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對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分析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全面發動的一個綱領性文件。我們有必要對這個綱領性文件以及相關的文件做出分析。

《五·一六通知》是毛 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在這個文件中，毛澤東做出如下論述：“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 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 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 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 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斗 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 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 德關係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毛澤東還指出：“高舉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 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 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 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 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 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些論述特別典型地展露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綱領。

為了對這個政治綱領有更生動的認識，我們再來看看在通過這個《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1966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謝胡為團長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的講話，當時參加會見的還有周恩來、鄧小平、林彪、伍修權。

毛澤東在會見時說： “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種可能，我們就有點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無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 樣。光明的一面現在看出來了，還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們在做地下工作。列寧講過，被打敗了的剝削階級長期還強於勝利的無產階級。列寧又講，農 民、小資產階級每日、每時都生長資本主義。打敗了的階級是哪些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而群眾就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還有中國的民族 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我們都包進來了。還有地主階級的兒女。過去我們的大學生大多數是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兒女；工人、貧農、下中農都進不起學校， 小學都進不上，進上小學進不上中學，何況進大學？舊的知識分子至少有幾百萬人。群眾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們手裡，我們沒有掌握。那麼多小學，我們沒有小學教 員，只好用國民黨留下來的小學教員。我們也沒有自己的中學教員、大學教授、工程師、演員、畫家，也沒有搞出版社和開書店的人員。那些舊人有一部分鑽到黨內 來，暫時潛伏不動，待機而起。等於赫魯曉夫潛伏不動，待機而起一樣。”

毛澤東又說：“第二個可能就是剝筍政策，一層一層地剝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壞的剝掉。從1921年到1966年四十五年了，我們就初步地剝了一遍，剝掉了不少反動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張國燾、張聞天、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羅瑞卿、彭真等等前後幾十個中央委員，還有睡在我們身邊沒有發現的。”

這些口頭講話以更加生動的語氣注釋了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寫就的那些政治結論。

為了對這些政治結論有更廣闊、更全面及更生動的把握，我們再超越一個不長的時間差，引用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公開化之後的一個文本。那是他1966年7月8日從武漢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他以不無人生悲壯慷慨以及自信樂觀與憂患意識交織的心理這樣寫道：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的講話（指林彪5·18講 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 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 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

有些反黨分子……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

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 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 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

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 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 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 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這封信以其隨心所欲的語言對《五·一六通知》做了特別生動的補充說明。

如果再聯繫本書第四章引錄的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五·七指示》，將上述幾個文本綜合在一起，我們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綱領就可以進行比較全面的分析了。

一，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階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個鬥爭是空前尖銳、殘酷無情的。這個鬥爭絕無平等可言，必定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不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壓迫資產階級，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沒有調和的餘地。

由此，我們斷定，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絕無心慈手軟之處，絕無動搖遲疑之處。他對這種鬥爭的你死我活性、不可調和性，已經做出了堅定的判斷。這是他根據十幾年來國際、國內的鬥爭歷史做出的判斷。

二，作為資產階級的反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已經混進黨的各級領導層，這無疑是最大的危險。這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最主要力量，是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革命的最主要對象。

三，進行革命要破字當頭。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在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毛澤東認定，這些領域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認定這些領域全部在資產階級手中。這是他對相關的一些知識分子的定性，也是對相關的一些盤踞在這些領域的黨的領導部門的幹部的定性。他們都是文化大革命要批判的重要對象。

四，無論是為了在思想文化領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還是為了直接打擊黨內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都必須在黨內開展一場卓有成效的清洗。

在《五·一六通知》中，他明確指出“要清洗這些人”。在對謝胡的講話中，他講到“要剝筍”。這些都是實行清黨的明確語言。

五，他認為，混進黨 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 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在這裡，鬥爭的矛頭已經明確地指向劉少奇、鄧小平這些黨內高級領導人物，表明毛澤東要搞掉劉少奇、鄧小平的政治決心早已下定。文化大革命隨後的發展雖然是在因勢利導的過程中逐步推進的，很多部署毛澤東想必也是乘勢而做的，具體的步驟是在具體的運動過程中一步步走出來的，然而，摧毀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一批高級領導人物的權力，這在毛澤東早已是既定方針了。

六，毛澤東認定，那些反黨分子就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這是他對文化大革命之前政治形勢的判斷。他認定，劉少奇、彭真這些人就是要推翻他，打倒他。這個政治判斷的性質十分嚴重，由此我們也能深刻透視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

當毛澤東認為黨內已經有人企圖打倒他時，我們再書生氣十足地評議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明智之舉，就顯得遠離了根本。我們要做的，首先是分析毛澤東何以認定黨內一些人要打倒他？這個判斷產生於什麼樣的政治形勢？

七，毛澤東充分估計到了“右派政變”的危險性。他肯定受到了林彪“五·一八講話”的影響，甚至還可以想像到，康生、江青、張春橋之流對他所做的類似的影響。

然而，更多地還要歸因於毛澤東本人對形勢的直接判斷。他對政變以後發生的事情，右派、左派將會利用他的旗幟這些過程性的特徵都有了足夠的預想，這說明他的深思熟慮。

八，毛澤東認定，中國未來可能發生的任何右派政變都將是短命的，因為他相信“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

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清了毛澤東的階級觀念。他相信自己的路線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他也正是從這一點上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現象，譬如北大、清華的“盤根錯節，頃刻瓦解”。

我們據此也可以在隨後對文化大革命歷史的描述中，看到他的所謂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階級路線的實質。這也是他要在最大規模的公開化的程度上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據及社會基礎。

九，聯繫他的《五·七指示》，聯繫他的空想社會主義，那麼，他的所謂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階級路線就有了一個更加明確的注釋。

正像我們前面對《五·七指示》所做的注釋一樣，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是反對商品經濟發展的，是恐懼並且反對一切社會分工的。他的帶有平均主義思想的、自給自足的、自我封閉的、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總是抓住社會中出現的任何一點貧富差別作為階級鬥爭的題目。在中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經濟發展水平上，他確實很容易號召90%以上的人民跟着他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前進。在一個農民文化、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成汪洋大海的經濟落後的國家裡，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總能夠調動民眾的大多數。這一路線和黨內政治鬥爭結合在一起，最終使毛澤東站在了一個以商品經濟為對立物的“革命者”的立場上。

中國傳統文化、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汪洋大海不僅蘊藏在廣大民眾中，而且凝聚在黨內和軍隊內。當中國的軍隊成員和共產黨員的絕大多數都來自農村或者與農村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時，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在全民、全黨、全軍獲得一時的全面擁護，也就顯然可知了。

於是，我們看到：

一個被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社會上以及在黨內的種種反應驚懾了的毛澤東；

一個依靠自己空想社會主義路線而在全國、全黨有着廣泛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的毛澤東；

一個在政治鬥爭中有着極高敏感性和純熟藝術的毛澤東；

一個一貫熱衷集中權力而絕不容動搖削弱的毛澤東；

一個對自己的個人權威有足夠自信的毛澤東；

一個自認為在原則問題上絕不妥協退讓、堅定不移的毛澤東；

一個被蘇聯修正主義特別是被赫魯曉夫推翻斯大林這樣的事實觸動了的毛澤東；

一個在一段時間內被黨的一線領導“架空”而感到憤怒和失落的毛澤東；

一個相信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會使得中國向社會主義理想國邁進一大步的毛澤東；

一個在階級鬥爭、政治鬥爭中具有高度政治意識而絕無對敵同情和憐憫的毛澤東；

一個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更大的作為、取得更大成就的毛澤東；

一個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

──必然地、義無反顧地、絕無反悔地發動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那場文化大革命。

五　自上而下的發動方式

《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

一個領導文化大革命的 新的權力機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了。這個簡稱“中央文革”的機構人數不多，卻權力極大，其核心成員是江青、康生、張春橋、陳伯達，後來還有姚文元。 擺在他們面前的急迫問題是，如何進一步發動文化大革命？他們是毛澤東真正依靠的左派，他們必須為毛澤東打開一個局面。

如果說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以及對彭、羅、陸、楊等人的處理已經為文化大革命的推進造成了足夠的起勢，那麼，現在就是如何借勢繼續做文章，使其勢獲得發展的問題。

所有的政治鬥爭都有其力量對比，而所有政治鬥爭的力量對比，又是在矛盾各方的鬥爭過程中發展變化的。

就像棋局一樣。雙方的 力量對比並不僅在於子力，不僅在於這些子力之間的聯繫構成的陣勢，也不僅在於雙方子力陣勢的相互關係，還在於如何運動子力，抓住時機作戰，最終擴大自己對 敵鬥爭的優勢。有時候一個精彩的、機智的、陰險的方案，常常會極大地改變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甚至置對方於死地。

也許是對中國政治鬥爭的格局有了相當的經驗，也可能受到借批判《海瑞罷官》實現政治突破的啟示，“中央文革”要尋找類似的題目作文章，還要繼續自上而下、然後自下而上地進行發動。

關鍵的問題是選擇好題目。就像批判《海瑞罷官》一樣，題目選得准，就有了一切。他們的目光落在了北京大學。因為北京大學是全國政治、思想及意識形態的最敏感點，歷來是各種政治運動的發源地之一，而且現在就有一個非常便於作的文章題目。

由於1963年 以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中形成的種種矛盾與分歧，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面前有一個對立面，這就是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黨總支書記後又調到哲學系任黨 總支書記的聶元梓以及哲學系的一些人。當聶元梓等人與陸平發生衝突時，彭真曾經是陸平的後台。現在，彭真已經垮台了，那麼，從聶元梓出發，包含着一篇極為 現成的好文章。

5月17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剛剛通過的第二天，康生的夫人曹軼歐來到北京大學，避開陸平及北京大學黨委，找到聶元梓。宗旨自然是明確的，鼓動他們起來造陸平等人的反，同時給了他們足夠有恃無恐的支持背景。

5月25日，署名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的七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在北京大學赫然張貼出來。

這一行為立刻在北京大學引起軒然大波。這張以北大校黨委以及北京市委大學部為進攻目標的大字報，自然受到北京大學黨委的反對。在北大黨委的組織下，很快張貼出上千張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一時形成北京大學內大字報的海洋。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 曾派張彥到北京大學，強調北京大學有多國的留學生，大字報應該注意內外有別，這自然是批評聶元梓的。新上任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也到北京大學講了話，強調 要內外有別。他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遵守紀律，內外有別，“我們驚動你們，但你們也驚動了我們。你們貼出了大字報。”

就在聶元梓等人承受着巨大的、幾乎難以抗拒的壓力時，康生將大字報的底稿直接給了遠在杭州的毛澤東。

5月31日，陳伯達帶領臨時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接管了《人民日報》的全部權力。

6月1日，在他的安排審定下，發表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個勢如暴風驟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全國興起，全中國即將出現一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新局面。”

當天中午，毛澤東在杭州看到聶元梓的大字報，立刻在大字報上做了批示：“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聯播節目中對全國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全文。

6月2日， 《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全文，並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同時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在評論 員文章中，提出了高昂的鬥爭口號：“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着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 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了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

正是從聶元梓的大字報在全國公布開始，文化大革命真正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地發動起來了。

中央文革的“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文章終於做成了。這篇文章所展開的多年不息的群眾運動及社會大動盪，則演繹出一篇更大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