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從日本和德國差距看日本未來


    首先，二戰後德國明智地接受了領土變更。根據西方崛起以後的戰爭規則，戰敗割地賠款是天經地義。德國不僅再次喪失了礦產資源豐富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在17世紀以前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土，以說德語的居民為主），更把高達三分之一的國土割給了波蘭——波蘭的版圖整體西移200多公里。甚至德國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龍興之地——東普魯士也有一部分成了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飛地。從東亞角度來看，更不可思議的是波羅的海中的烏澤多姆島由德國和波蘭所共有！二戰後的六十多年，德國從未對領土喪失提過異議。即使法國沒有和德國簽訂任何條約就收回阿爾薩斯和洛林。

    反觀日本，二戰後卻與東亞和遠東最重要的國家中國（大陸和台灣）、韓國、俄羅斯產生了領土爭端。惡化的關係不僅令日本在亞洲陷入孤立，使其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意願成為夢想，而且也徹底葬送了它未來希望成為正常國家的可能性：沒有中、俄的支持，日本根本無法擺脫美國的控制。

    和如此之多的鄰國和世界大國交惡，不僅令日本國際政治空間大大縮小（本來，由於中國支持朝鮮，日本和韓國自是天然盟友，但卻由於領土爭端，日本竟然成為眾矢之的、孤家寡人），經濟上也同樣損失嚴重。比如資源短缺的日本就無法得到俄羅斯的能源供應。這也是日本在和中國競爭俄羅斯天然氣管道項目時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經濟危機出現後，中國對世界經濟產生了良好的推動作用。德國也因為中國的拉動，很快走出低谷，保住了歐洲經濟龍頭地位。而日本卻由於領土爭端在稀土、旅遊等方面一再受到中國報復。

    其次，二戰後德國對戰爭責任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在德國，承認、反省、銘記納粹黑暗統治和大屠殺那段歷史，絕不允許悲劇重演早已成為主流社會的共識。為了讓年輕一代牢記歷史，德國還制定了系統、完善的法律和規範，通過學校歷史教育，培養學生正視歷史、以史為鑑的人生觀。事實上，自二戰結束以來，德國的歷任總統和總理都在不同的場合和時機代表德國人民進行了反思、道歉和懺悔，從來沒有為納粹的侵略和屠殺行徑進行過辯解。

    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上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敵”法國真誠道歉，從而為歐洲和平做出了貢獻。1970年，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跪倒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表示“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這樣做的人下跪”。1995年6月，德國前總理科爾繼勃蘭特之後，雙膝下跪在以色列的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重申國家的道歉。為教育後人，德國政府將多處納粹集中營遺址闢為紀念館，在教科書中增加揭露納粹罪行的內容。除了年年語言道歉和精神懺悔以外，德國還制定相關法律，防止納粹沉渣泛起。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先後向波蘭、俄羅斯、捷克等受害國，尤其是受害的猶太民族賠償了近550億歐元。  

    今天，已經不再有多少歐洲人對德國曾經給自己造成的傷害耿耿於懷，倒是德國人自己牢記那段歷史，不斷反思並提高批判的層次。德國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有勇於自我反省，直面歷史，以史為鑑，付諸行動，方能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與尊重。正如德國總理施羅德在紀念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被盟軍解放60年活動的講話中所說，必須嚴厲抨擊納粹的“冷酷和殘暴”，對於納粹的暴行，德國負有道義和政治責任，銘記這段歷史，永不遺忘，絕不允許歷史悲劇重演。世界的共識是：現在的德國已經與過去徹底劃清了界限。

    儘管德國已經取得了世界各國的原諒和信任，但即使西方國家允許德國重新武裝，德國也把這支50萬人的軍隊完全納入北約的指揮之下，自覺放棄獲取核武器的權利，並保證嚴格採取防禦政策，同意數十萬北約大軍駐紮在聯邦德國境內。

    反觀日本，不僅在道歉上推三阻四，勉勉強強，國內更有不少政客、學者屢屢開脫戰爭責任，這包括質疑南京大屠殺、為強征慰安婦辯護，甚至說成是受害人的自願行為、修改教科書。特別是戰爭的實際責任人裕仁天皇生前從未因戰爭行為公開道歉，僅在接見韓國總統時表示“遺憾”。天皇的態度助長右翼份子的氣焰，日本軍國主義狂熱者至今仍為了捍衛天皇名譽採取激進手段，1990年長崎市長本島等公開表示裕仁天皇應該負戰爭責任，遭到右翼人士槍擊重傷入院。不僅如此，更有多位首相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儘管日本在二戰期間給相關國家造成如此重大的傷害，但年年日本高調紀念的卻是廣島和長崎，儼然把自己打扮成戰爭的受害者。

    對於侵略事實，則更是多方否認。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個標準歷史書中把二戰中的日本給戰爭對方造成的傷亡、日本的戰爭暴行，和強行將中國及朝鮮犯人送往日本勞動營的內容刪去，只留下了一些美國轟炸東京的照片、一幅廣島廢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戰爭死亡人數的統計表。1988年日本首相竹下登說：“上次戰爭是否是侵略戰爭，應當由後世歷史學家做評價。”1986年9月，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宣稱1910年日本對朝鮮的吞併是朝鮮心甘情願成為殖民地。1988年春，二戰後法務大臣、文部大臣、日本國土廳首腦奧野誠亮否認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無效”，要從輿論上“再審東京審判”。1990年，日本眾議員石原慎太郎在接受採訪時說：“人們說日本人在那裡（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殺，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國人編造的故事。這個故事破壞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謊言。”1994年5月，法務大臣永野茂門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出來的”。當時的日本首相羽田孜竟還說他是“一個正直而又穩重的人”。最新的一次則是2012年2月20日，南京的友好城市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在會見南京代表團時稱，“南京事件沒有發生過”。

    正是由於日本無法徹底正視、反思歷史，也自然無法取得亞洲各國的原諒，也一直被世界所警惕，並一而再成為惡化各國關係的導火索。1971年日本天皇裕仁訪問荷蘭，竟然被憤怒的荷蘭民眾襲擊，而且引發暴力抗議**。裕仁天皇訪問美國時，他並沒有對戰爭道歉，因而在有的地方被稱作“希特勒”，要他滾回去；他種下的紀念樹在第二天便被砍倒，樹根上被倒了濃鹽酸。這也是為什麼，日本為了入常可謂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譬如對蘇丹就提供了1億美元的援助），但最終依然是眾叛親離。

    日本和德國的差距並不僅僅體現在歷史問題上、政治智慧上。經濟上也同樣如此。二戰一結束，冷戰繼起。日本和德國藉助冷戰的歷史契機（日本命運的轉折點主要是朝鮮戰爭，德國則接受了36.5億美元的馬歇爾援助，而且美國對它們實行不對稱貿易戰略：在貿易保護的同時，它們的產品可以不受限制地進入美國），憑藉和平紅利（無需——當然也是不能有——軍費開支）和二戰前積累的人力、技術基礎，迅速復甦，均重新成為經濟強國。

    令人耐人尋味的是，雖然日、德經濟復興都嚴重依賴對外出口而且德國的出口量甚至在八十年代時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更神奇的是德國卻沒有和任何一個國家發生貿易摩擦，但日本卻被美國強壓簽訂了廣場協議，終結了日本奇蹟，並從此令日本進入長達二十多年、持續至今的停滯期。

    根本原因在於，德國的出口戰略和日本完全不同。一是沒有採取入侵式的貿易出口方式。它儘量分散其出口產品的種類。以1987年為例，德國沒有一種產品的出口能占到25%以上的份額。而日本機電產品的出口卻占到74%。二是德國向儘可能多的國家出口，大多數公司只把不超過10%的產品出口到美國。而日本則是把高達50%以上的產品出口到美國。如1969年美國進口的鋼鐵42%來自日本，彩電更是高達90%。八十年代日本生產的半導體不僅占領美國市場而且還進入美國在歐洲的市場。能源危機後，日本生產的價廉、省油汽車更是充斥美國。三是為了不引起進口國的反感，德國在出口大量商品之後，還會在當地同時進口大量產品。而日本則是出口在美國，同時從第三世界國家進口，以撈取巨額回報。

    日本和德國對貿易採取的兩種完全不同的做法，其後果就和它們對歷史問題採取完全不同的立場一樣，德國沒有發生貿易摩擦，也沒有受到報復，而日本卻被迫簽下廣場協議，最終為其愚蠢和貪婪付出極其昂貴的代價。

    不過，更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廣場協議針對的是日本，但其它國家也都被殃及池魚：廣場協議兩年之後，英磅升值37.2%，法郎升值50.8%，德國馬克升值70.8%，日元升值86.1%。當時德國的經濟增長也從3%降至1.4%。但何以最終只是日本一蹶不振？債務更高達GDP的200%！  1985年9月22日，“廣場協議”簽署，左起為西德、法國、美國、英國和日本代表

    面對匯率大幅增長導致的經濟下滑，日本連續五次下調利率，降到2%最後甚至降到零，同時實施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貸款占GDP的比重從1985年的50%升至八十年代末的100%，從而出現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和金融資產泡沫。但德國並沒有走日本放寬貸款、增加貨幣的道路，其利率依然維持5%。而是走向提高企業盈利能力的方向。德國政府採取提供更好的職業教育環境、改善就業服務，提高企業競爭力，而不是一味直接刺激經濟而積聚資產泡沫的做法。結果到1988年，經濟增長率就達到3.71%，1990年更超過5%。重新回到平穩增長的軌道上。這和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出現的大蕭條災難性後果、經濟出現負增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美國又奉行強美元策略，美元對日元升值85%，但日本在這個時期也並沒有走出困境。可以說，廣場協議只不過是導火索，真正令日本經濟沒落的還是其本身的應對失誤或者喪失了應對挑戰的能力。

    當然，德國在經濟上最傲人的表現還是在全球經濟危機席捲全球之時，它成為工業化國家唯一一個繼續增長的亮點，堪稱一枝獨秀。而且它和中國一樣，在危機中國際社會地位迅速上升，成為決定歐盟命運的國家。而這一切則要歸功於十年前進行的痛苦、甚至有些超前的改革。這些改革可歸於一句話：大幅減少醫療、養老金和失業補貼方面的開支。其具體做法包括：延長退休年齡至67歲、養老金繳納比例由19.5%提高22%、領取失業金的時間從32個月一下砍到12個月（55歲以下失業者）、免費醫療改為每人負擔10%並每次交納10歐元的診費、非處方藥完全個人承擔等。今天的德國，有五分之一的勞動人口每月收入僅五百歐元（法國最低工資為1200歐元左右）而不得不從事多份工作。

    在一個民主國家，實行這樣的改革完全是純粹的政治自殺，這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氣和犧牲精神。當時甚至施羅德政黨內部都出現大規模**潮，其引發的全國抗議浪潮最終導致施羅德的下台。但令人可敬的是，隨後上台的默克爾夫人依然繼續了施羅德的改革措施，從而事實上挽救了德國，而且成為支撐歐元區的唯一力量。

    而同一時期的日本，雖然首相是被認為二十一世紀以來最出色的小泉純一郎，雖然已經陷入危機十多年，卻又是如何表現的呢？作為二戰結束後日本在位時間第三長的首相，小泉純一郎卻是六年六次參拜靖國神社（默克爾是七年六訪中國），尤其是最後一次竟然選在8月15日二戰結束日，挑釁意味十足。這自然引發亞洲各國特別是中、韓、朝三國的強烈抗議，導致日本和東亞各國關係急劇惡化。要知道，這一時期的日本經濟之所以略有復甦，主要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拉動。小泉之所以如此挑釁中國，是因為以他為核心的政治精英認為中國的崛起不會成功。他大概根本不會想到，他下台後僅僅五年，中國就取代了日本占據近半個世紀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寶座。對未來如此缺乏判斷力的政治精英，又怎麼可能把日本帶向正確的發展道路？不過，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精英。2011年的皮尤全球態度調查項目（Pew Global AttitudesProject）顯示，只有日本人深信美國的實力將持久不衰，所調查的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都認為，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強國。從2009年到2011年，一直有59%到60%的日本人相信，“中國永遠不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強國”。同時期，在受調查的幾乎其他所有國家，這個比例都跌至低於50%。看來，大多數日本人拒絕面對世界其他人——包括美國人——所看到的大勢。

    日本在釣魚島的挑釁（以及同時和韓國、俄羅斯發生爭端）固然愚蠢和令中國人憤怒，政治精英的無能對亞洲未來和全球經濟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感，卻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除了日本國力加速衰退有利於中日兩國的國力對比（領土爭端最終還是要靠實力來解決的），更令處於改革攻堅階段、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中國凝聚起來，從而為贏得挑戰創造內部條件。不僅如此，日本在釣魚島的挑釁也給了兩岸三地攜手的良機：增強了命運一體感，產生共同的歷史記憶，最終將成為中國完全統一的催化劑。對外，由於日本和韓國的爭端，令其和中國接近，在美國苦心建立的、針對中國的東亞包圍圈打開一個缺口。日本和俄羅斯的衝突也同樣起到加強中俄同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在俄羅斯贏得和日本的能源競爭。

    日本進入近代以來，曾兩度崛起，但都是“半截”崛起：初期往往決策精準、行動果斷，後期則走向反面，最終喪失前期崛起的成果。這大概就是日本文明的宿命。德國統一以來，也是兩度崛起失敗，但事不過三，德國這一次顯然吸取了教訓，不僅抓住歷史機遇以和平的方式再度實行統一，更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美譽度甚高的國家。本來有德國這樣的前車之鑑，一向以擅長學習和模仿外來文明的日本不難走出當前的困境。只是一個連自己的教訓都汲取不了的國家，怎麼可能借鑑得了他國的經驗呢？顯然，日本再次淡出歷史舞台的那一刻已經不遠了。

    日本由於制度、國民性等原因，在可預見的歷史周期內，將一而再地製造事端和衝突。也將成為東亞動盪的策源地。但由於現行憲法、國力的衰退和美國的制約因素，日本的挑釁最多只能是“茶壺中的風暴”。不太可能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衝突。東亞在十至二十年間將在對立中建立不穩定的平衡。等到中國崛起完成，中日兩國實力完全逆轉，日本喪失製造事端的意志和能力，東亞將迎來長期的和平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