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事件：國共分裂

　　1927年的國共分裂，也就是國民黨的武力“清黨”——以暴力手段清除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極為特殊的分水嶺。在“革命”與“反革命”之外，考察這場巨大變故的前因後果，仍有許多值得深思之處……

　　國共反目：“包辦婚姻”的必然結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這是傾向於同情共產黨的魯迅在1927年9月所寫下的一段文字。

　　“近來蔣介石們不堪共產黨的壓迫，已經翻過臉，宣言‘討赤’，而且殘殺的程度比北方厲害多少倍。同時共產黨勢力範圍內也天天殘殺右派。據各方面的報告，最近三個禮拜內雙方黨人殺黨人——明殺暗殺合計——差不多一萬人送掉了，中間多半是純潔的青年。可憐這些人胡裡胡塗死了，連自己也報不出帳，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說了。”——這是傾向於同情國民黨的梁啓超在1927年5月寫下的一段文字。

　　1927年，這民國有史以來最血腥的年份，是怎樣煉出來的?

　　兩黨合作是一場共產國際主持的“包辦婚姻”

　　國民黨元老鄧澤如曾寫信告誡孫中山，要他注意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藐視——“(陳獨秀)曾自言‘寧死不加入國民黨’，且嘗在學界倡言，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絕無學理的根據，指斥我黨為落伍的政黨，總理為過時的人物。”但在孫中山看來，中國的共產黨人其實只不過是一班“自以為是”的“中國少年學生”，“一時崇拜俄國革命過當”罷了;他們詆毀自己和國民黨，也只是“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孫中山滿懷信心地認為，這些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後，遲早會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義之下。

　　但事情顯然沒有這麼簡單。隨着與蘇俄的合作關係的建立，“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樣的政治話語開始在國民黨內廣泛流行，共產黨以領導世界革命的共產國際的支部自居，較之領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長期懷有一種心理上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並沒有隨着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強化——1926年國民黨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蔣介石態度激烈地提出抗議，要求“共產黨應訓令其黨員，改善對於國民黨之言論態度，尤其對於總理三民主義，不許加以懷疑或批評”——很顯然，就是針對共產黨人的這種優越感而言的。

　　共產黨人針對國民黨人的這種優越感，不僅僅因為中共是負責世界革命的國際黨支部，而國民黨只是一個致力於國民革命的國內黨;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在中共乃至蘇俄的一套理論體系裡，國民黨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政黨，而中共則自居為無產階級政黨。1926年蔣介石派共產黨人邵力子出使共產國際，曾就這一問題提出嚴重抗議——邵力子在報告中控訴說：“‘部分年輕共產黨人’在工農群眾中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是動搖的政黨，將來會壓迫工農。”(轉引自楊天石《邵力子出使共產國際與國共兩黨爭奪領導權》)

　　孫中山看不起共產黨這一班“自以為是”的“中國少年學生”，所以不願與中共做平等的黨際合作，而必欲中共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共產黨人也看不上國民黨這類落後、陳舊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據馬林的工作筆記記載，張國燾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激烈反對與國民黨搞“黨內合作”，張國燾聲稱：“發展共產黨的惟一途徑是獨立行動，而不是在國民黨內活動”、“我們寧可保持左，左的錯誤比右的錯誤容易改正”;張氏的態度得到了諸多與會代表的支持，以至於馬林“大為激動，怒形於色，幾乎要和我決鬥”(《張國燾回憶錄》)

　　這場“國共合作”，無論它是被稱作“聯俄容共”(國民黨)，還是被稱作“聯俄聯共”(共產黨)，都僅僅只是一場共產國際強行撮合的“包辦婚姻”——孫中山需要蘇俄的盧布和組織經驗;中共則必須聽命於其上級組織。

　　“黨內合作”模式也是共產國際“包辦”的結果

　　這場“包辦婚姻”的具體聯姻模式——“黨內合作”，也就是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也是共產國際一手包辦的結果，從來都沒有獲得中共真正的贊同。該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馬林早些年在爪哇創立了印地社會民主同盟(印尼共產黨前身)，並成功使其與當地早已存在的另一組織“伊斯蘭教聯盟”實現“黨內合作”，其方法是：兩個組織的成員可以在保留原來組織身份的情況下，互相加入對方的組織。馬林在爪哇獲得了 成功，於是希望將這一經驗推廣到中國。

　　馬林在中國似乎很願意完整去複製他在爪哇的成功。在爪哇他一手主持創立了印共的前身，在中國他則直接催生了中共。作為一個催產者，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個“早產兒”，很顯然，這是他後來一直堅持中共必須與其他成熟政党進行“黨內合作”的主要原因。

　　馬林將“黨內合作”的對象放在了國民黨身上;國民黨的性質也恰恰符合馬林的期望。一番調查之後，馬林認為：國民黨不是一個純資產階級政黨，而是由知識分子、僑民、士兵、工人四種人組成的階級聯盟，其中知識分子起着領導作用，相當多知識分子許多接觸過社會主義;其組織也不嚴密，排他性問題並不嚴重。在馬林看來，國民黨的性質是民族主義的，其政黨奮鬥的目標，是反抗外來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要求民主政治(民權)，為全民謀福利(民生)。尤其讓馬林感興趣的，是國民黨“領導人在廣州支持工會組織，在罷工中總是站在工人一邊”，而且“國民黨與罷工者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在廣州、香港和汕頭大約有12000名海員加入國民黨”;相比之下，全國的共產黨人不過數十人，而且完全置身工人運動之外。如此，馬林很自然地希望複製自己在爪哇的“黨內合作”策略的成功：

　　“我建議我們的同志，改變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並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因為通過國民黨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聯繫要容易得多。……共產主義小組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同志們必須共同商定在國民黨內應該遵循的策略。”

　　但這種“黨內合作”模式，從一開始就既不被國民黨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黨人的認可。國民黨人張繼希望“兩黨合併”(實際上等於國民黨兼併中共)，堅決反對“黨內合作”;孫中山在國民黨中央全會上，欲以殺一儆百開除資深黨員馮自由的方式，來馴服黨內的反對派，孰料張繼當場起立，要求將自己和馮自由一併開除;弄到無法下台之後，孫中山只好賭氣：如果大家都不服，那自己就拋棄國民黨區加入共產黨!話講到這個程度，國民黨內的反對派才暫時不再說話;共產黨方面，陳獨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設想的，是與國民黨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在西湖會議上，馬林雖然有共產國際的支持，但其“黨內合作”模式卻得不到中共黨人的支持，據陳獨秀回憶，當時中共的五個委員，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陳獨秀自己，都一致反對“黨內合作”，其主要理由則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

　　但因為孫中山的獨斷和共產國際的高壓，國民黨人和中共黨人最終接受了“黨內合作”這一聯姻模式。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矛盾，註定這場“包辦婚姻”難有好的結局。

　　矛盾(1)：國民黨拒絕被中共定性為“資產階級政黨”

　　中共將國民黨看作“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實際上從中共誕生之日就開始了。這種觀念，更多的來自對“馬克思主義”的生搬硬套，而非源自對中國社會現實狀況的調查。中共黨員們似乎忘了，最早在中國宣傳社會主義的，並不是日後的共產黨員們，而是梁啓超、孫中山、戴季陶、江亢虎們。梁啓超自1900年代接觸社會主義之後，畢生都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弊病;孫中山更有“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的名言，1907年，孫氏在河內接受法國《時代》雜誌記者訪談，更明確說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和歐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別”的“社會主義共和國”;1912年在與上海《大陸報》記者談話時又說：“餘生平事業，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後中國將採行社會主義，使國民生計優裕”……

　　但既然“馬克思主義”內有“資本主義”、“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政黨”這一類的名詞，國民黨和孫中山在中共黨員們眼裡成為“資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革命領袖”，也不足為奇。所以，在1922年召開的西湖會議上，當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時，“大多數與會者反對馬林的提議。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中共黨員加入進去，與資產階級混合，會喪失黨的獨立性。”(轉引自《中共黨員大辭典》)

　　相比之下，反倒是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性質有更理性的認識。1923年11月，蔣介石所率領的國民黨代表團在俄國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有過一段涉及國民黨的階級性質談話，茲將當年的談話紀錄原文照錄於下：

　　蔣先生：我們原則上同意季諾維也夫的講話(季氏在之前的談話中不承認國民黨是社會主義政黨)，但是我們想強調一點：我們不是為資產階級而進行革命工作的。這就是我們的立場。目前我們希望，小資產階級(和我們)建立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但是我們並不為它的利益而鬥爭。至於繼續開會，很遺憾，我們已經決定下個星期四回國，而如果你們有時間，我們當然願意在星期四以前參加一些會議。如果這不可能，那麼我們可以組織另一個代表團到這裡來，同你們就中國革命問題進行下一次詳細討論。我們相信，共產國際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隨着時間的推移將會越來越密切。

　　季諾維也夫同志：當然，共產國際並不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資本主義的政黨，否則我們就不會同這樣的黨打任何交道。我們認為，國民黨是人民的政黨，它代表那些為爭取自己的獨立而鬥爭的民族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即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國民黨也是革命的政黨。(《有國民黨代表團參加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速記記錄》)

　　季諾維也夫對國民黨性質的評價——“共產國際並不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資本主義的政黨”、“國民黨是人民的政黨，它代表那些為爭取自己的獨立而鬥爭的民族力量”——其實恰恰與國民黨人的自我定位相當吻合，國民黨希望代表全民利益，正如蔣介石在1929年公開所說：“本黨所代表的民眾，是一切被壓迫的民眾，決沒有階級之分，既不排斥農工階級，也不限於農工階級;既不排斥小資產階級，也不限於小資產階級。”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繩，晚年也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是不搞資本主義的;而且認為，恰恰是因為國民黨不肯搞資本主義，所以國民黨失去了中間力量的支持，最後丟掉了大陸政權。胡繩說：“說資本主義怎麼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國民黨不搞資本主義，中間力量怎麼會跟它走?”(關於國民黨的性質，可詳見《轉型中國·1925》)

　　共產黨員們堅定地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則堅定地不承認自己有什麼“資產階級性質”。這種矛盾，給國共合作帶來的負面影響，至少有兩種：其一，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後，通過宣傳國民黨的落後和本黨的進步，將國民黨內的進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產黨陣營中來;其二，共產黨人不能認同國民黨為革命所劃定的範圍和界限，在包辦工、農運動的時候，屢屢突破國民黨所能接受的底線。

　　矛盾(2)：國民黨黨員大量流入共產黨

　　國民黨本身具有明顯的“左傾”性質，其社會主義政黨的特徵非常明顯;孫中山作為黨的精神領袖，從1900年代開始，闡揚社會主義不遺餘力，聯俄容共之後，更喊出了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口號。這使得許多國民黨員產生了一種三民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的錯覺，甚至覺得共產黨的信仰要比國民黨的信仰更高級。

　　這是國共合作之後，大量的國民黨黨員流入共產黨的主要原因。王奇生教授在其著作《黨員、黨權與黨爭》中如此描述這種情形：

　　“中共及其青年團在人數上雖遠不及國民黨，其組織內聚力卻相當強，在國民黨內很快形成一種‘反客為主’的態勢。國民黨人漸漸感到，‘所謂兩黨合作，事實上成為國民黨的分子的個體與共產黨整個的團體的聯絡，所謂國民黨容納共產黨，事實上變為國民黨分子不是為共產黨所溶化，便是受共產黨所包圍。’被中共視為國民黨左派的甘乃光談到，由於中共在國民黨內有黨團組織的運用，國民黨內的純粹黨員因鬆弛散漫而無法與之抗衡，其結果，‘則我們常常說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分子，恐怕在事實上是共產黨容納國民黨分子了’。隨着國民黨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納進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國民黨人感到國共合作的形式在發生變化：一方面，中共訓令其新黨員非必要時不再加入國民黨;而另一方面，國民黨青年卻不斷湧入共產黨。‘本黨容納共產黨的政策，仿佛變為共產黨容納國民黨的政策了!’到國共合作後期，這種慨嘆在國民黨內幾乎成了一種共鳴。《現代青年》有文這樣寫道： “容共政策，年來所得的結果怎樣呢?在外說得了不少的成績，但在內來說，我敢老實不客氣地說，已經不是國民黨‘容共’，實是共產黨‘容國’了，試看國民黨青年，革命性豐富一點的，因為國民黨組織散漫，紀律不嚴之故，無人指揮，欲工作而無從，最容易被人拉入共產黨，那國民黨已經成了入共產黨的橋梁。這種事實，誰都不能否認的。”

　　1926年8月上海中共組織的一份文件中如此說道：“一直到現在，我們學生同志普遍的有個觀念，以為國民黨是CY的預備學校，CY是CP的預備學校。”國民黨竟然“成了入共產黨的橋梁”，這顯然是許多國民黨人始料不及的。國民黨“二大”上，即有國民黨人提出：國民黨人加入共產黨，必須得到其所在地黨部的同意。這一提議遭到了張國燾等共產黨人的激烈抵制，其理由是：世界各國政黨的黨員，入黨出黨均有充分的自由。

　　矛盾(3)：中共控制了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構

　　“黨內合作”對國民黨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擾，是最高權力機構的失守。對此，共產國際和中共都不諱言——譬如：維經斯基在1926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至於說到國民黨，應該說，在國民黨中有我們共產黨。共產黨實際上領導着國民黨。小小的共產黨處於國民黨的機構之中，在組織和發展國民黨。我們黨處於國民黨之中，對國民武裝力量，即國民軍實行着自己的政策。”

　　維經斯基還說：“國共兩黨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以致我們時而自問，我們在國民黨中的影響是不是太大了。從那裡來的同志都強調說，共產黨的影響太大了，很難劃清兩黨之間的界限。幾乎所有領導權都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裡。我們在那裡的同志問，是否應該使國民黨擺脫共產黨的影響享有更多--些自由呢?這種狀況不能長久。”

　　中共領導人譚平山則說，在1926年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後，已有大約90%的國民黨地方組織處於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之下。

　　國民黨人很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1926年8月31日，國民黨人顧孟余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廣州就此問題有過一次談話。原文照錄於此：

　　謝爾蓋(即維經斯基，筆者注)問：共產黨人的誠意應表現在什麼上呢?

　　學者(即顧孟余，筆者注)：事實上在省里和地方黨部里共產黨人占多數。

　　謝爾蓋：廣東省的情況怎樣?

　　學者：確切情況不清楚。但從全國來看，甚至在大量的基層組織中共產黨人也占多數。有些地方共產黨人不讓其他人加入;如果有人加入了，則此人怕說他是非共產黨人，他的自由、創造精神會被壓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產黨人即使處於少數，但有自己的黨團，作為有組織的少數派領導着國民黨，而我們不希望，也不可能有黨團。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有兩個方針：(1)他們想把國民黨布爾什維克化……

　　謝爾蓋：這是什麼意思?

　　學者：他們想把國民黨工農化，一般說來這並不是壞事。(2)試圖壟斷國民黨，即奪取一切機構，奪取整個有組織的領導。(《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

　　中共內部的報告材料證實了維經斯基、譚平山和顧孟余們的描述是準確的。1926年11月，陳獨秀在關於國民黨問題的一個報告中，使用了“包辦”一詞來形容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組織的控制。據陳獨秀說，廣東、湖南、上海、北京這幾個最重要的地區的國民黨組織，都被中共“包辦”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裡提調，幾乎KMT就是李守常”;而在上海，“一般民眾的心目中，上海特別市黨部等於CP”。

　　當然，最直觀的感受，莫過於司馬璐在《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中所統計的數據：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一處八部共21個職務當中，中共黨員竟然占據了17個之多，占百分之八十強。

　　矛盾(4)：中共在國民黨內秘密行動，令國民黨人非常不安

　　無論是黨員的單向流動，還是中共對國民黨高層組織乃至中下層組織領導權的壟斷，背後都有同一個因素在起作用。這就是：中共在國民黨內的秘密黨團活動。

　　早在1924年，國民黨元老鄧澤如、張繼、謝持等人就曾以中共在國民黨內搞秘密黨團活動為由，向孫中山和國民黨中央提出過彈劾案。彈劾案認為中共的這種活動模式，會妨害國民黨的生存和發展。雖然彈劾案被孫中山強行壓制了下去，但張繼等人與鮑羅廷之間的質詢和答辯，還是承認了中共確有秘密黨團活動。鮑羅廷當時說：“國民黨已死，國民黨已不成黨，只可說有國民黨員，不可說有國民黨，加入新分子如共產黨者組織黨團，可引起舊黨員之競爭心，則可復活。……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三個月之後，見國民黨不振作，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不起來，並有許多右派分子加雜其中，乃不得不組織黨團。”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對於組織問題之議決案》，對秘密黨團活動有明確要求：“吾黨在國民黨及其他有政治性質的重要團體中，應組織黨團，從中支配該黨和該團體的活動。此種團體應與SY同志合組之，按其性質隸屬於各級執行委員會。”

　　這種一黨內的另一黨的黨團活動，與孫中山所設想的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在國民黨內活動的初衷，顯然背道而馳了。但最讓國民黨人恐懼的，還不是黨團活動本身，因為國民黨其實也可以搞黨團活動，鄒魯當年就曾試驗過。真正的危險在於：中共的黨團活動完全是秘密進行的，共產黨人知道誰是純粹的國民黨人，國民黨人卻無法獲知誰是跨黨的共產黨人。這種恐懼感，使得蔣介石在1926年5月說了這樣一段話：

　　“究竟哪個是真正的黨員，哪個是跨黨的黨員，究竟哪個是忠實的中央執行委員，哪個是跨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不說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懷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這種秘密性，讓許多國民黨人產生了一種“國民黨黨務，共產黨員可以操縱，而共產黨黨，國民黨員絕對不能參加”的危機感——中共對國民黨的家底一目了然;國民黨卻對自己組織里有多少共產黨員完全沒有概念，更無從知曉自己哪些基層黨組織乃至中高層黨組織已經完全被中共控制。這種秘密性，既是“清黨”運動最終嚴重擴大化的緣故;也是中共日後在秘密戰線上完勝國民黨的根本原因。

　　矛盾(5)：兩黨在革命路徑上存在嚴重分歧

　　既然中共堅持將國民黨看作資產階級政黨，而國民黨又堅持認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這種革命路徑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這種分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國民黨希望徹底北伐，推翻軍閥，建立黨國，為了這個目的，可以暫時與“帝國主義”達成和平妥協;中共秉承共產國際“堅決反帝”的指示，寧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其結果就是：作為軍事領袖的蔣介石，希望暫時以北伐為重，不要激化與英、美等國之間的關係;包辦群眾運動的中共，則持續不斷地組織群眾衝擊外國使館、衝擊租界，乃至組織群眾暴動武裝收回租界。

　　2、國民黨不認為中國的階級矛盾已經激化到必須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將工、農運動保持在一個適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則根據其階級鬥爭理念，在工、農運動中一味過激左傾(具體情形可詳見《轉型中國·1926》) 這種分歧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黨史研究資料·03》中有一篇總結馬日事變前因後果的文章，其中一條“前因”是如此表述的：

　　“大革命後期，隨着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某些‘左’的傾向滋長起來，如工會、農會成了第一政府，工會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錯誤的以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個帝國主義，而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多是洋行的代辦，這樣就迫使他們停業，使勞資對立日益嚴重，實力商家群相離漢，而小商小販則感到恐懼。農村中由於‘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口號的提出，侵犯了自耕農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軍人與鄉紳、掠奪者結成反共產主義、反農民的戰線’。如夏斗寅的十四師，軍官們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帶地主土劣的避難所，夏斗寅則成了他們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變時，打着聯合城鄉中等階級——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業者、知識分子的旗幟，喊着‘為民請願，班師東下’的口號。中國共產黨在5月18日的《告民眾書》中，特別揭露了夏斗寅的這一陰謀，並指出中國共產黨‘不但不是反對中等階級，反而是和他們結合聯盟。’‘反對在鄉村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張沒有土地的軍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沒有反革命行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權利，並得參加鄉村自治機關’。‘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參政權和公民權’。”(《關於夏斗寅的叛變》)

　　和平解決的努力(1)：蔣介石謀求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

　　國共合作最終搞到兵刃相加、血流成河的地步，但雙方並非沒有考慮過和平解決。國民黨方面，先是“西山會議派”分裂出去，其主張是希望“CP分子完全退出黨、政、軍、學各機關”。稍後，在1926年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提出了著名的“整理黨務案”，希望通過法定程序，來限制蘇聯顧問和共產黨人的權力，尤其注重後者。

　　該提案針對蘇聯顧問的有兩條：一、“不得把持要職”;二、“辭去行政官職權”。

　　針對共產黨權力過大的有六條：一、“對於共產黨員之入本黨者，須守本黨紀律，實行三民主義之工作，更不許對總理之人格加以誣衊，對於總理之歷史有意抹煞，對於三民主義，尤不准其有批評與懷疑之行動。如有運動本黨黨員加人共產黨者，一經檢舉，則處以嚴律”;二、“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一切秘密團體及一切秘密行動，完全取消”;三、“共產黨對其黨員一切訓令及其策略，應通過國民黨最高幹部”;四、“在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其名冊應通知國民黨最高幹部”;五、“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之人數不得過三分之一”;六、“國民黨與共產黨應設聯席會議，處置一切困難間題”。

　　鮑羅廷不願與蔣介石決裂，而蔣介石也深信共產黨人對大革命必不可少。雙方最終就該提案達成了妥協。共產黨的權力至少在制度層面受到了約束，而國共合作的路線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堅持。 但蔣介石顯然很清楚，《整理黨務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中共黨員從國民黨中央大幅度退出，國民黨的中下層黨組織也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之中，因為國民黨並不能掌握跨黨的共產黨員的具體數據。無奈之餘，蔣介石只能如此諄諄勸說共產黨員：

　　“如果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在現時紛糾的環境中，因為要求革命勢力統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產黨，做一個純粹的國民黨員，以謀革命勢力的集中”;“這並不是要鼓動大家一律退出共產黨，而是希望諸位不要離開了環境和事實來革命”;“所以我現在主張，凡是中國國民黨里的共產黨同志，暫時退出共產黨，做一個純粹的國民黨黨員”;“如果黨籍不純粹，就一定會自相殘殺”;“等到國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並不會遲”。

　　這些告誡雖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見的，畢竟兩黨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為謀徹底解決，蔣介石想出了一個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辦法。蔣很清楚地意識到：共產國際才是一切問題的關鍵，假如國民黨成為了共產國際的成員，直接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那麼，中共黨員徹底加入國民黨，也就不存在任何問題了，“跨黨”所引發的一切矛盾都將消失。

　　1926年9月，同時擁有國、共兩黨黨員身份的邵力子，受蔣介石派遣抵達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務，正是為了說服共產國際接納國民黨為其成員。

　　但共產國際最終沒有接納國民黨成為其成員，因為邵力子沒有完整地傳達蔣介石的意圖。離開中國前，蔣介石曾面囑他向斯大林轉達：要第三國際直接領導中國國民黨，不要通過中國共產黨。但這位老同盟會會員似乎更傾向於維護中共的利益(早些時候蔣要求他退出中共也遭到了拒絕)，他反駁道：“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直接組成分子啊!”結果，見到斯大林的時候，邵力子沒有完整轉達蔣介石的囑咐，他只是說：希望第三國際加強對國民黨的領導。共產國際答應了這個要求。而到了11月的時候，蔣介石還在給邵氏寫信詢問事情進展如何，甚至表示願意親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

　　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轉達了蔣介石的要求，共產國際也不可能接受國民黨。一個最直接的證據就是：邵氏此行為國民黨爭取到了與共產國際互派代表的權利;但自始至終，共產國際只接受了國民黨派來的代表，卻沒有向國民黨派出自己的代表。共產國際很謹慎地不願意承認國民黨。

　　和平解決的努力(2)：陳獨秀希望共產黨員全部退出國民黨

　　與蔣介石試圖進入共產國際，進而“溶化”中共不同，陳獨秀的方案是中共黨員集體徹底退出國民黨。1927年4月15日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發表了題為《中共“五大”和國民黨》的社論。這份社論披露了陳獨秀的這個計劃，並對其作了嚴厲的批評和否定。

　　社論不指名地批評陳獨秀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社論說：該決議案共有四條，即四項決定。這四項決定是：“第一，以黨外聯盟取代黨內合作;第二，採取一定的獨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資產階級成為國民黨的基礎;第四，建議國民黨不要成為一個有組織的黨，而成為地方組織，可以採取俱樂部形式。”

　　社論說：“所有這些決定都必須改變。第一項決定以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為前提條件，這是同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全會相牴觸的，國際譴責這種行動為嚴重的政治錯誤。從這一觀點出發建議組織作為分裂集團的左派國民黨，這也是錯誤的。建議組織左派國民黨集團，只能把國民黨分裂為兩個國民黨。……所以，我們的任務不是組織一個新的左派國民黨，而是指導整個國民黨向左轉，並保證它的左傾政策的執行。”(向青《陳獨秀等提出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的史實考訂》，《黨史研究資料·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