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這裡相遇

作者：余愚

歷史常常有其驚人相似之處。如果你對現實感到迷惑，你就去讀讀歷史，其實一切都發生過了。於是你會明白為什麼中國在今天還會有人在強調政治改革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結果民間喊了二十多年公布官員財產的提案至今還說在研究；你會明白為什麼農業銀行一個小小副行長竟然能一人在澳門欠下三十億賭債；你會體會到為什麼有那麼多「愛國賊」在高喊強國夢，而他們的財產正悄悄地向外轉移；你也會對溫家寶總理不斷透過傳媒發放中國需要政改的苦言有多一份理解…這一切一切都那麼似曾相識。

春帆樓的會面

喜歡去日本旅行的朋友下次若到了山口縣，記得順道去下關市走一走。在這個本州最南端的港口附近山丘上有一座小樓，叫作「春帆樓」。一八九五年，兩位代表那個時代最頂尖的領袖人物在這裡相遇，完成了東亞盟主的權力移交，台灣從此易主。中日兩國的命運在這裡改寫，兩國的光榮和屈辱、自信和悲憤尤如港外的遠笛， 相隔一百二十年至今依稀可聞。這兩人是李鴻章和伊藤博文，＜馬關條約＞就在這小樓簽定。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有極其相似的背景，他們分別是中日兩國「總理」級官員，又是一個國家的改革策劃師：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中日兩國的中世紀酣夢幾乎在同一時間被海外西方列強的炮艦震醒，同樣感受到國家存亡的威脅已近在家門，改革是唯一出路。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始於1861年，比1869 年才正式開始的明治維新早8年。相比日本，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口眾多，1840年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也遠大於對日本的投資。但結果卻是日本後來居上。

伊藤博文並不是第一次見李鴻章了。十年前，伊藤率政府要員一行，親赴中國向李鴻章討教自強維新良策，那時候一個是師，一個是徒。僅僅十年後，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李鴻章便俯首於伊藤博文面前，簽訂了大清有史以來最屈辱的外交條約。伊藤一見李鴻章便冷冷地教訓說：「十年前在天津時，敝人曾向中堂進言，貴國之現狀，實有改進之必要。但爾後貴國晏然依舊，不圖改進，以至今日，實深感遺憾。」伊藤的這句話居高臨下卻不失中肯，日本這個鄰居和對手從來都是最了解中國人的。

缺席的政治改革

後世有不少的分析比較兩國改革的成敗，連中學生的教科書都說「中體西用」，也就是只重學習西方工具科技，而不重視學習更核心的西方思想制度乃成敗關鍵。當時的中國人真的那麼迂腐嗎？真的就是中西文化之爭那麼籠統嗎？

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的洋務運動，認為以中國物產豐富，如積極變革，很快會成為世界強國。可是日本人認為中國雖然表面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因為經濟改革推行後，政治體制一成不變。為什麼經濟改革必須配合政治改革呢？因為經濟改革為國家帶來經濟利益，但如果這些利益不受法律制度的管控便會產生貪污。特別是經濟改革由國家機構來推動並經營，那麼公務員貪污的情況便愈發不可收拾。貪污產生的根源在於權力運作的灰色空間，要打擊貪污的根本在於限制權力、完善法律、保證監督，這就需要政治制度的改革力量。假如政治制度不變，反過來也會拖累經濟改革的成效。

洋務運動便是一個很好的反例：官辦或官督商辦企業把種種官僚病帶進經濟活動，使之喪失了推動經濟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些企業充塞着腐朽的衙門作風，機構臃腫，冗員甚多，官派的總辦、會辦等大員大部分不懂經營管理，再加上企業的盈虧盛衰與這些官僚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營私舞弊處處可見。而反過來洋務運動所提出關於漕運及貨幣的改革都胎死腹中，真的是「祖宗之法不可改嗎？」非也，只是因為改革會令到一大批既得利益官僚喪失位置或者沒了吃回扣的機會。什麼是回扣？就是廣東話的「抽水」。洋務運動許多工業和軍事產品本來的方向是國家自己研發生產而避免依頼西方諸強。結果呢？國產的貨品因為「被抽水」而價格比外國高，質量卻很差。結果還是走回外購的老路。

事實上，貪污是甲午戰爭失敗的最大元兇。中日海軍決戰黃海，當慈禧為自己的六十大壽挪用海軍經費的時候，日本的天皇正拿出自己的私房錢，購置那艘北洋水師訂購而無錢付款不得不放棄的吉野號戰艦。而北洋海軍管理腐敗，軍官貪污成性、指揮混亂、炮彈奇缺。有些打中日艦的炮彈不爆炸，是假冒偽劣產品，彈藥也「被抽水」了。

李鴻章在甲午戰爭前已看到政治改革才是解決問題的核心。在他給曾國藩的一封信中意味深長地說：「惟中國政體，官與民、內與外均難合一，慮其始必不能善於後。」兩廣總督張樹聲在臨死前向朝廷呈遞的《遺折》中把意見說得更為明白：「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張說得再清楚不過了，西方的「體」和「用」是分不開的，國家經濟工業改革必須有政治教育改革的支持方能互為表里，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救國的根本。

愛國賊

既然有此識見，為何不改呢？洋務運動的領袖李鴻章為何只能在私人信件中發牢騷？而張樹聲堂堂地方大員也要等到臨死之前才敢講真話？在專制政體下，官員們的榮辱乃至生死都掌握在上司特別是最高統治者手中。清朝滿人皇族牢牢地把政治權力控制在手中。李鴻章本人亦無法進入最高權力機關軍機處。任何提出政治改革的建議都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威脅而被打壓。於是這些官員的精神狀態通常都處於自我壓抑之中。那些有為之士不是因敢言而被既得利益階層消聲，便是因顧及仕途而沉默了。

甲午朝鮮內亂一起，日本介入，滿朝官員突然愛國情緒激昂，更是下了一戰的決心。獨李鴻章力排眾議，倡議忍讓主和，因為他最清楚中國的實力「斤兩」。但是在強大的愛國聲浪中，任何冷靜提出的穩健主張都會被淹沒，主和者會被視為毫無愛國心、膽小卑怯之徒，甚至被斥賣國賊，為全社會所不齒。李鴻章後來在給好友的信中總結這場戰爭訴苦說：「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言，至以購械購船悉為歷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致益發不可收拾。。。」換句白話來說，意思就是這十年來官吏大多中飽私囊，貪污成風，懶惰成習。一說要交錢辦軍備，便推說鋪張浪費，故軍艦設備陳舊落後，以致彈藥不足，面對裝備精良的日本新型艦隊，自難應付。

這些既得利益階層有一個特性就是以「中體西用」愛國之名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從而保護自身利益，並從中蠶食經濟改革的國家利益。國家一旦有事只懂魯莽起鬨， 又以愛國之名封殺他人之口，於是狂呼愛國的滿朝臣子便把整個國家送上了不歸路。現代有一個十分貼切的名詞來概括這群人，就是「愛國賊」。

還好，「愛國賊」不是中國的專利。馬關條約談判三天后進入膠着狀態，李鴻章在乘馬車從春帆樓返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浪人行刺，面門中槍，血流如注，這一槍在國際上掀起軒然大波，從而逼使日本人在充滿野心的條約上讓了一小歩。

負傷的李鴻章最後在馬關條約上簽了名。他回頭看了看春帆樓外的大海，強忍着眼淚。他花盡心血建立的北洋水師便在那海面上覆滅，也標誌了洋務運動的失敗。而事敗之後李鴻章卻要收拾爛攤子，從此背上喪權辱國之罵名。李鴻章對自己的作為曾有以下評價：「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

下次到日本本州，記住到春帆樓走走吧，畢竟曾經最了解中國的那兩個巨人在那裡相遇。站在春帆樓上面向蒼茫太平洋的你要比那些跑到靖國神社激憤留言的他們來的更睿智深沉。

原文刊於作者臉書： http://www.facebook.com/flyingyoung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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