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說：從人民角度看漢奸和從國家角度看很可能不同，有時候可能絕然相反。賣國求榮的漢奸當然不恥於人類，但也可能有些漢奸並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他自己下地獄，為了減輕人民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欺壓的緩衝器。這樣的漢奸是真正的英雄——茅于軾自己就被罵作“漢奸”！


　　老高按：在我2004年因為偶然契機開始接觸汪精衛問題之前，同輩人之中已經有不少人先對汪精衛這個複雜的人物開始探索，最有名的，當然就是所謂網上“四大漢奸”，尤其是寫出《真實的汪精衛》的林思雲和在新澤西演講時斬釘截鐵地斷言“汪精衛當然是民族英雄”的趙無眠。
　　他們的著述、演講，都有巨大的影響，也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他們遭到的非議抨擊，讓我在對這一人物開始思考並寫作時，也再三躊躇——突破官方禁區易，冒犯民眾思維定勢難啊！而且一些人又是那樣敏感、那樣高度警覺，稍一觸碰這個話題，稍一偏離國共兩黨給汪氏貼上的標籤，就立即會有人感到受到冒犯。
　　好在，這個問題本身具有無比強大的吸引力，足以讓我不斷深入探究下去。
　　由於插入其它編輯、采寫事務，也由於汪氏後人中彼此出現了一些分歧增加了我採訪的難度，兩三年來我暫時中止了對汪精衛問題的探討。最近多少出於偶然地轉發了王裕延一篇長文中涉及汪精衛的段落，遭到野石先生義正辭嚴的質問之後，使我重新提起了對汪精衛研究的興趣。此前我曾經幻想：等到編稿等瑣事雜務都卸下之後再來潛心鑽研，但看來“生命不息，瑣事不止”，永遠紛至沓來，一期雜誌又一期雜誌，一次專訪接一次專訪……所以，我必須就在瑣事雜務的纏繞之中，繼續自己的鑽研。
　　我決定重整旗鼓。在寫出有關汪氏選題的文章之前，陸續將一些資料轉貼於此。今天先貼出第一批。
　　這些資料，多不是第一手史料，而是前輩、同輩、後輩如茅于軾、余樟法、許知遠、以及他寫到的香港議員“長毛”梁國雄等等許多人的看法，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拓展了我們認識的視野。有的文章較長，我節選與汪精衛問題有關的段落，個別筆誤我做了改正。
　　以下第一篇文章，是最近在我的博客文章後面連續跟帖的署名“過路”的網友所寫——可能有不少讀者已經注意到這位朋友，數年來他對於汪精衛問題一直十分關注，多次在我的博客文章後面發表令我深受啟發的見解。



　　以下過路的跟帖留言是發表在不同文章後面的，有些有具體的針對性。我這裡按照時間先後順序排列——老高注

　　作者：過路，留言時間：2013-05-20 00:39:47     
　　歷史能不能假設，涉及歷史學的性質問題。歷史學有三個部份，史料問題，史實的分析問題，評價問題。假設我認為作為一種研究手段是完全可以的，因為歷史首先要明確，它不是一個決定論的東西，所以假設是完全可以的。
　　我一直對汪精衛問題很感興趣。我個人認為汪精衛在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中是相當不錯的一位人物。說他投機完全是國民黨內蔣系的栽贓陷害。
　　國民黨的聯共從根本上說是錯誤的。汪氏之所以追隨孫中山聯共與孫中山在他心裡的權威有關，再就是聯共的確是擴大了國民黨的勢力，這種立杆見影的效果不可能對他不產生影響。還有就是他企圖用黨治來解決軍隊軍閥化的問題。應該說他在聯共上是比較真誠的，雖然與此同時，他對中共與蘇聯的戒心始終是存在的。相比之下，蔣在聯共上更具有實用主義傾向。如果非要說投機性的話，我認為蔣的投機性更強些。
　　再看分共後。蔣汪在先後實行分共以後，在如何對待共產黨上又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認為汪在與中共打交道的過程中，可以說從骨子裡認清了中共是什麼東西，共產主義是什麼東西。所以之後汪氏始終把共產主義看作是對中國的巨大威脅。他後來反共是極其堅決的。與汪相反，蔣又一次顯示出其投機性。蔣不抓住時機堅決消滅共產黨，相反，他總想利用共產黨。蔣最後為共產黨與蘇聯所利用並不奇怪。有心人去看看史料就明白了。
　　汪蔣的行事風格是相當不同的。汪的原則性比蔣強太多了，蔣的投機性比汪要多多了。蔣的全部失敗，與他的這種投機性都有關。因為他企圖投機取利的對手，不是比他更強，就是比他更無恥。

　　作者：過路，留言時間：2013-05-20 00:54:51     
　　王裕延的文章水平連個業餘愛好者都不如，水平極差。史實沒去查，分析也沒水平。
　　國民黨軍隊在中日戰爭爆發之時，並不能改掉私軍的本性。至於中共的軍隊，蔣介石根本指揮不了，這更是一個基本事實。國民黨後來在內戰中一敗塗地，與國民黨軍隊這種派系私軍性質也是相關的。
　　汪氏之所以傾向和平與蔣分道，一是因為中共問題，二是因為對日和談問題。至於汪氏不看好英美，沒有判斷出日本會突襲珍珠港，你可以說這是沒有先見之明。但是，美國二戰之時的政策是先歐後亞，你也不能不承認。在美國的對外援助中，給中國是最少的，甚至不如給自由法國的。而且美國不認為中國是它的核心利益，所以它不與中國簽訂類似共同防共的條約，放任中國共產化。如果說汪氏在偷襲珍珠港上未有先見，但是對於赤潮之席捲中國，是不是其他人又不如他有先見之明了呢。歷史，就是可能性的對決，判斷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準確）。

　　作者：過路，留言時間：2013-05-23 01:04:54     
　　共產黨問題是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核心問題，至少是核心問題之一。共產黨對中國造成的實際傷害，遠超日本，時間愈久會看得愈清楚。當時，在三十年代，中國所面臨的政治問題，一是日本問題，二是共產黨問題，這兩個問題對於中國的命運都有重大影響。在考慮對日戰爭時必須同時考慮共產黨問題。汪氏在這個問題上與蔣氏發生了巨大的分歧。這是一種政治判斷的分歧。
　　歷史學始終存在一個價值判斷問題。認為民族大義即反對外敵是唯一的指南、是唯一的判斷標準，這是一種價值判斷；認為反共與反對外敵同等重要，是另一種價值判斷。價值判斷的不同，在不同的人之間劃了一道線，在不同的歷史學家之間也劃了一道線，使不同的人看見同樣的歷史事實時，產生不同的感覺、不同的看法。
　　我是認同反共與反對外敵同樣重要的。因為共產黨及其思想是人類的公敵，中國被共產黨所掌握是中國最大的不幸！在認為所謂民族大義是唯一的人眼裡，三十年代的國內與國際政情沒那麼複雜，聯共聯蘇聯美長期耗着不就可以了麼。但是在反對共產黨的人眼裡看來，三十年代的國內國際政情就複雜得多。要反對日本，同時必須將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徹底摧毀，要想辦法找外援，但是蘇聯的援助卻不那麼可靠。蔣介石最後選擇了聯共聯蘇，長期耗着，汪精衛對此有不同看法，因為他認為這是給共產黨作機會。
　　我們今天作為後人，先整理一下自己的價值觀，再考慮一下自己如果當時處於同樣環境下自己會如何處理也就是了。強加自己的觀點給別人，哪派都做不到。因為價值觀不同的人，是無法有共同一致的結論的。
　　國民黨是不是具有私軍的性質？我認為是具備的。中央軍即蔣系軍從不聽從其它派系將領的調遣。與此同時，蔣想完全指揮晉軍、桂軍、滇軍也不可能。他們最多是一種合作關係。蔣占有中央，有一定的令諸侯的優勢。至於中共，那對蔣完全是名義上的服從。毛從不聽蔣的指揮。
　　最後強調一遍，我的價值觀是，民族大義之中必須包括反共。我認為三十年代反共是必須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汪精衛在這個問題上有歷史性的遠見。他對中國戰後情況的預言，至少在這一點上完全正確。可以看看他三十年代的文章，他對於共產黨本身的認識，也是具有歷史性的遠見的，認識共產黨到它骨頭裡去。共產黨後來的所作所為，完全印證了汪氏對它的判斷！

　　作者：過路，留言時間：2013-06-07 00:58:09     
　　完全不贊同樓上的看法。蔣介石有大局觀？中國就是在他手上丟給中共的。老實不客氣的說，蔣介石是中國共產黨最大的幫手。沒有他，中國共產黨就不會取得政權。     
        
　　作者：過路，留言時間：2013-06-07 13:44:56     
　　汪氏害中國差點亡國嗎，從何說起！蔣介石第二次的聯蘇容共，過早的發動對日戰爭，才真正是差點令中國亡國。如果把他把中國丟給共產黨算上，那麼他已經令中國亡國了，他以為他跑了，這個罪就不用算了嗎！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所造成的傷害，遠大於日本，而這個傷害，蔣介石作為始作用俑者是必須負責任的。以為用抗戰的政治正確就可以把這一切愚蠢的措置掩蓋嗎！把淪陷區的人民丟給敵人，在準備非常不充分的情況下，用掘黃河和放大火的方式阻止敵人難道是正確的嗎？政府對人民是負有保護責任的，國民政府放棄了自己的職責，回來之後反而誣陷淪陷區的人民是偽民，這是什麼樣的政府！汪氏在淪陷區，對中國好不好咱不說，對他國民黨肯定是有好處的。
　　（汪）對國際局勢的判斷低能嗎？對蘇聯的判斷是不是高於蔣？對日本的判斷難道錯了嗎？戰後日本解密的資料，日本當時有全面侵華的計劃嗎？沒有。蔣如果與日談判有沒有可能拖延對日戰爭爆發的時間？在國際局勢完全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下，拖延時間是不是一種較好的選擇？蔣第二次的聯蘇容共，使自己完全失去了靈活處置局面的戰略主動權。只有寄望於外援這一條路。當外援終於到來時，中國已經消耗巨大，失去自己的主動空間。雅爾塔協定絕對不是偶然的。美國的政策難道不是先歐後亞嗎，美國戰前戰後的抉擇都是先歐後亞的。美國在整個戰爭期間對華援助就是它整個對外戰爭援助的零頭，都比不上對自由法國的援助，你在人家眼裡什麼地位！戰後美國在歐洲堅決對抗蘇聯，而在亞洲它基本放任中國共產化。想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美國身上，真是白日作夢。對於中國來說，對日戰爭能拖延則拖延，保存自己的實力，先等等再說，沒有什麼不好，自己的命運終歸要掌握在自己手裡靠譜。蔣介石放棄剿共，第二次的聯共更完全是錯誤。若他集中精力剿共成功，則局面會完全改觀，大大不同。蔣介石該硬的時候不硬、該軟的時候不軟，談何大局觀，歷史觀？蔣介石是個真正的短視低能兒。他敗給毛澤東，完全是活該。     

　　作者：過路，留言時間：2013-06-07 14:54:10     
　　汪蔣的根本分歧，一是對日和談問題，二是聯共問題。是根本性的政治分歧，非要把這個問題扯到什麼權位欲上去，這是蔣氏權力所壟斷的歷史的胡說八道，污衊對手罷了。汪蔣的這個政治分歧，從蔣介石西安事變停止剿共就開始了，一看史料便知。
　　共產黨問題和日本問題，是當時中國面臨的兩大主要困擾，必須聯合考慮。蔣介石的處置，怎麼也不能說好，因為很簡單，他是最後輸掉了全中國。
　　汪氏在對英美的判斷上，他的確沒有預期到日本會和美國發展到偷襲珍珠港的程度，從而激起日美戰爭，但是他（汪氏）對英美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戰和對華英美是冷漠的這一點上，絕對不是全錯的。至於日本，它當時對北進和南進都有渴望，正在相機待變，對中國它並無一個全盤計劃，中國實在犯不上把它招到自己身上來，應該想辦法把日本的注意力從自己身上轉移開。中國自身的實力有限，準備極其不充分，沒有外援是無法與日本抗衡的，而當時英美冷漠，蘇聯完全是另有所圖。盡力拖延對日的全面戰爭，對中國有利。我認為汪氏主張對日可談則談沒有錯，至少可以起到拖延時間的作用。
　　聯共問題更是汪蔣激烈衝突的方面。蔣介石聯共帶來兩大壞處。一是除惡不盡，後患無窮。二是促使中日戰爭提早爆發。蔣介石完全低估了共產黨的能力。
　　當抗戰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之後，似乎一切問題就都不必討論了，真是這樣嗎，這下面掩蓋的問題太多了。汪氏短視麼，一點也不！他的所見比今天的某些人都遠。



一

　　歷史上國共兩黨你死我活，對許多人物的評價截然相反，但對汪精衛的漢奸定論卻是步調一致，似乎汪精衛在全民奮起焦土抗戰之時媚日投敵鐵證如山。當年的小梟也不曾置疑，只是為此人從一個敢於“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大英雄墮落為賣國求榮的大漢奸惋惜不已。
　　後來讀了汪精衛《被逮口占》以外的其它詩詞，就不僅僅是惋惜惆悵了。他的詩詞不是一般的好，無論寫景詠物紀游，在在都流露出一種高潔溫暖仁厚慈悲的情懷，尤其是中晚年詩作，哀感頑艷，語氣沉痛，飽含一種深沉的憂悶，不僅僅才情卓異學養豐厚而已。例如：
　　《二十五年結婚紀念日賦示冰如》：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當年百感並。志決但期能共死，情深聊覆信來生。頭顱似舊元非望，思意如新不可名。好語相酬惟努力，人間憂患正縱橫。
　　《登祝融峰》：直上祝融峰，遠望八千里。蒼茫雲海中，不辨湘資與沅澧。古來此中多志士，國難之深有如此。吁嗟乎！山花之丹是爾愛國心，湘竹之斑是爾憂國淚。
　　《杜鵑花》：昏啼到曉恨無涯，啼遍春城十萬家。血淚已枯心尚赤，更教開作斷腸花。
　　《滿江紅》：邦殄更無身可贖，時危未許心能白。
　　《虞美人》：空梁曾是營巢處，零落年時侶，天南地北幾經過，到眼殘山剩水已無多。夜深案牘明燈火，擱筆悽然我，故人熱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為洗神州。
　　……
　　這些作品中，家國之悲，興亡之感，噴薄欲出。“其胸次之涵養與性情之流露，能令讀者往往愛不忍釋。”（汪的助手曾仲鳴序汪詩之語），細細品味，不由得大起疑心。人品與詩品固然未必盡都一致，兩者互異或人格分裂者史有前例，如潘岳、嚴嵩輩便是。但是兩者相反和矛盾到如此地步，不太可能，叫人難以接受。
　　而且，一個從小接受過王陽明的良知學的薰陶訓練的崇儒人物，一個曾經勇於“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大無畏的豪傑之士，怎麼會是人格卑污的漢奸國賊？我知道人會變，但怎麼能變成完全兩樣？每念及此，胸中十分鬱悶不快。隨着對國共兩黨認識的深入，越來越懷疑其中另有隱情。國內發表、出版的有關汪精衛的文章書籍當然不可信，由於未能看到有關真實史料，只能存疑。

二
     覽讀有關資料，真相漸白，尤其是林思雲先生“力爭做到求實客觀”的《真實的汪精衛》一文及金雄白先生《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後，胸中疑團砉然冰釋。自斟烈酒猛飲三杯，熱淚滾滾而下，卻也大為暢懷。這才是汪精衛啊，這才是詩詞中、歷史上和我心目中的汪精衛：既浪漫豪邁又低回沉鬱，既悲歌慷慨又忍辱負重，既壯懷激烈又風流儒雅！其生平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嘉言懿行，精彩多多，茲特從林文中擷錄一二與讀者共享：
　　——汪精衛相貌才華一流，生活作風卻異常嚴肅，不抽煙不嫖妓不賭博不酗酒不貪錢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稱為“道學先生”。婚後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這些品格不但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一種非常清高的存在，便是放在當今民主社會或民運隊伍中，也是十分優異。
　　——汪精衛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會，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主動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事敗被捕，他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陳詞，並與黃復生在法庭上相互爭著說自己是行刺的主謀，希望以此來為對方減輕刑罰。
　　——辛亥革命成功後，汪精衛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一不作官，二不作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和陳璧君舉辦結婚儀式後，返回他八年沒有回過的故鄉拜見兄長。然後攜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留學。行前致函孫中山曰“弟平日自恨不通歐文，於世界科學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前當破壞時代，或不必須精深之學術始能勝任。今則非其倫矣，政黨已定共和，而弟所受之學說則日本君主立憲國學者之言也。吾黨方提倡民生主義，而弟於此學殊無所聞知，逆計將來出而任事，不為國家之福也。現弟所有者只社會上之虛名，此等虛名，自誤誤人，不可久屍。故弟求學之念至堅，而不可搖。”
　　——汪精衛淡泊名位，清廉自持，袁世凱曾要授勳給他，他堅辭曰：“革命黨人姓名下綴‘勛二位’三字，是何意態？我輩苟有一毫功名富貴之念，不如自始不為革命。”他對部屬要求極嚴，從不用“結拜兄弟”“封官許願”等方法來拉攏人，蔣介石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精衛結為“拜把兄弟”，都被婉言謝絕……
　　——汪精衛淡於個人榮辱毀譽，勇於任事，極有責任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汪精衛與蔣介石合作，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後兼外交部長）。這一時期中國與日本簽了不少局部的“賣國”協定，有些是蔣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同日方訂立的，汪精衛事前一無所知。汪精衛身邊有人勸他：“上海的淞滬協定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協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應該分辯一下。”汪精衛答道：“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就要負一切責任的！”蔣介石在私下裡也曾對人說：“汪先生這幾年為黨，為國，為我，都說不得的，請你們不要再反對”。
　　——汪精衛首次遇刺後在會見報社記者時為殺手求情：“竊思本人生平並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於情不可無原。擬懇請國府，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類似事例很多，這裡恕不一一。事實證明，汪精衛確實是淡於物慾權欲、深具高風亮節的。他一無槍炮二無人馬三無財力，在國民黨中常居高位，直到“投敵”之前，在國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威望，“叛國”之後，還有不少優秀人物冒着身敗名裂的大險，心甘情願追隨其後，秘書曾仲鳴甚至代之而死，無怨無悔，這一切靠的完全是他的人格魅力感召力。

三
　　汪精衛從小在父親指導下學習王陽明哲學和陸游詩詞，奠定了內在修養的基礎；後來在日本政法大學學習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神》，斯賓塞《政治進化論》等，形成了“均權”“共治”等政治信條。在國民黨群豪之中，他不僅道德人品無與倫比，其民主思想也最為真誠，對多災多難的神州大地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廣大同胞愛得最為熾熱深沉，正如汪精衛自己所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後人評汪精衛一生多變，有野心無宗旨。事實恰恰相反，是無野心，有宗旨。他先暴力後和平，先聯共後反共，先用蔣後反蔣，先主戰後主和，常常辭職又復職、出國又回國，但多變善變中始終有一個不變的最高宗旨在：國民利益和建基於全體國民利益之上的國家利益。這是他的人生宗旨和政治宗旨，就象一條線貫穿他的一生。
　　例如，汪精衛開始是堅決容共擁共的，並為此成為眾矢之的，面對國民黨內的反對意見和“偏袒中共”的指責，汪精衛毫不退讓，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的武力清黨行為。但是，當他獲悉共產國際給武漢的中共中央密令後，由擁共一百八十度轉為反共，成為一個堅決的反共人士。因為密令中有：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從內部顛覆瓦解國民黨，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等內容！如果中共叛亂成功，不知多少國民黨人和開明士紳死無葬身之地。
　　又如，蔣介石為了不讓敵人利用中國資源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在中國各戰場大搞燒光毀光的焦土戰術。但焦土戰的最大受害者並不是日軍，而是中國的平民百姓。1938年6月9日，國民黨軍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突然炸開黃河大堤，泛濫的黃河水並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不久，國民黨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蔣介石這些舉措都遭到了汪精衛的反對和批評。
　　從以下這些事實中也可體現出了汪精衛的愛民之心：汪政府成立後，基本上維持了社會和經濟秩序，人民生產生活如常，日軍再沒有發生過類似南京大屠殺的公然暴行；汪氏政權對日妥協，日方也要受“密約”的制約，履行其“善待中國俘虜”等承諾；日軍對淪陷區的直接掠奪，也由於汪政權的存在得到了控制。汪精衛成立政府後比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鄉”。以往日軍是在秋收的時候出動軍隊武力收繳糧食，汪精衛政府在“清鄉”地區改為政府出面徵收糧食，讓日占區百姓不受日軍侵犯騷擾。有歷史學家認為，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至少拯救了數十萬乃至上百萬中國人的生命（劉學銚《淡水河邊談國史—你，是中國人嗎？》）。
　　汪精衛聯共反共，用蔣反蔣，辭職復職，出國回國，主戰主和，這一切一切，包括汪精衛“變節投敵”的具體經過和前因後果，在林文中都有介紹，不贅。從樁樁件件事跡以及汪精衛的言談中，我能充分體會出那種憂民憂國的悲心、救民救國的婆心、存亡續絕的苦心、無私無畏的金剛心！
　　從少年、中年到晚年，汪精衛的思想觀點當然有發展、有改變，但一生所作所為始終以國民利益為最高利益、最高宗旨，其品德和精神是始終如一、一以貫之的。他早年主張暴力革命、謀刺清廷高官，是為了國家民族；晚年倡導和平建國運動，在淪陷區成立政府，同樣也是為了民族國家！



　　譚嗣同和汪精衛，一改良一革命，選擇的道路不同，但都同樣熱血雄魂驚彩絕艷，為了理想視死如歸。前者可以逃亡而不逃，留下來主動“流血”；後者謀刺攝政王，回國來主動“找死”……
　　但是，按照儒家道德標準，僅有勇德和犧牲精神是不夠的。
　　儒家以仁智勇為三達德，智與勇，都屬於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仁者必然有智有勇、智勇雙全。智勇不足，亦是道德不夠的表現。而代表着近代中國兩條道路的選擇的譚嗣同和汪精衛，都是勇有餘而智不足。尤其是汪精衛，生平犯了三大錯誤，誤己誤國，就是缺乏儒家智慧和歷史眼光所致。
　　選擇革命道路是汪精衛第一誤。我早說過，沒有儒家義理指導、缺乏仁義原則奠基的革命，必然在不斷的暴力和激進中偏離乃至悖離初衷而走向反面。這是怎樣驚心動魄的悲劇：多少罪惡、多少暴力借着革命的名義以行。我曾指出：
　　“汪精衛如果能夠逆料革命會反過來吃掉自己的兒女，吃掉民主自由和中華文化，吃掉所有人性、道德、理想的光明，他一定會作出完全不同的選擇。”（《汪精衛和譚嗣同---左右肝膽兩崑崙》）
　　清末革命當然是被清王朝逼出來的，但是，面對在民意面前節節讓步不斷妥協的清統治者，虛君共和或君主憲政才是最佳選擇。可惜汪精衛們見不及此，不知道“實行憲政，讓各種政治主張都有實現的機會。用和平的憲政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比用多量人命財產損壞的革命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更好”。（《向肅親王致敬，為汪精衛惋惜》）
　　如果汪精衛當時能夠聽從攝政王的勸告，以革命的精神從事改良的事業，將譚嗣同們未能完成的改良事業重新進行下去，那該多好，那不僅是清政府之幸，更是中華民族的幸運。
　　20世紀初，清王朝已經被迫從傳統政治體系向現代政治體制轉型。應該說，當時清廷立憲的步伐還是相當迅速並不無誠意的，1905年7月，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次年，宣布預備立憲，各省選出了諮議局，中央組成了資政院。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連立憲的時間段都定出來了，預備期為9年，預備在1916年正式開國會。
　　1908年，立憲派掀起了呼籲清朝廷速開民選國會實行內閣制的政治運動；1910年1月開始連續進行了四次大規模請願活動。清廷又不得不將原定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定於宣統五年（1913年）召開國會……
　　如果不被高歌猛進的革命潮強行中斷，早已內憂外患焦頭爛額的清王朝，無論怎麼不甘，情勢所迫，是完全有可能完成一次歷史性政治轉型的。那樣一來，中華民族將走上一條與現在完全不同的道路，可以避免多少歷史悲劇的上演，今天的中國，又將會怎樣的文明、昌盛和輝煌。
　　
　　汪精衛第二誤，是從事暗殺行動。暗殺攝政王之舉，為民為國的動機和大無畏之犧牲精神可敬可佩，但暗殺行為本身則可厭可憎。政治暗殺之風遺弊無窮，尤不可長。
　　國民黨暗殺成風，汪氏政府亦特務橫行，這一點特別令人厭惡。據有關材料說李士群輩直接受日特機關控制，汪氏是失控的，儘管如此，汪精衛作為汪政府名義上的最高領導，無論如何負有推卸不了的領導責任。汪精衛因暗殺成名，他自己一生亦屢遭暗殺最後死於舊傷復發，可謂報應不爽。
　　汪精衛的第三誤，則是誤判了抗日戰爭的願景和當時的國際形勢。如果說汪精衛早年一腔熱血撒錯了方向，誤了我中華民族，那麼，這一誤判則是誤了自己，造成了自己被化骨揚灰的結局。儒家聖賢自有標準（詳見東海《聖賢論》），聖賢沒有機會則罷，如有“外王”的機會，必然功德圓滿。在仁智勇三德的配合下，成功的概率和希望相對較高，如果失敗得太悲慘，必是世智不足，非聖賢也----而且，聖賢大師大德，自有相當福報，縱入濁世，也不至於下場太慘。
　　另復須知，汪精衛晚年的選擇客觀上對抗日戰爭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無論為重慶政府贏得多大喘息、抗戰之機，為淪陷區民眾爭得多少生活、安全保障，他的和平運動對民心士氣的打擊亦是極為沉重的。”（《東海評汪系列之：汪精衛案翻不得！》）
　　我相信汪精衛“早年革命晚和平，都是為民獻此誠”，但不能不指出，以儒家標準衡之，仁勇有餘而智不足。這可以視為東海之儒對汪精衛的定論。不論汪精衛精神多麼可嘉，不論共國兩黨對有關汪精衛的歷史事實作了多少歪曲、“保”下多少機密，都不影響這一定論。
　　東海當年“過度”推崇汪精衛，是出於對共國兩黨的極度不信任，更是出於對利己主義和奴才主義的惡性泛濫的社會現狀的厭惡。由於對儒家義理“吃”得不夠透徹，智慧未開，矯枉未免過正，發言往往出偏。
　　另外還有特定的個人原因：當時東海已把自己“豁出去”了，對於譚嗣同和汪精衛的犧牲精神特別默契。而汪精衛的犧牲精神和烈士情節又特別濃烈，不僅甘願犧牲生命，而且不惜犧牲名譽，把自己的一切一切都當做了祭品。
　　皈儒漸久，漸漸明白，對於儒者來說，僅有勇德、僅有犧牲精神是不夠的。暴虎馮河式地一味地犧牲自己，於事無補，於世無補，不一定是好的、負責任的選擇。仁愛要講效果，不是僅僅把自己奉獻出去就夠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極而言之，某些邪教信徒和恐怖主義分子也很勇敢呢。儒者應該以更高的、最高的標準、以聖賢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
　　儒者的大勇必須有大智相輔，智勇雙高，才能成就一個仁者、一個聖賢。這個智，包括通權達變、因地制宜、見識高超、料事準確，包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包括對各種常識的掌握、對各種是非的明辨、對人性對儒學奧秘的深刻理解、對社會對時局的深入了解和把握等等。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可敬，但應該注意的是，“我入地獄”要“入”得有意義有價值，至少不能帶來負面效應甚至製造新的地獄-----象當年壓倒了改良的暴力革命那樣。殷鑑不遠：多少先烈的血，流得毫無意義，甚至“染”出一個個更加黑暗的時代。從清末到現在，政治不斷倒退，真可謂一蟹不如一蟹。
　　另外，儒者的生命、儒者的聲譽都不僅僅屬於個人，所以犧牲生命要慎重，犧牲名聲更要慎重。儒者個人的名聲與整個儒家密切相關，在犧牲個人名譽時要當心會不會把儒家“搭”進去。
　　為民眾為民族勇於犧牲，“臨危一死”，不容易，但更難的是努力“行道”，爭取儒化中國、“道援天下”，把中華民族推上長治久安的光明大道並為此奮鬥終身。如果盡心盡性而道不能行，那就守死善道，守道、衛道、把道傳下去。這才是聖賢事業。只要道統在，中華文明就不會亡，就終有大放光華的一天。
　　2010-4-13

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上，節錄）

茅于軾，作者博客

　　這篇文章在網上放了將近半年，後來忽然被拿掉了。現在再次發上。

戰爭的正義性

　　我們常說，要區別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要支持正義的戰爭，反對非正義的戰爭。但是除了搶糧食，搶牲口小規模戰爭，在大的正規戰爭中，雙方都認為自己從事的戰爭是理直氣壯的“正義戰爭”。日本人侵略中國，顯然是非正義的，但是日本方面至今還認為是正義的，打仗是愛國的，武士道是民族的靈魂，為天皇戰死是死得其所。因此至今還把戰爭罪犯的骨灰放在靖國神社裡，接受百姓和政府官員的朝拜。日本百姓在二戰中犧牲重大，但是他們並沒有把戰爭的原因歸咎於戰爭罪犯。不光是日本如此，差不多所有的戰爭雙方，對於戰爭性質的認識都是這樣的，無論是朝鮮戰爭，國民黨和共產黨之戰，中越之戰等等，雙方對戰爭的解釋往往是絕然相反。戰爭的正義性遠不是顯而易見的，它往往是宣傳給人的認識。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戰爭都是錯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於打仗的相應概率時，或者說，打仗能夠減少痛苦和死亡時，戰爭對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馬斯。阿奎那在討論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時，說過類似的話。他認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動帶有嚴重的紛擾，以致社會從繼之而起的騷亂所受的損害比舊有統治的繼續來得大。”美國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從薩達姆暴政之下解放出來，之所以有那麼多的爭議，正是應了托馬斯。阿奎那的這一段話。
　　在這兒我們能夠看到，人民的利益判斷標準和國家的利益判斷標準是不同的。這點不同，自古以來從來不允許說明。只有國家利益才可以宣傳，人民的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國家的利益。國家號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種理由。有的說是為了翻身得解放。比如解放戰爭從農村招募幾百萬青壯年入伍，就是用的這個口號。到頭來大家知道，農民並沒有得到解放，他們至今還是最受欺侮的弱勢群體，更不用說三年災荒餓死三千多萬人，其中大部分是農民。有的說是為了保家衛國。抗美援朝就是用的這個理由。但和前面所講的人民利益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印戰爭為了幾萬平方公里基本上沒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戰，有什麼價值？為了這樣一塊土地而戰，值得嗎？對我們每個百姓有什麼影響呢？值得為之犧牲生命嗎？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國家管理好，而去爭奪那些沒有多少價值的荒地呢？對越自衛反擊戰，把部隊開到別人的國家裡去教訓別人，更不是百姓想做的事。但是政治家可不是這麼看問題的。他們從自己的觀點出發，犧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好在打仗不是他們自己上前線，哪怕死上幾千幾萬，也未必輪到自己的頭上。可見政治家的利益非常不同於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就是這一點不同成為推動戰爭的原因。如果雙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這幾個戰爭也許就不會發生。所以有人說，因為出現了原子彈，政治家們也被暴露在戰爭的第一線，因此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減少了。不過政治家們為自己興建了可以抵禦原子彈的地堡，這樣的推斷已經不能成立了。聯合國應該規定，不允許建造專為領導人避難的防空洞，他們可以置百姓的生死於不顧，自己躲進防空洞發動核戰爭。

從人民利益看投降

　　上面舉了幾個最近發生的戰爭的例子。其實自古以來絕大部分戰爭都是這樣。先由發動戰爭的國家領導人編造出一套戰爭如何符合正義的理由，動員人民，讓他們自願或者勉強認同這一套理由。戰爭另一方的領導人經過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決定是參戰或者退卻。如果戰爭打起來了，就容不得退卻，必須全力以赴。萬一戰敗，領導人的直接損失是非常大的，他們的損失大於百姓戰敗時的損失。所以即使敗局已經不可避免時，還要困獸猶鬥，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後的掙扎。二戰時的塞班島之戰，美軍攻打塞班島，日軍不敵敗退，最後退到海邊，逼迫幾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殺。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也舉不勝舉。而且統治者還把這些事例作為愛國主義的教材，教育百姓。認為投降是最可恥的。阿爾巴尼亞的獨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寧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從百姓的利益看，好死不如賴活。活着是一切討論的前提。幾千年以來極少有人對此提出問題，因為受統治者的蒙蔽太深，沒有覺悟以人民自己的利益來判斷是非，或者錯誤地以為國家的利益就是百姓的利益，不加區分。今天我們要把被顛倒了的說法重新顛倒過來。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國家的利益應該服從百姓的利益。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個順序是對的，但是歷代君主從來不講孟子的這段話。
　　……政治家或國家領導人總是把投降說成是最可恥的，是要絕對反對的。蘇聯把衛國戰爭中被俘的戰士當作叛徒來處理，我國對朝鮮戰爭中被俘的戰士也是同樣的政策。他們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從百姓的利益出發，敗局已定的情況下，再打下去就沒有意義了，只能說雙方都多死許多人而已。這時候投降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國家領導人絕不會贊成投降。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區別。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要重新評價汪精衛。文章我沒有看到，對汪精衛我也沒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從人民的角度看漢奸和從國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時候可能是絕然相反的。賣國求榮的漢奸當然不恥於人類。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漢奸並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壓的緩衝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反過來看，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堅決不投降。只是為了報效皇帝老子。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這樣的眼光看問題，幾千年的歷史就要改寫。可見分清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區別有多麼重要。

主權和人民利益

　　應該說，政治家們的宣傳是非常有效的，他們的宣傳騙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還不覺悟。美國打的越南戰爭，死了五萬多人，為的是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讓普通百姓去為了一個遙遠的目標犧牲，完全是無理的。可是至今美國也沒有徹底否定越南戰爭，還認為越南戰爭的逃兵是不可原諒的。這次的伊拉克戰爭，美國又死了1600多人（截止到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數，有人說大約為美軍死亡人數的一百倍。政治家製造出嚇人的偉大理論，其中就沒有百姓的死活。共產主義怎麼樣，薩達姆的統治怎麼樣，百姓自己會判斷。他們自然有自己的發展規律。無論如何，叫百姓為統治者的理論送死是站不住腳的。
　　政治家們製造的欺騙百姓的重要理論，就是把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當成至高無上的準則。百姓為了維護主權領土，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還沒有覺悟。請問，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於我何干呢？當然如果那塊土地上有我們的同胞，這塊土地被別人拿去後這些同胞要做亡國奴，那麼我們有義務保衛國土。如果那是一塊連人都沒有的荒島，爭這塊領土就毫無意義。或者這塊土地上的百姓歸屬別人管理之後，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擴大了，那麼這種領土主權的轉移，不但不必反對，還值得歡迎。改革以前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人游泳偷渡去香港，被抓回來的都判處重刑。我們這兒到現在不是還有許多人甘願冒生命的危險偷渡到更富裕的國家去嗎。這就是老百姓怎樣判斷主權和領土的例子，怎樣判斷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例子。

愛國和人民利益

　　以上對投降的質疑，對主權的質疑，很可能被批評為不愛國，甚至是賣國，起碼是庸俗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沒有社會責任感。這篇文章的目的恰恰就是要把這顛倒了幾千年的道理恢復正常。賣國並不是什麼嚴重的錯誤，出賣人民才是嚴重的錯誤。我認為對於一般人（除了看破紅塵的人）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則更尊重別人的享受。在自己享受的時候也幫助別人獲得享受。一個良好的社會，或者說和諧社會，正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每個人高高興興尋求快樂，同時幫助別人得到快樂。不是搞鬥爭，不論出於什麼藉口，是階級鬥爭也吧，是領土完整也吧，是主權獨立也吧，是主持正義也吧，都要讓位於人民追求生活的享受。
　　多年來中日之間發生的參拜靖國神社的爭論，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立場和百姓立場之爭。日本人中持國家立場的人認為，即便是戰爭罪犯，也是民族英雄，他們雖敗猶榮。但是從日本百姓立場看，戰爭罪犯不僅僅是對中國人犯罪，同樣對日本百姓也是犯罪。日本百姓在戰爭中所遭受的犧牲並不比中國百姓遭的罪小。兩顆原子彈炸死三十多萬人，絕大多數都是普通老百姓。49年8月盟軍出動幾百架轟炸機對東京做地毯式轟炸，一天之內炸死燒死平民百姓十幾萬人，傷者不計其數。那些被日本軍國主義派遣到東南亞各個戰場上打仗的普通日本兵，背井離鄉，難道他們是自願的嗎？抗戰時有一個新聞片，描述攻打太原後，一個日本兵坐在馬路邊，手裡持着槍，因為疲憊不堪而迷糊睡着了。他們遭這份罪為的是什麼？好好的日子不過來到中國殺人放火，自己遭罪，損人損己，有什麼好處？在戰爭中犧牲的日本軍隊和百姓都是無辜的，他們對戰爭是沒有責任的。他們的戰死是因為上了戰爭罪犯的當，而且大多數是被迫送死的。我們要紀念戰勝國的陣亡將士，同樣應該紀念戰敗國的陣亡將士。但是戰爭罪犯是人類的共同敵人，是不值得紀念的。如果說紀念，應該是分析他們犯罪的原因，汲取教訓。如果日本百姓懂得國家立場和百姓立場的不同，就會把戰爭罪犯從靖國神社遷移出去。世界各國也就不會反對任何人參拜靖國神社了。
　　這裡並不是完全否定主權，獨立等觀念，但只有它們有利於人民的切身利益時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權，獨立等等看成至高無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國家利益未必總和人民利益相一致，當這二者發生矛盾時，肯定國家利益要服從人民利益。絕不是相反，把國家利益置於人民利益之上。愛因斯坦在1931年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主權的限制”。他寫道：“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最近德國政府決定把這個信條刻在德國政府大樓上，作為2005年愛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紀念活動。1933年一月，納粹頭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國的愛因斯坦發表了不回德國的聲明。聲稱他“只想生活在實行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國家”，而這些條件，德國都不具備。
　　歷代的統治者總是把忠君愛國宣傳為人生最高的道德標準。反過來講，投降叛逆是罪該萬死。也許在古老的時候這樣的原則有它的道理。那時候部落之間經常發生爭奪資源的鬥爭。單個的人非常容易受到敵人的侵犯，唯一的對付辦法就是依靠集體。沒有集體，也就沒有個人，個人完全依附於集體。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為集體做出犧牲是很合理的。但是現在世界已經變了，很少發生個人被某個群體所侵犯（黑社會是一個例外）。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資源可以在市場上買賣，沒有必要為此而打仗。



一

　　出人意料的，我們談到了汪精衛。還一起背起他的那首《朝中措》，他的記憶力驚人，斷斷續續、卻完整地念出了每一句：“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欄杆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它作於1943年的南京，汪精衛已經60歲，心中滿是疲憊與無奈，事態與他最初設想的不同，以為自己能夠曲線救國，卻淪為了千古罪人，而且毫無改變的希望。也在這時，他寫出了一生中最精彩的詩句，作為政治人的汪精衛失敗了，而作為詩人的汪精衛更為鮮明。
　　“刺殺攝政王的，做漢奸的，都是那是個汪精衛，他沒變，但時代變了。”他翻着手裡的藍色封面的《雙照樓詩詞》，這是天地圖書的最新版本，除了余英時的洋溢着同情的長序，每首詩詞語還添加了詳細的注釋。
　　“從前別人送我一本台灣版的，沒有注釋，讀得，現在這個明白多了”，他接着說，“他真是個詩人，感受很快也很深，他用自己的生命來做詩的，我讀完這個才明白的。”
　　他又喝下一口啤酒。為了我到來，他準備了五罐健力士與半瓶五糧液，似乎它們不過就是咖啡與茶。這是四個月前的一個上午，在香港東九龍的一間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間裡，我和梁國雄面對面。
　　這房間與其說是一名56歲的立法會議員的家，不如說一名大學生宿舍。一條長沙發，一個茶几，兩把椅子，一張單人床，一台冰箱，到處都堆放着書籍、報刊，牆壁上則是電影與唱片的海報。這些書的封面與名字，散發出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氣息——精裝的馬克思列寧全集、商務印書館的哲學叢書，絕大多數出版與七八十年代的中國。
　　他剛醒來，臉上帶着倦意與輕微的浮腫，他的普通話遲緩、帶着拖音。今天，他沒穿切·格瓦拉的頭像的T恤，身上黑T恤上印的是英文的“我們推翻了暴政，而且我們能再來一次”，這是“茉莉花革命”時的流行口號。
　　在香港，人人都認識他，很少有人叫他的本名。他是“長毛”，一束馬尾長發總是批在後背。他帶着這長發與切·格瓦拉的頭像，出現在街頭、地鐵、蘭桂坊的酒吧立法會中，與各式各樣的抗議聯繫在一起，與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哲學聯繫在一起。不管，作為一位職業性的抗爭者、還是立法會議員，他這一形象從未改變過。在一份旅遊指南上，他與維港的夜景、鏞記燒鵝、迪士尼樂園列在一起，被視作香港不容錯過的景觀。
　　但這個上午，除去一支接一支的香煙，一杯接一杯的酒精，他還語調遲緩卻興致勃勃的談論着作為詩人的汪精衛以及中國文學傳統——中國文字的象徵性，文學與歷史的糾纏關係。那些習慣於他的政治姿態的人可能忘記了，在立法會的發言中，他是一位詩詞的狂熱引用者，不管是在質疑特首選舉、談論社會公正、或是抨擊北京的專制統治，他能引用到從王安石、郁達夫到羅伯特·弗洛斯特……
　　比起他的政治理論，他的文學趣味似乎與香港現實更為疏離。不過，他已經習慣被誤解與簡化。他總心儀那些悲劇性的人物，他們與自己時代彼此不容，他們捲入了政治，吸引他們的是倫理與審美，而不是現實權力。喜歡談論生活的荒誕感，汪精衛的命運是荒誕的——刺殺者成了變節者。陳獨秀是荒誕的——共產黨的創建者被共產黨開除與攻擊。他的偶像切·格瓦拉也是荒誕的——誰能料到這個反資本主義的游擊戰士會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商標。當然，他自己也是荒誕的，街頭運動者變成立法者，在這樣一棟豪華的大樓中有了辦公室，還有人為他的搗亂支付高薪。
　　不管在人群多麼受到歡迎，他給人的感覺總是孤零零的，倘若沒有在呼喊，他的臉上就掛着一絲沒落與疲倦，靈魂不知飄到了何方。
　　這介入熱情與本能性的疏離，是怎樣混在一起？他的文學閱讀與政治行動間，又是怎樣的關係？這顆孤獨的內心與街頭人群，彼此產生矛盾嗎？這一切又是如何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