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西花廳歲月》，作者：趙煒，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二種說法是由於一次某位領導的秘書辦事不力，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當着周恩來說了一句話：要那麼多秘書幹什麼？秘書多了誤事。當時在國務院的領導中，只有總理辦公室的秘書最多，於是周恩來回來後就下決心精簡秘書。

　　歷史上，周恩來辦公室曾經經歷過兩次精簡，第一次是在1957年底至1959年初這段時間，第二次是在1965年1月。關於第一次精簡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兩種說法：一說是因為“反右”導致很多知識分子成了“右派”，高等院校嚴重缺少得力幹部，周恩來覺得應該支援文教戰線，就率先表態：“我帶頭， 從我辦公室先抽人。”第二種說法是由於一次某位領導的秘書辦事不力，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當着周恩來說了一句話：要那麼多秘書幹什麼？秘書多了誤 事。當時在國務院的領導中，只有總理辦公室的秘書最多，於是周恩來回來後就下決心精簡秘書。這次精簡的直接結果，是使得總理辦公室的職責從為眾多領導服務 轉變成只為周恩來總理服務。

　　在第一次精簡中，趙煒所在的財經組有不少同志到了各部委或地方，她也要調到北京一個化工廠擔任團幹部工作。臨別中南海的那天晚上，趙煒最想做的 一件事就是和周總理告別。沒想到，周總理在得知趙煒調走的消息後頗有些不高興，由於他的親自過問，趙煒又在西花廳留了下來，而且一留就是30多年。

　　從1957年底開始，總理辦公室就開始陸續減人了，到了1958年，總理辦公室的秘書從十幾個減到八個，李琦、陳浩、韋明和財經組的劉昂都調走 了，統戰部的秘書長童小鵬調來擔任了總理辦公室的主任。秘書精簡了，幹事的工作也相應減少，機要組順理成章也得減人。我們當時思想都很單純，也特別願意下 基層，所以領導通知誰調走和大家相互告個別也就高高興興地走了。

　　一天晚上，我值夜班。剛上班不久，辦公室童小鵬主任和機要組組長把我找去談話，說機要組也得響應精簡號召，經過研究，決定讓我下基層。當時我們 這裡有一位秘書同志已經先期調到北京一個化工廠當黨委書記，對那裡比較熟悉，組織上就推薦我也到那個廠去搞團的工作。童主任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沒意見， 童主任說那就把手裡的工作交代一下星期一去工廠報到吧。在機要組工作了幾年，我們都養成了當日工作當日清的習慣，因此工作很好交代，我到辦公室收拾了個人 的書和零星物品，做好了離開總理辦公室的準備。

　　因為要走了，我很輕鬆，恰好那個星期六晚上紫光閣有場舞會。我想快走了，以後再來這地方的機會不多，乾脆，去紫光閣再玩兒一次吧。

　　真巧，那天晚上周總理也去了。以往，我們上紫光閣玩兒，有時也能碰見周總理，因為想和周總理跳舞的人多，所以我從來沒有主動邀請過周總理，偶爾 和周總理跳過幾次舞，也都是周總理先招呼我。但是那天晚上情況不同，星期一就要離開中南海了，以後再見到周總理的機會肯定會少得多，再說真要見到周總理也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能和他跳舞呢。於是，我決定要主動張口，請周總理跳一次舞。頭幾支舞曲開始時，周總理身邊老有人，我一直找不着機會，心裡真有點急。後 來，總算等到周總理身邊的人少了點兒，我就勇敢地走過去伸出手：“總理，我請您可以嗎？”“有什麼不可以的，你這個趙煒，大概還是第一次主動請我跳舞 吧？”周總理說着就站起身。我心想，周總理的記性可真好，連這點兒小事他都有印象。

　　隨着悠揚的舞曲，周總理帶着我在舞場上跳起來。周總理的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輕柔又穩健，加上我的個子不高，讓周總理帶着跳得十分自如。

　　“最近工作怎麼樣？”邊跳舞，周總理邊和我聊起來。

　　“報告總理，辦公室決定我們機要組也減人，我要去北京化工廠做專職團幹部啦。”我高興地向總理報告。

　　“噢，已經決定了嗎？”周總理好像有點意外，馬上追問一句。

　　“決定了，”我說，“工廠都聯繫好了，星期一就要去報到。”

　　“你走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這事兒我怎麼不知道？”周總理的口氣重了一些，腳下的舞步也慢下來。

　　看到周總理因為這麼點兒小事一下變得嚴肅起來，我一時不知說些什麼好。

　　“減人也不一定非要去工廠嘛，工廠不要去。”周總理又接着說。

　　“總理，我這個級別的幹部工作調動不用報告您，辦公室就可以決定。”為了緩和氣氛，我笑着說。

　　“怎麼可以不報告？你是我辦公室的人嘛。”周總理接着又說：“你回去告訴童主任，工作不要調動，也不要去工廠。”我看周總理說這話時一點兒也不像開玩笑，心裡一下子也沒有主意了。

　　走出舞池，我再也沒有了剛才同周總理一起跳舞時的高興勁兒，反倒是心裡忐忑不安不知怎麼辦好。按理說，和周總理剛才的談話後我已經明白自己不會 調走了，但我心裡並不因此而高興，一來那時人年輕，自己也確實從內心裡想到基層去鍛煉，而對下去之後的前景並沒有想過很多；我高興不起來的第二個原因是不 知道辦公室領導沒向周總理報告我的調動，我就莽撞地向他老人家告別，結果不是給領導找麻煩嗎？想來想去，我決定明天先向領導匯報這件事，變被動為主動。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和周總理的談話一五一十地向童主任和機要組組長報告了，他們聽了表態說，這事兒沒接到通知，最後怎麼決定要按周總理的交代 辦。聽領導這樣一說，我心裡踏實了，上午也就在家裡平靜地做着家務。還沒等到吃午飯，我就接到了辦公室的正式通知，說明天不要去工廠報到了，留下來繼續工 作。後來我才知道，那天上午，周總理起床後就把童主任叫了過去，交代不要把我調走。

　　就這樣，由於周總理的直接干預，我又留在了西花廳，而且從那以後直至周總理和鄧大姐先後辭世，我都沒離開過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