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關於八九六四紅皮書》

關於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我與黨內同志，特別是政治局常委同志，作了很多次的討論，包括個別和集體討論，但都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我也徵求了黨內老同志的意見，也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按照新制定的黨內民主原則，凡遇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必須在政治局常委會內達成一致，然後徵求前政治局常委老同志們的意見，如果也一致認可，方可以政治局黨中央名義，作出最終決定。於是，八九六四的問題，就這樣被耽擱下來，無法作出結論。

看來，八九六四的天安門事件，在我的任期內，黨中央和政治局是無法給出答案的。今年，是我任黨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第一年，我認為有必要，以我個人的身份，即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身份，向黨和國家，向全國人民，交代我對八九六四看法和立場。有說得不對的地方，請黨、國家和全國人民給我提意見。

文化大革命已經有結論了，是毛主席犯的錯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召開的，大會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路線。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明確表態，“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

大家知道，文革結束於1976年10月。1978年，距文革結束才兩年，我們偉大英明正確的黨，就能夠看到也能夠指出毛主席的錯誤，及時作出了決議，一方面承認毛主席的錯誤，另一方面對十年文革作了蓋棺定論。能夠及時承認錯誤糾正錯誤，是我黨的優良傳統，是我黨賴以生存的基本法則。我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就是在不斷犯錯不斷認識錯誤和糾正錯誤中，一步一步，從無到有，從地方武裝割據到解放全中國。

我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帶領全黨，不斷同黨內犯錯誤的同志和錯誤路線作鬥爭。最後，毛澤東同志自身也犯了錯誤。鄧小平同志早在文革期間，就挺身而出，對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作鬥爭。最後，掌握真理的鄧小平同志，在與毛澤東同志的鬥爭中，取得了最後勝利。十年文革，被黨全面否定，毛澤東同志，被黨的決議認為在文革中犯了錯誤。這些都是黨的歷史。回顧這些歷史，我們應該向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學習，學習他們敢於同犯錯誤的同志，和敢於同錯誤路線作鬥爭。

如果，鄧小平同志，在八九六四中犯了錯誤，我們作為共產黨員，要不要像毛主席鄧小平當年那樣，同犯了錯誤的鄧小平同志作鬥爭呢？

八九六四的天安門事件，錯誤是毋庸置疑的，否則，我們黨為何不大聲宣傳八九六四的光榮歷史，如同宣傳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新中國歷史一樣。否則，一些外國勢力為何以此為藉口，指責我們，干涉我們內政？還不是因為有把柄落在他人手上？從沒聽說外國政府藉口文革干涉我們的內政，就是因為文革是內政，而八九六四事件是反人類的屠殺行為。

所以，我認為，我們黨應該如同黨對待文革一樣，來對待八九六四；要像黨否定文革一樣，來否定八九六四；要像十一屆六中全會一樣，把八九六四的責任，歸咎於鄧小平同志，就如同鄧小平同志，把發動文革的責任，歸咎於毛澤東同志一樣。

這有什麼不可以？有什麼為難的？既然黨有先例，我們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後代，作為紅色革命事業接班人，為何不能繼承黨的優良傳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歷史錯誤？

以上都不是重點。我要講的重點是，要把八九六四與黨割裂開來，不能讓黨背負屠殺老百姓的千古罵名。

文革，十年浩劫，毛澤東同志，對文革負有主要責任，林彪四人幫對文革負有次要責任。八九六四，我認為，鄧小平同志，對八九六四負有主要責任，其他同志，如李鵬王震陳希同等同志，負有次要責任。

我發表這篇八九六四紅皮書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打倒誰，是為了維護黨的形象，維護黨的領導，維護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曾經有過的崇高地位。在黨的利益面前，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林彪同志、江青同志、李鵬同志等，個人名譽都算不了什麼。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黨員，都應該牢記這樣一個黨的組織原則：為了黨的利益，即使粉身碎骨，即使犧牲個人生命和榮譽，都在所不惜。

所以，政治局常委會遲遲不對八九六四屠殺北京學生市民的錯誤，以黨中央名義，得出最終結論，作出最終決定，是嚴重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是陷黨於不義，是至黨於死地的愚蠢行為。

我是黨的總書記，但首先是一名黨員，我遵守黨的組織原則。如果黨中央政治局一意孤行，為了維護明顯犯了錯誤的同志的名譽，繼續罔顧對黨的名譽損害，以致動搖黨的領導地位，危害黨的政權，我只好與你們一起，做好遺臭萬年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