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清朝官員到底有多累？

我們從一個清朝官員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里發現，處理公事的部分其實占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時間會消耗在私事應酬的漫長程式里。

　　平常我們讀史，讀的都是“大歷史”，好像那些英雄都是不拘小節只幹大事的超人。他們總是顯得與眾不同，不免讓人想象其起居生活肯定漂浮在日常圈子之外，到底是啥模樣更不是我們這些小民能夠知曉的。隨便舉個例子，如果你問道：一個混跡官場多年的清朝官員會如當今的白領那樣坐班嗎？他因公因私的作息時間分際應該劃在哪裡？恐怕很難有人能馬上回答上來。因為，作息時間就像條波瀾不驚的枯燥流線，瑣碎常態般地流淌不息，卻很難尋出什麼意義。可是有人卻偏不這樣看，名史家楊聯陞先生曾寫過一篇短文《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他的看法是，作息有根本的重要性，一個人的工作和遊憩時間的比率，是他在社會中所取所予的一個指數。為什麼這麼說呢？楊先生發現，中國古代王朝越到後期官員享受的假日就越少，如唐代到元代十天就有一次休假，到明清卻完全取消了。原因大致有兩個，一是公務員處理的事務越來越煩劇，繁文縟節不斷增加，二是皇帝權力高度集中，自己都忙得夠嗆，還能輕易放過手下的這些官員嗎？

　　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皇帝上朝時間之早令人驚訝，一般都在早上五點到六點，如果上朝時間延至七八點舉行就被以為相當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頤和園視朝，許多官員為了準時到達，必須半夜起床。清朝皇帝相當忠實地遵守早朝的時間，說明這是個嚴謹恪守規矩的王朝。最近我讀到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員惲毓鼎的日記，其中的一些記載也驗證了這個判斷。只是日記里對上朝時間之早的描述更加讓人不可思議，如1896年2月的一天，光緒皇帝要見官員，惲毓鼎必須四點鐘就到景運門朝房等候，七點鐘在乾清宮引見。3月初的日記則說某次上朝要三點鐘出門，因為道路泥濘，抵達東安門時天已黎明，光緒帝先到中和殿看祝版，所謂看版就是提前看一些官員寫的文件，然後再召見官員。也就是說，從家裡趕到上朝地點，中間可能要走兩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然後還要在朝房等候許久，如果遇到冬季雪天，道路泥濘，在車中顛沛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設備，還容易染上寒氣，導致身體不適。怪不得惲毓鼎有一次見到光緒帝就感嘆“天顏清減，深以為憂，竟無人敢以攝養之說為聖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臉色不好看都是讓上朝過早給鬧的，這聲嘆息頗似感同身受。如果是趕去頤和園上朝，就要起的更早。有一次給慈禧祝壽，惲毓鼎一點半鐘起床，先到東宮門外詹事府帳篷歇息一陣，再向頤和園進發，此時的頤和園內燈火通明，光彩如晝，也驗證了壽禮應是在黎明前後舉行的。

　　日記中還有一條記載先農壇祭祀儀式，祭禮需用燈籠做前導，也許天還剛蒙蒙亮，周圍景物朦朧難辨。等鐘聲鳴響，因為是要仿照農夫行觀耕禮，皇帝穿着便服出現，官員自然也要脫掉朝服跟着行禮。隨後有兩個戴着蓑笠的人進來舉行授鞭和耕具的儀式，數位朝臣牽着牛扶着犁，帶着種籽和盛水容器跟進，皇帝揮着鞭子裝模作樣地尾隨在後。扮演農夫的人搖着彩旗唱着田歌，權充導演，往返來回推犁四次之後，皇帝踏上觀耕台，看着王公九卿學着皇帝的樣子扶犁來回走動九次，才算行禮完畢。

　　在上朝和會客路途中由於時間充裕，官員可以在車中選讀一些書籍，惲毓鼎就讀過諸如《困學記聞》之類的經典筆記，他平常還兼懸壺行醫，在車中閱讀的書目也包括《難經疏證》《脈學輯要》這類醫書，有時兩天就可看完一本，可見在馬車顛簸中閱讀的時間不算短。

日記里的記載也會改變我們對宮廷生活的刻板印象，比如一次在頤和園仁壽殿赴筵宴，斟酒和奶茶各一巡後，所上菜品均帶有滿洲特色，菜單中有羊腿四隻，一大盤滿語稱為色食牡丹的食品，蘋果、葡萄各四盤，荔枝、桂圓、黑棗、核桃仁各一盤；五色糖子四盤，五色餑餑二十盤，牛毛饊子三盤。比較好玩的是，等宴會結束後，官員可以用袋子把吃剩下的食物帶走，倒不像如今的公款吃喝那麼浪費無度。惲毓鼎事後記載說，除了蘋果、葡萄可吃外，其餘或是過於生或是被蟲子蛀過。還有一次皇帝宴請蒙古王公，菜單更加簡單，王公行叩禮後，各賜酒一杯，宴會上只有白肉火鍋，一大盤鹹菜醬油和兩盤饅頭。宴後進入表演程序，先奏滿洲樂，然後是高蹺、竹馬和摔跤表演，由皇帝在摔跤手名單裡隨意點選兩人比試。再後是奏僧樂、回回樂及表演各式歌舞。可見皇家平常宴請客人食譜似較單調，並不如今人想象的那樣豐富多彩，因帶有儀式的性質，就更不可能多樣化了，好像與公款浪費沾不上邊。

　　不過要想通過以上的描述斷定清朝官員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不償命你可就錯了，因公勞累只是個假象，一個關鍵證明是早朝完畢後官員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似乎還遠不及當今的打卡白領那般辛苦奔命。皇家上朝時間雖然很早，不時會逼使官員天沒亮就得匆匆趕場，但一旦早朝儀式結束，官員可以立刻回家睡上一大覺，直到日落才醒也沒人管你。如不打算睡覺，剩下的時間也完全歸你支配，真可以說是想幹啥就幹啥。

　　就拿惲毓鼎的作息時間來說，他的詹事府職務相當於史官，負責皇帝的起居注編篡，也就是記錄皇帝的日常生活，也兼校一些官修史書，按理來說應該隨侍皇帝近旁。但除皇帝舉辦例行儀式時起居注官應陪伴左右外，其餘時間只偶爾光顧史館，平常都是史館派人把稿子送到家中交給他審閱，交還的日子好像也沒有嚴格的規定。審稿範圍包括《儒林》《文苑》這類官修史書的稿本，也包括審核校閱一些地方志。遇到上朝等公事，排班甚至可以自行協同商量，預先排定。如1898年年底詹事府規定有十二班，惲毓鼎自己選擇四班上朝，其餘班次即可免予參加。這四次上朝中，還有一次因起床過早，一點鐘起來頭暈嘔吐，半路折回未去。到了1905年，對那些缺席皇帝早朝的官員好像也沒有了處罰的規定，以致於有時上朝陪侍的官員稀稀落落，讓人感覺不成體統，在此之前，如起居注官有誤班或缺席者，須告知御前大臣奏聞議處，所以每次遇到有不來上朝者，大家就會惴惴不安。

　　與上朝這類公事相比，惲毓鼎大量時間會花費在與科舉同科或鄉親好友之間的團拜上面，寫一些私人應酬的書法也消耗大量精力。比如有一陣很多人送來扇面給惲毓鼎要求題字，桌面上扇面常常堆積如山，應接不暇。此外回覆信函和閒逛琉璃廠淘舊版書也是重要的活動。據他自己的統計，僅1908年一年就收到各省的信件達五六百封，內容全是委託辦事，謀取差缺等事。這些信雖不必一一回復，但拆閱處理也須耗去相當長的時間。

　　其它一部分時間會用來懸壺行醫，但早年行醫多是被動的，屬於給朋友幫忙，後來由於經濟拮据，才逐漸成了謀生手段。惲毓鼎的日記中對中國式的治病氛圍有很好玩的描述，如一次給朋友的妻子治病，他診斷是“實熱”，家人和病人自身卻認為是虛寒，從表面上看確實是虛寒的症狀，但惲毓鼎憑經驗堅持按實熱開方治療，服藥後，“熱象大現”，才使眾人信服。中國大夫治病往往並不具有西方醫生的權威地位，病人和家屬往往有權對病情指手劃腳，這是中醫與西醫處於不同的倫理情境中的緣故。所以說醫生要冒着風險堅持己見，要承受相當的壓力。所以惲毓鼎曾主張要堅持己見：“病重藥輕，其殺人與庸醫同罪”。

　　表面上看，官員受公事牽扯精力並不像預想的那樣多，但私事應酬確是如一張大網，常常罩得人喘不過氣來。從日記上看，趕赴私人飯局幾乎占去了惲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幾乎到了煩不勝煩的地步，而且多屬人情世故之舉，不可輕易拒絕，有一次從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一個多月的時間裡，“無日不有應酬，無日不有飯局”，以致於“疲睏浮動，頹然病矣”。所以日記中時常發出自責的聲音 。在1905年3月的一則日記中，惲毓鼎就自責說：“自去冬至今，會無謂之客，赴無謂之局，終日徵逐，身心俱疲，求六時靜坐看書而不可得，以致胸懷擾攘，往往夜不能寐。十餘年所用心性工夫幾全數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將為小人之歸矣。”也就是說再這樣消耗下去和小人沒什麼區別了，這可是相當嚴重的一個事情，有一次惲毓鼎絡繹不絕地連續接待了十幾位客人，搞的腿部疼痛不能舉步。他不由自主地開罵起來，覺得自己“究竟無一正經之事，無一關係之言，費光陰，耗精神”，發出真冤苦的抱怨。

1906年2月20日午前惲毓鼎連續接待了五撥兒客人，感到頭暈氣短，等客人剛離去，就嘔吐起來。於是發出了一陣感喟，說西人彼此見面時會就事論事，聚會後也不迎不送。宴會上談論閒情私事，公事免談。中國卻恰恰相反，那些來訪的人，明明有想說的事，卻先做無數浮泛的言辭加以鋪墊，廢去許多口舌後才進入正題，已耗去無數精神。等到了該說之事，說起來又反覆拉里拉雜，沒完沒了，喋喋不休，聽起來厭煩無比，其實幾句話就能說清。如此下去，主人哪裡會不困，哪裡會不怕會客？他說遇到一個朋友托他辦事，翻來覆去說了七八遍，送到大門，又照說一次。他感嘆這種人必不能絕大疑，成大事。所以他“每懸想荒江老屋，耕讀自娛，不復問人間事，恐生平誤此清福也”。

　　我們從一個清朝官員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里發現，處理公事的部分其實占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時間會消耗在私事應酬的漫長程式里。這些私事有些可以自行支配，有些則如無法擺脫的勞役，其中甘苦只有當事人自己才能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