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央視《看見》欄目推出了一個突破性的選題：“你的死亡誰做主”。柴靜通過採訪，對 “尊嚴死”和立預囑，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其實早在1982年，就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國家領導人，在遺囑中親筆寫上了這樣一條：

　　在我患病急救時，萬勿採取搶救，以免延長病的痛苦，以及增加有關黨組織、醫療人員和有關同志的負擔。

　　這位長者就是周恩來總理的夫人鄧穎超。在周總理去世以後，她先後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中共全黨上下尊稱她為“鄧大姐”。

　　鄧大姐1992年7月11日以87歲高齡辭別人世。她的遺囑《鄧穎超同志生前寫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隨即公開發表，被老百姓稱為“端正黨風的一份難得的好教材”。

　　1993年初，我曾經採訪過周恩來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先後發出兩篇稿《周恩來的家事心事身後事》和《鄧穎超未公開的遺囑》，對鄧大姐的遺囑均有報道，後一篇尤為詳盡。但當時僅是對外發稿。20年過去了，這次借“選擇與尊嚴”節目的播出，將報道的有關段落公開如下：

　　一、

　　除上文提到的《鄧穎超同志生前寫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而外，鄧大姐還留下了一份有關身後事處理的委託書，這可視為她的另外一份未公開的遺囑。鄧大姐親筆把它寫在兩頁普通的信紙上，題目為《委託下列同志辦的幾項事》。

　　她點了六個人的名：楊德中、李琦、趙煒、張佐良、高振普、周秉德，囑託由他們“組成小組”，“請楊德中負責主持”，“趙煒協助”;然後，她列出七件事，交代給這個小組在她身後辦理。

　　這六個人中，周秉德是唯一的親屬代表，她系周恩來三弟周同宇的長女，從12歲起就長期生活在周恩來夫婦的身邊。我採訪時，她任《華聲報》報社副社長。

　　據周秉德介紹，這份未公開的遺囑，立於1982年11月5日，距第一份遺囑之後的四個月，從時間和內容看，主要是對第一份遺囑的補充或具體化。但它的第一條卻是獨立的，公開的遺囑里沒有這方面的內容：“在我患病急救時，萬勿採取搶救，以免延長病的痛苦，以及有關黨組織、醫療人員和有關同志的負擔。”

　　這一條很重要，它與鄧大姐後來一直主張“安樂死”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早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一條有關安樂死的消息，收到的第一個聽眾反應，就是鄧穎超的一封措辭懇切的信，她表示完全贊成。

　　二、

　　鄧穎超公開的遺囑是1982年6月17日寫的，我問周秉德是否事先就知道這份遺囑。

　　她說：“1982年7月11日，七媽(因為周恩來在周氏家族裡的大排行里行七，侄輩都稱鄧穎超為七媽)打電話邀我和弟弟秉鈞去中南海。因為西花廳正在維修，她臨時搬到中南海游泳池旁的房子裡住。她對我們說：‘我住在高級招待所，房子這麼高，這麼大，這麼講究，還有個大花園，但我還是喜歡原來的舊房子，喜歡西花廳。”

　　鄧大姐就是在這個高大而講究的招待所里，向秉德和秉鈞正式交代了自己的後事：‘現在老大、老二都來了，我得向你們講清楚，我已經寫了遺囑了，向組織上和趙煒(鄧的秘書)都作了交代。’然後她一條條地告訴侄女侄子她的意見。

　　秉德說：“我記得那天她特別談到‘安樂死’，這個要求在那份遺囑里沒有，但在同年11月5日她寫的那份帶有補充性質的委託書里，列在了第一條。

　　當時七媽和我們講得很明確，看來她已深思熟慮了：‘我得重病的時候，或我臨死的時候，千萬不要搶救，那時侯搶救沒有什麼意義，只能延續那麼一兩天的生命，搞得醫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報紙上說美國有一個安樂死醫院，人老了，該辦的事都辦完了，就可以安靜地沒有痛苦地死去，我看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

　　七媽是看到伯伯最後時刻的痛苦有感而發的，那天她幾次說到伯伯：‘你們伯伯那時侯受的罪太大了，一共做了十三次手術，最後一次手術搶救，只拖延了他五天的生命，實在沒有意義。但當時我沒有權力說這個話。”

　　三、

　　遺憾的是，十五年以後，當鄧大姐病危時，還是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個人敢於拍板，實現她的遺囑，他們只有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人力、物力搶救並儘可能延長鄧大姐的生命。

　　1991年7月27日，鄧穎超因高燒肺炎住進北京醫院。在這之前，她進食已十分困難，一直跟隨在周恩來身邊的老廚師，要將做好的飯菜一樣一樣地打成糊狀，放進小碟子，用熱水溫着，送給她慢慢吃，一頓飯常常要吃一個小時。後來這樣的辦法也不行了，她甚至不能喝水、吃藥。醫護人員只能用棉簽蘸上茶水、桔子水，一點點潤進她的嘴裡，以解乾渴，但營養及藥物無法進食。這次住院，院方已向中共中央及親屬下了病危通知。

　　醫院準備實施最後的搶救，曾為周恩來做過多次手術的著名外科專家吳蔚然大夫，提出為鄧大姐“造一個胃漏”，即在胃上打一個口，當時會診的醫生有不同意見，有人不敢做，因為手術難度大，且病人痛苦;但吳蔚然堅持要做，他說：“只有這麼一個辦法了。”8月1日下午，由吳大夫主刀，這項手術成功了，於是延長了鄧大姐一年的壽命。

　　生命的最後一年，鄧穎超是在北京醫院的病榻上度過的。她曾幽默地形容手術後的自己：“我現在不能吃，不能喝，嘴都換地方了。”她幾次表示，“我的手術是在不省人事時做的，如果我醒着，我就不讓動了。”

　　她在去世之前的幾個月裡，經常處於半昏迷狀態，病情時好時壞，搶救設施不離左右。當她神智清醒時，她對守在身邊的工作人員叮囑：“我這麼難受，還拖累了你們這麼多人，以後再也不要搶救了。”

　　1992年7月10日鄧穎超的病情再度告危：低燒、心力衰竭、血壓降低、腦和肺里都有積水，且呼吸很慢，1分鐘只有十三四次。專家們再次會診搶救，但此時已無回天之力。

　　1992年7月11日清晨，這位傑出的女性撒手西去。

　　她最終也未能實現那份未公開遺囑中的第一條。

　　她本來希望在死亡面前做一名移風易俗的帶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