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3）

作者謝幼田，明鏡出版社出版

第二卷 一、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1935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策略，有一個劃時代的轉變。這就是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七次世界大會，確立了統戰策略的應用。這策略 間接促成了“西安事變”的發生，促成了中共所擁有的武裝部隊合法化和大量發展，促成了中共許多的“抗日”根據地──“合法”的國中之國在抗日的名義下建 立。
   
   
   　　這一次轉變為中共日後奪取政權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九一八”事變雖然發生，因為蘇聯僅僅認為這是“反蘇聯戰爭的序幕”，所以受命於莫斯科的中共若無其事，仍然正式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繼續在軍事 和政治上反對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認為要首先推翻國民政府，建立蘇維埃，才能“武裝保衛蘇聯”，抗日只是做宣傳之用，並且在實質上和日本侵略軍隊夾 擊國軍。從中共這時的作為和文件看，根本沒有顧及到民族的危亡。
   
   
   　　但是國際形勢進一步發生變化，德國和日本 在蘇聯的東西兩頭威脅到蘇聯的安全和存在。在歐洲，德國和俄國在東歐的波蘭等地區，從來就有着領土等等的利益衝突；在遠東，在中國的東北和朝鮮等地區，從 十九世紀以來，日俄一直是宿敵，日本對中國新的侵略使蘇聯受到很大的威脅。
   
   
   　　因此，在1935年7月25日 到8月20日召開了第三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中共代表團長是王明，團員有康生等。中共領袖除王明以外，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都列名主席團，顯示了具有武 裝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大會根據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報告，通過了“法西斯主義底進攻和共產國際為造成工人階級反對法西斯主義 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的決議。關於殖民地渡決議說道：“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共產黨員底最重大的任務，在於建立反帝人民陣線。”特別提到中共的任務：“在 中國必須把擴大蘇維埃運動與鞏固紅軍的戰鬥力，與在全中國開展人民反帝運動連結起來。”在1935年8月7日，王明在會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共產 黨作了“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策略”的報告（按：單獨發行和收入《王明選集》的時候，改名為《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報告說：“我 可以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全中國的民眾面前，在全世界的輿論面前，正式宣稱：
   
   
   　 　（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國蘇維埃政府願意做這種國防政府發起人，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願意根據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來與中國各黨派、各團體、各地方軍 政機關、各名流、各政治家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的問題，不管中國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與其他黨派、團體和個人之間，在過去和現在，在黨內問題上有任何分 歧，在今天大家都應當一致對外。
   
   
   　　（二）中國紅軍決計首先加入這種抗日聯軍，以便與一切軍隊手攜手在前線上 為抗日救國而戰。只要任何部隊停止進攻紅軍，只要任何部隊真正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底武裝鬥爭，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 不同的意見，不管這些軍隊是否與紅軍進行過戰爭行動，紅軍不僅立刻停止敵對行為，而且立刻與他們聯絡一起去實行抗日救國。”這成為“八一”宣言的藍本。
   
   
   　 　緊接在1936年2月，王明提出了具體政策，題為《新形勢與新政策》，除了統一戰線的政策以外，在對內的政策上，已經基本放棄了蘇維埃化的階級鬥爭政 策：“第一、過去，因為有些蘇維埃曾經頒布了法令，主張‘沒收一切不用自己勞力耕種而出租土地收租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於是有一部份小資產階級、甚至各 別勞動者的土地被沒收了。現在我們對於那些由勞動積蓄得到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雖然他們不耕種而將土地出租，但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並非地主階級（如自 由職業者、教員、醫生、學生、小商人、手工業者等等），絕不沒收他們的土地……。第二、……現在，我們擬定富農的土地及其所謂多餘的生產工具，均不沒 收……。第三、……我們擬定：一切真正手執武器參加抗日救國鬥爭的軍人的土地，不在沒收之列。第四、……我們擬定：如果商人同時是大地主，只限於沒收他的 土地，不侵犯他的商業機關。……”
   
   
   　　中共中央為了統一戰線的需要，後來在1935年12月6日正式做出《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在1936年7月22日發出《中央關於土地政策的指示》。
   
   
   　 　這些轉變，集中在王明在會議期間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有名的《八一宣言》，這份文件最早發表於吳玉章在巴黎辦的《救國報》，由於無線電通 訊的中斷，到同年的十一月，才由專人帶至陝北。其中仍然罵蔣介石，但是已經沒有推翻國民政府的措詞，還明確地提出了聯合抗日的主張：“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 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 之親密攜手救國。”還提出願意成立聯合的國防政府，“作為救亡圖存的領導機關”：“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 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堂、民族武裝自衛會、反日會、救國會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 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注1）
   
   
   　　按照第三國際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共在 1935年12月在陝北的瓦窯堡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決議》洋溢着愛國熱情，如果不知道是出於蘇聯立場 轉變的背景，還會以為中共已經把民族利益置於階級利益之上。《決議》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名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即將狹隘的“工農”，改變為含義 更廣的“人民”：“一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份子”都可以得到選舉和被選舉權，富農的財產可以保留，甚至歡迎民族資本家和華僑到蘇區投資。因為當前的最重要的 任務是建立“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注2）
   
   
   　 　但同時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這才是反映中共沒有絲毫改變的奪取政權的根本目的。變更的是奪取政權的手段，即利用全國全民的普遍高漲的抗日熱 情，以抗日為名擴張力量和影響，但是把奪取國家權力的目的用抗日的語言掩蓋起來，這是中共從成立起，也是全世界所有共產黨人不可能變更的目標，如果變更 了，就不叫共產黨人。這領導權問題，出自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內部文件，而在一切公開的宣言和聲明之中則是空前的抗日高潮，其中表現的民族熱情，足以獲取 中國的民心。而當時代表全體中國人、具體領導抗日戰爭的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為了爭取時間做戰爭的準備，正在千方百計地和日本人妥協、退 讓，這正給予中共宣傳和建立“統一戰線”的機會。
   
   
   　　所謂爭取領導權的含義，就是利用特殊時期的共同利益而變相地奪取政權。這齣自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王明，也出自這一策略的真正執行者、後來從內部去搞垮中國國民黨的周恩來，也出自繼承王明而為中共中央最高領袖的毛澤東。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的親信、共產國際的主席季米特洛夫關於中國的統戰問題指令道：“在中國必須把擴大蘇維埃運動與鞏固紅軍的戰鬥力與在全 中國開展人民反帝運動聯結起來。這個運動應當在下列口號之下進行：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鬥爭，反對帝國主義強盜，首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蘇維埃應 當成為全中國人民底解放鬥爭的團結中心。”（注3）這個保加利亞人已經把蘇聯當成是他的祖國，對待日本侵略者，他當然沒有受欺凌侮辱的中國人的民族感情， 所以他給中共規定的任務首先就是“擴大蘇維埃”和“鞏固紅軍”，以奪取國家政權任務為核心，再聯結反日運動，因此“蘇維埃應當成為全中國人民底解放鬥爭的 團結中心”。
   
   
   　　根據這指令，終生都是蘇聯共產黨的朋友和親信的王明，在這次大會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 家的報告中，對“領導權”問題有着精闢的解釋：“在革命運動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這絕不是一個抽象的口號，也不是一句話，而是具體的事情。它的表現，首 先就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革命運動中對同盟者（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領導，由爭取日常要求的局部鬥爭起，直到鬥爭底國家形 式止。無產階級領導權不會自己來到的，共產黨員應當進行有系統的，不顧犧牲的實際鬥爭，去爭取這種領導權。”王明進一步解釋道：“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取得 革命鬥爭的領導權，並在中國一部份領土上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正因為中國共產黨自始至終站在全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最前線，正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千百萬工農的革 命鬥爭。”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最早將階級論來解釋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他說：“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與民族資產階級以至地主買辦階級 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統一戰線，也着重說明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能夠和必須掌握領導權；既着重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提醒全黨 警惕1927年無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招致革命失敗的教訓。”顯然，毛澤東後來關於統一戰線中的階級論是繼承王明的理論。王明的“領導權”的含義，就是在與 其他階級“合作”的時候，要不斷地奪取領導權，從局部到“鬥爭的國家形式”，就像中共在中國蘇維埃中的絕對領導一樣。這表明，中共把“合作”抗日當作手 段，以便把全國都變成蘇維埃。

周恩來在《論統一戰線》一文中說：“所謂領導權問題，是統一戰線中最集中的一個問題，右的是放棄領導權，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來，成了無兵司令。可以 說是右傾把整個隊伍送出去，左傾是把整個隊伍推出去。”（注4）這是說不搞統一戰線，是關門主義的左傾；搞的時候，要爭取領導權，不然是右傾機會主義。只 要聯合抗日，就不是所謂左傾了，但是要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統一戰線。可是在實際生活中，從任何一方面說，都是中國國民黨在擔任領導，中共當然就要不斷地奪 取國民黨掌握的國家權力，不然就是所謂右傾。所以後來中國國民黨同意共產黨的軍隊參加抗日的時候，立即面臨毛澤東領導中共，具體則由周恩來執行的無休止地 奪取政權的局面。
   
   
   　　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以後不久，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在反對“關門主 義”的同時，也強調所謂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問題。這表明中共在任何時候，都是把奪取政權放在核心的層次，雖然這時候民族抗戰在表面上是第一位，實際上這 只是中共對此加以利用，並且準備奪取政權的大好時機。毛澤東後來解釋領導權問題說道：“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歷史已經判定不能經過資 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完成。資產階級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成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 實現。”（注5）中共這場農民暴動不同於歷史上的農民暴動者，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編造的理論，把一切任意的行動都置於這理論體系之中並且 做出解釋，然後通過每日每時的各種宣傳，將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論外衣以證明其正確。統一戰線本來是按照蘇聯利益的需求的一時政策，卻置入其階級論之 中，把國民黨規定為資產階級的代表，當然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就必須打倒；在統一戰線之中，也就必須置於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了。王明在共產國際的報告中， 早就將階級論來解釋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他說：“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與民族資產階級以至地主買辦階級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統一戰線，也着重說 明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能夠和必須掌握領導權；既着重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提醒全黨警惕1927年無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招致革命 失敗的教訓。”
   
   
   　　這“領導權”問題的具體化，中共中央在1935年底的瓦窯堡會議的長篇決議之中闡述道： “為了順利執行這些政策，為了很快的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為了保證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黨與蘇維埃自始不變，但須更加努力，更加適合於民族統一戰線之要求 的政策，那就是擴大抗日紅軍，擴大抗日游擊隊，擴大作為抗日根據地的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粉碎賣國軍隊的進攻，肅清抗日道路，鞏固抗日後方，徹底解決 土地問題，爭取工農的大多數，爭取賣國賊軍隊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士兵，向少數民族提議建立共同鬥爭的聯盟，執行靈活的外交政策等。”如果把以上的“抗日”字 眼去掉，把“賣國賊”換成“蔣介石國民黨”，與過去江西蘇維埃運動中的各種奪取政權、打倒蔣介石國民黨的宣傳一模一樣。
   
   
   　 　但是以上仍然有點含糊其辭。1991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有中共中央書記處在1937年4月4日給劉少奇的秘密指示，其中關於 領導權問題說的相當透徹：“當然在聯蔣過程中黨必須為爭取領導權而鬥爭，但這只能在黨內講，只能在正確的運用策略與艱苦的實際工作中去取得。”1937年 6月6日，由長期管黨務的書記張聞天，在自治區黨代表會議上，以《自治區目前的中心任務》為題作長篇報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戰機會，而篡奪國家權力的計 劃。關於統一戰線，他強調階級鬥爭：“民族統一戰線只是改變了階級鬥爭的形式（如武裝鬥爭，沒收土地鬥爭等），但並不取消階級鬥爭。而且為了使統一戰線有 雄厚的群眾力量發動組織與領導工農小資產階級日常的經濟政治鬥爭，威逼剝削者統治者的讓步以滿足他們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口統一戰線而取消階級 鬥爭，那只是過去陳獨秀機會主義的復活；”關於與國民黨的關係，他主張故伎重演，用分化瓦解，秘密打入國民黨和軍隊內部，去改造和重建：“我們的目的是改 組國民黨。這必須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進去，造成國民黨內部有力的左派。我們在國民黨內部的方針是團結左派，推動聯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 親日派。……在國民黨不願共產黨加入的條件下，共產黨員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傾國民黨員的面目出現。”張聞天特別指示要打入軍隊內部：“應該動員最可靠 的同志及左傾群眾到正規軍隊，地方武裝及軍事學校中，並爭取其中的領導位置。應利用民團保甲壯丁隊後備隊等各種名義實行武裝民眾。保障軍隊及各種武裝力量 在革命份子手中，應是目前第一等任務；”總書記一職位雖然因為黨內鬥爭撤消了，這位前總書記的名字仍然常常排在毛澤東的前面，張國燾形容是“毛張聯盟”。 張的報告透漏出中共最高層利用抗日，有計劃地奪取國家領導權計劃。
   
   
   　　所以中共在抗日戰爭中自始至終堅持的所 謂“領導權”問題，就是中共在蘇聯的安排指揮下，從成立就要推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根本方針，在全國上下一致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特殊形勢下，披上愛國抗 日外衣的變種。這就把國民政府置於非常難堪的處境：國民政府如果實際上打擊的是蘇聯國家利益的代理者中共，表面上卻好像打擊的是抗日的力量；中共實際上擴 大蘇維埃根據地和紅軍的行為，卻表現為擴大抗日根據地和抗日軍隊；“領導權”問題的實質是中共永遠把“黨的利益”置於民族之上，推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置於 抵抗日本軍隊之上，高唱的卻是民族利益至上。所謂“統一戰線”不過是在抗日戰爭的特殊背景下奪取政權的高明的手段，從中共最初參加抗戰到抗戰結束的全部行 動中，都堅持的所謂“領導權問題”，就是一刻也不停地奪取政權──在民族處於危亡時期。要認識中共在抗戰時期的真正作為，一定要按照中共在內部關於“領導 權”問題的指令，對照其行為，不能光是參考其公開發表的動聽的文件。
   
   
   　　中國共產黨的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打下江山的勢力基礎就在抗日時期奠定。
   
   
   　 　第三國際的改變初衷，建立統一戰線的決定，給了處境極為艱難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希望。當張國燾在如今的四川西部大山區接到第三國際打算建立《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的決議時，回憶到：“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消息極為興奮，一致贊成這個新政策。這在中共的發展史上，似乎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 當時百感交集，我衷心擁護這個新政策，認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則上不謀而合。現在蘇維埃走到窮途末路，非有這個改變不可。我也慨嘆中共所經過的一切遭 遇：最初主張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不久就由於國際指示，改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個不合理的右轉政策，使我們碰得頭破血流：接着又急劇地向左轉，走蘇維埃 的道路，又碰得頭破血流；如今再回到我們的起步點，是歷史得諷刺，也是我們得悲哀。”（注6）張國燾的這段回憶說明兩點：第一，窮途末路的蘇維埃政策，由 此找到新的生存的發展方向；第二，中共的每一個重要的戰略發展決定，都出自第三國際的決定。前面的決定，都造成中共“頭破血流”。
   
   
   　　但是，中共的武裝力量能夠逃避被殲滅的命運，能夠有機會實行統一戰線策略，要歸功於張學良和楊虎成，他們給中共製造了千載難逢的生存發展的良機。
   
   
   　　【注釋】：
   
   
   　　1、王明著：《王明選集》第四卷，日本汲古書院，東京，1974年。
   　　2、中共中央黨史資料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第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3、王明著：《王明選集》第331頁。
   　　4、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第220頁，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
   　　5、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41頁，人民出版社
   　　6、張國燾著：《我的回憶》，《明報月刊》出版社，香港，1974年
   
   第二卷 二、絕境逢生
   
   　　“絕境”是指中共即將全軍覆沒的前夕；“逢生”是指中共極為成功地利用日本侵略的時機，創造條件踏上生路；能讓中共有機可乘，是執政的、但是節節敗退的國民政府。
   
   
   　 　東北人喪失了故土，流浪關內，他們對於亡國失去家鄉更有切膚之痛，他們的內心對日本人更加仇恨，因此對於抗日更為急切；張學良的父親死於日本人的炸彈， 他和大多數東北人一樣，對於失去家園耿耿於懷。這類似的民族抗日情感，是抗擊日本侵略的基礎。但是這非理性的抗日情感卻可能被錯誤地誘導和利用。
   
   
   　 　這時候，蔣介石必須以他的政治家的深謀遠慮的眼光，和超乎常人的領袖的毅力，領導國民政府忍受屈辱，在不得不抵抗的同時，以妥協、推讓、談判換取時間， 以便加緊進行戰爭的準備，如果他也是憑一時激憤，沒有準備就和世界一流強國開戰，那將立即亡國。可是一般的民眾，是不容易理解國民政府的戰略和策略的。
   
   
   　 　這民眾的高昂的情緒和政府的理想差別很大的形勢，在正常的情形下，是不難逐步化解的。但是中國有一個受外國指使，隨時準備打倒國民政府的政治力量，這就 成為煽動反對國民政府不滿的大好時機。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就是中共煽起學生情緒而加以利用的嘗試。學生運動最初具有一定的自發性質，中共北方局立 即加以領導，矛頭被引導直指國民政府，前台總指揮就是中共黨員、也是東北流亡學生宋黎。這次運動席捲全國，其立即全面抗戰的主張，對於全國深有影響。宋黎 晚年指出：“‘一二九運動’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爆發，‘西安事變’是‘一二九運動’的必然結果。”（注1）
   
   
   　　西安事變，是將蘇聯的國家利益和黨的利益置於民族利益之上的中共，成功地利用失去家園的東北軍和民眾的被鼓動起來的偏激情緒，利用張學良、楊虎城的軍閥習性、任性橫蠻和野心，而造成的有深遠歷史影響的政治事件。
   
   
   　 　從以下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之中，可以顯示中共如何利用民族危機插手東北軍，煽動他們不滿意領導備戰的國民政府，煽動立即抗戰，以圖一黨私利。不幸的 是，他們終於通過西安事變獲得成功，而成功者則編造和扭曲歷史，把他們破壞抗戰、圖一黨私利的作為說成是天經地義。

　在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等二十個紅軍將領署名致函張學良等東北軍各位軍長和師團級以上將士，文字極為動人，在那特殊的流離失所的氣氛之 下，很難不打動將領們的心。該信函先動之以情，再達到挑撥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關係的目的，中共的企圖心，在愛國的詞藻之下深藏不露。現在詳細摘錄這信函， 以便進一步了解西安事變發生的背景。茲將頭兩段抄錄如下：“從‘九一八’之後，一直到現在已經有兩年多了。在這四年之間，不但東三省三千萬同胞，變成了日 本帝國主義強盜刀下鬼與俎上肉，而且熱河、察哈爾、河北等省亦相繼被占，整個的華北，快要變成‘滿洲國’第二。蔣介石南京政府的‘長期’抵抗，事實上證明 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蔣介石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大的漢奸賣國賊，他要把整個中國賣給日本帝國主義！
   
   
   　　“東北軍在 蔣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放棄了你們自己的家鄉與你們自己的土地財產，讓你們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們為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所蹂躪、壓迫、姦淫、殘 殺。想起這些，好不傷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國主義強盜、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是你們不共戴天之仇，你們應該誓死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收復我 們的東三省及整個華北而奮鬥！”一個從成立起就為蘇聯效勞的政黨，堅決主張把中國的外蒙古大片土地送給蘇聯的政黨，在日本軍隊發動侵略戰爭以後，仍然在中 國大後方襲擊國民政府的政黨，卻在這裡表現得比誰都愛國。
   
   
   　　然後該信函控訴蔣介石派東北軍打紅軍而不打日本 人，又控訴蔣介石把東北軍“調到最窮苦的陝甘兩省，就是這兩省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陝南也是不肯給東北軍的……，東北軍的生活真是苦的很，瞻家養子更說 不上。”這些細小的具體問題，是很能夠動搖軍心的。然後說道：“總之，蔣介石要消滅東北軍，使東北官兵流離失散，凍死、病死、打死，好叫日本帝國主義少一 個敵人，好使蔣介石少一個對頭，你們想，東北軍的前途危不危險呢？”後面的段落說道：“東北軍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是賣國頭子蔣介石，所以抗日反蔣 是你們唯一的出路。東北軍中間，哪一個愛國軍人說起打日本帝國主義、打賣國賊不磨拳擦掌、挺身而出，願為中華民族爭一口氣呢？哪一個東北人不願意為了收復 東三省，收復華北各省而去赴湯蹈火呢？只要東北軍揭起抗日反賣國賊的義旗，那在東北軍內就可以團結軍心，上下一致，使東北軍成為中國人民的革命軍……。” 經過巧妙地煽動以後，在這裡終於提出要東北軍參與造反的主題，並且用一千多字加以闡述。最後說道：“關於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辦法，請互派代表共同協 商。一切抗日的人或代表，都是蘇維埃紅軍的朋友，我們歡迎他們到蘇區來，並願竭誠招待。同時，蘇維埃制度是否適合於中國，亦請親來考察，加以判斷。”（注 2）
   
   
   　　這是封煽動軍隊造反的文件，寫於1935年共產國際的建立所謂國際統一戰線之後，在中共所謂全國統一 戰線的“八一”宣言之後，在11月28日中共中央發表“抗日救國宣言”的著名的“十大綱領”之後，在1935年12月20日至25日的中共中央所謂團結抗 日的瓦窯堡會議以後，也在國民政府與中共的幾條渠道都已經開始談判的時候。中共的領袖們，如果真正有一點民族責任感，會這樣做嗎？這份煽動軍隊叛亂、破壞 抗日的文件現在存於北京中央檔案錧。以下以近年公開的中共中央文件，看中共如何全面拉攏東北軍，以致於出現西安事變的經過。
   
   
   　 　在1935年9月，張學良就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由蔣介石自己擔任總司令。張學良之所以擔此重任，是因為在中原大戰的關鍵時刻，他從背後襲擊 閻錫山、馮玉祥軍隊，蔣介石從那時候就對他委以重任。但是他個人的公子哥兒經歷、他個人浮躁輕狂的個性，與他的重任是不能夠相符合的，這就是被中共成功地 加以利用的條件之一。
   
   
   　　張學良在1936年2月，就命令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和中共特工頭子李克農談判，達成局部的互不侵犯協定；
   
   
   　 　3月1日，中國人民抗日先鋒隊總司令彭德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發表公告，宣布由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派遣這支軍隊東渡黃河，自行“抗日”。明眼人一看就會知 道，這是中共別有用心。因為真正想要抗日，就只會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進行，軍事容許有多重指揮嗎？當然受到國民政府軍隊的阻止，實際上擾亂了全面抗日的戰 爭準備，毛澤東和朱德卻在4月5日以抗日受到阻擋發表宣言，聲言“抗日受阻”，在5月5日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表示將抗日先鋒隊撤回黃河西岸， 並且表示“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獲取政治上的利益。這自行開赴山西的軍事行動以及一系列宣傳，都正好證明了 中共只是考慮奪權而不顧民族存亡，是抗日的心腹大患。
   
   
   　　在3月4日，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致博古、周恩來的電報中，也提及此事：“彭已電王以哲，許高福源來前方一行，商向晉冀魯活動情形；”（注3）這個月，張學良親自與李克農秘密在洛川會晤，張同意加強進一步的聯繫。
   
   
   　 　在4月中共領袖中以文質彬彬風格行事的周恩來，親自與張在延安會面。根據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這次會面是在4月8日，中共 提出的五條意見如下：“1、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2、全國紅軍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帝邁進問題。3、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 軍具體步驟及政綱問題。4、聯合蘇聯及選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5、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注4）
   
   
   　　這次會見在《蔣總統秘錄》中記載如下：
   
   
   　　據張學良所撰“西安事變反省錄”，他和周恩來會談情形大致如左：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來會面，約談二、三小時。………周承認蔣公忠誠為國，要抗日必須擁護蔣公領導之。又力言彼等亦蔣公舊屬，在抗日綱領下，共產黨決心與國民黨恢復舊日關係，重受蔣公領導。”
   
   
   　 　又據“反省錄”，張、周兩人在會談中為謀實現“共同抗日”，協議有關共產黨的條件為：“（一）共黨武裝部隊，接受政府點編集訓，準備抗日。（二）取消紅 軍名稱，同國軍待遇一律。（三）共產黨不能在軍中再事工作。（四）共產黨停止一切鬥爭。（五）赦放共產黨人，除反對政府、攻擊領袖外，准自由活動。（六） 抗日勝利後，准共黨為一合法政黨”等十項。張學良並且表示：“當向蔣公竭力進言，以謀實現。”兩人更以互不食言相約。
   
   
   　 　於是，張學良便想到：“爾後國內可以太平，一切統可向抗日邁進。”為之甚感得意。（注5）。查現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這時候對外雖然高唱抗日，仍 然對內把打倒蔣介石作為抵抗日本軍隊的前提，並且中共從來沒有、至今也不可能放棄對武裝紅軍的絕對領導，張學良那裡會想到“誠懇”的周恩來對他的欺騙呢？ 如果放棄了奪取政權第一，就不叫共產黨了。張學良和周恩來接觸，他輕易就相信共產黨的誠意，之後就不自覺地按照共產黨所編織的計划行事了。
   
   
   　　4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創立全國各黨派的抗日人民戰線宣言”，致電全國幾十個團體，提出共同行動的六條綱領，文字十分真切，但是卻不提紅軍在抗戰中的統一作戰的問題。
   
   
   　 　現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公布了1936年6月20日，“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共十條，將近一萬字，詳細地制定了各種方針步驟，日後的“西 安事變”正是這一策略的成功。第一條第一段是：“由於東北軍現在所處的特殊的政治絕路地位（亡國奴的地位），由於紅軍對於東北軍的革命影響，東北軍有極大 可能轉變為抗日的革命軍隊。”所謂東北軍“轉變”的兩個條件，第一是國破家亡的時代背景；第二是中共的工作。中共除了由周恩來直接出面影響東北軍的上層以 外，已經被中共迷惑的張學良，將在北京煽動學生運動的中共黨員，都收羅庇護在自己的軍隊之中，容許他們對軍官士兵加以影響，並且中共放回了東北軍被俘的團 長萬毅，由他對軍隊的高中級軍官施加影響。中共準備將東北軍轉變為“抗日的革命軍隊”的“革命”標準是什麼？就是同意在國民政府領導的軍隊之外，中共有自 己獨立的軍隊。在失去家園的特殊背景下，東北軍中的將士們，包括張學良，當然難以知道中共在抗戰中的真正的企圖和作為，而只顧抗日。中共則乘此進一步騙取 他們反對國民政府統一領導抗日戰爭，以便擴張力量，而把抗戰勝利以後奪取政權的真正目的完全隱藏起來。
   
   
   　　第 二條的名稱是：“爭取東北軍到抗日戰線上來，是我們的基本方針。”高明的中共規定不要去瓦解東北軍：“爭取東北軍的方法，主要依靠我們耐心說服與解釋的政 治工作，從政治上爭取他們到抗日戰線上來。”有時候不得不採用武力解決，但“同樣的也是為了政治上的爭取，而不是為了消滅東北軍。……”
   
   
   　 　（三）“目前爭取東北軍的主要關鍵”。“目前的主要關鍵，是在東北軍脫離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的控制與影響，公開起來反對蔣介石喪權辱國的一切無恥行為，拒 絕執行蔣介石進攻蘇區與紅軍的命令，蔣介石在東北軍的代理人就是那個法西斯蒂政訓處。……”詳細地提出了將政訓處與東北軍將士對立和孤立起來的策略。
   
   
   　 　（四）“東北軍中的統一戰線”；分為上層和下層的不同策略：“上層統一戰線在東北軍中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東北軍中許多軍官都是東北人，所以他們軍中 很多具有抗日的情緒與意旨，便於我們同他們成立抗日討逆的統一戰線。”這裡的“逆”仍然指蔣介石。“在東北軍中的下層統一戰線，是為了使東北軍的下層官兵 在抗日救國的政治目標下團結起來，給東北軍造成一個堅強的下層基礎與推動力量。這樣，各別上層官長的叛變，不能影響下級的官兵。……”
   
   
   　 　以下數條，是中共直接控制東北軍，但是又不露痕跡的計劃；“（五）在東北軍中創立堅強的領導核心。我們各級黨部現在對於東北軍的工作，主要還是從外面去 影響東北軍。我們利用我們的宣傳品喊話，聯歡，慰勞，演劇等方式，去影響東北軍。這種方法開始也是必須的，我們也必須經過這種方式才能在東北軍的內部建立 起他們自己的領導核心，在內面去進行工作。……”正是在觀劇、聯歡、接受慰勞的時候，順應着失去家園者的感情，不知不覺地被拉過去，中共的手就伸進了東北 軍。

“（六）東北軍中應該有共產黨的小組與支部。在東北軍中間應該吸收最優秀的份子到共產黨內來。東北軍中凡願意加入共產黨的，我們必須加以必要的選擇 與考察，共產黨的組織應該完全是秘密的，小組間暫時不宜發生橫的關係。……”那時候接受中共影響的張學良，如果知道了中共在他的部隊中建立秘密組織，企圖 控制他的軍隊，不知他會作何感想。
   
   
   　　“（七）凡是東北軍駐紮的地方都應該有黨的工作。凡是東北軍注扎的地 區，爭取東北軍的工作，就是那裡的黨的中心工作。……共產黨是全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是站在敵人之上，他的目光是遠大的，不論東北軍的表現怎樣，他決不放 棄爭取東北軍的工作。但他也不是傻子，不管東北軍的表現怎樣，總是拿一種方式去對付東北軍，而使自己受損失。他總是要拿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對付各種各樣表現 的東北軍。”被抗日的熱情燃燒的東北軍各級將士，哪裡知道中共在如此細緻地計算而準備加以利用他們呢？
   
   
   　　最 後的三條是關於對東北軍的工作機關、對蘇區群眾的解釋和如何對待共產黨內的不同意見。（注6）張的東北王父親被日本人殺害；自己的固有地盤又被日本人占 據；不抵抗失去東北後，張包庇湯玉麟丟失熱河，使平津門戶打開，被全國上下所指責；進攻陝北，軍隊損失，蔣介石不給補充，使張覺得蔣介石別有用心；抗日浪 潮在全國此起彼伏，尤其是失去家園的東北人和張統率的東北軍的反日情緒高漲，給予張的很大的影響。張學良所部團長萬毅被中共俘虜後倍受優待，再釋放回西 安，遂成為了張與中共聯絡的橋梁。
   
   
   　　中共的真正的企圖心，只有再現在才逐步地揭示出來。彭德懷、毛澤東在 1936年4月9日致電張聞天，指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而應發表告人民書與通電。”並且解釋道：“在此時機發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 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 戰。在這口號之外，同時發布主張內戰的討蔣令，在今天是不適當的。”（注7）這核心層次的電報所暴露的是：中共要在“討日令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於實行國 內戰爭於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這中共中央文件暴露，中共是在抗日旗幟下“討蔣”，繼續進行新的形勢下的國內戰爭，在抗日旗幟下實行擴張力量，準備奪取政 權。抗戰中的中共自始至終都如此，不然就不理解抗日戰爭中的中共的作為。
   
   
   　　在西安事變以前，中共已經大量滲 透到楊虎城統率的西北軍，最近一位歷史學家有精闢的揭露：“中共黨員魏以疇、南漢宸、蔣聽松、劉子華迅速在楊（按：即楊虎城）部擔任要職，楊的辦公廳主任 韓威西、秘書宋綺霞都是中共黨員。楊的憲兵第二營營長也是中共黨員。中共黨員王柄南曾為楊保送德國留學，受蘇俄命令歸國後由中共派做楊的工 作。……1936年6月，楊的鄜縣王勁哉旅已用軍用合作社的名義開設了中共的聯絡站，將大批的無線電器材、醫用藥品等運往延安。楊甚至已在西安設立兩兩個 聯絡站，一個在楊部一位團長嚴揆要的防地，一個在楊的憲兵第二營內，營長為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內地，回歸陝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 供。……”
   
   
   　　關於中共滲透到東北軍方面：“以張學良為首的‘抗日同志會’，實際負責人亦為中共黨員劉瀾濤、 應德田等人。其創立時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黨員和左傾份子。尤為重要的是，這個組織還掌握了張學良一切秘密活動，一切與共產黨聯繫的技術工作，以及東北軍 全軍的人事工作。”（注8）
   
   
   　　不僅僅組織方面，在思想方面的滲透，也是變本加厲。如仿照廬山軍官訓練團而辦 的西安南郊的王曲軍官訓練團，就完全由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掌握，反而灌輸的是系統的中共的意識形態；張學良手下的所謂學生隊，都是逃往內地的東北學 生，更成為中共黨員的集合與宣傳之所；西安的所謂抗日救國的群眾組織，也已經成為中共領導下的外圍組織。
   
   
   　　按照“繼續進行國內戰爭”的戰略意圖，中共一方面從東北軍入手製造叛亂，另一方面發表大量公開文字，呼籲團結抗戰，以“愛國”的姿態去爭取社會輿論的同情和醜化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為“賣國政府”。
   
   
   　 　所以中共在軍隊問題上絲毫不讓步的情形下，在抗日中堅持“領導權”問題時，在“便於實行國內戰爭”的策略下，抗日的宣傳如火如荼，抗日的旗幟舉得比誰都 高1936年4月25日，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得抗日人民戰線宣言”；1935年5月5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 委員會，全體海陸空軍，全國各黨、各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們”，提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在1936年6月20日，致書 中國國民黨二中全會全體執監委員，以極為懇切的語言，再次提出：“立即同我們誠意的攜手，拋開已往一切的仇怨，在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神聖事業中共同奮 斗！”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以一萬多字的篇幅呼籲道：“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得不向貴黨再一次的大聲疾呼， 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在 1936年10月26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賀龍、任弼時、賀龍、徐向前等紅軍將領四十六人聯名公開致書蔣介石和西北軍各將領 張學良、閻錫山、傅作義等二十二人，呼籲聯合抗日。這些所有抗日的呼號，暗藏的實質都是針對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都悄悄掩蓋中共所統率的軍隊問題。
   
   
   　　中共一方面在瓦解國民政府領導的東北軍，一方面加強抗日宣傳，造成國民政府不抗日的形象，再一方面和國民政府進行談判，以圖將中共的軍隊和國中之國合法化。
   
   
   　 　蔣介石對於中共的企圖非常清楚，所以一面和中共接觸談判，爭取中共顧及民族大義，放棄獨立的武裝，接受改編；另一面仍然為消滅中共的武裝部隊開展積極的 部署。蔣介石很明白，如果不除去有國際背景而又擁有軍隊的心腹之患，必將會有明朝末年的下場，被武力推翻。所以他準備抗戰除了物質方面的以外，最重要的， 是解決中共的問題。試設想，任何一個國家在面臨大敵的時候，能夠不顧內部存在着一個擁有軍隊、受到外國支持的國中之國嗎？當然要先除之。這就是他所制定的 “攘外先安內”的方針。
   
   
   　　中國國民黨在1935年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宣言中表明了抗日禦侮的最後 決心和忍讓限度：“在和平未至完全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如國家已至非犧牲不可之時，自必決然犧牲。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對和平為最大之努力……。”這 次會議，達到了國民黨的新的大團結，在廣州的西南非常委員會主動撤銷，長期與南京對立的軍人閻錫山、李宗仁、馮玉祥等都出席大會，並擔任了政府的高級職 務，“攘外必先安內”成為共識。會後，南方的部隊紛紛北調，陝北蘇區周圍已經聚集了六十多萬精銳部隊，中共蘇維埃政權危在旦夕。根據1936年12月1日 “毛澤東朱德等致蔣介石書”的記載，那時包圍陝北保安等六個縣的國軍已經達到二百六十個團，率領部隊的將領是：“胡宗南、觀麟徵、毛炳文、王均、何柱國、 王以哲、董英武、孫震、萬耀煌、楊虎臣、馬鴻達、馬鴻賓、馬步芳、高桂滋、高雙成、李先洲”，毛澤東已經感到覆滅將至，給斯大林發出電報，打算放棄陝北突 圍到南方。毛澤東過去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基本條件，就是國民黨內部不和，如今這基本條件已經不存在了。
   
   
   　　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共產黨已經高喊抗戰，國共的代表開始接觸談判，以便尋找和平解決之路。
   
   
   　 　在1936年1月，談判最初在莫斯科由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鄧文儀與中共代表潘漢年之間進行，國民政府提出了三項條件，要求中共取消蘇維埃，派代表參加國 民政府的工作；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統一指揮參戰；國共重新合作。但是在莫斯科的王明認為事關重大，建議在國內談判。於是，國民政府派出陳立夫、曾養 甫等重要人物與中共代表周小舟、潘漢年等多次談判，核心問題仍然是軍隊問題。在只是策略改變，推翻國民政府和奪取政權的根本目標一點也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中共內部堅持“領導權”問題，當然不會同意。陳立夫表達的蔣介石的意見是，中共保留三千人，軍隊師級以上的幹部一律出國。軍隊不統一，怎樣作戰呢？事實 上，國內的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等有一定地方勢力，並且和南京的關係並不好的軍人，在民族利益第一的情況下，完全統一在國民政府之下，但是中共絕對做不 到，毛澤東比以上的任何軍人，都少有民族主義和愛國心，他奪取天下的意志是絕對的，他只會不顧一切地緊緊抓住軍隊。
   
   
   　　陳立夫與潘漢年在1936年的談判失敗。而國民政府統率的幾十萬軍隊，已經完成對陝北的戰略包圍。從對江西蘇維埃根據地的幾次圍剿以來，中國國民黨及其軍隊，還沒有像這一次一樣團結過，也沒有這次強大。
   
   
   　　西安事變卻在這時候發生了。這次事變，使得即將實現的攘外先安內的政策在成功的前夕忽然終止；中共一直在談判中堅持的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在事變以後獲得事實上的承認，從而使中共從來沒有改變過的奪取全國政權目的，終於被抗日的旗號所掩蓋起來並且合法化。蔣介石在1937年1月的“西安半月記”中記述了此次事變造成的重大損失：
   
   
   　　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措。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全隳於一旦。（轉引自《蔣總統秘錄》）
   
   
   　　中國的歷史從此出現了根本的轉折。
   
   
   　　中共的救命恩人是張學良，真正促成中共策略轉變的是斯大林。
   
   
   　　【注釋】：
   
   
   　　1、宋黎文，載《一二九運動回憶錄》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
   　　2、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第85-88頁，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3、《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第89頁。
   　　4、《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第92頁。
   　　5、古屋奎二着《蔣總統秘錄》第十集第147-148頁，中央日報出版，台北，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6、中央檔案錧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集第30-42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

　     7、《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第93頁。

   　　8、辛灝年著：《誰是新中國》第291頁，藍天出版社，美國紐約，1999年。
(中共壯大之謎（3）（作者謝幼田，明鏡出版社出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