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日常生活與特別保障體制

（研究性轉貼）

自從一兩年前對毛澤東1949年以後的日常生活有了興趣以後，筆者一直想探究的一個問題是，是什麼樣的保障體制在維繫其日常生活的正常進行？以往一些文章雖然提到毛澤東日常蔬菜、肉魚的特供問題，提到文革期間捲菸、戲劇、電視播放、電影配音等各個服務小組的情況，惟多就事論事，很少的把它們統合起來分析。筆者認為，毛澤東稿酬的管理，主副食品的特供，餐飲製作和醫療保健，各種娛樂活動的安排，捲菸、戲劇和電視播放等小組的建立，等等，都屬於領導人特別保障體制運行的組成部分。該體制固然高效率、高品質地滿足了毛澤東日常生活的各項需求，同時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或許這並非他本人的初衷，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下面利用目前所能看到材料，對作為毛澤東日常生活基礎的特別保障體製做一下簡單分析。

一、餐飲保障體制

對衣着不太“講究”的毛澤東，在飲食問題上還是頗在意的。不過，他不喜歡魚翅燕窩等官府食材，而是喜歡豬肉、魚、雞、狗肉（1960年代後也喜歡吃些牛、羊肉）等食材，願意吃口味辣、油脂多、味道濃郁的家鄉湘菜菜品。在戰爭年代，條件簡陋，講究不了那麼多。1949年3月從西柏坡進了北京城，從戰爭環境轉入和平時期，也開始了餐飲保障體制的建設。

一是正式設立生活管理員，統管家庭飲食財務。毛家設立生活管理員是1950年毛澤東從蘇聯訪問回來以後。按照汪東興的說法，毛澤東離開莫斯科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再三囑咐毛澤東，一方面要保重身體，注重生活，一方面要特別注意特務分子的暗害。於是組織上決定派專人負責毛澤東的生活問題。第一任管理員是由警衛班長改任的武象廷（《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上冊，第355頁），主要職責是為毛澤東採購食品和蔬菜。隨後陸續在毛家當生活管理員的有安克興、張國興（1955-1962年）、顧作良（時間不詳，見《在毛澤東身邊》，第183頁）、吳連登（1968-1976年）等人。毛家用餐的主、副食選購，毛澤東的工資稿酬等用度支出都由其經手。

二是為了保障毛澤東的餐飲需求，建立專門負責餐飲的廚師團隊。戰爭年代擔任毛家廚師的人，並不一定有專業訓練的經歷，更談不上擅長某一菜系的烹調，如1940年代掌廚毛澤東小灶的老廚師周少林，1948年擔任毛澤東小灶廚師的高金文，在香山雙清別墅時年僅17歲的小炊事員劉景峰等人差不多皆是如此。建國初，湖南省委選派10多名廚師到中南海工作，最後毛家裡留下兩名廚師，其中之一是為毛澤東做過大塊紅燒肉的梁樹增（參見《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4頁）。湖南解放是在1949年8月，國民黨長沙綏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在長沙起義，解放軍接管政權。待社會秩序稍為穩定後，為湖南籍中央領導人派廚師一事才會提上日程，所以應當是1949年底至1950年初的事兒。據《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一書稱，到了1954年，杭州劉莊賓館廚師韓阿福進入中南海時，發現為毛家廚師已增加到4位：韓阿福、李希武（也有材料稱李錫吾）、廖冰夫（《紅牆醫生》第21頁為廖炳福），還有打雜做零活的何貴友（《紅牆醫生》第21頁為侯貴友）。1957年，原先在專列上為毛澤東做飯的程汝明到毛家做飯；1960年冬，又增加了來自上海錦江飯店的蘇林發。其後，建立了北京飯店名廚輪流入值制度。如1969年3月，擅長做西餐的龐恩元由北京飯店調到毛家做飯（龐恩元《我為毛主席做狗不理包子》，載王震宇主編《在毛主席身邊》）。其後又有來自北京飯店的於存、黃子云等人進入毛家。由於許多在毛家工作的廚師並不擅長做面點，中南海還專門安排人負責白案。1975年毛澤東過生日時，就特地把麵點師傅田樹濱叫來做了壽麵。按中央辦公廳的規定，廚師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基本是3年一輪換，實際並未嚴格執行，因為毛澤東本人的意見才最終決定他們的去留。韓阿福、程汝明師傅曾多年擔綱毛家主廚，江青移居釣魚臺後，還把程師傅要到自己那裡去做飯。在毛澤東晚年為其做飯的於存師傅說：“我做的清燉甲魚主席很愛吃。因為，我知道主席愛吃甲魚爪，所以，我做甲魚從來不剪魚爪，而是把它們洗得乾乾淨淨，和魚一起燉。”又說：“毛主席不吃澱粉調過的菜，也不吃味精，我就用高湯給他調配口味。結果他都很滿意。”由於他做的菜挺合毛澤東的口味，有關部門不得不把按規定已回到北京飯店的於師傅再度調回來，前後一直幹了11年（《毛主席身邊炊事員的回憶--看看偉人的簡樸生活》）。

毛澤東的廚師團隊還包括專列廚師，比如程汝明師傅1950年參加工作就在鐵道部跑專列，1954年正式跟毛澤東跑專列，1957年才調到毛家做飯。那一年，專列廚師利用當時調到江西工作的汪東興提供的一口農家糧食餵大的豬，燒制了一頓紅燒肉，據說毛澤東十分欣賞，多次提起（《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第10頁）。

毛澤東離開中南海時，通常帶着廚師，只要在外開飯，即使去釣魚臺、人民大會堂也是如此，去外地更要隨行服務。1959年程汝明、李錫武就跟着毛回到韶山，在長沙最好的廚師們的協助下，做了8桌菜宴請韶山的鄉親們。1961年毛澤東在武漢宴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也是程師傅他們做的。但在一些毛澤東常去的地方，有關部門也安排固定廚師為其做飯，比如湖北的楊純清師傅多次成為毛澤東在武漢期間的專任廚師；毛澤東第二次回鄉期間，湖南省委特地從長沙派特級廚師石蔭祥到滴水洞服務。

毛澤東日常生活不規律，常常晚上工作，早上入睡，下午起床。為了搞好其生活保障，時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的汪東興親自兼任一組（中南海內專門為毛澤東服務的團隊）組長，為餐飲工作立了很多新規矩。據於存師傅回憶，他調到中南海之後，“工作完全以毛澤東的需要為準，一天24小時隨叫隨到。他把自己的‘生物鐘’調整到主席的鐘點上，為了保證夜間給主席做飯、熱飯，於存有時白天服安眠藥，強迫自己睡覺。久而久之，他就完全適應了中南海的工作環境，使毛澤東每天不必為柴米油鹽吃飯的事煩惱、發愁，可以安安靜靜、全心全意地為國家日理萬機了”（《毛主席身邊炊事員的回憶--看看偉人的簡樸生活》）。即使這樣仍免不了犯錯誤。有一次早上5點多鐘，衛士通知毛澤東要吃飯。正躺在床上睡覺的於存師傅一骨碌爬起來，還是迷迷糊糊的，錯把苦瓜倒進炒辣子雞丁的鍋里，端出了一盤“苦瓜炒雞丁”，因此受到批評。1954年春，杭州劉莊賓館的韓阿福師傅第一次進中南海，也是因為北京“太乾燥”，“上班有嚴格的紀律，沒有事兒也不能外出”，不習慣，幹了20多天就不想幹了，回到杭州。後來受到領導的批評：“叫你給主席做飯你不干，難道給資本家干？”（《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78、第17頁），才返回毛家。擔任毛家廚師，工作地點要向家人親友嚴格保密，逢年過節也不能回家。做着這麼榮耀的事兒，不能說，有時還要受到流言誹語的傷害。程汝明在毛家當廚師的那些年裡，“家人只知道程汝明的單位是中南海，程汝明寄給家裡的信也永遠發自‘中南海一〇一信箱’。直到毛澤東去世後，程汝明家人才明白，原來‘中南海一〇一信箱’就是毛澤東家”（《毛澤東的掌勺廚師回憶：菜單用完就銷毀》）。身為天津人的龐恩元“在毛主席處做廚師多年，因為不經常回家，其工作又有保密性，所以街坊四鄰不免有些議論，有傳言，這人八成是犯了錯誤，你看他成年累月都不回家嘛，工作再重要，家裡有老婆孩子逢年過節也得回來看看嘛。1976年毛主席逝世，《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中出現了龐恩元大名，天津老家的人恍然大悟--噢，老龐給毛主席做飯呀！怨不得不經常回家。四鄰相告，欽佩之情溢於言表”（《廚師憶給毛澤東做飯：北京飯店學到的本事根本用不上》）。

三是創立了食譜制定製度。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徐濤透露，毛澤東生前雖然沒有為後人留下“起居注”之類的東西，但工作人員較為完整的保存下來他的菜譜。“毛主席的菜譜起於1956年6月（以前闕如），止於1976年9月8日，基本上保持了連續性”。建立食譜制定體制，最初是出於營養平衡、合理膳食的考慮。據衛士周福明說，“主席每頓飯都有食譜。食譜是廚師和管理員提前一天寫下來的，再拿給我們衛士看，最後商定。”衛士參與食譜制定，主要是毛澤東“臨近睡覺前的那頓飯，必須由衛士陪着吃”，吃飯時也觀察毛澤東“這頓飯吃的怎麼樣，飯菜是否可口，把觀察了解的情況與廚師通通氣”（《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66、第73頁）。實際上，參與食譜制定的還有保健醫生和護士長，重點在營養搭配和少吃或不吃對毛澤東身體健康不利的食品上提供參考意見。徐濤在保健醫生任內，曾經勸一向酷嗜紅燒肉的毛澤東減少豬肉特別是肥豬肉的食入量。1959年5月，經過醫生會診，建議毛澤東以後少吃肉，特別是肥肉，全用豬油炒菜的方式也要改變。1961年4月26日，有關工作人員為毛澤東制定了一份內容十分豐富的西餐菜譜，以資每日制定菜譜時參考，此舉跟當時全國豬肉供應的形勢緊張有關，也是出於膳食葷素搭配得當，營養平衡合理的考慮。

毛澤東的菜譜制定後，一式兩份，一份保存下來，另一份由廚師帶至廚房具體執行。程汝明師傅說：“每次做飯之前，我要寫一份菜單上報，批准之後我再抄一份帶到廚房，等飯做完了，我就得把手裡的菜單解決掉。”為什麼要這樣？因為中央辦公廳有紀律，“不許工作人員留菜單。最初聽到這條紀律，程汝明並不理解。後來有同事告訴他，如果重要領導的飲食習慣被敵對勢力掌握，那麼他們就可能根據這些信息預測領導人的健康變化情況，然後選擇領導身體狀況不佳的時候向中國發難”（《毛澤東的掌勺廚師回憶：菜單用完就銷毀》）。這是那個“階級鬥爭天天講”的時代慣有的思維模式。

四是創立了食品化驗制度及主食、副食品特供體制。中國領導人的特供體制形成於1950年代。最初是效仿蘇聯領導人食品安檢體制，請了兩位黃頭髮藍眼睛的蘇聯專家進入中南海從事檢測技術工作，由此帶來對食品供應渠道的控制，安全食品基地的建設，食品供應體制的形成等一系列特供體制。據1950年年底進入中南海，擔任周恩來保健醫生的周尚珏回憶，當時有一位叫斯喬賓的蘇聯專家，把蘇聯那一套安全保健的方式都帶到中國來了，要中國的保健大夫們照着做。“斯喬賓經常強調的是要嚴格檢查衛生，他所說的檢查衛生還包括檢查空氣，要查看空氣中有沒有什麼有害物質。此外，他還告誡保健大夫們，要檢查首長駐地及其周圍擺放的花盆，要翻番土，看裡面有沒有什麼炸彈。”“另外，蘇聯專家也比較注意保健對象的飲食營養，要求經常對食物進行化驗，當然這個化驗主要也是對了防止有人在食物中投毒。但這使保健大夫們增長了一些知識，包括如何注意營養均衡。他們還要跟廚師們商量如何保證飲食營養的問題，協助制定菜譜，搞好調劑搭配，保持食品衛生等等。”（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第93頁）

應當說，蘇聯專家在中南海最初建設香山食品基地時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議，比如場地要大，物種要多，糧食、蔬菜、肉類、奶製品、水果要有專業生產區，辦公區要獨立，並且要有相應科研加工設備，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風、講究衛生、便於清掃。還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質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統，綠化隔離帶或圍牆等。而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對這種規範化模式食品基地一無所知。原警衛局副局長毛維忠回憶說：“那時大家剛從小農經濟環境裡過來，對辦什麼新式農場毫無經驗。最大的願望就是養豬燉肉、種糧吃飯。對蘇聯專家的那一套，從來沒有聽說過，真是‘新媳婦上轎，頭一遭’。”香山農場籌辦小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傳達的毛主席意見：人家想搞一流的模範農場，說明他們有學問、有知識，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辦成好事。蘇聯工業發達，地方大、人口少、好辦事，我們比不了。現在弄吃的，也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先搞“土”的，以後有條件，再搞“洋”的。標準打了折扣的“土”安全食品基地就是擁有近600畝土地的香山農場。根據一張存留至今的《香山農場區劃圖》，當時各類作物區面積是：種青貯玉米260畝；青割玉米15畝；打籽玉米10畝；白薯110畝；燕麥、大麥、冬小麥50畝；苜蓿（重要牧草）80畝、蘇丹草10畝，蔬菜40余畝等。整個農場擁有職工40餘人，中央辦公廳就制定了機關幹部每年參加勞動20天的規定，要求特別是青年幹部要參加體力勞動和生產實踐。該農場由中央警衛局管理，產品由局屬供應科收購，專供副總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員的需要。在隨後一段時間裡，這些領導人宴請外賓或重要人士所用的農場小牛肉、筍雞、乳製品、肉鴿、鮮蛋等樣樣都是濃醇飄香的真材實料。各家日常用量較大的豆角、黃瓜、茄子、西紅柿、油菜、青筍、尖椒、蘿蔔之類的蔬菜，由於合理種植，農家肥足，不愁澆水，故而蟲害少，長勢好。加上職工早起、早摘、細心分裝、及時送達，其乾淨新鮮程度，絕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趕上哪家首長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燒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黃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如果遇上按季熟透、剛從枝杈上摘下的西紅柿，其亦酸亦甜，原汁飽滿的天然美味（《香山農場：為中央首長特供農產品》）。其後，除稻田和人員外，香山農場全部歸北京市統一管理，自主經營。留下來的人員組建了“玉泉山農場”。除了種稻子外，還在沙土高墩上種栽“甜心白薯”，開墾山坡荒地栽種果樹。果品到了收摘季節，分為一、二、三級。以蘋果為例：一級最好，專供首長，市場價每斤兩角五分；二級次之，供機關幼兒園，每斤一角五分；三級最差，供機關工作人員（包括首長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為是自己種的，儘管普通，但味道不錯，大家總是爭相購買。代替香山農場供應中南海首長各家和總特灶基本副食需求的是巨山農場。該農場擁有土地1353畝，主要種植綠色水稻、青菜及飼養豬、雞等禽類，蜜桃香山大久保自1960年代起就享譽京城。產品一部分供應中央首長用，一部分用於改善幹部戰士生活。有一部名叫《歲月如歌》的書，曾描寫了一位叫郭黑兒的第31中隊警衛戰士從六所換防到巨山農場勞動，說該農場主要生產桃、梨、蘋果和葡萄，還有一個養雞場和一個奶牛場。農場的水果品種十分豐富，“使郭黑兒大開了眼界，而且增長了不少的園林知識。光是桃子、蘋果，就有不少品種。什麼蟠桃、黃金、水蜜桃什麼國光、青香蕉、黃香蕉等等。在這裡，郭黑兒既飽了眼福，也享了口福。哪種水果好吃，他們就專門吃哪種。當兵的人吃東西也不講究那麼多，把水果從樹上摘下來，用手搽吧搽吧，就是一頓飽餐。郭黑兒最喜歡吃那種足有一斤多一個的黃金桃，這種水果成熟得最晚，基本接近夏季時令水果的尾聲，才收這種水果。這種黃金桃全部上了紙袋，沒有任何蟲子光顧。吃到嘴裡，那可是爽呆了”（見該書第三十節《印象八大處》）。

中南海領導人的日常生活保障主要通過特設的供應站來分配。“在中南海東牆外北長街的一個院落內，有個被稱為供應站的單位，專門負責對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供應。那時，這裡的設備並不先進，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塊進行冷凍儲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貨架，儲存着從生產部門和市場上選購來的各類食品，包括糧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贈送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也都由這裡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單獨起灶做飯的一些領導人的廚師，都是來這裡購買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場去購買。有一些在市面上難以買到的名牌煙、酒，也可以在這裡買到，但購買的數量受到限制，這類東西是憑特供證定量供應的”（《50年代的中南海生活》，文章原標題為《陳伯達之子憶50年代中南海不為人知的生活》）。

香山農場、玉泉山農場和巨山農場的建設及其與之配套的食品特供保障體制的建立，開創了中國食品供應方面的幾個第一：

其一，開始使中南海的副食水果供應與北京普通市場完全隔離，做到每樣蔬果來歷清晰，使食品從生產到分配全程跟蹤，全程監控，以保證領導人的飲食安全。“特供”無小事。北京市二商局幹部高智勇2007年在《炎黃春秋》雜誌撰文回憶，過去為保證絕對安全，涉及“特供”事務的業務幹部與職工可由商業局選調，但保衛幹部與化驗人員，必須經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選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審查所考慮的因素。同時，他們不僅要認真執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與組織紀律，還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務對象的需求喜好，並在工作中落實（《人民大會堂“特供”標準揭秘》）。當時領導人家中的廚師甚至堅持不做來自普通市場的食品。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說：“炊事員買菜都去領導人特供的地方買，東西好一點兒”，“種類豐富一些。”剛結婚時，紀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錯，買點兒回來想做湯，炊事員不給做，說街上買的東西不准吃（張海林《紀坡民憶中南海往事：劉少奇、朱德日子過得最緊巴》，《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第26期）。其中涉及到的食品安全知識在當時中國老百姓中根本無人知曉。

其二，開始專門為毛澤東種植反季節蔬果。由於玉泉山農場能提供的產品種類越來越多，警衛局領導根據其獨特的住地環境，開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數領導人在飲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曾擔任中央辦公廳警衛局服務科招待員、辦事員、總特灶伙食組組長等職的張寶昌回憶說：有一年初夏剛至，天氣較熱，毛澤東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時間不對，老的沒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報告上去，不知什麼原因，毛澤東火了，駁斥道：“現在正是摘桔子的時候，怎麼會沒有，我要吃，叫他們去辦。”結果還是沒有鮮桔子，只好用罐頭產品替代，他自然很不高興。張寶昌說：人老了，有時候說話任性，是很難免的。但對領袖人物，工作人員不敢多嘴或頂撞，只能想盡法子，儘量滿足要求。玉泉山農場的同志專為毛澤東試種了幾樣平時他愛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無籽小西瓜，等等。對於這種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方法，有人解釋為“專供中的特供”。有的則戲稱為：“我們種的是黨中央一塊小小的自留地”（張雲初《香山農場-為中央首長特供農產品》）。

為毛澤東種植的反季節蔬菜還包括他最喜歡吃的野菜--馬齒莧。1967年5月13日中南海《對農場種植計劃的要求》中，特意將馬齒莧列為“重點保障的蔬菜”首位，要求平均日產一斤，常年供應（《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30頁）。

其三，開始動用特供基地的力量專門為毛澤東飲食服務，毛家生活管理員可以直接指揮基地工作人員。吳連登說過，有一次毛澤東覺得腳癢，怕是得了腳氣，就找吳旭君護士長說：“這段時間給我吃精米太多，給我吃些糙米吧。”吳旭君找到我說了此事，這時離開飯時間已經很短了，我趕緊給玉泉山農場的同志打電話，讓他們以最快的速度搞上二兩糙米。磨糙米的方法就是將稻子用磚頭在地上搓去稻殼就行了。這樣，當晚就用糙米做成了米飯。主席吃了很高興，此後我們就經常給主席做糙米飯吃。他還透露了另一件事兒：他們經常在中南海的湖裡給毛澤東捉小魚小蝦。如果不夠吃，他就會讓玉泉山農場在稻田裡捕撈，以保證毛澤東每天都能吃上新鮮的小魚小蝦（《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36頁）。這些都不是玉泉山農場生產計劃的內容，只是吳連登臨時提出的服務要求。

毛澤東的食品特供基地不僅限於上述3個北京農場。據網上傳聞，1980年代，稅務報的一篇文章中說，喜歡吃長沙東方紅漁場的活魚，於是安排專機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長沙”，專為毛空運活魚。現在長沙東方紅漁場的名字已很難檢索，但毛澤東的廚師程汝明的一段話卻可以從側面印證此事。程說，他隨專列到了長沙，當地特供了武昌魚。但毛澤東隨後去了武漢，當時沒有冷藏設備，他就用了幾塊冰做了“土冰箱”，把特供的武昌魚帶到武漢，毛澤東因此寫下“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的詩句。曾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孟進鴻將軍說：“主席每到一地，要請人談話，來了，走了，不興師動眾。但他想要吃的菜不是宴席上那種，有時真不好找，一旦沒有，他也會顯得不高興。有時甚至用送文件的飛機帶一小筐菜。武昌魚也只好專程由湖北運來，不像現在，哪個地方都有全國各地的土特產品”（《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一些事情（紀實回憶）》）。

毛澤東的特供也可以通過軍隊渠道實現。比如，廬山會議時，毛澤東吃的米是在北京由警衛戰士一粒一粒挑過的，但廚師在做飯時還要再挑一次。毛澤東喜歡吃野味，警衛部隊就到處去給他打野味。吳法憲回憶說，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機北去，周宇馳等人乘直升機從沙河機場起飛，正當周恩來等人緊張之際，毛澤東的警衛部隊要求進機場為毛打野兔子吃。周恩來說：“都什麼時候了，只好叫他們去打一次，以後不要再這樣了”（《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66頁）。曾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丁盛，說當年毛澤東喜歡吃麥片，他派人專門到香港去買澳大利亞生產的麥片，用情報部的船拉回來，直接送到北京。自己沒嘗過一口，也不知道怎麼吃。此外，毛澤東到武漢，上廬山，當地有關部門也都組織人去打野味，打麻雀，捉石蛙，做成美食端上餐桌。

毛澤東的食品來源還包括外國及全國各地送來的特產，如朝鮮贈送的蘋果、高麗參，外地農民送來的蔬菜等，一般來說大都轉送給了戰士們，有時也不反對自己享用。比如湖南特產油寒茵，只有五分硬幣大小，放在油里泡着，吃起來才脆。1958年湖南有關部門送來一罐子，毛澤東一直吃了十幾年（《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7頁）。

二、服裝保障體制

毛澤東剛進北京城時，並沒有專職裁縫。當時有一位在法國吃過洋麵包的王子清師傅，很早就名噪京華，“客戶多為達官顯貴，他常被派去給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送衣服。”首任北京市長葉劍英在當年國共談判時，已經人介紹認識了王子清，於是“派人進城找王子清，給中央首長做衣服”（《丁奎英神剪》）。1949年3月至10月，王子清和丁奎英師徒為毛澤東縫製了黃呢子中山裝1套、平紋灰布中山裝1套、開國大典禮服4套，還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每人各縫製1套平紋灰布中山裝。從服裝製作模式來看，已透露出準備專人制裝的意圖。製作完開國大典禮服後，王子清和丁奎英師徒便進了中南海，成為中央領導人的專職裁縫。

中國領導人服裝特別保障體制的基本形成於1956年秋。當時中央辦公廳從上海招收12名服裝技師，成立“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核和體格檢查，專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長們制裝。“這個‘特別加工部’，其實就是由這12名服裝技師組成的制裝小組。這12名服裝技師，皆出於上海紅幫門派--舊指為‘紅毛’(洋人)縫製洋服的裁縫。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師。而他們進了中南海後才明白，原來，‘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在當時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務，就是為毛澤東研製合體的着裝，包括讓毛澤東以嶄新的形象出現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這12名服裝技師各有所長，比如凌溪生師傅以做女裝見長，他帶一隊人專門給女賓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森則負責給領導人做特體服裝。至於制裝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縫們發話，中央辦公廳便會派人去各地廠家採購。完成‘毛裝’的製作後，特別加工部的12名裁縫於1958年搬出中南海，來到了東交民巷的紅都服裝店。這家服裝店，實際上就是國務院外交部外交人員服務局的一個服裝加工部，它的首要任務就是為中南海最高領導人和外國友人制裝。這裡的裁縫，中辦幾乎隨叫隨到。而中辦則根據領導人的偏愛，指定專門的裁剪師為之服務”（《國家領導人的服裝是由什麼人來製作的呢？》）。該服裝加工部只為國家、省部級領導人和外交人員專門服務的職能一直延續到1984年。之前，來“紅都”制裝需要持省部級以上的介紹信。而在那個時期，“紅都”品牌是政治身份以至地位的象徵（《張沉：紅都服裝從專為領導人服務到大眾品牌》）。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從1956年3月至4月，滬上多家西服名店遷到首都，而不是僅僅只有田阿桐、王庭森等十幾個人來京，各名店陸續在中南海、外交部、使館區附近開設西服加工門店，主要服務對象是各國使館和出國人員。1958年，波緯、雷蒙、造寸等7家遷京服裝店合併成立了北京友聯時裝廠。1966年“文革”開始時，原東交民巷門店改稱“反帝服裝店”，但為方便別國使館人員前來制裝，第二年又更名為“紅都”，並沿用至今（《為中國歷任領導人製衣的“紅色裁縫”》）。

在中南海內為領導人縫製衣服有很多規矩。田阿桐師傅回憶，他們這幫人是在半軍事化封閉狀態中工作：吃住都在中央辦公廳一個小院的集體宿舍里；上午9點準時上班，下午5點下班；周日可上街購物，但須遞交假條，按時回來再銷假；遇領導人緊急制裝任務，一連數周加班加點，甚至通宵不歸家；上崗前一律被要求學習保密手則，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嚴格要求保守秘密，遇親人朋友“不能說太多工作上的事”，以免暴露首長們的隱私。還有說話不要太快，走路不要太重；領導問你再說，領導不問你不能說；只談工作以內的事，不該說的絕對不說，等等（參見《國家領導人的服裝是由什麼人來製作的呢》）。他們對外統稱“中南海工作人員”，每月都按時在中辦領取幾塊錢的工資。

縫製服裝通常有測量、裁剪、縫製和熨燙4個步驟。因服務對象特殊，有關部門對這4個步驟提出了許多額外的特殊要求。為毛澤東加工服裝，測量是第一道難關。一般人都直接用尺子量。毛澤東本人也確實在請王子清師傅做衣服時用尺子量過長短。但到了1956年就不行了。又讓做衣服，又不准量尺寸。“1956年8月的一天，正在忙活的田阿桐突然接到一項為毛澤東做衣服的‘特殊任務’。中央辦公廳相關人員再三叮囑田阿桐要做好保密工作。毛澤東從井岡山時期就喜歡穿中山裝，田阿桐此次為他做的服裝自然也非中山裝莫屬了。俗話說‘量體裁衣’，做衣服自然少不了測量一下人體相關部位的尺寸。然而，田阿桐這次為毛澤東做衣服卻是個例外。出於安全考慮，為毛澤東做衣服的裁縫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談不上‘量體裁衣’了，只能靠‘目測’來解決問題。這對當事者來說無疑是一個莫大的考驗。當田阿桐在工作人員帶領下來到毛澤東所在的中南海書房時，已是晚上12點光景了。儘管田阿桐從來沒有通過‘目測’來做衣服，但憑着幾十年的經驗，他站在離毛澤東5米遠的地方，一次‘目測’成功（袁成亮《上世紀中央領導人的首席服裝師田阿桐》，《人民政協報》2009年05月15日）。今天談起這事來，許多人都滿口稱讚田阿桐師傅的”絕活“。但在那個”階級鬥爭天天講“的歲月里，讓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不寒而憟的階級鬥爭氣氛。保衛部門害怕”反革命分子“會以各種偽裝的身份接近、謀害毛澤東並不奇怪。奇怪的是毛澤東一進北京城，就讓京師著名裁縫王子清為他做衣服，並當面量尺寸。王子清是從法國留學回來的，又常為後來成為國民黨代總統的李宗仁等達官顯貴做衣服。按理說身份更複雜，更具備”反革命“嫌疑。為什麼那時為毛測量沒有事兒？7年之後，經中央辦公廳千挑萬選，又經過嚴格政審的田阿桐卻不被允許接近毛的身體測量？更可怪的是，僅僅一年之後，上海的周慶祥師傅還是用尺子為毛澤東量了尺寸，卻沒有誰懷疑毛澤東的好學生柯慶施派來的裁縫會不會用這條木尺謀害領袖？

接下來是下剪。王子清師傅縫製毛服裝時是徒弟、神剪丁奎英剪裁面料的；田阿桐則是目測之後，又參考了兩件毛澤東的舊衣服才下剪的。

在縫製環節，毛澤東的衣服也有特殊要求，”所有工序中的縫紉，除了直向縫合用縫紉機外，其餘都得用手工縫製，靠手工採取各種縫紉方法，達到掩蓋缺陷的效果“（高黎明口述，譚璐採訪《不知佳衣誰裁出》，載《北京青年報》2010年4月2日C2版）.

用特殊工藝熨燙，是讓衣服更適合人體穿着的最後一關。”按照主席的要求和形體，採取熨燙特殊工藝操作，即衣服大小不變，但形體胖的部位用熨燙胖，小的部位用熨燙小，這樣大小合體，衣服既能保持大小身體魁梧，同時又顯得瀟灑，並將衣服領子放低，不碰到頭部，穿着覺得舒服，領尖前面加挺，這樣就不會翻過來“（《毛澤東在上海》，第341-342頁）。

儘管”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搬出中南海以後，仍承擔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服裝縫製任務。但毛澤東制裝卻並非僅僅依靠由加工部演變而成的友聯時裝廠（後改”反帝“、”紅都“等名）。根據目前所見資料，北京的解放軍總後服裝工廠，上海的服裝六廠以及武漢不知名的裁縫等，都為毛澤東做過衣服。

1957年夏，毛澤東親口告訴時任上海服裝六廠車間主任的周慶祥，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是在武漢縫製的。當時正在上海開會的毛澤東又要求周慶祥再做兩套衣服。周慶祥所做的中淺灰色的派力司衣服，毛表示滿意，隨後又多次派人專程到上海做衣服，每次都是由周慶祥師傅縫製（參見《毛澤東在上海》，第341-342頁）。

1949年以後，毛澤東漸入老年。老人戀舊，穿過的衣物捨不得扔掉，縫縫補補又要穿。有一手”絕活“的縫補、織補師傅們也被納入到毛澤東的服裝保障系統中來。如總後服裝廠的劉奎元師傅，除了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為他製作了8套軍裝外，還以自己的高超技藝為毛的破衣服打上幾乎看不出來的補丁。上海的周慶祥師傅也為毛澤東補過衣服。吳興揚則另有”織補“絕技，”用與破損衣物相同的絲線，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紋來回編織“（《”織補大王-吳興揚》，央視國際www.cctv.com2007年07月25日22：10分《人物》欄目播出），使破了洞的衣物完好如初。另外，由毛家生活管理員吳連登出面，把縮了水的棉毛衣褲請北京針織廠的師傅們接長、拼大，把兩件普通的棉毛褲改為一件，三件棉毛衫改為兩件，或者上海的師傅用當時中國惟一一台燙毛衣的機器，把拉了大口子的毛衣恢復原型。縫補和織補此時成為毛澤東服裝保障的必要補充形式。

三、住所保障體制

對毛澤東的住所保障，中央和地方兩個系統都發揮了作用。中央系統住所保障主要體現在對在京及北戴河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住所修建及維修上，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新六所一號樓、玉泉山一號樓、北戴河別墅一號樓（1954年建）、北戴河小別墅（1959年建）、中南海室內游泳池、北京人民大會堂118廳、官園、釣魚臺12號樓、“二O二”等都屬此類。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就是中蘇關係最緊張之際，出於國防戰備的需要而在湖北咸寧修建了特一號別墅（有面積可觀的地下辦公用房）。地方系統住所保障的情況更複雜一些，有在各省國賓館內修建的住所，如武漢東湖梅嶺一號別墅、鄭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八號樓、長沙蓉園一號樓、長沙九所三號樓和六號樓、上海西郊賓館某樓、杭州劉莊一號樓、杭州汪莊一號樓、哈爾濱花園邨賓館某樓、成都金牛賓館一號樓、南寧西園飯店、呼和浩特新城賓館、南京依村1號別墅、太原晉祠賓館、合肥稻香樓賓館、西寧勝利賓館、西安丈八溝賓館、蘭州寧臥莊賓館、長春南湖賓館、濟南南郊賓館、南昌濱江賓館、貴陽花溪西舍和東舍、廣州小島賓館、廣州南湖別墅七號樓和松園、廣州雞頸坑別墅等；有在風景區修建的住所，如江西廬山蘆林一號別墅、北京密雲水庫石駱駝別墅毛澤東住所、遼寧大連棒棰島賓館、山東青島八大關小禮堂、海南鹿回頭賓館等；還有為毛澤東乘坐專列路過時短暫休息用的住所，如浙江金華“512工程”別墅、上海虹橋“一0一”住所、南昌“八二八”賓館一號樓；最後還有毛澤東專門要求修建的住所，如韶山的松山一號樓及滴水洞別墅。

這些住所修建的批准權限、資金來源不同，管理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比如中南海室內游泳池工程，就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辦管理局局長鄧典桃批准施工的（田恆貴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內修繕工程雜憶》）；官園住所是由總理周恩來、中辦主任汪東興批準的（歐陽海燕《未曾公開的軼事》）；廣州南湖住所是由總理周恩來、軍委工作主持人葉劍英決策進行的（丁盛口述，金光整理《丁盛回憶錄》）；浙江金華“512工程”別墅是由陸軍第20軍首長開會決定的（《20軍60師前副師長沈世元證實---金華神秘的601別墅是毛主席休息室》）；湖北咸寧“特一號別墅”工程是由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批準的（《131工程簡介牌》），毛澤東同意。至於在毛澤東家鄉韶山修建的松山一號和滴水洞住所，就只能在湖南省內部消化。一位曾參加韶山滴水洞工程的人談到，他於1959年被作為特種兵徵招到滴水洞搞建設，到1960年時，上級說國家經濟困難，暫時不搞了，大部分人回家去種田，留下的人繼續修建。這個來自湖南常寧的青年人留下了，1962年底工程建好後，他被分配到韶山賓館當鍋爐工（文熱心《毛澤東與故鄉》，第132頁）。可見當時湖南資金捉襟見肘的窘境。

在當時中國計劃經濟的體制下，這些大有來頭的工程具體運作過程也是一波三折。僅舉廣州南湖住所為例：

廣州南湖別墅七號樓、松園及磨刀坑別墅是在中辦主任汪東興的提議下，由廣州軍區於1971年修建的。但毛澤東並未住過，周恩來、江青等人曾下榻於此。無論是1950-1960年代，還是文革期間，各地領導人都對為毛澤東蓋房子十分積極，“文革”期間尤甚。毛澤東住所工程往往特事特辦，採取種種非常規辦法。1971年汪東興親自交待任務併到現場選址，決定修建南湖毛澤東住所。但他又說“建築材料你們自己解決，不要找我們，我們管不了！”由於“缺少經費和建材，廣州軍區首長和機關不得不四處‘化緣’。被求到的單位負責人，一聽說是給毛澤東修房子，都慷慨解囊，盡力支援。軍區最先求到的是總後勤部。由副部長陳龐經手，一次就批了1000萬元--事後聽說黃永勝已經向總後打了招呼。廣東省革委會自然也是捐助大戶。缺少木料，向東北求援，瀋陽軍區幫助解決了5000立方優質木材，分文不收”。

“九一三事件”後，傳出一股南湖居所是為林彪另立中央蓋房子的說法，“廣州軍區負責人對外界議論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隨着這股風越吹越大，他們開始有些不安。冷靜地想一想，這中間確有紕漏。最大的問題是：這樣一項耗資數千萬元、調動千軍萬馬的浩大工程，竟然沒有中央的書面指示、批件，沒有列入國家建設計劃！過去全憑上面某人的口頭指示甚至暗示，全憑對領袖的‘深厚階級感情’，就不顧一切地大幹起來。現在如果較真兒，上面再不認賬，那可是空口無憑，有理說不清呀！”於是趕快尋求補救辦法，派人去北京向國家計委、國家建委補報。到達當晚，“國家建委副主任謝北一和國家計委一位叫張彥文的處長來到北京飯店聽王慶林匯報。謝北一和計委的那位處長對王慶林很客氣，在聽過匯報並看了王慶林帶去的一些資料、主要是照片之後，謝北一說：‘軍區修房子，東興同志到現地看過了，整個工程情況他清楚，我們按東興同志的意見辦就是了。我們不是對這項工程進行審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這項工程，我們想了解一下情況。再就是你們申請解決420套陶瓷潔具，數量大了，要這麼多幹什麼？主席最近有個指示：國內節儉些，多外援一些。你們要的潔具都是高級產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員的住房可以不用嘛。’臨別時，謝北一看了一下張處長對王慶林說：‘很快要開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了，你們還缺什麼材料，到時可以在會上提出來。’兩天后的晚間，毛維忠也來北京飯店聽王慶林匯報，並傳達汪東興的指示。匯報近3個小時，毛維忠不時提問，而且問得很細。最後他傳達汪東興的指示：修這項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後，有人寫檢舉信，說房子是給林彪修的。這個工程確實大了些，又沒向中央正式報告。工程經費，你們軍區首長原來表示自己解決，後來又到處要錢，總後就是1000萬，還向軍委工程兵和廣東省要，動用兵力也很大，難怪有反映。現在你們趕快寫個材料，向中央補報一下。王慶林表示回廣州後立即向軍區領導匯報，然後以軍區名義向中央寫個報告。‘不行，’毛維忠斬釘截鐵地說，‘汪主任讓你們馬上寫。’王慶林不敢作主，打電話請示丁盛，丁盛說就按汪主任的要求辦。王慶林只好寫，簽了自己的名字。毛維忠拿上王慶林寫的報告和各種資料走了，說是馬上送汪東興審查。不到1個小時，毛維忠又回來了，傳達汪東興看過王慶林的材料後的指示。汪東興對工程總的感到滿意，認為軍區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慶林回到廣州後要提醒軍區領導：現在‘政治氣候不對，要避一避風’。南湖的4組房子，第一組已經完工，第二、三、四組即將完工，要繼續完善配套。原計劃在松園給主席再修一組房子，就不要修了。”在“文革”中，為毛澤東建房子無一不是“獻忠”工程。一個軍領導的考慮（金華工程），汪東興對下面的交待（廣州南湖工程），都可以成為修建住宅的充足理由。造價高達6000多萬（不算部隊施工的所有支出）的南湖居所，居然很容易就被補充列入國家計劃。

為毛澤東修房子，地方領導人熱心，國家機關熱心，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很熱心。他們對修建住房的指導甚至細緻到令人吃驚的程度。遲澤厚在記敘南湖工程時講道：1971年5月26日，廣州軍區王慶林、鄒合典進京匯報，“這次是毛維忠和汪東興一位姓孫的秘書一起聽王慶林、鄒合典的匯報。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毛維忠在聽匯報後當場講了許多看法，那位秘書也講了不少意見。可以看出，這位秘書對毛澤東和江青的生活習慣極為熟悉，對園林建築也頗為在行。毛維忠在臨走時說：‘這是最後一次審查了。你們回去就要馬上組織開工。不過，剛才我講的不一定算數。我還要向汪主任匯報，看看他還有什麼指示。你們先不要走，說不定汪主任還會直接聽你們的匯報。’果然，5月31日，王慶林和鄒合典接到孫秘書的電話：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孫秘書親自開車把王慶林、鄒合典接到人民大會堂。由於汪東興已經仔細看過了廣州軍區上報的書面材料，因而不需王、鄒二人再作全面匯報，他們只根據汪東興的提問作了一些補充說明。接見主要是聽汪東興的指示。汪東興首先對廣州軍區1個月來的工作大加誇獎，認為軍區主要領導領會意圖好，決心大，行動快，所以才有現在的成績。他贊同軍區把4組房子都放在磨刀坑水庫南岸的意見。接着談到技術問題。汪東興談得十分具體，對計劃修建的4組共40棟房子從布局、結構、環境布置到內部裝修、陳設，都一一提出要求。特別是對毛澤東和江青的房子，講得尤其細緻入微，一絲不苟，連地毯邊角的圖飾、色調，哪一盞燈的位置和燈管、燈泡的瓦數，這些極不起眼的問題，都有明確要求”（《南湖“行宮”修建記》）。

毛澤東住所的建築質量是第一流的，室內裝修和物品陳設也是第一流的。

一些記敘毛澤東住所的文字都強調其內部裝修簡單，家具陳設也不豪華。近些年其中一些住所開放供人參觀。有網友拍了南昌“八二八”賓館裡毛澤東臥室的照片，說牆上竟貼着瓷磚，可見簡陋之極。

這是對毛澤東住所的室內裝修和物品陳設水平的極大誤解。

熟悉中國現代歷史的人都知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社會生活總體上仍處於封閉和落後的狀態，還談不上與國際社會接軌。其房屋裝修觀念也是如此，以為住室貼上瓷磚就是最好的裝修了。負責修建浙江金華“512工程”別墅的副師長沈世元說“毛主席身材高大，我們在臥室衛生間安裝了一面鏡子，1.9米高。衛生間用瓷磚粘貼，本來打算室內全部貼上瓷磚，後來聽說毛主席快要來了，來不及，就改用板材裝修，塗上塗料”。“八二八”賓館裡的毛澤東臥室用瓷磚鑲貼，正是那個年代的正常現象，很時髦的。今天當然要笑掉大牙了。不過，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卻不這樣看。曾經負責接收浙江金華“512工程”別墅的董連津說，分局領導在介紹別墅情況時說的“外土內洋”、“堅固耐用”等詞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根榮、慈劍鋒《當年接管別墅的鐵路離休老幹部說出內情，601別墅的真正代號為“512工程”》）。同樣的道理，毛澤東經常下榻的“蓉園一號從外表上看，顯得莊嚴、樸實，內部設施卻是一流的，規格較高”（《湖南的【釣魚臺】--九所蓉園》）。

毛的屋內裝修和用具在那個時代也是最好的了。比如在中南海菊香書屋，1950年代為毛澤東和江青修的“兩個衛生間裡的洗手池邊，第一次安裝了活動的蓮蓬噴頭，就是軟管連接的、可以用手拿着的，便於洗頭的那種。這種活動的蓮蓬噴頭，是當時我們在北京能見到的最新型的產品了。據說還是從上海購買來的”（田恆貴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內修繕工程雜憶》，載《文史參考》雜誌2010年第16期）。

武漢梅嶺一號，“在整個餐廳里，最破舊的物什是一個小冰箱。毛澤東有個習慣，中午吃剩下的半盤菠菜，晚上還要接着吃。武漢的夏天很熱，為了不讓菜餿掉，賓館就琢磨着弄個冰箱。在1950年代的中國，並不存在冰箱的概念，最後只好托北京醫療器械廠做了一個冷藏箱，箱內溫度最低維持在6攝氏度，基本上可保證領袖吃剩菜不拉肚子。到了1960年代，雪花牌冰箱問世，溫度能控制在零攝氏度以下--據資料，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這種冰箱才開始進入北京的某些家庭--賓館方面給毛澤東換上了新冰箱，可他只是問‘我的冰箱哪裡去了？’工作人員只好把舊冰箱找回來。”為了讓毛看上電視，湖北台和央視同時建台，使毛澤東在東湖賓館看上了電視。“原西德共產黨曾贈給毛澤東一套組合機，由電視機、電唱機和收音機組成，這台足有四個電腦屏幕大的機器是當年世界工業界的尖端產品。1956年的湖北，還沒有電視台，放在東湖賓館裡的這台洋玩意，一度面臨淪為擺設的命運，‘主席根本看不了’。為此，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王任重找到原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籌建湖北電視台，一年後建成。有了電視台，沒有節目，沒有發射信號，電視還是沒法看，直到1960年12月1日，湖北台終於開始發射節目了，成為中國最早開始發射電視節目的電視台之一。有電視機看，有收音機聽，毛澤東最喜歡做的事情還是看書。每個深夜，他都在床上看書。一張小床，容不得1米83的他自如翻身，書掉到地上，就會讓他從夢中驚醒。為此，東湖賓館特意做了一個長2.5米寬2米的大木床，從床頭向床腳傾斜，這樣就算是書掉下來，也是順着床板滑到床腳。‘我們接待主席，曾經找了最好的木匠打造了一個彈簧床，沒想到主席當天根本沒有睡在床上，因為睡不慣，他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都沒有和我們說一聲。’鄭敏庭告訴記者，那時賓館每天要收取4.2毛錢的生活費，毛澤東一直是按時交納的，還要檢查票據，不准拖欠費用。類似的細節數不勝數，相應地，賓館對領袖的服務也是無微不至。‘主席辦公室的檯燈是經常亮着的，有兩次燈周圍都烤焦了，電工師傅就把電壓由220伏改為了60伏，就算主席不小心碰到了電源，也不會被電到了’。”（《懷念毛主席---毛主席在武漢東湖梅嶺一號二三事》）

廬山蘆林一號修建時，所有的門鎖、鋯鏈、抽銷、風鈎都是上海紅光五金廠用黃銅按規格製造的；採暖設施由上海建築機械廠製造；室內家具都是上海大廈家具廠按中南海毛澤東住所的家具加工製作的話；室內各種燈具，由上海燈具廠仿人民大會堂式樣製造，其中包括專門為毛澤東辦公用的立式可旋轉360度的檯燈（李國強等《毛澤東與廬山》，第225頁）。

1966年6月18日，毛澤東入住滴水洞，“時值仲夏，氣溫較高，滴水洞別墅沒有冷氣設備。肖根如處長親自從長沙用卡車拉來幾個大木桶和幾塊冰，分放在木桶里，用電風扇把冰吹融成冷氣，使室內溫度降低。毛主席看了很高興，他幽默地說：這種‘土空氣’不錯嘛”（《張耀祠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第38頁）。

有人近年參觀了南昌“八二八”賓館，其描述的情形是：“穿過停車大廳，便來到了一號樓活動室。……活動室周圍的玻璃有三層，每層玻璃有一尺多厚。王經理告訴我們，這種玻璃具有防彈、防風、隔音的效果。為此，他們還特意在窗外放爆竹實驗過，室內聽不到任何聲音。從活動室出來，穿過一條走廊，便來到了會議室，實際兼作書房。會議室完全是按照中南海的模式建造的。王經理介紹，會議室的地毯也很特別，是1969年8月從青海訂製的純羊毛地毯，無接縫拼痕，梅花圖案鑲嵌，青竹展枝，栩栩如生。……穿過幾間隨從用的房間，便來到主席臥室。在主席臥室內，記者發現令人驚奇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空調’。王經理介紹，‘空調’由緊貼牆壁四周的斗型冷氣出風口構成，冷氣來自地下30米深的井水抽出的冷風，均勻飄灑下來，可將室內溫度保持在20攝氏度，清爽宜人，沁人心脾，勝過今天的空調”（《探訪南昌“八二八”防空洞毛主席專車防彈防水防毒》）。

“南湖與松園工程建成，讓廣州原有的內部高級招待所無不黯然失色。這裡環境開闊，湖光山色，風景幽美，空氣清新；布局合理，設計精妙，工藝嚴格，陳設考究。此外還有兩個最大特點：建築高大、堅固。主房最大房間面積400多平方米，室內最高處8米，其餘房間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進入房內都有一種渺小的感覺”。當時，廣州南湖居所僅高級陶瓷潔具就申請了420套，連國家建委副主任謝北一都感到吃驚（《南湖“行宮”修建記》）。

可見毛澤東住所的建設及各種用品陳設是當時國內條件下最好、最新的。多少年後，為了強調毛澤東的樸素生活，非要把這說成是條件窳陋，陳設簡單，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四、出行保障體制

戰爭年代，毛澤東的出行有3件事大家記憶深刻：一是在長征路上繳獲的戰利品，騎乘多年的小黃馬；二是延安時期乘用的由海外華僑贈送的救護車。1942年5月，共產國際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o弗拉基米爾在自己的日記里記載了他們抵達延安機場時，毛澤東乘坐老式救護車來機場的情況（《延安日記》，第6頁）。據1945年春被調到中央警衛團的鄔吉成回憶，他第一次看到毛澤東的汽車是該車從棗園經延河大橋開往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那種小車比較特殊，樣子就像現在的工具車，後來得知是抗戰時期海外華僑捐贈的。那車子兩邊的門下有踏板，警衛人員就站在踏板上，威風凜凜。”（《紅色警衛》，第6頁）三是進北京城時乘坐的美式中吉普。馬與車的更替反映了毛澤東的出行條件在不斷改善。那麼，1949年以後，毛澤東的出行方式都有哪些變化？

一是可以視需要乘坐飛機、專列火車、艦船和汽車等當時擁有的各類交通工具。

按機要員謝靜宜的說法，毛澤東首次乘飛機是在“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提出要去廣州視察。為了節省路途上的時間，他堅持廣州一行要乘坐飛機--而且是由我國飛行員駕駛的飛機。4月30日，當時的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向駐京專機飛行團的團長胡萍下達了執行毛澤東專機的飛行任務。任務機組由團長親自擔任機長，飛行員為陳錦忠，領航員為張振民，通信員為柳昆尚，機械師為舒執章。飛機選定為團里按專機要求改裝過的兩架蘇制里-2運輸機中較好的一架--8205號飛機。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乘坐人民空軍自己的飛機，所以中央對於這次飛行特別重視，8205號飛機經過了仔細的維護和試飛。5月3日早晨，毛澤東乘8205號飛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經武漢去廣州。飛行4個半小時後，於12時30分在武昌南湖機場降落休息。當天下午2時30分，從南湖機場起飛，飛行3個半小時後，於下午6點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安全到達目的地。毛澤東在廣州停留近一個月。5月30日，毛澤東乘8205號飛機從廣州返回北京，當天在湖南長沙大托鋪機場降落並暢遊湘江。第二天又飛武漢。當飛機在南湖機場降落時，毛主席特意從空中觀察武漢長江大橋的橋墩施工情景。6月4日，毛主席在上午暢遊長江之後，下午就乘飛機從漢口王家墩機場起飛回北京。不料，途經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時，飛機遭遇雷雨雲阻斷航路。雷雨雲是垂直發展達數千米的雲層。飛機一旦誤入這樣的雲層，就會受到強烈的擾動和冰雹與雷電的襲擊。即使是設備先進的飛機和技術高超的飛行員也不敢闖入這種危險的雲層。現代噴氣式飛機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從雲頂越過。但對於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飛機來說，就只有改變航線，繞過雷雨雲區。8205號的空勤組經過研究後，果斷地改變計劃的航向。首先飛向天氣比較穩定的滄州機場上空，躲開雷雨雲後，再改向北飛，回到北京西郊機場降落。在繞雲飛行的過程中，約有40分鐘的時間，飛機與地面失去聯繫，地面雷達也無法找到空中的飛機。這時，在西郊機場迎接的中央首長和在指揮塔台守候的劉亞樓以及所有在場人員都焦慮萬分。失蹤的飛機終於出現在西郊機場的上空，緩緩降落。當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書卷，從容走下飛機的時候，人們才鬆了一口氣”（《謝靜宜揭秘：主席不乘飛機真實原因》）。

後來毛澤東很少乘坐飛機了。其原因有三種說法：1.因為1956年的那次“空中歷險”，中央政治局才嚴格控制毛澤東乘坐飛機。為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中央政治局一致決定，以後所有的外出考察，一般不允許他坐飛機，一律改乘火車或其他交通工具。2.曾任毛澤東專機機長的李恩恕說：“為了確保毛主席的安全，1958年的武昌會議決定，毛主席外出不再乘坐飛機”（《毛澤東與鄭州》，第40頁）。此時距1956年那次空中遇險已過了兩年。3.謝靜宜則提供了第三種說法。她說：“毛主席每次離京都是乘坐火車外出，也就是專列。極少乘坐飛機，並不是出於個人安全方面的考慮，而是從工作出發的。有一次，主席曾對我談到此事，說‘乘火車就可以掌握主動權，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讓火車找個支線停下來，下車去看看，或者找當地領導談談都行。’”（《謝靜宜揭秘：主席不乘飛機真實原因》）。但毛澤東還是於1967年7月21日又坐了一次飛機。此前，毛澤東等人為了解決武漢不同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問題而抵達武漢，王力出面發表講話，宣布支持“三鋼”、“工人總部”，批評了武漢軍區支左路線及其所支持的“百萬雄師”組織，引起“百萬雄師”的強烈反彈，該組織衝擊了王力等人居住的、與梅嶺一號相鄰的百花別墅。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中央領導人勸他於21日凌晨乘飛機飛往上海。

毛澤東第一次乘坐火車專列是在1949年3月25日凌晨，由西柏坡乘汽車到涿縣後，換乘火車前往北平清華園火車站。但此“專列”只是專門運送毛澤東等人進京的火車，而非後來那種專門製造，從功能到舒適度都極好的專用列車。1950年代初，毛澤東出門遠行“乘坐的專列是美國總統杜魯門送給蔣介石的，蔣介石還沒有看到火車是啥樣子，就被解放軍繳獲。”此車設備齊全，工藝精細，十分講究，主席赴蘇訪問時就坐的此車“（《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上冊，第369頁）。1953年12月，從事醫務工作姚淑賢曾作為毛澤東專列車組成員出乘。她回憶說，出乘的專列”是國產的，掛有兩節軟包車廂，七八節普通軟臥車廂。前有行李車，後有乘務人員休息的硬臥車廂（後來也換成軟臥車廂）“。軟包車廂的內部結構是：“一個客廳，廳內擁有桌椅沙發。黨和國家領導人視察各省時常在這裡同省委領導談話。一個主房間是首長臥室，內設浴池廁所。一個副房間是衛士長住。還有兩個小房間，上下鋪，分別由衛士和列車員住。有個公用廁所。是首長之外其他人共用。1958年以前使用的老式國產車還有個小小會議室”。至於為什麼要掛兩節軟包車廂，當年擔任列車員的李愛茹告訴人們，毛的包車是甲級乘務車，乙級乘務車是備用車。排列順序是“主席的包車後面是小灶餐車，小灶餐車的後面就是乙級乘務車”（《在毛澤東身邊》，第271頁）。1959年以後，毛澤東專列換成德國進口車，“小會議室沒了，客廳比舊車增大許多”（《紅牆內外》第五章），舒適度有很大提高。有材料介紹，1950年代毛澤東乘專列外出巡視時，常常夜宿車上，由於沒有空調，夏天熱得直冒汗。但這無疑是指1957年以前的情況。據1957年擔任毛澤東專列副隊長的劉學騫回憶，1964年3月28日，他正在車下調試空調設備，毛澤東走過來聊天，劉告訴毛，他們是從1957年開始搞這個工作的（《在毛澤東身邊》，第269-270頁）。

毛澤東乘坐艦船的次數不多，如1953年2月19日乘坐“長江”艦從武漢去南京，1959年由武漢乘坐“江峽”輪從武漢到九江，上廬山開會。

毛澤東進北平後改乘防彈汽車。有關部門送來的防彈汽車據說是繳獲濟南王耀武的。可當他在機場閱兵完畢，赴頤和園景福閣吃飯時，開防彈汽車的司機卻因突然肚子痛，請假開着車去看病。等到毛澤東要上香山時，臨時改乘普通汽車（《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上冊，第406-407頁）。隨後該車由毛澤東的老司機周西林駕駛。1950年3月，毛澤東訪蘇歸國，曾帶回來兩輛斯大林贈送的汽車，運輸途中忘了放水，水箱被凍裂了（《峰與谷》，第72頁）。近幾年在武漢梅嶺一號和鄭州先後展出了被稱為“毛澤東終身座駕”的吉斯牌防彈車。據鄭州展出方介紹：毛澤東的座駕吉斯115產於前蘇聯斯大林汽車製造廠，生產日期是1951年。此車為斯大林送給中國的5輛防彈車之一。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彈型，長6m、寬近2m的車身被安裝了8mm厚的裝甲、70mm厚的防彈玻璃，能有效阻擋子彈及彈片，藉助一套液壓系統才能升降。車身底盤上安裝有厚重的鋼板裝甲，能夠經受住地雷爆炸的衝擊。車廂內還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能與前面駕駛艙隔開，既防彈又保密（《毛澤東終身座駕防彈車照》）。它顯然不是毛澤東1949年底訪問蘇聯時斯大林贈送的汽車。1950年3月毛澤東訪蘇歸國時，這輛車還沒有製造出來。曾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王鶴濱提供了另外一個說法，即中國在斯大林贈送防彈車後，“又向蘇聯訂購了10輛吉斯轎車，分配給其他國家領導人使用”（《紫雲軒主人--我所接觸的毛澤東》下冊，第350頁）。可能這就是其中之一吧。中央領導人和外賓乘用車的國產化一直是周恩來等人的一塊心病。負責外賓和國家領導人保衛任務的鄔吉成曾說過：五六十年代，中國接待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和的主車，一般是蘇聯製造的普通吉斯車。關係比較親近的國家的元首，就用蘇聯製造的保險吉斯車。六十年代後期，中國能生產紅旗牌高級轎車和上海牌普通轎車了，凡接待外賓就一律用國產汽車。特別是七十年代以後，外國元首來訪，給他們乘坐的一律是國產“保險紅旗”車。但這種車的弓子較硬，如果路面情況不好，就會感到顛簸。周恩來雖然讓有關人員在外賓必經的路上反覆試驗，將顛簸減少到最低程度（《紅色警衛》，第70頁），但毛澤東始終沒有更換自己乘坐的蘇制車，看來“保險紅旗”車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

二是形成了專門的保障團隊和相應的規章體制。

毛澤東乘專列出行時，通常使用三列列車，即主車（主席的專列）、前驅車（也叫壓道車）、後驅車（也稱尾車）。這一安排早在出訪蘇聯時就已經實行。1949年12月到次年3月，毛澤東訪問蘇聯，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開出的專列即由前衛車、主列車、後衛車3部分組成。前衛車由5個車皮組成，上駐50個士兵和一些鐵道工作人員；後衛車也有5個車皮，除有50個士兵擔任警衛外，還有毛主席給斯大林七十壽辰準備的禮品等。主列車由10個車皮組成。有一個連兵力在前幾個車皮內作警衛，毛澤東、汪東興、葉子龍等人乘坐一節公事車。這節公事車內共有4個房間：毛澤東用中間的一間，汪東興等隨行人員用後面的兩間，前面還有一間做會客室。陳伯達、師哲同用一節公事車；滕代遠、羅瑞卿用同一節公事車；其他人都乘頭等臥車。主車還包括餐車、行李車等。專列到達滿洲里後，換乘蘇聯的火車。蘇聯方面準備的專列有前衛車，但沒有後衛車。主車編排以3個車廂為1組，互不相通（《汪東興：跟隨毛主席第一次出訪蘇聯》）。

為了保障專列的運行，鐵道部於1950年成立了專運處，處長由鐵道部任命，全處四五十人，包括列車、調度、餐車、檢車、醫務等全套工作人員。專列平時停在車庫裡，專列人員就住在車上，每天檢查車輛，維護衛生。使用前，中南海的警衛部隊要先期登上3列專列，在有關部門的配合下進行安全檢查，隨後布置警戒。按照體制，“專列分大列和單包。大列有十幾個車廂。又分高級專列和一般專列。高級專列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國賓或中央五大書紀。一般專列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友好國家來訪的各種團體及國內領導同志的集體活動。比如蘇聯紅旗歌舞團來華訪問或人大代表集體參觀官廳水庫都是乘坐一般專列。單包又是一種。單包只是一節車廂，掛在其他普通列車後。副總理及中央各部部長都是坐單包。比如林彪擔任黨中央副主席之前也是坐單包。至於中央副部長及省委副書記，便只能享受普通軟臥的一個包廂了”。1950年代之初，除毛澤東外，其他四大書記還沒自己的專列，所以許多時候專列要頻繁出動，領導人一下車就要返回再接別人。1955年以後，五大書記每人都配備了自己的專列，並且都擁有固定的車組人員。車上的列車員都要嚴格執行紀律，客廳和首長休息的主房間不能隨便進出，就連衛士長住的副房間及衛士住的小房間也是不叫不能去（參見《紅牆內外》第五章）。

1949年以後，毛澤東每次外出要使用多少輛汽車？目前所見到的最早資料，是當時任中央前委司令部警衛員的梁守謙回憶，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等人從西柏坡進北京時，共用4輛車，第一車輛和第三輛都是吉普車，毛乘坐第二輛中卡汽車（機要員王耀山說是毛在延安時乘坐的美式吉普），最後一輛是警衛戰士坐的大卡車（《在毛澤東身邊》，第057-058頁，069-070頁）。毛澤東入住香山後，每次出行都保持了開道車、尾車前後夾護的組合，也就是說為了安全保衛的需要，起碼要3輛汽車。但有時情況突變，也有例外。如1950年夏，毛澤東到頤和園去划船，被群眾認出來，岸上圍滿了人。毛澤東中途在玉華山莊上了岸，讓開到十七孔橋等他的周西林撲了個空。毛澤東先坐警衛車走了。缺少前後夾護車，着實讓警衛們都嚇壞了（《毛澤東和他的衛士們》下冊，第777-778頁）。1959、1966年毛澤東兩次回韶山，第一次是3輛車，第二次是4輛車，多了一輛為毛澤東運書和生活物資的大卡車。在中央重要會議期間，中央領導人用車保障規模則更大。鄔吉成曾記載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的中央領導車輛保障情況：毛澤東、林彪用車的配置都是固定的，有專門的班子負責。其他領導人則由會議總警衛服務班子負責：其中周恩來用車包括吉姆一部、伏爾加一部、上海一部。帶路車一部、主車一部、隨車一部、臥車一部、嘎斯69（吉普車）一部、備用車一部，共6部。陳伯達，吉姆一部、伏爾加一部，加一部伏爾加。康生，吉姆一部、上海一部、嘎斯69一部（《紅色警衛》，第164頁）。“固定的”毛澤東、林彪用車配置數量是多少？《紅色警衛》一書沒有說，我們亦無從知曉，但超過周恩來是無可懷疑的。

三是按照毛澤東本人的意願隨時行止。

日常生活中的毛澤東並非循規蹈矩之人，常常由着性子來。在“行”這個問題上，坐汽車時還可以，坐船，乘飛機和火車時就沒有那麼簡單了。因天氣等原因，飛機和艦船的行駛不可能總能滿足毛澤東的要求。“1957年7月1日，毛澤東計划去杭州，但氣象預報說，這條航線上當天的雲量是10個，即飛機將在雲中飛行，極可能出現雷雨襲擊”。空軍司令劉亞樓得知後，及時對毛主席講了這個情況，力勸他改變行程。但毛澤東堅持要按時起飛去杭州。劉亞樓趕緊找到專機機長蔡演威，擔心地問：“這種天氣有把握嗎？”“沒問題！一定會保證毛主席的安全！”蔡演威自然知道在雷雨中飛行的困難，但想到劉司令之所以來問他，肯定是毛主席堅持出行，因此十分堅定地回答。早晨8點30分，蔡演威駕駛的“伊爾-14型4202號”飛機起飛。剛飛到德州就開始穿雲過霧，經徐州時下起了小雨，快到南京時又下起了大雨。劉亞樓不時來到前艙詢問情況。“杭州周圍地區各個備降機場，都做好了讓我們飛機降落的準備，我們會盡全力使飛機安全降落到杭州！”飛到杭州，大雨不斷，且處在積雨雲和雨層雲中。當飛機降到距地面60米高度時，機場大雨瓢潑，能見度不到1公里，但蔡演威自信而機敏地操縱着飛機，令機組其他人員心中安然，從而有條不紊地配合着。高度30米時，因為跑道上有積水，為讓飛機減少震動，蔡演威又以比正常着陸稍快的速度着陸（紀從周《毛澤東專機長蔡演威的傳奇人生》，《老人報》2012年9月5日第A29版）。

毛的固執險些釀成航空事故，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後來中央決議不再讓他乘飛機的原因。乘坐專列雖然不會有安全問題，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則會打亂預先行車計劃，給鐵路調度部門增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葉子龍在回憶錄中說：“我們按毛澤東的指示行動，他說走就走，他說停車就停車。每當停車時，或請當地領導上車匯報工作，或下去走走，都是毛澤東下令”（第232頁）。謝靜宜為了讓毛澤東的行為看起來更合理些，說“想停就讓火車找個支線停下來”。然而筆者所見的資料卻並非完全如此：

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說，“記得有次專列正在急馳，他突然指着遠處一個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車。我要到那個村子裡去看看。我要討一碗紅燒肉吃，看能不能討到？我立刻去打電話。先打給上級有關部門，然後再去。等毛澤東來到那個村子，不要說討一碗紅燒肉，就是討一隻烤小豬也早準備好了（《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五章）。

一次，毛澤東的”專列經山東江蘇往西南，進入河南蘭封縣境。毛主席習慣躺在床上看書，隨行的羅瑞卿、滕代遠希望毛主席看一會書能入睡，怕車晃的厲害，便命令停車。毛主席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完全沉浸入書中，把最後幾頁讀完，才像剛從水面探出頭一般長吁一聲，揉着太陽穴走到車窗前。離車300米有個小村子。毛主席下車後向村子走去，一邊活動活動身體“（《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下冊，674頁）。

1959年6月，毛澤東離開故鄉韶山乘專列北上，當專列行駛在湖南空曠的山野中時，毛澤東突然吩咐停車，走下火車，深深地吸了一口山野清新的空氣。目光停在一個石崗上。鐵路道基下有條小路，向右婉蜒着，伸向石崗。毛澤東沒有走這條路，而是踏着野草碎石從左邊向石崗走去。他走的是沒有路的野地，布滿帶刺的荊棘。有人勸他走那條小路，可毛澤東說：“路是人走出來的。”然後他問身邊的衛土：“你們怎麼辦？”“我們跟主席走。”(《毛澤東遺物事典·接見艾德禮時穿的補丁褲子》)

很多情況下專列說停就停，急切間也不可能馬上找到支線，所以就直接停在鐵路幹線上。為安排專列的運行，鐵道部隨行的調度官員與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沒少爭執。作為一個正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大國領袖，毛澤東沒有去想自己的行止給鐵路部門的行車計劃及正常行車秩序帶來混亂，反映了那個時代認識上的缺陷。

還有一個情況值得說一下。1950年代，毛澤東乘坐飛機出行，往往由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相陪；乘坐專列出行，往往由鐵道部長滕代遠相陪。有一次到了徐州，滕代遠患低血糖，連火車都下不來，以後改由副部長武擎天相陪（王鶴濱《紫雲軒主人-我所接觸的毛澤東》，第408-第410頁，第447-第448頁）。1960年代，這種交通部門首長相陪的方式很少採用了，除了自稱“大警衛員”的公安部長羅瑞卿之外，一般都由相關部門負責協調調度的負責幹部陪伴。

五、醫療保健制度

戰爭年代因條件所限，中央領導人的醫療保健不得不因陋就簡。進城以後，圍繞着毛澤東的醫療保健工作建立起3個層次的體制。日常保健通常由指定的保健醫生、護士長進行，對其日常飲食及微小病症進行診療。如果出現明顯病症，或因需要派專家為毛澤東會診。保健醫生王鶴濱曾記得在1953年秋，蘇聯臨床醫學專家瓦西林柯為毛澤東會診時，毛澤東講起他在延安時有一段時間身處空曠廣場時，會有恐懼的感覺，瓦西林柯論斷為“恐曠症”，在一旁的解放軍總後衛生部第一副部長兼國家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認為只是臨時性的感覺，怕確診為“恐曠症”引起毛的思想負擔，因此一個勁兒代替毛澤東接話，毛澤東後來大發雷霆之事（《紫雲軒主人--我所接觸的毛澤東》第524-528頁）。1959年5月，也是醫生會診後，要求毛澤東不要再無限制地吃肥肉和豬油。在毛澤東確有重大疾病時，則成立由全國有關領域水平最好的專家們組成的醫療小組。第一次成立醫療小組的時間是1971年～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訪華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裡；第二次是1974年到毛澤東逝世。第一次的醫療組，組長是李志綏，副組長是徐濤、卞志強、胡旭東。組員有吳潔、周光裕、吳階平等。第二次醫療組的成立，具體時間是1974年的6月中旬（參見《76年以前，毛澤東的簡樸生活！》）。毛澤逝世前的搶救工作，是以陶壽祺、吳潔、方圻、姜泗長等著名專家組成的搶救組進行的。保護毛澤東遺體的工作，衛生部副部長兼保健局長黃樹則牽頭，吳階平、林鈞才等著名專家參加的小組負責（參見《師哲、葉子龍、汪東興等135人聯合聲明》）。1949年以後，擔任毛澤東醫療保健工作領導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傅連璋外，還有1950、1960年代擔任衛生部保健局副局長、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樹則，1957年起任衛生部保健局局長、1965年起任衛生部副部長的史書翰以及長期擔任保健局局長兼中央保健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王敏清等人。具體負責日常保健的有保健醫生王鶴濱（1949年8月-1953年）、徐濤（1953年-1957年5月）、李志綏（1957年6月起，據徐濤、吳旭君說，他從1975年1月到1976年6月“實際上已經不擔任毛的保健工作了”，見《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第二部分）；護士長有吳旭君（1953-1974年）、俞雅菊（1975-1976），1950年代還有男護士朱寶貴。

六、娛樂保障體制

1949年以後，毛澤東的娛樂活動主要有跳舞，看戲，看電影，看電視等。

1.跳舞

在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上溯到延安時期。這種方式在中央機關遷至西柏坡後依然保持。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後，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導人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開始是每周一次，一段時期以後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一開始，舞會組織者主要是想從部隊文工團抽調演員參加，她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1953年，有關方面考慮到對進入中南海的演員都要進行嚴格政審，而他們的流動性很大，臨時抽調不是個長遠之計，遂以公安部的名義，致電解放軍各兵種和大軍區，抽調演員組建中南海文工團。彭德懷不贊成電文上要求被調者“相貌周正”這類的話，說政治影響不好，毛澤東也批示不贊成成立文工團，此事遂暫時擱置。半年以後，負責領導人保衛工作的羅瑞卿再次提議此事，從全軍陸續調來七八十人，成立中央警衛團領導下的文藝團體。一部分人是器樂演奏員，另一部分人是聲樂、舞蹈演員。但這個文藝團體從來沒有正式命名，當年的演員們回憶起來，都叫它中央警衛團文工隊（參見《在毛澤東身邊》第227-234頁）。1958年，全軍大精簡，規定只有大軍區級單位才可以保留文工團（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中央警衛團提升為正軍級是很晚的事兒，當時的團長張耀祠才是個副師職幹部，中央警衛團文工隊只好解散。此後，仍沿用過去調各部隊文工團員伴舞的老辦法。空政文工團的舞蹈演員陳惠敏、劉素媛、孟錦雲，海政歌舞團的徐寶鳳等人在一段時間內都成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固定舞伴。“文革”開始後，從底層到高層，各單位的周末舞會都被作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獨在中南海舉行的舞會照常進行，有時還是化裝舞會，還有著名京劇演員如譚元壽、馬長禮等人的清唱，其名義是讓毛澤東休息休息（參見閻長貴口述，周冉整理《閻長貴：從江青秘書到秦城囚徒》，載《文史參考》2012年第5期）。

舞會不僅在京舉行，毛澤東出巡外地時也要舉行。比如湖南省湘劇院的演員左大玢，毛澤東每次來湖南時都被派去唱戲或跳舞、聊天。南寧會議期間，廣西話劇團演員郭美春也被派到素有“小紅樓”之稱的明園飯店參加舞會，跟毛澤東跳了第一支舞（郭美春《在南寧陪首長跳舞》，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

舞會規定頗為特別，除了要對舞伴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外，還有“在進入舞場前，大家用來蘇水洗手消毒，然後又在一盆香水裡洗手”（《親歷者憶陪毛澤東跳舞：手要先消毒再用香水洗》）。廣西女演員郭美春在陪毛澤東跳舞前，廣西公安廳崔副廳長神情凝重，嚴肅地囑咐她：“等首長來了，你要第一個請他跳舞。記住，要左腳起步，跟你跳舞的首長習慣右腳開步。”（郭美春《在南寧陪首長跳舞》，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

舞會也不能出現任何紕漏。據1959-1963年間被挑選出來每星期兩次為毛澤東伴舞的女文工團員孫敏回憶說，一次，因為新婚丈夫從城裡來看自己，她想逃避任務，沒有坐上開往中南海的汽車，躲在宿舍里與丈夫聊天，後來被汪東興專程接到中南海。到了舞會會場，她因為暈車，在“春藕齋”洗手間梳理了一下頭髮，脫下涼鞋把腳沖乾淨。與毛澤東跳舞時，鬆了扣子的褲子又差點掉下來。組織上因此認定她犯了“重大錯誤”，專門開了批鬥會。會上，一位領導激動地說：“對孫敏要嚴肅處理！三個錯誤：第一，有意缺勤，逃避執行任務，對毛主席不忠！第二，對着主席吊臉子，沒有無產階級感情！第三，衣冠不整差點把褲子掉下來（這時仍有人想笑）！大家嚴肅點，這要是構成了事實要丟多大的臉？我們還有去中南海執行任務的光榮嗎？這是個根本不可能，也不應該發生的事故！這樣的不慎重、不檢點，這樣隨便，太可怕了！（有人插話：她還在主席用的洗手間裡洗腳丫子！）你們看看，我們是不是太慣着她了？你當是和普通人跳舞嗎？那是全國人民熱愛的偉大領導毛主席！”他越說越激動，“他老人家不辭辛苦，日理萬機夜裡都在工作，”他激動地大喊着，“我們就是要為他老人家的健康作點貢獻！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嗎？！”另一位領導說：“全國全世界人民都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做夢都想見到他老人家！有幾個能見到？可我們有這樣的殊榮，這是我們的福氣，是我們一生的驕傲！是黨對我們的最大信任！是我們最最光榮的神聖職責！你拍拍胸口想想，你是什麼精神？你是什麼心理？”馬上有人惡意地說，“不知她是懷着什麼陰暗心理看待我們的光榮任務！”又有人指出“她是剝削階級出身，感情和我們不一樣！”會上，馬上宣布共青團組織對她嚴重警告一次，並從此失去進中南海的資格（《一個女文工團員的遭遇》）。不過，如果伴舞任務完成的好，卻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好處。空政文工團的劉素媛靠着這層關係，文革時當上了文工團革命委員會主任，連當時被“炮轟”、“火燒”的空軍司令吳法憲都是通過她的口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才保住交椅的。劉素媛“1971年結婚時，來送禮祝賀的人，竟然擠不下寬敞的小禮堂。賀喜小汽車排滿了同福大院，直排到同福胡同口的幾百米之外。葉群、吳法憲……紛至沓來”（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第10頁）。1968年春，孟錦雲被空軍以“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逮捕，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關押、勞改後，安排到武漢一家醫院當護士。後來，戰友小麗見到毛澤東時述說她的不幸遭遇，毛澤東下令放人，並讓她進中南海當自己的護士。

2.看戲

毛澤東喜歡聽京劇，除了在劇院聽，京劇演員們還常常被請進中南海。他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馬季等多次被邀到“春耦齋”演出。他出巡各地時，當地各劇種的著名演員都會獻演拿手節目。白天工作，晚上看戲幾乎是出巡期間的標準安排。

文革開始後，被毛澤東稱為儘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壞戲、鬼戲通通被禁演，普通百姓無緣欣賞。但在毛澤東那裡，它們卻備受“青睞”：1974年，毛澤東在長沙休養期間，湘劇院、花鼓戲劇院的一些演員都接到了演出舊劇如《生死牌》、《討學錢》一類戲的演出任務。演員們都不知為何要演出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舊戲，一開始都不大敢登台。後來有華國鋒傳話，這才放心演出。當時湖南還沒有轉播設備，中央又為之調來了特有設備，為毛澤東直播。不料，這個直播的東西，被江西等鄰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設備的老幹部收到，紛紛向湖南省委舉報，認為湖南在搞復辟（《76年以前，毛澤東的簡樸生活！》）。1975年2月以後，有關部門開始為毛澤東秘密錄製古詩詞吟唱節目。該工作由文化部部長于會泳主持。先是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間錄音房，有時就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錄音室錄製。吟唱者許多都是文藝界的名流，如岳美緹、蔡瑤先、姚炳淑等。樂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薈萃，琵琶演員劉德海、二胡演員閔惠芬、笛子演員張曉輝等。1975年毛澤東在長沙做白內障手術時放的曲子《滿江紅》，則是上海崑劇院岳美緹所錄製的。據中央電視台編導黃海回憶，1976年初，他們奉命第二次南下長沙：這一次任務仍然是為毛澤東錄製家鄉戲。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長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每天錄製的節目，都是由第二天的專機送往北京。這次我們以錄製傳統的湘劇、花鼓戲為主，當然也有一些京劇。劇團翻箱倒櫃，把幾十年的老底都悉數搬出，演員陣容也空前強大，有些已經離退休甚至於已經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藝人也紛紛被請回來，披掛上陣，重返舞台，一展當年風姿。其中花鼓戲老演員肖重硅就是因為毛澤東當時點名要看她主演的《劉海砍樵》而臨時從某工廠把她請回來的。開始一個階段，我們以錄製完整的全本大戲為主，如湘劇《生死牌》、《百花記》，京劇《玉堂春》、《紅鬃烈馬》等等。記得大約從5月份開始，北京方面對劇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戲，只錄小戲，不要悲劇，只錄喜劇。根據這一情況，我們預感或猜測到，可能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不容樂觀，他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經不住悲劇氛圍的藝術感染，只能用輕鬆活潑、帶有喜劇色彩的小戲來調劑精神，緩解病情。這一階段我們錄製的節目以短小的花鼓戲為主，如《討學錢》、《醜人計》、《扯蘿蔔菜》之類（黃海《為晚年毛澤東一個人辦的電視台》，原載《鐘山風雨》2006年第一期）。

3.看電影

據介紹，居住在中南海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人看電影，分工作片和娛樂片兩種。供片單位和影片類別，有電影局的送審片；文化部通過發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國產片、外國片、香港片；中國電影資料館購進或交換來的外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及文化動態方面的內部片；中央軍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來的舊片等等。放電影的地點西樓處於中南海甲區，需要用通行證出入，凡是能進入甲區或在甲區內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幹部工人，職務高低，除了個別情況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這兩天晚上的7時30分，到西樓買票看電影，每場票價兩角，包括首長及其家屬，無一例外（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中南海內部電影》，《百年潮》2010年1期）。但毛澤東從未出現在觀眾席上，因為他在自己的住處看。1952年即在中央警衛局警衛科放映組的於器海說：“我給好多中央首長放過電影，有時還去首長家裡放。毛主席、劉少奇主席、朱老總、周總理、任弼時等，也包括林彪，我為他們服過務。但在所有的中央首長中，我給主席放電影的次數最多，工作時間最長。春藕齋、西樓、玉泉山、新六所、游泳池，這些地方我都去給主席放過電影，直到主席在1976年逝世”（於器海《我給主席放電影》，載《在毛主席身邊》）。

七、用具用品保障體制

毛澤東使用的器具，最初主要是從有關部門領取，也有家鄉湖南聽到消息主動提供的。黃楊木筷子和“建國瓷”、單株和雙株蘭花圖案瓷、雙面梅花碗以及“7501瓷”任務最能說明這一保障體制的運作情況。

（一）製作筷子

1949年9月，毛澤東宴請國民黨軍起義將領。中午就在這裡吃飯，你們準備一下。“衛士長李銀橋、衛士李家驥到招待科借來一套新碗和象牙筷。毛澤東看見桌上的象牙筷，不高興，叫撤下去。他事後說，”象牙筷麼，那是有錢人用的，太貴重了，我毛澤東拿不起！“但普通人家使用的竹筷子又很容易發霉變黑，不衛生。湖南有關部門聽說了，派專人專車到湘西去尋找一種不會發霉變色的黃羊木，經過苦苦尋覓，最後在一家老鄉門口找到這種木材，花幾百元買下來運到長沙做成筷子，派人專程送到北京（《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第720頁）。

（二）定製”建國瓷“、單株和雙株蘭花圖案瓷、雙面梅花碗

據毛家管理員吳連登說，建國初期，毛澤東的生活用瓷，叫”建國瓷“，當時中央首長很多人都用這種瓷，是中南海專門在景德鎮訂製的。1965年毛家使用的”建國瓷“生活用具越打越少，式樣也陳舊了。汪東興與江西聯繫，讓景德鎮設計一套餐具和茶具，分別按自用杯和待客杯的區別，繪上單株和雙株蘭花圖案。1966年1月，汪東興等人從景德鎮取回燒好的瓷器。毛澤東的遺物中還有一批雙面梅花碗，據說是分別向江西景德鎮和湖南醴陵定製的。瓷碗邊緣印上粉紅的臘梅花，而且不止印於瓷碗的外邊緣，還將紅梅印在了碗內。此事據說是毛澤東想起自己的家鄉，說了句”湖南有個醴陵，也產瓷器“，於是湖南省委接待處的肖根如和毛家管理員吳連登拿着中央辦公廳和湖南省委辦公廳的介紹信，幾下醴陵瓷廠，終於試製成功（參見《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第755、第714頁）。

（三）精製”7501瓷“

“7501瓷”稱得上是中國當代瓷器的精品。它在“選料上採用稀有的臨川高嶺土，器型上運用以精美著稱的明代‘正德碗’造型，技法上運用‘水點桃花’和‘水點梅花’的繪製絕技。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肖發標介紹，‘7501瓷’胎質細緻，造型端莊，釉色溫潤，紋飾精美，代表了當時中國陶瓷工藝的最高水平（《毛澤東用瓷生產基地入選中國文物”百大新發現“》）。

這項任務緣起於1974年12月，是汪東興當面交代給江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黃慶榮的。黃慶榮回憶說：1974年毛主席身體不大好，有較長一段時間住在湖南長沙。12月份，汪東興打電話要我去湖南，布置毛主席到江西的行程及警衛接待工作。在湖南省委警衛接待處，湖南省公安廳高文禮副廳長拿了一個瓷盤給我看，瓷盤上的圖案是毛主席喜歡的紅色梅花，說：“這是給毛主席用的。”我一看就覺得這些瓷器好粗糙，便說：“這個瓷紅不紅白不白的，不怎麼樣。我們江西造出來，肯定比這個好。”汪東興說：“你能行嗎？恐怕也難吧。”我說：“我可以試一試。”--這個被後人稱為傳奇絕作之景德鎮燒瓷事件，就在如此平淡而輕鬆的氣氛下確定了。我從湖南警衛接待處得知，他們從醴陵定製了一些帶梅花圖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長沙毛澤東住處。1974年毛主席到湖南休息，用到這些瓷器時，微微皺了一下眉頭，什麼話也沒有說。長期在他老人家身邊的工作人員憑經驗猜測，肯定是對瓷器不滿意，卻不知具體所指何意。1975年1月份的一個晚上，我專程到景德鎮，找市委書記李克時，與他商談了為毛主席定做家庭餐具一事。我問：“你能做出最高水準嗎？”於是他向我介紹了一些技術上的東西，表示景德鎮完成這項任務沒有問題。我與他反覆商量，此事如果公開打着毛主席的旗號做，肯定要出大事，所以對外必須絕對保密，只能說是給上級領導做的，數量不多，要求很高。全部口頭下達，不留任何文字材料。具體布置落實由李克時去辦。

因為下達任務是做家庭餐具瓷器，所以每套並不是按通常那樣以10個為單位，而是以3-5個為單位，供毛主席單獨進餐或與家人共餐時使用，一套的總數大概有40-50件左右吧，具體數目我記不清了，但是絕不是像外面傳說的一套有147件或200多件。李克時找了國家輕工業部直屬的景德鎮陶瓷科技研究所。第一次做出來的畫面有船、河流，無論從構思還是製作品質，一看就覺得不行。我提議，把景德鎮的陶瓷技術高手調集在一起，成立專門班子來研究製作，李克時同意。這樣就推薦了陶研所副所長羅慧蓉（女，共產黨員），經我們兩次政審沒有問題，決定要羅來負責。李克時安排羅到招待所見我。為使氣氛輕鬆一些，我們邊吃晚飯邊談。我問：“你們現成的瓷器我們都覺得不太好用，能否另搞一個品種樣式給我們？”羅說：“可以，我們這裡什麼樣的人才都有，什麼樣的瓷器都做得出來。”我說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絕對保證衛生安全，做出來要靈巧、好看、樸實、有個性特色，製作工藝要最好的，厚薄一樣，不准有一點泡或一點疵。”羅慧蓉當即表態：“可以辦。但是人手不夠，工作忙不過來。”我笑着說：“人手不夠你可以直接找李書記解決，錢的問題也找李書記。”此後為加強領導，成立了專門領導小組，由我當組長，李克時當副組長。分工：李克時解決資金和人力保障，要什麼給什麼；羅慧蓉在技術製作上負總責。此時使工作走上了軌道，時間已經到了1975年的4、5月份。在此後的兩個多月內，試製組設計了很多種圖案，陶研所推薦出“水點桃花”、“翠竹紅梅”、“雙面繪芙蓉花”三種，造型也搞了好幾種。考慮到毛主席酷愛梅花，“828”招待所1號院毛主席住處客廳里所鋪的手織羊毛地毯中央的圖案就是一片盛開的梅花，於是就選定了“翠竹紅梅”。開始試驗燒制了好多次，花費10多萬元，都沒有成功，也用完了庫存的高嶺土。為此專門到江西撫州地區臨川縣，組織老百姓上山撿了兩天，我記得還付給當地老百姓5000元，湊集了兩卡車高嶺土。拉到景德鎮，發動陶研所全所職工用手工的方法從中挑出兩噸精料。燒了兩窯，因釉下彩達不到要求又報廢了。我立即趕到景德鎮，找羅慧蓉到招待所，請李克時向她單位打個招呼，隨後就把她拉到南昌。一路上我什麼話也沒說，羅以為我要抓她顯得很緊張。直到南昌郊外的“828”招待所，帶她參觀了1號院毛主席來江西住的地方，我告訴她：“叫你們做的瓷器就是這套房子主人用的。到現在為止，你是知道這件事情真相的第三個人，回去以後誰也不准說。”這使羅慧蓉半天說不出話來，既害怕又高興。隨後她向我保證：“一個月完成任務，完成不了你就把我關起來。”此後，羅慧蓉放下了其他工作。全所進入臨戰狀態，認真總結前一段的經驗教訓，集中全力攻關，試了三次，又花了約十多萬元，終於達到設計要求，時間大約是1975年8、9月份。從最後一爐中精挑細撿，好不容易才挑出了最好的10套精品分裝成10個箱子。這10箱瓷器的分配：北京中南海4箱、湖南省警衛接待處2箱、江西“828”（編者註：應為南昌“828”招待所，毛澤東去江西多下榻於該招待所1號院）3箱、×××1箱。試製過程中，每次燒制一窯大約是幾百件，好壞加起來總共約有幾千件。做完以後，我下令：1、人員撤回。2、試製過程中留下的殘次品瓷器全部打碎一個不留。3、銷毀圖紙。後來羅慧蓉專門跑到南昌找我，請求：1、剩下的有些殘次品比其他普通瓷器還要好，全部打掉太可惜了，建議不要全部銷毀，一部分留在陶研所作科研用，一部分發給為此奮戰了幾個月的工作人員作紀念，保證絕對不說來由，也不賣。2、保留一套圖紙。當時，我沒有答應。後來我同意了，但特別強調絕對不準流入到社會上。最後他們究竟留了多少，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件樣品也沒有拿（《揭秘毛澤東專用瓷：寧可打碎不許流入民間》）。

毛澤東的用品保障，有兩件事大家知道的比較多，一是特製雪茄，二是印大字本。

毛澤東在井崗山時煙癮就很大，當時主要抽農民自種自曬的旱煙。後來美國的“555”，建國以後的“熊貓”、“中華”香煙都很喜歡。他之所以改抽雪茄，按《毛澤東生活檔案》一書的說法，是1968年毛澤東得重感冒時，李先念推薦了產自四川什仿的特製雪茄（第760頁）。而網民飄雪的博客文章《毛澤東的雪茄-“１３２小組”》則說，1960年代初，四川什邡捲菸廠開始招納技術員，研製雪茄配方，首次正式、集中地生產手工雪茄。其產品得到西南局書記李井泉及成都軍區領導一致好評。賀龍元帥便向毛澤東推薦了此煙。起初，中央沒有驚動什邡煙廠，而是每月派專人從北京前往成都軍區取煙。每批煙的“必經之路”是：什邡煙廠-成都軍區-中央警衛局-中央特供處（服務處），然後被送至毛澤東手中。林彪在“９o１３事件”出來後，毛澤東一度改抽“中華”紙煙。為解決他的抽煙問題，北京市委的領導同志多次討論，最後決定從北京派煙草技工到什邡“取經”。１９７１年末，中央辦公廳的孟景雲、北京煙廠的孫正興兩名幹部以及從煙廠抽來的兩名老工人一同前往四川。在什邡一間不足２０平方米的小屋中，北京的兩位“老學生”潛心學習着四川師傅的每一點手藝。可是２０天過去了，他們終究不得不說：“實在學不會。”北京市委再次召開討論會，會上有人提議：“請四川師傅來北京做煙。”於是，孟景雲等再次“南下”，在什邡煙廠經過嚴格政審，並徵得本人同意，選中黃炳福、姜躍秀、劉宗貴、范國榮等幾位廠里的技術骨幹。１９７２年３月，這幾位四川師傅舉家遷至首都北京。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紀委以及煙廠的有關領導同志開會，宣布由中央警衛團的危德純同志負責小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寶英同志負責小組的安全保衛工作。小組還有從北京煙廠選來的兩位輔助工，一名１９３９年入黨的炊事員、兩名鍋爐工。會議為小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質量、保數量。之所以稱為“一三二小組”，是因為雪茄所採用的柳煙和毛煙，型號分別為十三號和二號，均產自新都縣獨橋河兩岸的200畝油沙地，柳煙味淡而純，毛煙味濃而重。兩種煙葉在燃盡後均不落灰，煙灰呈白色，抽吸時喉嚨處可感到絲絲涼意（《76年以前，毛澤東的簡樸生活！》）

所謂“大字本”，就是毛澤東進入老年後，眼力不濟。為了讓酷愛讀書的毛澤東看好書，有關方面組織復旦大學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專家對他要看的書做注釋，排成“大號字”印本編輯印行。於1972年10月1日“大字本”組成立，先是注釋《晉書》的《謝安傳》、《謝玄傳》、《桓伊傳》、《劉牢之傳》。這種注釋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後來，毛澤東發現大字本也被他人閱讀，改成只印5本。隨着毛澤東的白內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使用“三十六磅特大號”鉛字。當時並沒有這種字體，字模由當時位於上海澳門路的中華印刷廠特別翻制。

八、服務保障體制

毛澤東的服務保障工作相當繁雜，涉及到安全保衛、生活服侍、洗澡理髮等各方面。

平時的安全保衛工作主要是由警衛團的幹部戰士和衛士們完成。毛澤東駐香山時，有關部門向下面要了800名翻身農民補充到警衛隊伍當中，其中負責毛澤東安全的稱警衛連（後改稱警衛中隊，負責為毛澤東站崗的為一中隊）。一中隊的一分隊又稱內衛班，於1951年1月6日成立，是除衛士衛士外離毛澤東最近的戰士（參見《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第647-654頁）。除正常的警衛工作外，幹部戰士們還要負擔與毛日常生活有關的一些工作。比如“毛主席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這是從戰爭年代養成的習慣，改不了。但白天又很難靜下來。那時，中南海麻雀成群，一中隊的同志想了好些辦法保持毛主席睡覺時周圍的安靜。一個戰士建議說：“鏟草除根，搗毀麻雀窩。”經過幾天時間的努力，附近所有的麻雀窩都不在了。麻雀失去了家園，不知道遷徙到什麼地方去了。但中南海仍有不少鳥兒在叫。後來用土塊打鳥，土塊打上去，土散鳥飛，又沒有響聲，覺得這個辦法最好。“（《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第6頁）。前文提到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的當夜，警衛部隊還要進入沙河機場為毛打野兔子吃，也是這類工作之一。

毛澤東的貼身警衛有衛士長和4名衛士，新老衛士交替時可能多兩個人。衛士負有保衛毛澤東的責任，但也照顧他的日常生活。所以衛士們都不帶槍，帶槍的是衛士長和警衛戰士（《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第654頁）。衛士們平時負責毛澤東穿衣、擦澡（訪蘇時發現毛澤東有在熱水浴盆里易頭昏的毛病，以後改為擦澡），照顧洗臉、刷牙、吃飯等。

此外，還有專門為毛澤東理髮的理髮員，進城之初是隨着毛澤東從延安一路走來的王惠。《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曾記述1950年代初，毛澤東有一次準備接見外賓前王惠為他剃鬚整容的場景：王惠戴上花鏡視力也不濟，總是歪側着頭，伸長脖子，眯縫着兩條細長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難得一揮。他左手按着毛澤東頭頂，側臉歪頭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澤東鬢髮下沿，像在威脅領袖似的。就那麼刀架頭上半天不動。連我們都有些忍不住了，才”唰“一下。

毛澤東看一眼手錶，說：“你快點。”

“別着急，別着急呀。”王惠像一切上了歲數的人那樣喳叨着，換個位置。

刀又架到毛澤東頭上，在臉鬢另一側比量着，握刀的手顫個不停，好半天又“刷”一下。接着退後一步，欣賞什麼傑作一樣端詳個沒完。

“哎呀，王師傅，你快一點好麼？毛澤東開始煩躁，欠一欠屁股，卻被王惠從頭頂上按住了。仍然慢聲細氣說：知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誤你去就行麼。”

好不容易刮完臉，毛澤東以手擦額，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卻被王惠及時又按住頭：“怎麼不聽話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會誤你？？”

“我要你快一點！”毛澤東哭笑不得。

“沉住氣，聽我的，給你刮乾淨再會。”王惠說着，居然拿手在毛澤東後腦勺上拍了兩下，拍孩子一樣隨隨便便！我們在場的衛士全被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澤東沒有發脾氣，只無可奈何地嘆口長氣。王惠得意似地，邊為毛澤東刮後頸，邊絮絮叨叨“教訓”毛澤東：“你是國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樣子。啊，又是我的手藝，剃得不好人家會說王惠不不行，王惠也不光彩麼？？”（第十五章）。

1958年，杭州飯店理髮廳理髮員錢水桃被調到中南海當毛澤東專職理髮員（《毛澤東在上海》，第237-240頁）。1960年有關部門又調杭州小有名氣的理髮師傅周福明來中南海當毛澤東的衛士、理髮師。毛澤東去世後，周福明為他理了最後一次發。

攝影，1949年以後，中央警衛局專門成立了攝影科，侯波任科長，為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攝影達12年之久。還有，呂厚民於1961年到1964年任新華社記者兼毛澤東隨身攝影記者；錢嗣傑於1964年到1969年擔任毛澤東隨身記者；杜修賢於1970年春到1976年9月擔任毛澤東專職攝影師（參見《在毛澤東身邊》，第079至093頁）。

九、毛澤東日常生活的費用成本

毛澤東的日常生活需要花多少錢？

其身邊工作人員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總是告訴人們每月毛澤東支付的房租是多少，餐費是多少，等等。例如，1968年正式擔任毛澤東生活管理員的吳連登披露的毛家財務支出的情況是，每月黨費10元（不算江青的），房租、水電、家具租費84元，毛澤東個人餐費每月100元，茶葉費數十元，吸煙花100元，李敏、李訥上學費用60元，江青姐姐李雲露的生活費30元，冬季採暖費30余元（參見卸甲一書生《毛澤東家庭財務的謎團與真相分析》）。

如果深入分析不難發現，維持毛澤東日常生活特別保障這個巨大系統的正常運轉，僅靠上述區區幾百元遠遠不夠。下面試從人力、物力和財力3個方面略加說明。因相關資料極為缺乏，筆者的分析一定是不全面，不系統，有時甚至只涉及單個案例，只是讓讀者略窺冰山一角。留下的巨大空白，正是筆者期待廣大讀者們去一點點填補的。

（一）人力

保障毛澤東日常生活的各個團隊成員，在當時的中國皆為頂級人才，起碼也在某個方面成績優異，深受組織上的信任。毛澤東時代實行計劃經濟，這些人的工資可能並不高，顯示不出他們的價值。只有在今天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其人力成本才會體現出來。

關於服裝製作團隊。為毛澤東縫補衣服的這些各有絕藝的服裝大師們，其勞動成本在毛澤東時代是無從統計的。但我們可以舉一些參考資料：1949年以前，在廣州、上海、青島這些港口城市裡普通裁縫的工資，“一般學徒出師之後，每月師傅大約會給10塊錢左右的工錢，而到這些外國兵船上給士兵做西服，每月能有四五十元的收入”。上海“北四川路主要集中了中檔的‘五工師傅’，做一套西服需花費5個小時。而南京路上一般是‘七工師傅’，做一套西服要7個小時。南京路上最考究的培羅蒙西服店，縫製一件西服經過面料熨燙、復襯熨燙，輔料經過熱縮、冷縮使襯頭不會走樣，光是一件西服上裝就需要花費60個小時”。“50年代，上海鴻翔時裝公司依然是潮流中心，很多女顧客會去鴻翔看了款式，再要求相熟的師傅仿製。去鴻翔做一件大衣需要18元，而在外面找師傅只需6元加工費。那時候很多人一個月工資也就十多元”（《紅幫家族：領導人當裁縫》，載《新周刊》第351期）。如果把為毛澤東做衣服的王子清、田阿桐、王庭森、周慶祥、吳興揚這些頂級服裝大師比照為鴻翔時裝公司普通裁縫（按理他們的收費恐怕會比這些裁縫高上10倍，甚至更多），按做一套衣服7個小時（就算是用一天時間，8個小時吧），每月工作24天計算，一個月也應當收入432元。這些服裝大師在今天的出場費已是天文數字，一篇有關今日紅都公司的文章清楚地介紹了國家領導人服裝製作的流程和價格：“凡有領導人的制裝任務，一般都交給紅都首席設計師，首席設計師隨公司領導進中南海給領袖量裁完畢後，交由下面的徒弟們做，質量由首席設計師把關負責”。“現在，數次變身後的紅都公司對外業務包工包料的價格總計為：一套西服在3100～23000元之間，中山裝則在3500～23500元左右，特殊體型另外加20%費用。在紅都公司大堂內，放置與胡錦濤閱兵時穿的用料、做工一模一樣的中山裝，標價為7800元一套。從價格和布料上看，這並不算紅都的頂級制裝”（《神秘“第6車間”：中共領導人制裝特供解密》）。筆者就以這套並非頂級的胡錦濤閱兵服為例，其價格已接近2009年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的10倍（參見《關於調整北京市2008年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京勞社資發[2008]129號）。也就是說一名拿着每月800元最低標準工資的清潔工要不吃不喝將近10個月，才穿得起這件衣服，而且還是徒弟做的，非師傅親手縫製。毛澤東衣服的檔次自然不會比這件低，又是服裝大師親手縫製的，價格只能更高。順便提一句，去上海為毛澤東縫製衣服，用專門的機器燙好常被扯出大口子的羊毛衫，修補破襪子，其中人員往來的交通、住宿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關於餐飲製作團隊。1949年以後在毛家做飯的都是些什麼人？1960年代後期，有關部門實行北京飯店廚師到毛家輪值制度。北京飯店是當時中國最高級的飯店，負責接待重要外賓和高級領導人，其派到毛家的廚師更是經過千挑萬選的廚藝高超者，如龐恩元、於存、黃子云等，水平自不必說。此前在毛家當值的廚師也都技藝不凡，據《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介紹，程汝明師傅於2000年被評為國家烹飪協會理事及國寶級烹飪大師。從1957年起為毛澤東及家人做飯20年（第1頁）。韓阿福師傅從13歲起到杭州最大的兩個飯莊--劉莊和汪莊當學徒，後來被借調到“樓外樓”賓館，專門接待中央領導。從1953年（此處有誤，應為1954年）到1976年，為毛澤東服務23年（15頁），在餐飲界都是響噹噹的人物。在計劃經濟時代，他們的工資並不高，但放在今天，想吃他們親手烹飪的菜便要花大價錢了。

關於醫療團隊。除了負責醫療管理的傅連璋等領導以及毛澤東的歷任保健醫生，毛澤東兩次病重期間，還專門組成了由全國最著名的醫療專家組成的醫療組。第一次的醫療組組長是現任毛澤東保健醫生李志綏，副組長是徐濤(前任毛澤東保健醫生)、卞志強（周恩來保健醫生）、胡旭東（原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內科主任，後調中南海保健處做保健醫生）。組員有北京醫院的心血管內科主任吳潔、外科主任周光裕、麻醉科主任高日新，醫學科學院院長、泌尿科專家吳階平，阜外醫院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北京同仁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徐蔭祥等。毛澤逝世前進行搶救，第二次組成醫療組。在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護理等各科診治、護理、搶救的綜合配合下，每一科都有一二位獨當一面的專家，負責把關和直接管理，如神經科是黃克維（解放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王新德，耳鼻喉科是姜泅長（解放軍總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外科是周光裕（北京醫院外科主任）、高日新（北京醫院麻醉科主任）。有的一個科就有好幾個專家小組，比如在以心血管內科為主的三個專家小組裡，陶壽淇（阜外醫院院長，心內科主任、教授）、陶桓樂（北京醫院心內科主任、教授）、方析三位是分組組長，吳潔（曾任北京醫院院長、心內科主任）也是心血管內科專家組的重要成員。陶壽淇總負責。

1975年，毛澤東做白內障手術，是由著名的眼科專家唐由之教授操刀。事前，他與其他幾位眼科專家選擇了適當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術，效果比較好。幾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治療方案匯報，然後才做的手術（參見《歷史的真實》第三章“李志綏是一個怎樣的保健醫生？”）。

關於娛樂演出團隊。毛澤東在北京經常看京劇或其他劇種著名演員的精彩表演，有時還把他們輪流請進中南海演出。相聲演員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馬季等多次被邀到“春耦齋”演出。他出巡各地時，當地一般都會安排著名演員獻演拿手節目。白天工作，晚上看戲幾乎是出巡期間的標準安排。文革後期，有關方面專門安排岳美緹、蔡瑤先、姚炳淑以及琵琶演員劉德海、二胡演員閔惠芬、笛子演員張曉輝等名家名角為他秘密錄製古詩詞吟唱節目。1976年在長沙錄製節目時，以傳統的湘劇、花鼓戲為主，也有一些京劇，就連有些已經離退休甚至於已經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藝人也紛紛被請回來，披掛上陣，重返舞台。其中花鼓戲老演員肖重硅就是因為毛澤東當時點名要看她主演的《劉海砍樵》而臨時從某工廠把她請回來的。除了看演出，毛澤東也很喜歡與演員們交往。比如電影演員上官雲珠、革命樣板戲《龍江頌》裡江水英的扮演者李炳淑都曾被請進中南海做客；1964年9月14日他還在上海錦江飯店專門宴請在滬著名女演員孫花滿、楊春霞、張美娟和李炳淑（《毛澤東在上海》，第220頁）；湖南湘劇團演員左大玢，小時候為毛澤東演過節目，又陪毛澤東跳過舞。所以1973年湖南方面創作的電影《園丁之歌》被江青批為“大毒草”時，便透過這層關係使毛澤東觀看該片，受到他的充分肯定，毒草變成了香花，主演左大玢也因此避免了一場噩運。

關於住所建設。據介紹，廣州南湖賓館工程動用了步兵、工程兵、汽車兵共28個營、1.2萬人，運輸汽車458台，各種施工機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還僱請民工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