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Malet於1982年出版的Nestor Makhno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克服了Palij的帶有好奇心的初始研究，達到了某種結論。如Malet在前言所說：“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出作者對馬赫諾和他的理想的同情”。在書的結尾，Malet用法國半官方的出版物Le Temps在馬赫諾死後於1934年7月28日發表的紀錄作為馬赫諾的墓志銘：“很顯然，馬赫諾黑旗領導下的農民起義比托洛茨基的正規軍對擊敗鄧尼金起到了更大的作用。馬赫諾運動打翻了勢力對比使紅軍得勝。莫斯科想忘掉這個事實，但公正的歷史會記住的。”（192頁）。這基本上可以看出西方主流歷史研究的態度。從本章開首標示的馬赫諾運動的作戰流域看，正好是鄧尼金-弗蘭格爾白衛軍的地盤。這裡是俄羅斯的糧倉，除了具有戰略價值的連接莫斯科與克里米亞的鐵路，也是從歐洲通向頓河流域、伏爾加河流域和高加索的必經之地。

蘇聯解體後，出現了更全面地正面評價馬赫諾的書籍。Alexandre Skirda， Nestor Makhno: Anarchy's Cossack  --The Struggle for Free Soviets in the Ukraine 1917–1921（AK Press，2004）是最新的成果。書中的不少圖片值得引用，可見當時的鬥爭情景（特別那架馬車機關槍顯示當年的威力）。插圖是馬赫諾故鄉Gulyai-Polye最早的安那祺-共產主義小組（1907年），左前第一人是馬赫諾，英姿可見。

[一]政治合意：1. 立即釋放所有馬赫諾分子和安那祺主義者；2. 除非涉及推翻蘇維埃政權或軍事審查，馬赫諾分子和安那祺主義者的鼓動和宣傳自由必須得到充分保障；3. 蘇維埃自由選舉；（4. 在馬赫諾軍隊活動的地區，工人和農民將自由組織經濟和政治機構。）

[二]軍事合意：1. 烏克蘭革命起義軍（馬赫諾分子）編入紅軍接受指揮，但保持自己的內部結構；2. 烏克蘭革命起義軍進入蘇維埃區域時不得接收紅軍人員；3. 烏克蘭革命起義軍將通告民眾停止對蘇維埃政權的軍事行動；4. 在蘇維埃區域的馬赫諾分子的家屬將得到紅軍家屬同樣的待遇。

這是它們之間的政治軍事結盟（插圖為馬赫諾士兵們急於知道結盟的條件）。布爾什維克先公布了軍事合意，後公布了政治合意的前三條，但拒絕承認第4條，因為這正是馬赫諾運動的目標和意義，也直接關繫到東烏克蘭（包括鐵路沿線）的命運。布爾什維克的意圖只是利用馬赫諾的軍隊遠離根據地，到克里米亞進攻接替鄧尼金的弗蘭格爾白衛軍，怎麼可能接受馬赫諾的政治要求？與沒有政治頭腦的大俄羅斯主義武夫鄧尼金相比，面臨內戰末期（連英國軍事顧問團也撤走了）的弗蘭格爾男爵開始發布土地改革政策、向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等示好。但敗局已定，一個月以後，弗蘭格爾被馬赫諾和紅軍趕出克里米亞，內戰結束了。紅軍立即調轉槍口，主要用立陶宛和中國兵組成的軍團把馬卡諾運動的軍事力量在克里米亞解決了。南方面軍司令伏龍芝、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古謝夫在1920年12月17日向列寧、托洛茨基的電報中報告：“今天，同馬赫諾的部隊進行頑強的戰鬥有了最終的結果。馬赫諾於12月14日突破3道包圍圈，以7千人的兵力，在8門大炮的掩護下向北推進，在弗多羅夫地區遇到了第4道阻截線的部隊，從12月16日傍晚起至今天深夜經過激烈的戰鬥，他的部隊被擊潰。我們繳獲了8門大炮和許多武器、裝備，抓獲許多俘虜。其步兵大部分被殲滅，餘下的已潰散，馬赫諾本人帶領一隻三、四百人的騎兵部隊暫時逃脫，我們現正在追捕中。……被我們抓獲的馬赫諾分子顯得疲憊不堪、十分沮喪，因此我們可以有充分根據地推測，馬赫諾分子已遭到毀滅性的打擊”[2]。這比圍攻、屠殺有十萬以上拖兒帶女的馬赫諾農民的根據地容易。馬赫諾帶着剩下的部下繼續戰鬥到1921年8月28日，最終逃入羅馬尼亞境內。

在流亡期間，馬赫諾通過他的猶太人朋友（包括馬赫諾運動的“理論家”或歷史家阿西諾夫、Voline和被趕出美國又被“禮送”出蘇聯的柏克曼），駁斥了“馬赫諾運動迫害猶太人”的指控。烏克蘭是猶太人集聚地（約占人口的8-10%），現在以色列公用的意地緒語也是在烏克蘭形成的。基本上，馬赫諾運動吸收貧窮猶太人參加，也掠奪富裕猶太家庭。但對馬赫諾運動毀壞門諾教派的指控，所有的馬赫諾支持者（包括馬赫諾本人）都避而不談。在被廣泛閱讀的維基百科英文網頁的馬赫諾條目http://en.wikipedia.org/wiki/Nestor_Makhno中，就有一條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我自己自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在被北京當局和日本政府出賣的經歷中變為安那祺主義者，又於1992年接受門諾教會的洗禮，對於這個發源於歐洲宗教改革（再洗禮派）、成長於南俄（烏克蘭）的德裔教派的拒絕軍役傳統有所了解（印度的甘地也受教於門諾教派）。我發現對於這段歷史遭遇，最詳盡、真實的紀錄是David Rempel, A Mennonite Family in Tsarist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789-1923,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除了內容獨特，此書從個體角度的描述方式，也彌補了以上各宏觀分析書籍的缺欠。以下主要以此書為參照，進一步試圖揭示出馬赫諾運動以及俄羅斯革命的新的視角。

此書附錄1列有1785年俄國女皇加瑟琳邀請門諾教派移民到“新俄羅斯”的條款：

1.從俄羅斯邊境到開發區的免費運輸和住宿；

2.有權在任何地方定居、從事任何職業；

3.貸款建住房、工廠，或購買農具；

4.永久免除軍事和非軍事服務；

5.各職業在不同的地方享有不同期間的免稅；

6.宗教自由（但不得建修道院）；

7.有權在穆斯林教徒間傳教（但不能再基督徒間傳教）；

8.在農業社區裡有自治權；

9.有權免稅輸入家庭用品；

10.那些靠自己的錢建立工廠的人有權購買農奴或農民；

11.有權與俄羅斯當局談判別的條件。

附錄2列出在此條款下，門諾教派安頓在“新俄羅斯”的20條章程；附錄3是賜予兩個門諾教派家庭的特權的詳細規定。這樣的條件，對於經歷過宗教戰爭的門諾教派，相當寬鬆。他們到達“新俄羅斯”以後，發現那裡的地理條件也很富饒。聰明、勤奮的門諾教派，經過一百多年的經營，在南俄羅斯幾個殖民點安居樂業。右上圖所繪為1910年的門諾村落共同體的人間天堂景象，左圖是作者兄嫂的照片，與今天的“中產階級”不相上下，哪裡預想到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革命和內戰、大饑荒！

世界大戰的爆發，改變了門諾教派的命運。俄羅斯參戰幾個月後就露出敗相，整個社會開始解體，在烏克蘭更為嚴重，富裕的門諾村落不斷遭到各種黨徒勢力的騷擾。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只能控制彼得堡和莫斯科，他們與德國1918年3月簽訂布勒斯特條約，把烏克蘭劃給德國[3]。同屬於德意志種族的德國軍隊的到來給門諾教派帶來短暫的安全。隨後接替德軍的奧匈帝國候補隊卻根本無法維持秩序，烏克蘭當地的匪徒橫行。有一些門諾教派男子放棄了和平信念、接受了德軍留下的武器自衛，引起了門諾村落的分裂。德國戰敗後，烏克蘭在社會革命黨人的微弱控制下短暫宣布獨立，中央拉達（“拉達”相當於俄語的蘇維埃）的黃旗也出現在南烏克蘭，但很快被大量南下的、由各種反布爾什維克勢力組成的俄羅斯白衛軍擊敗。在俄羅斯內戰期間，經濟上相對富裕的一般門諾教徒比較能夠接受相對有紀律的、以南俄羅斯/烏克蘭為基地的白衛軍，而反感短期光顧的紅軍和其指定的征糧拉差的蘇維埃“主席”，再加上他們的德裔背景（有些人還持槍反抗），使得門諾村落在這裡經歷了門諾教派歷史上最悲慘的一幕。其更直接的遭遇則來於安那祺主義歷史上獨特的武裝反抗--馬赫諾運動。

左圖可見門諾村落與馬赫諾運動在“新俄羅斯”/南烏克蘭的遭遇。黑色部分是門諾村落點，陰影部分是馬赫諾運動的主要活動範圍。以下簡要譯出此書中一些具有典型價值的細節。

“1919年9月初期，我們以為秩序會持久恢復下去了。白衛軍向歐洲俄羅斯中部的迅速進攻顯示他們會堅持住這塊陣地。”“但我們的樂觀很快消失了。當白衛軍向莫斯科進發時，他們把包括我們地區的整個後方撤防了。馬赫諾分子抓住了白衛軍的這個戰術失誤。”（220頁）9月20日，馬赫諾的騎兵隊，帶着大量的機關槍車隊，突破了白衛軍的防線，占據了包括門諾村落的大片區域，迫使白衛軍回防，“解救了蘇維埃”[4]。10月以後，紅軍反攻，壓迫白衛軍南撤。退到Dnieper河東馬赫諾運動的根據地的白衛軍把馬赫諾分子趕走。從10月22日到聖誕節的兩個月中，近10萬馬赫諾分子移動到Dnieper河西一百多公里長的沿岸，其中有大約3萬馬赫諾分子占據了比較富裕的兩個門諾村落，在只有一千門諾教派居民的Nieder Khortitsa小村莊就駐紮了大約5百人。

在門諾教徒的眼中，馬赫諾分子就是匪徒。除了白吃白住、偷搶財物外，作者的一個叔叔憤怒地告訴作者：他家鄰居的主婦被強姦了（225頁）。10月26日，一百多名門諾教徒（包括作者的另一個叔叔）被殺害了（227頁）。書中沒有提到這些教徒是如何遇難的，但介紹自己村中那個持槍的門諾教徒是被烏克蘭僱工告發，被馬赫諾分子追捕殺害，另外三名僥倖逃脫的後來也被契卡殺害了。其實，馬赫諾本人也曾在富裕的門諾農莊打過短工，可以想象：受到馬赫諾運動衝擊、殺害的門諾教徒，主要是富裕的（違背門諾教義的）持槍自衛者。但作者也記錄了殘忍的戰爭中一些人性的表露。有一個剛娶了一個烏克蘭婦女的門諾教徒的兒子Thiessen，加入了馬赫諾運動。Thiessen兩口子強行住進作者一個叔叔的莊園，翻出一幅沙皇的畫像，幾乎要當場殺掉作者的叔叔。他們同時也保護主人一家，不讓別的同夥來騷擾。有一次，Thiessen向女主人呻吟生活的痛苦，當女主人勸他脫離馬赫諾運動時，他回答說陷入太深、無法自拔了。馬赫諾運動失敗後，Thiessen兩口子駕着馬車乞討，不被門諾教派收留。還有別的貧窮的門諾青年也加入了馬赫諾運動。作者在“兵敗如山倒”的馬赫諾運動末期，在學校護理大批染上斑疹傷寒沒有得到任何醫療處理的馬赫諾分子時，也聽到患者臨終時用德語講出他的門諾村落。

作者的家中也住進了三位不速之客，簡直就是匪徒。一個月後，他們受命離開，卻來了九個馬赫諾分子，包括一個婦女。幸好他們的舉止規矩多了。“那個婦女和他的兄弟舉止文雅，很象出自好家庭的知識人。有時候我們都覺得他們是人質。在他們居住的最後一周，那婦女失聲痛哭，象發瘋了似的。她的兄弟和另一個同夥請我母親為她祈禱。”（231頁）作者也用一章的內容介紹一個與他父親有生意交往的烏克蘭船老大，在動亂之中被斷了生意，也拉起隊伍，聲稱被馬赫諾任命為本地的首領batko（烏克蘭語“小父親”，模仿沙皇），敲詐勒索富裕的門諾家族，但同時也暗中討好門諾教徒和白衛軍，為他自己留一條後路。這些細節的素描，讓我們看清了突然興起、沒有任何資源，又很快被鎮壓下去的馬赫諾運動的真實主體的（悲劇）性格。其實，整個內戰中的包括紅軍、白衛軍在內的任何軍事勢力，誰能聲稱不是匪徒？只不過，布爾什維克光明正大地在全俄範圍內“掠奪掠奪者”；馬赫諾運動只在南烏克蘭範圍內“掠奪掠奪者”，而和平主義的、富裕的、既是俄羅斯又是烏克蘭民族敵人的德意志後裔的門諾教派不幸成為犧牲品。

其實，包括“紅軍創始人”托洛茨基在內的絕大多數布爾什維克的“勝利”迫害者，也最終都成為殉難者。本來，作為與列寧“並駕齊驅”的十月革命領導者，托洛茨基可以在流亡期間反省許多錯誤和罪過的，但他為了與斯大林爭奪正統，不可能脫離他本人並不贊同的許多布爾什維克路線。例如，從托洛茨基1920年1月9日致斯大林的電報中可以看到他們沒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

“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斯大林

收到了馬赫諾內容廣泛的電報，說明他拒絕服從指揮部、拒絕向波蘭戰線開進的理由。

第一，請告知您所了解的馬赫諾軍隊的情況，其戰鬥編成、火力配置和補充來源。

第二，您是否認為立即進行包圍並從軍事上完全消滅馬赫諾是可能的。

第三，無論如何，我認為，必須立即開展最廣泛的譴責馬赫諾的運動，揭露其拒絕執行命令、拒絕防守第聶河西岸烏克蘭免遭波蘭地主襲擊的罪行，將其作為一般的強盜和臨陣逃脫者予以痛斥。

第四，與此同時，讓一些可靠的群眾無政府主義者，將其派往馬赫諾炮兵基地，解除那裡的武裝，或許是可行的。由於馬赫諾部隊幾乎完全沒有採取警戒措施，摧毀其彈藥儲備看來也是可能的。”[5]

我們倒是可以從叛逃的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張國燾的自傳和中國紅七軍創始人龔楚將軍的回顧，看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指揮下的中國紅軍，對於“富農”以上的階層，是完全不講人性、人道的。

不過，馬赫諾運動給門諾村落帶來的最大災難是他們自身也深受其害的斑疹傷寒。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死的日本軍人半數以上並非戰鬥死亡，而是餓死、病死的。那些供奉在靖國神社的英靈並非死於戰場，而是在飢餓與病困的地獄掙扎而死。[6]”那麼，根本沒有任何醫療物資設備、也缺乏起碼醫療常識的馬赫諾運動的主體—最下層的烏克蘭農民，主要就是被斑疹傷寒消滅的。實際上，馬赫諾本人也是最終被疾病擊敗的，這從他臉上的斑疹也可以看出來。被馬赫諾分子傳染，Nieder Khortitsa小村莊“70%被傳染上斑疹傷寒，15%死去了。”“總計起來，有14%的門諾男人、7%的門諾婦女死於斑疹傷寒”（249頁）。門諾村落以外的烏克蘭村民的死亡率會低一些，因為馬赫諾分子不太會光顧貧窮的家庭。

烏克蘭悲劇並沒有因為內戰的結束而終結。隨之而來的1921-22年大饑荒，除了一小撮掌握權力的契卡人員，所有種族、語言、政治、宗教的住民都逃脫不了。作者的弟兄留下了難忘的紀錄：“大饑荒有許多原因。首先，因為缺少人力和牲口損失，播種面積在大戰和內戰中不斷下降；其次，農業機械的老朽和毀壞，農民沒法獲得新機械；三，1920-21年的乾旱；四，農民為了抗議政府的無休止的征糧政策而拒絕耕種。等等”。“ 斑疹傷寒、霍亂等疾病又加劇了災難。沒有醫療設施、醫藥品、醫護人員。人們象蒼蠅一樣死在家裡、街道和路邊。成千上萬的人四處逃荒。那些趕馬車從伏爾加流域逃來的人的馬也餓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吃人的事也不稀奇，父母和孩子互相殺害。在隔壁的城市的契卡的總部，貼滿了槍斃吃人者的布告以示警告。但要餓死的人哪還會害怕？人們在挖自己的墳墓，因為晚了的話就沒有氣力了。不過，他們的墳墓通常被別的死人填滿。死人都是被裸體埋葬的，因為衣服要留給活人。沒有木箱子當棺材。有一天，我來見一家房子。父親已經死去兩天了，四個孩子躺在同一床上，虛弱得無法動彈去叫人收拾。另一間房子裡躺着兩個死去的馬赫諾分子，他們的屍骨已經腐爛了。另一間有一個我熟悉的老僱工。大概是想從窗口逃出，但是太虛弱了，就死在那裡，有一半屍體吊在窗口上。”（252-253頁）。大饑荒並沒有打動了列寧的心腸，從“南俄羅斯”（或者叫“新俄羅斯”）再也搶不到糧食後，列寧又轉向教會的金銀神器，搶到國外去交易（同時又接受美國的人道救災）。最後迫使布爾什維克放棄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而採取“資本主義式的”新經濟政策的，是“十月革命的驕傲”的水兵的叛亂（在下一章詳述）。但新經濟政策剛讓蘇聯經濟恢復正常，就被斯大林打發去“見鬼”了。1932-33年，又一場大饑荒降臨蘇聯全土。作者最後結論道：“這些悲劇並不只限於門諾教派，它們只是全體所有人民的災難的一面鏡子。”（257頁）。

除了此書，一位門諾教派的歷史學者主要通過對門諾教派親歷者的採訪和文獻調查，寫出一本簡潔的馬赫諾傳記：Victor Peters, Nestor Makhno: The Life of an Anarchist, Echo Books, Winnipeg, Canada, 1971.這本小書綜合了宏觀分析和微觀描述的方法，達到了客觀、平衡的感覺。他特別指出：根據在基浦的資料，親身遭遇過馬赫諾運動的南烏克蘭住民（包括門諾教派和猶太人）對馬赫諾的評價各有不同，但遠離馬赫諾運動的烏克蘭民眾卻一致視馬赫諾為劫富濟貧的羅賓漢（“梁山好漢”）。Peters 甚至用康德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絕對道德命令）來理想化馬赫諾運動：“對許多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來說，馬赫諾運動代表了絕對的自由理想。……每一個人生活在他感到幸福的狀態，唯一的權威和制約來自他自身的絕對道德命令”（98頁）。馬赫諾的傳奇由此而生。1993年，剛獲得獨立的烏克蘭的Gulyai-Polye地區，為馬赫諾發行7枚紀念郵票（插圖）以紀念這段英勇、殘酷、悲慘的歷史。

與上述提及的映照門諾教派、馬赫諾運動以及烏克蘭民族的悲劇相對照，我小學、中學時從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受到布爾什維克的洗禮，把主人公保爾作為人生的榜樣，為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教師家庭）出生感到為難很久。保爾也出生在南烏克蘭，在黑海港口奧德莎，地處馬赫諾運動地盤的西面。我大學期間讀到厚厚的四卷本的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心靈受到震撼（此後不再讀小說了），略知蘇聯的歷史並非《聯共（布）教程》那樣的宣傳。《靜靜的頓河》描寫的哥薩克地域在馬赫諾運動地盤接壤的東面。在那塊地盤上，僅就政治旗號看，就有紅軍、白衛軍[7]、黑（安那祺主義）、黃（烏克蘭民族主義）和綠色分子（當地武裝）[8]等。現在，把這些資料綜合起來，構成了東南烏克蘭以及俄羅斯內戰期間的悲壯畫卷。

與中國革命最終以內戰屠殺告終（“消滅了八百萬國民黨軍隊”、樹立起一黨專制等）、以四十年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坦克占領天安門為標誌被出賣一樣，“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的俄國十月革命，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的最大悲劇之一。

革命、革命，多少人類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趙京，2010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