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如同兒戲，實際上是兩場政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06月30日15:42:4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在主流歷史敘述中，戊戌變法的意義，首先是譚嗣同等“六君子”以生命殉變法，彰顯志士仁人的精神；其次是證明改良行不通，中國的出路唯有革命。這恰恰是這場悲劇可悲之處：改變了力量對比，因權爭需要，體制內一群人不惜發動群眾運動，開啟了中國近現代不切實際的“大躍進”和痞子運動魔盒 　　老高按：讀到一篇關於戊戌變法的精彩文章，作者雪珥，推薦給大家分享。 　　對1898年的戊戌變法，可以說，到其百年紀念（1998年）的時候，我的頭腦中還是在小學、中學課堂上被灌輸的幾條結論：康梁有志救國，光緒無力回天，榮袁甘作鷹犬，慈禧大動殺機…… 　　正是1998年，我在主編《中國時代》雜誌時，收到由朋友轉來署名為“周七月”的三篇系列稿件——對，就是那個在“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僥倖從鬼門關逃脫的周七月，文化部副部長周巍峙和歌唱演員王昆的兒子。他雖然後來在企業界工作，卻不能忘情於對歷史的探討和思考。他托朋友投來三篇文章，從三個戊戌變法的主角着筆，分析了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深刻教訓，狠狠地衝擊了內化在我頭腦中的官方主流敘述的結論。 　　雖然我當時對這位“業餘歷史研究者”文章的觀點還不是很同意（更準確地說，簡直就不是很懂），但本能地對其挑戰官方陳說的新鮮見解及其可能造成的思想衝擊而激動，分在三期上連續刊載了這一組文章。而那以後，我自己也被這一組文章喚起了興趣，找來更多的史料和研究專著，基本上抹去了我頭腦中在這個問題的固有觀念。 　　今年是戊戌變法115周年。就在115年前的這個月（1898年6月11日），清廷頒布《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正式啟動；約百日後，“六君子”人頭落地，改革夭折。海內外的近代史家和媒體又一次將關注的視線投向這一事件。 　　今年的紀念和探討文章，雖然各有角度，卻頗有相近之處。例如，騰訊歷史頻道推出的專題是《康有為毀了戊戌變法》（諶旭彬/資料整理），強調的是：“戊戌年本是大有希望之年，可惜的是，光緒皇帝鬼使神差，選了康有為這樣一個浮躁的政治投機者，做了變法的旗手。”“這場115年前的失敗改革，留給後人一個深刻的教訓：千萬不能把改革的大旗，輕率交到不靠譜的政治投機者手裡。” 　　新浪歷史則邀請五位歷史學家，共話戊戌變法的成敗得失，還原115年前那場變法前後的權力角逐、理念碰撞。其意圖為“用那個時代、那些人的故事，來指引我們對百年來中國政治變革的反思”。學者馬勇接受新浪採訪中也闡述說，並不是像官方主流歷史教科書所敘述的：當時朝廷中分為代表革新的“帝黨”和代表保守的“後黨”，慈禧不甘心交出權力、抗拒改革云云。馬勇教授指出：光緒心態焦急，康有為又想有“終南捷徑”，“希望靠偏方取勝”。宣布變法之後，“在這一百天……新政詔書連篇累牘，像雪花一樣飄過來，大家根本都應付不了。……詔書確確實實是覆蓋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各個領域，這些領域都在做大改動”。 　　寫得更全面、也更為生動的是下面雪珥的這篇文章。 　　雪珥是近三、四年來聲譽鵲起的學者。我在網上檢索，原來他還與共青團系統有點關係呢：1987年到團中央旗下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讀本科。 　　百度百科的“雪珥”詞條介紹： 　　雪珥，澳大利亞華人，原名蔣文勝，浙江人，幹過公務員、記者、律師，後來下海經商，做房地產開發。1999年，他憑藉50萬字的財經專欄，技術移民澳大利亞。 　　職業商人，非職業歷史拾荒者，有良心的歷史發明家，一直致力於收藏與晚清有關的海外文物，通過挖掘海外史料，運用國際關係理論，以國際化的嶄新視角、跨學科的寬闊思維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尤其是中國改革史，不僅十分注重歷史研究的實證，更重視思想的理性和寬容，及歷史研究成果的大眾傳播效果。兼任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CEFC）戰略分析師、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員。主要著作有： 　　《大東亞的沉沒》（署名雪兒簡司）（2008） 　　《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戰爭》（2010） 　　《國運1909：清帝國的改革突圍》（2010） 　　《大國海盜：浪尖上的中華先鋒》（2011） 　　《絕版恭親王》（2011） 　　《辛亥計劃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與民聲》（2011） 　　《天子腳下：1860—1890晚清經改始末》（2012） 職業商人，非職業歷史拾荒者雪珥 歷史在此失語 雪珥，《中國經營報》2015期 　　115年前的6月，北京城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的熱浪之中，中國領導人先後發布110道改革詔令，推動國家向現代體制全面轉型。但這場改革只持續了103天，當改革成為重新劃分利益的工具，它就很難維持生命力。此後，被保守勢力裹挾的中國，帶着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和仇視，高喊着“刀槍不入”，衝進了新世紀。   　　李鴻章喝悶酒   　　1898年9月24日，晚，北京。 　　75歲的李鴻章宴請了57歲的伊藤博文。兩人都可算是“無官一身輕”：以伊藤博文為總理的日本內閣，剛剛被推翻。下崗後，他出訪中國，在駐日公使裕庚看來，伊藤的訪華一方面是“系出無聊，回同退者來家擾，藉少避”，一方面也是“查看中華情形，有無機括可乘。”而李鴻章則自甲午戰爭失敗後，一直被“冷凍”在總理衙門，沒做老大很久了。 　　北京的形勢波雲詭譎。開始於6月11日的維新變法，剛剛於3天前（9月21日）被鎮壓，多人被捕。 　　此前，大清國的變法者們，對於伊藤的到來，十分欣喜，甚至醞釀着要請這位日本人在北京再就業，為大清國的改革把脈掌舵。但是，伊藤對他們並不看好。如今局勢明朗，他似乎對此更是不屑。 　　酒宴上，伊藤告訴李鴻章：“治弱國如修壞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運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許一聲，壓其至矣！”在伊藤博文看來，中國的改革如同修繕破房子，而“三五喜事之徒”，卻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結果當然就會壓垮這房子。 　　李鴻章對此十分贊同，他說：“侯言良是。始吾赴馬關，言索款不宜過多，恐牽掣亞東全局，今若此，尚何言？”在李鴻章看來，“三五喜事之徒”之所以能折騰，正是甲午戰後日本過分婪索的刺激。 　　這段對話的記錄，見於1913年初版的《戊戌履霜錄》。作者胡思敬，當年只是年僅29歲的吏部小幹部，他並沒有交待這些細節的來源，其真偽也就難以考證了。 　　《戊戌履霜錄》繼續寫道，李鴻章和伊藤二人“方飲酒感念舊事，各投箸欷歔，不樂而罷”。兩位前總理，似乎心緒都不好。這頓悶酒，他們究竟喝了幾杯？ 　　可以肯定的是，根據伊藤本人的記載，在這次晚宴上，李鴻章要求日本將流亡的康有為、梁啓超遣送回中國，被伊藤一口回絕。 　　伊藤博文這次來訪，總共和李鴻章見了三次。他在《清國旅行日記》記載道，第一次是9月15日，他抵達北京的第一天上午，“拜見總署王大臣（即主持總理衙門工作的慶親王奕劻）、訪問李鴻章”；第二次是16日，“午前，李鴻章來訪；午後，總署王大臣等來訪”；第三次是9月24日，“晚，李鴻章宴請”。 　　胡思敬所記載的那段對話，並沒有確切時間，但倘若屬實，只可能是伊藤與李鴻章的最後一次晚宴，不可能是頭兩次的午前會面。 　　“三五喜事之徒”的折騰，如此考語，代表了相當一群旁觀了這次維新變法運動的外國人的普遍觀感。只是，包括正在喝悶酒的李鴻章和伊藤在內，誰都沒有想到，這場以慘烈悲劇結束的大折騰，在日後的歷史敘述中，被賦予了種種光環，儼然成了一次悲壯的“改革”實踐，主要用以證明推倒重來的“革命”的必要與必然……   　　口水改革   　　要將戊戌年所發生的一切，當做“改革”，的確是需要有相當強大的邏輯顛覆能力——這些“改革”，絕大多數都僅僅停留在雪片般飛舞的文件之上，並未落地，“改革”的推動者們似乎對此根本不在乎。 　　6月11日頒布的《明定國是詔》，被公認為是這次“改革”的衝鋒號。細讀這份中央文件，所闡述的重點，只是強調“為什麼”要改革，而非“如何”改革。   　　“為什麼”要改革，在大清帝國早已不再成為問題。 　　自從1861年恭親王開始推動第一輪改革開放（洋務運動）之後，“外須和戎、內須變法”，已經成了一個基本的國策。截至甲午戰爭爆發（1894年），33年的改革開放中，的確出現了相當多的爭論，這被後世史家解讀為“洋務派”與“保守派”之間的鬥爭。但是，深入這些爭論的細節，就能發現，大多數爭論的焦點，並不在於“是否要”改革，而是在於“如何”改革。在向來信奉實用主義的中國官場，固守僵化意識形態的“原教旨主義者”，從來都是珍稀動物，其手中的意識形態旗幟，更多的只是一種道具而已。對意識形態的工具化利用，其實也為改革掃清了基本的障礙，並令改革得以聚焦在更為根本的問題上——利益。 　　比如，在最為激烈的鐵路建設爭論中，被貼上“保守派”標籤的那些反對者，所持的最有力理由，不僅僅是“祖宗成法”，也不僅僅是荒誕的“風水龍脈”，而是民生：鐵路建成後，此前靠趕車、乘船維生的群體，即將失業，他們是否會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這樣的爭論，不僅圍繞着現實問題，而且在客觀上也有助於完善改革措施。 　　1898年的《明定國是詔》，繼續在“為什麼”改革這個早已解決的問題上炒冷飯，而在“如何”改革上，除了強調發展“京師大學堂”之外，只是極為泛泛地要求“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路，當然也早已不是爭論焦點。 　　這份並無新意的詔書，與其說是“改革”的動員令，不如說是以“改革”為由頭的政治宣言。從實踐操盤來看，這種政治宣言，並非新理念的先聲，而往往是權力結構重組的預告。在此後的整個變法過程中，重組權力結構，果然成了以光緒皇帝為首的“改革者”們最為用力之處，也是康、梁們最為期待之處，更是所謂新舊兩派衝突最為激烈之處。戊戌變法，“改革”其實已經被異化，更多的是權力的爭奪，因此，對這個時期更為確切的稱呼，或許不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而應該是“戊戌易樞”“百日權爭”。 　　從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開始，到9月21日變法被強行喊停，總共103天的變法時間內，中央所發出的變法詔令，根據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列表統計，居然超過了110道。無論具體數字是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平均每天都有相關的中央文件面世。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圍繞某一主題生產中央文件最為密集的時期。 　　這些“改革”詔令，涉及了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方方面面。後世的不少研究者，對這一“改革”的判斷，多是依據這些中央文件的文本。但是，如此論證的本身，卻忽略了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文件上“所說”的，並非都是實際中“所做”的，甚至不是“能做”的。停留在紙面上的，最多只能說是“頂層設計”的藍圖而已，而要真正能稱得上“改革”一詞，至少要具備兩個要素：一，有“設計”；二，能“操作”。 　　正是從“操作”的角度，如此密集的文件發放本身，恰恰體現了這場“改革”的兒戲特徵——只有“設計”，難以“操作”，如浮雲般，無法落地。   　　一是數量太多。即便在如今的信息時代，在一個規模並不大的公司，倘或一天發一份改革文件，如何傳達到位也都是難題；更何況，在115年前的通訊條件下、在幅員如此遼闊的一個大國、在運行效率極為低下的官僚體制內，如此高密度的“改革”文件，傳送尚且困難，遑論執行落實。 　　二是涵蓋太寬。這些“改革”詔令，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文教方方面面，眉毛鬍子一把抓，沒有輕重緩急之別。如此“改革”，本身就已成為提高行政效率的障礙。 　　三是缺乏細則。這批雪片般的“改革”詔令中，絕大多數都是泛泛而言，只談原則和大道理，只有空泛的目標設定，卻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或配套措施等。光緒皇帝和他身邊的幕僚，似乎並不在意如何操作、如何落實、如何形成實效。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在私信中認為，“皇帝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他的團隊“缺乏工作經驗，他們簡直是以好心腸扼殺了進步——他們把足夠9年吃的東西，不顧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個月之內都填塞給它吃了”。 　　如此“改革”，若依然要冠“改革”之名，也就只能稱為“口水改革”。“口水改革”，不僅難以兌現，更大的危害還在於破壞了本就極為稀缺的中央權威資源，加大了離心傾向。   　　粗糙與粗暴   　　改革是一項利益調整，必然要觸及相當多的既得利益，引起反彈。改革當然不能因此知難而退，但事先進行充分的沙盤推演，考慮成本、收益，考慮正、副作用，儘量做好預案，以減少成本、提高收益，則應該是“頂層設計”或者任何其他“設計”的基本前提。 　　然而，戊戌變法中的“改革”，在這方面不僅相當粗糙，而且相當粗暴。細節決定成敗，正是在這些細節上的失誤，成為這場“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 　　一個例子是廢除八股，改用策論。就事論事，這當然是好事，能夠把中國精英分子的精力，從無病呻吟中解放出來，投放到對現實的更大關註上。對八股弊端的批判，早已是全社會的共識，並非起自戊戌“改革”者們，因此，“是否要改”已非問題，難點在於“如何改”，尤其是如何過渡——從工具的角度看，畢竟八股是延續千年、相對最為公平的“公務員”考試方式，關繫到政局、更關繫到千百萬讀書人的切身利益。 　　在康有為與光緒皇帝有關此事的對話中，康有為認為：“上既以為可廢，請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他建議光緒皇帝繞開行政體系，直接下令廢止。如此建議，當然遭到了朝臣反對，軍機大臣剛毅說：“此事重大，行之數百年，不可遂廢，請上細思。”後世的鬥爭史學，將這當作“頑固派”試圖阻撓“改革”的證據。最後，朝臣們拗不過皇帝，退而求其次，要求至少要徵得太后的同意，遂於1898年6月23日下詔，改八股為策論，但將改革期限放寬到3年。如此一來，雙方都不滿意，康有為因此發動了大規模的輿論造勢，逼迫高層立即推行這一改革，並由此而引發了一場無謂的黨爭，最終也並非通過“速改”的方案，卻既造成執行層的官員對“改革”的懷疑、也造成更多讀書人對“改革”的敵視。梁啓超後來在批註相關史料時，也反思說：“使數百萬之老舉人老秀才一旦盡失其登進之路，恐未免傷於激進，且學校生徒之成就，亦當期之於數年以後，故此數年中借策論科舉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辦法也。” 　　更為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在幹部人事調整上。 　　1898年8月30日，中央宣布裁撤多個部門。從精兵簡政、提高政府效率方面，這樣的裁撤毫無疑問是必要的，但問題是，這麼大範圍的裁員，事先並未做好、甚至根本沒考慮過安置分流計劃。“此詔一下，於是前者屍位素祿圃無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惶惶，更有與新政諸臣不兩立之勢”，“改革”者們“如投身於重圍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敵”（梁啓超《戊戌政變記》）。 　　《劍橋中國晚清史》對此評論說： 　　“這種激進的傾向不但與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意識形態立場背道而馳，而且也同幾乎整個官場的既得利益發生衝突……變法運動的驚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長的激進傾向造成了普遍的憂慮和不安氣氛，致使變法維新運動很容易被看成要無區別地摧毀一切現成秩序。這樣，百日維新使整個朝廷分裂成勢不兩立的敵對雙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數激進的少壯維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個官場。” 　　被看成是要“無區別地摧毀一切現成秩序”，這樣的“改革”到處無謂樹敵，失去了本該依靠、利用的力量。   　　奪權為先   　　對於戊戌變法，大清海關的高級幹部、美國漢學家馬士（H.B.Morse），認為改革者的唯我獨“改”、沒有尋求更大範圍的支持，相當致命。他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中說：“失敗的理由是明顯的……（改革者）只獲得在北京和在本省的廣東人的積極支持。” 　　“改革”者的唯我獨“改”及自我孤立，首先體現在將精力集中於行政架構的重組及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方面，是光緒身邊組成了一個實際上的“改革領導小組”，由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四位新晉的軍機章京組成，也即所謂的“四小軍機”，形成了一個鬆散的“四人幫”（他們在官場上各有奧援和背景）。這個“改革領導小組”雖然沒有足夠的時間掌握實權，但其已經表現出繞過現有體制、另起爐灶的架勢，與此前南書房、軍機處的設立模式和路徑相似，也與日後的“文革小組”十分類似。 　　另一方面，在體制內地位低微、並未進入決策圈子的康有為，不甘寂寞，多次要求設立一個體制改革領導機構“制度局”及執行機構“十二局”，徹底踢開現有的組織體系，“凡制度局所議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這等於是要“盡廢內閣、六部及督撫、藩桌、司道”。 　　在康有為看來，現有的官僚體制徹底糜爛，必須重組。新的體制，不僅要以“制度局”、“十二局”為核心，而且“凡局員皆選年力精壯講習時務者為之”。在康有為的設計中，“制度局”不僅是行政機構，也是立法機構、議政機構。史學家胡繩認為康的意圖是：“原有的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都沒有用處，因此要添設制度局，由維新派來掌握中央立法、行政權。” 　　這種設計，當然會遭到體制內人的極大反彈，對立情緒在改革之初就開始瀰漫，並根據陣營劃線——而非根據理念。 　　為了說服最高核心，康有為不斷升高調門，甚至宣稱不開制度局、改革就無法進行下去了。對“制度局”的偏執堅持，令康有為及所謂的“維新派”一頭扎進了權力爭奪中。問題是，他們這些人既無過往的政績，也無切實的方案，更無有力的班底，僅憑一些自己都未必搞懂的口號，突然平地起驚雷，要分享甚至奪取原有體制的權力，其理由、實力當然都是不足的。 　　在分享權力方面的挫折，令康有為開始訴諸于越來越戲劇化的偏激言辭甚至行為。康有為建議光緒，推行新法，最有效的辦法是殺人：“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這種思路，發展到最後，終於走向極端：他與體制內的譚嗣同，開始謀劃真正的政變，試圖動用軍事手段，“圍園殺後”。   　　圍園殺後   　　康有為、譚嗣同等人試圖發動政變，第一步是散布慈禧、榮祿要發動軍事政變的謠言。 　　6月15日，光緒宣告“本年秋間”將和太后“由火車路巡幸天津閱操”。“閱操”，就是觀看軍事演習。兩個月後，又發布了有關閱兵的第二道詔書。在宣布天津閱兵之前，光緒皇帝已經陪同慈禧太后檢閱了神機、火器、健銳三支部隊的新式操演。 　　康有為等一口咬定，即將在天津的閱兵，目的是為了推翻、甚至殺害光緒。天津兵變，時人和後人基於常識，都認為不可思議。編纂《清廷戊戌朝變紀聞》的蘇繼祖，雖然認定慈禧必有除去光緒之心，卻認為絕不可能以兵變的方式，因為以慈禧之力，根本不需要動用軍隊： 　　考諸各種史料，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計劃中的九月閱兵，將是慈禧太后發動的除去光緒皇帝的一場兵變。然而，兵變的謠傳，卻深深地影響了戊戌年的朝局發展——譚嗣同以子虛烏有的兵變，勸說袁世凱舉行實實在在的兵變。 　　袁世凱在他的回憶錄《戊戌紀略》記載，譚嗣同深夜來訪，給他看一封事先擬好的奏摺，內稱：“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建議光緒皇帝在袁世凱請訓時，“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袁世凱當即問譚嗣同：“圍頤和園欲何為？”譚嗣同說：“不除此老朽（慈禧），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康有為的《自編年譜》說，這是他的授意，“乃囑譚復生（譚嗣同）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 　　其實，康有為並無“天津兵變”的任何證據，其《自編年譜》中有一個字露了底：“先是慮九月天津閱兵即行廢立”。“慮”，最多只能算推斷。但是，這一推斷，到了付諸行動時，儼然就成了“殺後”的確切依據。 　　譚嗣同要求袁只管圍住頤和園，剩下的事情他能完成。而他們依賴的，是黑道人物畢永年。畢永年在回憶錄《詭謀直紀》說，康有為親口告訴他：“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於九月天津大閱時弒皇上，將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 　　康梁在多個場合露骨表示：“若有人帶兵八千人，即可圍頤和園，逼脅皇太后。”此前，康有為還曾經要求王照去動員其結義兄弟聶士成稱兵，而王照根本就不相信慈禧太后有“廢皇上之心”，拒絕了這一使命，才有譚嗣同出面遊說袁世凱。 　　“圍園殺後”，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康梁的禁忌話題，但多方資料都指向這是他們為了奪權而策動了一個超常規行動。 　　至此，“改革”徹底異化，將幾乎各方都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促成了各種反對力量的集結，反彈力度之大，甚至威脅到了皇位，太后只能出面喊停，否則光緒帝位堪憂。教科書中所謂的“戊戌政變”，實際上是母子分工、紅臉白臉，將隨時能爆炸的局面緩和下來。而六君子便如當年的商鞅，借其腦袋當剎車使了。 　　“戊戌政變”確是史實，但有兩個不同的“政變”：首先是康有為、譚嗣同的未遂政變，結果刺激了對方，將“改革”的爭論變成了刀槍的比拼；其次才是主流教科書說的由慈禧太后主導的政變。   　　喋血之後   　　依靠政變來推行“改革”，這正是“野狐禪”（當時學界對康有為的蔑稱）“改革者”們的致命之處。這樣的“改革”，即便成功了，真能推進改革嗎？被迅速處決的“六君子”中，譚嗣同作為政變的策劃者與謀劃者之一，並且也做了犧牲成仁、為變法流血的準備，可謂死得其所，其餘5人，則多少有點無辜。 　　走捷徑、搞政變，如此路徑與手段，令這場“改革”，從低效的兒戲變成危險的搏命。“改革者”不擇手段的權謀，不僅令時人普遍質疑其維新的動機，葬送了戊戌變法本身，而且還葬送了改革本身本就薄弱的公信力，為暴力“革命”提供了最好的理由。 　　與主流教科書所宣揚的不同，“六君子”被處決後，改革的步子並沒有停下來：被喊停的，僅僅是在“百日維新”中頒發的那100多道詔書中，無法操作和執行、或無謂樹敵的那些。 　　仔細比對戊戌政變前後的歷史細節，但凡洋務運動中就已經開始的改革，沒有一項被停止，甚至還在不斷深化。比如政變之後2個多月，中央頒布了《礦務鐵路章程》，以法規的方式，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支持民營經濟、並且在這過程中警惕公權力的不當干涉：“礦路分三種辦法，官辦、商辦、官商合辦，而總不如商辦。除未設局以前，業經開辦者不計外，此後多得商辦為主，官為設法招徠，盡力保護，仍不准干預該公司事權。”這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是一個被長期忽略的劃時代的文獻。 　　戊戌喋血之後，有關中央有兩個司令部的說法，被普遍傳開，並成為日後教科書採用的說法。一個是以慈禧為首的所謂“後黨”，反動而愚昧，一個是以光緒為首的“帝黨”，進步而開放。這種陣營的劃分，成為從戊戌以來、尤其是清亡之後，對於晚清高層政治運作的基本假設前提。但是，這種假設不僅缺乏直接證據的支持——所有慈禧那些被解讀為“反動”的措施，其解讀的邏輯並不嚴密，根本無法排除其作為戰術假動作的可能，何況，其更難以解釋戊戌喋血之後改革繼續推進的史實；而且還缺乏常識——太后畢竟不是女皇，可以隨時撤換太子；太后的權力是兒子做皇帝派生出來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從常識上看，與光緒皇帝的利益最為一致的，就是慈禧太后，也只能是慈禧太后。 　　不僅所謂“帝黨”、“後黨”的劃分毫無意義，將歷史人物劃分為所謂的頑固派、洋務派、改良派、革命派等也同樣沒有意義，貼上標籤，倒是省事，但很難解釋清楚複雜的歷史。 　　在晚清改革史中，戊戌變法、戊戌政變是最關鍵的一環，卻又是史實、史論都最為囫圇的一環。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當事人在日後的敘述中，多對事件做了對自己有利的修改，尤其康梁，為了在海外做“流亡生意”的需要，更是任意剪裁，甚至連光緒的密詔都敢偽造。梁啓超本人在1921年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也明確承認：“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第二個原因，則是在民國之後，因為各種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又對這段歷史進行了任意剪裁，更難以窺見真相，遑論得出結論了。 　　在主流的歷史訴述中，這一悲劇之悲，首先是“六君子”為了偉大的事業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兩年後另一位主要參與者張蔭桓，也在新疆流放地被處決，實際上應是“七君子”。其次，主流也認為，這一悲劇導致了體制內改革（維新變法）的中止，證明了改良的道路行不通，而只有顛覆性的革命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儘管客觀史實是戊戌喋血之後，中國的體制內改革從未停滯，直到1911年。 　　被大多數人所忽略的是，這場悲劇的真正可悲之處，一是改變了體制內的力量對比，導致此後數年中，權爭取代改革成為體制內的主要工作，也正是因為權爭的需要，體制內的一群人不惜發動群眾運動（義和團運動），釀成了1900～1901年的更大悲劇；二是戊戌年的折騰，開啟了中國近現代不切實際的“大躍進”運動和不擇手段的痞子運動的魔盒。 　　近期文章： 　　《公民憲政共識》真能成為“共識”嗎？ 　　岳飛竟然不是“民族英雄”？ 　　“民主黨派”的歷史就是普世價值破滅的歷史 　　痛恨卍符號卻並不反感錘子鐮刀的原因何在？ 　　袁世凱的詩真寫得不同凡響 　　國軍後代前往抗日戰場尋訪祭奠（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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