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攻打南京雨花台，遇到強大的抵抗，久攻不下，你外公懷揣一面革命黨旗幟，跨上戰馬，獨自一人沖向城門，守城的清軍以為來了自己的長官，沒加阻攔，還向他行禮。他登上城門後，掏出了懷裡的旗幟，插上旗杆，城門就此攻陷……”
---- 另一個從小聽來的故事
外公出生在一個清朝將官家庭，他的父親曾是左宗棠西征軍提督余恩虎（清朝收復新疆的大功臣）手下門將，據說因屢立戰功而得過皇帝欽賜的黃馬褂。外公並沒有到日本留過學，是如何結識孫中山先生加入同盟會的不得而知，大概他青春年少充滿了反叛精神，嚮往民主自由中國，抑或是憑着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江湖義氣，這些都無從考證，不過他家鄉出了很多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高級將領，素有“將軍之鄉”之稱，而他們又都是曾國藩湘軍的子弟。大多數關於外公的革命傳奇故事，並非他老人家親口講給我母親，而是來自於族人的口口相傳。母親說外公很威嚴，家裡人不太敢和他說話。他年長母親四十八歲，且常年在外奔波，僅有的幾次教她騎馬識字和抱她，便成了難以忘懷的關於父親的美好記憶。他很愛這個幺女，曾對我母親寄予很高的期望，很小時定了娃娃親把她許配給徐軍門的曾孫。如果沒有後來的歷史動盪，不會有我坐在這裡寫他的故事。外公唯一的兩個兒子因參加共產黨一個被國民黨殘酷殺害，一個隨彭德懷起義離開家鄉後便再無音訊。老年的他飽受喪子之痛，又身處改朝換代的險惡環境，變得心情煩悶，愈發少和家裡人交流，母親便成了他唯一溫馨的安慰。
據母親說，外公也曾有過和蔡鍔遇上小鳳仙一樣的愛情故事。有一年，外公在蘇州城執行任務時，被清軍追捕（網上的資料顯示，外公是同盟會員上海都督陳其美的十三兄弟之一，那麼他在江浙一帶活動是合乎歷史事實的），情急之下，閃進了街邊的一戶人家，那家有位小姐把他藏了起來，從而躲過了清兵的搜索。因外公生得高大英俊，小姐喜歡上了他，大概她也不錯吧，外公娶了她作三太太，帶回了家鄉。三太太自己沒有生孩子，在當地過繼了一個，後來因鄉下生活太清苦和枯燥，加之語言有隔閡，她終於忍受不了回了蘇州娘家，留下那個可憐的繼子思母成疾，後來變得有些瘋瘋癲癲。母親說三太太很漂亮，是那種典型的溫婉可人知書達理的江浙女子。聽了這個故事，我才相信原來有些浪漫傳奇真不是編的。
外公殺敵英勇，衝鋒陷陣。母親說，冬天外公腳上生滿了凍瘡，紅腫潰爛，又痛又癢，但只要一聽到衝鋒號響，他便立即蹬上戰靴，一馬當先。但在名利上，他卻安於現狀，眼看着夥伴們得到升遷，連他的勤務兵都看不下去，為他心急上火而變得神志不清，有一晚上居然捉了一隻老鼠，淋上火油，點了火，放開老鼠任聽亂竄，幾乎釀成大禍。為此，外公在當地有個好名聲，因為他為人正直，視名利如糞土，人稱“大樹將軍”。那是在他60大壽時，鄰縣的縣長給他送了一副賀聯，賀聯里把他喻為“大樹將軍” ，一時傳為美談。（大樹將軍釋義：原指東漢馮異。後常指不居功自傲的將領。出處：《後漢書·馮異傳》：“諸將軍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互動百科。”）
1927年到1930年間，湖南爆發了“秋收起義”又稱“湘贛暴動”。而其中彭德懷的“平江起義”被當地人稱為“鬧紅軍”。外公的大兒子二兒子都參加了鬧紅軍，而外公卻在外為國民黨奔波，到1930年才回到家鄉任縣長，母親說他是因為看不慣蔣介石政府官場裡的腐敗和勾心鬥角而回鄉的。要麼說呢，一切都是命，其時正當彭德懷帶領紅軍撤往江西後，國民黨反撲，抓捕了大批的農會會員和骨幹分子，“一祠堂一祠堂的關滿了人哪” 母親說，便有共產黨地下組織找到外公，向他求助，“你外公以縣長之名下令放了他們”。（我把外公的故事講給好友聽，好朋友驚呼“救農會會員？你知道大革命時期農會幹了多少喪盡天良的壞事嗎？” 說實在的，我還真是不太知道，但從文革中農村里很多地方大肆屠殺地富反壞右的血腥殘暴中可以想象得出。為何外公要救這樣的人？可能都是鄉親們的原因吧，何況兒子們都是共產黨人，他也一定程度上同情共產黨）。來向外公求情的地下共產黨不是我大舅，母親說因為政治上的對立，父子們幾為仇敵。但後來，他的大兒子被捕後，國民黨來人徵求外公的處理意見，公堂之上外公說了一句“公事公辦”，待來人走後，馬上修書一封，遣人快馬去解救他大兒子。誰知那差人太差勁，誤把這封保信送到了被大舅整治過的保長而不是國民黨手裡，保長把信扣押了下來，兒子自然沒有救成（大舅死得非常慘，不忍描述），還成了他多年後喪命新政權的證。
1949年共產黨執政。鎮反運動開始前夕，他的好朋友李濟深先生（黃埔軍校前副校長，前國家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是聽到了風聲，親筆信邀他去北京避風頭。他接受了邀請動身前往長沙，打算先拜會另一位老朋友方鼎英先生（黃埔軍校代校長，著名抗日將領）後再北上。行至半道，他突然想起了他的老堂叔因兒女病死無人照料，便返折回家想把堂叔的晚年安排好，在路過自己的外婆家時被聞訊追捕他的共產黨抓住，被送縣城關押。在那裡他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並不知大難臨頭。鄉親們得訊後，鄉長帶頭徵集保他的簽名，帶着按有幾百名鄉親手印的保書和眾鄉親連夜步行60多里山路，趕到縣城情願。到達縣城後鄉長當即受到了上級的嚴厲訓斥，說他喪失了階級立場敵我不分。鄉長屬於不識時務之人，還以為共產黨會明功過斷是非，殊不知他這一好心舉動更加快斷送了外公的性命。當地政府看到我外公在鄉里有如此高的威望和號召力，是個非常大的威脅，便很快宣布了他的死刑。因為外公並沒有鎮壓共產黨的血債，便給他羅織了一條罪名：害死了自己的大兒子 -- 鬧紅軍時當地的蘇維埃政府主席。“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句話，就是我在母親敘述這個故事時學到的。
至於那位老堂叔，因外公念他而掉命，被鄉親和族人罵作“喪門星”，雖然一點也不是他的錯。
外公的命運以及他和共產黨的恩怨情仇就是如此，他為共產黨貢獻了唯一的兩個兒子，也拯救了大批共產黨人的性命，這樣的人本應是共產黨的恩人，卻因被新政權假想成潛在的威脅而遭殺身大禍。看到這樣的悲劇結局，很為他當年棄官回鄉遺憾，可是反過來想，如果他不回鄉而成了國民黨高官，也許不至於死，卻是被共產黨當作展示自己寬容仁慈的活標本活道具供養起來，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屢屢成為被羞辱和折磨的對象，雖然中國傳統文化里向來推崇“士可殺不可辱”之氣節，但共產黨執政的歷史證明了此說很不可靠，從這點來說，我覺得共產黨殺了他反而成全了他完整的傳奇人生。
外公的故事如果只是來自母親，倒也沒有多少可記錄的，因為都是無從考證的記憶片段。母親從來不撒謊，不編故事，幾十年來反反覆覆向我們講的都是同樣的情節，我相信都是真實可靠的，但也是不連貫的，模糊的。他的形象真正鮮活起來，是在互聯網上，雖然絕大多數都是沒有細節的。下一篇我會整理網絡上的資料，來講述外公的故事，部分印證母親的記憶。馬黑博提議貼一些老照片，非常令我沮喪的是，沒有任何外公的照片，網絡上查到一些關於辛亥革命和孫中山革命活動的集體照片，也許有外公在裡面，不知母親可否辨別得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