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的幽靈在俄羅斯復活，顯示出俄羅斯革命連最基本的政治成果也被出賣殆盡了。不過，如果我們聯想到人類歷史上另一場具有相同重要意義的法國大革命所經歷的曲折過程，對於今天的這一插曲也就不會驚奇了。

關於法國大革命，從同時代的米涅的《法國大革命史》到今天的以巴黎大學索緒爾教授[1]為代表的法國大革命史講座，大都是學院式研究；以保守的統治立場批判法國大革命過程的政論，如柏克的《法國大革命反思》，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只有克魯包特金的《法國大革命》才是徹底以民眾史觀描寫這場民眾運動的，才是最明確地揭示出革命的真髓的作品。

十月革命以後，布爾什維克通過內戰等擊敗了白軍的反動軍事勢力，同時也鎮壓了除布爾什維克以外的所有政治力量，特別是鎮壓了1921年克朗斯塔特Kronstadt海軍基地以無政府主義水兵為主的起義。但布爾什維克對於專心著述的無政府主義“教祖”克魯包特金卻非常客氣，以他的《法國大革命》版稅的名義資助克魯包特金讓他安心寫作。實際上，廣義的俄羅斯革命是以無政府主義為先驅的，連十月革命的領導人物們，都或多或少地受克魯包特金的影響。列寧就高度稱讚克魯包特金的《法國大革命》是“至今為止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論著中最好的作品”，“至少要印刷幾十萬冊，在我國所有的圖書館裡普及”[2]。

在此書裡，克魯包特金（插圖）強調法國大革命的成果是廢除了農奴制與專制政治，即使波旁王朝復辟，也不敢恢復舊制度。“法國大革命轟轟烈烈地堅持了二十三年，就是因為民眾不能放棄革命的成果。所以，甚至在波旁王朝的白色恐怖時代，統治階層也不敢去觸動民眾從封建領主那裡奪回的土地。舊制度的復活已經不可能了”(426頁)。

當然，革命的成果來之不易，而最大的阻撓卻來自領導革命的國民議會(後改稱國民公會﹑立法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多數派成員。克魯包特金猛烈抨擊他們對革命的背叛與出賣：在七月十四日(攻陷巴士底獄)之前，國王公然調集軍隊準備解散國民議會，國民議會卻無動於衷，“民眾已經站起來要徹底推翻王制，但議會對於哪一邊能獲勝沒有把握，小心地避免支持任何一方。總的來說，議會對王制更懷好意，不追究路易十六的犯罪，為了阻止暴露國王自身的犯罪連國王的共謀犯也不願意追查”(222頁)。

當國王收買米拉波等著名議員﹑招致奧地利僱傭軍進攻巴黎準備殺害所有革命者的陰謀暴露後，國民議會仍然全力迴避對國王的審判與判刑。在革命的高潮，國民議會判處國王的死刑時，有46%的議員反對。“資產階級的指導者們自從七月十四日和十月六日以來，腦袋裡就一直沒有放下他們所畏懼的民眾起義這個妖怪”，“面對革命的勝利﹑共和制的確立﹑封建特權的全面瓦解﹑要求進一步對富有階層徵收重稅的民眾，資產階級的代表們更願接受國王與外國僱傭軍”，“連羅伯斯庇爾這樣的激進派，也沒有勇氣要求國王退位，認為共和主義者這樣的稱呼是對自己的中傷”(182-183頁)。

推動革命向前發展的是受盡封建特權壓制的都市平民與地方農民。克魯包特金高度地評價農民起義：“為了廢除封建特權﹑奪回自十七世紀以來被僧侶﹑世俗兩界從農民部落掠奪去的共有地的農民起義，才是大革命的精髓﹑大革命的基礎。資產階級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要求自己的政治權利。沒有自1788年萌芽﹑1789年以後迅速展開的農民大起義，革命決不會進行的那麼徹底”(85頁)。

在巴黎，“打倒王制的，是被稱為共同體commune的組織。八月十日以後，共同體成為革命的名符其實的核心﹑掌握實權。當共同體健在時，革命就充滿活力。在全國各地的共同體中充滿了革命的靈魂，沒有這樣的核心，法國大革命就不可能摧毀舊制度﹑擊退德意志侵略軍，不可能再生法國”(147頁)。

支持共同體的是被稱為部段section的民眾自發組織，在此之上組成共同體。部段才是革命的發源處﹑是民眾的活動據點。克魯包特金稱那些活躍在部段的民眾為無政府主義者，正是他們“為革命獻出身心﹑理解革命的意義﹑熱愛革命﹑為革命在所不辭”。在法國的歷史上，“無套褲漢”突然以事態發展的主體出現：“他們活躍在街頭﹑出現在國民公會的傍聽席，以怒吼﹑喝彩等推動議事日程。這是來自民眾的直接呼聲，不可能從資產階級的輿論中產生出來。議員們和行政機構不得不聽從他們的聲音，因為他們握有最後的武器：起義”(268頁)。

不用說資產階級的政府，連激進的雅各賓派和羅伯斯庇爾都恐懼﹑壓制部段的活動。部段的無政府主義者成為首要被迫害對象，許多積極分子被殺害或被迫自殺。部段死了，共同體也亡了，革命也就停滯不前或趨於反動了。

克魯包特金深情地稱讚部段和共同體的精神領袖馬拉：“比大多數革命者年長﹑富有經驗﹑對民眾深切熱愛，比同時代人正確地理解革命的各個階段﹑能預見下一步的發展，再沒有別人能象他那樣把握各種複雜事件的相互聯繫”(335頁)。可惜馬拉被過早刺殺身亡（插圖為“馬拉之死”）。

與馬拉相比，羅伯斯庇爾“排斥一切財產平等化的訴求。他明知平等是革命摧毀封建制度的唯一決定性力量，卻害怕離開當時的統治勢力，小心地避開那些為民眾活動的人”(190頁)。“八月十日之前，羅伯斯庇爾與所有雅各賓派，都寧願支持國王與宮廷而不肯再次訴諸於民眾革命的烈火”(191頁)。

對於新興的資產階級來說，革命已經成功﹑已經達到盡頭，“只有羅伯斯庇爾才是建立強有力政府為革命閉幕的最理想人物”(408頁)。由此，羅伯斯庇爾被資產階級推上獨裁者的地位，在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後又被他們拋棄。

克魯包特金對於在法國大革命中(1789年至1794年)湧現出來的近代社會主義潮流的民眾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賦予極高的評價，以至於斷言到十九世紀末為止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學問的偽裝”)等都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思想。這主要是因為他只注重財產﹑消費品平均的“共產主義本質”，無視伴隨工業化社會到來的生產過程中的對於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關係。

無論如何，此書中確立起來的徹底民眾史觀對於我們理解任何民眾革命，包括俄羅斯革命﹑中國革命以及任何真正有歷史意義的民眾運動，都是很好的啟發。俄羅斯革命變為今天的結果，對於每一個真正的站在民眾立場﹑本身也是民眾一員的人都提出了許多必須回答的問題。我認為其中的一項重要反省在於各種認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等不同潮流(有時候只是不同名稱而已)的組織之間的互相理解與認識。只要是為民眾的利益奮鬥犧牲，不管其本人願意用“社會主義者”或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稱呼，都應該受到尊重和同情。

在很大程度上，俄羅斯革命的過程發展為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時就已經背離民眾﹑革命就已經停止了。最近的特別是關於克朗斯塔特起義的歷史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克朗斯塔特起義的水兵們不僅是十月革命的直接參與的功臣，而且也是俄羅斯革命的直接繼承者，他們的要求(選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反對由“黨”壟斷一切，釋放所有社會主義者等)完全符合蘇維埃的精神，而直接鎮壓起義的托洛茨基和批准鎮壓的列寧在此事件的處理上都是有罪的（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間，把鎮壓的責任推到“契卡”頭目捷爾任斯基的頭上）。而參與鎮壓的布爾什維克官僚，以托洛茨基為首，後來幾乎都遭到斯大林的肅清[3]。當然，我們並不能以此事件就判斷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性質，但列寧，特別是托洛茨基，也必須對他們竭力反對或殊死反對的斯大林體制的形成負一定責任。

今天，那些能自覺地堅持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的人，甚至一些贊同斯大林主義﹑毛主義的活動分子，在這個世界上已經非常難得了。但這並不能作為自己的免罪符，而反思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理論與實踐﹑特別是基於事實認識那些自己認同的潮流中的過失，是一個最不容易﹑也是最需要實行的起點。當我們終於認識到以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史教程為頂點和象徵的所有蘇聯﹑中國官方教材都是為統治當局服務的偏離民眾史觀的工具時，克魯包特金的這本《法國大革命》就成為一本不可多得的基本教材。

[趙京，首發於香港《十月評論》1998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