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33年前審判“四人幫”和林彪的大將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08月23日16:06:4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對“四人幫”、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審判，所有重要文件——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被告律師的辯護詞，特別法庭的《判決書》……無一不呈送中共中央最高層審核批准。彭真諄諄指示：“兩案”應“獨立進行審判”，“公、檢、法是三道關”，但他還有一句話：“中央領導小組是第四道” 　　2013年8月22日上午8點半，薄熙來庭審大戲開鑼。雖然正趕上《新史記》雙月刊第15期這一天要發稿到香港付印，忙得不可開交，但是我已經心不在焉——注意力轉到“薄案”上了。匆匆忙忙趕寫出一篇卷首語，話題也離不開“薄案”。 　　很自然地聯想起33年前的“兩案”審判——對所謂“林彪反革命集團”、“江青反革命集團”這兩個集團的審判。“兩案”的被告，一共十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於1980年11月20日開庭，1981年元月25日終審裁定，十名被告均判有罪，刑期從十幾年有期徒刑，到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隨手記下了若干“兩案”的資料。不妨將“薄案”與“兩案”進行比較，看看中國的法治，33年來前進了多少？——或者是不進不退？甚至是倒退？ 　　◆1980年的兩個“反革命集團”都非同小可。一個，是以“毛澤東的接班人”“全黨全軍的副統帥”為首（雖然他已經死去九年，仍要冠以他的名字）；另一個，是以毛澤東的夫人為首。兩個集團的成員，不是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員，就是上將、中將。對規格如此之高的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公審，實在是當時政治生活中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 　　從現在獲得的資料看，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對於在“兩案”審判中遵守法制、通過“兩案”審判推進法治，表示有相當的意願。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七部法律；9月9日，中共中央發布了64號文件：《關于堅決貫徹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領導人講話中，口口聲聲要求，“兩案”應由“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 　　1980年1月，中央成立政法委員會，彭真任書記。對如何審理“兩案”，他具體指示說：公安部要搞好預審，檢察院要搞好起訴，法院要搞好審判。 　　彭真指示：“起訴書應當以證據做後盾，以預審做基礎。四道程序把關，公、檢、法是三道關，中央領導小組是第四道。”——最後這句話，一下使“獨立審判”成為一句笑話。 　　◆“兩案”審判，有無數讓人瞠目結舌的紅色幽默。 　　特別法庭的會場安排，就極有“中國特色”。 　　國際上任何法庭的格局都是原告與被告兩造分列兩旁，法官居中；但“兩案”的排列方式，卻是國徽下法官、檢察官兩個板塊的座位呈八字形左右對稱，左邊是法官，右邊是檢察官。牆邊有兩排座位，右側是被告辯護人，左側是書記員。這就意味著，法官與檢察官是並列的，辯護人低其一等。 　　為什麼會如此？張思之律師介紹說，特別檢察廳檢察長、井岡山時期的老革命黃火青，“堅持我檢察院和你們法院是平等的，你代表國家，我也代表國家……為什麼你坐中間，我坐旁邊？”法庭工作小組按照國際慣例安排，把法官擺在中間，這邊是檢察，那邊是律師。但黃火青不干，認為“我們怎麼和律師是這麼一個（對等的）關係”？張思之律師說，為這個事情爭論了很久，最終，“彭真拿黃火青沒有辦法，老革命啊”。 　　法庭公然當庭剝奪被告的合法權利，例如，當法官最後問邱會作還有沒有話要說時，邱會作大聲說：“有！我還要說，徐向前全軍文革怎樣同江青搞亂總後的……”。他的話音未落，法官就大喊：“你不許講話！你不許講話！”法警也竟然上前動手把邱向外面推。再例如，張春橋自始至終不開金口。從法律上看，沉默也是被告的權利，但有位法官就沉不住氣了，反反覆覆地聲稱：張春橋，你不吭聲，就是默認對你的控訴了！ 　　最荒唐的就是對江青的庭審調查中，法官與江青竟多有口舌之爭，甚至在法庭上辯論起“誰怕誰”來！“老娘”當眾哈哈大笑。 　　◆上面所說，還不是原則缺陷，可以用“經驗不足”等等來解釋，“兩案”審判最根本的問題，是違背“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裁決先於審判：黨中央那幾位元老先給被告定了罪，整個司法體系就全力圍繞所定的罪，羅織罪狀。為此，出現了一系列荒乎其唐的咄咄怪事。 　　江騰蛟竟然升格成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就是一例。 　　這個江騰蛟，毫無知名度，僅僅是林立果的親信，與黃、吳、李、邱等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地位相距甚遠，怎麼成了“集團主犯”？民眾百思莫解。邱會作最先領悟了其奧妙：“要抓我們中央軍委幾個人武裝政變”，苦於毫無證據，在偵查預審中找不到發現“四大將”與《571工程紀要》、與謀害毛澤東、南逃廣州等等有關的罪證，就將與這些事扯得上一些關係的江騰蛟升格為“主犯”，於是就有理由將他們打成一個“集團”，“策劃武裝政變”了！ 　　另一件滑稽事，是將素來與張春橋有隙、被江青多次斥罵，且被毛澤東定為“林陳反黨集團”的陳伯達，改劃為“江青集團主犯”受審——難怪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共製造的又一大冤案。 　　◆為了將所有事實都裝進黨中央設定的框架，威脅被告、培訓證人、限制律師等等行徑，都干出來了。 　　被告之一吳法憲回憶：兩位審判員來告訴我，要進行法庭辯論，我可以在法庭上發言，這是法律允許的，“但是要注意，起訴書上的問題，不准推翻，否則要判重刑”。張思之則披露：當時有一個小組，是專門管證人的，這個小組“主要的是，要證人配合起訴，證明起訴的是事實……這樣就沒有公平了”！ 　　律師在“兩案”審判中亮相，十分引人矚目。律師辯護多少有點效果，但是辯護空間極為有限。當局給“兩案”律師制定《律師小組辦案基本原則》，張思之將之概括為“實際上就是這麼兩回事：第一，不能夠動定性，第二，事實不能變”。他回憶說：拿到這個《律師原則》，“第一反應是蒙了。這樣我們幹什麼呢？……可以講被告人認罪態度好，請求法院從輕——傻子也可以講這句話，要律師幹什麼呀”！？ 　　◆法庭所有重要文件，都是黨最後敲定。 　　張思之律師披露，律師起草了辯護詞，都是先在律師小組裡討論，再報給司法部，司法部審完之後，再交給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辦公室，上報給中央定。 　　辯護詞是這樣，起訴書和判決書，就更是這樣了，必須送到中共中央最高層。知情人士披露，《起訴書》寫了14稿，《判決書》更多，改了27稿。這些以司法名義起草的文件，最後報送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審閱，他又請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動筆修改。也就是說，所有這些文件，都是中央定的，談何“司法獨立”“尊重司法程序”？ 　　◆罪行認定後，怎樣量刑是個難題，全國眾說紛紜：有人主張輕判，將這些人定了罪養起來算了；有人主張從嚴，一定要判幾個死刑。法官們哪裡做得了主？只有陳情於中共中央來定：開不開殺戒？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還在武漢大學當學生，在宣判的前一天夜間，被緊急召集攏來開會。會議只開了幾分鐘，宣讀傳達中央關於“不殺”的簡短決定。 　　後來得知，鄧小平說，黨中央“經過反覆考慮”，決定“還是一個不殺為好”。——“反覆考慮”什麼？那當然不可能是什麼“法律準繩”，而是政治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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