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時期金圓券瘋狂貶值 物價上漲千萬倍

來源: 同舟共進

　　抗戰結束不久，國共雙方重新開打。國民黨方面由於軍費大增，財政惡化，大量印刷法幣，造成通貨膨脹，刺激物價上漲，財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圓券發行前，法幣發行額增至660萬億元，比抗戰前夕增加了40餘萬倍，物價較抗戰前上漲了3492萬倍。

金圓券風潮與國民黨的沉淪

□ 范泓（文史學者）

司徒雷登：“中央政府猶如病入膏肓的病人”

1948年7月29日，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見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外交部部長王世傑、財政部部長王雲五等人，商討幣制改革案。

這一行人從南京乘專機至杭州，再經由京杭國道，到武康縣（今德清縣）三橋阜，換乘肩輿上山。從三橋阜到山頂的公路，抗戰時就已被毀，尚未修復，登山就要坐轎子，一路之簸搖，想必不是一件愜意的事。其間，還發生過這樣一個小插曲：翁文灝等人三橋阜下車，守候在路旁的轎夫，竟衝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灝一擁而上，無一人理會王雲五，據說是過於肥胖，“轎夫不願高抬”。這件趣事，是當時甫卸浙½省政府委員、民政廳廳長職務的阮毅成後來在一篇有關王雲五的文章中披露的。說起來，自是朋友間的相與笑樂，但轎夫們這種“不願高抬”的現實心理，對於這次力主幣制改革的王雲五來說，或可成為接下來發生“金圓券風潮”最好的註腳：民眾切身利益決不容忽視，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國民。

這時的中國，經歷8年抗戰之後，生命財產毀損難以計數。作為執政的國民黨，理應給剛剛擺脫戰亂之苦的中國人一個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發展¾濟、休養生息的機會。不料，戰後僅10個月，內戰全面爆發，一打就是三年多。美國政府派來剛獲准退休僅10天的馬歇爾將軍居間調停。中共所堅持的底線是反對“一黨獨大”，和談之外以武力抗爭；國民黨不願放棄執政優勢，希望在局勢稍加穩定、全國性的危機爆發之前，能夠迅速解決中共問題。

當時雙方兵力和地盤，國民黨占絕對優勢；但隨着戰後¾濟不斷惡化，以及接收措施喪失民心，形勢此消彼長，國民黨的頹勢正逐漸明顯起來，這不止反映在政治層面上，經濟和金融等問題也處理得一團糟。以淪陷區為例，抗戰結束後，政府一紙命令規定：不准使用偽銀行貨幣（中儲券、聯銀券等），偽幣200:1兌換法幣。如此變易，意味着淪陷區數億民眾的動產價值，一夜之間變成了只有1/200。不到8個月，南京城裡最基本的生活物資，如稻米，暴漲500倍之多！從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下旬給馬歇爾的內部報告中亦可知道：“到8月底，通貨比5月底膨脹了64%，比去年初膨脹了27%。1947年的頭五個月一直維持着這樣高的通貨膨脹率，從年初始，預算赤字與通貨膨脹幾乎同步上升¡¡政府處境繼續惡化，行政上仍舊無能，這仍屬於基本趨勢。現在，中央政府猶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茅盾：“在中國唯一仍然在全力開動的工業是印刷鈔票”

1948年6月，前商務印書館總¾理王雲五就任行憲後的第一任財政部長。為挽救此時瀕於崩潰的¾濟，提出幣制改革案，以金圓券代替業已崩潰的法幣，限制物價暴漲（即以行政辦法平抑物價）。

這裡有必要談一談“法幣”。

民國以降至抗戰爆發這段時期，中國財政與金融可用一個“亂”字來形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幣值制度尚無法確立，金融界資本家、軍閥與錢莊各自發行貨幣，單硬幣就有數十種之多。二次北伐後，蔣介石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無法統一貨幣，距真正的“國家統一”還有一段距離。1933年，國民政府引進銀本位制，即有名的“廢兩改元”政策，並開始鑄造銀幣。此時正值世界性經濟大恐慌，西方各國相繼脫離金本位制，採用以國家信用或政治力為基礎的通貨管理制度。到了1935年，美國政府大量收購世界銀元，致使國際市場銀價暴漲。中國民眾也大賣銀元換取美金，造成國內銀元大量流向美國，銀本位制搖搖欲墜。此時英國政府看準中國幣制即將崩潰，便打算積極介入，取得對新幣制的掌控。為此，英國政府派出大師級金融專家李斯・羅思前往中國，指導進行幣制改革。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宣布將銀元國有化、停止以銀元兌換銀行券的措施，所有通貨改成政府指定的紙幣，這就是所謂的“法幣”，即法定通貨。

法幣發行之初，對穩定和推動戰時中國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這場豪賭之中，英國方面總共借款中國一千萬英鎊之多¡¡這也造成了中國在財政甚至外交上依賴英美的局面”。（黃文雄《日中戰爭》，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中日開戰的1937年，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總額推定為14億元；8年之後，就是抗戰結束那年，發行總額卻高達5569億元，暴增約400倍，通貨膨脹嚴重可想而知。

抗戰結束不久，國共雙方重新開打。國民黨方面由於軍費大增，財政惡化，大量印刷法幣，造成通貨膨脹，刺激物價上漲，財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圓券發行前，法幣發行額增至660萬億元，比抗戰前夕增加了40餘萬倍，物價較抗戰前上漲了3492萬倍；這種暴漲局面，反過來又加速了法幣的流通速度和貶值速度。作家茅盾在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這樣說：“當時流行着這樣的笑談：‘在中國唯一仍然在全力開動的工業是印刷鈔票’。”

早在抗戰後期，蔣介石即曾多次邀請王雲五參加政府工作，“以貢獻其多年注重科學管理之經驗於戰時經濟”（吳相湘語），王以商務印書館一時無相當人選可資接替，婉言謝絕。抗戰後，蔣舊意重提，王仍願以在野從旁協助，不願入閣……這一次，之所以出任行憲後的第一任財政部長，“唯一的誘惑使我勉允擔任此職，就是對於改革幣制之憧憬……”

王雲五親擬“幣制改革平抑物價平衡國內與國際收支聯合方案”，其中第一條就是：採行管理金本位制，於最短期內發行新幣。此案與翁文灝交換意見後，次日特謁蔣介石，蔣“原則上表示贊同”（王雲五語），但為慎重起見，又指定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及三位專家Ð助翁、王二人詳加研究，並草擬各有關辦法，由此有了一個“六人小組”。從7月9日至28日，整整20天，三十幾條原則，“經六人小組多次秘密討論”，並予修正後，由王雲五進一步草擬具體辦法。此修正案原本擬交7月底立法院休會前提請通過，蔣介石認為“時間或來不及”，且公布前須“絕對保密”，故未再提交立法院討論。於是就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7月29日，翁文灝、王世傑、王雲五、俞鴻鈞等人從南京趕赴莫干山，與蔣會面，共商幣制改革案。

蔣經國：“ 搗亂金融市場的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

為保密起見，這一行人返回南京途經杭州時，未看望任何人。

1948年8月19日，正式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公布《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等四種法規。《金圓券發行辦法》規定以金圓為本位幣，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幣300萬元，換金圓1元，東北流通券30萬元換金圓1元。金圓券發行總額以20億元為限。對美金匯率，為金圓券4元合美金1元。公布之前夜，各種文件起章與謄正，均由王雲五一人辦理，“不肯假他人之手”。

8月22日，行莊復業，即中央銀行開始收兌金銀外幣的第一天，王雲五在南京辦公室接到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上海長途電話，言賀幣制改革政策成功，並稱“……其情形之踴躍，着實出乎他所預料之外”。從相關史料看，幣制改革一月內，全國物價，雖隨地而異，稍有漲落，但“大體仍甚良好”（王雲五語）。除少數商品，如紙煙類漲價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均有回落至8月19日水準以下，“最初四十日的反應可說良好”（吳相湘語）。

9月3日，從美國訪問歸來的傅斯年致函王雲五：“此事關係國家之生存，非公之無既得利益者不足以為此，卓見毅力。我是向來好批評而甚少恭維人的，此次獨為例外。”傅同時勸說王雲五取消此次赴美開會計劃，或許認為王作為幣制改革主持人，在此關鍵時刻不容離開。後來事實證明，這一擔憂不無道理。

此時出現兩大現象：第一，開始有黑市。對外匯價，下跌甚速，由原來的4:1下跌至10:1，逐漸至20:1；第二，搶購風潮興起。其原因是：加強經濟管制，凍結物價，屬硬性規定，店家老闆，只得服從。“不久聰明人便搶先購買，寖假而大家參加搶購。先搶洋貨雜品，次及米糧麵食。最後只要手上有錢，無所不搶，社會秩序騷然……”（徐柏園語）10月11日，王雲五自美國會議歸來，認定此次搶購風潮，“至少在上海方面系有組織的舉動”。但對於更多民眾來說，其悵然與絕望，或不亞於戰亂帶來的紛擾與不幸。尤其是淪陷區民眾，持有的貨幣，9年之間3次重大變易，已等於烏有！“然而他們仍不怨不尤，搜查箱底找出少數收藏多年結婚金飾等遵令往兌成金圓券”。金圓券發行40日內，以紙易金，兌得黃金美鈔逾3億元，可說是大多民眾將戰火劫餘全部奉獻，愛國心發揮盡致，但亦實屬被迫而徒喚奈何！

事實上，真正將金融市場攪亂者，非此時心如亂麻的小商人，而是那些強勢的大資本家和大商人。赴滬實際主持經濟督導的蔣經國，在8月22日日記稱：自新經濟方案公布之後，一般人民對於幣制的改革以及經濟的管制，多抱樂觀的心理；而政府人員則多抱懷疑的態度……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蔣經國著《痛定思痛》，1955年12月台北出版）從郭廷以編著的《中國民國史事日誌》中亦可知當時違規之況，如9月2日，泄露改革幣制消息乘機牟利之財政部秘書陶啟明（所謂在滬拋售紗股之隱名士）被拘……9月3日，申新紗廠總經理榮鴻元因私套港匯，證券經紀人杜維屏（杜月笙之第二子）因幣制改革前夕拋售永安紗股，被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扣押。10月1日，宋美齡自京到滬，傳與上海揚子江公司囤積大批汽車鋼鐵棉紗案有關，該公司總經理為孔祥熙之子令侃。

新幣發行前，蔣介石曾兩次諮詢前中央銀行總裁張公權。張直言相告：必須有充分現金準備或外匯儲備，或則控制每日發行額，較前減少，方可實行；若無充分現金準備，則至少也要把握物資，有力控制物價，使新幣不貶值。王雲五事先理應周詳考慮，寧緩毋急，或多尋其他方案。然上任後79天即斷然宣布發行金圓券，“實在遠超過本人才能學識，以致愛國終致誤國”（吳相湘語）。

王雲五設法補救，擬方案兩種，翁文灝彷徨失措，不敢實行。11月3日，翁文灝內閣決定總辭；11月10日，王引咎辭職，黯然離去。

11月11日，行政院宣布《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同時頒布《修正人民所存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准許民眾持有金銀外幣，准許銀幣流通，金圓券存款時得以金圓券同額兌換金銀，改訂金圓券兌換率，其比率高於3個月前政府買進的5倍！此時人們對金融信心大跌，寧買黃金，而不要金圓券，“每日上海黃浦灘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門前，自清晨至傍晚，鵠立群眾擁擠不堪，現象十分惡劣，終於發生擠斃人命”（張公權語）。

“發行不到三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前此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為之破產，怨聲載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潰”。（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第1版）之後，平津失守，中原會戰失敗，軍事逆轉，互為因果，通貨進一步膨脹。至11月，金圓券總額突破上限20億；至次年5月，上海撤守，發行總額已上漲了63900餘倍，幾成廢紙。

沈雲龍：“金圓券是大陸沉淪主因”

有學者提出“金圓券是大陸沉淪主因”（沈雲龍語），或許是從政策與民心的“得與失”加以解讀的，以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看，未必過分之言。

不過，對當事人王雲五來說，在金圓券背後，仍有許多難言之隱。至少，其結局與初衷相悖，而始料未及。1967年前後，王近八十高齡，撰著“八十自述”，其中涉及“金圓券”三章，交友人阮毅成“核定”。阮針對文中未盡之言，多有疑問；王一一作答，坦誠無遮，甚至“是非功罪不願一辯”，或不失其磊落。

阮問：外間均謂我抗戰勝利之時，國庫有外匯七億元美金。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長，一年余即揮霍殆盡，因而通貨膨脹，幣制遂被迫不得不加改革……

王答：當時確有七億元美金，亦確為宋子文用光……

阮問：幣制改革案，中央早有擬議，迄未定案，因無人敢負如此重大責任，而於先生接長財政部後，斷然提出。並有人謂系奉命提出，終於造成重大風潮，甚至大陸撤守，此亦被指為重要原因。因而先生系屬代人受過，究竟真相如何？

王答：一、中央確有數種幣制改革草案，但均不成熟。本人到財政部後，一一取閱，曾有所參考。金圓券辦法，系本人獨創，並無人授意。惟事先報告中央時，曾說明此須軍事上有把握，方能實施……不料十月初，濟南即告撤守。而東北駐軍竟自印鈔票，幣信遂告下跌，終至無法挽回。所謂代人受過，本人從未敢以此作推諉之藉口也……二、中央當時有鑑於通貨膨脹之危險，急求改革幣制。初意能得美援幫助，而美國竟袖手不理……

阮問：先生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底，赴美國開會，是否當時可以不去？

王答：系因是年國際貨幣基金會，輪值我國主席。我前往出席，乃是希望在美援未恢復前，先能在基金會曾謀求貸款。行前將一切補充辦法，親自擬就，送交翁文灝。而翁膽小，竟聽信俞鴻鈞之言……本人當時如在國內，或翁肯有負責任，即不致有此失敗……

王雲五上述追憶中，對翁文灝其人微詞頗多，似不無道理。

以翁多年為人與處事，曾一直遭人詬病：貌似恭謹，心懷機詐；諂上驕下，巧於仕途……（沈雲龍語）胡適與之過往幾十年，知之甚深。1948年10月，正為金圓券危機之時，在北平，胡適請陶希聖轉告蔣介石一句話：翁不能做行政院長！陶聞之大驚，問何故？胡適說：“蔣先生謬采書生，用翁詠霓組閣。翁詠霓自在長沙撞車以後，思想不能集中。同時，他患得患失，不知進退，他對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沒有誠意，而對部下，則刻薄專斷，他不能做行政院長。”（陶希聖《關於敦請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長及其他》，台灣《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1976年）

著名史學家吳相湘指出：“政府當局祗知以學人或社會賢達當政，企圖一新國人耳目，而不詳究其專長而任意安置。這完全是政治上粉飾行為，無補於政治革新的實際，且適以誤國，王雲五即因此被犧牲。”王本是一出版社總經理，雖讀書博且勤，然衡以近代學術標準，最多是一“雜家”，而絕非“專家”；況且一大出版機構每年收支數目，遠不如一中型銀行，見識與經驗自有高下；翁文灝是一地質學家，於財政金融更是一竅不通。而危機來臨，虛與委蛇，心有旁騖，缺少擔當，此次幣制改革焉有不輸之理？加之國民黨長年訓政，獨享政權，對多元勢力無法包容，亦未能疏解；行政腐敗，經濟崩潰，物價飛漲，流民增多，社會不滿難以平息，此正為中共革命“江山易幟”最佳時機。蔣政權大陸潰敗之日，為期不遠矣！

原載《同舟共進》2008年第5期 (本文來源：同舟共進 作者：范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