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案：刺殺兩江總督被凌遲

       張文祥刺馬，是清末四大案之一，也是四案中最為撲朔迷離的一樁疑案。張文祥就是張文祥，一個幹過捻軍，也幹過太平軍的刺客。而所刺殺的馬，是當年的兩江總督馬新貽。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馬新貽在校場閱操完畢，在返回衙署途中，為埋伏在路旁的張文祥所刺殺。此案震動朝野，朝廷調動了曾國藩在內多名大員審訊勘察，折騰了半年，才算結案。然而，朝野不服，文人筆記，言人人殊，民間則編出了京劇，彈詞，評話，文明戲來演繹，越說，離結案的結論越遠。死後被朝廷立了專祠祭奠的馬新貽，在民間的口碑，完完全全變成了一個卑劣的白鼻子小丑，忘恩負義，貪生怕死，還因好色而謀害結拜兄弟，霸占了結拜兄弟的妻子。

　　有清一朝，地方大員自太平天國造反以來，折損的倒是不少，但在革命黨人沒有崛起之前，和平年景遇刺身亡者，還真是少見。兩江總督，又是跟直隸總督一般分量的最為重要的地方大員，分量極重。大員突然遇刺，引人關注，倒不奇怪。但是，此案從晚清哄傳到民國，長盛不衰，跟這個案件自身的特點不無關係。一方面，刺客手法高超，一把鋒利的匕首，用毒藥餵過，行刺過程，乾淨利落，在重兵護衛之中，如天而降，一刀斃命。完事又不逃走，束手就擒，在審理過程中，倔強不屈，無論怎麼動刑，到面不改色，直至最後凌遲處死，一聲不吭，絕對是一條漢子。這樣的漢子，按情理，不是職業殺手，就是英雄好漢。在人們期待中，無論如何，此案必有蹊蹺，即使沒有主使之人，也必有重大冤情。即使如曾國藩這樣的老江湖，老宦場，在接到重返兩江總督任上審理此案的任命，在跟西太后說起此案時，也認為此案“甚奇”。然而，審理結案的結論，卻跟人們的期待大相徑庭。沒有找到主使者，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曲折案情，不過是一點私人恩怨。那個時候，朝廷的政治，又是黑箱，審訊不公開，結論也無從討論。所以，結案之後，人們更是議論紛紛，傳言四起，相關的演義事業，自然就更發達了。當時又已經有了租界，在別的地方演噁心馬新貽的戲，可能被禁，但在租界裡演，誰也沒辦法。

　　此案的結論，從最初江寧將軍魁玉和漕運總督張之萬，到後來的曾國藩，基本上是一致的。據《清實錄》和曾國藩的奏稿，結論就是，張文祥刺殺馬新貽，動機很平常，無非是那麼點私人恩怨。曾為發逆（太平軍）後通海盜的張文祥，因馬新貽剿海盜，殺戮同夥甚多，沒了落腳之處，老婆又被人拐走，攔駕告狀，馬又不理。開小押（賭場），又被馬新貽禁止，於是走投無路，遂起念殺馬，馬新貽也就真的吃他給殺了。

　　顯然，這樣平淡無奇的結論，實在是太不過癮，也太像是有意隱瞞了。別說民間，就是對於此案發生即疑諑紛起官場，也難以服人。於是，一時間傳言四起。有傳是丁日昌因馬新貽查辦他的兒子，托請不入，因而僱人報復的。也有傳其實跟曾國藩被遣散的舊部有關，他們沒看上跟湘軍沒關係的馬新貽做兩江總督，涉及朝廷的權力之爭。也有人傳是因為馬新貽是回民，他的死，跟回漢爭鬥大有關聯。

　　日前在文史資料上，看到一篇文字，寫的人名叫陳功懋，祖父當年在給馬新貽做刑名師爺，馬新貽被刺之後，一直參與審理。陳功懋根據祖父留下的筆記，整理出馬案全貌。據他講，其實刺馬案的結論，在魁玉和張之萬的審理中，就已經做出了。朝廷加派曾國藩來重審，審了好長時間，卻並沒推翻原議，不是曾國藩有意徇私，不想讓同僚難堪。而是在當時，就算曾國藩清廉公正，也大概只能這樣結案。這樣結案，跟主要事實並無太大的出入。

　　但是，結案的結論，的確跟審出來的事實，有所不同。幾位朝廷重臣，或多或少有意隱瞞了一些事情。比如，馬新貽在太平天國亂時，擔任廬州知府時，出城追擊叛軍，中伏被俘，俘虜馬的，就是時為捻軍頭目的張文祥。只是，當時馬新貽化裝了，張文祥並沒有認出來這傢伙原來是個朝廷命官。反而因馬新貽的親兵時金彪是同鄉，用鄉音聊起來，動了憐憫之心，連他們倆人一併放了。這個事實，結案時根本就沒提。另外，結案結論提到了張文祥的妻子，被原來海盜的同夥拐走，但卻沒有明說，張的妻子，其實已經歸了馬新貽做三姨太。而這個三姨太，就是傳說中張文祥的把兄弟曹二虎美貌的妻子。傳說的故事裡，張文祥和曹二虎還有馬新貽，都是結拜兄弟。後來張文祥看出馬新貽不是個東西，先行離開了，但曹二虎不肯，要留下來共享富貴，曹二虎的妻子，因十分美麗，被馬看上，從而藉故害死了曹二虎，霸占了他的妻子。而張文祥刺馬，就是為了給兄弟報仇。其實，張文祥在妻子被拐後，曾經打探到了妻子的下落，說是在馬新貽家做傭人。當時身為馬新貽親隨的時金彪，也設法把張的意願告訴了他原來的妻子，但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他走，拒絕相見。這挺正常，有哪個女人，放在大官的姨太太不做，樂意跟一個四處漂泊的人漂泊呢?一直到張文祥刺死了馬新貽，他都不知道妻子已經是人家的三姨太了（馬新貽的三姨太，在馬死之後自盡）。張馬之間的仇怨，其實還是此前馬新貽剿匪以及毀了他生意造成的。如果放在別人身上，這點事情也許不至於讓人跟一個這麼大的官同歸於盡，但張文祥就能做到。我們不得不說，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一些具有特別性格的人，就是可以做出出乎人意料的非常之事。

　　當然，這樣兩處的隱瞞，對審案者來說，其實只是出於對死者的善意。畢竟，這兩件事，都是馬新貽的某種污點，傳出去好說不好聽。對於後者，馬新貽雖未必知情，但畢竟是納匪人之妻為妾，於官聲有礙，好說不好聽。都老爺如此知道了，參上一本，也可能會丟官。前者問題就更大，做地方官的，被“賊人”俘虜，丟了城池，卻沒有死節，細究起來，按清朝的法律，是要殺頭的。馬新貽矇混過關，此時已經混到兩江總督了，就算不死，同僚只要沒有深仇大恨，該瞞也得替他瞞，何況人已經死了，何必再揭人短?為尊者隱，是官場審案的慣例，更何況這麼大的官兒，大家彼此平時還多少有些交情。

　　然而，這樣的有意隱瞞，卻平白加濃了案件上面的迷霧，弄得整個案子，撲朔迷離的。案子結了之後，好些官場中人，出於官場經驗的敏感，看出裡面肯定有隱瞞，但並不知道其實瞞的並不多，加上結論離他們的推測反差也忒大了點，於是，他們首先就開始把疑諑化為故事。首先傳出消息的，就是官場的人。官家的人都這樣，民間的傳說，自然沒法不豐富。一個如此剛烈的漢子，一個手法純熟的行刺，最後的原因，居然是這樣的平淡無奇，有誰能甘心呢?其實，審案的人，也跟官場其他人一樣，感覺張文祥刺馬，沒那麼簡單，無論第一撥的魁玉和張之萬，還是第二撥的曾國藩，都拼命地問張文祥有無主使，但都沒有問出來。找來時金彪調查，也沒問出什麼名堂。沒問出來，結果可以有兩種，一種是張文祥打死不肯說，一種是的確就真的沒什麼事。兩種可能性都有。但如果參照其他的證人證物，第二種的可能其實更大些，只是，人們卻更喜歡相信前者。

　　多少年來的黑箱政治，人們對於朝廷出的事情，壓抑不住地喜歡往複雜了想，往陰謀上想。即使沒那麼複雜，沒有那麼多陰謀，也得把它弄複雜了，弄陰謀了。朝廷也好，官場也罷，在人們眼裡，就是那麼個地方，用《紅樓夢》裡賈元春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見不得人的去處”。這樣的去處，就是一個供人演繹故事的地方。都說國人喜歡陰謀，喜歡權謀，但這樣的性格喜好，其實跟中國長期的黑箱政治不無關係。在黑箱旁邊生活久了，也就喜歡瞎猜了。瞎猜，才有樂趣，猜離奇了，添加的情節，就自然成戲劇了。

　　關於兩腳羊的一個長長的故事

　　高級一點動物，一般都不吃同類，但危機時刻例外。人還是猿的時候，估計也是這樣，變成人之後，有了更為複雜的情感，尤其是有了文化，從道理上講，就更不能同類相食了，除非是為了跟征服有關的宗教祭祀的需要。所謂原始部落中的食人族，其實就是這麼回事。

　　中國號稱文明古國，自認文化最優。周邊的民族，如果不被征服的話，只有嚮慕教化的資格。但是，國人相食的歷史，卻跟文明史差不多長久。春秋以前的歷史記錄，過於簡單，不及提到這樣事情，春秋以來稍微複雜一點的歷史，就有這樣的記載。春秋攻戰，圍城時間長一點，裡面的人斷糧了，就會“易子而食”，即互相交換孩子吃。魯迅先生的小說《狂人日記》，說中國歷史就是吃人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沒有道理。

　　把人說成是兩腳羊，是為了吃的方便。這個說法，據說最早起於五代，五代時戰亂不已，殺人盈野，跋扈的軍人，一旦沒有了糧食，就吃人。為了解決軍糧儲存問題，殺人做糧，曬成干肉，把人呼為兩腳羊。其中，老瘦的呼為“饒把火”，少年婦人，呼為“不羨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其實，殺人做軍糧，西晉末年，匈奴人和鮮卑人就幹過，掠來大批年少的婦人，一路姦淫一路殺掉吃了，但卻沒有想出兩腳羊的名目。五代時的戰亂，主要是漢人之間的內戰，漢人比匈奴和鮮卑人有文化，吃人吃的有講究。到了北宋靖康之後，金人南侵，天下大亂，北方再度人相食，五代時的說法，再度流行。人們一邊吃着人，一邊談論着羊。再到後來，明末張獻忠屠川，人相食，還是把人說成兩腳羊。

　　人畢竟是人，人吃人，感覺怎麼說也不舒服。把人說成兩腳羊，這個心理障礙就小多了。但仔細想想，這樣的掩飾，比起赤裸裸的吃人，更加慘無人道，在無人道之中，還多了一點虛偽。說起來，人類歷史是文明史，但每逢戰亂，這樣反文明，不人道的故事，卻總是由人自己製造出來。過去的歷史，無論中外，這樣的慘劇，其實都難以避免。只是歷史的書寫者，每每一筆帶過，更多地喜歡說那些光輝燦爛的事兒。結果，流傳下來，再忠實的歷史，也只是記錄了該記錄的一半內容。人性的弱點，不止是喜歡做壞事，而且喜歡掩飾人所做過的最壞最惡的事。人能做出來的罪惡，有的時候人往往難以面對，因為自己的神經難以負荷。面對不了，就只好忽略，即使神經最堅強的史學家，在直面對人類自己做的惡的時候，有時也難免精神崩潰。

　　人類社會的存在，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和工具。但這樣人文主義的命題，直到人類社會晚近的歷史，才被提出來。此前的人，不是實現神的目的的工具，就是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具有文明素養，從小接受教育的人們，一直被教育着，人的存在是為了神的榮耀，或者忠君愛國的需要。人犧牲自己，如果是為了人以外的目的，往往是要被無限推崇的。中國歷史上，無數的忠臣義士，無數的義夫節婦，沒有一個人的死，是為了自己，都是為了某種理念，而這理念，跟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無關。即使孟子所謂的民為邦本，也無非是說，民是國家賴以存在的資本和資源，跟對人的生命的尊重，沒有半毛錢的關係。所以，戰爭來了，少殺的人，是出於對資源珍視的聰明人，而濫殺的人，則是缺乏頭腦的莽夫。被驅使殺人的人，和被殺的人，都是工具，實現野心家野心的工具。唐朝安史之亂中，張巡守睢陽，殺了自己的小妾做軍糧，對於唐朝天下，固然是忠臣義士，但對於被殺的女子，不過是屠夫禽獸而已。

　　既然人無非是工具，國家的工具，大人物的工具，那麼在極端情況下，被人殺掉做了糧食，也不過是工具的最後實現。也可以說，在我們不好意思書寫的那一半隱秘的歷史中，人其實一直是被視為兩腳羊的，所分別的，只是有些被吃了，有些沒有被吃，有些則暫時在吃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