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1913年宋教仁遇刺後，據說有這樣一個幫會秘史性質的另類解釋，說洪述祖來上海時，最先找到青幫大佬李徵五，李手下有兩位高徒，一是應桂馨，另一個是從海參崴趕來投奔的張宗昌。之後，李徵五將資歷更好也更可信的應桂馨介紹給洪述祖。

　　國民黨贏得國會大選後，李徵五得知宋教仁與陳其美因權利之爭而矛盾激化，於是他想利用刺宋一事來與陳其美做筆交易，之後他跑到陳其美那裡拍胸脯保證他將“刺宋擁陳”，條件是五十萬元與一把手槍。陳其美答應了李徵五的條件，並將錢與手槍立刻送到。等到案發後，陳其美先布置手下設法取回手槍，然後又將應桂馨捉拿歸案，李徵五一看事情不妙，趕緊派人將武士英殺人滅口。3年後，李徵五派出另一位高徒張宗昌將陳其美刺死，算是報了當年的一箭之仇。

　　這個說法，多少有些支離破碎，不過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說武士英乃是被李徵五所殺人滅口;二是張宗昌刺殺陳其美系李徵五指使;三是宋教仁被刺是李徵五與陳其美所做的一場交易，而原因又在於國民黨內部的權利之爭。

　　天底下沒有什麼新鮮事，權利之爭在歷朝歷代、何時何地都存在，革命陣營內部也不能倖免。早在同盟會時期，革命黨內部就存在華興會、光復會和廣東派三大山頭，其間的利益糾葛、政見分歧還引發了幾場針對孫中山的衝突並導致光復會最終從同盟會分裂出去。事實上，辛亥革命前的中部同盟會也是長江中下游革命黨人對孫中山、黃興等人專注於兩廣一帶不滿而導致的結果。

　　革命成功後，隨着同盟會擴容為規模更大的國民黨，一些新加入的成員更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就連原來的革命中堅同盟會，也分化為穩健派與激烈派，穩健派以宋教仁等人為中心，主張用選舉和國會作為鬥爭工具，以牽制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政實力派和舊官僚;激烈派則有戴季陶、何海鳴等人，他們反對與袁世凱妥協並主張繼續革命，這派人又隱然以孫中山、陳其美等人為領袖。

　　自從清帝退位後，國內人心思定，激烈派逐漸失去市場，而以宋教仁為首的國民黨人在國會選舉中節節勝利，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一些沒有得到合理安排的革命黨人，還有那些像應桂馨一樣投機革命而毫無收成的會黨分子，他們心裡不平衡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以陳其美為例，在上海革命後，陳其美由一個籍籍無名的革命黨人一舉登上滬軍都督的寶座，一時間叱咤風雲，風光無限，但隨着南北議和的最終實現和南京臨時政府的撤銷，陳其美的位置也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首先是江蘇都督程德全一再藉口省內政令統一而要求撤銷滬軍都督府，接着袁世凱在唐紹儀組閣之際，又委任陳其美為工商總長，實際上是想將他調虎離山，讓革命黨交出大本營。

　　對袁世凱的用意，陳其美與其他革命黨人也是啞巴吃湯圓——心中有數。因此，陳其美一直找各種理由遲遲不肯上任，袁世凱那邊催得急了，陳其美就委託次長王正廷前往北京代理部中事務，他自己就是賴在上海不走。一直到1912年7月31日，在各方壓力下，陳其美被迫宣布撤銷滬軍都督府，上海重新歸入江蘇方面管轄。而在此時，唐紹儀內閣已經垮台，工商總長也已被袁世凱免職，陳其美最終落得無官一身輕，這對於曾經風光而又野心勃勃的他來說，現實的巨大反差和心裡的落寞是可想而知的。

　　在人情世故方面，袁世凱倒是極為圓通。就在陳其美宣布辭去滬軍都督的前一天，袁世凱下令預支三萬元旅費供陳其美出國考察工商事務，其用意無非出於安撫的考慮。不過，陳其美拿錢後並沒有出國，而是先回老家一趟，之後又與黃興一起到北京同袁世凱見面，不過，因為之前孫中山已經與袁世凱會見過一次，黃興、陳其美的這次北京之行多少要冷清許多。

　　在北京轉了一圈後，陳其美也沒有什麼收穫，這點遠不能與孫中山、黃興的待遇相比。孫中山在訪袁後，被特授為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交通部每月撥給辦公費3萬兩，一切行政用人之權，北京政府概不干涉。黃興來京後，也被授為漢粵川鐵路督辦，每月經費也能拿到數千元，待遇比內閣總長還要優厚。

　　至於陳其美這邊，除了3萬元的出國考察費，就什麼都沒有了。作為昔日的地方實力派，陳其美自然是心有不甘。當年9月13日，革命黨人于右任就說，陳其美如今在上海很無聊，成天躲在家裡，客人也不多見，攻擊他的人還說他整天在什麼清和坊、平安里之類的娛樂場所廝混，其實哪裡有這回事。信末，于右任不免有些概嘆：昔日的滬軍都督，如今混成這樣，你說可憐不可憐!

　　曾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和曾任陸軍總長的黃興，與陳其美的情況也有些類似，在袁世凱把持的政權下，已經沒有了他們的位置，而他們在革命時期所主張的一些東西也大體失去了市場。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宋教仁為代表的那些主張在袁世凱的體制內進行合法抗爭的人，當時是做官的做官，議員的議員，一個個摩拳擦掌，可謂意氣風發，風頭正勁。

　　眾所周知，宋教仁從同盟會初期即與孫中山政見相左，無論是個人氣質還是行為方式，兩人都有較大差異，彼此交往也不多。辛亥鼎革之際，宋教仁一直堅持責任內閣制，而孫中山最初主張總統制，各省代表會決議清帝退位後由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改而主張內閣制，並將之寫入《臨時約法》;在後來的遷都問題上，孫中山、黃興主張定都南京，宋教仁站在袁世凱的立場上支持定都北京，兩者存在明顯的分歧。

　　對於宋教仁的做法，一部分革命黨人特別是激烈派大為不滿。特別在國民黨組成後，外間盛傳孫中山、黃興被架空的謠言，宋教仁後來不得不在報上發表公開信，申明自己雖然與孫中山、黃興政見不同，但彼此忠心為國，自己也是十分尊重與愛戴孫、黃二公。

　　孫中山、黃興辭去公職後，態度一度消極，譬如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的事情上，孫中山、黃興就基本沒有參與而是全權委託宋教仁一手操辦，這在某種程度上也給了宋教仁快速崛起的機會。儘管孫中山、黃興仍舊是公認的革命黨領袖，但在國民黨中，他們只是名義黨魁，真正的領導者實際上是宋教仁。

　　正是在宋教仁的精心策劃和積極努力下，國民黨才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第一次國會選舉。眼看宋教仁即將成為內閣總理，成為一顆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而志向遠大而又落落寡歡的孫中山、黃興等人又會做何想法呢。畢竟，宋教仁當時才三十出頭，太年輕了!

　　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孫中山曾對宋教仁說，現在無論誰做大總統，都很難在短期內讓中國有所改觀，如果僅從政治入手，勢必會越搞越亂。所以，他倒是希望袁世凱做十年總統，而他致力於實業建設，最好能修個十萬里鐵路什麼的，這樣的話，國家才會有希望。言外之意，他對宋教仁一意鼓吹的政黨政治、政黨內閣並不贊成。

　　就私人關係而言，黃興與宋教仁既是同鄉，又都是原華興會的骨幹，兩人關係一向親密，並無芥蒂，但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黨內部鬧過幾次分裂風波，黃興為顧全大局而不得不刻意維護孫中山的權威與領袖地位，加上他本身也不是特別有政見的人，因而在民國初期的這段時間裡，他主要還是跟着孫中山走。

　　和孫中山、黃興相比，陳其美就很不一樣了，他一向心機很重，而且有很強的權力占有欲，從搶奪滬軍都督位置到千方百計的刺死或趕走其他競爭對手，這些都可以得到證明。而且，陳其美是真正擁有過實權的，這與孫中山、黃興一開始就是接手爛攤子還不一樣。一個嘗過權力滋味的人，一旦失去了權力會是什麼滋味，恐怕只有嘗過的人才能體會。

　　1913年2月15日，在選舉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宋教仁在各地演講後抵達上海，而就在5天前，孫中山帶着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革命黨激烈派前往日本訪問。對此，應桂馨用密函向趙秉鈞報告稱此舉為“高人深致”，其含義頗有些玄機。究竟“高人深致”是什麼意思呢?是什麼樣的高人給出的什麼高招?高在何處?這些應桂馨都沒有明白說明。

　　按常理說，在國民黨選舉勝利並將組閣的情況下，孫、黃、宋作為國民黨高層領導，不管是名義黨魁也好，實際領導人也罷，大家似乎都應該在上海碰個頭，好好商議下今後的對策，下一步該怎麼走，如何協調黨內政策和組閣後的人事安排等，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為何孫中山不稍等宋教仁幾天，而非要急匆匆的赴日本做並不急迫的訪問呢?如果真像應桂馨說的，有“高人”在孫中山背後出主意，那這個人會是誰?會不會是陳其美?他是不是已經有什麼圖謀而有意讓孫中山避開嫌疑?這一切似乎都是謎。

　　資深革命黨人譚人鳳曾說，其手下陳猶龍曾與來北京領款的共進會會長應桂馨、副會長張堯卿一起住在中西旅館，陳得知兩人領有中央巨款後，認為此等危險人物直接與政府交涉，必有意外之事發生，回來後即將此事報告譚人鳳。譚人鳳見到宋教仁後，勸他韜光養晦，注意安全。宋教仁說，戒備之說，之前也有人告知，但這些都是杯弓蛇影，不必多慮。

　　事實上，宋教仁北上之前，已經感覺到氛圍不對的人不止譚人鳳一個，《民立報》記者徐血兒在與即將北上的宋教仁告別時，就曾提醒他注意安全，路上恐怕有不測之險。宋教仁笑着回答：無妨，我此行乃為統一全局，調和南北，堂堂正正，何懼之有?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但仍當全力以赴。

　　宋教仁去世當天，《申報》也報道說，宋教仁北上前已連續接到友人密函，稱他在南京時即有人潛隨其後，意圖行刺，讓宋教仁路上謹慎自衛，但宋教仁接信後卻說，現在進行的是陽光下的政治競爭，容不下偷偷摸摸、卑鄙殘忍的手段，這些只是謠言，不足以信。但不幸的是，謠言竟然成真。

　　遇刺當晚，宋教仁在火車站上車之前，身邊沒有一個衛士，國民黨方面也沒有做任何的防護措施，以至於兇手行刺後竟然從容逃逸，就平時站崗的車站警察，此刻也離奇的不見蹤影，一切都顯得極為詭異。上海一家英文報紙的編輯也說，“我去過行刺現場，兇手竟能逃之夭夭，使人奇怪”。

　　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遇刺後，辛亥時曾擔任其秘書的日本浪人、黑龍會成員北一輝曾自募緝兇隊搜尋兇手，在宋教仁的治喪委員會，也只有北一輝和宮崎滔天兩個日本友人。後來，北一輝被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以“妨礙治安”為由勒令回國，並限令其三年內不得再入中國。北一輝被遣返的內情雖不得而知，但起因是宋教仁案卻是無可置疑的。據北一輝後來所說，宋教仁是因為擬推黎元洪為總統而得罪袁世凱與孫中山，宋之死是袁、孫合謀，而其中主謀又是陳其美，袁、孫還是從犯。由於其鍥而不捨的追查“宋案”真相，結果袁、孫為防止事機泄露而強求日本政府勒令其回國。

　　北一輝的這個說法在邏輯上有些費解與矛盾，但據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向日本外務大臣牧野伸顯遞送的簽呈，其中則有詳細說明，當時北一輝自組尋凶緝查隊並查知有日本人涉嫌，由於其不斷向黃興及租界警方密報他的查案心得，各方由此不勝其煩;而且，北一輝的查案困擾了當地日本人社會的正常生活，並影響了日本人在當地的形象。由此，領事館不得不勒令他離境回國並在三年內不得重返中國。

　　不管怎麼說，作為國民黨人的重要領袖、而且是即將出任內閣總理的宋教仁，在出行時竟然毫無防護，這與辛亥革命時孫中山所受到的待遇幾乎是天壤之別，這無疑是一種悲哀，而悲哀的背後，又意味着什麼呢?為什麼陳其美能為孫中山派出衛隊並加以嚴密保護，而對宋教仁卻如此冷淡、毫不關心呢?

　　更奇怪的是在“宋案”發生後，孫中山等人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轉變。在上一年8月，孫中山與袁世凱會面後還極力稱讚袁世凱“雄才大略”，是當世無可替代之人，並號召國民黨人予以理解與合作，但“宋案”發生後，孫中山立刻中止在日本的訪問返回上海，並召集會議討論“宋案”後的對策。會上，孫中山認為袁世凱已經無可救藥，除武力反袁外，別無他途。儘管黃興等人主張以法律方式解決“宋案”，但孫中山依舊不改初衷，並秘密訪問日本駐上海領事以尋求支持。

　　由於反袁的各方麵條件都不具備，國民黨在表面上仍保持克制，而在另一邊，隨着“宋案”的進一步發展和“善後大借款”的劇烈衝突，袁世凱與革命黨陣營的衝突日益激烈，最終無可調和。1913年6月，袁世凱先後免除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位國民黨籍的都督職位，宋教仁的死亡事件最終引爆了一場新的內戰，而此時距辛亥革命僅一年半的時間。

　　節選自新書《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