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二十一期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編者的話： “殺頭我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把我養起來。”說這話的江青像個悲劇中的角色，她談論的正是她的將來。

但是，明明已大禍臨頭，卻不知為何還在那裡做白日夢。她撇下臨終的毛到虎頭山去逍遙自在，並且在小靳莊大談其母系社會，似乎登基之事就在眼前……對於即將到來的局面，她既無知，亦無能，對權術一竅不通，白白跟了毛大半輩子，除了學了點毛體字，並無寸進，骨子裡還是那個混跡於十里洋場的女憤青。對此，毛心知肚明，說“她不代表我”，並敲打她“人貴有自知之明”，而她卻毫無所悟，甚至在毛死後還說“我並不是靠着主席吃飯的……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樣靠死人活着。”——竟然想掙脫毛自立門戶！此刻，她全然沒有覺察四周的羅網已經收緊，而毛的巨大的身影已經不再，使她失去了最後的屏障。事態順着致命斜坡向下滑去，一直滑向谷底。而這一切，同樣是在毛的名義下進行的，叫做“繼承遺志”。

令人驚異的，倒是一向桀驁不馴的江青在被抓捕和地下關押期間的馴服。她沒有進行抵抗，就完成了從主子到囚犯的改造過程，身體和精神上的病狀消失，成了一個“正常的人”。這讓人想起“解放後”對溥儀、“戰犯”和知識分子的改造，似乎暗示了一條對所有人都有效的解脫之路。

馬曉先女士見證了這一過程。正如她照看的對象從主人變為囚犯，她的身份也從護士變為看守。無論彼此，相似的困境在於，都處在一種囚禁的不自由的關係之中，所謂“他人即地獄”。而這種關係的翻轉，也不能使雙方解脫。

當雙方的角色剛剛轉換的時候，和全國人民一樣，馬女士覺得這是“第二次解放”。那麼第一次解放呢？想必是一九四九年那次，看來解放不是一次性的。不過這“第二次解放”是從原先的解放者的壓迫下獲得的。這種多次的解放很多中國人都經歷過。

所謂解放就是“翻身作主人”，就是把原來的主人壓在身下。然後這一邏輯又被延伸至其他人和“新主人”的身上，於是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解放。其實，按老祖宗的原意，解放就是把人從主奴、看守與囚徒的關係及其一次次的翻轉中徹底解脫出來。而這是江青之類數典忘祖的“主義者”們所不了解的。在他們的想象中，要麼就是壓迫，要麼就是被壓迫，二者必居其一，你死我活，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這種想法造就了他們無法擺脫的現實：不是人上人，就是階下囚，所以江青說：“修正主義上台是會殺頭的。”不知悔改，也無力悔改，一條道走到黑，這就是江青和“主義者”們的悲劇。

江青有一條自信的底線：我不會犯路線錯誤（在法庭上她就是這樣自辯的）。殊不知她賴以安身立命的“路線”已隨毛而去，無論正確與錯誤，都當不得救命稻草。

保健護士談江青（下）

口述者：馬曉先，女，1944年生，1974-1976年任江青保健護士

採訪者：鄭仲兵、李宇鋒

參加者：楊銀祿、閻長貴、趙柳恩、周淑英

時間：2006年2月25日，11月18日

初到江青處的印象

李宇鋒（簡稱李）：您是江青最後一位護士，在江青那裡一直工作到她被隔離審查，還看了她一段，從服務到監護，這種角色轉換很有意思。現在就請你談談有關情況。

馬曉先（簡稱馬）：我們的工作是護理，做具體的事情，那麼我們所接觸到的，聽到的，看到的，就是單純的日常生活中的這點事，至於我們說出來說明它是什麼問題，我們不做結論，由每個人自己去推測和思考。

楊銀祿（簡稱楊）：關於護士工作這一塊，小周（周淑英）、小趙（趙柳恩）都談過，她們走了之後的部分請小馬你細緻地談一談。

馬：就像前面她倆說的，我們這些護士跟別的護士不一樣，什麼都管，超出了一般護士或一般保健護士工作的範圍。

我想起來剛進十樓時候的那種感覺。感覺什麼？就像在電影裡一樣：她起床，打鈴。一聽到鈴聲，護士就趕緊給她靜悄悄地遞杯子漱口，遞體溫表量體溫，服務員就趕緊送開水，秘書就趕緊準備辦公的文件，廚師就趕緊準備飯菜……就這一套吧，只要這鈴聲一響，十樓的人員整體地就動起來了。我當時的印象挺深，就像過去貴族大家庭的那種感覺。但是後來慢慢就感覺到這份工作不好做，氣氛不太好。

當然，我覺得這裡的工作人員都挺好，互相配合，特別默契。我主要是接小趙的班，交接班特別細。實際上，大事真的不多，但是細小的事特別多，而且往往出事還都出在這些細小的事上，這些事可能在別處不算什麼，但是一到這兒真是可以上綱上線成為政治性的問題。而且我在的那段跟她們在的時候還有些不同，小周她們在的時候生活護理工作可能更多一些，我在這段感覺生活護理上沒有特別苛刻的那些了，比如起床要抱起來在底下塞個羊毛靠墊然後再躺下的程序，我沒有經過。我們基本上就是把她的衣服準備好，她起的時候我們幫她穿。

趙柳恩（簡稱趙）：別的呢？

馬：其它的都一樣的。報天氣也是一樣，我們在她出門之前也要點根香，看看風向，到後來我們就在樓上弄一面小紅旗，看風向。但是就這樣有時也不準確，有時我們看着是東南風，等她出來的時候壞了，風向變了，她一出來又有汗了這就壞了，這就成了大問題。

在這兒工作，汪東興給我交代的就是：你只要組織上服從，把工作做好，不要多跟你們保健處領導匯報，也不要多給家裡打電話，不要跟家裡說，給單位領導也不要寫條子，有事就直接找我和張耀祠。

在她的工作人員當中，我算是比較順的。我沒有什麼過多的想法，你讓我在這兒我就在，你不願意讓我在這兒我就走，隨時可以。另外我來這兒之前有個思想準備，知道這兒工作難做。因為那時我已經照顧了李訥一年多，從李訥懷孕之前那次發燒我就管她，包括她懷孕以後整個孕期的護理、用藥，還有產前的準備，這些都是我給照顧的。產後的恢復期，吃中藥的調理，都是由我來護理的，直到孩子出生以後她請了阿姨，有三四個月後我才離開。

從李訥那兒出來以後沒多久，由我們的處長陪着（陪我去的還有張敏，她是服務處的服務員），汪主任找我談了一次話，要我到江青那兒工作。我不願意，說我愛人得了急性肝炎，全身都是黃的，真不適合到那兒去，要傳染上這個責任怎麼負啊？不要說我了，你組織上也得負責任啊！汪主任一聽也有點害怕了：“那就算了，算了，我再找吧。”過了一個多禮拜，他又把我叫去了（這次陪我去的是傅成舟，他是我們的副主任），說你還就得去，她的條件：第一護士要科班出身的，第二要脾氣好的，再就最好生過孩子的（因為對孩子要有耐心啊，對她照顧也得有耐心）。汪說你挺符合這些條件的。我說如果要我去朱老總那兒李先念那兒或董老那兒我都沒問題，我都願意去，但真不願意去她那兒，因為我聽李訥說過她媽媽的一些情況。汪東興說：“現在就需要你去她那兒。”我還在那兒嘀嘀咕咕呢，汪特別生氣：“你還是不是共產黨員？”我說是。“你是共產黨員不服從組織分配？”我說我服從是服從，可思想上不通啊。他說：“你思想上不通沒關係，只要組織上服從就行。”

趙：讓你到她那兒去，汪還在我們那兒說過這麼一句話：“不像話，娘倆個人搶一個護士！”江青說要把你弄來，但女兒又不願意放，她們娘倆就鬧起來了。

馬：當時我沒辦法，就去了。第一印象我的記憶很平淡了，就是和她見個面，我介紹一下自己的情況，好像沒說別的，連手都沒握。

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第一次給她送藥的情形。當時她正在大會堂開會，到了吃藥的時間，我就進去了，說：江青同志，該吃藥了。因為是第一次，她特別警惕，藥含在嘴裡，一邊看表，發覺提前了一兩分鐘，噗！就把藥吐了。她嚴厲地說：時間沒到！我楞了：不就差一兩分鐘嗎？吃下去不就到了？可當着那麼多中央領導，我也不敢說什麼，也不敢站在那裡，只好趕緊出去，心裡又委屈又緊張。再拿了藥，轉身又送進去，說“江青同志，吃藥的時間到了”。這次她吃了。我當時感覺這裡的工作簡直太難了。