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龍志傳】第十二卷 為國分憂 榆林祭祖[1]

一、驚魂稍定 就上征途

前已述及，到了1970年下半年，隨着清隊運動的掃尾，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了一些“落實政策”的舉措，首先是補發被扣工資。1970年9月12日，在被扣發工資27月（兩年零三個月）後，龍志被一次補發工資3820.50元，在當時那是一筆很大款項。他的工資也從每月60元恢復到每月201.5元。自然而然引起了許多人的嫉妒，龍志家庭在政治上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他的孩子們在找工作時得到的政治審查材料就很差。奇怪的是，龍志被扣發工資的時間，竟然和他當年在美國留學停留的時間一樣，都是27個月，世界上往往有如此巧合的事。大概人們都無一例外地要為自己的浮沉付出代價和得到收穫。

  無論如何，龍志的工資的補發和恢復，在經濟上已經按照“教授”的待遇，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解脫和承認。對於他們這個家庭來講，龍志工資的補發和恢復，猶如“雪中送炭”，時機不能再好了。那時（1970年9月中旬）文煥與文燦插隊已經定局，家裡過了近4年緊緊巴巴的日子。很多時候，全家都填不飽肚子。補發工資後，家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賣豆腐的人花50元買了100斤高價玉米麵，解決三個大男孩子吃飽肚子的問題。家裡做的第二件事是花了100多元為文煥、文燦插隊準備而分別買了一套絨衣，絨褲，球衣，秋褲，雨衣，雨鞋，棉帽手套等等。當然，家裡沒有敢鋪張浪費，反而要夾緊尾巴，感恩戴德。因為龍志的政治地位沒有發生本質變化，任何時候都不能“忘乎所以”。

由於1969年中蘇冷戰加劇，發生了“珍寶島”軍事衝突。蘇聯為了報復中國，甚至計劃採用核武器一舉摧毀中國的核設施，戰爭一觸即發。為了緩解蘇聯邊境軍事壓力和戰爭危險，美國不計前嫌，向中國透露蘇聯核打擊情報，並且給蘇聯施加如果對中國核打擊將遭到美國全面報復壓力，中美關係在共同利益驅使下開始漸漸接觸解凍。1971年又發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同年中國在眾多第三世界成員國的投票支持下加入了聯合國，舉世震驚。次年，中美兩國於1972年初尼克松訪華達成“上海公報”。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微妙變化，國內知識分子和老幹部的政策開始鬆動。龍志這個“留美教授”的悲慘處境也悄然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

如前所述，到了1971年2月20日，龍志被通知參加小組思想匯報，解除了對他的審查。之所以對他的審查終於不了了之，竟然也沒有大會宣布結案，因為他本來也沒有“案”可定，他的“美國特務嫌疑”和“國民黨員”本來就是子虛烏有。1971年下半年，學院在軍管會領導下開始局部落實一些政策，龍志也被允許作為普通改造對象參加教研組活動了。龍志當時的興奮和激動溢於言表，六年來，他終於從“低頭認罪的階級敵人”，熬到了“夾緊尾巴，抬頭做人”的“普通群眾一員”，終於獲得了人身自由和起碼的“人權”。那是從5％的“階下囚犯”變到95％“普通人”質的飛躍。就好像一個健康人很難理解病人遭受的痛苦一樣，一般人很難體會到此刻對於一個犯罪勞改分子的意義有多麼的重大。對於龍志來講，最為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獲得了6年來可以為人民，為國家工作，獲得了他夢寐以求“將功贖罪”的工作權利和自由。

在稍微能喘一口氣時，他又琢磨着干起他的養豬事業來了。文革搞亂搞垮了全國各行各業，養豬業也不例外。當時山西剛剛從兩派對峙的武鬥中解脫出來不久，清隊也剛剛結束，國務院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那時人人都關心的是大至“反修防修，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小至每天請示匯報“狠斗私字一閃念” 的政治口號。政治運動是核心，是生命，是雷打不動的首要任務。1971年秋，龍志卻以極大的膽略提出要對全省的養豬生產狀況進行一番全面調查，解決生產中的問題的建議，該倡議得到省畜牧局的批准。

這類調查工作他1939年在在四川內江和學生一道對內江豬和榮昌豬做過。1955年也與盛夀藻先生一道曾經對山西省的地方豬種做過調查並且提出了改良本地豬的育種方案。文化革命搞亂了一切，龍志對此心知肚明，但是他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否定文革以來的革命與生產“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因此要搞調查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和辦法來。經過研究，院系領導終於同意由唐顯作先生和馮永富先生兩位年輕教師負責，一同出發，龍志的身份是組員。

山西省的國營牧場及社隊豬場有五十多個，分布在全省各地。由於龍志建議同時調查山西省本地豬的情況，而全省為數不多的本地豬都位於交通不便，經濟不發達的偏遠地區。那年頭，交通工具就是火車，公共汽車甚至畜力車。許多地方不通汽車，他們往往以步代車，長途跋涉。因為住宿吃飯都不方便，他們還必須自備行李，有時他們每天要步行40-50里。龍志那時已經是62歲的老人，剛剛從如火如荼的清隊運動中熬出來，身體確實非常虛弱。年輕老師要幫助他扛行李，他卻堅持自己扛着走，說“我還有改造任務，要戴罪立功。你們不能幫我！”。後來他腳上打了泡，實在走不動了，才讓年輕教師幫助他拿行李。他們師徒三人風塵僕僕，花了整整三個月的時間，他們跑遍了全省七個地區、十七個縣（市）的五十九個豬場，跑遍了山西山山水水，硬是完成了調查任務。

龍志他們在調查中欣喜發現，他們文化革命前的科研成果經過多年的推廣普及，內江豬和巴克夏豬與本地豬雜交的後代在山西省晉中、忻州、呂梁、晉東南、晉北大部分交通發達的地區得到了很大普及。當然他們也發現，許多地方豬種血緣混雜，野交亂配，特別是本地豬瀕臨滅絕邊緣。龍志深深感到內疚，自己從事豬育種幾十年，不但沒有完成向省委領導承諾的培養新品種任務，而本地豬也沒有保留下來。本地大耳朵母豬的最大優點是產仔多，母性強（哺育率高），適應性、抗逆性、耐粗性強，是世界上不少優種豬的“老祖宗”。如果失傳，祖祖輩輩後人都會責備自己。需要刻不容緩在全省建立幾個保種基地，建立譜系，進行系統的選育保種，為建立全省雜交繁育體系提供重要的“母本”。

在晉西北大同市種豬場，當時飼養着十幾個品種，血緣混雜，品種退化，更不能夠適應農村飼養條件和晉北寒冷氣候。企業虧損，頻臨倒閉。龍志據多年經驗，建議他們淘汰屠宰所有的白色種豬，引進南方的內江豬和黑色的巴克夏豬。山西黑豬的培育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從那年後，龍志他們每年都到大同蹲點幾次，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

晉東南長子縣關村豬場是他們的另一個點。龍志非常喜歡農村的新鮮空氣及農民的憨厚樸實，在那裡甚至操起了文革中的老本行，幫助小腳飼養員老大娘挑擔子餵起豬來。1971年冬天到1972年春，師徒幾人還總結調查結果，並根據文革前的科學實驗數據，到山西省長子縣關村蹲點（見照片），在生產第一線寫出了“豬的雜交和育種”一書。他們就住在關村老鄉家裡，坐在磚頭上，用炕頭當桌子。這可能是文革中期當時全國第一本養豬專業手冊。 山西農大郭傳甲教授在“中國養豬界的偉人張龍志教授”一文中回顧那段歷史：

1．為馬身豬操勞

“張老在文革“勞改”期間，反覆思考暫時困難時期，凡含馬身豬（華北本地豬）血液高的雜種豬死亡率低，認為馬身豬有保存和利用價值。1971年省畜牧局組織養豬調查，按他的要求把馬身豬列入調查。那時交通、食宿情況可想而知，對於一個61歲的老教授來講更是不言而喻。交通方便的地方已見不到馬身豬的蹤影，只有到深山老林中去找。張老靠他純樸的風度和平易近人的感染力，所到之處很快與飼養員打成一片，並深受大家的歡迎。當時生活很艱苦，每日三餐，以稀為主，雖說能吃飽，但不耐飢，張老豪爽地說，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一日“三西”，由於不習慣西餐，而經常肚飢，今天一日“三稀”也不習慣。馬身豬一日三稀能生存，外國豬一日三稀不行，一日“三西”又辦不到，看來豬的習性要逐步改，種質特性急待研究。

在一個山區豬場聽說另一個村裡有幾頭馬身豬和一頭公豬，張老如獲至寶，次日早飯後按指定的方向上路，不料，5個多小時才翻過一座山，看到馬身豬，張老忘記了一切，看豬問情況，下午3點多才吃上午飯，待返回住地時，已是晚上9點鐘，在張老只累不餓的推辭下，只好空肚上床休息。張老素以睡覺質量高而頗有名氣，但這次純屬例外，躺至深夜仍不成眠，次日晨他風趣地說，肚飢是造成失眠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經過艱苦的工作，完成了對山西省7個地區的17個縣市共59個國營和集體豬場的調查。省畜牧局將30多頭馬身豬集中到大同豬場，為馬身豬種質特性的研究和保存利用奠定了可靠基礎。

2．“傷兵”愛喝稀

第一次去關村豬場調查，到了長子縣城，還有近30里的路程，當時不通公共汽車，同行人提議到縣委里要個車送一下。張老說同志們不要忘記，你們有監督任務，我有被改造任務，這次要“帶罪立功”，千萬不能讓我犯錯誤，東西自理，靠步行完成任務。張老背着東西津津有味地說，響應號召拉練，步兵機動靈活。前十里，張老較為瀟灑，別人替他背東西被拒絕；中十里，已感疲累，替他背東西時，他風趣地說面對現實，實事求是，只好如此；後十里，步步艱難，靠咬牙堅持，兩個腳上起了血泡，疼痛難忍，只好拄木棍前進，他非常幽默地說，步兵轉”泡兵”，“泡兵”變“傷兵”。

到達關村後，支部書記老黃問，你們來村的目的是什麼？張老說學習養豬技術，接受再教育，總結養豬經驗。你們來這裡生活上可能不太習慣，愛吃什麼飯？張老說，一日三稀最順口。同行人開玩笑地說老“傷兵”愛喝稀[2]。

3．急生產所急

張老完成豬的調查之後，集中馬身豬的建議得到落實，他倍加高興。考慮到養豬生產的現實，急需進行科學技術普及，他設想如果編一本既結合實際又能推動養豬生產發展的科普讀物十分必要。為編好這本書，他建議深入養豬第一線去編，他不顧征途疲勞和年老多病，再次到長子縣關村豬場，在參加勞動和廣泛深入座談的基礎上進行撰寫。工作條件很困難，一床兩用，既可睡覺又當桌子，他經常說寫書的質量與桌子的好壞是零相關，舒適的環境下可以寫出好文章，困難的條件下也可以寫出好文章，關鍵是動力和事業心，要想生產所想，急生產所急。

張老經常告誡我們，要把豬場看成是習武和用武之地，任何時候都不能把自己的作用看得過大，應當虛心向生產者學習，廣交朋友。只談有沒有用武之地不行，應當把習武和用武結合起來，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搞應用科學的人沒有這一條算是不太合格。”

龍志對於文化革命五年來最大的痛惜乃是被剝奪了他為國家和人民工作的權利，以致教育事業和養豬事業蒙受損失。用一首詩來表達他對工作的渴望：

       【七律】   《渴望工作》

恢復自由倍感恩，驚魂稍定渴立功。                     

主動請纓查資源，風塵僕僕赴山村。                    

八千里路雲和月，山高路遠徒步行。                             

一心拯救珍稀種，何顧安危冤怨恨？

 

      

 二、感動上帝 美夢成真

調查回校之後，龍志文革幾年來的“刻苦改造世界觀，拼死拼活幹革命”的精誠努力和英雄事跡感動了同僚，並且受到學校有關領導重視。他被推選為做為全校舊知識分子改造的典型“先進分子”。1972年到1975年間，龍志在動物科學系和全校給所有教師學生作了一系列“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世界觀”的報告。他甚至給新招收的學生作了“如何鞏固學農專業思想” 入學教育報告。根據陸微女士回憶，他還應邀給新招收的工人“如何做一個好工人”的培訓報告。龍志還在1974年文革之後首次召開的“華北地區養豬會議”上被軍代表發現而邀請上台做過類似的報告。

龍志講演中反覆強調的一個問題是有關豬舍的設計方案，由於龍志在文革中多次為保護仔豬安全整夜整夜守候在臨產母豬旁邊為母豬接產，特別是當他1970年3月31日第一次在豬舍中睡覺時才發現自己豬舍中的用於工人們觀察的窗口會刮進來刺骨的寒風，對母豬生產不利。為此龍志感悟到自己主觀想象與客觀實踐還有一定差異，他曾經多次詼諧地檢討自己過去設計的豬舍太小了。當然豬舍的大小是按照母豬的大小和高低設計的，龍志自己親自“居住”在豬舍里時，才感覺到豬舍這個適合母豬居住的彈丸之地確實有點太小，為母豬出入的小門洞讓人爬着出出進進也不太方便。  

記的1972 年底第一次晚間報告會後，桂琴去聽了報告回來十分高興，說龍志講的生動風趣，引人入勝，說到他三年餵豬的日日夜夜，說到他怎樣揀野草菜葉餵豬，說到他怎樣徹夜守候在豬圈裡為母豬護理，在說到在長子縣關村幫助老大娘挑擔子餵豬時，他幽默地說，“她是小腳，我是大腳，我行動起來比她方便” 引起了哄堂大笑。回家後，龍志欣喜地把“思想改造典型材料”打印版本給兒子文燦看。幾千字的報告，字字千鈞，一字一句一滴血、一滴汗、一滴淚。浸透着他老人家文革以來6年多時間在被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打翻在地之後，嘔心瀝血，臥薪嘗膽，兢兢業業勞動改造，重新做人的全部血汗和心跡。對龍志劫後餘生的內心激動和感慨，他的孩子們很難理解，文燦表現有些麻木不仁，不屑一顧，覺得知識分子被勞動改造是對他們的迫害，是不公正對待。而像父親那樣被迫辛辛苦苦去在“勞動改造”中“賣上老命，廢寢忘食，積極表現，爭取理解，爭取寬容”的“以身殉道”和“浴血奮戰”有點“與虎謀皮”。

“飽漢不知餓漢飢”，龍志對文燦的態度很生氣，他對自己六年多來日日夜夜嘔心瀝血，用自己的滿腔熱血、坦蕩精誠和滴滴血汗所換來的政治翻身和榮譽更加珍惜；他自己的體會比別人更加深刻，更加震撼。他想讓他自己的兒子和他一快理解分享他“臥薪嘗膽”的良苦用心終於被大家理解，分享他不但“劫後餘生”而且實現了多年來“夢想當英雄”的滿心喜悅。真正對龍志理解的，還是母親桂琴，因為她和龍志一樣，感同身受，共同度過了那段腥風血雨的艱辛歲月。多年來，兒子文燦第一次看到了父母親老兩口會心的微笑，還有在他們的微笑背後隱隱做痛的辛酸。大概他們也是第一次在別人臉上看到了一絲善意和微笑，終於可以微微抬起頭來作人了。比較起六年之前雙雙被批鬥的情景，如今不能不算有了很大進步，他們終於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也可以說，龍志文革以來一直苦苦追求的“英雄翻身之夢”開始逐步實現了，雖然那是他處於人生低谷，以屈求伸的“韜晦之計”。而他真正完全以“王者歸來”的身份成為他自己夢寐以求的“英雄”是在五-六年之後的1977-78年。隨着知識分子政策的改變和形勢的變化，這些不凡的事跡都將成為他曲折人生閱歷的重要插曲被電台和報紙廣為傳頌。

有詩為證：

         《愚公移山》

五年群專入冷宮，精神肉體山雙重。                  

一線生機博轉機，跌落谷底勇翻身。                                                 

埋頭苦幹做愚公，身睡窩棚夢英雄。                    

天天難過俯首過，步步艱辛躬身行。                                                  

滴水穿石修正果，山移水轉夢成真。                                 

獨信蒼天知我心，講述磨礪談笑中。

其實，事物本來就有二重性，對於同樣的事情，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解讀和理解。寬容、慈善、陽光的人會看到事物的積極正面，而狹隘、苛刻、陰暗的人會看到事物的消極負面。正面的看法會帶來光明和前途，負面的看法會帶來黑暗和倒退。特別在文化革命那樣“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年代，不要說對於文燦那樣一個剛剛20歲的年輕人，處於那樣“走投無路”的家庭條件，消極負面的影響和打擊對於他是非的判斷、自信心和世界觀的影響是巨大的。即使對於許許多多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來說也很難理解，也無所適從，有的人甚至走上了不歸之路。作為一個涉世不深，思想水平不高的普通年輕人，此刻的文燦已經是怨天尤人，滿腹牢騷，替父親龍志鳴冤叫屈。文燦還是有幾方面不能理解具有崇高境界和政治智慧的父親在那樣黑暗的年代裡的不同凡響的心態和行為。

能屈能伸，處變不驚的精誠勇氣

龍志作為一個一生憂國憂民，積極奉獻，成績卓著，地位顯赫的國家高級專才，在被種種莫須有罪名誣陷冤屈並且被“打入另冊”後，甚至被誣陷為“美帝特務嫌疑”，突然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一般的“囚犯罪人”。龍志面對文革沉冤6年以來日日夜夜所遭受的沉重精神壓力和肉體負擔，卻能夠“驟然處變而不驚，無辜加之而不怒”，忍辱負重，默默承受，老老實實認罪伏罪，積極配合審查交待，認真反省自我，沒有任何抱怨和不滿。龍志這種“大丈夫，真君子，能屈能伸”的浩然正氣和正確態度，龍志像水一樣去適應客觀環境，服服帖帖地馴服管制以及逆來順受的精神境界和高尚情操，在文革的那段黑白顛倒漫長歲月里，成為龍志生存的精神支柱和護身法寶。這些精神值得後人認真感悟學習。

臥薪嘗膽，以屈求伸的英雄氣概

龍志有生以來以陝北人的淳樸憨厚本色，一如既往忠實、正直、積極，認真負責，任勞任怨的工作態度，盡心盡力地做好本職工作。即使是在處於被打擊迫害“勒令勞改”情況下，以自己“囚犯”身份，不但身先士卒，完成基本任務外，而且還要方方面面加倍努力，處心積慮，加班加點，廢寢忘食地，將勞改任務完成的好上加好，大大超過了所規定的工作量。他時時刻刻以一個正面英雄模範人物的標準來鞭策自己，要求自己，甚至在夢裡想當一個英雄，想入黨，不惜以自己生命來“殉道”，奉獻給國家和事業。在一般人看來以他當時的身份，那些想法確實“異想天開，幼稚可笑”。而當後來竟然以驚人的毅力“愚公移山，夢想成真”，被領導與群眾接受，成為“改造積極分子”（英雄人物）。龍志那種“人到無私品自高”和“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的勝利喜悅。文燦哪裡能夠理解龍志浴血奮戰所付出的不同凡響的心血代價？

相信未來，相信自己的堅定信心

龍志在黑暗和逆境中，肩負自己和全家經濟負擔和政治翻身重任，他沒有逃避責任，而是勇敢面對自己有生以來最大的、歷時最長的強度勞動、政治歧視甚至誣陷迫害等種種挑戰。他像高山一樣挺拔堅強，忍辱負重，百折不撓，知難而進，對自己將來“無罪”的光明前途所充滿的罕見的信心。他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嘔心瀝血，艱辛付出，從一個“囚犯罪人”一步步爬起來，轉化為“普通人”，他付出了極大的心靈和血汗的代價。雖然多年來默默承受壓力，把自己內心的痛苦和冤屈埋在他的心靈深處，他6年的苦水並沒有地方傾訴。而只是交流自己的“改造心的體會”時才能讓別人理解他的心靈歷程。文燦根本不理解父親那來之不易的榮耀，哪裡有那樣銘心刻骨的切身體會？

感恩戴德，珍惜機會的謙卑美德

龍志本着“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虔誠，對於來之不易的“政治解放”，龍志沒有絲毫抱怨和委屈，沒有“大倒苦水，反攻倒算”。反而對組織上和群眾的解放充滿發自內心的感恩戴德，對於自己終於被組織和群眾相信和理解，洗刷了“不白之冤”充滿了勝利喜悅。感恩自己的付出得到承認，感恩自己終於得到“將功贖罪”的工作權利，感恩自己還是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因為確實比在清隊時他想象的，運動結束後會被“開除公職，遣送老家”的處理要好得多，他只能以加倍努力工作來知恩圖報。而文燦卻認為父親本來“理所應當”地恢復被剝奪的工作的權利，難道還需要感恩嗎？

寬容忍讓，以德報怨的廣闊胸懷

龍志審時度勢，化敵為友，以柔克剛的俊傑政治智慧。以及他心靈內在錦里藏針般的剛強和堅定。龍志對於打擊迫害他的政府、領導、教師、工人和學生的寬容忍和讓既往不咎，不計個人恩怨。真如龍志在1955年肅反那次被冤枉隔離審查之後，龍志以德報怨的做法一樣。龍志一經解放，獲得工作自由就馬上全心全意投身到他所鍾愛的教育與科研工作之中，把過去的一切個人恩怨委屈完全拋在腦後。其實那才真正算得上是一個識大體，顧大局，成大事的大智大勇的英雄豪傑的所作所為。為父親被迫害耿耿於懷的文燦那裡有那樣的胸懷與共鳴？

文燦“以小孩鼠目寸光之心，度君子高瞻遠矚之腹”，怎麼能夠理解政治，理解處事智慧？對於一個以“莫須有罪名”被迫勞改六年的“勞改分子”，他從事“正業”的權利被完全剝奪，而被迫從事的“正業”就是肉體勞動和思想改造，要在“勞動改造”中作出成績和貢獻，他父親的付出要比一個“真正有罪”的人還要多的多，難度也大得多。因為他還必須戰勝自我，明明知道自己“確實無罪”，卻要時時刻刻把自己當成一個“確實有罪”之人，來洗滌那“莫須有罪名”。如聖經里所說的“你們若因為犯罪受責打，能夠忍耐，有什麼可夸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來是可喜愛的。【彼得前書2.20-21】。”

這絕對不是普通人能夠達到和理解的思想境界，這也就是龍志對文燦生氣的真正原因。也就說明為什麼文革中那麼多的普通人，包括名流大家過不了那一關，咽不下那一口氣，甚至走上了輕生之不歸路。當然，許多事情必須要自己設身處地，親身經歷才能夠真正理解。整人的人覺得天經地義，旁觀者麻木不仁，如何能夠理解那些被整的人的感同身受，刻骨銘心的不白遭遇和苦盡甘來的心靈喜悅呢？

轉眼到了1972年春節，由於龍志補發了工資，為家裡置辦了許多豬肉，粉條，豆腐，紅棗和其它年貨。那年老三文燦，老二文煥都陸續找上了手管局單位的工作。老三在太谷油漆社當油漆學徒工，老二遠在離城50多里的太谷范村電機廠當翻砂學徒工，雖然工資都是18元，但是好歹算是回到城裡有了可以自食其力的“飯碗”。不得不指出，文燦和文煥能夠在當時情況下，從知青點第一批“回城”，當了手工業工人，雖然與他們自己的表現固然有關，在“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的年代，更為重要的是與龍志那幾年浴血奮鬥，打政治“翻身仗”有着密切的關係。至少學校出具的“政治審查”材料能夠被用人單位接受，較兩年前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和本質的區別。這裡的點點滴滴，都可以看到龍志為孩子們的進步所作出的默默奉獻，其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全家老小的一切都是在“黨”的掌控之下，都是“黨的政策”的具體體現。雖然孩子們的工作不太理想，卻也來之不易，與龍志那幾年浴血奮戰息息相關。

老大文炳也從20里外果樹所回來了，帶回一筐蘋果，有紅玉，國光，金冠，香味四溢。由於補發了工資，家裡一下子買了20多斤高價豬肉，以及粉條，豆腐，花生，黑棗，紅棗，糖果，高級煙“牡丹”和一瓶“汾酒”等年貨。龍志拿出他的看家本領，一年一度地為全家做陝北榆林炸肉丸子，炸豆腐，炸土豆，炸扣肉和自製澱粉涼皮，這些都是榆林名菜“大雜燴”的原料。桂琴也做了許多山西油炸棗糕，四川泡菜，四川醪糟和拿手四川名菜“回鍋肉”。當然過年全家一定要熱熱鬧鬧地在一起包一頓那一年一度的白菜豬肉餡餃子。那年頭在太谷根本見不到南方的水果，每年四川的七娘曾桂玉都從四川隆昌火車站託運一箱廣柑。那時候家家戶戶都沒有冰箱，寒冬臘月家裡的一間空廚房裡就是冰庫。全家歡歡喜喜過一個滿懷希望的團圓年。

年三十晚上，龍志還拿出他最近幾年在豬場勞動改造學會的燒北方煤灶火的本領，一邊在一爐煤糕上面加了好幾塊上好的陽泉碳，一邊認真地告訴孩子們“燒火不能着急，人要忠心，火要空心”。他老人家以一種極具權威，捨我其誰的神態，熟練地將火柱（北方捅火條）一下捅到灶底，然後緩緩地將火柱抽出來，打開爐灶風門，過幾分鐘後，火種就開始慢慢地從灶底燒起來了。開始出現一點紅心，再過一會兒，藍藍的火苗便代替了煤煙，呼呼竄了起來，幾乎有一尺多高，把煙筒都幾乎燒紅了。

龍志看着那歡呼跳躍的火苗，也露出了他那張掩飾了多年，討人喜悅的笑臉，幽默地對全家說“火笑了！”。家裡暖烘烘的，全家人圍坐在圓桌旁，一起吃一頓熱熱鬧鬧，豐豐盛盛，紅紅火火的年夜飯。龍志也寬大為懷，特別容許孩子們喝上幾盅汾酒助興。為北方寒冷的冬夜和這個幾年來備受磨難，沒有一絲一毫歡聲笑語的家庭增加了幾分溫馨喜樂的氣氛，這情景在那幾年還真沒有過。

真是“境隨心轉”，龍志的內心喜悅和臉上微笑，標誌着他們全家攜手共進，一同熬過了1966-1971那驚恐萬狀，不知所措，刻骨銘心的五年。他們全家人一生中最嚴峻，最漫長的寒冬臘月已經走過了最低點。雖然前面的道路大家都看不到，但都切切實實感受到了那緩緩地吹過來的讓大地復甦，萬象更新的春風的氣息，開始領受那一步步獲得新生的希望，怎麼能夠不感恩呢？

  春節那天老天爺也大發慈悲，紛紛揚揚地下起了1972年的第一場瑞雪， 用（唐）韓愈的詩《春雪》來貼切地表述那時龍志全家的意境：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                    

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三、人身自由 榆林祭祖

       1972年春天，龍志經過文革多年來特別是清隊中日以繼夜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甚至沒有任何節假日和星期天。他的高血壓（高壓200 mmHg 以上）和心臟病最擔心的就是精神緊張，心理壓抑及重體力勞動。文革那些年他也基本上沒有任何醫藥措施，一直冒着生命危險拼命工作，為將功補過，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甚至準備“以身殉道”，倒在工作崗位上，以表示自己的清白。他老人家幾度大難不死，已經是奇蹟了。清隊審查和勞動改造剛剛結束，為了彌補文革中的損失，就又在事業發展，身體不適和子女就業的多重壓力下，主動出擊，馬不停蹄地東奔西走到全省鄉下搞調查，日以繼夜完成《豬雜交育種手冊》編寫工作，沒有喘過一口氣。不要說對於一個體弱多病的60多歲的老人，即使是年輕人鐵打的身體也會被壓垮。

人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特別是對於一個已經62歲的老人，在精神和肉體雙重壓力下奮不顧身地“拼老命”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在文革腥風血雨的特殊時期，即使真正倒下來，也很難“感動上帝”的。如上所述，龍志時時處處，點點滴滴又以英雄人物更高的標準來要求和鞭策自己，他所付出的努力和所承受的壓力，更是超乎尋常人的。也許正是這種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氣概使他任勞任怨地去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在文化革命和爾後的那二十年內，反而闖過了一道道鬼門關，一次次逢凶化吉，一定是上蒼的保佑和看顧，龍志還真的奇蹟般地沒有完全倒下來。那時的龍志已經是心力交瘁，不堪重負，積勞成疾，生命危險。1972年春天也是林彪事件後，國內政治空氣少有的空隙間隔，龍志第一次獲得了“解放”和人身自由，覺得自己有必要休息幾天，回老家看看，調整一下疲憊情緒和身體。1972年4月，學校同意他和桂琴休假20日，回了一趟陝西榆林老家。那是從1930年他20歲那年步行離家到太谷銘賢中學讀書後，42年來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龍志那年62歲，以下面一首詩便描述龍志無怨無悔的壯志豪情：

【七律】《回鄉》

二十離家六十回，鄉音未改鬢髮灰。                

離別一幕猶昨日，物是人非熱淚垂。                

獨闖天下多坎坷，功過榮辱盡歡悲。                

重溫舊情返故地，再赴征程忘安危。

那時龍志的父親張昆明先生已經於1951年作古20多年了。龍志的弟弟龍田，弟媳賈菊芳，大妹玉英，二妹玉芬，侄子文彬，文輝，侄女文娥，春娥，燕娥 ；外甥李福喜，元喜。一家喜樂歡聚。龍志可能想到自己自從1930年19歲離開，人生如夢，感慨良多：風風雨雨，蒼蒼茫茫，沉沉浮浮，悲悲切切，四十二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突然發現自己已經62歲，雖然轉了一圈，如今物是人非，竟然又回到了起點。卻也曾經攀登拼搏，豐富充實，問心無愧，無怨無悔。而面臨是又一次離開榆林的新長征，可謂“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雖然大家覺得時光如梭，恍如隔世，不知下次見面又在何時，不勝悲傷。只是形勢如此，在榆林期間，龍志和龍田兄弟竟然連照一張全家福的心思也沒有，留下不盡遺憾。其實龍志桂琴一家人在1966-1972年間，政治環境極端惡劣，心情也很壓抑，竟然也沒有心思留下一張照片。足見文革期間人性的扭曲和人心的壓抑。

龍志在老家榆林探親訪問期間，又抽空到更為偏僻的橫山縣看望嫁到那裡的大妹玉英。在橫山城裡的豆腐坊發現了一群本地豬，龍志如獲至寶“公私兼顧”，購買了6頭母豬，3頭公豬，後來運回了山西農學院。到5月中龍志回到太谷後，就馬不停蹄地到大同豬場去蹲點了。

1972年6月5日，龍志給在北京農大臨時居住的老朋友張仲葛教授寫了一封信。龍志在給張仲葛教授的信[3]中說：  

“仲葛兄嫂：您們好！

我們從榆林返抵太谷後，收到仲葛兄手信，裡面統的像片以及囑給黃君的像片。當時適黃不在校，托他教研組的冀一倫轉交給他。

信內述及仲葛的病[4]，令人深以為念。既然得病者有一個可觀的數量，想領導上不會等閒置之，一定會有妥善的辦法，目前的情況以在京就醫休養為宜。為黨的事業注意療養，其他的事酌情辦理，精神不好暫時可以不辦或少辦為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為黨工作宜以時間戰勝突擊！是不是“留下破瓦罐，能賽過柏木桶”。關鍵在於注意休息，滿懷信心地戰勝病患，遵醫囑的醫治，就可以延年益壽！言念及此，我們是同病相憐。所可告慰者，不因疾病而增加精神負擔！

我和桂琴按計劃於四月底到五月中旬回榆林老家約廿日，這是四十多年的第一次回家，自己兒時認識者寥寥無幾。榆林，這個城市還是很美麗的，城市附近有河水及養魚池，水土保持很好。城北有自留水橫貫全城，人們稱之為“桃花水”，城內有設備較完善的地區醫院，如能由學校組織一個療養區則甚善，缺陷之處是風沙大、物資較貧乏。

五月中旬我們回到太谷，途中往返需要乘汽車兩天，汽車路尚稱平坦，我還沒有出什麼問題。在太谷休息幾天后，仍然回到大同優種豬場蹲點來了。山西農學院在此蹲點的有2～3人，目前僅有我一個人。我們對此感興趣的原因，就是該場有巴克夏2～3代雜種母豬，又用內江公豬交配的所謂“內雜一代”母豬一百多隻，這和我們多年來搞的“內巴本”對照體系是一致的。現在我們將一部豬橫交，但場方認為“內雜一代”豬早期屠宰肉的品質不好，腹大等缺點。去年冬天我們建議這批內雜一代豬用北京黑、巴克夏豬和吉林黑豬分別交配，今春已產仔。現在我們將這些雜交組合放在場內作增重率的比較，生長發育的觀察，屠宰試驗和後備豬產仔的記載等。同時，將這些組合放到社隊豬場作中間試驗。看來很有希望。“書到用時方恨少！”我個人對於豬的育種工作，理論與實踐都很貧乏，工作中遇到困難時，再請教！

請函告羅明同志的通訊處。

淑京姪，目前還是在生產隊裡安心搞上一個時期，是上策！不知兄以為如何？

今天就談到此，祝兄嫂

安好！

龍志上72年6月5日大同

通訊處：”山西大同市，西韓嶺大同市優種豬場二隊王越同志收轉”

四、惺惺相惜 同病相憐

信中張仲葛教授的女兒張淑京與龍志三子文燦同歲，於1968年底從北京到山西插隊。本來希望山西有她父親的老友龍志可以幫忙，在當時那種大環境下，龍志被迫勞改“群眾專政”，頭尚不能抬起來，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雖然是力不從心，愛能莫助，龍志還是力所能及、滿腔熱忱地幫過一點忙。北京農大在北京郊區馬連窪，地處全國文革中心北京，文革受到的衝擊很大。許多教授被迫自殺，死後還要斗鬼魂。北京農大學生，郭沫若的二兒子郭世英也是被迫害自殺身亡的。

北京農業大學個別領導和師生於1970年在毛澤東“農業大學辦在城市裡見鬼”指示影響下，頭腦發熱，異想天開，錯誤決策，竟然短期內將整個學校搬遷到延安郊區甘泉縣清泉溝。學校一度與“延安大學”合併，校名仍然為“延安大學”。那裡是地方病“克山病”重災區，清泉溝這個山溝窄而長，長約6000米，寬不到200米。  在北京農大搬遷過程中，科學研究、教學儀器設備大量損壞；許多專業人員花大量心血多年來培育的農牧業新品種損失掉了。要自己解決吃住的問題，於是這些知識分子們拿着鋤頭開山挖窯洞，放火開荒。教授孫文榮先生的夫人就在開荒過程中被燒死了。那裡沒有水井，師生便自己打水井。怎麼都打不出水來，甚至誓言“要將地球打穿”。 過了一兩年，多數教職工不同程度的得了“克山病”，龍志老友張仲葛教授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他們去了延安一兩年後，大部分老教授都“逃亡”回到北京養病閒住，反而放任自流，處於無政府狀態。

因為學校搬遷，北京校園被軍隊乘機占領，學校只好把一些實驗室用草蓆隔開作為居室，幸運一點的老教授一家人也只能分到幾平米的地方。許多年輕教師便沒有那麼幸運，有的投親靠友，有的只好在臨時搭建的窩棚里居住。北京農大在河北涿縣有個農場，後來學校在延安辦學實在有困難，經過上級批准，在1973年北京農大終於從延安正式搬到到了涿縣改稱成為“華北農業大學”。一直到10後的1979初才被批准遷回北京，恢復北京農大（即現在的中國農大）。當時龍志的另一位老朋友吳仲賢教授也得了“克山病”，他利用那段時間，硬是在幾平方米的房間裡完成了文革以前就基本就緒的科學巨著“統計遺傳學”。龍志的三子文燦於1978年考入華北農大研究生，師從吳仲賢教授，此乃後話。

1971年夏天張淑京曾經來到農學院豬場和文燦一起學習過糖化飼料。1971年冬天，張仲葛教授到山西看望女兒，也曾經在龍志家小住。那時大家日子都不好過，只能交流一些情況，特別是北京農大搬遷的情況，彼此默默祝福保重。張淑京後來回顧那段歷史寫道：

“龍志教授生前和父親（張仲葛）是志同道合在養豬這條戰線上的莫逆之交。文革期間，家父在北農大被造反派學生關進了牛棚，而我就自然而然的淪為“黑五類”了。照例必須上山下鄉，接受改造。那時我是北農大附中初二的學生，被指定分配到山西垣曲縣插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臨行之前，我到關押我父親的牛棚去看望他老人家，見面時彼此隔離很遠，不許靠近，只見我父親，強忍住淚花，因怕我難過而失聲痛哭。兩人雖有千言萬語，但也說不出來，也不敢說出來。最後我父親只對我說了幾句話，他說：“到山西垣曲插隊，改造世界觀很好。垣曲縣是晉南的好地方，要好好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山西的太谷縣山西農學院有我的好朋友張龍志教授，有困難可找他老人家幫忙，他一定會盡力幫助你的。”監視我們父女談話的造反派紅衛兵，逼着我們父女早點分手，因此沒談五分鐘就把我趕出了牛棚。我遠遠望着父親依舊在牛棚的門口，靜靜的望着，終於在見不到我的身影后，才悵然而返。這場生離死別的情景，永遠縈繞在我的腦海之中，銘記在心靈深處是難於泯滅的！

我離開可愛的古都北京是1968年12月17日，星期二，月份牌上還在上首印着毛主席語錄，是這樣寫的“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我永遠記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導！

在農村插隊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歲月里，深深體會到養豬與農業生產的密切關係，農家養豬，一為食肉，二為藉以造肥以增加農作物產量。山西農村貧困，大量用精料養豬是有困難的，故採用以青粗飼料為主適當搭配精料的養豬方針。這也是張龍志教授的一慣主張，也是適應山西農村實際情況所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大隊有意指派我搞這項工作，我考慮到有山西太谷張龍志伯伯的支持，便大膽的承擔了這項工作。我在1969年1月15日《人民日報》上看到了一條新聞說“科學院科技人員和貧下中農一起研究試驗，創造出簡單易行的醣化飼料生產方法。用醣化飼料餵豬，既省糧，又省錢，豬吃了長膘快，抗病力強，深受貧下中農歡迎”。

為此，1971年夏天，我寫信給張龍志伯伯，想到太谷山西農學院學習醣酵飼料的製作方法，他復函歡迎我到太谷縣來，我當即向大隊長說明我的設想，他們同意了我的意見，遂即離開垣曲乘火車到太谷來，拜見了龍志伯伯，他特別高興，並對我說：“我和仲葛教授相交多年，情同手足，你就和我的女兒一樣，千萬不要客氣，可住在我家裡，我帶你到我校的實驗豬場參觀，學習養豬實用知識和技術，此外，我讓我的三小兒張文燦，他現在就在學校的實驗豬場工作，請他介紹你有關製作醣化飼料的方法，希望你好好學習，學成後回垣曲縣生產隊發展農村社隊的養豬生產”。老人家和藹可親、誠摯而熱心的關懷，使我大為感動。 我在太谷山西農學院張龍志伯伯家住了兩周，並特別得到張師母曾桂琴媽媽的熱情款待，至今記憶猶新，在紀念龍志伯伯逝世10周年紀念之際，特寫此文以誌懷念！”

五、太原療養 官復原職

前已述及，1972年夏天，龍志在大同豬場蹲點，後來因為身體不適回到了太谷。由於1971年初清隊結束獲得自由之後，龍志沒有喘一口氣就馬不停蹄地參加山西省豬種資源調查研究，又日以繼夜地在長子關村完成了《豬的雜交與育種》手冊的寫作，然後又到條件艱苦的大同豬場蹲點，那時他的身體已經是非常虛弱。文煥在回顧那段歷史記憶猶新：

 “1972年夏天，父親在勞改了許多年後身體已十分虛弱，高血壓病也很重，我當時常給他量血壓，有時吃了藥血壓也降不下來（高壓280-300 mmHg 以上）。為讓他徹底檢查一下身體，趁有天他去太原開會我隨後坐公共汽車去太原山醫一院找到劉世平的舅舅張大夫，請他幫忙給我父親看看病。世平和我是一塊插隊的患難兄弟，他父親劉惠之先生是我父親幾十年的至交，是美國留學回來的俄亥俄大學經濟學碩士，曾經任舊銘賢學院司庫兼工商管理系教授。可惜1971年在農場被迫勞動改造時心臟病突發不幸去世。等爸爸開完會後我硬拉他去了醫院，醫生一檢查就讓立即住院治療，並且下了病危通知書。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他堅決不住，他有個夙願只想死在工作崗位上。我又請世平媽媽洛敘英先生來勸他，洛姨姨對他說“既然已經活出來了，就要活下去”。父親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深思了半天，才點了點頭同意住下。

記得在病房大夫給他寫病案，他說得過瘧疾，醫生聽不懂，後用英語說了個Malaria，醫生會意地笑着點了點頭，我體會到了學英文還是有點用。同房的病友們有些奇怪，這個穿得十分破舊的老頭是個幹什麼的。住了一段病情穩定，承蒙政府關懷又轉入當時稱為101的療養院的“高幹病房”。轉院後，在體檢時爸爸風趣地對醫生說，把我這台老機器修一修，再轉上3～5年。醫生笑着說還能轉十年，我當時都覺得怕不行，因他當時不僅血壓高而且肺氣腫，脈搏也有停歇現象。從父親當時的體質看，隨時都有可能倒下，我也很擔心，抽空就到太原看望他。有時他留我坐一會兒，問我工作和學習的事，我也乘機給他洗洗換換，然後他帶我出去吃炸醬麵。有時我一進門，他就生氣地問我又來幹啥，趕快回去好好上班。當時有人告我老人脾氣突然變壞不是好兆頭，弄得我越不放心。當時我剛調回縣城工作，請假多了影響也不好，而且21元的徒工工資都領不全，達不到父親對我自食其力的要求，也難怪他不要我去看他。有次我去醫院，見他在水池旁坐得一動不動，我以為他在練氣功，過了一陣他發現了我，深呼了一口氣，看了看表伸出兩個指頭告我，已經24小時沒有抽煙了，我才知道他在戒煙。”

1972年夏天，龍志在太原高幹病房療養了一個月多，經過徹底休身養息和精心治療，龍志又一次大難不死，過了一次鬼門關，心身得到較大的恢復。這也是龍志一生唯一離開工作崗位，住醫院時間最長，最奢侈的一次。設身處地，在他們同代和同類人中，不能不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前已述及，1972年初尼克松訪華，中國加入聯合國，中美關係緩和解凍，形勢已經悄然發生變化。龍志這個留美教授的處境也開始好轉，他被解放，獲得人身自由和工作自由。不久之後，由於表現突出，龍志於1973年初率先被學校恢復了動物科學系系主任職務。那是文化革命後，學校第一位恢復由留美教授擔任的系主任。

滿腹治國興邦經綸，一生忠烈悲壯，屢受冤屈，懷才不遇，急於將功贖罪，彌補國家損失的龍志所遭受的境遇竟然與當年“精忠報國”的抗金民族英雄岳飛相類似，不妨和一首岳飛的名著《滿江紅》，來描述63歲的龍志當時憋足了勁，準備大幹一番之心境：

                 【滿江紅】  《國難家愁》 

痛心疾首，校內外，學生造反。                           

望神州，罪文囚儒，千古奇冤。                                           

六十奮鬥榮與辱，                                  

八萬里路艱和險。                                  

若寒蟬，夢憂國憂子，空悲嘆！                                   

文武鬥，年復年；                                  

生遭劫，師蒙難。                                   

西風漸[5]，史輪必然迴轉。                                        

天生我材必有用，                                  

盡忠報國莫等閒。                                  

望高遠，越蒼茫陰霾，見青天！

另外，龍志雖然官復原職，獲得了人生和工作自由，但是仍然沒有擺脫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被改造”地位。他的孩子在升學和就業上仍然面臨巨大困難和歧視，且看下回分解。

                            P_12.3. 龍志與吳文安教授合影 （1973）  

 

                            P_12.4.龍志與冀一倫先生在校園（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