩保�而論文的題目令人注意——《Ｔｈｅ Ｃo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o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怎麼會寫出這麼一篇碩士論文?“Chen Kung�玻穑铩边@名字，跟“陳公博”同音。稍知一點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大漢奸，在汪偽國民政府中擔任過“立法院院長”、“上海市市長”要職。在汪精衛死後，他取而代之，任汪偽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此人怎麼可能寫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論文?也許是與“陳公博”同音的“陳恭伯”或者“陳功柏”吧?韋慕庭教授趕緊調閱學校的微型膠捲檔案。從《註冊登記簿》第三卷，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畢業生登記簿”上，查到了“Chen Kung�玻穑铩逼淙耍�有三次註冊記錄： 第一次，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註冊，他填寫的生日是“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生於廣州”。 第二次，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註冊，他填寫的生日為“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一九二四年九月註冊，生日只寫“一八九二年”。 真是個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麼在不斷“變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樣!趕緊去查日本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日本名人錄，附滿洲國及中國名人》，查到陳公博，生於一八九○年，廣東南海人。這表明陳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 Kung�玻穑铩保核�的生日不斷“變化”，大概是因為他不會把中國陰曆換算為公曆。他的生日可能是陰曆八月二十八日，頭一回寫的是陰曆。第二回換算成公曆而又少算一日——應是九月三十日。第三回也許是筆誤，也許又一次算錯，寫成“一八九二年”。至於把出生地寫成“廣州”，是因為廣東南海的名聲太小，美國人不熟悉，乾脆寫成“廣州”。那麼，陳公博怎麼會寫起《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呢?韋 慕庭在仔仔細細讀畢《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之後，認為這篇論文倘若不摻雜着虛假的話，將是一重大發現：此文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極為難得的中國共產 主義運動早期歷史文獻——寫於中共“一大”之後的第三年。此文的重要性還不在於論文本身，而在於它的附錄。附錄全文收入六篇文獻： 附錄一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一九二一年)； 附錄二中國共產黨關於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一九二一年)； 附錄三中國共產黨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 附錄四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二二年)； 附錄五中國共產黨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錄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三年)。 在這六篇附錄中，附錄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連中國共產黨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歷史文獻!

考證陳公博

作為歷史學家，韋慕庭擱下了手頭別的工作，全力以赴來考證這篇一九二四年的碩士論文。他把論文交給了多年的合作者——夏連蔭女士，請她對論文本身進行初步評價。 他自己則集中力量，考證那個陳公博。

他拜晤了紐約市立大學的唐德剛博士。幾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訪問當時僑居美國的胡適博士，為胡適錄音，寫作《胡適的自傳》。唐德剛熟知中國的情況，何況胡適當年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哲學系，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胡適參加過《新青年》編輯工作，後來擔任過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後去台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甚至與蔣介石競選“總統”。唐德剛迅速地向韋慕庭提供了許多關於陳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剛讀了那篇論文，對文中一些疑難之處作出了解釋。

他從納撒尼爾•B.塞耶先生那裡，得到了日文的關於陳公博的材料。他從中得知，陳公博寫過一本回憶錄《寒風集》，內中談及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陳公博當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他 千方百計尋覓《寒風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洛氏大樓頂層收藏了許多中文書籍，但是卻沒有《寒風集》。他求助於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也找不到這本 書。當他得知堪薩斯大學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聯繫出版回憶錄時，韋慕庭給張國燾寫了信，問他有沒有《寒風集》。張國燾此人，跟陳公博一 樣，最初參加過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動家之一。後來，他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冬躲到香港棲身。他給韋慕庭寄去了《寒風集》。 韋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趕緊打開一九四四年十月由上海申報社所印的《寒風集》。此書分為甲篇、乙篇兩部分。甲篇是陳公博寫的自傳性回憶文章：《少年時代的回憶》(寫於一九三五年)；《我的生平一角》(寫於一九三三年)；《軍中瑣記》(關於一九二六年北伐的，寫於一九三六年)；《我與共產黨》(寫於一九四三年)；《改組派史實》(寫於一九四四年)；《補記丁未一件事》(寫於一九四四年)。乙篇則是陳公博的文學作品，收入《我的詩》、《偏見》、《了解》、《貧賤交與富貴交》、《不可為的官》、《上海的市長》、《海異》。韋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一九一頁起的《我與共產黨》一文。這篇文章可以說用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了“Chen Kung��po”即陳公博。 在這篇文章的前言中，陳公博寫道：“這篇文章我本來決定要寫的，但我同時希望藏之書櫥，待身後才發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參加過共產黨，並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是公開的事實，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也有這樣的記載。…… ” 陳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麼，他在一九二四年寫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陳公博詳細記述了他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寫及“一連四日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家內開會”。 陳公博還談及，中共“一大”曾就綱領和決議案進行激烈的爭論。“應否發出，授權新任的書記決定。我回廣東之後，向仲甫先生(引者註：仲甫即陳獨秀，當時在廣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選為書記)痛陳利害，才決定不發。”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綱領和決議案是由陳公博帶到廣州去的，他當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頭。另外，陳獨秀“決定不發”，使中共“一大”文獻沒有發表，於是留存於世的唯有手稿——正因為這樣，此後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獻。 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陳公博還寫及“在民國十二年(引者註：即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隨‘美國總統’號赴美”。他說：“抵紐約之後，我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大學院(引者註：似應為“文學院”)，那時我又由哲學而改研究經濟。……“我抵美之後，接植棠(引者註：即譚植棠，北京大學畢業生，一九二○年曾與陳公博一起在廣州辦《廣東群報》。一九二一年初在廣州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後來曾任中共粵區委員)一封信，說上海的共產黨決定我留黨察看，因為我不聽黨的命令，黨叫我到上海我不去，黨叫我去蘇俄我又不去。我不覺好笑起來，我既不留黨，他們偏要我留黨察看，反正我已和他們絕緣，不管怎樣，且自由他。但我和共產黨絕緣是一件事，而研究馬克斯(引者註：即馬克思)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經濟，應該徹頭徹尾看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氣在芝加哥定(引者註：即預訂)了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資本論》和其他小冊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書籍都買了。……”

考證論文

陳公博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從日本橫濱赴美，而哥倫比亞大學檔案表明他在二月二十八日註冊，完全吻合。 陳公博在美國研讀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學算是名義上研究完畢了，碩士學位已考過”，這也與那篇碩士論文的寫作相吻合。

韋慕庭越來越意識到那篇在哥倫比亞大學“沉沒”多年的碩士論文的重要性——當然，這也難怪，在一九二四年那樣的年月，美國的教授們誰會注意一個二十多歲的中國學生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文呢?

韋慕庭着手詳細考證論文。他的書桌上，堆滿了關於中共黨史的參考書：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合著的《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哈佛大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陳公博的《中國歷史上的革命》(上海復旦書店一九二八年版)，蕭旭東(蕭瑜)的《毛澤東和我都是窮人》(錫拉丘茲大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許華茨的《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的興起》(哈佛大學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沈雲龍的《中國共產黨之來源》(台北，一九五九年版)，湯良禮的《中國革命內幕史》(倫敦，喬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一九三○年版)……通過何廉教授的介紹，韋慕庭訪問了陳公博在美國的一位家庭成員，得知關於陳公博更加詳盡的身世。他一生中僅寫過兩本自述身世的文字，一名《寒風集》一名《苦笑錄》，皆是不良命運的懺兆。其題目的“寒”與“苦”，透溢着永無逃遁的悲憤。他在《苦笑錄》自序中曾哀鳴道：  “政治之內幕，太複雜而且太變幻了；仿佛夏天的天氣，萬里晴空，驕陽如火，你偶然見着天際橫着一抹淡淡的微雲，也許不大而且絕不經意，然而這一抹淡淡的微雲，一陣便倏然變成了驟雨，一陣或者倏然變成了狂風。 身當其事的人們，自己也難得知道它變幻的來源，也難得知道它演化的結果。要防患未然吧，本來似乎沒有患；要補救事後吧，竟直使你來不及救，只有像大風雨里的孤舟，聽着它漂流，聽着它簸蕩，有時連身命也要聽天由命地讓其浮沉。 在當時遇事時，固然使你哭不得，笑不得，只有苦笑一下，即在今天我把筆記載，事已隔了許多年，還是感覺哭不得，笑不得，也只好苦笑一下。”  寫此文時，有一個更大的深淵在張着網等着他了。依他的天性，他仍然縱身躍入了此劫。未想這次他竟是一敗塗地，致使他未能苦笑，來不及苦笑，而苦笑也真的無濟於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