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部長會議沉痛地宣告：全蘇撫恤年金領取者，1906年以來的蘇共黨員莫洛托夫在經歷長期的疾病折磨後，於1986年11月8日以96歲高齡去世。去世者1930年至1941年擔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議主席，在1947年至1957年擔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議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部長會議的第一副主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部長會議

莫洛托夫的國際性名聲起自1939年他以蘇聯外交部長身份簽署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即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以及秘密瓜分東歐的協議）。1941年6月22日，莫洛托夫以國家防衛委員會副主席的名義宣告德國的入侵；莫洛托夫在1943年11月的德黑蘭會議、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中，都伴隨斯大林，與斯大林一起共同代表蘇聯，與美國、英國談判戰爭進展與戰後處理。

熟悉蘇聯歷史的人更知道莫洛托夫的地位。他16歲即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布爾什維克派，曾經被流放過兩年，參與創辦《真理報》，被捕判刑13年（1年後逃脫）。1917年加入彼得堡工人與士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參加二月革命、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在十月革命中，莫洛托夫是托洛茨基領導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成員，參與領導起義。1920年，莫洛托夫在3名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名列第一位（另兩人是布哈林與加里寧），經常代替缺席的中央委員（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決定政策。

列寧去世後，莫洛托夫協助斯大林戰勝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右派”布哈林、賴可夫等，成為斯大林的副手，參與制訂、執行了所有被稱為“斯大林主義”或“斯大林體制”的蘇聯最輝煌發展的歷史。值得一提的，斯大林晚年已經不信任莫洛托夫，1948年強迫莫洛托夫與其妻（猶太人）離婚，1949年撤消其外交部長職務。1952年莫洛托夫仍然被留在擴大了的蘇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執行局中，實際上卻已經見不到斯大林了。莫洛托夫承認：如果斯大林再活下去，他自己就危險了。

斯大林去世後，莫洛托夫重新恢復了過去的職位，留任從22名減少到8名的政治局、重掌外交部、與赫魯曉夫等共謀打倒貝利亞。1957年，莫洛托夫反對否定斯大林、圖謀解除赫魯曉夫的第一書記職務。赫魯曉夫在朱可夫等軍方支持下連夜調動軍機把親赫魯曉夫的中央委員運到莫斯科開會，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將他與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開除黨籍。契爾年科上任後，莫洛托夫才得以恢復黨籍（1984年）。雖然蘇共把他的黨籍從1906年連續算起，但他實際上有四分之一的黨齡是以“反黨份子”的身份度過的。莫洛托夫也倖存到目睹戈爾巴喬夫的上台（當莫洛托夫1930年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時，戈爾巴喬夫還沒有出生）。可以說，沒有第二個人比莫洛托夫更有資格見證蘇聯歷史的興亡了。

蘇聯解體後，大量西方記者、研究者湧入俄羅斯獵取資料，用英文發表了不少新的關於蘇聯的報道、研究。但由於他們的世界觀局限，多數文章仍舊停留在從細節上批判蘇聯的層次上。引起人們注目的是前蘇聯的官員撰寫（或由別人代筆）的回憶錄，例如國家安全系統的蘇多普拉托夫Sudoplatov少將關於赫魯曉夫上台之前[1]、Kalugin少將關於赫魯曉夫上台之後的蘇聯中級官僚生涯回顧，提供了關於蘇聯政治運行的實際邏輯與演變。不過，他們的級別不高，領域不廣，難以從中全面了解蘇聯。

莫洛托夫在“退休”後有了大量時間讀書（雖然他只懂俄語）與思考，但是，如他自己所稱：“列寧與斯大林都沒有興趣寫個人回憶錄”，他自己也沒有寫回憶錄的念頭。莫洛托夫晚年的寫作仍舊是向蘇共中央或蘇聯報刊寫信，要求平反、批判赫魯曉夫以後的右傾機會主義（向美帝國主義妥協），這令人遺憾。

感謝詩人與作家楚耶夫（Felix chuev），從1969年開始，他成為莫洛托夫的朋友與來訪者，與莫洛托夫進行了140次（最後一次是致悼詞）平均長達4、5個小時的對話，並作了詳細的記錄。這就是我們今天讀到的《莫洛托夫還記得：與楚耶夫的對話》[2]。

楚耶夫把與莫洛托夫的對話分為四個部份：國際關係、與列寧共事、與斯大林共事、斯大林之後。雖然在某些細節上帶有偏見，但莫洛托夫在每一部份都提供了唯一獨特的史實與見解。可以說，此書是關於蘇聯興亡的最直接見證。

許多進步人士或多或少受託洛茨基寫作的影響，主觀性地把所謂斯大林主義與列寧主義截然分開，把蘇聯的必然滅亡歸因於斯大林。莫洛托夫用事實反駁了這種觀點。他指出，在鎮壓反對派方面，列寧比斯大林嚴厲。捷爾任斯基是在列寧的命令下行動的，斯大林也受到列寧的訓斥：“這叫什麼專政、這是牛奶加蜂蜜政權，不是專政！”列寧不允許任何反對意見，有些未能完成任務（未按時把糧食從地方征運到莫斯科或彼得堡）的地方幹部被就地槍決。我們今天容易想象列寧比斯大林仁慈，主要是因為我們認為列寧鎮壓的是敵人，但斯大林鎮壓的是同志。

但蘇聯滅亡之後，我們才意識到包括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等，都是俄羅斯革命的同路人。在布爾什維克與白衛軍的內戰期間，非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們雖然遭到布爾什維克的鎮壓，卻都支持布爾什維克反對白衛軍。實際上，莫洛托夫承認：1921年鄧尼金逼近莫斯科，情況危急，列寧召集大家，指示道：“完了。蘇維埃政權結束了。我們黨又得轉入地下。準備好秘密文件與聯絡方式。”但烏克蘭的無政府主義者馬赫諾出乎意料地猛攻鄧尼金的側翼，迫使鄧尼金撤退，解除了蘇維埃政權的危機。

列寧能夠帶領布爾什維克取得勝利，確實表現出他作為政治家的才略。實際上，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都在一系列政策上反對列寧（包括反對十月起義單獨奪取政權）；列寧也很不滿捷爾任斯基，不讓他進政治局，甚至威脅要開除他。列寧的最大“持不同政見者”當然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拒不擔任列寧的副手，公開發表文章與列寧論戰。但列寧知道，他缺不了托洛茨基的熱情與天賦。當內戰期間斯大林問列寧為什麼允許托洛茨基唱反調時，列寧回答說：“我有什麼辦法？他現在掌握着軍隊！”莫洛托夫回顧道：在列寧去世之前，布爾什維克上層別的人都不可能與托洛茨基共事了；但托洛茨基畢竟有影響，如何處置他一直是困擾布爾什維克的難題。

列寧在世時，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的政權尚在形成之中，托洛茨基可以依靠黨外（以及一小批黨內）的社會主義者與列寧就政策展開論爭。列寧去世後，托洛茨基面臨布爾什維克黨內以斯大林為首的主流集團的排斥，為了爭奪中統，必須無條件地擁護列寧。但這樣使他處於更不利的局面，因為莫洛托夫這樣的布爾什維克中堅份子知道托洛茨基並不是列寧的繼承人。

作為列寧主義者與斯大林主義者，莫洛托夫舉出許多事例證明斯大林是列寧的唯一可以保證蘇聯生存的繼承人。在他看來，無論是清除左傾的托洛茨基、右派布哈林、機會主義份子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還是三十年代後期的大清洗，都是蘇維埃政權生存與發展的必須選擇。換一個形式表達，就是自列寧開始，在斯大林手中成形並膨脹的蘇聯體制本身就是一個一黨專制下個人極權體制。如果我們想到斯大林本人是沙皇統治下的“落後少數民族”（格魯吉亞）出身，可以想象斯大林本人對於“斯大林體制”的形成並沒有多大作用。問題在於蘇維埃制度轉換成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時就必然會演化成專制與獨裁。這種專制在經歷過革命鬥爭的世代手中時尚具有革命的性質，但新世代的統治集團被動地放棄（如戈爾巴喬夫）或主動地出賣（如葉利欽）革命成果時，這種專制，對此沒有防範機制。

蘇聯能夠持續74年之久，某種程度上也是靠外部國際環境促成的。德國的入侵加固了斯大林的統治，美國的冷戰政策提供了蘇聯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合法正統性。莫洛托夫至死認為美蘇之間必然爆發戰爭（支持蘇聯入侵阿富汗），就是因為非此不可提供蘇共繼續統治，以及蘇聯繼續存在的條件。對於黨內赫魯曉夫上台、黨外沙哈諾夫等持不同政見者的出現，莫洛托夫不可能反省蘇聯體制本身的缺乏，反而加強了自己所持的“政治清洗不徹底”的觀念。

但第二代以後當政的蘇共統治集團不可能像莫洛托夫那樣盲目。赫魯曉夫、貝利亞等斯大林晚年的核心圈子成員深知蘇聯的危機。貝利亞在斯大林晚年不許其子女與斯大林子女成親，就是因為知道斯大林死後會被鞭屍；而事實上也是如此：所謂“非斯大林化”在斯大林死後馬上就展開。從此之後的蘇共上層的權力鬥爭擺脫不了兩個選擇：慢性自殺（勃列日涅夫時代）以及自取滅亡（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嚴肅的讀者會聯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會重復甦聯的歷史嗎？人們很容易看到在最高權力交替時類似政變以及特殊國際條件（如台灣問題）。進一步說，在目前的、所有帶有政治性的反對運動最終不得不與華盛頓的統治集團發生聯繫的國際政治條件下，中國的“反對黨”實際上反映了美國國家利益與價值。從政治體制的核心形式上看，能否在革命正統性、歷史性尚未完全消失之前改變一黨專制、即形成兩個或多個基本上堅持同樣原則訴求但採取不同政策，具有不同人事交替功能的政黨組織，是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自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革命前途的關鍵。

[趙京，2001年8月 美國聖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