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傳記勾勒了一個工人造反派領袖的一生，可以當作一部簡明版“地方文革史”，讓親歷者憶起、讓後來者想象那個波詭雲譎、雷鳴電閃的特殊歲月；它幫助我們了解這一位、這一批悲劇人物的性格、作為和局限，也促使我們從更多層面反思“文革”——那不是一句“徹底否定”就能蓋棺論定、永歸沉寂的


　　老高按：武漢老友知道我關注武漢“文革”研究，推薦我到“中國文革研究網”上，下載了一篇講述“文革”中湖北造反派領袖胡厚民的長篇傳記《“苦海樂天，唯因信仰”》（作者樊早）。全文大幾萬字，分成幾部分，陸續轉貼於此。
　　回望和研究湖北、武漢“文革”十年，船工出身的“工人總部”二號頭頭胡厚民，是繞不過去的風雲人物——雖然近一半時間，他是在監獄之中。他在武漢造反派的頭頭中，文化水平不是最高的，職務和權力也不是最大的，但卻是造反精神最強者之一，是當權派最恨者之一，是刑期最重者之一（與“四人幫”中姚文元相等，超過所有林彪集團成員）。
　　最近我連續在老高的博客上介紹了好幾篇有關武漢“文革”的文章：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回憶聽說的“7·20”事件；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王海光為徐海亮所著的《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一書所作序言……此外，最近我還細讀了丁凱文的專著《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其中有專章評述震驚世界的武漢“7·20”事件；以及武漢作家胡發雲正面描寫武漢“文革”的長篇小說《迷冬》，等等——正如我以前引用過的比喻，觀察歷史人物和事件，需要“無影燈效應”，避免留下死角。這部關於胡厚民的傳記，讓我們增添了觀察、反思武漢文革的新角度。
　　這部傳記，材料翔實。數年前我曾經看過、也在一些場合介紹過關於胡厚民的傳記，看來這一部是在那一基礎上充實、訂正的。作者樊早自己的傾向性是明顯的，但是作者力求客觀、理性和全面的願望也是明顯的。
　　作者樊早，看來是個筆名。我猜測，是“造反”兩字顛倒一下的諧音。這既暗示了作者的身份——當年可能是造反派的一員；“造反”兩字反過來，也含蓄地表白了撰文的意圖之一在於反思（當然，我這純屬猜測）。
　　此文以非常平實的筆調（甚至有意收斂到文字不是很有光彩的程度），勾勒了一個工人造反派領袖的一生，也可以當作一部簡明版“地方文革史”來讀，讓親歷者憶起、讓後來者想象那個波詭雲譎、雷鳴電閃的特殊歲月；它幫助我們深入了解這一位、這一批悲劇人物的性格、作為和局限，也促使我們從更多層面反思“文革”——那不是一句“徹底否定”就能蓋棺論定、而後下葬，永歸沉寂的。



　　
引子

　　下面全文照錄的，是《武漢大典》第一卷（武漢市情編輯部、武漢市檔案館編，武漢出版社1998年版）主編根據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辦、武漢市檔案館所提供材料寫成的“胡厚民”條目。該條目雖未最後編入《武漢大典》，但它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官方關於胡厚民的最完整敘述，彌足珍貴：

　　胡厚民，湖北漢陽人，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廠當工人。1961年入黨，延至1964年轉正。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
　　1966年底，胡厚民與朱鴻霞等人成為“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的幫派頭目。12月，胡厚民到北京，在戚本禹的操縱下衝擊中南海。1967年1月26日，胡厚民與夏邦銀、朱鴻霞等人策劃聯合奪取湖北省、武漢市黨政大權。2月22日，胡厚民同楊道遠、朱鴻霞等人在《長江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奪權與資產階級奪權的生死決戰》的長篇文章，加劇了武漢各群眾組織的分裂和派性鬥爭，使武漢內亂加深。“七二○”事件後胡厚民與朱鴻霞一夥掀起了武漢地區反軍亂軍惡浪，並在北京組建成立了“五一六”核心領導小組。返漢後，組織策劃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武器彈藥和大量軍事機密文件，召開萬人大會，把鬥爭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胡厚民等策劃成立了“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指揮部”，欲以此充當省革委會的過渡權力機構，繼而奪取省、市大權。當王力在“七二○”事件中被中央揪出之後，胡厚民夥同朱鴻霞等人竟要求王力擔任湖北省革委會主任。隨後，胡厚民參與組織“北、決、揚”反動組織。
　　1968年1月，胡厚民參與策劃了武漢地區的“三反一粉碎”運動，致使武漢地區的生產遭到損失，群眾遭受不幸。為了篡奪各廳、局大權，胡厚民與朱鴻霞等人指使姜詩存組織成立“28個廳局奪權指揮部”，企圖架空省革委會，奪取廳局領導權。在此期間，胡厚民還參與指揮中原機械廠武鬥，造成打死2人、打傷57人、工廠停產3個月、經濟損失數百萬元的結果。胡厚民還插手浠水縣的武鬥，造成死15人、傷8人的慘劇。1969年，胡厚民在武漢參與、組織、策劃“反覆舊運動”，召開“反覆舊、反逆流、反覆辟動員大會”，在中央下達了《關於處理武漢地區“反覆舊”問題的指示》後，胡厚民一夥仍提出在武漢要進行不提反覆舊口號的“反覆舊”運動，同中央指示對着幹。1970年6月胡厚民被監護審查，1974年3月解除監禁後，其反黨反軍活動更加猖狂，多次召開黑會，製造內亂輿論，並多次有組織地圍攻軍區、省市革委會，為了加強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聯繫，胡厚民夥同朱鴻霞等人組織專門寫作班子，給江青、王洪文送黑材料，以示效忠，提出“批林批孔就是批周總理”。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團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胡厚民一夥更極力鼓吹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政治綱領，攻擊老幹部是“民主派”、“走資派”。
　　為篡黨奪權，胡厚民與朱鴻霞一夥成立了核心領導班子，於3月21日強占省招待所13號樓作為指揮部，並設立了所謂材料組、宣傳組等七大組，並按戰線分工，公開向省革委會要官要權。
　　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經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離審查，1977年11月被依法逮捕。1982年7月28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官方給胡厚民所定罪名，已經成為中國政治史、法制史上的笑柄，用來支持胡厚民罪名的“犯罪事實”，不是本無其事，就是嚴重失實。我們在這裡要講一個我們所知道的胡厚民。官方那樣侮辱、迫害胡厚民，我們自是毫無力量阻止，但想一手掩盡天下人口耳，那可辦不到。
　　
參加文革三次坐牢

　　
　　1990年，胡厚民時年76歲的母親陳愛娣以“原判執行刑期計算有誤”，向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9月上旬該院發出刑事裁定書：

　　原審被告人胡厚民因陰謀顛覆政府一案，曾於1967年3月17日至7月19日被我公安機關拘留審查過；後又於1969年10月5日至1970年5月31日辦過五不准學習班[1]，學習班解散後被關，到1974年3月2日才釋放，共計4年零9個月的事實屬實。原審被告人胡厚民又因上述罪行於1976年12月10日被逮捕，一直關押至1982年7月審判。原審判決對胡厚民的刑期折抵少計算4年零9個月應予糾正。現裁定如下：
　　原審被告人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應從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已扣除原多次羈押期4年零9個月）。（《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武法[90]刑再字第37號）
　　
　　上世紀80年代初，繼北京對“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成員”的審判之後，各省也審判了文革結束後即被拘押的所謂“四人幫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頭頭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一同受審的張立國（華中工學院學生、紅司新華工勤務組成員、省革委會副主任）和夏邦銀（漢陽軋鋼廠工人，工人總部勤務組成員，省革委會常委，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各判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朱鴻霞（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工人總部一號勤務員、省革委會副主任）被判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幫中的姚文元相同，超過林彪集團中被判刑的所有人。胡厚民只是省革委會常委、鋼工總二號頭頭，他被重判是因為拒不認罪。
　　文革十年，武漢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後風光過一年多時間，其他時間幾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漢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縮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間竟有將近一半時間被監禁，四人幫垮台後胡厚民又被關了5年零8個月，才被法庭宣判，此前未經法律程序被關押了10年半。
　　官方上述“胡厚民”條目，頗具蓋棺論定的權威性口吻。然而，所述果真是事實麼？果真是歷史結論麼？文革後話語權被官方壟斷，文革真相長期被封鎖，官方媒體妖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髒水都潑向造反派。
　　俄國作家契訶夫說過一句話：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當下研究文革、回顧文革，只聞大狗叫，或者說只聞一部分大狗叫。而小狗天然就應擁有叫的權利，這個權利與叫得好不好聽、叫得對不對、叫得合不合當道者的口味無關。值此文革爆發47周年之際，我們探訪胡厚民的親友和知情人，包括當時與他屬於對立派別的人士，閱讀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堅定勇敢、誠信、有愛心的人格，承受艱難而勇於負責，心繫國家命運和弱勢群體疾苦，拒絕功利、利己和機會主義……這是人類精神天宇中永不磨滅的燦爛星光。在這星光普照之下來說胡厚民，不由想起人們提起他時常說的一句話：是一條漢子。
　　
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領袖
　　
　　1937年6月15日，胡厚民出生在武漢市一個船工世家。父親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長江、漢江靠撐船擺渡運輸養家糊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兒子中的老大。10歲開始，胡厚民就跟父親在江上學撐船，後來又跟父親在大船上學司舵。1969年2月11日，曾思玉[2]在武船工人座談會上抹黑胡厚民說：“他母親是個漁霸”。武漢反覆舊運動中，武漢地區革命工代會、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代會、武漢鍋爐廠革命造反司令部聯合調查組1969年4月25日《關於胡厚民同志幾個重大問題的調查報告》（載1969年5月23日武漢革命工代會工人聯合調查組編《通訊》忠字第1期）進行了專題調查，調查報告說：“1.胡厚民同志祖孫八代常住漢口，從未住在湖邊，也未從事漁業，更沒有霸占魚塘。因此，他家既沒有搞過‘漁’，更談不上‘漁霸’，四清時其家庭成份是‘貧苦獨勞’。2.其母陳愛娣，現年56歲，文盲，娘家駕船，婆家成份為‘貧苦獨勞’。自結婚以來，幾十年接觸的是鍋瓢碗盞，從事的是料理家務，除在解放前因家大口闊給人家當過一段奶媽（幫別人孩子餵奶）外，從未在社會上工作過，她既沒有從事過漁業，更沒有霸占過魚塘，剝削漁民。”調查結論是：“其母解放前後系家庭婦女，根本不是漁霸。”這個官司竟然打到了中央首長那裡。1969年5月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黃永勝、葉群、李作鵬等人為解決湖北反覆舊問題在人民大會堂四次接見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成員時，康生分別在5月19日、5月27日兩次講話為胡厚民澄清，康生說：“說胡厚民同志的母親是一個漁霸，他母親根本沒有打魚，怎麼會是漁霸呢？”
　　1949年，胡厚民告別了三年的艄童生活，插班進入漢口第六小學四年級。1954年初中畢業後考進武昌造船廠技校。1955年元月，胡厚民在技校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畢業後分配到武昌造船廠工作。1958年大辦鋼鐵時，胡厚民是轉爐工，工作環境很惡劣，生活十分艱苦。為了方便工作，胡厚民索性搬到分廠去住，晚上就睡在餘溫燎人的爐子裡。由於表現積極，他當上武船鑄鋼分廠的電爐長。胡厚民1960年考入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函授班學習，1961年6月27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65年武昌造船廠組織廠工人業餘文藝宣傳隊，讓胡厚民負責這一工作，當過總廠文藝宣傳隊的領隊。他還搞過一些業餘創作。廠工人業餘宣傳隊不僅在本廠演出，還走出廠門，到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國棉一廠、國棉六廠、市技術工人學校等單位去演出，受到熱烈歡迎。胡厚民也寫過一些報道在《湖北日報》上發表。文革前在鑄鋼車間與胡厚民同事並同寢室的李承弘[3]告訴我們：“我與他結識大約在1965年，他是技校的二屆生，是我的學長。他出身好，又是共產黨員，我廠四清前他是廠里大紅人。胡厚民與廠長吳方賢、廠黨支部組織委員喻尊啟（工人工程師、廠勞模，文革時為武昌鑄鋼廠革委會副主任）關係極好，胡、喻二人是廠長吳方賢的左右膀，一文一武輔助吳的工作。我進廠胡厚民就是脫產工人，以工代干搞廠里的宣傳工作。”
　　按中共當時的說法，胡厚民可謂“苦大仇深、根紅苗正”，是黨的培養、依靠的對象。
　　1965年武船鑄鋼分廠劃歸武漢市管理，改名武昌鑄鋼廠。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鋼絲繩廠學技術，親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熱浪。回到廠里，胡厚民和李承弘、喻尊啟三人成立了“紅尖刀戰鬥小組”，寫過幾篇大字報。有一篇大字報質問是誰“扼殺了我廠第一個工人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另一篇大字報是譴責市冶金公司黨委對運動領導不力，不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動。當時工人要求冶金公司派車送工人到武漢大學看大字報，冶金公司未派車。“紅尖刀戰鬥小組”的大字報也遭到大字報的回擊，有大字報說廠長吳方賢、喻尊啟和胡厚民三人關係很密切，說他們是“三家村”，拉幫結派，不搞政治掛帥，搞唯生產力論。
　　真正把胡厚民推上“造反者”位置的，是1966年8月下旬北京大學生來武漢串聯，提出“炮轟湖北省委”的口號，指責湖北省委前一段運動“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王任重（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張體學（時任湖北省省長）等號召人民保衛湖北省委，並大抓“南下一小撮”。省、市委組織文藝宣傳隊到各大中學校和工廠、農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張體學仿效毛澤東穿着軍裝坐着敞篷吉普車在武昌體育場檢閱老紅衛兵。
　　關於應不應該“炮轟湖北省委”的大辯論真正地發動了群眾。王任重對炮打他的“南下一小撮”公開發出“槍打出頭鳥”、“秋後算賬”的威脅。張體學說：“南下學生傅軍勝是一個右派，將來不把他劃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狀！運動後劃成右派，送到湖北勞改，我省長不當了，去當勞改隊長。”張體學還在洪山禮堂聲淚俱下控訴“南下一小撮”中的人民大學學生趙桂林：“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參見徐海亮《東湖風雲錄》第61—71頁，銀河出版社2005年版）湖北省委領導人的拙劣表現從反面起到了路線鬥爭啟蒙教育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矛頭向上還是矛頭向下？每一個關心政治、思考問題的工人都會有自己的回答。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當時年僅23歲的工人李承弘在湖北大學（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貼出大字報，支持南下串聯學生，胡厚民也支持李承弘的大字報。當時中央尚未批准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10月初《紅旗》雜誌十三期社論發表後，在華中工學院學生聶年生[4]等人支持下，胡厚民和李承弘參加了新湖大紅八月戰鬥隊，兩人還找到武漢市工交政治部主任劉振邦、湖北省總工會主席張天林談判，要求成立工人群眾組織。
　　1966年11月10日，在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幾乎與上海安亭事件發生同時，武漢地區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1967年6月下旬後稱“鋼工總”）。造反派普遍也受“血統論”影響，怕被外界抓辮子，說是“組織不純”，推選領袖時也很注意其家庭成份和文革前的政治表現，參與發起組織工人總部的胡厚民是黨員，出身好，產業工人，又有較強的組織號召能力，於是被推選為工總勤務組二號勤務員。
　　
胡厚民的文革角色與“罪名”

　　因胡厚民在受審時拒收起訴書和判決書，其家屬無法向我們提供決定他命運的這兩份文件，武漢市檔案館不向公眾開放文革檔案，省、市圖書館規定查閱文革期間報刊須出示省、市委辦公廳介紹信，我們只找到上述“胡厚民”條目。對照夏邦銀、朱鴻霞、吳焱金等人的判決書，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胡專案組公布的《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證材料》，相信當局對胡厚民的指控，應該與《夏邦銀刑事判決書》（市法[82]刑初字第29號）所述大致相同，一曰“顛覆政府罪”，二曰“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三曰“誣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中，以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大肆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誣陷、迫害幹部和群眾，陰謀篡奪我省黨政領導權。”當然，在文革不同時段和文革後1982年審判時，罪狀說法各有不同，這是因為官僚階層根據自身利益需要，有所強調，有所遮掩。倒是《武漢大典》主編親撰的那個“胡厚民”條目，材料抄自官方公開和不公開的文件，各種“罪名”比較齊全。下面就以這個條目羅列的“罪名”為綱，敘述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
　　
　　一、關於“衝擊中南海”

　　武漢部隊1967年取締工總的三二一通告所附《“武漢地區工人總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第三條是：“反對毛主席，衝擊中南海，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關於這項“罪名”，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的李承弘《百年尋夢》（2010）、徐正全[5]《雪地足跡》（2012）、王光照[6]《這裡，那時，潮起潮落》（即出）等書都有回憶。綜合這三位親歷者的敘述，事情的真相大致是這樣的：
　　在華中工學院、湖北大學和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學生的牽線串聯下，武漢地區最早的工人造反組織在湖北大學31號樓形成雛形，核心人員中有胡厚民、朱鴻霞等人。1966年11月10日，工人總部在省委洪山禮堂舉行成立成立大會，張體學和省委書記處書記趙修[7]到會，張體學講話，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動，對工人總部的成立表示祝賀。講完後提前離開，說細節問題由趙修繼續講。張體學走後，趙修就一問三不知，這個問題“沒有研究”，那個問題“沒有討論”，連成立總部都不同意，只同意設聯絡站，結果談崩了。既不能“樹旗”，組織又得不到省委承認，工人們於是決定攔火車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支持。當時到北京去了三百多人。
　　幾乎是同時，上海發生“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給上海工人的電報中說：“大道理管小道理。”“在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那樣的道理，有千條萬條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腳了，因為你們忘記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上海工總司批判陳伯達的電報，說是大毒草。北上告狀的工總成員認為，他們的行動和安亭事件的性質幾乎完全一樣，這個電報對他們非常不利，把他們逼到了死角。這些工人沒有一個願意脫離生產崗位，更不願意切斷鐵路交通，是湖北省委逼迫他們到北京來找毛主席的。經過商量，大約在11月20日前後，在陳春茂（湖北大學學生）的組織下，他們推出三四十個人，上午11點列隊來到中南海西門，在大門兩邊紅牆上貼了兩條標語，一條是“陳伯達同志11月11日的電報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另一條是“強烈要求和陳伯達同志辯論！”到底革命是大道理還是生產是大道理？他們認為陳伯達把大小顛倒了，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朱鴻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10人排隊走到中南海西門，與一個穿四個口袋軍裝的幹部交涉，要見陳伯達。為了避免給人以口實，這10個人把身上凡是金屬製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給其他人。其他人都安靜地坐在警戒線外，只有一兩個人站起來要求西門口的人一定要把陳伯達同志請出來，沒有人“衝擊”中南海。大約不到一小時，陳春茂讓大家到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接待站去解決問題。中南海門衛也出來對他們說，有問題應上中央文革小組接待站，來中南海不合適。他們認為有道理，也有了台階下，這樣一行人就到了中央文革與國務院設在西邊兵馬司胡同內的接待站。剛去有人接待，問有什麼事，朱鴻霞、陳春茂等上前講了緣由，接待人員要他們在來訪登記簿上登記，李承弘記得是他在“上訪理由”欄清楚明白寫道：要求陳伯達澄清有無就安亭事件所發的電報，有電報我們就與陳進行辯論，分清是非。登記表送上後，好久不見動靜，正在耐心等待時，突然發覺接待站不見一個人影，每個屋找遍都沒人，除了桌椅外，一點東西都沒有，完全給我們唱了一出“空城計”。當天天氣已晚，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姜詩存買了些火燒，大家湊合着填飽了肚子。回白石橋又太晚，何況沒有得到結果，就留在接待站。晚上沒床沒被，一時也睡不成，大家一起開了個晚會。不知不覺中，忽然感到冷，而且越來越冷，最後一查是暖氣停了。雖然大家很氣憤，但一個人也找不到，有氣也沒處發。冷得大家睡不着，只好來回走動或跑步，天剛亮就忙着搞吃的暖和暖和。一直堅持到早上八九點鐘，接待站還是不見一個工作人員，也沒更好辦法，只好回白石橋睡覺。同陳伯達辯論就這樣不了了之。
　　
　　所謂第二次“衝擊”的真相是這樣的：
　　1966年11月24日下午兩點到六點鐘，武漢工總在京人員在首都工人體育館參加了全國各地在京革命工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這個大會是在首都紅衛兵三司幫助下召開的，有一萬多人參加。武漢工總擔任整個會場的糾察隊，負責維持會場秩序。原傳說中央首長要來參加大會，眼巴巴地等着中央首長到來。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一位北京的大學生宣布，我們已經給中央文革首長打了電話，中央首長一定會來參加我們的大會。五點多種這位學生又上台宣布：戚本禹（有人記得他說的是關鋒）打來電話，說他因為很忙，不能來參加大會，祝大會圓滿成功。
　　徐正全回憶說：中央首長不來，一冶工業安裝公司工人張治能衝上主席台，搶過話筒說：“中央首長不來，我們去中南海請他們接見！”王光照揮舞着武漢工人總部的旗幟繞場一周，大約有三百人響應，武漢工總有幾十人參加。
　　李承弘回憶：我們打着“毛澤東思想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的旗幟，步行來到中南海，要求中央首長接見。我記得在路上王光照徵求我和胡厚民意見，我主張去沙灘中宣部，因為我聽說前不久陶鑄在中宣部接見過浙江的工人造反派，去中宣部一來風險小，二來能見到陶鑄這位中央首長也能解決問題，但胡厚民否定了我的意見，認為我右傾，說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還是去中南海比較好。這樣，王光照帶着隊伍來到了中南海西邊靠北的一個門，在門對面的人行道上停了下來。不知誰帶頭，有十幾個人從我們站着的地方向馬路對面的中南海門前走去，中南海警衛就出來很多人阻攔，人群就沒繼續往前走，但也沒後退或者走開，只是一堆人圍着門，口裡叫着“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中央首長！”這時人群已亂，控制不住，因為往裡沖，我們頭頭是要負責的，其後果不堪設想。胡厚民、王光照、陳春茂和我跑過去勸說他們退回來，但勸說無效，就僵持着。第二天凌晨一點多，首都三司學生開着兩輛交通車來了，帶來了饅頭和麵條，叫大家宵夜，經他們勸說大家回到了白石橋。
　　
　　二、策劃“一·二六反革命奪權”

　　1967年元月初，工總、九一三、工造總司、三新、二司等數十萬造反工人、學生在新華路體育場連續批鬥王任重及湖北省委張體學、趙修等人，並醞釀響應上海“一月革命”後毛澤東的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
　　關於一·二六奪權，吳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中說：上海一月革命風暴以後，在黨中央的號召下，湖北、武漢造反派也準備聯合奪權。湖北、武漢的奪權由新湖大發起，1967年元月26日上午，在湖北大學行政樓二樓召開了奪權籌備會議。會議由工人總部一號勤務員朱鴻霞主持。彭勛[8]在會議上講，把大家召集起來就是為了聯合奪湖北省委的權。新湖大擬定了一個9人的籌委會，起草了《告全省人民書》和《奪權公告》兩個文件，請大家討論審議。朱鴻霞宣布了由奪權秘書處草擬的奪權方案。二司和九一三反對籌委會名額分配方案。正當大家爭吵不休時，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張立三發言，他說：“工人總部的頭頭修了！”他的依據有三條，第一，你們在內部排除異己，把老工總的發起人統統排斥在工總領導班子以外，甚至還打他們；第二，組織嚴重不純，他舉了周光傑[9]、侯良正[10]、余克順等人的例子；第三，工總成立後在武昌紅樓的領導班子拿公款吃吃喝喝。張立三還列舉了幾條工人總部的其他問題。胡厚民發言說：“剛才大家對我們工總提了意見，你們說工總有缺點、有錯誤，我們正在關門整風，過一段時間我們還要開門整風。請你們上門提意見，幫助我們整風。”“如果說工人總部的頭頭有缺點錯誤，我們可以改正，我們可以開門整風，歡迎提意見。但說工人總部的頭頭修了，我們堅決不同意。如果砸爛工人總部，則是使親者痛，仇者快，走資派和階級敵人高興的事。”會議沒能就奪權達成一致意見，省、市兩級奪權都沒搞成。由於首都南下造反大隊張立三發難，使鋼派頭頭過於嚴重地估計了會議爭論的形勢，終於導致了引起武漢造反派公開分裂的《二八聲明》問世。
　　李承弘在他的書中回憶說：對喊“工總頭頭修了”這股暗流，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及西軍電三家駐漢聯絡站保持了清醒頭腦，果斷要工總停止內部整風，對這種不正常現象展開反擊。在這一背景下，二八聲明出籠了。正當武漢地區造反派內部為香花毒草辯得你死我活不可開交時，武漢軍區已開始悄悄地向工總動手了。自從軍委發了八條後，軍區領導膽子就更壯了，因為有了軍委八條這護身符，全國部隊都先後向造反派開刀，對湖北影響最大的是湖南軍隊率先鎮壓了類似工總的湘江風雷。工總頭頭已有了被捕的思想準備，周光傑、侯良正、余克順已自動迴避離開了總部，同時決定胡崇元[11]為主、沈復禮[12]為副組成第二套班子。武漢軍區2月18日發表了反對二八聲明的“二一八嚴正聲明”，在武漢上空撒下了無數“二一八嚴正聲明”的傳單。將造反派趕出紅旗大樓，緊接着從軍事院校開刀，武裝抓了武漢高級步校的造反派，軍管了工總骨幹單位電信局。各單位的職工聯合會又死灰復燃，捲土重來，他們積極配合部隊收集造反派材料，監控造反派，準備開春算賬了。武漢部隊一介入，加上謠傳什麼中央文革林傑表態二八聲明大方向錯了等，使工總很被動，元氣大傷，加上湘江風雷被鎮壓，軍內造反派被抓，更給工總敲了警鐘。一張白色恐怖的大網籠罩在每個人頭上。
　　楊道遠[12]《奉獻》（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中說：我們成立了聯合指揮部，預備奪權，但是省裡面幹部比我們還積極，要交權。那時開了很多次會，二司是龐道明（二司武漢郵電學院總部一號勤務員）和周孔信（二司武漢外語專科學校總部一號勤務員）他們代表，經常去開會。我們開會代表回來傳達，二司總部決定堅決不讓他們奪權，我們通知了工總，不參加他們奪權。最後，他們還是搞了奪權大會，起草了聲明、公告和致敬電，要在第二天《湖北日報》上刊登。張體學給專縣打電話，要他們承認奪權，我們堅決不承認，堅決不讓《湖北日報》發布奪權公告。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要砸爛工總，為反對奪權公告，我們在武昌體育場舉行過辯論：朱鴻霞到底是“牛”字號還是“闖”字號的？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學生、二司成員雷志茂，根據2月4日工總、二司、九一三和北航紅旗、哈軍工紅反團的駐漢聯絡站等7個組織在武昌紅樓開會所確定的意見，執筆寫成二八聲明。二司宣傳部長吳恆春（武漢大學學生）後來回憶說：“這篇聲明，矛頭所向很明顯是對新派組織（即三新、工造總司等）的，是說他們在侵占文化革命的勝利成果。”聲明指出，以武漢地區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的某些人為首，他們充當了湖北黑省委的別動隊，起到了（武漢地區保守組織）“職工聯合會”所不能起的作用。他們還拼湊了一個烏七八糟的大雜燴，策劃了一個形“左”實右的假奪權。聲明還說：“這種鬥爭的新形勢、新特點，就是王任重、張體學利用爪牙走狗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夥同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應打入革命造反派內部，配合各種機會主義分子，利用個人主義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記階級鬥爭、忘記為黨奪權的糊塗蟲、馬大哈，還騙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眾、糾集了一個圍剿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大雜燴，他們從去年十月份開始，就逐步結成了托派小聯合，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二八聲明以捨我其誰的口氣痛罵“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混蛋”、“北京南下中有一小撮混蛋”、“推行機會主義、實現托派路線的混蛋們”、“造反奸賊”、“哈巴狗”、“半路出家的投機商、或中途打入革命造反派營壘的那些壞東西”。
　　
　　二八聲明發表後，造反派內部發生了重大的分歧，分成“香花派”、“毒草派”。使局面更加惡化的，是武漢部隊十天后介入這場大辯論，於2月18日發表了“嚴正聲明”（俗稱“二一八聲明”），認定二八聲明大方向錯誤，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劃、製造分裂、挑動群眾斗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表示部隊將對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該聲明用宣傳車、直升機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單位散發。楊道遠回憶說，二八聲明的背景是，我們認為武漢出現了一股反對真正造反派工總和二司的逆流。造反派之間發生了公開的分裂，我們對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攻到此為止，此後一段時間的運動就離開了文革的大方向。雖然聲明也說要把矛頭對準走資派，實際上表現的是打內戰。造反派的思想受到各種影響，走資派又在背後挑撥，他們比我們更懂得政治權術。反過來，造反派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學生和工人都是缺乏經驗，對政權並不理解，也有山頭主義的思想，相互爭得一塌糊塗，沒有一致對敵，給走資派以分裂挑撥的機會。奪權開始爭，奪權失敗之後就開始打內戰，二司和工總雖然是被動跟進，在二八聲明中間也攻擊對方，都是打派仗。
　　
　　黑雲壓城之際，造反派並不示弱。楊道遠回憶：我們又組織工總等42個組織寫了署名《資產階級復辟與無產階級反覆辟》文章，是水運工程學院紅教工的田桂林他們寫的，1967年2月22日發表在《長江日報》上，與武漢部隊“二一八嚴正聲明”針鋒相對。
　　李承弘回憶說：2月下旬，在湖北劇場內一個房間，總部開了一個會，決定認不認罪。開始雙方爭論不休，我、李洪榮[13]、姜詩存等人主張認錯，朱鴻霞、胡厚民、胡崇元等反對。在會上起關鍵作用的是田國漢[14]，田是湖北印刷廠頭頭、工人黨員，那時還不是總部頭頭，因為文革中需大量印刷品，這主要依仗田之力了。這使他在總部有獨特地位。會上，田國漢是主張向軍區請罪的，田主要從全國形勢講，典型是湖南湘江風雷、河南二七公社、四川等情況。主要觀點歸納為一句話，筆桿子搞不過槍桿子。田在會上發言很有說服力，誰斗得過槍桿子？胡崇元、朱鴻霞開始轉變態度，最後胡厚民也無奈點頭同意。第二天上午，總部朱鴻霞為首，我和總部及下面一些基層的頭，排着隊從紅樓向武漢軍區走去，胡厚民藉故沒去。朱鴻霞說明來意後，軍區大院才出來一位中級幹部，朱遞上請罪書並表示要見軍區首長。此人不接請罪書，嚴厲斥責我們：趕快回去，回到原單位勞動，等候審查。我們熱臉挨冷臉，自討沒趣，灰溜溜地散了。我認為這是工總最丟人的一件事，簡直是奇恥大辱。我們原想金蟬脫殼，哪知軍區早有打算，不理我們這一套。3月中旬後，總部的人都相繼離開了紅樓，朱鴻霞回了武重，我和胡厚民沒有回廠，回家休息了。

　　在工總、二司遭受巨大政治壓力的時刻，3月4日，與之對立的造反組織即新派伸出援手，他們所控制的《湖北日報》發表社論《堅決粉碎“秋後算賬派”的反攻倒算》，指責保守派借批判二八聲明向造反派反攻倒算。
　　3月17日晚，形勢急轉直下：武漢軍區在武漢市實行大逮捕，據陳再道1967年12月在北京檢查時說，拘捕工總分部以上頭頭470人、軍內造反派900人。3月21日，武漢軍區發布通告，宣布“即日起，‘武漢地區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一律解散”。
　　胡秀娟[15]回憶：3月17日晚，建樂街派出所戶籍警三、四個人到家裡來抓胡厚民，胡厚民的妹妹胡茜（24女中68屆高中生、班團支部書記，鋼二司紅衛兵）反應激烈，說你們沒有逮捕證，不許帶人走；說深更半夜抓人，又沒有帶銬子，用繩子五花大綁地捆着，抓人是非法的；你們鎮壓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裡去告你們。她追着警察一直罵到派出所。
　　
　　王光照回憶：從3月17日到6月中旬，我被關在寶豐路監獄的二樓，二樓是個長方形的環形樓房，斜對面就關着胡厚民。對面送飯牢門打開時，我從監視孔中可以看到胡厚民，和胡關在一起的是一位60多歲的國民黨將軍。我和胡厚民吃飯是每天上午10點﹑下午4點半共兩餐，是用桶裝的菜。遇到蔬菜的淡季，上午的菜是一塊臭腐乳，下午的菜是一塊辣蘿蔔條，吃不飽飯、我看到胡厚民在牢房裡鍛煉身體，我也學着鍛煉身體。
　　
　　李承弘回憶：1968年夏，政治上一度翻身的工總負責人在船上開江心會議，當時胡已當上湖北省革委會常委。開會中途，大家參觀了胡厚民坐過的湖北“第一號牢房”，估計是在漢江邊的沙洋勞改農場。我們去後，警衛的解放軍戰士把我們當作省市領導看待，這可能是警司的人聯繫的結果。有一個排的戰士列隊歡迎，戰士們稱請首長指示，還請朱鴻霞講了話，這種場面我還是頭一次見到。牢房孤立建在一片開闊地上，長大約十米，寬五米，高有二米多，房頂是水泥面平頂，上有三個茶杯大的通氣孔。下面隔了三間房，每個牢房4—5個平方米，一間關一人。一間房一個透氣監視孔，房頂二十四小時有警衛戰士來回巡邏，孤立的牢房外圍了一個雜院，是犯人放風的場所，我們去時還關着兩個死刑緩刑犯。房間的四周沒有窗子，門關上就只通氣孔上透一點光，牢房全是黑的。外形像機場裡的油庫，門有一尺厚，外面是鐵門，內面是橡皮的，防止犯人自殺。裡面沒有床，只有一堆草。後來打開一間牢房，一陣霉味傳出來。胡厚民七二○前在此牢房關了一段時間，我們參觀時都唏噓不已，眼淚在眼眶內打轉，這情境使我們心情沉重，感到路線鬥爭的殘酷，同時對胡厚民的遭遇深表同情和欽佩。
　　
　　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陰謀顛覆政府”，“非法組織工人總部，成為幫派頭目；衝擊中南海；參與了一月奪權”。此罪名被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推翻。
　　1967年7月17日毛澤東說：“三新二司，你壓嗎？越壓越成鋼。對‘工總’那麼整，不商量，不報告，就是有問題麼。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識搞的。”毛澤東還說：“‘工總’要平反。先把這幾個頭頭放了。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的另案處理。”（權延赤著《微行——楊成武在1967》第66頁，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版）7月18日，周恩來在武漢軍區師級以上幹部會議上代表黨中央提出：“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犯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工人總部的解散，……要徹底平反，釋放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肯定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
　　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東湖賓館梅嶺一號親自交代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抓朱鴻霞不得人心。要給‘工人總部’平反，把朱鴻霞放掉。”“沖軍區，沖了就算了。國防部、中南海、海軍、空軍、兵種都衝過。這會兒有點像辛亥革命，發動群眾。”（上書第77頁）
　　胡秀娟告訴我們：第二天，階下囚一下變成了座上客，陳再道將朱鴻霞、胡厚民等人接到軍區招待所吃了一頓飯，送了每人一套《毛澤東選集》，用吉普車將兩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釋放。胡厚民什麼東西也沒有帶出來，身上穿的是父親舊社會穿的藍布衫，上面到處是洞。
　　
　　三、“反軍亂軍”和“搶槍武鬥”

　　反軍亂軍是造反派的一條主要罪名，其實，“揪軍內一小撮”和“武裝左派”最先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來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進黨內、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澤東講：“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8月4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等人的信中說：“當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武裝左派。”經毛澤東審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中也用了“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周恩來步步緊跟毛澤東，在1967年8月11日接見首都紅代會學生代表說：“武漢的工人就可以武裝起來。”但是，僅僅只過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傳到北京，說“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
　　七二○事件發生，中央表態支持武漢造反派以後，武漢造反派確有頭腦發熱、派出人員到全國去支左、衝擊軍事機關的事，但中央制止後很快就停止了。
　　1968年3月24日，中央揪出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稱他們是“變色龍”，武漢造反派兩大派中的新派提出“揪武老楊”的口號，矛頭主要是對着武漢軍區政委、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劉豐。但胡厚民並不同意這一口號。據柳英發[16]回憶：作為鋼派智囊人物，胡厚民認為歷來反軍都是沒有好下場的。胡厚民提出一個“擁軍”口號與“新派”對着幹，即“擁護曾﹑劉﹑方[17]﹑張[18]，揪出薛[19]﹑李[20]﹑孫[21]﹑姜[22]”。誰知曾﹑劉等人並不領情，曾思玉在1968年6月傳達中央精神的大會上說：“我一聽到‘擁護曾﹑劉﹑方﹑張’的口號就頭疼。”胡厚民心灰意冷，再也不提這個口號。
　　吳焱金回憶：“杜則進”（批林批孔時原工造總司幾個成員組織的寫作小組）1974年3月《炮打曾思玉》的文章提到，1968年曾思玉讓胡厚民不要撤銷原鋼工總情報組，要鋼工總情報組與軍區配合，於是在漢口高級步校（現海軍工程大學）搞了一棟房子，提供專用電話和經費。工作人員還有鋼二司李莉[23]等人，李莉等保存有不少重要資料。這使我想起來，在1972年省首義路學習班，李莉曾拿去一大包材料，要公開張貼，威脅學習班負責人。後來材料被搜走，李莉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還說是他自己承認的。難道李莉後來自殺與那些材料有關？與他在情報組知道曾、劉、方、張的情況有關？明明是曾思玉要搞的情報組，後來又以胡厚民竊聽曾、劉首長電話的莫須有罪名，把胡厚民打成湖北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黑後台。這和美國先支持薩達姆打伊朗、後又搞掉薩達姆是一樣的故事。
　　為了將胡厚民打成反軍亂軍的反革命壞頭頭，達到上欺中央、下騙群眾的目的，從1968年下半年開始，當時掌握湖北武漢軍政大權的曾、劉、方、張等人在許多公開場合的講話中，散布了許多關於胡厚民的流言蜚語。1968年10月13日，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在首都北京飯店對胡厚民講：“你們整了曾、劉首長的材料。”1968年11月×日，劉豐在湖北省黨代會上聳人聽聞地說：“胡厚民這條渠道死了，我們從另外一個地方挖出了一條渠道。他從李迎希[24]那裡拿了整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材料，拿了整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材料，拿了軍事秘密作戰圖紙，拿出來吧！拿出來就算了嘛！小將犯錯誤嘛！”（武漢地區革命工代會、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代會、武漢鍋爐廠革命造反司令部聯合調查組1969年4月25日《關於胡厚民同志幾個重大問題的調查報告》）當年以上那些事情只要有任何一件屬實，立刻就可以被定為現行反革命。但胡厚民從來沒有見過李迎希及其家屬，也沒有通過任何人與李迎希接觸過。
　　搶槍其實是軍隊支左當局故意煽動起來的。王光照回憶：1968年4月底的某天深夜，武漢警備司令部副政委、市革委會副主任張昭劍突然輕車簡從來廠，在廠辦公大樓二樓辦公室找到我。他講：你們鋼工總是堅定的左派，不武裝起來是不行的。這個問題要高度地重視。比如去年為工總翻案、抗暴過程中，你們是吃了大虧的，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要吸取這個慘痛的教訓。新華工很注重這方面的問題，他們已經走到你們前面去了。張立國他們已經掌握了不少的武器，你們已經落後了，應當積極行動起來。困難是會有的，只要開動腦筋，總會有成效的。你們旁邊公安廳倉庫里就有很多武器。張昭劍深夜來訪的一番談話，我認為這是首長對我廠極大的信任和關愛、支持，也是對整個工總的偏愛。我極其興奮，將張昭劍來訪的全過程及談話完整地寫成大字報《張昭劍夜訪新武鍋》，連夜張貼在廠前廣場大字報欄里，第二天職工上班的時候，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其後不久，跟全市一樣，我廠也卷進了搶槍的風潮中。後來，武鍋以何華清為首，去3303工廠和省公安廳搶了槍。
　　1969年2月5日，曾思玉在漢陽汽車制配廠說：“像胡厚民哪，是壞頭頭！胡厚民（光）搶槍（這）一條就夠了。”“我在北京是打了幾次電話的，告訴他不能這樣做，搶槍的問題使武漢的運動拖延了三個月。”（《關於胡厚民同志幾個重大問題的調查報告》）聯合調查組的調查情況說明，鋼工總勤務組包括胡厚民在內從來沒有口頭和書面下達過搶槍的命令或開會策划過搶槍，1968年五六月份鋼工總勤務組曾連續三次發布緊急命令，嚴厲制止搶槍的違法行為，要求各基層停止搶槍。中央1968年5月28日來電後，胡厚民、夏邦銀、胡崇元等鋼工總勤務組成員親自到各基層單位動員交槍，還隨同交槍的隊伍一起把武器送交武漢警司。1968年6月武漢軍區黨委揪出“搶槍亂軍的後台李迎希”，說是他把武漢的運動推遲了幾個月。可是到了1969年一二月又把搶槍亂軍的禍首算在胡厚民頭上。調查結論是：“胡厚民身為鋼工總勤務員之一，在制止搶槍的問題上沒有採取有效措施是有缺點錯誤，但絕不是搶槍的急先鋒，更不是‘禍首’。”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軍區三辦徐健揭發說：“1967年的所謂搶槍，方銘[17]有電話指示給造反派發槍，要我們定計劃，發三萬條槍，後來沒有直接發，派人到紙坊倉庫去搞。‘兩清’中又說造反派搶槍亂軍（《這也算是揭發？！——赴軍區攻“曾劉辦”代表團第九號簡報》，1974年4月2日整理，市針棉織工業公司機關革命造反派1974年4月25日翻印）。
　　1968年5月3日，發生了鋼新兩派之間最大的一次武鬥。李承弘回憶說：武漢中原機械廠鋼新兩派發生矛盾，該廠新中原勢力大，工總力量小，新中原說廠工總是百萬雄師變種不承認。我的看法，該廠鋼工總幾個頭是造反觀點，下面的人全是保守派觀點。兩派發生矛盾後，工總的人在廠里站不住腳，就向二七辦事處求援。總部當時沒當回事，認為由辦事處胡巍全權處理就行了。誰知胡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自己被扣，後被放出，為了報復，就調人攻打新中原，總部老作戰部一班人何永清、周廣才等都被總部派往二七辦事處支援。5月3日白天一天都沒攻下新中原。傍晚，胡厚民打電話來了，叫我們趕到總部辦公地武漢電信工程公司內，決定下一步的對策，胡厚民叫我先發表意見。我堅決反對再攻打，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時機已過，解放軍已開始收繳槍支了，而且人多勢眾，如果再攻，工總下面各廠的槍支會收光，這樣再發生武鬥怎麼辦？二是武鬥沒經驗，平常叫得響、事事鬥狠的人，到武鬥現場能經受考驗的沒幾個人，敢沖的人更少，沒人沒槍沒士氣打個屁？會上雖然很多人反對我的意見，但主要是顧忌面子問題，經我一再堅持，沒人敢保證再打會百分之百成功。最後，胡厚民、朱鴻霞等大多數人贊成了我的意見，決定停止再攻中原廠，已通知的全部撤回。同時馬上進行善後處理，主要是輿論要占主動，胡厚民叫鋼工總發表聲明，講述中原廠事件經過和我們工總的態度，動員人在全市貼大字報大標語，將被動變為主動。
　　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1968年在北京召開的“八一五”會議上講話說：“胡厚民在新中原拿望遠鏡指揮武鬥。”並拿出照片為證。經調查，胡厚民當時的確不在現場，孔慶德拿出的照片是張冠李戴（《關於胡厚民同志幾個重大問題的調查報告》）。
　　關於武鬥的起因，據柳英發回憶：1968年5月2日，鋼工總二七（江岸）區辦事處的頭頭胡巍被中原機械廠新派組織“新中原”的人打傷。胡秀娟說她當時正在工人總部值班，接到報告後，與朱愛華（朱鴻霞的妻子）、陳明（武漢肉聯廠工人，工總總部工作人員）三個女將調兵遣將，指揮攻打“新中原”，造成死2人、傷52人、停產3個月的嚴重後果。胡秀娟被說成是“組織指揮打砸搶”，1977年10月被當局逮捕入獄，1980年4月被判刑5年。從武昌區人民檢察院對胡秀娟的起訴事實看，此事與胡厚民毫無關係，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時，這筆賬還是算在胡厚民頭上。柳英發說，若從內心講，“打新中原，胡厚民是暗中支持的”。但是既然是“依法”追究罪責，畢竟是要講究證據的。
　　1968年10月13日，孔慶德在北京飯店與胡厚民談話時說：“你們插手專縣！”經聯合調查組調查：“1968年3月，曾司令員指示朱洪（鴻）霞同志，要鋼工總、鋼二司調查鄂東地區各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鋼工總勤務組接受任務後，覺得鄂東地區十幾個縣工作量大，人員很困難，所以決定首先調查浠水縣。調查後於×月×日在8199師部向曾思玉同志作了口頭匯報，當時8199趙奮師長在場，並且着重匯報了浠水巴河一司的情況。曾司令員聽完後指示，以後有關這方面的情況，隨時向他的秘書匯報。”（《關於胡厚民同志幾個重大問題的調查報告》）
　　王仁舟原是北京外語學院西語系的學生，1963年因“思想反動”被開除學籍，回到老家湖北浠水縣巴河區當農民。文革中，王仁舟發起成立了“巴河紅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簡稱“巴河一司”，是巴河地區力量最強的群眾組織。巴河一司1967年奪了巴河區政府的權，成立所謂“廉價政府”，進行社會改革試驗。王仁舟比武漢的北決揚分子還要激進，他宣稱“農民階級是中國社會最進步的階級”，“農民造反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開始”。王仁舟建立的所謂“新農村”拒交公糧和稅收，還要廢除貨幣，建立了戰時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1967年11月，王仁舟組織巴河一司農民抬屍到武漢市遊行，封了《湖北日報》，占據紅旗大樓十餘天。這一行動影響很大，武漢造反派中的新派明確表示反對，鋼派也沒有一個組織表示支持。而魯禮安等人則公開表示支持，據魯禮安回憶，成立“決派聯絡站”時，王仁舟自封決派聯絡站負責人，後王仁舟和魯禮安發生意見分歧，王仁舟以決派聯絡站的名義在武漢三鎮貼出布告，將“陰謀家、野心家”魯禮安開除出決派。1969年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決定清查北決揚，王仁舟和他的巴河一司當然脫不了干係。王仁舟後來被判刑，沒有服完刑就病死獄中。
　　關於“胡厚民”條目所謂“插手浠水縣的武鬥”，李承弘回憶說：1967年底，浠水巴河王仁舟亮相武漢，由於他有北京外語學院讀書的獨特經歷，加上他的新農村革命理論，在武漢一時名聲大震，同時引起曾、劉注意。要詳細了解王仁舟這個人，特別要知道王仁舟在巴河搞的新農村到底是什麼貨色，曾、劉以出面不方便為由，委託朱鴻霞、胡厚民派人調查。胡厚民本人也有此意，要我物色人前往，我第一個就想到派潘開礦（在工總總部工作的武漢十五中學生）去。哪知我這不經意的決定，竟決定了潘開礦以後的一生，也毀了他一生。潘開礦帶了兩個中學生到浠水去了半個月，完全被王仁舟征服，對王仁舟佩服得五體投地，把王仁舟吹得天花亂墜。潘回來向我們匯報說，王在巴河威信極高，老人小孩全聽他的，在巴河（浠水縣的一個區）一呼百應。王仁舟全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一套組織農民，全部軍事化，有武裝民兵、農會、婦女會、兒童團，各負其責，搞得有條不紊、有聲有色。生產搞得不錯，農田水利不用說，小作坊、手工業也組織起來了，恢復了全民食堂，伙食還不錯。周圍幾個鄉幾次集中保守派民兵向他們進攻，王仁舟利用全民皆兵游擊戰擊退了對方進攻。王仁舟因潘開礦是工人總部派去的，人雖小卻待如上賓，對他特別照顧，什麼也不避嫌，任潘開礦在巴河自由自在，而且什麼話都跟潘講，潘感動地說，他在巴河不想走了，如果不是要回漢匯報，他就留在巴河不回了。對潘開礦的調查匯報，我們基本相信是事實，認為王仁舟也是個人物，很有本事，同時也認為他太狂妄，時常以領袖自居，更重要的是王的理論是：文革初期學生運動，現已轉為工人運動，而後必將轉為農民運動，要以新農村運動代替工人運動，以農民、農會代替產業大軍和工總，這是我們與王仁舟的根本分歧。我們不會同意王仁舟的理論和主張的，他的決派，決心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是在農村搞新一輪農民文化大革命。這本是曾思玉、劉豐布置的一項調查活動，但曾思玉、劉豐為了把胡厚民打成決派總頭目，就拿潘開礦作為突破口，以潘聯繫着胡厚民與王仁舟下手，從組織上把胡厚民與王仁舟聯繫在一起，定胡厚民一個鐵案。這一下可憐的潘開礦成了替罪羊，從下放的農村被抓回武漢，為他一人設一專案，不知用了什麼方法，逼出了胡厚民有電台等幾條莫須有罪名。我們知情人一聽就知道是假的，是潘開礦被逼亂說的，果然潘開礦狀況比我們想象的還嚴重，我（1972年）在首義路學習班見到他時，他已被逼瘋了。（未完待續）

　　注釋：

　　[1]五不准學習班：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此後，當局以各種名目給造反派辦學習班，實為變相監獄。“五不准”一般指不准回家、不准請假外出、不准家屬探視、不准通信、不准串聯。文革期間及其後凡被判刑者，五不准學習班關押時間均可折抵刑期，當局事實上承認它相當於監獄。
　　
　　[2]曾思玉（1911—2012）：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59年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七二○事件後調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後任湖北省革委會主任、湖北省委書記，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任濟南軍區司令員。
　　
　　[3]李承弘（1943-2011）：文革前為武昌鑄鋼廠工人。文革中為武漢工人總部發起人之一、工人總部組織部長。文革後被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開除廠籍，留廠察看。
　　
　　[4]聶年生（1943—1993）：文革前為華中工學院學生。文革中任新華工二號勤務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文革後被關押4年。吳焱金（1944—）：文革前為武漢市無線電元件廠工人。文革中為武漢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一號頭頭、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後被判刑8年。
　　
　　[5]徐正全（1946—）：文革前為中國第一冶金建設公司工業安裝公司工人。文革中為新一冶勤務組成員、一冶工業安裝公司革委會主任。1968年底因涉嫌打死人被捕，以故意指揮殺人罪被判死緩，後改判無期，再改判20年，勞改21年刑滿釋放。
　　
　　[6]王光照（1940—）：文革前為武漢鍋爐廠工人，文革中為工總武鍋兵團勤務組成員、武漢鍋爐廠革委會委員。文革後被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開除幹部隊伍，開除廠籍、留廠察看。
　　
　　[7]趙修（1921—1992）：文革前任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1971年3月至1983年12月任湖北省委書記。
　　
　　[8]彭勛（1935—）：文革前為湖北大學教師、中共黨員。文革中為新湖大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常委、宣傳部長，武漢市革委會委員。文革後被開除黨籍，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
　　
　　[9]周光傑：1934年生。文革前為武漢市礄口紙品廠工人。工總初創曾任勤務組副組長，1967年底回廠，兩清時曾入獄。文革後從事個體經營，已去世。
　　
　　[10]侯良正（1934—2000）：文革前為武漢市第二麵粉廠工人，工總初創時曾任勤務組成員、生產部長，1967年7月底任鋼工總糧食兵團一號頭頭、武漢市糧食工業公司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後入獄兩年。余克順：武漢帶鋼廠工人。工總初創時曾任組織部副部長。
　　
　　[11]胡崇元：文革前為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為工總勤務組成員。1972年去世。
　　
　　[12]沈復禮（1938—）：文革前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武漢鍋爐廠技術幹部、中共黨員。文革中為工總勤務組成員、市革委會常委、中共九大代表。1977年起被關押6年，免予刑事處分，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
　　
　　[12]楊道遠（1941—）：文革前為武漢測繪學院學生、中共黨員。文革中為武漢鋼二司勤務組一號勤務員、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13年，1985年又被以“貪污”罪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13]李洪榮（1931—2010）：文革前為武漢鍋爐廠工人、市勞動模範、中共黨員。文革中為鋼工總勤務組成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文革後被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開除黨籍。
　　
　　[14]田國漢：文革前為湖北印刷廠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任工總宣傳部長，文革中和文革後兩次入獄。現患精神病。
　　
　　[15]胡秀娟（1934—）：胡厚民之姐。文革前為武漢市國棉二廠圖書管理員。文革中為工總總部工作人員。文革後因指揮1968年中原機械廠“五三”武鬥事件被判刑5年。
　　
　　[16]柳英發（1947—）：文革前為湖北省實驗中學學生。文革中為二司勤務組成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
　　
　　[17]方銘（1921—1981）：浙江省寧波市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年授少將軍銜，文革前任十五軍軍長。文革中任武漢警備區司令、市革委會主任、中共武漢市委第一書記。
　　
　　[18]張昭劍（1923—2008）：河北省欒城縣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文革前為陸軍二十九師政委。文革中任武漢警備區副政委、十七軍政委、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武漢市委書記。
　　
　　[19]薛朴若（1919—）：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前任河南省政府副秘書長、武漢市副市長等職。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
　　
　　[20]李長根：文革前為武漢中原機械廠黨委書記。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
　　
　　[21]孫德樞（1919—2003）：文革前任黃石市委書記。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任湖北省革委會常委、省委常委、黃石市革委會副主任。
　　
　　[22]姜一（1919—1998）：文革前為湖北省委候補書記。文革中為湖北省革委會常委、省委書記。
　　
　　[23]李莉：男，文革前為武漢測繪學院學生。文革中為二司政參部情報組成員。1978年7月受審查時自殺身亡。
　　
　　[24]李迎希（1902—1981）：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武漢軍區副司令員。文革中被陳再道、曾思玉先後打成反黨亂軍的野心家，文革後平反。
　　
　　[25]林子忠（1941—）：文革前為武昌造船廠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為新武船聯司一號勤務員、武昌造船廠革委會副主任、湖北省革委會委員。文革後被開除黨籍，關押三年後釋放。其妻徐筱芳1977年在五不准學習班跳樓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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