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林彪副駕駛講述9.13之夜林彪出逃全過程

講述人：林彪專機副駕駛康庭梓 

　　34年前，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溫都爾汗草原上空的一聲巨響震驚了中國，震驚了世界。林彪墜機事件留給後人許多難以破解的謎團，也強烈衝撞着那一代中國人的心靈，一系列荒誕、迷茫、強撼、沉重的複雜情感，至今縈繞在那一代人中國的心中。 

　　親歷這樣的歷史事件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不過恐怕可以唯一肯定的是，小人物的命運就此隨着大人物的命運，大事件的發展開始起伏跌宕。康庭梓是“林彪座機”三叉戟256號飛機機組成員之一，他直接參與了9月12日晚由北京飛往河北省山海關機場的飛行活動，他也親眼目睹了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的全過程。在他的記憶里，913事件發生之前的那個周末則是正常的，平靜的。 

　　康庭梓：就是一個軍人在這個營房裡邊，度過了一個很正常的，一個很輕鬆的假日。 

　　1970年前後的中國正進行着一場以在思想和文化領域的革命為初衷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是一段將政治理念與現實生活結合得緊密而徹底的特殊歷史時期，從普通百姓到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受到影響。1969年4月，中共第九屆黨代表大會召開。大會修改的新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的政治地位也以文字的形式正式確立下來。1970年的廬山會議(即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被普遍認為是林毛關係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二中全會上時任中央文革組長的陳伯達等人提出恢復國家主席的職位，這個提案被認為是林彪企圖奪權的重要一步，因為設立國家主席後，作為當時中國政壇”二號人物”的林彪就能夠確保自己在主席去世後成為國家無可爭辯的元首。有關“設國家主席”和“稱毛澤東為天才”的兩點意見後來被中共定性為反革命政變的政治和理論綱領。不過，對林彪駕機離開的真正原因至今沒有統一的答案。1971年9月11日之後，林彪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面。 

　　康庭梓：那是在9月12日下午6點10分左右，我記得很清楚，吃的那個蒸餃，我把蒸餃都盛好了，我們那個大隊值班室的人員就進去了，就點着我的名字就喊，快回去，有緊急任務。 

　　在康庭梓簡單的思維當中，有一種最純樸的戰士參戰執行任務的榮譽感。康庭梓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三叉戟飛行中隊的中隊長。中國在1970、1971年先後從巴基斯坦引進了四架三叉戟，其中256號三叉戟就是由康庭梓帶領一個機組前往廣州白雲機場進行驗收之後，飛回北京的。康庭梓也許永遠無法想到自己親自接回來的這架代號三叉戟日後的處女飛竟是一次死亡之旅。 

　　康庭梓：256飛機是這4架飛機當中最好的，就是從改裝來看，也是最好的。這架飛機實際上就是叫做，我們通常說的叫專機， 

　　康庭梓駕駛三叉戟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執行的任務還是不少。在那個歷史時期，能夠成為中央首長專機組的成員， 負載着一份特殊的使命感。 

　　和康庭梓一樣，被這種純粹的榮譽感和使命感包圍的還有他的戰友，林彪專機的9名機組成員，其中包括機長潘景寅、副駕駛陳聯炳和三名機械師李平等。在接到緊急任務的命令之後，全體的機組成員立即行動起來。 

　　康庭梓：當我往回跑的時候，我還沒有到飛行大隊那個辦公室，我就看到那個誰在，李平，剛才介紹了，李平就我們的機組機械師，他就開始向機場跑。他就給我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很關鍵，他說潘副政委(潘景寅)告訴我，要把油料加到16噸，要把飛機的油料加到16噸，這是個很重要的信息。我當時聽到這16噸油的信息以後，我馬上一愣，因為我腦子裡邊是林彪從北戴河回北京，參加國慶慶典的，300公里，半個多小時就到了。16噸油當時是三叉戟從北京飛廣州的油量。他一告訴我16噸，我馬上就意識到，哦，不回來呀，不到北京了，怎麼加這麼多油幹啥呢。 

　　準備就緒的256號三叉戟靜靜地等候在北京西郊機場的停機坪上。此刻，機組人員並不太清楚這次有哪些人乘坐這架飛機，而且飛向何方。7點半鐘，一輛藍色的伏爾加駛入了機場，從車上走下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和隨行人員。康庭梓回憶說，機組抓緊了一切時間登上飛機，按照業務崗位各就各位，這之後，飛機從西郊機場起飛，前往目的地山海關。 

　　康庭梓：我從那個中間隔斷那個門兒能看到林立果和劉培風坐在那個茶几的兩邊在那說話，我的眼光正好是可以看到林立果的面目，就在他們說話的過程中，他可能一轉頭，發現我就在那個沙發那兒坐着，他就不吭聲了，當時就不吭聲了，而且面目特別嚴肅。 

　　飛機經過半個小時的飛行在山海關平穩落地。林立果禮節性地同機組成員握手，並且叮囑道：“人民解放軍的戰士要聽林副統帥的話。關鍵時候要起作用。”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番話，在康庭梓聽來，在所有機組成員聽來，沒有什麼不正常的。當時，林立果基本上就是以他父親林彪的名義出面。而林彪從1966年8月 1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改組和調整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後，就一路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 

　　在飛機降落山海關之後，機組例行公事，對飛機進行檢查，開總結會。機長潘景寅再次交待把油量要加到17公噸， 同時還在會上提到了路線鬥爭的問題 

　康庭梓：我一聽當時就感覺出來，好像又要誰被揪出來了，潘景寅話就說了一半兒，他就不往下說了。他往下說的是什麼呢，他就說明天早上咱們6點起床，6點半吃飯，吃完飯到機場就準備飛機，那就是說時間安排。就是有行動的話，不就是明天嗎，他是這個意思。 

　　山海關挨着海邊，雖然只是9月中，卻也是夜深風涼。在這個夜晚，大部分機組成員都進入了夢鄉，為第二天的飛行任務養精蓄銳。康庭梓回憶說，機長潘景寅沒有睡，他同林立果的隨從程洪珍在一起聊天，直到子夜時分一個電話響起。 

　　康庭梓：12點05分，潘景寅接了個電話，就命令那個調度室主任，馬上給山海關車站要油車，開始給飛機加油，馬上要油車。然後潘景寅出來，就把三個機械師叫起床，我就睡在隔壁，但是我一點兒動靜都沒聽到。 

　　我們在外場執行任務都是這樣的，一哄而起，沒有說是幾個人走了，把幾個人再留下，沒這種現象，因為大家都是一個集體。 

　　現在看，唯一的一種可能就是當林立果決定北逃的時候，他就不需要機組這麼多人了，機組越少越好，因為讓機組在空中要是知道他叛逃的陰謀的話，機組肯定會反抗。 

　　就像人們對林彪突然坐自己的專機離開感到相當震驚一樣，機長潘景寅一個人駕駛着必須有幾個人同時駕駛的專機升空，這一事實也讓人非常震驚。為什麼潘景寅只是叫醒了9名機組成員中的三名機械師和他一起執行這樣一次非常特殊的任務呢？潘景寅到底是不是事先已經知道這次飛行計劃的真正目的？他究竟是不是林彪叛逃計劃的知情者？ 

　　康庭梓：他(潘景寅)當時真以為有人在陷害(林彪)，在關鍵的時候我出面來捍衛副統帥，那不是很正常嗎？所以說他就完全聽從了林立果的安排，機組不能都上。他就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潘景寅才這樣做的，而且潘景寅的這種安排，從現在看滴水不漏，他在時間上卡得相當好，正好林彪車來以後，他也出來奔上飛機去了，他只要一上飛機，那就有人駕駛。 

　　林彪車到了以後，我當時沒看到，可是海軍的地面人員看得很清楚。第一個從車上下來的就是葉群，因為葉群是唯一的一個女的，而且沒戴頭巾。她下車了以後就喊，這個有人要陷害林副主席，我們要誓死捍衛林副主席，現在有情況，我們要馬上走。 

　　當時場面雖然混亂，還是有人觀察到一些不正常的現象。機組中一名叫邰起良的成員就警覺地意識到為什麼林彪都到了，機組還有五人沒到？ 

　　康庭梓：當時他情急之下，就把機場邊上一個電話抓起來了，這個電話就是為了保證專機，山海關機場臨時安置的。他拿着這個電話是分機，就接到我們那個調度室主任那屋，第一句話就說，首長都到了，機組怎麼還沒來，這個時候我們那個調度室主任才知道我們還沒上機場，他慌慌忙忙出來，梆梆梆，敲我們的門。 

　　這個時候我啥也沒顧，我就趕快往機場跑、我腦子當時想的就是，我們都沒起床啊，機組都在這兒，誰把飛機飛走了。 

　　正在這個時候，我看到有一輛中卡，上邊全是荷槍實彈的8341的部隊，咔嚓就停在停機坪那了。有人就喊，“開槍”；有人喊，“不准開槍”。當時我是肯定聽到有槍聲。等飛機開始滑跑，起飛的時候，大家都傻眼了，都站那看着，就看着飛機呼呼呼向西南方向就起飛了，很短時間就看不見了。我身邊就是領航副主任，很習慣看一下表，零點32分。 

　　265三叉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之後，出現了一個很不正常的航跡。飛機起飛後先照直飛行了4分鐘，之後用極緩慢的動作轉彎，3到4分鐘之後，才穩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對着正西，北京的方向。飛機在這個方向平飛了3到4分鐘，然後又開始增大航向到 310度，向西北方向飛去。接下來繼續轉彎到345度後，又最終調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完成這個動作正常情況下只需要2分鐘，機長潘景寅則用了接近 20分鐘的時間。此刻飛機的實際位置已經偏離正常航線西側約130公里，這種加入航線的動作，對飛行員來說是不可思議的。 

　　康庭梓：這些轉彎痕跡，這是客觀雷達給留下的，這個不會有任何懷疑，但是為什麼會形成這個轉彎，這裡邊很有名堂。我是這麼認為的，第一階段，就是說從起飛到4分鐘，這一階段為什麼沒轉彎，我的判斷是因為潘景寅根據多次加油，我知道飛機要往廣州飛，他知道廣州的航線，但究竟到廣州幹什麼，我估計他不知道。所以說，他認為要飛廣州的話，沒必要轉彎，我就直接飛就行了。但是呢，實質不是這樣，實質是林立果讓他叛逃。 

　　4分鐘以後開始轉彎的時候，潘景寅是很不願意轉的，因為它這個是決定他命運的一個轉彎。雖然說轉彎很慢，從動作上很慢，但是作為他的命運來說應該算是急轉彎。他不可能想象到，原來我這麼幹，你就是讓我跑，叛逃。 

　　沒有人能夠知道潘景寅在飛機強行起飛後做出的這一系列不正常的轉彎軌跡背後，到底蘊藏着怎樣的玄機。有一種說法是，飛機在起飛之後本來是想拐回來落地，但是因為周恩來總理髮出了禁空令，機場的跑道燈已經關閉，跑道也已經封鎖。所以飛機在空中劃了個問號之後，再一次飛走。康庭梓認為這種解讀聽起來有些離奇，但不管怎麼說，265號三叉戟在空中留下的的確是一個值得思索的真正的問號。 

　　康庭梓：當時三叉戟黑匣子那個語音記錄器，只能記錄從發生爆炸，就是終止前半小時的這個語音情況，再往前的自動就抹掉了，也就是說它能保證能夠讀出來的，只有半個小時。按當天晚上飛機叛逃的情況看，也就是說飛機從出境以後，一直到爆炸，迫降爆炸，這麼一段的的情況，它能夠記錄下來。所以說即使潘景寅沒有開無線電開關，當時前艙互相之間的那些講話，出境以後在空中，他們之間是不是發生了一些爭吵，都誰說了話了，還是能夠從那個語音黑匣子能讀出來。現在這是目前弄清256飛機空中情況的一個最好的一個證據，也是一個唯一的證據。 

　　現在談到黑匣子了，我想談談有一個我的觀點，就是說在整個飛行的過程中，林彪和飛行員潘景寅之間有沒有直接接觸。 

　　256號飛行了大約兩個小時之後，在蒙古肯特省會溫都爾汗東北60公里，一個叫做蘇布拉嘎的盆地墜毀。在事故現場共發現了9具屍體。其中的兩具經過前蘇聯醫學專家的驗證被證實是林彪和葉群。關於林彪座機如何墜毀，說法五花八門。概括起來有以下幾種：一是“256號”三叉戟空勤人員，在飛機上反劫機，導致飛機迫降墜毀；二是飛機被駐蒙古的蘇軍導彈擊中，最後迫降失敗；三是飛機被中國導彈擊落；四是人為破壞。也就是這架飛機在起飛前被安放了炸彈。而康庭梓認為飛機是因為燃料不夠，緊急迫降時機身擦地，點燃了機翼中兩噸半的燃油而發生爆炸。 

　　康庭梓：到山海關在做飛行檢查的過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又是油量問題，這個必須再次說明。在做飛機檢查的過程中，潘景寅直接告訴李平，說呆一會把飛機的油量要加到17噸，在西郊的時候加到16噸，結果加到15噸，到山海關的時候，他又交代油量要加到17噸。17噸油當天晚上沒有加進去，為什麼呢？三叉戟飛機與別的飛機比有個先進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在機翼上邊往油箱裡加油，是可以用一個特殊的接頭從機翼的下邊通過油車的壓力，直接把油加到油箱裡頭去。因為山海關那個油車與我們自己帶的那個壓力接頭不配套，所以當天晚上沒有把油加進去。當時飛機上還有多少油呢，還有12噸半油。這個很重要，這個12噸半油就決定了256飛機的命運。 

　　為什麼潘景寅當時不知道飛機上究竟有多少油了，因為他飛行的高度不合理，飛行的速度還不合理，這時候沒法計算是究竟一小時要消耗多少油量。我算的油量是這麼回事，就是說他在這樣一個高度上最多消耗5噸油，每小時5噸油，所以說你看，到溫都爾汗，1100公里，據說是兩點半墜毀的，零點半起飛的，你看兩小時，一小時5噸，10噸油沒了，剩下的就是兩噸半油。 

　　所以說他飛到溫都爾汗的時候啊，他就不敢往前再飛了在那個地方就開始尋找迫降場，最後在溫都爾汗東北60公里地方墜毀的，也就是說他是在油量不夠而決定迫降。而且在油量又沒有燒完的情況下，插地，爆炸的。 

　　坊間曾流傳着這樣一種說法，說毛澤東在被告知林彪叛逃事件的時候，說了一句頗耐人尋味的話：“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沒有辦法的事，讓他去吧！”毛澤東在1966年7月8號給江青的一封自稱是黑話的信里曾經這樣寫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掐指一算，林彪在文革當中從登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子直到他最後以極富戲劇性的模式身首異地的收場也不過短短5年，所以說不管歷史如何評價林彪，不管他是叛逃，還是蒙冤，林彪在文革期間的命運倒還真是應驗了毛澤東的這每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的大規律學的預言。 

　　林彪墜機事件之後不久，林彪的主要支持者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因為“不向中央作任何揭發、交待，而且活動頻繁，毀滅罪證”，被下令離職反省，交待問題。長時間由林彪及其支持者主持的軍委辦事組於10月3日被撤銷。葉劍英受命主持新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同日，負責審查林彪、陳伯達集團的中央專案組，也由周恩來牽頭成立。政治風雲中人物的命運就此定格，而被動地捲入這場歷史事件的當事人又面臨着怎樣的命運呢： 

　　康庭梓：我們就這麼等着，一直等到9月14號的下午，山海關車站通知我們回北京，就讓我們回去。怎麼回去呢，人家有兩個人，兩個海軍看着一個空軍，上了臥鋪，就山海關那車站，臥鋪，每個人一個單間，直接到北京站。到北京站沒有按正常的出站口出站，人家的吉普車就開到那站台上，同樣是兩個人架着我們一個，在那個吉普車上，把我們拉到當時海軍司令部的後院，就現在的翠微路。在那裡，可能是一個家屬招待所，都把我們安排在那。當時我們坐在吉普車上，經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同樣看到燈火輝煌，一片繁榮景象，但是我當時就意識到，這麼大的事究竟和這個有沒有什麼關係。我家就在天安門廣場西邊不遠的一個胡同里，住的平房，我當時就覺得，你看，我家離這麼近，家裡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估計短時間是回不去了。 

　　一星期之後，康庭梓和其他4名機組成員被送往中央專案組。1976年，康庭梓被宣布停止飛行資格。 

　　康庭梓：當時受審查的這些幹部，主要的幹部，大約有60多人，這60多人凡是空勤幹部，基本上，就是都停飛了。走出學習班的時候，都沒有再回到飛行崗位上來。我當時還是很想飛行的，我說我剛飛三叉戟，而且當時三叉戟也很缺人，我就給領導，給師長他們寫信，就是能不能把我留下來，看來這些都無濟於事，都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1981年，中央撤銷對康庭梓“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文字結論。同年，墜機身亡的潘景寅和三名機械師家屬接到“病故通知書”。 

　　康庭梓：病故通知書，當時說是什麼呢，就是趕快讓潘景寅愛人趕快簽字，就是把這個通知接下來，就是說是一個是時間等不及了，第二個就是當時找不到所謂因公死亡通知書，說只有拿這個病故通知書來應付一下。現在看這實際上就是在當時那個情況下，也能爭取到這種正常死亡，不是叛徒，也不是烈士。那就是很不錯的了，決不會給你一個因公死亡的這麼個證明的。 

　　984年康庭梓結束了在轉業分配地河北沙城的九年生活回到北京，開始找有關人士了解9·13時間的相關材料，着手撰寫40萬字的回憶錄《親歷“9·13”事件》。因種種原因，康庭梓的回憶錄《親歷9.13事件》尚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