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50年，在中南海，毛澤東與七位家人生活在一起。

他們是：江青，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訥（我怎麼感覺大家都讀錯了這個字，拼音ne)，還有江青的姐姐李雲露和李雲露的兒子王博文。

後來，1950年11月毛岸英去世，毛岸青精神病發作。

毛共時期的1949年至1978年，中國民眾在毛共的革命宣傳和無產階級專政環境中，以消滅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為生存目的，包括毛澤東的家人也難免於此。

轉貼的文章，是講述江青如何對待她的兄姐。她姐姐曾經與她一起生活在中南海。

江青的親情世界：建國後如何對待哥哥姐姐

　 　核心提示：程師傅回到釣魚臺以後，將他看到的情況向江青如實地作了匯報。江青說，請程師傅再去一趟，從我的存款里（江青沒有什麼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澤 東給她的8000元錢），送給她5000元錢，以幫助她的困難生活，也算了結我的一個心願，還了債。程師傅及時辦理了，這使得李雲露感激不盡。毛澤東去世 以後，江青感到用錢緊張，又想把送給她姐姐的5000元錢要回來。程汝明和吳連登勸說江青不能再要了，錢已送出去了，再要回來影響不好。江青認為他們說的 有道理，這才沒去要。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作者：楊銀祿，原題：《江青的親情世界（上）》，作者系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幹部，曾任江青秘書

　　江青的姐姐李雲露

　　江青有一個同父異母的親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間經濟收入很少，生活相當困難，江青對她在生活上沒有任何幫助和照顧，就像沒有這麼個姐姐一樣。

　 　黨的九大以後，我發現一個叫李雲露的人經常給江青寫信，內容一是說想念江青，想見江青一面，想念李訥；二是了解江青的身體情況，請她保重身體；三是告訴 江青她的生活比較艱苦。信中雖然沒有提出過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點幫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後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話。

　　一開始，我不知道李雲露和江青是什麼關係。有一天，我好奇地問江青的老廚師程汝明，他告訴我，李雲露是江青的親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給江青做家務，帶孩子，以後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氣之下，就把她趕出了中南海。從此以後，江青再也不認這個姐姐了，沒任何來往。

　 　1972年5月，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生了孩子，又雇了一個保姆。既要給孩子買牛奶，又要付保姆費，李訥的工資低，錢不夠用，生活很困難。1973 年，李訥將她的困難向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匯報了，請求爸爸給予幫助。她說：“我不敢跟爸爸說，怕爸爸說我過不了艱苦的生活，請張叔叔跟爸爸說說。”張 耀祠很同情李訥，如實地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表示同意給予李訥幫助，並問張耀祠給多少錢合適呢？張耀祠鼓着勇氣說：“那就給8000元吧。”毛澤東想了一 想說：“江青、賀子珍、李敏、李訥每個人給8000元，平均吧。”

　 　於是，主席批了一個條子，從他的稿費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幣，給江青、賀子珍、李敏、李訥每人8000元。當時賀子珍正在解放軍301醫院住院治 病，她說：“我看病的醫療費公家能報銷，不缺錢用，把錢全部退給主席吧。”並說：“謝謝主席對我的關心。”後來經過做工作，她把錢收下了。出院結賬時，不 能報銷的自費藥有3000多元，這個費用就是從毛澤東給她的錢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賀子珍退給了毛澤東，並一再向毛澤東表示感謝。江青則毫不客 氣地收下了。給李訥的8000元，毛澤東的管理員吳連登只交給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幫她存入了銀行，一是存在銀行還有點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 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難了。

　　一直對李雲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澤東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關心一下她的姐姐。於是，立即派廚師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過得如何，有什麼困難，有什麼需要幫助。

　　當時，李雲露住在清華大學一間平房內，她與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認識了。見到程師傅時，她很高興，也很激動，雙眼含淚，詢問江青的身體怎麼樣？工作忙不忙？李訥好不好？她說李訥是我帶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見見李訥。

　 　程師傅一邊回答李雲露提出的問題，一邊環視屋內的情況：床上的被褥比較破舊，屋內生着一個煤爐，燒過的煤球和沒有燒過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亂不堪。屋內 的溫度也不高。程師傅看到這些情況後感到一陣陣心酸，心想，姐妹倆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雲露離開中南海以後，江青從未關照過她，日子過成這個樣子。李 雲露是一個好強的人，程師傅問她生活有什麼要求時，她搖搖頭，說沒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訥注意身體。

　 　程師傅回到釣魚臺以後，將他看到的情況向江青如實地作了匯報。江青說，請程師傅再去一趟，從我的存款里（江青沒有什麼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澤東給她的 8000元錢），送給她5000元錢，以幫助她的困難生活，也算了結我的一個心願，還了債。程師傅及時辦理了，這使得李雲露感激不盡。毛澤東去世以後，江 青感到用錢緊張，又想把送給她姐姐的5000元錢要回來。程汝明和吳連登勸說江青不能再要了，錢已送出去了，再要回來影響不好。江青認為他們說的有道理， 這才沒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見

　　江青還有一個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歲，“文革”期間在濟南火車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帶着他的小兒子來到北京求見江青，中央辦公廳把他們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給我打電話，叫我報告江青，說她的哥哥和侄兒來北京了，要求見見江青，見與不見由她決定，“他們現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 要見的話，你給中直招待所的領導打個電話通知她哥哥”。我將此事報告江青以後，她兩眼緊閉，思索了好大一會兒，才猶豫不決地對我說：“這事難辦，他們對我 搞突然襲擊，來以前也不來信問問我讓不讓他們來北京，這叫私闖京城啊！既然這樣，告訴他們，我工作很忙，不能見，立即叫他們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發他們回原籍。”我說完轉身就走。

　 　“你站住！還不能這樣說。”江青說，“他不是帶了一個孩子嗎？你請汪東興派人到主席的禮品庫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機，送給孩子，再帶上半斤茶葉送給他的父 親，他好喝茶。告訴他們我現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時間見他們，叫他們趕快回去，他們來北京找我不就是要點東西嗎？真是窮瘋了，他們看到我送的東西，自然就 會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覺的時候，帶上江青的“禮品”來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們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體很結實，他兒子十五六歲，長得滿精神。自我介紹以後，我說明了江青不能見他們的原因，請他們早點回山東，並把江青送給他們的“禮物”交給了他們。

　　他的兒子畢竟還是孩子，看到照相機覺得很新鮮，專心致志地擺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聽我轉達江青的話以後，流下了眼淚，雙手托着兩腮很久沒有說話。

　　我臨走時，他忙站起來，雙手握着我的手懇求說：“我這樣大的年紀了，這次恐怕是最後一次來北京了，今後再也不會見到江青了。請麻煩你再跟她說說，請她見我們父子一次吧，拜託你了。”

　　我同情地說：“可以，我再向她請示請示，能見你們更好，不見，我也沒有辦法。我報告她以後，她有什麼話對你們說，我通過招待所的領導轉告你們。”

　　李干卿連連說道：“謝謝，謝謝！”

　　回到釣魚臺後，已經夜裡11點了。躺在床上剛迷糊着，江青就打鈴起床了，我又度過一個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辦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見她一面的請求報告她。她說：“這老東西真不識時務，他還不知道他是個什麼人？解放以前他當過國民黨的兵，解放以後被我們 的人民政府審查和管教過，像他這樣的人還有臉要求見我，真自不量力！我現在是政治局委員，如果會見一個曾為國民黨扛過槍，與人民為敵，被人民政府鎮壓過的 人，那我的階級立場到哪裡去了？”她咬牙切齒地說：“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還是不見，立即叫他們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對我解釋說：“現在階級鬥爭這樣複雜激烈，他們在北京呆久了，對我是不利的，會影響我的。我沒有錢給他們買火車票，叫他們自己買票回去，他們能自己來，就能自己走。”

　 　據我了解，江青說的李干卿被審查和管教的事是這樣的：1953年，“鎮壓反革命”運動時，鐵道部公安局曾調查過在濟南鐵路局供職的李干卿，但由於他是江 青的哥哥，沒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衛局便責令山東公安廳正兒八經地查下去了。調查的結果是，李干卿曾在軍閥張宗昌 的部隊當過“師爺”，即文書，日偽和國民黨時期曾任過警長、巡官、局員、津浦鐵路巡防組組員等職務。1939年，在日本憲兵隊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寫信給江 青進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搶奪王虎牌手槍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竊過麵粉，貪污大米、雞蛋及數百萬元（相當於現在的數百元）人民幣。李 干卿的劣跡頗多，在“三反”期間受過處分。

　 　後來，事情鬧大了，發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為對李干卿的調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進行報復，陳伯達稱“這是陰謀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團 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哭着說：“我哥哥李干卿過去很苦，為了糊口在舊社會幹了幾天警察，他們就對他，對我，其實是對着我們的毛主席呀！”隨即 陳伯達、江青從北京派出三人到濟南把山東省公安廳廳長張國鋒、副廳長李秉正、交際處處長陳靜波、警衛處處長於傑、濟南鐵路局公安處副處長王茂青等六人全部 逮捕。除陳國鋒身患癌症外，其餘五人用專機押送北京，受盡折磨，這樁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為其哥哥鳴冤叫屈的江青，怎麼一下子變了臉色，對李干卿的到來無動於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電話給招待所的領導同志，動員他們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們回去的命令以後，再次留下了傷心的眼淚，但仍堅持不離開北京，繼續等待江青的接見。

　　大約過了兩天，江青叫我打電話問問中直招待所她哥哥離開北京了沒有？我打電話問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說，還沒有走。

　 　這時，江青心裡很矛盾：不見吧，他們執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時間長了，對她影響不好；見吧，又怕別人說她階級界限不清。經過思想鬥爭，她決定還是見一面， 趕快把他們打發走。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電話給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請他報告主席她哥哥來求見的事，並請示“我見他們一面好，還是不見好”。

　　毛澤東回答說：“為什麼不見？國際戰犯都能改造好，國民黨的高級人物我都可以見，難道你的親兄長都不敢見嗎？你不能六親不認吧！見，一定要見。”

　　當我把主席的話報告給江青以後，她決定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父子。江青說：“像他這樣有歷史問題的人，沒有資格進中南海和釣魚臺，在大會堂見一見，就夠抬舉他的了。”

　　會見時，面對多年未見面的哥哥，江青沒有表現出一丁點想念之情，反而像訓斥小孩子一樣，疾言厲色地教訓了一番。

　　她說：“你們到北京來，為什麼事先不向我請示匯報？你們這是逼着我見，搞突然襲擊。像你這樣有歷史問題的人，不能亂跑，更不該私自到北京來。你一來搞得我很被動。從今以後不許你再來北京，你今天立即離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