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楊天石 著，華文出版社，2008年5月

　　【一】汪蔣之間的和戰分歧

　　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的分歧源遠流長，複雜紛紜，其內容，大體分兩類：一為政見之爭，一為權力、地位之爭。抗戰爆發後，二人的分歧除權力、地位之爭外，主要集中於對日本的和戰態度上。

　　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即反對抗戰，認為抗戰必敗。廬山談話會上，他將神聖的抗戰說得愁雲慘澹，調子極為灰暗。他說：“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廬山談話會後，汪精衛與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調俱樂部”，視主張堅決抵抗日本侵略為唱“高調”。自1937年8月起，汪精衛即連續致函蔣介石，主張對日和談。8月4日函稱：“如認談判所開(條件)尚可接受，則負起和之責任。”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40100-00008-017。〔台北〕“國史館”藏。8月23日函稱：“當悉力抗戰之時，不惟不宜塞斷(對日)外交途徑，且當力謀外交途徑之打開。”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40100-00008-013。9月3日，日本外相廣田宏毅發表談話，聲稱希望英、美、法等國出面勸說中國，按照1932年簽訂的《淞滬停戰協定》撤兵於該協定“所定範圍之外”，“如是則滬戰可止”，國民黨中宣部禁止國內報刊發布這一消息。汪精衛於9月5日致函蔣介石，要求中宣部開禁，斟酌發表，並由外交部發錶針對性的談話。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40100-00008-014。8日，汪精衛再次致函蔣介石，要求蔣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請英、法、美使節，徵詢意見，說明中國立場與界線，使之相機行事。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40100-00008-015。12月，南京淪陷，國民黨內部出現一片主和聲，汪精衛覺得有機可乘，即向蔣進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組織掩護”。這個所謂“第三者”，即進攻中國的日本為一方，領導抗戰的蔣介石為一方，他自己則自居“第三者”。蔣當即拒絕：“此不可能之事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年12月16日。在此前後，汪精衛勸說蔣介石與日本言和，共達十多次。西義顯：《日華“和平工作”秘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頁。

　　1938年3月，蔣介石籌備在武漢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他就設立“黨魁制”問題和汪精衛商量，汪精衛不贊成。《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3月11日。22日，蔣介石訪問汪精衛，討論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調停中日戰爭一事。當日，蔣介石日記云：“世人只知戰時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後痛苦更甚於戰時，而況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這一天，蔣、汪之間可能有比較激烈的意見衝突。蔣在日記中所批評的“妄想速和”的“世人”應該就是汪精衛。25日，蔣介石計劃利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和宣言，表達抗戰意志，對日本進行心理戰。日記云：“大會決議與宣言如果有力，則其效果不惟可使敵適可而止，當能使敵知難而退也。”盧溝橋事變後，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在一段時期內，蔣介石對“聯共抗日”態度積極，日記云：“對共黨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對各黨派主聯合”。同時，蔣也決定自己當“領袖”，“推汪為副”。26日日記云：“團結黨內，統一國內，是對敵國最大之打擊。”29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開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張在國民黨內設立總裁。蔣介石當日日記云：“此時設立總裁，至少可表示本黨不妥協之決心，與敵以精神上之打擊。”4月1日，大會推舉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蔣介石心情興奮，日記稱：“對總裁責任應當仁不辭，以救國與對外之道已無他法。此為最後一着，實與抗戰增加實力不少，而且確定黨國重心，無異於敵精神與其策略上一大打擊也。”但是，汪精衛卻因居於蔣介石之下，心情極度沮喪，見於形色。陳布雷：《回憶錄》(二)，二十世紀出版社1949年版，第78頁。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等一系列文件，堅持抗戰，堅持聯共。4月1日通過的《大會宣言》聲稱：“此次抗戰，為國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當獻其生命，以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命。”《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第463頁。同日，蔣在大會《閉幕詞》中聲稱：“本黨同志要站在當政黨的地位，發揚這種固有的精神，寬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之下，來接納各黨派人士，感應全國國民，使共循革命正道。”《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第511頁。蔣的這些意見都和汪精衛相反，汪自覺“和平”希望毀滅，自此，對蔣徹底失望。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日本政府惱羞成怒，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要求蔣介石下野。其後，日本政府一方面轉託意大利，接替德國，在中日兩國間調停“和平”。同時，積極動員民國初年曾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少川)出面組織傀儡政權，與國民政府談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學家羅家衡到武漢，見到汪精衛，談及由唐紹儀出面談判一事，汪即說：“在辛亥南北議和時，我們俱是在少川先生領導之下進行的。現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來與日本談判才是辦法。現在日本不是較以前對華主張緩了一步麼？從前日本是不以蔣政府為對象的，現在日本僅主張不以蔣個人為對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來與日本談判，蔣的下野，是不成問題的。我只要國家有救，甚麼犧牲都可以的……”《南湖致剛父》(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特交檔。這段話既暴露出汪精衛急於與日本謀和的面目，同時，也暴露出汪精衛對蔣介石失望，急於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隱秘企圖。同年6月14日，汪精衛的親信高宗武與日人西義顯在香港簽訂備忘錄，準備組織“第三勢力”。雙方心目中的“第三勢力”的領袖就是汪精衛。同月20日前後，意大利駐華大使授意汪精衛致函近衛首相，意圖在汪精衛和日本政府之間建立直接聯繫。《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6月21日。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衛鼓勵下秘密訪日，會見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參謀次長多田駿以及近衛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員，決定“找尋蔣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而此人，雙方也都認為非汪精衛莫屬。影佐禎昭：《漫談》，《現代史資料》(13)，《日中戰爭》(5)，第360頁。影佐禎昭公然對高宗武說：“可否請蔣委員長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負責。”《會晤影佐談話紀要》，〔台北〕《近代中國》第129期，第125頁。

　　蔣介石並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這些活動內幕，但是，他對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動強烈不滿。6月24日，蔣介石日記云：“高宗武荒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6月24日。他研究日本態度的反覆變化，認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關。7月22日日記云：“倭閥對我變更態度者，其果誤認吾內部之動搖，而與高之荒謬赴倭亦有關係也。”他當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衛之間的關係。25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張群討論高宗武的訪日報告，日記云：“覺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7月25日。

　　10月25日，國民政府自武漢撤退，汪精衛更加喪失抗戰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與日人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簽訂《日華協議記錄》等文件。《記錄》規定雙方的“合作”條件有“締結防共協定”，“承認日本軍防共駐兵”，“中國承認滿洲國”等六條。其行動計劃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發表上述“合作”的條件，汪精衛等即發表聲明響應，“與蔣介石斷絕關係”，“見機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慶向汪精衛匯報，隨身攜帶與日方達成的協約以及近衛首相的第三次對華聲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陳公博到重慶，對陳說：“中日和平已經成熟”，“中國的國力已不能再戰了，非設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現在我們已經無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們結果必為共產黨的俘虜。”陳公博：《自白書》，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0頁。他並向陳透露，準備離開重慶，以個人身份出面，與日本交涉。汪隨即召集周佛海、陳璧君、梅思平等會商，決定接受“重光堂協議”，電港通知。《周佛海日記》，1938年11月29日。當日下午決定：汪於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達昆明，近衛首相於12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互相呼應。

　　武漢失陷，蔣介石並未隨國民政府遷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繼續抗戰。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會議在重慶開幕，蔣介石致電會議，認為日軍自進窺武漢以來，死傷三十餘萬，計窮力絀，抗戰已入“第二階段”。他估計，“吾人預定覆滅敵人之計劃，必可實現於不久將來。”《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08-1310頁。11月7日，他在長沙主持軍事會議。25日，又在南嶽主持軍事會議。11月30日，視察桂林，設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行營，以白崇禧為主任，統籌西南抗戰。直到12月8日，蔣介石才到達重慶。這一天，本來是汪精衛預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蔣的到來，汪不得不改變計劃。12月9日，蔣介石在重慶黃山官邸約集孔祥熙、汪精衛、王寵惠、葉楚傖、朱家驊等人談話。汪精衛堅持對日主和，他表示：中國和日本都有困難。“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事；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事”，“故調停之舉，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將到來。”《傀儡組織》(三)，第51-52頁蔣介石所言與汪精衛相反，日記云：“下午，與黨政各同志談話，指示以後對倭方針，言明只要我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並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與言和，則我政府即使失敗，國家必可因此復興。況政府至今決無失敗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義成功，而不怕一時失敗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9日。當時，蔣介石正在謀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兩黨合併為一個新的“大黨”。談話中，汪精衛詢及此事，認為“可慮”。《王世傑日記》第1冊，第446頁。國民黨關於這一天的談話，蔣介石後來電告龍雲時也說：“中此次在渝，並曾詳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獪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謀和，則寇之猙獰面目必畢露，萬不可為。”《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27頁。可以看出，汪主張與日本言和，蔣反對與日本言和。針鋒相對，涇渭分明。後來汪精衛回憶說：“12月9日，軍事委員長蔣中正至重慶，(兆銘)復激切言之，卒不納。”汪精衛：《曾仲鳴先生行狀》，《河內血案》，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頁。可見二人之間辯論的激烈。蔣這一天的態度使汪精衛等大為失望。陶希聖致函胡適說：蔣先生12月8日到重慶。他的態度完全改變。對於國家處境困難，全不考慮。他的全部計劃在提攜共產黨。他說日本沒有兵打仗了。他對日本的和議，不假思索的拒絕。這樣的變動，以及客觀的困難，使汪先生及我們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進言都成了畫餅，更都成了罪狀。眼見國家淪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連一句負責的老實話都不能說。幻想支配了一切。我們才下決心去國。《胡適往來書信選》，(中)，第397-398頁。陶希聖的這段話，生動地描寫出蔣介石和汪精衛等人的兩種不同精神面貌。汪精衛等人，最初是在國民政府內部“主和”，現在，由於和蔣介石意見對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12月16日，日本內閣成立興亞院，其目的在於加強對中國占領區的統治，其總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總裁由外相、藏相、陸相、海相兼任。在中國北平、上海、青島、漢口、廣州、廈門等地設有分支機構。此前2日，蔣因感冒未上班。16日，汪精衛到蔣處探病，蔣當日的日記說：“日本對中國之最後目的雲者，乃滅亡中國之謂也。興亞院成為確定對華政策執行之樞紐者，乃以興亞院為中國之斷頭台。換言之，滅亡中國之總機關也。因此興亞院之成立，中國若要自取滅亡，俯首而上斷頭台則已，否則除抗戰拼命以外，再無第二道路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16日。武漢會戰期間，蔣也曾幻想過以和平方式結束中日戰爭，但從這一則日記可以看出，嚴酷的現實終於使他認識到，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戰一途。當時，日本特務土肥原約原天津市市長蕭振瀛到香港見面談判，蔣決定不准蕭赴港，對土肥原“堅拒不理”。《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17日。

　　關於汪蔣之間的和戰分歧，汪精衛在出逃後曾於12月23日致電蔣介石稱：“在渝兩次謁談，如對方所提非亡國條件，宜及時謀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禍。”《龍雲轉呈汪自河內致蔣委員長如對方所提非亡國條件宜及時謀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禍梗電之迴電》，《傀儡政權》(三)，第48頁。蔣介石認為，汪所言，為1938年1月之事，而在重慶時，則“未有一言提及”。見致龍雲電，《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27頁。他在電告他的朋友、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彭學沛時也說：他之所以離開中國，“系因中央不願考慮和議，及本黨有進一步容共之趨向”，故不得不“以去就爭”《王世傑日記》，第455－456頁；參見《張群以接汪自河內電為和平及防共問題以去就爭致蔣委員長之馬電》，1938年12月21日。《傀儡政權》(三)，第46頁。。汪所稱“進一步容共之趨向”，指的就是上述蔣介石企圖聯合共產黨，甚至與共產黨“合併為一大黨”的意見。這就說明，汪精衛不僅主張與日本言和，而且反對蔣進一步“聯共抗日”，因此不惜以出走作為向蔣抗爭的手段。當然，汪的出走，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致蔣電及致彭電中均未說明，這就是，他準備在重慶國民政府之外，另組政府。

【二】汪精衛出逃與蔣介石的反應

　　汪精衛在離開昆明時，致電蔣介石，稱：在飛赴昆明途中，因“飛行過高，身體不適，且脈搏時有間歇現象，決多留一日，再行返渝”金雄白：《汪政權始末記》(五)，香港春秋出版社，第32頁。。汪走後，龍雲才致電蔣介石報告：“汪副總裁於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適，午後二時半已離滇飛航河內。”《重要史料初編》，《傀儡組織》(三)，第46頁。到21日，才向蔣透露，汪精衛到昆明後，態度不像“昔日之安詳”，臨行時，才告訴自己，“謂與日有約，須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條件，若能成功，國家之福，萬一不成，則暫不返渝。”電中，龍雲還詢問蔣介石：“(汪)在渝時與鈞座切實討論及此否？”

　　12月18日這一天，蔣介石原本準備離開重慶，飛赴西安，召開軍事會議，但因得悉當日西安氣候不良，改變計劃。一直到20日，蔣才飛抵西安。21日，蔣在西安主持軍事會議。到晚上，才得知汪精衛私自飛到昆明的消息，當即電汪稱：“聞兄到滇後即感不適，未知近況如何，乞示復。”《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25頁。蔣模糊地猜測到汪此行的含義，日記說：“聞汪先生潛飛到滇，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願與共黨合作一語，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豈是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苦之至。惟吾猶望其能自覺回頭耳！”22日，蔣介石得到龍雲的電報，這才比較具體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記云：“不料其糊塗卑劣至此，誠無可救藥矣。”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汪精衛資格老，地位高，關係多，其出走是具有嚴重意義的大事，蔣開始估計其影響，在日記中特別寫下：“汪去後，對黨政軍以及各地之關係，應特加慎重”，“外交與對敵或有影響乎？”當晚，蔣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時才入睡。23日，蔣繼續思考汪出走後的局面：“廣東軍人，是否受汪影響？”“政府內部，受汪影響之人幾何？”他決定，對汪表明態度。

　　同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闡明同新生的中國調整關係的總方針”，要求“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聯合起來，共同實現相互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這就是所謂“近衛三原則”。在聲明中，近衛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允許日軍在華北及內蒙駐兵，給予日本臣民“特別開發上之便利”。24日，蔣介石決定駁斥近衛聲明。同日下午，蔣介石回到重慶，約集黨政首長會談。這一天，蔣介石在對汪精衛的態度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仍有“挽救”汪的“政治生命”的想法，日記云：“知汪確有整個背叛黨國奸謀，乃決心發表宣言，使其賣國奸計不售，亦所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雖有意害余，而余應以善意救彼，對於此種愚詐之徒，亦只有可憐與可痛而已。”但他一想起汪與自己過去的不良關係，又覺得不應援手，日記云：“余向來以至誠待之，禮遇之如總理，而彼乃不識大體，不顧國家至此。若復與之合作，使之自拔，豈不愚拙之至乎！”25日，蔣介石謁見國府主席林森，報告汪精衛通敵一事。

　　26日，蔣介石發表駁斥日本首相近衛的長篇聲明，認為近衛所謂“東亞新秩序”和“日滿支”協同關係，“就是將中國全部領土變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這樣一來，中國若不是變為他的奴屬國也就降為保護國，而且實際上就是合併於日本”。他批判近衛的所謂“經濟合作”，就是“要操縱我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全國生產和貿易，獨擅東亞的霸權”；所謂“共同防共”就是以此為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於外交”。蔣稱：綜觀近衛聲明，“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個吞併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他號召中國人民“認定目標，立定決心，愈艱苦，愈堅強，愈持久，愈奮勇，全國一心，繼續努力”。《傀儡組織》(三)，第38-41頁。蔣介石一向很欣賞自己的文筆，這次也不例外。29日，他重讀此稿，“甚覺自快”，認為“足使敵知所警戒，變換威脅或計誘之妄念”。《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29日。

　　汪精衛的表現和蔣介石迥然不同。他贊成並擁護近衛聲明。28日，他從河內致函蔣介石，認為日方的三項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要求蔣把握“不可再失之機”，以之作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29日，發表致國民黨中央黨部諸同志公開信，主張對近衛所提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點，“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此函通稱《艷電》。《艷電》的發表，立即在國民黨中央和各地愛國將領、官吏之間激起了憤怒的聲討波瀾。

【三】從勸汪赴歐到開除汪的黨籍

　　最初，蔣介石確曾企圖挽救汪精衛，至少，要儘量減少汪叛逃的影響。12月25日，蔣介石致電龍雲，要龍對汪離開昆明前所述“與日方有約”等語保密，“勿為他人道”。《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5日。蔣之所以如此，目的在於為汪精衛留出餘地。26日，他在發表聲明嚴辭駁斥近衛的同時，還在為汪精衛打掩護，聲稱汪之赴河內，只是為了轉地療養。與此同時，蔣介石在思考，是否應該派人去河內勸說汪精衛。《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26日。能否“以至誠感動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27日。

　　第二天，蔣介石召見汪精衛在重慶的朋友彭浩然，囑其轉電汪精衛，駐港不如赴歐。這一天，蔣介石自感心跳加急，精神極為不佳，但仍勉強辦公。同日，他再次致電龍雲稱：近衛聲明，“全為對汪之討價，彼竟不察，而自上其當。幸此時尚未失足，尚可為之挽救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79頁。又致電香港《大公報》的主筆張季鸞，要求該報在批評汪精衛時，不要把話說絕：“務當為之寬留旋轉餘地”，“並本於愛人以德之義，從輿論上造成空氣，防止其萬一失足之憾。”蔣特別關照，“不可出以攻擊語調。此中機微，兄所明悉。”《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7日。28日，他接受王世傑建議，通過王致電駐英大使郭泰祺及駐美大使胡適，請二人勸汪：1勿公開主和；2勿與中央斷絕關係；3勿住港，但不妨赴歐。

　　汪精衛的《艷電》於12月31日發表於香港《南華日報》，南洋華僑代表陳嘉庚當日即致電蔣介石，指斥汪精衛“公然贊同日寇亡國條件”，要求蔣公布其罪狀，通緝歸案，以正國法而定人心。旅美華僑於同一日通電支持，要求“凡主和者請一律以漢奸論罪”。蔣介石也激憤地在日記中指斥汪精衛，“通敵賣國之罪已暴露殆盡，此賊不可救藥矣，多行不義必自斃也”。汪出逃之初，他擔心連鎖反應；現在，則覺得是好事。日記云：“此後政府內部純一，精神團結，倭敵對我內部分裂與其利誘屈服之企圖，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將對我屈服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12月31日。

　　1939年元旦，蔣介石在遙祭中山陵之後，召開談話會，討論汪精衛的《艷電》。下午，召開國民黨臨時中常會暨駐重慶中央委員會議，決定開除汪精衛黨籍，解除其一切職務。會上，曾有人主張明令通緝，因蔣介石反對而罷。汪精衛被開除，蔣介石當日日記云：“實足為黨國之大慶也。”不過，他還沒有確定對汪的處置辦法。1月3日，他在日記“注意”欄中寫道：“汪以後之行動與處置。”這就說明，他還在思考中。

【四】刺汪未中，汪精衛發表《舉一個例》

　　汪精衛被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後，很沮喪，陳璧君等則很憤怒。1939年1月4日，剛剛發表對華第三次聲明的近衛文麿於1月4日辭職，平沼騏一郎繼任首相，另組新閣。一時間，汪精衛與日方斷了聯繫，計劃到歐洲或其他國家旅行。7日，龍雲致電蔣介石，報告從陳璧君之弟陳昌祖處所得汪精衛消息，建議由蔣派汪的親信一二人到河內，以私人名義勸汪回國，或在重慶，或在國內任何地方居住，避免與日本勾結。龍雲認為這樣做，可以使汪免於鋌而走險，“對外則團結之裂痕不現，對汪則以後無從活動，日人亦無從挑撥”《傀儡組織》(三)，第50頁。。蔣介石得到龍雲此電後，誤認汪企圖“轉彎”，1月8日日記云：“汪見無路可走，又想轉彎，卑劣已極，宜乎其生無立足之地也。”同日，蔣介石致電龍雲，表示“對汪事，此時只可冷靜處之，置之不問為宜”。他堅決否定讓汪回到國內的意見，認為日方將藉此造謠，國內外也會發生懷疑與惶惑。電稱：“如為彼計，此時當以赴歐為上策，否則皆於公私有損。”《傀儡組織》(三)，第54頁。11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派鄭彥棻到越南勸汪。1月20日，又計劃派葉楚傖或陳立夫到越南。1月30日，蔣最後決定派原改組派成員、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時送去護照和旅費50萬元，勸汪去法國等地療養。谷轉達蔣的意見稱：“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組織，免得為敵人所利用，造成嚴重後果。”羅君強：《偽廷幽影錄》，第17頁。

　　在派人勸汪赴歐“療養”的同時，蔣介石也在做從肉體上消滅汪精衛的準備。1月17日，汪的親信、《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在香港被刺。1月26日，蔣介石日記云：“派員赴越。”31日日記云：“港越人員之行動注意。”這裡的“員”，應是軍統人員；“行動”，應指暗殺計劃。此後，蔣介石日記中，連續出現下列記載：2月18日：“汪偽真無賴無恥，吾未見卑劣狡詐之如此也。”

　　3月15日：“注意：對汪陰謀之對策。”

　　3月18日：“汪通敵賣國之謀益急，而其行益顯，奈何！”終於，在越軍統人員於3月19日凌晨接到戴笠的“行動”命令。21日夜，軍統人員越牆進入汪在河內的住所，開槍射擊，但是陰差陽錯，誤殺了汪的助手曾仲鳴。3月22日，誤刺曾氏的第二天，蔣介石日記云：“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

　　曾仲鳴之死使汪精衛更加仇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3月27日，汪精衛寫成《舉一個例》，除哀悼曾仲鳴之死外，其主要目的在於公布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該次會議由汪精衛擔任主席。據該記錄，1937年12月6日，國防最高會議在漢口中央銀行開會，由外交部次長徐謨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情況，其中談到12月2日下午，徐謨與蔣介石、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會商日方所提和平條件。白稱：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徐永昌表示：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顧祝同也表示，可以答應。蔣稱：如此尚不算亡國條件。嗣後，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汪精衛企圖以此說明，主和並非自己一個人，是“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他質問說：何以別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衛不行？

　　針對汪精衛的《舉一個例》，蔣介石於4月6日，草擬《駁汪言要點》。11日繼續寫作修改。日記云：“上午，手擬駁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後一段。”他自述“甚覺痛快，因之心神興奮，幾不成寐”。據此可知，當日發表的吳稚暉的《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實為吳、蔣二人的共同作品。

　　《進一解》一文指斥汪精衛“泄露職務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經夠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隨意添改偽造。”但文章寫得過於冗長、晦澀，並不見精彩。蔣介石認為該文“必生效力，而對敵方與汪逆及國內未知抗戰利害之封建者發生影響為更大，其效已顯見矣。”《上星期反省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9年4月15日。蔣介石的這一估計，顯然過頭。4月17日，蔣介石接見中外記者，再次揭露近衛“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實質，宣稱“在這種情形之下，絕對無和平的餘地，絕對不是什麼巧佞虛偽的投降理論所能動搖我們全國的決心於萬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90頁。這裡所指斥的“巧佞虛偽的投降理論”就是汪精衛的言論。

　　刺汪不中，軍統人員策劃再次行動。不過，都沒有得到下手機會。蔣介石開始考慮用其他辦法對付汪精衛。其4月14日日記預定辦法：一、對汪加以刑事處分；二、向法國政府交涉，使汪精衛回國，或不允其離河內。15日，蔣介石邀約葉楚傖、王世傑、陳布雷、張治中等討論汪案。4月25日，汪在日本特務的嚴密保護下，由河內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顯然，重慶國民政府與法國的引渡交涉沒有成功。

【五】爭取龍雲站到抗戰一邊來

　　龍雲系雲南地方實力派，一貫以保持其地位和實力作為其決策的主要出發點。1938年4月，龍雲與四川地方實力派劉文輝等致函已經投靠日本的偽北平臨時政府委員長王克敏，聲稱將聯絡四川、雲南、西康、貴州四省，組成反蔣聯盟，發起“和平運動”。汪精衛要投靠日本，也企圖聯絡龍雲與實力派軍人薛岳、張發奎等，割據西南，與蔣對抗。1938年底，汪精衛發表《艷電》，全國紛紛聲討，但龍雲卻保持沉默。1939年1月上旬，汪派內弟陳昌祖到雲南與龍雲晤面，出境時被軍統人員截住，在陳的皮匣中查獲龍雲致汪函，函中龍稱汪為“鈞座”，稱蔣為“重慶方面”。其中有“現日方雖內閣改組而政策不變，我方似存幻想，毫無其他辦法。不久大戰重開，靜觀如何應付。此刻鈞座暫守緘默，甚為得宜，至於鈞座所主張各節，將來必有實現之一日”等語。《雜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蔣自記其時間為“廿八年1月23日夕”。因此，蔣對龍的態度始終不放心。1月19日日記云：“滇龍對汪態度不明，此事關係重大，成敗存亡，全繫於雲南唯一之後方，不可不察也。”20日日記云：“敵與汪勾結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響，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26日，蔣決定派白崇禧赴滇，防龍叛變，同時對龍進行安撫。蔣白之間常有電報往來。2月20日，蔣介石日記云：“志舟(龍雲的字。筆者注)不安之心理，如何安之？”

　　1939年3月21日，軍統行刺汪精衛未成，龍雲派警務處長李鴻謨去河內慰問。3月30日，汪精衛托李帶親筆手書致龍雲，動員龍對《艷電》表態，同時要求龍允許自己回昆明活動。函稱：今已三月有餘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表示同意於《艷電》主張，弟當即來昆明，聲明以在野資格，貢其所見，以供政府及國人之參考。先生對弟，只須以軍警之力，保護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論行動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將來大局有所變化，再作第二步之進展計劃。如此則可以安雲南，安西南大局，安中華民國。弟之希望，實繫於此。隨函並附港報所登《舉一個例》。此函表明，汪精衛仍想依靠龍雲，以雲南為基地，控制西南，對抗重慶國民政府。在信中他力圖說明自己“回到內地”的好處：“則聲勢迥然不同。各方趨附有其目標，國際視聽亦有所集。日本對弟，往來折衝，亦比較容易有效。”函末並稱：“日本以一再遷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勢。”《河內血案》，第239-240頁。由此可見，日本方面對汪已有不滿，以及汪急於有所表現的心理。

　　此函為軍統人員偵悉，拍成照片，上報蔣介石。蔣先後派李根源、唐生智赴滇防堵。4月22日，唐與龍雲談話，說明汪為人善辯多變，生性涼薄，對人毫無誠意，以及抗戰期間，忠奸不兩立等種種道理。24日再談，唐提出三項辦法：一、邀汪來滇(不作任何活動)；二、在雲南發表汪函，申言忠奸不兩立；三、正式呈請中央發表汪函。龍雲同意發表談話，擁護領袖抗戰到底，指斥和議，惟領袖之命是聽，但不願提及汪函。4月27日，蔣介石復電唐生智，聲明尊重龍雲意見，由彼考量決定，但蔣建議由龍雲復汪一函，表示不以汪函所言為然，同時對汪加以正言勸誡。蔣並代龍雲起草了復書。5月2日，龍雲在蔣稿基礎上，改成一稿，批評汪要自己“背離黨國，破壞統一，毀滅全民犧牲之代價，(違)反舉國共定之國策”。函告嚴詞指責汪精衛：“此何等事，不僅斷送我國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無數將士與民眾陷於萬劫不復地步。此豈和平救國之本，直是自取滅亡，以挽救敵寇之命運耳！”這樣，龍雲就拒絕了汪精衛的誘惑，堅決站到了抗戰一邊。函末，龍雲勸汪“立下英斷，絕對與敵人斷絕往來，命駕遠遊，暫資休憩，斬除一切葛藤，免為敵人播弄。”

　　雲南是西南大省，抗戰的重要根據地。假如龍雲跟着汪精衛走，對重慶國民政府將構成巨大威脅，中國的抗戰形勢必然更加艱危。龍雲的轉變使動盪的局面趨於穩固，對保證抗戰勝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隨汪精衛叛逃的只有陳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僅龍雲，汪精衛寄以希望的薛岳、張發奎等將領，誰都沒有跟着他走。民族大義畢竟是一道區別人鬼的重要分水嶺，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須慎於舉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