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與“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

一．兩種市場經濟

１．人肉包子與隱形人肉包子
２．沒有管制的市場經濟必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
３．“變成人肉包子”的恐怖籠罩中國
４．三大王牌“精神蒙汗藥”

二．為什麼不顧一切後果強制推行“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

１．“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
２．千古血債未清算
３．“三百年殖民地”
４．“任何時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讀書人”
５．“井崗山人要換種，樹要換根，房要全燒，就是石頭也要過三刀！！！”

三．歷史的教訓

１．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敵人
２．蒼蠅不抱沒縫的蛋
３．開弓沒有回頭箭
４．千年血債必須清算
５．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一．兩種市場經濟

１．人肉包子與隱形人肉包子

“市場經濟”有兩種：“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與“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

“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即絕對的徹底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一切都是商品，人也不例外。不但人的體力是商品、腦力是商品，而且人的身體是商品、身體器官是商品、良心尊嚴都是商品——婊子賣淫是把身體當商品；窮人賣腎是把身體器官當商品；“公知”賣嘴是把良心尊嚴當商品……總而言之人的一切都是商品，從大到小、從頭到腳、從整到零、從裡到外無一不能買賣。既然整個人都能買賣，性命當然也不例外，當然也包括在內，當然也可以買賣。結論：“人命算商品”。

只要“人命算商品”，人命就跟金錢掛了鈎，就可以用金錢買賣人命，就會有“搞死了就是錢的問題，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只要積極賠償、獲得了家屬的諒解，殺人就可以免死”之類。

只要“人命算商品”，那孫二娘賣人肉包子就屬正常——“市場是唯一有效配置資源的途徑”，人命是資源，人命的配置當然應該由市場來決定，賣人肉包子當然是正當的“商業活動”、“市場行為”、“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無可厚非，政府無權干涉——這不過是嚴格按照“市場萬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場能通過競爭和淘汰自我淨化、自我優化、自行解決一切問題”、絕對按照“唯利是圖”、“賺錢就是資本最大的道德”、“利潤就是市場經濟的道德的血液”等市場經濟的原則運作——當然，前提是用別人的肉賺自己的錢而不是相反。其本質就是“犧牲別人的生存權換取自己的發展（發財）”。誰強（或者說自以為強）、誰有條件把別人拿來做肉包子賺錢（或者說自以為有條件把別人拿來做包子賺錢），誰就贊成“人肉包子合法”——“存在決定意識”、“屁股決定腦袋”。

“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的原則是：人命不是商品，人命大於利潤。“利潤至上”，但天外有天，至上之外有至上——莎士比亞說：“慈悲的力量高出於權力之上”；“‘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原則說，人生存的權利高出於市場經濟的利益之上。市場經濟體系之內利潤最大，但人的生存權卻在市場經濟體系之外，超越了市場經濟體系，比市場經濟體系體系之內的原則更高更大。其理論根據不是單純的經濟學利益原則之類說教推導，而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倫理準則：生存權高於一切——“不得傷害自己性命”是人類公認的一切待人接物的原則底線。《射鵰英雄傳》裡黃蓉對郭靖說：“我雖然跟你好，卻也不願給你割下腦袋來。”——人什麼都讓也不能讓出生命：賣力賣智可以，同心協力可以，以身相許可以，白頭諧老可以，甚至同生共死都可以，但任殺任宰就不可以，讓別人拿你的命去辦自己的事就更不可以。生存權受到威脅的人只要不甘滅亡就必然反抗；生存權受到危害的社會群體只要危害不消除就必然導致社會動亂。任何認同傷害別人生命來謀私利的主張說教都是邪教，不管用什麼方式、不管以什麼藉口。這個原則底線適用於任何事物任何人，對市場經濟也不例外——“市場經濟”決定的問題是社會如何發展，“生存權”決定的問題是社會能否存在。沒有社會存在，焉有社會發展？沒有基礎，焉有基礎上的建築？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結論：市場經濟，但人命不算商品，人命必須超越市場法則。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最高原則是“市場至上”、“利潤至上”、“盈利高於一切”，結論：“人命關錢”、“人命算商品”、“人肉包子”生意合法。“‘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有更高的原則——“人命關天”、“人的生存權高於一切，重於一切，壓倒一切”。結論：必須給“市場至上”、“利潤至上”的原則鎖上鏈子、套上套子、關進籠子、加上制約——“‘生存權第一’高於‘利潤第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賺錢不能賺人命錢，謀財不得害命。“人命不算商品”。“人肉包子”生意非法，利潤再大也不行。

要“發展市場經濟”，首先必須明確要發展的是哪種市場經濟：“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還是“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人肉包子合法”的市場經濟，還是“人肉包子非法”的市場經濟？利潤高於生命的市場經濟，還是生命高於利潤的市場經濟？“人命關天”的市場經濟，還是“人命關錢”的市場經濟？這個大原則大方向不明確，“發展市場經濟”就是“褲襠里放屁——跑兩岔去了”。

表面看，沒多少人敢直截了當公然主張“人肉包子合法”。但實際上來點技巧、變變花樣、打打“擦邊球”，來個改頭換面的等效的“人肉包子合法”不費吹灰之力——賣人肉包子的本質是什麼？“人命算商品”，犧牲別人的生存權賺自己的錢。“犧牲別人的生存權賺自己的錢”的方式可以有多種，把人殺了直接做包子賣是一種，但不是唯一的一種——“人命當商品”可以批發，也可以零售；可以是一次性的一錘子買賣，也可以是零敲碎打的積少成多；可以是直接的、公然的，也可以是間接的、隱形的。把人一刀殺了做包子賣是直接地、一次性地“犧牲別人生存權賺自己的錢”，直接的、一次性的“人命當商品”。偷工減料、假冒偽劣、製造毒奶粉、毒食品、毒藥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環境污染、強行推廣轉基因食品、製造通貨膨脹、下崗失業、取消福利、強制拆遷、強行徵地、讓老百姓看不起病、養不起老、住不起房、上不起學、承擔不起子女的教育等等是間接地、分批分期地、隱形地、慢慢地“犧牲別人的生存權賺自己的錢”——我不一下子把你的生存權全奪了去換錢，而是來個“微積分”——對生存權“微分處理”化整為零：把完整的生存權各個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部分——安全權、健康權、養老權、教育權、培養後代權等分割切碎，一樣一樣地拆開、一點一點地偷去，不聲不響、能做不能說地慢慢蠶食、悄悄地換成錢揣進自己的腰包；而對死亡“積分處理”化零為整：每次一點點，但細水長流不斷線：賣100%人肉的包子不行，賣帶點人肉的包子行不行？一次奪走整條人命去做人肉包子不行，只奪半條命呢？1/4條命呢？1/8？1/16？1/32？1/64？……稍微沾點毒有點害可以不可以？只要不斷然拒絕，稍微沾點邊，那就妥了：要的就是在“生存權至高無上”這個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打開一個缺口，不管這個缺口乍一看有多麼微不足道，那沒關係，反正“人命不算商品”的堤壩被突破了。剩下的事就是“增量改革”：先來點有毒有害添加劑，然後是毒奶粉，然後是空氣污染，然後是轉基因……精心把握住“增量改革”的分寸，先是投石問路，然後是一點一滴，然後是點點滴滴，然後是“還有增長的空間”……最後直到一泄千里橫掃一切：日積月累、慢慢迭加、積沙成塔、集腋成裘，“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斧斷，水滴石穿”，量變引起質變，軟刀子殺人不見血，軟刀子殺人不覺死，軟刀子殺人於無形。所有這一切都體現着一個原則：“人命算商品”；一個實質：“犧牲別人的生存權賺自己的錢”。這種循序漸進隱形地“竊取”別人的生存權賺錢的行徑跟賣人肉包子沒有任何本質區別，等效於賣人肉包子——改頭換面的隱形人肉包子。

“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不存在“賣人肉包子”的問題，“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則是“如何賣人肉包子”的問題：“如何看起來賣的不是人肉包子”、“如何不讓人抓住把柄證明賣的是人肉包子”、“如何讓人們相信賣的人肉包子不是人肉包子、不算人肉包子”、“如何讓人們相信包子裡摻點人肉沒關係”、“如何讓人們相信為了發展，不得不做點犧牲、‘暫時’來點人肉包子”……

２．沒有管制的市場經濟必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

資本的本性決定它天然要按照“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規則運作。馬克思說：“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得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利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資本只認利潤，不認人命。只要放任資本自流，它就必然製造出“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來。

資本能量巨大，威力無窮。但事物永遠是一分為二的，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所謂“利”、“弊”當然是從人類生存安全的角度出發看問題）。對人類來說，任何能量巨大威力無窮的東西都既可為利，亦可為害：在受控條件下發揮本性則為利，在失控條件下發揮本性則為害——水能量巨大，威力無窮，能用於發電灌溉造福人類。但水不會自己去發電、自己去灌溉。要讓水為人服務，就必須使用強制手段，用外力使水違反“水往低處流”的本性跑到人需要的地方、在特定的受嚴格控制的安全條件下遵循“水往低處流”的本性驅動發電機發電、進入灌溉體系灌溉。汽油、天然氣能量巨大，威力無窮，可以用於取暖、驅動內燃機造福人類。但汽油、天然氣不會自動去為人取暖、驅動內燃機。要讓汽油、天然氣為人服務，就必須使用強制手段，用外力限制汽油、天然氣的自由和易燃易爆的本性，嚴格限制它們只在特定安全條件下發揮易燃的本性釋放能量取暖、驅動內燃機。沒有這些外來的限制放任自流，水會泛濫成災，汽油、天然氣會失火爆炸，對人類只有災難而無造福。資本也一樣：能量巨大，威力無窮，發揮得當則有利於創造財富。但資本不會自動創造財富而不傷人，而必須象水、汽油、天然氣一樣受到嚴格控制、在特定的安全條件下發揮自己“利往高處走”的本性才能造福人類，否則必定導致“人命當商品”，必定危害人類的生存——你越證明資本能量巨大、資本控制的市場經濟威力無窮，就越從反面證明資本和資本控制的市場經濟必須受到嚴格管制：稍微管制不到位，結果就是人肉包子大行其道，三聚氰胺毒奶粉之類無孔不入。水不能自己管制自己，火不能自己管制自己，資本和資本控制的市場經濟豈能自己管制自己？任何能量巨大威力無窮的東西無不如此：“馭則為利，放則為弊，縱則為害”，因此必須嚴加管制——水管制、火管制、電管製毒品管制、武器管制、核管制、易燃易爆物品管制……資本也不例外，必須有資本管制，市場管制——權力必須關進籠子，資本必須關進籠子，市場必須關進籠子。凡潛力威力能量巨大的東西都必須關進籠子——有的東西關進籠子還不夠，還必須控製得密不透風，半點空子都不能留：不信讓易燃易爆劇毒的液體氣體來點跑冒滴漏試試？只要認同“人的生存權高於一切”，就必須對一切能量巨大威力無窮的能夠對人的安全構成威脅的東西實行管制。

（放縱小孩子玩電玩火玩煤氣危險，放縱小孩子玩錢同樣危險，因為這跟玩電玩火玩煤氣一樣都是玩弄能量巨大威力無窮的東西。可惜許多家長只看得到電、火、煤氣是有兩重性的能量巨大威力無窮的危險品，看不到資本更是有兩重性的能量巨大威力無窮的危險品，不讓孩子玩電玩火玩煤氣，卻讓孩子敞開了玩錢，等孩子被錢毀了才回過味來：“嚴是愛，溺是害，嬌生慣養不成才”。放縱孩子玩電玩火玩煤氣能受害，放縱孩子玩錢同樣能受害）。

凡能量巨大、威力無窮、善於變化、無孔不入的東西只要放鬆管制必定危害人類生存——對水放任自流，結果必是水災旱災；對火放任自燃，結果必就火災；對易燃易爆物品不聞不問，結果必是爆炸事故。對資本聽之任之，結果必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人肉包子”必定生意興隆。凡重視人的生存權的人必定堅決主張對一切能量巨大、威力無窮、善於變化、無孔不入的東西嚴加管制。反過來，凡以任何藉口任何方式反對這種管制的人必定不把人的生存權當回事。

要判斷某人主張的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還是“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是否主張“人肉包子生意合法”，只要看其是否主張管制資本、管制市場經濟就夠了。一切堅決反對管制資本、反對管制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如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主張的都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都是“人肉包子生意合法”。雖然他們不一定直接公開大喊大叫“人命算商品”、“人肉包子生意合法”，但只要按他們的主張取消對資本和資本主導的市場的管制——“市場萬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場能通過競爭和淘汰自我淨化、自我優化、自行解決一切問題”、“只需要看不見的手，不需要看得見的手”、“政府和權力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干預市場，不得介入企業的經營和銷售”、“政府退出”、“最大限度寬容不規範”、“要象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結果必定是“人命算商品”，必定是“人肉包子生意合法”——要殺人不一定直接動手，取消堤壩對水的制約、任憑洪水泛濫就夠了，實際效果是一樣的；要實現“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人肉包子生意合法”不一定赤膊上陣，取消權力對資本和市場的制約、任憑資本泛濫就夠了，實際效果是一樣的。只要把資本放出籠子，憑資本的本性和能量自動就能製造出“人命算商品”、“人肉包子生意合法”的結果來。

３．“變成人肉包子”的恐怖籠罩中國

在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這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三十多年來把持的“頂層設計”下，中國的經濟已經成了不折不扣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整個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巨大的“人肉包子超級市場”，所有中國人都正在變成“待宰人肉包子餡”。中國大地上“人肉包子”生意興隆，興隆得“變成人肉包子”的恐怖籠罩中國——如今整個中華民族人人自危，每個人都日益嚴重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存權正受到無孔不入的越來越嚴重的威脅，每時每刻都在被連偷帶搶地變成別人用於賺錢的“人肉包子”：

——假冒偽劣、毒奶粉、毒食品、毒藥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環境污染、轉基因食品、通貨膨脹、下崗失業、取消福利、強制拆遷、強行徵地、看不起病、養不起老、住不起房、上不起學……

（當年是“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如今是“中國之大，已經難以尋找出一樣可靠的食品、潔淨的空氣、放心的水源”。）

——河南一大學生向父母要錢不遂而挑斷父親腳筋、活剝母親頭皮；

——四川某14歲少年因父親威脅他再上網就斷腳筋而在家人飯里下劇毒；

——《金羊網》報道“村民疑因打麻將輸錢行兇致2名嬰兒死亡”；

——《中安在線》報道“兒子出獄後賣宅基地賭博被父親砍死”；

——《晶報》報道“6個月女嬰遭養母摔打後抽搐近20小時死亡”；

——《海南特區報》報道“跨海鐵路挖出偷拐嬰兒大案16名嬰兒獲救”

……這樣的報道至少平均每天一起——這個國家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2013年4月1日“紐約時報”報道：2010年120萬中國人因空氣污染而提前死亡，也就是說，當年全體大陸人為空污付出的代價是兩千五百萬年的壽命。

——2013年4月7日“中國新聞周刊”報道：“中國癌情告急：7到8人中就有1人死於癌症”——7到8人中就有1人死於癌症，死亡率為13%。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前蘇聯死亡二千萬，家家有親人喪生，死亡率相當於總人口的10%。如今“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對中國人生存權的威脅已經超過了世界大戰10%的死亡率，更遠遠超過“公知”們拼命捏造的“餓死三千萬”所相當的六億人口的5%的“死亡率”（“公知”們對捏造出的“餓死三千萬”的5%“死亡率”大喊大叫“義憤填膺”，對眼前實實在在的高達13%的真正死亡率裝聾作啞，其無恥無賴卑鄙骯髒可見一斑）。這足以證明“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對於全體中國人的生存權造成的威脅已經累積到異常嚴重的地步，再也無法視而不見了。

（人大的反毛狂張鳴聲稱毛澤東時代“大規模地人相食”、“‘文革’把中國變成了‘食人部落’”。實際上真正的“大規模地人相食”時代的是現在，是現在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把中國變成了‘食人部落’”的不是別人，就是張鳴和吳敬璉、厲以寧、張維迎這些“普世公知”。正是他們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把人們都變成了魔鬼，喪心病狂無孔不入地連偷帶搶把別人的生存權拿去賺錢——那些毒奶粉、毒食品、毒藥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難以忍受的污染、轉基因食品等等哪一項不是搶走老百姓的生存權變成自己的利潤？哪一項不是變相的“人肉包子”？那一項不等效於吃人？這一切哪一樁哪一件不是活生生的事實？這難道不是“大規模地人相食”？難道不是“把中國變成了‘食人部落’”？毛澤東時代哪有這些？黑白曲直鐵的事實豈能憑張鳴的那張爛嘴一翻就徹底顛倒了？）

４．三大王牌“精神蒙汗藥”

被孫二娘拿去做包子的人個個事先一無所知，當然更不會被徵求意見，全靠蒙汗藥使其麻木不仁，任人擺布，任人宰割。生存權被以“微積分”的方式間接地、分批分期地、隱形地、慢慢地被人剝奪掉換錢的人同樣個個事先一無所知，當然更不會被徵求意見，同樣全靠蒙汗藥使其麻木不仁，任人擺布，任人宰割。只不過這“蒙汗藥”是無形的、精神上的“蒙汗藥”——“人命算商品”、“市場萬能”、“一切都是商品，人命也不例外”、“市場是唯一有效配置資源的途徑，人命是資源，人命的配置當然應該由市場來決定”、“商品經濟，利潤第一”、“賺錢就是資本最大的道德”、“利潤就是市場經濟的道德的血液”、“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發展是硬道理”、“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場能通過競爭和淘汰自我淨化、自我優化、自行解決一切問題”……（這“精神蒙汗藥”已經下了幾十年了，不過一直小心翼翼按照“增量改革”的操作規程，不聲不響、不知不覺、不動聲色、無時無刻、無孔不入地下到每一個人腦袋裡，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以至幾乎沒引起人們的警覺。）

局勢已經日益明朗：任憑“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繼續如此猖獗下去，所有中國人的生存遲早不保。中國人要生存就必須當機立斷有所作為，首先必須猛醒，擺脫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把中國變成“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的三大王牌“精神蒙汗藥”的麻醉：⑴．“可以犧牲生存換取發展”；⑵．“雖然犧牲了生存，但獲得了發展，成績是主要的”；⑶．““市場萬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場能通過競爭和淘汰自我淨化、自我優化、自行解決一切問題”。

⑴．“可以犧牲生存換取發展”：

“可以犧牲生存換取發展”最典型的表述是厲以寧的名言：“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很多人失業不是壞事”、“對環境的污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

“可以犧牲生存換取發展”的“理論”表面上僅僅是處理“生存”與“發展”的關係，實際上用割裂“發展”與“生存”辯證關係的手法一舉摧毀了整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倫理道德體系基礎——人權首先是生存權。

魯迅說：“一要生存，二是溫飽，三要發展”。這句話把人權核心組成部分的優先順序和輕重緩急說得清楚之極：生存第一，溫飽第二，發展第三。“溫飽”是“生存”的延續、擴展和升華；“發展”是“生存”的持久保障。“溫飽”和“發展”都只能也必須以“生存”為基礎和前提。離開“生存”，“溫飽”和“發展”就毫無意義。跟“生存”相比，“溫飽”和“發展”永遠是從屬的、第二位的，永遠只能服從於生存、服務於生存、有利於生存而不能有害於生存。生存權是人權的核心，是人權最大最重要最本質的部分。離開生存權，“人權”就毫無意義。脫離生存權，奢談“人權”就純屬胡說八道。沒有生存權就沒有一切，危害了生存權就危害了一切。侵犯生存權是最大最惡劣最不可饒恕的侵犯人權。保護人權，首先必須保護整個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犧牲少數人的生存換取多數人的生存是正義，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換取少數人的生存是卑鄙，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換取少數人的“發展”（註：實為“發財”）是罪大惡極。“生存權第一”這個根本原則決定了一個判斷是非的基本準則：特殊情況下能夠允許為“生存”而暫時犧牲“溫飽”和“發展”，也能夠允許為“發展”而暫時犧牲“溫飽”，但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允許為“溫飽”和“發展”而犧牲“生存”。

“犧牲生存換取發展”必導致滅絕人性的罪惡。典型例子是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里的法本公司奴隸工廠和V-2導彈奴隸生產線——你能說那些東西不算當時的“先進生產力”嗎？割裂“生存”與“發展”的辯證關係、認同犧牲“生存”換取“發展”，結果就是犧牲受害者的“生存”、換取納粹法西斯的“發展”。除了納粹法西斯，誰會願意接受這樣的“發展”結果？

如今北方的霧霾、南方的“豬江”、無孔不入的有毒有害食品藥品日用品和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污染、司空見慣的“易毒而食”等現狀難道不該引起中國老百姓的高度警覺：“普世公知”們難道不是正在把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巨大奧斯威辛集中營毒氣室？難道不是正在把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里“犧牲生存換取發展”的奴隸勞的命運照樣加在中國老百姓頭上？——只要不堅持“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允許為‘溫飽’和‘發展’而犧牲‘生存’”、“不能允許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換取少數人的發展（發財）”的底線，這樣的結局是必然的。

“可以犧牲生存換取發展”的原則一確立，就突破了“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高於一切”這個最要害的原則底線，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立刻蕩然無存——從此“人命算商品”，賣人肉包子理直氣壯：我這一切都符合“犧牲生存換取發展”。所有那些賣毒奶粉的、賣有毒有害食品藥品日用品的、製造假冒偽劣的、豆腐渣工程的、坑蒙拐騙的、強制拆遷強制徵地出人命的都可以說，我不過是跟厲以寧學的，不過是按厲以寧“犧牲生存換取發展”的理論行事，按“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你能犧牲別人的生存換取你的發展（發財），我為什麼不能犧牲別人的生存換取我的發展（發財）？你犧牲了三千萬老工人的生存權都沒事，不但沒事還越來越吃香，弟子門生個個官運亨通，我犧牲幾個老百姓的生存權換取自己的發展有什麼了不起的？——不管這些人嘴上是否當真說出來，實際心裡必定有這樣的念頭。而只要人們心裡普遍有這樣的念頭，那就不是靠簡單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所能管得住的。何況當權者只要認同了“犧牲生存換取發展”，那就實際上已經認同了“人命算商品”，認同了人肉包子生意，道義上已經站不住腳了，自己首先就不乾淨，又怎麼可能當真懲罰賣人肉包子的？當真追究起來指不定誰追究誰呢。結果必定是演戲，最後實際的結果必定是誰無權無勢誰犧牲，誰有權有勢誰發展；必定是“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換取少數人的發展（發財）”、“犧牲窮人的生存換取富人的發展（發財）”。

“犧牲生存換取發展”的“理論”走到哪裡，那裡就必出人命——八天之內三個地方三起“意外”壓死拒絕強迫徵地的農民不就是最新的例子？不犧牲農民的“生存”，怎麼換取房地產商的“發展”？“莫謂書生空議論，強徵地處血斑斑”，厲以寧們的“理論”可不是吃素的，充滿了血淋淋。

“犧牲生存換取發展”原則的運用是無止境的，可以反覆運用、無限運用、用於任何人，誰有權誰就用來收拾別人，一旦失勢則被新得勢的人用來收拾自己。主張“犧牲生存換取發展”的必定以強者自居，算定犧牲的是別人，發展（發財）的是自己；當“人肉包子”的是別人，當“孫二娘”的是自己。但第一，強弱之勢可以轉換；第二，“強中更有強中手”；第三，“人算不如天算”，你能算計別人，別人同樣能算計你。“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防得了今天，防得了明天，防得了一輩子嗎？不管被“可以犧牲生存換取發展”而犧牲掉生存權的人一開始有多少、攤上的是誰，到頭來大家都逃不掉：工人的生存權可以犧牲，農民的生存權可以犧牲，其它人的生存權為什麼不可以犧牲？今天可以犧牲3000萬，明天為什麼不可以犧牲十三億？今天能輪到他，明天為什麼不能輪到你？雪崩開了頭，就再也止不住了；魔鬼一旦被放出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人命算商品”的地獄之門一旦打開，以後的發展就不是誰想控制就能控制的了，剩下來的問題不過是每次輪到誰下地獄，結果是人人有份——所有人的生存權最後都得被當成商品。

癌症的全身擴散，是從單個細胞的癌變開始的；整個社會人人自危、面臨“誰當人肉包子”，是從“可以犧牲生存換取發展”、“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開始的。突破一點，全面擴散，一發而不可止。原則一完蛋，後患必無窮，徹底決堤崩潰只是時間問題——如今不是整個中國社會人人都感受到“生存權被一點一點搶去做人肉包子”的恐怖了嗎？

“普世公知”們說，如今中國社會道德大崩潰是毛澤東造成的：“國人的底線缺失，從表面上看，是惟利是圖，是市場經濟刺激的。但從根子上講，則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在過去的歲月里，經歷了太多的政治運動”、“這種集體突破和糟蹋底線的行為，經歷多了，人的良知也就沒了，底線也沒了”、“進入市場經濟，沒有底線的個人之惡就會突然爆發出來，愈演愈烈。”（張鳴：“是信仰缺失還是底線缺失？”）“血色的‘文革’溶進這片鹽鹼沼澤地，成為罪惡的酵母，奶粉里能嘗到它，大米里能嘗到它，雞蛋裡能嘗到它，黑奴工里能聞到它，被拐賣的嬰幼兒奶香里夾雜着它，就連地下水、空氣里都能聞到它的血腥味。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無論是現實生活，還是教科書、影視劇，數十年來，作為國家戰略的仇恨教育在傳統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這個國家原有的野蠻力量。”這純粹是賊喊捉賊。搞假冒偽劣、毒奶粉、毒食品、毒藥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環境污染、無孔不入坑蒙拐騙的有幾個是毛澤東時代長大的？有幾個是出於政治仇恨才這麼幹的？毛澤東時代的價值觀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鬥私批修”、“大公無私”、“捨己為人”，什麼時候提倡過“犧牲別人的生存權賺自己的錢”？毛澤東時代的老百姓有變成人肉包子的恐怖嗎？用得着一天到晚擔驚受怕自己的生命健康被人偷偷巧取豪奪弄去賺錢嗎？毛澤東時代有人敢叫囂“搞死了就是錢的問題，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嗎？如今的人呢？有幾個能擺脫這樣的恐怖？如今社會泛濫成災的道德敗壞、損人利己、謀財害命並非出於仇恨，而僅僅是按“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規則”辦事。造成這一切的是“改開”；是“普世公知”拼命宣揚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一切向錢看”、“笑貧不笑娼”；是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這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理論”——否定了“人權首先是生存權”，認同了“犧牲生存換取發展”，出現“人命算商品”就是必然的，“人肉包子”生意興隆就是必然的，整個社會道德大崩潰就是必然的——主張“人肉包子生意合法”的成了“國師”的社會，價值觀能是個什麼水平？道德體系豈有不崩潰之理？

（生存、溫飽、發展，當資源有限的時要確保生存，又要堅持發展，那就只能暫時委屈溫飽了——毛澤東時代的經濟走的就這個路子：一窮二白的底子，要保證所有人的生存權，又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經濟，那可行的辦法就只能暫時限制溫飽的改善速度了。“普世公知”們走的路子則完全不同：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換取少數人的“發展”（發財）和“溫飽”（奢侈）。從既得利益的角度出發，就會說：“毛澤東時代人人貧窮，如今富裕，如今比毛澤東時代好”；從生存權的角度出發，就會說：“毛澤東時代沒有生存權的危機，人人都有安全感，如今則充滿危機，還是毛澤東時代好”——地位不同，立場不同，結論自然不同。）

當你被迫承受毒氣、毒水、毒食、毒霧霾、無窮無盡明里暗裡看不見但確實實在在存在的危害健康的東西的折磨的時候，當你看到無辜嬰兒變成大頭娃娃、結石娃娃、早熟娃娃的時候，當你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力壯的生命莫名其妙地被不治之症奪走的時候……你應該至少知道這一切歸根結底要歸功於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這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歸功於他們“犧牲生存換取發展”的吃人“理論”——沒有這樣的“理論”指導，就不可能“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有“人肉包子生意合法”的社會後果。冤有頭，債有主，生存權被人偷去搶去做了“人肉包子”的受害者即使別的什麼都做不了，至少應該能做到一條：“死也死個明白”。

“犧牲生存換取發展”不但必然導致社會道德大崩潰，而且必然導致整個社會大崩潰。前面已經說過，“市場經濟”決定的問題是社會如何發展，“生存權”決定的問題是社會能否存在。沒有社會存在，焉有社會發展？沒有基礎，焉有基礎上的建築？“人命算商品”、“犧牲生存求發展”是飲鴆止渴，挖肉補瘡，自己割自己的肉充飢。犧牲社會的生存而求一時的表面的“發展”，最後結果必定是越“發展”社會危機越嚴重——誰願意當人肉包子？誰願意被人把自己的生存權拿去牟利？碰到這種情況誰不拼死反抗？“犧牲生存換取發展”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越發展，生存權被剝奪掉的人越多，為求生而拼死掙扎越劇烈越不擇手段，被當成“人肉包子”遭暗算的幾率越大，不滿情緒越高，社會矛盾越尖銳，反抗越猛烈。這不是“仇富”，而是“求生”。再藉口“仇富”、“維穩”鎮壓也無濟於事，因為這是“犧牲生存換取發展”總戰略的必然產物。這種反抗必然導致社會性危機——社會存在的基礎被掏空了，社會豈能不搖搖欲墜？（如今“維穩”經費不是已經超過了國防預算嗎？老實講，這還僅僅是開頭。）

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可以犧牲生存換取發展”不是簡單的“學術理論”，而是一個極其險惡的政治陰謀——以“通過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換取發展來取得合法性”為誘餌，把共產黨引向“殺民毀國求發展”的與人民為敵的絕路。如此越“發展”，“政績”越大，犧牲掉的老百姓的生存權越多，激起的民憤民怨越強烈，對合法性的破壞越大，後果越嚴重。不僅如此，更惡毒的是它實際上使中國陷入了一場隱形內戰，更確切地說，是一場隱形的全面動亂、全面大屠殺——人們通過損人利己“易毒而食”互相撕殺，每個人都時時刻刻感到自己在被算計、被瞄準、被獵殺，但每個人都不知道敵人是誰、有多少、在哪裡，不知道該相信誰、依靠誰，誰都可疑，誰都可怕，誰都不得不防，每個人都隨時隨地生活在恐怖和緊張之中，整天擔驚受怕懷疑別人想拿自己做人肉包子——病人懷疑醫生想拿自己做“人肉包子”，醫生懷疑病人想拿自己做“人肉包子”，一天到晚杯弓蛇影戰戰兢兢，其他人之間也一樣，每個人都不知道如何才能擺脫險境。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道德倫理體系從來沒有如此徹底地崩潰過。如此陰險毒辣、給中華民族帶來如此嚴重的破壞、後患如此無窮的陰招損招有史以來從未見過，實屬登峰造極，舉世無雙。

⑵．“雖然犧牲了生存，但獲得了發展，成績是主要的”：

第一，“人命”與“發展”能等價交換嗎？什麼樣的“發展”能讓死人活過來？對於死人來說，即使把全地球的財富都賠上，又有多少實際意義？

第二，這個結論實際承認沒有能力建立“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原來許下的天花亂墜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體系僅僅在一開始有“原罪”，只要“赦免原罪”、“寬容不規範”就能強盜金盆洗手、婊子嫁人從良，從此安分守己循規蹈矩。“雖然犧牲了生存，但獲得了發展”證明他們建立起來的這個體系是孫二娘的人肉包子生意，必須有源源不斷的人肉供應才能維持運轉，不持續殺人就混不下去，沒有改邪歸正的餘地——如今的“民營企業”有多少可以不造假、不摻毒、不加三聚氰胺、不偷工減料、不假冒偽劣、不造豆腐渣、不製造污染、不拼命壓低工資、不削減職工福利、不行賄受賄、不偷稅漏稅、不上下打點倚仗權力、一點虧心事不做，完完全全理直氣壯靠技術過硬、服務周到、管理科學而生存、發展、壯大？（更不用說頂得住國際壟斷資本財團的打壓收買分化瓦解、走向世界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左右制定遊戲規則、領導某個領域的世界新潮流了。）有多少人能夠既避免“心黑臉皮厚”又當上“民營企業家”？（我就做不到，無論如何也沒辦法強迫自己明知是坑人還要干，明知是無賴還要套近乎。所以寧可被譏為“無能”、“落伍”、“被改革淘汰”、“失敗者”也不願走經商從政發財之路。相信這樣的心甘情願的“失敗者”為數不少。）

“犧牲生存才能獲得發展”證明在國際壟斷資本主宰的條件下，靠私有制不可能建立“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

現代戰爭是體系對抗，單打獨鬥沒有前途。靠單一系統出眾、個人能力高強頂多贏得了局部的戰鬥戰役，但改變不了全局，贏不了戰爭。

資本主義發展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後，“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自由市場經濟時代就結束了。現代的市場經濟跟現代戰爭一樣，是體系對抗——國際壟斷資本財團主宰下的體系對抗。沒趕上資本主義工業化浪潮的國家後起的“民營企業”不管如何出眾、如何能力高強，也沒有辦法按照“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原則跟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體系競爭抗衡，因為這只能是實力懸殊不公平較量：一邊財大氣粗、實力強大、經驗豐富、組織嚴密、國際市場上關係盤根錯節，遊戲規則由人家制定，由人家掌握；一邊勢單力薄、單打獨鬥、兩眼一抹黑、只能按照人家的遊戲規則孤軍奮戰、聽從人家的裁決；一邊不但可以動員經濟基礎領域的各種力量，而且可以動員上層建築領域裡的一切力量協同作戰，一邊孤立無援，四面楚歌，不但要面對國際壟斷資本的壓力，還要應付來自同行的拆台挖牆腳……這樣的大局面決定結果只能是一邊倒——在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裡後進國家私有化企業按照“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規則無法跟人家競爭，個體能力再強再努力也頂多能在一時一地有所發展，遲早被人家搞垮、收買或邊緣化。那麼能不能也象人家那樣形成盤根錯節的集團體系呢？沒門。那樣的歷史時期已經錯過了。“過了這個村就再沒這個店”——已經取得支配地位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願意給後起國家的“民營企業”坐大的機會嗎？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願意給非核國家發展出超越自己的核武器的機會嗎？這種大局面決定後起國家只有兩條路：要麼屈膝投降，甘心情願永遠受人家支配，給人家打工；要麼跳出私有制企業按步就班慢慢發展的常規，靠公有制組織起來，靠集體的力量在國際壟斷資本財團的壓力包圍中殺出一條血路。

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斬釘截鐵地說，不行，不准搞公有制，“公有制沒效率”、“大鍋飯養懶漢”，私有化才是出路，私有化才能大發展。如今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難道不是證明“人間正道私有化”？

不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還有另一方面：伴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是什麼？世界第一大污染國、第一大“山寨”國、第一大假冒偽劣有毒有害食品藥品日用品全面猖獗國、貧富分化第一劇烈國……所有這些證明中國的私人經濟“民營企業”沒能力按照“人命不算商品”的規則按照國際壟斷資本財團制定的遊戲規則在國際壟斷資本財團支配的世界經濟體系中跟人家競爭，就劍走偏鋒，另闢邪徑，靠犧牲人命把成本壓下來，靠旁門左道求生存搞發展，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跟“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競爭。這本質是經濟領域裡的靠拼人命取勝——當年日本按照“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常規作戰原則打不過，就玩起了“自殺飛機”，靠拼人命取勝；如今中國的“民營企業”私人經濟靠“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競爭不過，就玩起了“犧牲生存換發展”，靠壓榨老百姓的生存權實現廉價來維持競爭，同樣是靠拼人命取勝。（“公知”們整天罵義和團用血肉之軀硬拼洋槍洋炮是愚昧無知、無視科學，那如今中國的私人經濟“民營企業”靠犧牲中國人的生存權來硬拼國際壟斷資本呢？難道不是經濟領域當代版的“用血肉之軀硬拼洋槍洋炮”？難道不同樣屬於愚昧無知、無視科學？當年義和團再愚昧也只愚昧了一陣子，持續了不到一年，如今呢？持續了三十年都不止。這不僅僅是愚昧無知無視科學，而且還居心險惡。）

孫子兵法云：“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注意這第五危：“愛民，可煩也”——講人道，就可以用人道拖住你，讓你背上個大包袱——如果單純從“背包袱”的角度看問題，那不管別人死活的一方永遠比必須確保別人生命的一方占便宜。比如無人飛機因為用不着維繫飛行員生命保障所必須的一切設備，也用不着必須把飛機過載機動之類性能限制在人生理能承受的範圍之內，因此在一些方面的效率可以比有人駕駛的飛機高得多。公有制企業是“人命不算商品”的經濟體系，只有在確保所有人的生存權的前提下才談得上講求利潤和效率，必須瞻前顧後、統籌兼顧、面面俱到，為確保生存權付出一切必要的代價。而私有制企業是“人命算商品”的經濟體系，從來都是把維繫人生存權的一切統統當包袱甩掉，“徹底輕裝”、“靈活機動”、“一往無前”。二者一個以整個社會的綜合效益為核算單位，一個以社會的一個個體為核算單位；一個把維繫生存權的必須資源全部算入成本，一個則把這部分資源當包袱七折八扣儘量甩掉。表面上一算帳，私有制企業的帳面“成本”比公有制企業當然要低得多，賺錢“效率”當然要高得多。但是真正的要害成本被隱瞞了——公有制場經濟體系裡沒有“變成人肉包子”的問題，而私有制經濟體系則永遠存在一個“誰變成人肉包子”的問題，任何人都不能絕對排除變成人肉包子的可能。“生存權高於一切”的原則決定任何人也不會心甘情願俯首貼耳乖乖被做成“人肉包子”，必定拼命反抗。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規模越大，淪為“人肉包子”命運的人越多，反抗越激烈，後果越嚴重，直到整個社會劇烈動盪。這如同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有其一必有其二，作用力越強，反作用力也越大。因此私有化經濟體系的固有特徵是在“企業贏利”這一單項指標效率很高，而“社會安定”這一綜合指標效率奇低，甚至根本談不上效率——在眼前的單獨的具體的市場行為上賺到的錢，早晚在長遠的綜合的總體的社會安定上賠掉。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詭辯絕招就是“秦瓊賣馬，掐頭去尾只要中間一段”，只許以企業為核算單位，不許以整個社會為核算單位；只許算企業帳面成本，不許算整個社會的綜合成本，對“人命算商品”導致的社會動亂成本一概不算，通過玩弄各種數字遊戲給出“公有制效率低”、“人間正道私有化”的結論。

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跟“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硬拼求發展，可以獲得一時的成果，甚至很驚人的成果，但這樣的發展是不穩定的，靠不住的，要靠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權才能維持，不消耗人命就不能持續，不以人肉包子為動力就要停擺。一旦不能靠壓榨老百姓的生存權獲得的廉價競爭了，或者靠壓榨老百姓的生存權獲得的廉價優勢不復存在了，不但立刻發展不下去，而且已經取得的一切發展都會土崩瓦解——這不是危言聳聽。中國經濟規模迅速發展靠的是“外向型經濟”、“出口導向”，實現出口導向的最大王牌是“物美價廉”，實現“物美價廉”的最大訣竅是“人工成本低”。如今這種優勢已經面臨西方國家越來越大的挑戰——新一輪的金融危機和“占領華爾街”運動使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要防止美國重蹈英國的覆轍、防止經濟空洞化虛擬化、防止社會危機就必須扭轉製造業衰落外流的趨勢。所以奧巴馬要大力推動“製造業回歸美國”。而新一代的技術如３Ｄ打印、智能裝配機器人等則為挑戰中國靠“物美價廉”實現出口導向提供了技術手段。種種跡象顯示，中國靠犧牲老百姓生存權實現“物美價廉”的手段將遇到來越大的挑戰。換句話說，靠“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來取得“發展”的路子很難再一帆風順了。

假冒偽劣、毒奶粉、毒食品、毒藥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環境污染、無孔不入的坑蒙拐騙、強制拆遷、通貨膨脹、拖欠工資、剋扣福利等等令老百姓恨之入骨的東西當真沒治嗎？扯蛋。共產黨如果真下決心治，哪有治不了的禍害？中國幾千年匪患不絕，哪朝哪代都束手無策，共產黨一上台沒幾年三下五除二就劃拉光了。如今這些禍害難道比幾千年的匪患還厲害？問題在於選擇了“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就被上了套：“要生存就不能發展，要發展就不能生存”——當真按照“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規則辦，嚴厲打擊絕假冒偽劣、毒奶粉、毒食品、毒藥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環境污染……相當大多數的“民營企業”就混不下去了，靠“民營企業”維持的“發展”就完蛋了，就沒法靠“發展成就”來維持“政權合法性”了。而靠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權獲得發展又必然激起老百姓越來越激烈的反抗，同樣破壞“政權合法性”——“進亦難，退亦難”，真正的進退兩難。

靠“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發展成果吃飯，實際是靠人肉包子吃飯。這樣的人不管直接間接、有意無意，實質上已經不乾淨了，已經屬於“吃人部落”的成員了。一旦嚴格取締“人肉包子”、嚴禁“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許多習慣了享受“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成果的人立刻會不習慣，會大喊大叫拼命反對。比如誰都知道北京的霧霾是無限製發展私人汽車的結果。不是人人開車，但人人都得聞廢氣。開車是發展成果，聞廢氣是犧牲生存——少數人享受發展成果，多數人的生存遭到犧牲。如果要保護多數人的生存而禁止在大城市普及燒油的私人汽車，享受慣了開車這發展成果的“成功人士”肯定不干——雖然他們未必都直接贊成“人肉包子”，但實際上已經不知不覺習慣了人肉包子的滋味，已經離不開了。這種局面才真正令人恐怖——據說老虎一般不吃人，但一旦吃了人、嘗到了人肉的滋味，以後就難說了。人一旦嘗到了“人命算商品”的滋味，以後想戒就難了。這令我想起一個描述吸血鬼的恐怖片——影片中的吸血鬼最恐怖之處不在於如何猙獰，而在於防不勝防——片中的吸血鬼跟普通人一樣，但人只要被它咬一口，從此也就成了吸血鬼，到處吸人血，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流毒無窮。影片中最嚇人的地方是象正常人一樣的吸血鬼悄悄接近毫無堤防的受害者突然張開嘴露出獠牙要咬人的那一剎那。據說這個鏡頭嚇死過好些人。許多人看完電影之後疑神疑鬼，看誰都象吸血鬼。好人被吸血鬼咬了之後變成吸血鬼是藝術誇張，而好人習慣了“人肉包子”的滋味之後上了癮從此離不開吃人則是社會現實。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就象藝術中的吸血鬼，讓人們一沾上就跟着變壞，不知不覺中變習慣了“人肉包子”的滋味，甚至象中了毒癮，不下極大的決心、不經過一番死去活來的痛苦就沒法戒掉。

⑶．“市場萬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場能通過競爭和淘汰自我淨化、自我優化、自行解決一切問題”：

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說：私有化自由化的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不是“人道”的、“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嗎？可見“市場萬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場能通過競爭和淘汰自我淨化、自我優化、自行解決一切問題”。

這是徹頭徹尾的詐騙。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資本的原始本性不可能不把人命當商品。原始資本主義經濟是不折不扣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滅絕印地安人，販賣奴隸，販賣毒品……西方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從原始的赤裸裸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演變為披了一層“人道”外衣的市場經濟、在一定範圍一定程度上限制“人命算商品”，是階級鬥爭逼出來的，是西方工人階級持續百年的抗爭包括象巴黎公社那樣的抗爭逼出來的，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造成的全球性危機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後果逼出來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逼出來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逼出來的——美國人接受羅斯福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新政”，是上個世紀20年代“自由市場萬能”導致1929年美國金融大危機引發世界經濟大蕭條、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認同蘇聯的制度這種形勢逼出來的。美國立國以來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種族割裂制度被逐步廢除，是美國黑人發起的民權運動逼的，更是毛澤東逼的——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中，中國第39軍通過戰場喊話使美軍第25師第24團一個黑人工兵連全連一百一十五人集體戰場投降。這使美軍不得不從此改變建軍以來近二百年的一貫傳統，不敢再按膚色編隊。從而使美國建國以來一貫堅持的種族隔離被打開了第一個缺口。志願軍對美軍戰俘按照“不分種族膚色階級，一律平等”的原則管理，徹底打破種族隔離，嚴禁種族歧視。這使美軍戰俘中的黑人頭一次嘗到“不分種族膚色階級，人人平等”的滋味。隨着戰爭的結束、戰俘的遣返，反種族隔離、反種族歧視的意識便如種子被毛澤東通過這些人傳播到了美國，潛移默化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為形成美國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視、爭平等的民權運動助了一臂之力。1963年8月8日毛澤東發表《呼籲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的聲明》，指出：“美國黑人鬥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着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必將隨着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毛澤東發表聲明之後不久，美國“非暴力”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組織了“百萬黑人華盛頓和平大進軍”活動，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著名演說（華盛頓從此變為“巧克力城市”）。美國當權者認定：如果不能使美國黑人接受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張，那就要面臨他們接受毛澤東的暴力革命理論在美國搞“民族解放戰爭”的前景。如果連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權運動都不接納，都暴力鎮壓，那就不敢保證美國黑人會聽毛澤東的走暴力鬥爭之路。在美國即將製造“北部灣事件”、在越南大規模軍事升級前夕，面對處於敵對狀態的中美關係，美國理所當然要想到必須防止毛澤東利用美國的種族歧視在美國國內製造武裝鬥爭，理所當然要迅速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越南戰爭大打出手在即，豈能允許後院起火窩裡反？無論如何得籠絡住人心。結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國總統約翰遜簽署1964年民權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員、公用事業單位、工會會員資格以及聯邦出資項目等方面存在種族歧視。美國的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從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所有這些只能證明現代資本主義“不把人命當商品”是被逼出來的，“千逼萬斗始出來，千方百計打折扣”，心不甘情不願，永遠是相對的、被動的、不得已的、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不穩定的、隨時隨地可以變卦的，“把人命當商品”的自發本能才是絕對的、主動的、無條件的、自發的、永久的，有空子就要鑽，有機會就要變——所謂“人命不算商品”國內一個樣，國外又一個樣；已經被人牢牢盯住的領域一個樣，新技術新領域又另一個樣；蘇聯存在時一個樣，蘇聯解體後又一個樣；瞞不過去的一個樣，瞞得過去的又一個樣；不好惹的一個樣，好欺負的又一個樣……只要一個看管不到，立刻故態復萌，恢復“人命算商品”。私有制條件下不可能杜絕“人命算商品”——市場經濟是資本流通的經濟。對市場的管制實際是對資本的管制。私有制這個大前提決定對資本的管制不可能徹底。要從根本上消滅“人命算商品”就只有公有制。只有公有制的市場經濟才是徹底的“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

公有制不是不要市場經濟，只是要給市場經濟套上套子，給支配市場的資本套上“絕緣材料”——資本是一種能量，跟電能一樣馭則為利，縱則為害。怕電死人而禁用電錯誤，因為電有用就不加防範任憑到處跑電漏電電死人也不管同樣錯誤。怕資本支配的市場經濟導致“人命算商品”而取消市場經濟錯誤；因資本支配的市場經濟神通廣大而取消一切管制任憑“人命算商品”同樣錯誤。對電能正確的做法是用絕緣材料約束住高壓電，只准其在導線內自由流動，不准沿其他方向亂串。導線內電阻力越小越好，電流流動越自由越好，導線外電阻力越大越好，電荷半點無泄露才好，有利於這些大方向的技術改進多多亦善，從不間斷。對無害人體的低壓電則用不着嚴加約束——譬如人可以用手直接拿鈕扣電池而不必帶絕緣手套。對資本的正確做法是用公有制約束住巨額資本，只准其在“人命不算商品”的領域自由流動，不准向“人命算商品”的方向亂串。在“人命不算商品”的領域制約越少越好，資本流動越自由越好；在“人命算商品”方向制約越多越好，資本寸步難行才好。有利於這些大方向的正當改革多多亦善，從不間斷。對於小額私人資本則允許存在——譬如毛澤東主張的公有制是“國民經濟要害領域內實行公有制的同時允許個體經濟存在”，並不是一切行業一刀切。

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的“市場萬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場能通過競爭和淘汰自我淨化、自我優化、自行解決一切問題”等說教證明他們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發展歷史、對貫穿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的階級鬥爭、對西方工人階級持續百年的抗爭包括象巴黎公社那樣的抗爭、對1929年的世界大蕭條的來龍去脈和歷史教訓、對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作用、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歷史作用等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實、歷史規律和歷史經驗教訓一竅不通，視而不見，既淺薄又專橫，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憑空捏造彌天大謊——所謂“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場能通過競爭和淘汰自我淨化、自我優化、自行解決一切問題”實際意思是說，只要任憑老虎敞開了吃肉，老虎吃夠了就會“自我優化”改行吃素；“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人命買賣做多了就能自動轉變為“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場經濟。這等效於把“籠子裡的老虎吃不到人”硬說成是“老虎不吃人”，真正目的是讓上當受騙的人傻頭傻腦放虎出籠吃自己。

二．為什麼不顧一切後果強制推行“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

１．“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

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為什麼要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禍國殃民？僅僅是“學術水平低劣”、“好心辦壞事”嗎？

毛澤東說：“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對三十多年來無數證明“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正在把中國社會逼向死路的事實視而不見置若罔聞，鐵了心蠻幹到底，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

這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究竟安的什麼心？茅于軾的兩句話提供了鑰匙。

茅于軾說：“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國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勞苦大眾治理”。

茅于軾所謂的“精英”指的是什麼人？

第一，顯然只能是知識分子——不是知識分子而成“精英”者只能是天生的異類，諸如神仙皇帝真命天子，一生下來就“天生異兆”之類。這樣的活神仙現實世界裡不定多少年才出一個，治理社會顯然不能指望這種人。

第二，顯然只能是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雖學理工出身但半路改行靠搞文科吃飯的人）——管理社會、管理國家說到底是管理人。文科是跟人打交道的學科，因此只有文科類知識分子敢宣稱自己跟管理社會、管理國家“專業天然對口”。理工科是跟自然打交道的學科。搞理工的知識分子如果堅持專業，就必然專心致志跟自然打交道，成功的標誌是專業領域有所發明，即便搞管理也是專業領域內的管理。如果半路出家改行，不搞所學專業而干起了文科類知識分子幹的事——專跟人打交道，那就意味着在本專業混不下去了，就不能算“理工科知識分子”而只能算“文科類知識分子”了。搞理工的知識分子頂多會說社會“可以”由自己治理”。敢狂妄傲慢地宣布社會“必須”由自己治理的，只能是文科類知識分子。

第三，顯然只能是自命高貴、自命有權支配老百姓的命運的精神貴族——所謂“精英”，意思就是比普通老百姓高級，高等，高貴，高人一頭。這個結論不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大眾贈送的，而是某些知識分子自封的——要麼是自己的自吹自擂，要麼是文科類知識分子之間的互相吹捧、互相封授，反正沒經過工農兵老百姓的承認和批准。如此“精英”必然對人民群眾充滿了輕篾和歧視——否則怎麼會不由分說自命“精英”，不由分說就要處處高人一等，不由分說就要擺布人家的命運，根本就不徵求人家的同意？只有自命精英、以貴族自居、自命有權支配老百姓的命運的人才會有這樣的邏輯、這樣的行為特徵。

由此可見，茅于軾所謂“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國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勞苦大眾治理”的真正意思是：“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國家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以下統稱為“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

（注意：三大因素一個都不能少：必須是知識分子，必須是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雖學理工出身但半路改行靠搞文科吃飯的人］，必須是蔑視人民群眾、自命高人一等、自命有權支配老百姓的命運的精神貴族。少一樣都不算茅于軾所謂“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的“精英”，不算本文所謂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

“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並不是茅于軾的發明，而是中國幾千年一貫的制度。只不過過去叫“學而優則仕”，如今叫“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雖然名稱變了，但萬變不離其宗，本質完全一樣。

“普世公知”們自己對此也直言不諱。資中筠說：“中國知識分子——略相當於古之‘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裡‘匹夫’實際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車賣漿者流”（資中筠：“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建設新文化任重而道遠”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28565.html）“在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貴族。”“我們的社會應當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識和科學精神，來培養出真正的貴族，這也是對傳統士大夫文化的一種繼承。”（資中筠：中國社會缺乏真正貴族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2_10/24/18527642_0.shtml）

資中筠的這些話證明今天的知識分子（更確切地說，今天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跟過去的“士大夫”一脈相承，都自命貴族，都自以為高人一等，都自命有權支配老百姓的命運，都堅持社會必須由自己治理。“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並不僅僅是茅于軾一個人的立場，而是從古到今一切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共同主張。

“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是古往今來一切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一貫追求、全部追求，是他們高於一切、壓倒一切、絕對不可動搖的原則。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不管是當年的“士大夫”還是今天的“普世公知”，其一切言行主張說穿了就一句話：“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一切都圍着這個主題打轉，都以這個結論為出發點和歸宿點。他們一年到頭一天到晚嘮嘮叨叨無非是破壞了“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必定如何如何壞，實現了“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必定多麼多麼好；世界上一切罪惡全都是破壞“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造成的，全天下一切好事全都是堅持“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帶來的。

２．千古血債未清算

中國幾千年來不管哪朝哪代都是“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通過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國。朝代換了又換，但“通過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國”的制度一直沒變。幾千年來實際治理中國社會、實際執掌政權的不是皇帝，而是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之所以能掌管中國的實際統治權幾千年，王牌是兩大神話：第一，中國是“禮義之邦”、“天朝上國”、“世界中心”，其它一切都是“不知禮數的化外蠻夷”，因此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第二，孔子是聖，孟子是賢，孔孟之道是世界最先進文明的代表，是絕對權威，必須無條件遵循，不允許有任何懷疑、任何挑戰。這樣一來孔孟之道這“最先進文明的代表”規定的“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學而優則仕”便使“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有了法理上道義上的絕對權威。只要這兩大神話不被戳穿，只要尊孔，“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就是必然的。因此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中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其實就幹了一件事：尊孔——不在乎誰當皇帝，只在乎是否尊孔。王朝建立之後才是皇帝在知識分子裡挑選誰當官，王朝建立之前卻是知識分子在各路人馬中挑選誰當皇帝：只投奔擁戴尊孔的，堅決口誅筆伐不尊孔的。如此一來只有尊孔的能當上皇帝，能當上皇帝的必然尊孔。而只要尊孔，就必定是“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

這樣的大前提決定了中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幾千年來掌權的一貫行為特徵：

第一，只坐天下，不打天下——既然只要尊孔，不管誰當皇帝都必定“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有此保票，何必流血拼命打天下？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即可。

第二，不事生產、不勞而獲、不干實事、不干好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一切地位、一切特權都來自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是權術之道，從根本上輕視生產，輕視實踐，輕視實幹，輕視人民群眾。抓住了孔孟之道就什麼都有了，違背了孔孟之道就什麼都沒有，再努力創造財富、重視實踐、聯繫人民群眾也無濟於事。“存在決定意識”，這樣的存在決定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可能不鄙視勞動、鄙視創造財富、鄙視實踐、鄙視實幹、鄙視人民群眾、鄙視實事求是，不可能有興趣鑽研科學技術、培養科學作風，不可能有凝聚力。“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是個無條件存在的絕對論斷，無條件地賦予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這個整體高人一等的特權地位和支配老百姓的絕對權力——絕對的話語權、絕對的管理權。“絕對權力，絕對腐敗”，這是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這個整體不可能不腐敗，不可能不壟斷話語權以權謀私，不可能不熱衷於鑽營硬權力持權搶劫老百姓，不可能不瓦解一切法律法規。每一個新朝代不管剛建立時如何朝氣蓬勃，只要按照“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把各級權力交給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馬上就開始了腐化墮落制度荒廢的走向反面的進程，最後無不土崩瓦解垮台完事。新的王朝則又開始新一輪的“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如此循環，周而復始。

第三，不負責任，不承擔後果——治國治砸了可以，政權崩潰可以，但危及“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原則就不可以。這就決定決不能允許說政權腐敗墮落、官逼民反是當權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責任。資中筠說得非常明白：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一定要掌權治國，但絕對不負責任——一定要掌權治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裡‘匹夫’實際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車賣漿者流”；絕對不負責任：“‘國家（指朝廷）興亡肉食者謀之’，匹夫是沒有責任的”——伸手要權了就是“天下興亡”，就“匹夫有責”；把國家搞垮了要追究責任了就是“朝廷興亡”，就“匹夫無責”了。究竟是屬於“天下興亡”還是屬於“朝廷興亡”全憑自己滿嘴裡跑舌頭。總之王朝垮台、天下大亂的責任是別人的，不得找具體掌權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算帳。誰的責任？倒霉的亡國之君加老天爺——“五德循環”、周而復始是“天意”，“天命不可違”；舊王朝傾覆是“昏君無道”、“獲罪於天”、“氣數已盡”，擁戴新王朝是“順應天時”、“識時務者為俊傑”……一切都是“天意”，一切問題、一切罪責都是末代皇帝這個倒霉鬼的，跟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沒關係，跟“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根本原則的更沒關係。

“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導致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和周期性動亂殺戮，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了無盡的苦難，欠了中華民族千古血債：

——為什麼閉關鎖國？“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需要。一旦國門大開、信息自由交流，“世界中心”、“天朝上邦”、“天下第一”、“孔孟是獨一無二的聖賢”之類神話很快就保不住了，“唯一文明里的唯一聖賢規定了‘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學而優則仕’”的絕對權威很快就保不住了。理論根據保不住，必然要威脅到“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至高無上。

——為什麼中國科學技術發展不起來？“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需要。一發展科學技術，“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就可能變成“社會也可以由善於發展科學技術的人治理”；“實事求是”的原則就要吃香，就要挑戰無條件迷信“聖人之言”，挑戰“難得糊塗”，挑戰主觀唯心信口開河，就會信奉追根究底、一絲不苟、“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麼”——為什麼“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為什麼孔孟之道至高無上？……科學技術發展了，善於實幹、善於發明創造的威信高了，善於改造客觀世界的科學家就香了，只會主觀誇張的“嘴把式”就掉價了，專門舞文弄墨搬弄是非、“狗掀帘子——全靠一張嘴”、“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高高在上誰也瞧不起、“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還神氣活現得起來麼？要發展科學技術就必須普及教育。教育一普及，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就麻煩了——魯迅說：“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士大夫）也跟着不尊嚴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尊嚴了，“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原則還尊嚴得起來嗎？

——為什麼專制獨裁？“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需要。民主的基礎是平等。獨裁的基礎是不平等。要“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就不能平等：自命精英意味着別人與自己的關係不是平等關係，而是“上智下愚”的關係，自己是“上智”，別人是“下愚”，所以才“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這個專橫武斷的結論完全以“聖人之言”為權威根據，不容質疑，靠權力強加於人。這一切只有靠獨裁專制、思想專制、文化專制才能確保。沒了孔聖人的大棒，沒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特權地位，任憑平民百姓、下里巴人、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跟自己平起平坐，那還怎麼高高在上？還怎麼實現“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

——為什麼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不起來？“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需要。第一，商品經濟的原則是自由競爭。“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允許其它人跟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自由競爭嗎？第二，商品經濟要有商品可供交換。作為整體，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能生產什麼商品供交換？從無數人翻爛了的四書五經里編出來的八股文？有多大市場？第三，商品經濟是利潤第一，“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是教條第一。“教條第一”碰上“利潤第一”算老幾？商品經濟吃香，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在商人面前還能有多大威風？（搞“重農抑商”不能說沒有點煞煞商人威風的用意。）第四，市場經濟離不開信用，離不開規則。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離不開權術，離不開文字遊戲玩弄規則，完全格格不入。第五，商品經濟發展了，商品就要滿世界流通，商人也要滿世界跑，這就要衝擊到“閉關鎖國”，就要威脅到“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至高無上。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充滿了周期性大動亂、人口大屠戮、大滅殺？“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必然結果。“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確保不管誰當皇帝，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都能掌握權力，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學而優則仕”賦予他們對老百姓的絕對權力。“絕對權力、絕對腐敗”決定他們不可避免地以權謀私，不肯也不可能為任何政權的生存而制約自己的貪婪，腐敗鑽營一刻也不停，什麼法律規章都不過是一堆廢紙，直到把整個政權大廈蛀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朝廷興亡，匹夫無責”決定他們用不着為政權的死活操心負責，可以振振有詞地用“五德循環”、周而復始是“天意”、“天命不可違”、舊王朝傾覆是“昏君無道”、“獲罪於天”、“氣數已盡”等理由把全部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再打出“順應天時”、“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旗號擁戴新王朝，開始新一輪的腐蝕。他們就象一群白螞蟻，不管多新的房子都要全部啃光變成廢渣，最後轟然崩塌，然後寄生到新的房子裡，開始新一輪的蛀蝕，為新一輪的社會大動亂、人口大滅殺準備條件。中國歷史上周期性大動亂、人口大屠戮、大滅殺從不間斷，是因為“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從不間斷。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中國歷史上無數次社會大動亂的罪魁禍首，是歷史上無數慘無人道的大屠殺的罪魁禍首。只要“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制度還存在，周期性大動亂、人口大屠戮、大滅殺的慘劇就將繼續。

——為什麼中國盛產漢奸？“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必然結果——治國治得周期性動亂，又不肯負責，於是創造出一整套推卸責任改換門庭的理論：“五德循環”、“天命難違”；舊王朝傾覆是“氣數已盡”，擁戴新王朝是“順應天時”、“識時務者為俊傑”、“良禽擇木而棲”……誰來統治不重要，誰重用自己才重要，給奶便是娘，給權便是王，只認朝廷和權力，不認國家和民族，把國家內部的政權更迭與圖謀亡國滅種的外來侵略混為一談。這樣的漢奸理論導致漢奸的盛產。

——為什麼中國人內鬥不休？“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必然結果。這一制度決定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用不着跟任何人有共同的目標：用不着同心協力打天下，用不着同心協力創造財富，用不着同心協力保政權，用不着同心協力做任何改變客觀世界的事。每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生存和成功只依賴於個人主觀的誇張，不依賴客觀的實踐，不依賴集體的合作，連別人的配合也不依賴，因此不需要遵守客觀規律，不需要替別人着想。沒有共同的利益決定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但文人相輕，而且跟任何人都充滿矛盾，充滿爭權奪利，充滿勾心鬥角。因為不需要參與改造客觀的實踐，因此不可能用改造客觀世界的具體成果證明自己。要證明自己就只能靠主觀的誇張。當所有的人都用主觀誇張證明自己最優秀、最該掌權時，靠自吹自擂決勝負就不管用了。結果就是“逆向競爭”——沒辦法用主觀的誇張從正向證明自己，就用主觀誇張從反向證明自己——用證明別人的錯誤來反證自己的正確，用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用醜化別人來美化自己。人人如此，結果當然只能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內鬥不休。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中國治理了幾千年，把中國治理成了個落後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他們在歷史上從來就沒幹過好事，對中華文明毫無貢獻。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得住腳的東西沒一樣是他們搞出來的：“四大發明”、“孫子兵法”、“老子”、“莊子”、“墨子”、瓷器、絲綢、茶葉、中醫中藥、針灸、武術、算盤、長城、故宮、十三陵、靈渠、大運河、都江堰、趙州橋、兵馬俑、鄭和寶船……他們長達幾千年的治理導致中國閉關鎖國、專制獨裁、愚民政策、文盲充斥、麻木不仁、一盤散沙、內鬥不休、鄙視實踐、崇尚空談、只認權術不認技術、漢奸理論猖獗、賣國求榮盛行、科學技術無從發展、長期固定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圈子裡原地踏步、社會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社會周期性大動亂、人口大屠戮、大滅殺、社會大破壞、大倒退，永遠錯過了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歷史機遇，終於淪落到落後挨打，面臨亡國滅種的悲慘命運。他們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反動群體。他們對中華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欠了中華民族千古血債，需要清算而迄今尚未得到清算的千古血債。

３．“三百年殖民地”

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徹底摧毀了兩大神話——中國是世界中心，中華文明是世界最先進的文明；孔孟是聖賢，是最先進文明的代表。這兩大神話破滅了，維持了幾千年的舊的“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基礎就完蛋了——不能再說孔孟之道是“最先進文明的代表”了，建立在孔孟之道的“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學而優則仕”基礎之上的“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自然立即喪失了法理上道義上的絕對權威。

要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打開中國大門的條件下繼續堅持“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就必須製造出新的兩大神話——新的“最先進文明”，新的“最先進文明代表”；據此發展出新的理論體系，讓新的“最先進文明代表”給“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以新的法理上道義上的絕對權威；然後依靠新的權力體系實現“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

這新的“最先進文明”和新的“最先進文明代表”和新理論體系必須滿足如下要求：

第一，能唬住人；
第二，不會導致追究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中國治理得中國落後挨打的責任；
第三，必定導致“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結論；

能滿足這些條件的新的“最先進文明”是西方文明，新的“最先進文明代表”是“普世價值”，據此發展出的新理論體系是：西方文明是最先進文明，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中國人是劣等民族劣等人。中國落後挨打不是因為“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而是因為中國人素質低劣；責任不是治理中國治理了幾千年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而是所有素質低劣的中國人的。孔孟之道說，“惟上智下愚不移”，因此社會必須由代表“上智”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新理論體系說，“惟洋智中愚不移”，因此社會必須由代表“洋智”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代表西方先進文明的“普世價值”規定：該誰治理社會要由“自由選舉”來決定。“自由選舉”的遊戲規則是輿論控制選票，誰掌握話語權誰當選。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一直壟斷中國的話語權，搞“自由選舉”就如同左手選右手，穩操勝券。這樣一來就能等效實現“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新理論體系就這樣圓滿地完成了證明“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打開中國大門的條件下繼續堅持‘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頭號重任。

“孔孟之道”確保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通過科舉掌權，“普世價值”確保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通過選舉掌權——中國權威吃香時就靠中國權威實現“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外國權威吃香時就靠外國權威實現“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孔孟之道”與“普世價值”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哥倆好”，“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里外里唱的是一齣戲。

確保“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打開中國大門的條件下繼續堅持‘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離不開三大前提：第一，讓中國人相信西方文明是最先進文明；第二，讓中國人相信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中國人是劣等民族劣等人；第三，讓中國人相信中國只有落後挨打的問題，沒有遭受侵略的問題。

——如果中國人不迷信“西方文明是最先進文明”，“普世價值”就不至高無上了，“惟洋智中愚不移”、“社會必須由代表‘洋智’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就不至高無上了，就不能確保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通過選舉掌權了。

——如果中華文明不劣等、中國人不劣等，那中國人馬上就會問：誰造成了中國落後挨打？既然不是中華文明劣等造成的，不是中國人劣等造成的，那就只能是治理中國幾千年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造成的。如此一來馬上就會推翻“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原則，而這是絕對不允許的。從鴉片戰爭起，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在整整一甲子６０年的時間內一直頑固拒絕承認“中國落後”。雖然挨打又挨打，喪權辱國又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又割地賠款，阿Ｑ精神卻始終不變。直到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中國整省整省大塊大塊地被瓜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這才再也沒辦法繼續硬着頭皮自欺欺人，才不得不承認“中國落後”這一客觀事實。但也就到此為止：只承認中國落後，決不承認中國落後是自己的治理造成的，否則就得承擔責任。只有把中國落後的原因歸咎於“中華文明劣等”、“中國人劣等”，才能不僅不承擔“導致中國落後挨打”的責任，反而可以以退為進反咬一口：因為“中華文明劣等”、“中國人劣等”，所以必須由代表“西方文明先進文明”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來統治。要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打開中國大門的條件下繼續堅持“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中華文明就必須劣等，中國人就必須劣等。這是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核心利益的需要。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如果問題性質是“中國遭受侵略”，那馬上就有一個反侵略的問題，中國人認同的最高原則就不是“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而是“社會必須由能領導中國抵抗侵略的人治理”。在落後挨打的條件下反侵略就必須全民動員，就必須苦幹實幹流血犧牲，就必須有凝聚……所有這些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一樣也做不到。因此他們無論如何不能允許把中國的落後挨打定性為遭受侵略，而必須把問題定性為“傳播先進文明”、“先進文明取代落後文明”、“優勝劣汰”、“先進戰勝野蠻”——如朱學勤、袁偉時等一再宣揚的：“殖民統治史是一個文明輸入和文明擴展的歷史”、中國落後挨打不是在遭受侵略，而是自找的，西方先進文明送貨上門而中國人不識好歹頑固堅持野蠻文化挑戰先進文明，所以招致了懲罰、“天譴”，最後結果卻是“給中國帶來了進步和文明”。

賴以實現“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新的“權力靠山”必須滿足如下要求：

第一，不追究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中國幾千年治理得中國落後挨打的責任；
第二，必須通過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中國；
第三，不在乎中國落後。

能滿足這些條件的“新的權力靠山”決不能是中國人的政權，只能是要把中國變為殖民地的外國政權——只有這樣的政權才不在乎中國落後，而不在乎中國落後才不會追究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把中國治理得落後挨打的責任，才必須通過他們治理中國。

注意：任何中國人的政權都不能滿足上述條件——只要是中國人的政權，就不可避免想把中國搞好。只要想把中國搞好，就不可避免要研究尋找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只要研究尋找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就不可避免要追究到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中國幾千年治理得中國落後挨打的責任，就不可避免要危及“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最高原則。即便不追究責任，光憑“想把中國搞好”這一條就夠了，因為那樣以來最高原則就不是“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而是“社會必須由能把中國搞好的人治理”，至少是“社會必須由想把中國搞好的人治理”了。只要想“把中國搞好”，就必須干實事，而只要涉及干實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就立刻坐不住了，立刻感受到威脅了，就決不能容忍。

所有這一切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三百年殖民地”。這不是劉曉波一個人的一時衝動，而是一切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深思熟慮的理性總結——要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打開中國大門的條件下繼續堅持“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就必須以中國變成外國殖民地為代價。不滅亡中國，不把中國人置於低人一等的“劣等文化劣等人”的奴隸位置，就不可能實現“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只是“三百年殖民地”是個“頂層設計”、“很大的一盤棋”，必須“能做不能說”。

——外國侵略中國、屠殺人民、滅亡中國怎麼辦？——那不叫侵略，而叫“先進文明取代落後文明”。既然中國人是劣等文明劣等人，那被屠殺被消滅就是活該，這叫“物競天演，優勝劣汰”，天經地義。中國滅亡了更是好事：“日本即使滅亡了中國，也只不過讓中國多了個日本族而已”。

——中國被瓜分、四分五裂怎麼辦？——對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中國統一，他們只能面對一個老闆，一套標準價碼，沒有選擇的餘地。中國四分五裂，他們可以任意選擇老闆，盡情“良禽擇木而棲”，不但可以誰開出的價碼高投奔誰，而且可以憑三寸不爛之舌同時掛六國相印，同時開六份工資。這難道不是天大的好事？中國分裂又如何？軍閥混戰又如何？死人無數又如何？反正死的是普通老百姓，“劣等文明劣等人”，用不着心疼。

總而言之一句話：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精英治國——“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其它一切都無足輕重，都可以犧牲，都必須讓路。

封建主義時代，“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理論根據是：根據代表最先進文明——中華文明的權威——孔孟之道，“惟上智下愚不移”。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上智”，老百姓是“下愚”，因此“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

帝國主義時代，“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理論根據是：根據代表最先進文明——西方文明的權威——“普世價值”，“惟洋智中愚不移”。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洋智”，中國老百姓是“中愚”，因此“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

要在帝國主義時代堅持“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西方文明就必須最先進，中華文明就必須劣等，中國人就必須是劣等文化劣等人，就必須把中國受侵略說成“殖民統治史是一個文明輸入和文明擴展的歷史”。結論：“三百年殖民地”。

毛澤東說：“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只有理解“三百年殖民地”和“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這個核心總綱的關係，才能真正理解、真正深刻地感覺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全部言行的真正含義，否則想破腦袋也想不通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那樣如此仇恨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民族文化？通過“三百年殖民地”實現“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需要。只有理解這點，才能明白他們為什麼會如此不遺餘力、不厭其煩、無孔不入地貶低中國的歷史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如此徹底地、無條件地否定中國的一切；為什麼會鼓吹禁止使用“漢奸”一詞、連“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聽不得；為什麼會發明“愛國賊”這古往今來空前絕後的罪名；會公然聲稱當“帶路黨”；會想盡一切辦法從一切方面用一切可能的方式發泄對中國和中華文明的仇恨：“堅決支持美國吞併中國”、“爸爸認為中國人是劣等種族”（蕭瀚）、“以歷史的後見之明，當年要是日本占領中國就好了”（蕭瀚）、“中國人可能是地球上多餘的人”、“中國是沒有文化的民族，語言是全世界最低級的！”（凱迪網絡：飛龍在半天）、“偉大的中國人民是極幼稚與太不成熟的人民”（宣昶瑋）、“所謂‘四大發明’的無稽之談”、“如果沒有核武的話，天朝早就變成民主國家了！”（《南方都市報》創始人、新京報前總編輯程益中）、“祈禱天宮一號發射失敗”（經濟學家王福重）、“要融入世界，中國需要一次失敗！”（楊海鵬，陳有西學術網）……
許多人把所有這些仇恨中國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簡單地一概稱為“外國豢養的漢奸”，這個結論不甚準確。這些人中受外國收買的人肯定有，但不會是全部。“海外民運”就那麼幾十上百口子，就已經一天到晚相互斗得你死我活鬧得不可開交了。中國人口十三億，仇恨中華民族、仇視中華文明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上百萬也得上數十萬。如果我是外國管事的，我哪來那麼多預算打發那麼多癩皮狗？哪有那麼多精力應付那麼多狗咬狗？整天煩也煩死了。行得通的辦法肯定只能是重點豢養，其他的就管不了那麼多了。所以簡單地把所有拼命辱罵中華民族、仇恨中華文明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說成“外國豢養的漢奸”過於簡單化，既不符合事實，也沒有涉及問題的實質，說服力不強。

只有理解“通過‘三百年殖民地’實現‘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這個總綱，才能明白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們這樣干是出於自己的利益需要，是自覺自愿地要把中國搞垮，自覺自愿積極主動地要把中國變為外國的殖民地。即使有沒有外國勢力的具體收買，他們也要這麼幹。僅僅因為混飯吃而被外國收買而反華當漢奸的哪會如此積極、如此主動、如此自覺？——抗日戰爭時期的偽軍是被動消極應付日本人的多，還是積極主動搶着替日本人賣命的多？哪象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從感情上就從不向着中國，對中國的一切本能地反感厭惡，哪怕在很小的事情、很微不足道的細節上都能體現出來。他們對中國的仇恨、對中華民族的仇恨是自覺自愿的，是出於深思熟慮的理性分析，沒有絲毫盲目性。只要在當代堅持“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就必然如此，必須如此。不看透這點就根本沒法理解他們的言行——普通中國人看問題想當然的出發點是“把中國搞好”、“為中華民族生存着想”，根本想不到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待一切問題的出發點是“把中國搞垮”、“三百年殖民地”、“劣等文化劣等人應該被奴役”。

張召忠說：“如果我作為一個共和國的將軍，我整天說，你們放心好啦，我們跟美國不會打仗，跟日本不會打仗，我們沒有威脅，我們整天都是和平的，我們可以縮減軍費，削減軍備，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一心一意搞經濟就可以了。你們覺得這樣安全嗎？軍人是一個職業行為，必須考慮戰爭。軍人認為維持和平的最好方式，就是做好戰爭準備，什麼時候遭受侵略了，就說明你的戰爭準備沒有做好，戰爭準備做好了，就不會打仗。但不是說我們整天準備打仗就是盼望打仗想打仗，你如果把我的著作看完了，你就會發現，我絕不是一個整天嚷嚷戰爭的戰爭狂人，電視上闡述一個觀點，前面都要有鋪墊，但編導有時候嫌囉嗦就減掉了，這樣就很容易造成誤會。”“如果哪天，中國的軍人出來說，這個釣魚島給日本算了，釣魚島那麼小，能值幾個錢，整天在電視上嚷嚷什麼，惹得人家日本不高興，你們這樣愛國其實就是害國。”

就憑張召忠這些話就可以明白他雖然說“特理解大家為什麼罵我”，實際上並不理解。因為他以為自己挨罵是因為“編導有時候嫌囉嗦就減掉了，這樣就很容易造成誤會”，這證明他並沒有明白自己挨罵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因為他把自己“作為一個共和國的將軍”、“必須考慮戰爭”，也就是說必須保衛國家存在。而破口大罵他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根本不是保衛國家，而是搞垮國家，實現“三百年殖民地”。他們要的不是“共和國的軍人”，而是“叛國的軍人”；張召忠一再聲稱不能做的事——整天說“不會打仗”、“縮減軍費，削減軍備，馬放南山，刀槍入庫”、“這個釣魚島給日本算了，釣魚島那麼小，能值幾個錢，整天在電視上嚷嚷什麼，惹得人家日本不高興”——恰恰是他們要求張召忠做的事。張召忠的所有講話都是從“保衛國家”、“把中國搞好”的立場出發看問題；而拼命罵他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立場卻是“把中國搞垮”、“三百年殖民地”。這讓他們如何不罵張召忠？越解釋越罵。而且罵還僅僅是開頭，大動作還在後頭：既然目標是“搞垮中國”、“三百年殖民地”，那就不能容忍任何認同中國的人，尤其一切軍人——軍人的天職是保衛國家，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目標是毀滅國家、實現“三百年殖民地”。就憑這就不可能容忍任何軍人，不管是不是“鷹派”——羅援容不得，戴旭容不得，張召忠容不得，一切軍人統統容不得。不信看看那些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什麼時候對誓言保衛國家的中國軍人有過任何好話、表示過任何善意？“三百年殖民地”決定他們必須給一切軍人都安排“莫須有”，都送進“風波亭”。如今大肆圍剿羅援、戴旭、張召忠們僅僅是開頭，小菜一碟。

“通過‘三百年殖民地’實現‘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決定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能容忍任何妨礙變中國為“三百年殖民地”的行為，任何旨在抵抗侵略、救國救民的行為——對任何對侵略的抵抗肯定都是對“殖民統治史是一個文明輸入和文明擴展的歷史”的否定，都是對“西方文明是最先進文明”、“中國人是劣等文化劣等人”的否定，都是對“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否定——既然你治理得那麼好，為什麼會鬧反抗？因此任何反抗都不可容忍，更不用說革命了——“著名思想家”李澤厚斷言“告別革命”，聲稱“辛亥到‘文革’都沒有革命‘一定要發生’的邏輯”；袁偉時拼命證明火燒圓明園是中國人不識好歹抵抗“先進文明”自找的；朱學勤說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是中國兩大害；“普世公知”動輒眾口一詞通罵“義和團式愛國”、“納粹式極端愛國主義”、“愛國賊”……所有這一切並非偶然，也不簡單是“外國收買”。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光是反毛反共，辛亥革命、義和團運動、太平天國起義……任何反抗侵略的行為他們都要否定，任何旨在把中國搞好的人和事都要遭到他們的詛咒。這是“通過‘三百年殖民地’實現‘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需要。

４．“任何時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讀書人”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判斷一切是非的標準只有一個：“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 ——不看為國家做了什麼，只看為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做了什麼；不看為中華民族做了什麼，只看為“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做了什麼。欺負任何人都可以，冒犯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行，所以沒有“迫害工人罪”，沒有“迫害農民罪”，沒有“迫害軍人罪”，惟獨有“迫害知識分子罪”。任何人凡為“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效勞的，不管如何禍國殃民也一概不計較，一概美化；凡妨礙了這條的，不管幹了多少於國於民有益的事也一概不算數，一概一筆勾銷，一概妖魔化。

中國歷史上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從來光搗亂不幹事。要想干點實事就非克服這幫大爺的搗亂不可，就非得罪這幫無賴不可。秦始皇要統一中國，要實現體制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就必須政令統一，豈能容忍一幫儒生博士整天“儒以文亂法”、鼓譟能讓自己也掛六國相印的“分封制”、引經據典巧言惑眾、讓本來可以不折不扣貫徹落實的政令大打折扣、變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豈能不打擊？於是就有了焚書坑儒，就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曹操要統一中國，同樣必須政令統一、嚴格軍令，同樣不能允許一幫儒生博士整天“儒以文亂法”跟自己的政務搗亂——你要官渡決戰，他說你出兵必敗；你為克服戰亂造成的糧荒而下令禁酒以節約糧食，他卻站在一邊說風涼話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你帶兵要求令行禁止，他卻藉口“雞肋”動搖軍心擅自下令士兵收拾行裝準備回家；你要多方面考察接班人，他卻到處插手幫着造假誤導你的判斷……這讓曹操如何容忍？於是就有了殺孔融楊修，就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雍正要擺脫國庫空虛的困境，又怕加重農民負擔激化社會矛盾，就只有堵住“讀書人和官員一樣不納稅、不當差”的漏洞，於是就有了“士紳一體當差納糧”，就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

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就挑戰了“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最高原則，就犯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大忌。流氓混江湖靠的是“拔份”，一旦“掉了份”就栽了，就必須想方設法找回“場子”，否則就沒法再在江湖上混了。“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靠的是永遠牛皮烘烘，一旦神氣不起來就栽了，就必須通過瘋狂報復找回威風，否則就沒法再維持“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從來是自己欺負別人可以，別人冒犯自己不行，誰惹了自己睚眥之怨必報。因為掌握話語權，所以報復起來刻薄狠毒，無所不不用其極；一是沒完沒了、“此恨綿綿無絕期”——秦始皇死了兩千多年就罵了兩千多年，曹操死了一千多年就罵了一千多年，雍正死了幾百年就罵了幾百年，永遠不斷線，永遠不消停；二是軟刀子千刀萬剮滅九族，不擇手段能多狠就多狠——說秦始皇一家子沒一個好的：“投機奸商呂不韋的野種”、“老娘是破鞋”、本人天生暴君，一看就不是好東西：“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從爹媽到本人，從長相到聲音一樣不漏，竭其所能捕風捉影；說曹操“奸雄狡詐”，連小孩子時的淘氣也要拿來當成陰險虛偽的證明，編出個“白臉曹操”形象在舞台醜化了上千年；雍正在位時就罵聲不絕，弄出了“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好諛”、“任佞”等十大罪狀，還繪聲繪色編出了“用‘傳位於四子’來篡改遺詔”、“血滴子”、“呂四娘”、“雍正被砍了頭”等神話故事，不擇一切手段把雍正徹底妖魔化……

電視連續劇《雍正王朝》裡雍正告戒弘曆說：“任何時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讀書人”。這與其說是雍正對兒子的警告，不如說是“讀書人”借雍正之口對一切當權者的警告——千百年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無孔不入地妖魔鬼化秦始皇、曹操和雍正，不光是為了泄私恨，更主要的是為了要殺雞嚇猴，讓所有後來的當權者牢牢記住：“任何時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讀書人”——任何時候都不要妨礙“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否則就有你的好看，叫你子子孫孫吃不了兜着走，死了都不得安寧。

５．“井崗山人要換種，樹要換根，房要全燒，就是石頭也要過三刀！！！”

秦始皇想把中國搞好，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曹操想把中國搞好，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雍正想把中國搞好，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中國自古以來任何人只要想把中國搞好，就非得罪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要生存，要救國，又怎麼可能不反抗“三百年殖民地”、“劣等民族劣等人”的命運？如此一來怎麼可能不直接摧毀帝國主義時代“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理論根基？怎麼可能不得罪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要改變落後挨打的地位，個人的力量根本不管用，怎麼可能不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組織起來擰成一股繩？怎麼可能不強調集體主義、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怎麼可能不與“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個人利益第一”等人生哲學迎頭相撞、劇烈衝突、你死我活？怎麼可能允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用自由主義對抗集體主義、破壞“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發動中國革命干的一切——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建立新中國、公有制、工業化、普及教育、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使中國老百姓親自感受到“社會不必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使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無所不能”的神話徹底破產，高高在上的臭架子被打得粉碎；樹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歷史觀、批判“惟上智下愚不移”、“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歷史觀，使“社會不必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根基理論威風掃地；普及教育徹底剝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壟斷讀書識字的特權……所有這一切怎麼可能不使中國老百姓從心眼裡用“社會必須由能夠救中國的人治理”取代“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怎麼可能容忍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勞而獲、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輕輕鬆鬆嘴皮子一動——“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就把中國人民流血犧牲好不容易取得的一切成果據為己有？怎麼可能不使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對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對擁護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所有中國老百姓咬牙切齒恨到骨頭縫裡？

秦始皇、曹操、雍正等並不反對“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僅僅在一些具體事務上對部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有所得罪。然而這都不行，都不能為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們所容忍，都不可饒恕，都要被他們記仇記到永遠，無孔不入妖魔化，世世代代罵個沒完。他們對秦始皇、曹操、雍正那樣不傷筋動骨的得罪都如此咬牙切齒永不寬恕，又豈能不對從根本上摧毀了“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理論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發動的中國革命用世界上一切想得出來的惡毒手段無窮無盡地瘋狂報復？

當年的國民黨還鄉團報復共產黨井崗山根據地的口號是：“井崗山人要換種，樹要換根，房要全燒，就是石頭也要過三刀！！！”

今天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對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對擁護毛澤東的老百姓報仇雪恨的狠毒心理絲毫不亞於當年的國民黨還鄉團，同樣恨不能食肉寢皮、株連九族——中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干別的不行，記仇報復的狠毒徹底舉世無雙：“報仇雪恨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所以伍子胥那怕掀棺材蓋也要把楚平王鞭屍三百”、“智伯因用酒器砸傷趙襄子，後頭顱被趙襄子漆為酒器日日而飲；魏齊因尿辱范雎，後頭顱被范雎漆為尿器夜夜而尿”、“所有問題都是毛一人所起，族毛所有的直系子孫，基本可消民憤”、“殺左族毛”、“掛爐烤鴨”、“毛家後人必須付出代價！毛左將從此灰飛煙滅，大漢民族可走上正軌了！在毛下暴令的時候，他後代的命運就已經註定無可挽回，殺了後，後世再無人敢做此殘暴之事！希望大領導能理解這個建議，一劍破解現在的困境，就是要用毛毒余血來祭我大漢民族！”、“對毛的子孫，應該全民公審，全民宣判！後世中華才可再無此類暴魔！”“對毛左的處置，到時候了，一定要乾淨利落！”“處置毛左，一定要用最嚴厲的手段，不能再讓毛左有春風吹又生的機會！項羽族秦，是個好的榜樣，起碼2000年內，殘暴如秦始皇的一個也不敢有！”“這些人，應該像對待法西斯分子一樣立刻狙殺！”、“基於‘殺人償命，父欠子還’的中國優良的習慣法傳統，中共的大量官員的子孫後代，都應當殺絕；毛澤東的後代，統統殺絕！鄧小平的後代，統統殺絕！王震的後代，統統殺絕！薄一波的後代，統統殺絕！彭真的後代，統統殺絕！劉少奇的後代，統統殺絕！陳雲的後代，統統殺絕！宋任窮的後代，統統殺絕！……如此算起來，中國至少應當殺掉兩億劣種！只有殺掉這兩億劣種，中國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實現！”、“希望大領導能理解這個建議，一劍破解現在的困境，就是要用毛毒余血來祭我大漢民族再次騰飛的大旗。”、“秦王殘暴，天下人反之，項羽族其50多個子女，故秦始皇無後，歷代再無君王敢效仿秦。……也許現在已經徹底沉淪不能再延續下去了，早點解決吧，把餘毒清掉吧！”、“中國網絡上的毛左分子也就幾百個，占着各大論壇，強姦和要挾民意，這些人，應該像對待法西斯分子一樣立刻狙殺！”、“殺死幾十個人，可化解中華民族60年來億萬人民的心結，這是必須的”、“民主了殺你全家！”、“應該把毛左都送爐子煉肥皂！”……

既然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那麼想把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斬盡殺絕斬草除根，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大開殺戒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

第一，“非不為也，實不能也”——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們現在還沒有那個力量，還沒完全掌握住槍桿子、刀把子。而且擁護毛澤東的人太多，殺不勝殺——茅于軾承認，中國擁護毛澤東的人占95%。顯然靠剩下的跟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志同道合的那5%要全部殺光這95%怎麼也殺不過來。而只要殺不光，那就必定重演當年4．12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必定後患無窮。所以必須另思良策。

第二，不解恨——“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一了百了”的報仇方式對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來說太不過癮。小說“基督山恩仇記”里基督山伯爵有幾段話是鑰匙：“讓那個使你精神上苦惱了許多年的人只受幾秒鐘肉體上的痛苦，你覺得那種補償夠不夠？”“當你的目的是報復時，用這種方法來達到你的目的未免太輕鬆啦！”“只因為你已經把一顆子彈射進他的腦袋，或用一把劍刺穿他的胸，就自以為已經報了仇了——卻想不到，決鬥之後，勝利者卻往往是他，因為在全世界人的眼裡，他已是清白的了，在上帝心裡，已是抵罪的了！不，不，”伯爵繼續說道，“要是我為自己復仇，就不會這樣去報復。”“要報復一種遲緩的，深切的，永久的痛苦，假如可能的話，我卻要以同樣的痛苦來回報，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對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來說，直截了當用硬刀子大規模屠殺只能使被殺者肉體上痛苦一陣子，不能使他們精神上也倍受折磨，而且還會使他們在其餘人眼中成為受害者、獲得廣泛同情。他們理想的徹底報復不僅要讓敢於冒犯自己的人受盡肉體上的痛苦，還要飽嘗精神上的折磨，而且還要讓所有的人都幸災樂禍，拍手稱快，沒有絲毫同情，從此再也沒人敢冒犯自己。

第三，不徹底解決問題——赤裸裸大肆屠殺會讓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獲得“野蠻兇殘滅絕人性”的形象。有了這種屠夫形象，能有利於讓今後的人們認同“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嗎？

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則能徹底解決上述一切問題。

第一，它以“通過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換取發展來取得合法性”為誘餌，把共產黨引向“殺民毀國求發展”的與人民為敵的絕路——不發展，沒合法性；發展，犧牲老百姓。如此越“發展”，“政績”越大，犧牲掉的老百姓的生存權越多，激起的民憤民怨越強烈，最終迫使老百姓為了生存不得不奮起拼命逼上梁山，達到借刀殺人、讓共產黨和老百姓自相殘殺的總目標。這樣一來即便不能斬盡殺絕，也必定使雙方傷亡慘重，而且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用動一根手指頭、不會沾一滴鮮血。

第二，它用“人命算商品”把共產黨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轉變為“全心全意為人民幣服務”。這就使共產黨在老百姓心目中臭掉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就可以乘機大肆宣揚當初毛澤東領導共產黨鬧的革命本來就是假的，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來就是假的，一切革命都是假的，都是陰謀，都是為自己謀私利。既然一切都是假的，那就只剩下“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是真的。

第三，它讓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最解恨地報復對手——對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來說，最甜美的報復滋味莫過於看到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真共產黨被“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變成“全心全意為人民幣服務”的假共產黨；看到擁護毛澤東的共產黨人眼睜睜看着自己畢生為之奮鬥的原則信仰被歪曲、被妖魔化、被拋棄而無可奈何的痛苦；看到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仰的人被“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洗腦的年輕一代所嘲笑時的痛心疾首……

第四，它使讓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有機會名正言順地把共產黨的子孫後代斬盡殺絕——“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導致不擇手段謀私利。只要不擇手段謀私利就必然以權謀私。只要以權謀私必然“近水樓台先得月”，使掌權的共產黨的後代最有機會“先富起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此先是極力讚揚，大肆鼓吹“腐敗有理”：“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腐敗和賄賂是人們的一種理性行為，個人為何以及如何選擇了這樣的行為，取決於腐敗和賄賂行為的成本和收益及其比較”、“既然改革是一個權錢交換過程，改革的結果是要把一部分經濟活動從公共決策變成私人決策，即把一部分‘公’權變成‘私’權”、“腐敗和賄賂行為不僅有正負兩種功能，而且有收斂和發散兩種趨向和兩種結果”（張曙光：“腐敗問題再思考”、“改革不僅要抑制腐敗和賄賂，不使其發生革命，而且改革還可以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利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張維迎）。等腐敗泛濫成災激起老百姓公憤，他們立即反過來指責腐敗的根源是共產黨：“中國政體的最大弊端是黨國體制，黨政不分，黨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資源，直接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在這種體制下，官員權力無限且不受約束，貪污猖獗，腐敗盛行” （張曙光）——先拼命鼓勵腐敗再拼命反腐敗，這是一個巧妙的連環套——先販毒再緝毒，先教唆犯罪再通緝犯罪，先教唆共產黨的幹部腐敗激起老百姓不滿，再乘機藉口反腐敗煽動打倒整個共產黨。所有這些都是事先預謀好的。過去有《三國演義》的“王司徒巧使連環計”，如今有“普世公知”毒設“腐敗／反腐連環局”。通過這個連環套把相當多數共產黨的“紅二代”變成了“官二代”、“腐敗二代”，然後乘機借題發揮大肆渲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全部“紅二代”統統打成“以權謀私”的“既得利益者”，再以“反腐敗”為由一網打盡，對共產黨株連九族滿門抄斬還名正言順——高明的殺人者不但殺人殺徹底、讓被殺者至死都說不出話、甚至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而且還能讓別人都說殺得對，殺得好。

由此可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搞“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不但能徹底滅絕共產黨（注意：不是簡單地打倒共產黨、推翻共產黨，而是徹底滅絕共產黨——不但把共產黨人斬盡殺絕、誅滅九族，而且把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都從人們心目中連根拔起，再也沒人信仰），而且能殺人不見血，殺人不用刀，殺人不用自己動手，殺光了仇人自己還能落個好名聲——不消滅共產黨就不能確立“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的絕對權威，就不能殺一儆百，就不能警嚇未來：誰得罪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誰就永遠翻不過身來——秦始皇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就必須讓秦始皇遺臭萬年，共產黨毛澤東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就必須搞得共產黨身敗名裂斷子絕孫。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巧施連環計，誘導共產黨反人民，教唆共產黨的後代變成紈絝子弟以權謀私吃喝嫖賭吸毒胡作非為激起民憤，最終逼反老百姓，以“替天行道”、“為民除害”的名義一舉殺絕共產黨。這才真正是最徹底的報復。

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製造中國社會大動亂必然導致中國人口大滅殺。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巴不得這樣的結果。這樣一來他們便可理直氣壯出來教訓中國老百姓：活該，這是你們當初擁護毛澤東的報應，是你們違反“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的報應——當年美國南北戰爭中下令火燒亞特蘭大的北軍將領謝爾曼宣布：“我就是要讓整個喬治亞州都鬼哭狼嚎！我就是要讓整個喬治亞變成地獄！我就是要讓所有喬治亞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窮人和富人，都感受到刻骨銘心的痛苦！”“我就是要讓南方人和他們的子孫後代得到刻骨銘心的教訓，永遠不敢再想要獨立！永遠不敢訴諸戰爭！”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把中國引向“殺民毀國求發展”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真正要說的是：“我們就是要讓整個中國大動亂、大滅殺！我們就是要讓共產黨人都感受到刻骨銘心的痛苦！我們就是要讓中國人和子孫後代得到刻骨銘心的教訓，永遠不敢再想鬧共產！永遠不敢擁護毛澤東！永遠不敢違背‘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

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是當代版的“鄭國疲秦”、“韓非誤秦”、“趙高毀秦”——從戰略決策上毀滅中國。他們如此處心積慮陰損狠毒不為的，就為一條：“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

毛澤東說：“世界上的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着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勢力鬥爭，也完全是為着維持他們的政權。”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也不例外。他們處心積慮想出“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這樣狡詐毒辣陰險殘酷的手段，完全是為了“社會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為了獲得政權。

三．歷史的教訓

１．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敵人
２．蒼蠅不抱沒縫的蛋
３．開弓沒有回頭箭
４．千年血債必須清算
５．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１．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敵人

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優秀、最能幹的人民。不管如何艱難困苦，只要能生存下去，只要有和平環境，中國老百姓總能在短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時間裡創造出世人無法想象的財富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侵略、軍閥混戰、天下大亂把中國剝了個精光，毛澤東的新中國帶來和平後僅僅幾十年，中國老百姓就把滿目瘡痍一貧如洗一窮二白的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速度之快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這樣的老百姓難道不最優秀？與此相反，中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世界上最劣等的群體。那麼優秀的中國老百姓創造出來的那麼多財富硬是不夠他們糟蹋的——歷史上中國老百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當時世界第一的盛世，最終全部被“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導致的周期性動亂屠戮毀了個精光。這些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難道不是最劣等？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如瘟神，走到哪裡那裡老百姓遭殃：“大鍋飯養懶漢”、“改革代價”、“鐵面鐵腕砸三鐵”、“破產保護”、“下崗分流”、“減員增效”、“買斷工齡”、“破產重組”、“企業改制”、“赦免原罪”、“最大限度寬容不規範”、“只做蛋糕不分蛋糕”、“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不准討薪、不准罷工、不准組織工會、不准上訪、不准請願、“不准惡意自殺”、養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如今的貪官遍地，是從重新實行“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文憑主義”開始的；貪官的主力，就是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他們歷史上從來就沒幹過好事，對中華文明毫無貢獻。他們對中國幾千年的治理是中國長期停滯不前落後挨打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淪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根本原因。中國老百姓太善良，沒有清算他們治理中國幾千年把中國治理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責任，對他們千古血債既往不咎，使他們推卸掉了一切歷史罪責，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要把中國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不顧一切推行“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搞垮中國。他們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反動群體，是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死敵。

理工科知識分子的存在價值在於創造財富。文科類知識分子的存在價值在於為創造財富的人提供服務。理工科知識分子不創造財富就失去了存在價值。文科類知識分子不為創造財富的人提供服務就失去了存在價值。文科類知識分子自命精英，意味着自認為比創造財富的人高等，從根本上拒絕創造財富的人服務。因此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社會毫無貢獻，不折不扣的寄生蟲，不折不扣人民的敵人。

毛澤東說：“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自以為高人一等，根本瞧不起工農民眾，怎麼可能跟工農民眾相結合？又怎麼可能不壓迫老百姓？只能是反革命（儘管如今取消了“反革命罪”，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倒行逆施遲早會把“反革命罪”逼回來）。

２．蒼蠅不抱沒縫的蛋

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毒計為什麼能得逞？

蒼蠅不抱沒縫的蛋，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關鍵的內因：私。貪婪。當權者有了權還想錢。你想錢，好啊，人家求之不得：“不怕領導講原則，就怕領導沒愛好”，正好“投其所好，送其所要”，鼓吹私有制，鼓吹以權謀私腐敗有理，“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先富起來”——只是“天下沒有白給的午餐”。旅法作家邊芹說得好：“不知道那個‘富’的過程，就是為獵物設套、誘其上套、終致捕獲的過程！還沒有碰到獵物美美地吃了套上的奶酪，最後不交出一身皮毛的，那一把銀子下面交換的恰恰就是頭顱。”——以權謀私先富起來？可以，不過有代價。代價是什麼？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在於公有制：私有制的政黨無數，公有制的政黨只有共產黨一家。共產黨靠公有制獲得執政合法性理直氣壯，無可非議。一旦實行了私有制，靠公有制維繫的合法性立刻不復存在：任何其他人都可以說，搞私有制你會我也會，而且我比你更有資格、更有能力，憑什麼只許你執政不許我執政？大家都一樣，誰執政應該選民說了算，應該選舉解決。那怎麼辦呢？靠“發展”保持執政合法性：我治理能讓中國發展得快，ＧＤＰ增長第一，所以我執政有理。只要執政的合法性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有制變為“先富起來”的“發展”，就不得不顧一切維持“發展”；在“要發展還是要人民生存權”的選擇前選擇“發展”，犧牲“人民生存權”；就不得不依賴“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就不得不踏上“殺民毀國求發展”的絕路。而等你踏上這條絕路，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立刻步步緊逼，拒不承認可以憑“發展”獲得執政合法性——在“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30周年座談會”上，著名漢奸“學者”馬立誠就特地強調：“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執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大力鼓吹的“人間正道私有化”、“腐敗有理”、“先富起來”，說穿了不過是“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老一套——先教唆你可着勁地以權謀私拼命撈，乘機順手牽羊拿走你執政的合法性。等你失掉了執政的合法性，遲早連本帶利全收回來。

歌德說：“一想到德國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個可貴，作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麼可憐……”

一想到那些以權謀私拼命撈錢的“共產黨”高官，我常常不免感到可恨又可嘆：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個精明；作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麼愚蠢——靠權力來的錢靠權力才能保住，一旦權力不在，錢怎麼來的就怎麼走。你能保證自己永遠有權嗎？能保證自己的後代永遠有權力保護嗎？

錢有兩重性，既可以是財富又可以是廢紙，決定的因素是權力——政權一旦崩潰，這個政權發行的貨幣就立即從財富變成了一堆廢紙。當了高官還拼命用權力撈錢，等於在拼命為政權崩潰創造條件，也就是在為把自己到手的錢變成廢紙創造條件。等政權垮了，到手的錢再多又有何意義？一堆廢紙而已。——當然，頭腦靈活的可以趕在政權崩潰之前把錢換成外匯保值。但以後呢？還有權力保護嗎？逃掉了“空守一堆廢紙”的狀態，陷入了“權力來的錢沒有靠得住的權力保護”的狀態。“人怕出名豬怕壯”，“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以權謀私導致政權崩潰又肥得流油，這樣的人及其後代豈能不出名？本國的老百姓固然咬牙切齒千夫所指，全世界黑道白道上的各路匪盜又豈能不惦記、不明里暗裡算計？想從此安安穩穩當富家翁，有那麼容易嗎？

共產黨作為整體而言，以權撈錢，錢權俱失。棄錢保權，萬無一失。可惜人們往往是“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３．開弓沒有回頭箭

赫魯曉夫以為只要不輸出革命了，美蘇就可以和平共處了。戈爾巴喬夫以為只要共產黨下台了，俄羅斯就可以跟西方世界親密無間了。他們和他們的這些高論當年紅極一時，如今呢？世界級笑柄而已。

宋江以為可以用出賣梁山受招安換得榮華富貴，最後得到的是一杯毒酒。太平天國蘇州守將納王郜永寬等八王以為可以用慕王譚紹光的腦袋和蘇州城換得性命和封賞，結果換到的是自己全部掉了腦袋。（這種殺降行為得到了滿清王朝的認可：“所辦並無不合”、“甚為允協”；“理學家”曾國藩也稱讚：“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為眼明手辣”。）

小說“曾國藩”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了曾國藩對叛徒的原則：“此等賊匪，逼迫無奈才降我，其性反覆無常，終不可重用。然分化瓦解，自古以來為制勝良策”、“此輩久在賊中，深知賊情，用之制賊，可謂以毒攻毒，要害在嚴加駕馭也。”

蔣介石曾告誡戴笠：凡能背叛共產黨的人，也能隨時背叛我們。

面對這麼多事實，仍然有人以為可以用犧牲毛澤東、否定文化革命、犧牲公有制來換取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共產黨不共產了，改邪歸正了，從否定私有制搖身一變從良為保護私有制了，“這樣的共產黨還有什麼可擔心的呢？”（鄭必堅）

結果：熱臉孔貼上冷屁股，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們毫不領情，得寸進尺咄咄逼人要共產黨徹底下台、自我了斷：“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執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馬立誠）、“政治家不能從公務員中產生。公務員機械化，無思想”（張維迎）、“共產黨要從革命黨轉型為憲政黨”（郭道暉）（註：連“執政黨”都不讓你當了，只讓你當“憲政黨”了。）不僅如此，人家已經排兵布子，把共產黨存在的根基都徹底摧毀了——用捏造的“餓死三千萬”造就一頂“反人類罪”大帽子，用“反人類罪”編織出天羅地網把共產黨一網打盡、連根拔除：“張開一張大網，只要身居網中，即表明其有罪”、“不必去大海撈針逐個證實每個成員都是罪犯，進行幾乎不可能的工作”、“上到將軍，下到普通士兵，甚至參與了犯罪的一般民眾也要對自己的罪行負責”、“不可寬恕，不可赦免，沒有追究期限，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國家的法律可以庇護”、“將人類歷來難以應付的‘法難責眾’問題極富智慧地解決了”、“犯下的罪惡是不能寬恕的”、“必須要堅持不懈地清算他們”（蕭瀚）……憑這頂“反人類罪”的大帽子，共產黨今後還想立足？還想競選？別說當什麼執政黨、憲政黨，連作為政黨繼續存在資格都沒有，連當普通老百姓的資格都沒有，連苟且偷生的資格都沒有。

魯迅說：“中國的事，此退一步，而彼不進者極少，大抵反進兩步，非力批其頰，彼決不止步也”——你退了一步否定了毛澤東、否定了文革、否定了公有制，以為就沒事了。結果呢？人家不但立即把“４９年以後”全否定，而且把“４９年以前”——解放戰爭、抗日戰爭、長征、土地革命、建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馬克思主義……從頭到尾一個不拉，一筆勾銷，全部否定。不僅如此，連辛亥革命、義和團運動、鴉片戰爭……任何革命、任何反抗全部都要否定清算，一個都不能少——“辛亥到‘文革’都沒有革命‘一定要發生’的邏輯”。一切都必須按照“三百年殖民地”、“殖民統治史是一個文明輸入和文明擴展的歷史”、“先進文明徵服野蠻文明”的標準來評判。這一點也不奇怪。帝國主義時代要繼續“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就必須“三百年殖民地”，就不能容忍任何革命——不管是社會主義革命還是民族主義革命。任何革命、任何對“三百年殖民地”和“劣等民族劣等人”命運的反抗、任何想把中國搞好、想捍衛中國人生存權的努力都是對“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即“劣等文化劣等人的中國社會必須由代表西方先進文明的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這一最高原則的挑戰和否定。連辛亥革命都不允許，都要否定，又豈能容忍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自己是“識時務者為俊傑”、“良禽擇木而棲”，對別人是“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上過梁山就永遠是賊，當過共產黨就永遠是匪——只要鬧過革命（不管什麼革命），都是對“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的否定，都永遠不可饒恕。以為犧牲掉毛澤東、否定掉一個文化革命就能矇混過關從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那裡換取自己的執政合法性，實在太天真了點。

看到號稱“共產黨開明人士”的後代起勁地大罵毛澤東、興沖沖搞什麼“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30周年座談會”，我實在忍不住一邊搖頭一邊暗中好笑：真是不知死活啊！今天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們對你爹眾星捧月，那是因為他還有利用價值，“為了打鬼，藉助鍾魁”。徹底否定了毛澤東，整個中國歷史就全部得顛倒，你爹的定性也得從一個“紅小鬼”一跟頭變成一個“土匪流寇”。別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們現在表面上把他吹得天花亂墜，那不過是逢場做戲。你以為你爹是誰？有毛澤東，他是老革命，沒有毛澤東，他不過是一個湖南鄉巴佬。文人之間尚且相輕，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豈能從心裡看得起他和他的種？毛澤東學慣古今尚且被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貶成了土老帽農民，何況你爹那樣出身低賤沒文憑的泥腿子、開口就問毛澤東讀了幾遍《金瓶梅》的三寸丁、谷樹皮？否定了毛澤東，馬上就輪到了否定共產黨。等徹底否定了共產黨，且不論你爹當年干共產黨這條大罪，單憑搞亂西藏新疆這亂邦之罪就夠千刀萬剮的。而你呢？在人家心目中說破天也不過是共產黨的崽子、泥腿子反賊的種，在“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里屬於打地洞的一類。別的且不論，如果共產黨否定了毛澤東、否定了文革、否定了公有制就可以繼續執政，那就意味着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最高原則不是“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而是“社會可以由不共產的共產黨治理”、“社會可以由三寸丁、谷樹皮、矮土豆這些改邪歸正的反賊後代治理”、“社會可以由共產黨的崽子、泥腿子的種治理”——你說人家會幹嗎？

“開弓沒有回頭箭”。對此自作聰明者到頭來必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自掘墳墓。

４．千年血債必須清算

中國沒有幾千年沒變的王朝統治，沒有幾千年沒變的貴族統治，只有幾千年沒變的“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落後挨打的責任如果不是治理者的，就只能是被治理者的，結論就只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出路就只能是“三百年殖民地”——過去連着現在，歷史通着現實。

中國人如果不跟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清算幾千年的歷史血債，無窮的苦難就算白挨了：白落後挨打了，白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了，白遭受周期性社會大動亂、人口大滅殺了……吃了那麼大虧還不追根究底找出原因，還要“難得糊塗”、“既往不咎”，還稀里糊塗認同“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那可真成了“劣等文化劣等人”了——不追究“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導致中國落後挨打的責任，就只能自認“劣等文化劣等人”，自認“三百年殖民地”，自認活該當奴隸。邏輯關係就是這麼簡單明了，沒有絲毫誤解的餘地。正因為迄今為止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這筆千年老帳還沒有被清算，他們才能夠繼續興風作浪，繼續害人，繼續搞“社會必須由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治理”，為此不惜把中國變成“三百年殖民地”，不惜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製造新的社會大動亂、新的人口大滅殺。樹欲靜而風不止。舊惡不算，新災必至。

５．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冷眼旁觀，如今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處境頗為奇特：身為執政黨，硬實力出奇的強，軟實力出奇的弱，弱得整天挨罵而毫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弱得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敢公然挖共產黨的祖墳還不算，乾脆登鼻子上臉騎到頭上拉屎拉尿——共產黨不管幹什麼都招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一邊倒的冷嘲熱諷破口大罵，指着鼻子罵你非法無效幹嘛還不下台；弱得身為執政黨卻必須靠行政硬手段處理一切，根本沒法指望號召力等軟實力辦成事。長此以往不垮台才怪。

原因一點也不複雜：否定了毛澤東，用來取代毛澤東思想東西雖然時髦，卻都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根本不是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普世價值”的對手，三下五除二就被人家打了個落花流水，輸得連褲子都沒了。思想被繳了械，軟實力上沒了刀把子，赤手空拳無武裝，無力保護自己，更無力反擊，受盡胯下之辱也無可奈何。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只要不抓階級鬥爭，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就有恃無恐氣焰囂張，就敢隨心所欲顛倒黑白胡攪蠻纏，就敢肆無忌憚造謠誹謗無事生非，就敢公然煽動“茉莉花革命”。只要一抓階級鬥爭，他們立刻就要驚慌失措屁滾尿流——整天大叫大嚷“文革再現”本身就證明他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文革浴火重生。這從反面告訴人們：“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文化革命，一抓就靈”。

不敢搞階級鬥爭，是因為自己腰杆不硬：帶頭以權謀私先富起來，自己一屁股屎，要抓階級鬥爭自己就得先成鬥爭對象。“打鐵還得自身硬”。自身不硬，哪敢鬥爭？

但靠“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硬拖也快拖不下去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逼宮一天緊似一天，“人命算商品”的市場經濟已經快山窮水盡了，可供拖延的時間不會太久。

向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讓步是沒有止境的，退一步就是堤壩崩潰，一發而不可收拾——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給共產黨安排好了的命運路線圖是步步走向滅亡：共產黨——不共產的共產黨——執政黨——憲政黨——在野黨——“犯有反人類罪的法西斯黨”——徹底取締：“不可寬恕，不可赦免，沒有追究期限，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國家的法律可以庇護”、“必須要堅持不懈地清算他們”……

共產黨要保住政權，要生存下去，沒別的出路，到頭來還得靠毛澤東，靠階級鬥爭，靠文化革命。丟掉毛澤東思想、放棄階級鬥爭，是因為要搞私有制，要以權謀私。要撿回毛澤東思想、重抓階級鬥爭，就必須下決心回歸公有制，下決心重新共產，自己動手把身上的膿擠出來。何去何從，形勢比人強。不是壯士斷腕，就是物極必反，敬酒不吃吃罰酒，沒有其它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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